继《合同法》之后，物权法、民法典的制定成为我国今后民事立法的目标。当前，有学者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纲已经提出。然而，面对我国民商事立法的现状，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须对民法与商法的立法模式进行严谨的理论梳理、论证和整体立法规划，否则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会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反而会反映出我国民商法学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负了新时一、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与立法实践回顾“如果将民商关系立法体例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则该范畴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对参照系统，事实地仅以大陆法系近代以来的立法为限。”(注：高在敏著：《商法的理念与理念的商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大陆法系各国关于民商事的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体例，即民商合一体例与民商分立体例。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之中，或以单行法规颁行之体例”，(注：有学者认为，在法源形式上除无商法典外，既有民法典，同时又有大量商事单行法的立法体例为“分”、“合”折衷体制，其与民商合一体制不同，参见上书，第114页。)此以瑞士、俄罗斯为代表。(注：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所谓民商分立体制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注：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此体例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由于传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民法与商法，因而我国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在清末修律时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国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经过两次商法大会的召开，最终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致流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体例问题也无从作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商法学的研究逐步复兴，尤其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确立以后，民商法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又投以了关注。其中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依据的理由大致有：1.现在社会已不存在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事活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般民事活动，区分民法与商法实无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国和德国，由于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商法典的内容，其商法典已经支离破碎，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商合一已成为发展趋势。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也难以确立划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的严格界限，民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法的含义得以丰富与扩充。5.主张民商分立将会使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得以继续。6.主张民商分立不利于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统一规范。7.主张民商分立制定单独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律实务、理论观念和法律文化传统上都不具备响应的条件，故不可取。(注：以上内容参见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魏振瀛、钱强波：“市场经济与民法观念”，《中外法学》，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偶有个别学者主张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页。)其所依据的理由概括如下：1.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进程看，民商分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立法模式。
2.从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来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于民法与商法的发展，从而能早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
3.从商法的性质、商事交易关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征及民商分立法体例的历史和发展看，应采民商分立立法体例。
4.“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最有利于表现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区别，并在立法形式上真实的再现民商法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而作到了形式与实际的统一。
5.“民商分立”不仅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经营活动的规律、特点在理性基础上更深刻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法律技术和方法完善的标志之一。
6.商品经济关系的形成是商法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商品经济的独立存在和发展，则是构成独立商法体系的客观基础。(注：以上内容参见如下论文：黄榕森：
“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刘凯湘：“论商法的性质、依据和特征”，《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国商法的立法形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研究现状反思(一)民商立法体例并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民商立法体例问题至少涉及如下重要问题： 1.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是民商立法体例的深层次逻辑问题。民法与商法同源，即其两者均根源于商品经济，但却不同体，两者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追求的价值取向、具体的法律制度、立法技术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认识直接影响着对民商立法体例所持有的主张，对此已有学者注意到，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点。(注：见刘凯湘、徐学鹿文。)今后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应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2.经济、政治体制问题。民法是简单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具体制度体现出浓厚的家庭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而商法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当商品经济关系达到比较发达或相当发达的程度时才具备了酝酿独立商法的温床)，因而商法的具体制度体现出追求效率、营利的价值取向。在建立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体例问题必然要以促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核心导向(如为市场经济塑造合格的市场主体，引导、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并进而推动以适应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政治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体制的彻头彻尾的根本性转变，也就是说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与我国经济政治转型有互动作用。可见，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问题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有重大关系。 3.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近几年现代“新儒家”、本土资源论(后现代)、“现代化”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涉及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会体现在法学的研究中。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问题正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课题在民法学研究中的反映。对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轻商抑商的法律文化传统，商人无应有的社会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规则及应有的秩序更是无从形成，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很明显，选择民商合一的体制(包括有学者所称的“合一折衷”的体制)，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均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这对市场经济所需求的商事主体的形成不能说是促动，甚至还可能是阻碍。相反，选择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能够从制度上促动轻商抑商的法律传统文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人们的法律意识、观念由表层向深层推进的流变过程，此乃民商法现代化的外源性模式。(注：公丕翔：《法制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二)民商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在研究过程中，除阶级分析的方法外，法学家只能也必须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采用，为我国的立法、司法及执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论、基本知识的清楚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生活的需求与我国的法制状况。但正如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言：“实证主义把法律同心理、伦理、经济、社会等基础切割开来的趋势，则使我们对法律制度所能达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产生了一定的误识”，(注：[美]e·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实证主义有其只注重实证研究，如注重具体制度研究和法条解释，不重价值思考的天生弊端，而这是民法学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碍，因为“一个好的部门法学家，都因该具有法哲学的思维”(注：朱景文：“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讨论会纪要”，《法商研究》，2000年，第114页。)而“民法法系对于哲学影响则格外开放”。(注：[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们当代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取得了从无到有的成果，又使得我国的民商法研究迄今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对罗马法及罗马法以来的外国民法制度、旧中国民法制度及其理论学说的阐释和评注上面。(注：徐元州：“论民法的革命”，
《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38页。)这在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问题上则表现为，在总体上不能突破清末与国民党时期的研究成果，(注：徐学鹿：“论我国商法的现代化”，《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第39页。)这种现象发人深省。三、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民商分立(一)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论民商分立的必要性“王海”现象自1995年出现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法学界对“王海”现象的论争并没有定论，司法机关的判决也个案迥异。对“王海类人”的定性，是司法判决的前提。如果依照有文章所倡的对“不以生活消费需要为目的，或根本就不购买、使用商品的人同样是消费者”(注：邓鹤：“王海现象的再分析”，《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第31页。)的说法，“王海类人”属消费者，其当然能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救济。作为民事主体的消费者仅承担过错责任，而作为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商事主体则应承担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但是应当看到，“王海类人”，知假买假——诉至法院——获得加倍赔偿的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营利行为，如果其长期以此为业，则与以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接受服务为目的的消费者这一民事主体显然有别，故将其作为民事主体的消费者明显不妥。其所实施行为的营利性，与商人的营利行为无异。如将之视为商人，则不能再以消法保护其权利，而且其还应当依法与其他商人如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一样承担其相应的商事义务，如承担严格责任。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会导致以打假获利为常业的“王海类人”与其他商人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以致扰乱稳定、公平的竞争秩序。事件的发展最终也如此，1996年末，王海与中国青年报社合作注册成立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以公司商法人的主体资格从事打假查假方面的调查和咨询服务。从上述对“王海类人”的分析定性中，可以看出，依我们朴素的生活常理，对作为消费者——民事主体，与作为以获赔营利为业的“消费者”——商事主体依法应给予不同的调整。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基于朴素的生活常理而得出的认识反映了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及原则上各自的特性及相互间的差异性。对消费者——民事主体在购买消费品这一民事活动中民事权利的保护应依据民法，对之应采取民法的调整方法，即尊重消费者的民事权利和意思自由，追究不法当事人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而对以获赔营利为业的“消费者”，对这种营利性活动，应遵循营业维持、使商事交易迅捷安全等原则，并以强制主义、外观主义、公示主义及严格主义的调整方法对之加以调整，通过对“王海”现象这一现实生活中实证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及贯彻的原则方面却有不同。不同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使得他们不能互相取代。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0610664538.html, 我国地方立法公众参与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韩雯薇 来源：《青年时代》2020年第08期 摘要：随着立法权由较大的市扩展至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乱象”也随之增多。为减少因立法权限认识错误与立法经验缺乏等原因导致的各种“地方立法乱象”，有效途径之一便是在地方立法活动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公众参与不仅是公民政治参与地方立法这一特定领域的重要体现，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地方立法行为、推动着地方立法实施。因此，在理性认识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工作的优势与局限的前提下，应克服地方立法信息公开的“形式化”、公众参与积极性低下、缺乏公众参与程序规范保障等不足。规范地方立法信息公开活动、调动公众对地方立法参与的积极性、细化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规程显得极为重要。只有科学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公众对地方立法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需求。 关键词：地方立法;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程序保障 一、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现状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思想开放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这样一个课题在各地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存在着很大差异。相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对于地方公众参与立法机制的建设更为完善，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如北京市、广州市两个地区的立法机关对于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相对完整，意见征集方式较为方便、丰富，重视公众的意见反馈。虽然杭州市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超银川市，但是银川市政府对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机制建设领先于杭州市。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衡量地方公众参与建设的唯一标准，地区重视程度也有很大关系。相对于人大及其常委来说，地方政府对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建设更为重视，不管是在网站建设方面，还是在公布内容与公众体验方面（就个人而言的搜索便利度）都是政府更有优势。也有例外，如景德镇的人大官网地方立法板块较景德镇政府官网立法板块要完善很多。经济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远远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不论地区，公众意见更多集中在与直观上与日常生活更为密切的领域。北京市几乎每一个草案的公布都有公众参与，但银川市公众参与热情低许多。同时，不论是北京市或者银川市，公众对环境、安全等领域立法的关注均较低。 二、地方立法公众参与机制的不足 （一）地方立法信息公开的“形式化” 地方立法信息公开的实效性是指社会公众真正从信息公开制度中获取了及时、完整的立法信息。但现实中存在的地方立法信息公开内容的混乱与残缺，立法信息公开方式与公民接收信息方式的错位两大问题，导致地方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只在形式上发挥作用。原则上，公开立法
遇到保险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 问>>https://www.doczj.com/doc/0610664538.html, 浅谈《证券法》对《刑法》的补充与发展 ? ?通过对《证券法》与《刑法》的比较研究，指出《证券法》对《刑法》的补充和发展。《证券法》对三个证券犯罪增加了 犯罪的客观方面，对二个证券犯罪扩大了犯罪的主体范围，并 提出了三个新的证券犯罪概念。作者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关于证 券犯罪的立法完善的问题。 「关键词」证券法刑法证券犯罪补充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颁布在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颁布在后。 《刑法》对于证券犯罪的规定的确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从内容 上来审视，《证券法》对《刑法》有关证券犯罪部分作了补充 和发展。 一、《证券法》对三个罪增加了犯罪的客观方面 根据《证券法》对“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擅自发行
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表述，说明《证券法》对这三个罪增加了犯罪的客观方面。 与《刑法》第174条第1款规定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相对应，《证券法》第178条、第179条规定的“非法开设证券交易场所”和“未经批准并领取业务许可证，擅自设立证券公司经营证券业务的”，构成犯罪的，只能依照《刑法》第174条第1款的规定，认定为“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对此，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持此说。〔1〕但是，对于“非法开设证券交易场所”和“未经批准并领取业务许可证，擅自设立证券公司经营证券业务”的行为，在《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因此，笔者认为，这是《证券法》增加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客观方面。这是因为，上述两种行为实质上都属于“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时，《刑法》第174条第1款规定的是“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而证券机构设立的批准权已经移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而设立，但是“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如仍然适用《刑法》的规定仍构成犯罪，这于法理不符。对于上述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99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3条已以吸收了《证券法》第117条的规定，即“设立证券公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未经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选择 民主政治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必须有规范政府行为的行政程序法。我国目前行政程序法的状况怎样？如何加强、完善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应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法体模式以及建立哪些基本制度？本文作者就这些问题阐述了有关看法和主张。 一、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现状 我国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条例》、《行政监察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规范政府行为、控制滥用权力、保护公民权益的行政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使我国向法治国家的道路迈出了一大步。 我国行政法的立法虽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相对于我国经济、民事和刑事立法来说，仍落后不少，相对于世界法制发达国家的行政法立法来说，更是存在着差距。这种落后和差距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很不发展，不仅缺少全国的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而且很少单行的专门行政程序法律文件，行政程序的规定仅散见于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之中。这些规定很不集中，很不统一。而且有的法律、法规有相应的行政程序规范，有的法律、法规则仅有行政实体规范而完全没有任何行政程序规范。在现行几百上千件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文件中，较集中规定了行政程序的法律文件仅有下述几件：（1）1987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2）1987年4月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3）1988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4）1990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法规、规章备案规定》；（5）1990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行政监察条例》；（6）1992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7）199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订）；（8）1994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行政复议条例》（修订）。 分析我国整个现行行政立法和上述载有有关行政程序规范的各项法律文件，可以发现，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特别是行政程序立法，存在着下述问题：（一）重实体，轻程序。 现行行政立法多只注重解决行政管理的实体问题如行政机关的权限、职责，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行政行为的条件、标准等；而忽视对相应管理行为的
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 学习导航 通过学习本课程，你将能够： ●学会认清问题； ●懂得运用4W2H方法思考问题； ●知道有效进行决策； ●掌握对正确思维模式的运用。 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 陈宝光 人们在思考、学习问题分析与解决时，有一个思维技术模型（如图1所示），包括四个步骤：第一步，状况分析；第二步，问题分析；第三步，方案决策；第四步，应变措施。这四个环节的核心和关键环节是思维的高度以及是否有创新思维，因此解决问题思维的模式非常重要。 图1 思维技术全图 一、认清问题 1.职业经理人提出的问题
职业经理人经常提出的问题主要有十八个： 第一，产能分析如何准确； 第二，流程标准是否合理； 第三，产品质量不稳定； 第四，管理制度不健全； 第五，执行力问题； 第六，员工不服从安排； 第七，生产交期延迟； 第八，员工素质如何提升； 第九，客户如何不流失； 第十，生产中人员流失； 第十一，执行力差； 第十二，工艺问题； 第十三，过程控制问题； 第十四，技术问题书面化； 第十五，供应商供货不及时； 第十六，销售售后服务； 第十七，有制度但执行难； 第十八，员工的工资得不到改善。 事实上，以上的问题并不真正的在“提问题”，而是在“丢问题”，把问题丢给别人。这样的管理者很难与上司有非常好的沟通，也很难管理好下属，因为其只是在提表象问题，没有诠释问题。 2.认识问题 当实际状况与标准或期望值发生差距时，即遇到了问题。问题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 问题发生的过程 问题发生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目标与现状的差距，二是时空影响。 对于问题发生的过程，概括来说，可分为四种类型： 超过预期。即实际状况超出了期望。比如，在农产品中，原本姜的行情是10元/公斤，现在有人以20元/公斤的价格向农民购买，此时农民不会为有人愿意出高价而高兴不已，反而在思考，姜现在可以卖到20元/公斤，为什么自己不知道？是不是被中间商剥削了？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是目标的过程超过了预期。 未达进度。比如，一件工作的作业流程最少需要花三天的时间完成，加上一天的弹性时间，总共需要四天的标准范围。有一次同样的工作却花了六天，这种进度严重落后的现象就是一种问题。
刑法学博士论文题目 1. 关于完善我国刑法中立功制度的构想 2.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3. “入世”后我国商标犯罪的立法完善 4. 互联网金融的法律分析优先出版 5.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贿赂罪之比较研究 6. 论改革和完善收容教养制度 7. 日本与德意志刑法和刑法学--现状与未来之展望 8. 共同犯罪的正犯、帮助犯理论的反思与批评 9. 对精神障碍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问题的再认识 10. 网络安全与平台服务商的刑事责任 11. 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 12. 论侵犯着作权罪 13.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 14. 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完善 15. 内幕交易罪研究 16. 浅析高校诈骗案 17. 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研究 18. 关于职务犯罪的特征及预防 19. 行贿犯罪案件分析与预防对策 20. 论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 21. 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犯罪成因分析及其预防 22. “具身认知”对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启示
1. 共同过失犯罪应成立共同犯罪 2. 从食品安全法实施中看刑事责任的完善 3. 论应权利人同意之行为--被害人同意理论的重构 4. 反思与重构:犯罪客体新论 5.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侵犯商业秘密罪 6.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7. 竞技体育暴力行为的刑法解读 8. “诉讼诈骗”定性研究--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9.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刑事一体化的分析进路 10. 《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协调研究 11. 加强行政法与刑法交叉领域研究的必要性 12. 环境犯罪的刑法现状及其改进 13. 袭警行为刑法规制之比较研究 14. 犯罪化原则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15. TRIPS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立法完善 16. 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17. 从社会学角度看上海流动青少年犯罪 1.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理研析 2. 论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3. 不同身份者实施的共同犯罪定性之研析 4. 伤害胎儿行为之定性探究 5. 聚众淫乱罪的合宪性分析--以制度性保障理论为视角 6. 废除死刑的理论预期与保留死刑的现实必然--论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 7. 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研究 8. 诉讼证明的困境与金融诈骗罪之重构
继《合同法》之后，物权法、民法典的制定成为我国今后民事立法的目标。当前，有学者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纲已经提出。然而，面对我国民商事立法的现状，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须对民法与商法的立法模式进行严谨的理论梳理、论证和整体立法规划，否则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会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反而会反映出我国民商法学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负了新时一、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与立法实践回顾“如果将民商关系立法体例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则该范畴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对参照系统，事实地仅以大陆法系近代以来的立法为限。”(注：高在敏著：《商法的理念与理念的商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大陆法系各国关于民商事的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体例，即民商合一体例与民商分立体例。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之中，或以单行法规颁行之体例”，(注：有学者认为，在法源形式上除无商法典外，既有民法典，同时又有大量商事单行法的立法体例为“分”、“合”折衷体制，其与民商合一体制不同，参见上书，第114页。)此以瑞士、俄罗斯为代表。(注：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所谓民商分立体制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注：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此体例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由于传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民法与商法，因而我国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在清末修律时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国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经过两次商法大会的召开，最终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致流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体例问题也无从作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商法学的研究逐步复兴，尤其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确立以后，民商法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又投以了关注。其中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依据的理由大致有：1.现在社会已不存在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事活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般民事活动，区分民法与商法实无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国和德国，由于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商法典的内容，其商法典已经支离破碎，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商合一已成为发展趋势。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也难以确立划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的严格界限，民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法的含义得以丰富与扩充。5.主张民商分立将会使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得以继续。6.主张民商分立不利于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统一规范。7.主张民商分立制定单独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律实务、理论观念和法律文化传统上都不具备响应的条件，故不可取。(注：以上内容参见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魏振瀛、钱强波：“市场经济与民法观念”，《中外法学》，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偶有个别学者主张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页。)其所依据的理由概括如下：1.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进程看，民商分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立法模式。 2.从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来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于民法与商法的发展，从而能早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 3.从商法的性质、商事交易关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征及民商分立法体例的历史和发展看，应采民商分立立法体例。 4.“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最有利于表现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区别，并在立法形式上真实的再现民商法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而作到了形式与实际的统一。 5.“民商分立”不仅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经营活动的规律、特点在理性基础上更深刻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法律技术和方法完善的标志之一。 6.商品经济关系的形成是商法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商品经济的独立存在和发展，则是构成独立商法体系的客观基础。(注：以上内容参见如下论文：黄榕森：
理论思考与模式选择(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人们对住宅的选择开始从解决住房基本需要转向追求舒适的居住环境，亲近大自然、追求清洁安静的住宅环境是这一时期住宅选择的方向，这也是郊区住宅大量出现的根本原因。我国住宅郊区化以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南京等城市发展最快。从这些城市来看，目前的郊区住宅主要有这样三种类型：一是政府为照顾低收入者而兴建的经济适用房；二是大型成片社区，主要是面对城市高级白领；三是高档别墅，居住者常是城市或当地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小群体。这三种住宅以大都市不同阶层居民作为主要客源，都比较好地利用了郊区土地成本低、环境优美的优势，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这些郊区化住宅又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城市居住空间组织模式的发展 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组织模式的原型来自邻里单位模式。邻里单位是由美国建筑师佩里（C·Perry）于1929年提出的居住空间组织方式。它以一个小学的合理规划为基础控制邻里单位的人口规模（大约居住1000户），以四周的交通道路为边界，形成不被外界交通穿越的、内设必要公用设施的、日照通风景观条件良好的居住空间。邻里单位模式产生于以功能主义思潮的背景下，与功能主义等级化城市具有同构关系，邻里单位模式的确立为等级化的城市组织结构提供了基础。邻里单位模式的出现，改变了工业革命后住宅街坊中的拥挤、恶劣的居住环境，并以新的居住模式对应汽车交通时代的客观条件，其在当时的进步意义是不可忽略的。斯坦因的雷德朋街坊模式、苏联的居住小区模式是邻里单位模式的典型代表。 不论是20世纪50年代完整模仿邻里单位以及苏联的居住街坊模式，还是60年代基于邻里单位模式发展起来的居住小区规划理论，抑或6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试点小区的推行和成熟，居住空间逐步形成“小区-组团-院落”的三级组织结构以及通过对三级结构的改良形成的“小区-院落”的二级组织结构，居住空间的组织模式本身并没有脱离邻里单位模式的基本原则和组织方式，即以一个小学的服务人口限定居住空间的人口规模，以公共设施服务半径限定居住空间的用地规模，小区内只容纳单一的居住功能；小区内呈等级化的组织结构等。居住小区模式正借目前大规模住宅建设的东风在中国城市中被普遍使用着。 邻里单位模式及以之为原型的小区模式，都是在住宅匮乏、需要大量建设的背景下形成并成熟的。小区模式简化了居住空间的组织要素，抽取了组织结构中最有效的表象成分，而忽略或舍弃了与人的居住生活对应的含混复杂的内在机理，在大量住宅建设时这一做法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但当社会从满足量的需求发展转变为提高质的水平时，这种简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就鲜明地显现出来。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不断反思功能主义城市规划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背景下产生的诸多理念，并进而倡导以社区理论取代邻里单位模式作为居住空间塑造的理论依据。社区理论建立在社会科学领域成果的基础上，它强调社会整体关怀，把居住置于社会网络的整体中。社区理论把人与居住的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并强调人的主体性，重视人的生活与物质环境的对应，追求多层次的物质环境与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复合，激发居住者对居住环境的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以小区的服务半径设定规模、以交通干道划分空间范围的方式，被从人的认知范围和规模划分范围的方式所代替。居住空间在组织结构上不再继续沿袭邻里单位的树形结构，而试图使居住空间与丰富多样的具有网络结构的邻里生活相适应，向多功能复合的空间回归，对居住空间中人的认知、参与、创造能力及居住空间的秩序、意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工作、居住、交通、游憩等各项职能空间不再被机械地割裂，尤其在进入信息时代后，劳动密集型生产被高科技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所代替，为城市生产、生活、居住的空间融合奠定了物质基础，居住空间内允许与其他城市职能混合布局。至此，居住空间的构建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国外大城市中出现了混合居住区、居住综合体、整体式小区等，在居住空间中融入了多种城市职能，比如办公、小型工业、多种服务设施等，同时将多种功能进行了立体化组织。
关于商业模式的思考 平台商业模式指连接两个或更多特定群体，为他们提供互动机制，满足所有群体的需求，并巧妙的从中赢利的商业模式。 平台连接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弯曲了原本垂直的价值链条。多样化的供给正巧与多元化的需求匹配起来。许多平台企业无须进行自我研发和囤积产品。他们不需要拓展自己的生产力，仅需将多边不同群体的供给和需求拉拢起来并对其进行投资，建立一个相当于互动媒介的体系，以达成赢利的目标。 可能大家靠定义并不能理解“平台模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笔者通过三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陈佩斯、冯小刚和赵本山，来加以解释说明。 这三个人的艺术水平，我们不作出评价，但是仅仅由于各自的商业模式不同，导致运营结果差异巨大。 众所周知，赵本山本人是一个二人转的演员，2001年，他看了一个二人转的电视节目后，他对他的徒弟们说，二人转这个项目有可能做大。 如果与陈佩斯一样，赵本山应该怎么做呢？赵本山应该上台开始表演二人转，如果是这样的话，赵本山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两三百万人民币而已。 任何的投资人或者是创业者，如果本人的定位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这样的企业能做大的可能性极少，创业者或者投资人，必须把自己从技术的角色跳出来，成为一个经营者，企业或者项目才有可能做大。 从第一天开始做二人转的时候，赵本山就没有想过自己再上二人转舞台。2001年赵本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搞了一个“本山杯”二人转大赛。 在做平台方面，有的人用硬件做平台，比如说苹果；有的人用软件做平台，比如说微软，而赵本山用的什么？赵本山用自己的品牌做了一个平台。
东北大量的二人转演员，都到这个平台来比赛，比赛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评完之后，赵本山说我要开门收徒。 大家想想，如果要做一个项目，你要找到这个项目相关的人才，你该怎么去找？是不是很多人想到的都是高薪去诚聘人才，花高价把人才挖过来。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大家不妨学学赵本山笼络人才的方法。赵本山怎么笼络人才的？赵本山是让人才过来给他当徒弟。 赵本山收徒弟的仪式非常庄重，所有向赵本山拜师的的人整齐着装，然后跪在地上，一个头比一个头磕的还要响，然后给老师递上茶水，赵本山喝了茶水之后，然后给徒弟一个礼物，那个礼物是一块大的石头，这个石头据说价值上万，上面刻着金光闪闪四个大字，叫做国法家规。 如果你是花大价钱把人才请来会是什么情况呢？花高薪把他请来，是不是还得供着他？给他高工资高待遇？ 而赵本山把人才吸引来了，给他当徒弟，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方式，显然赵本山的方式成本更低，管理会更简单。这是典型的平台模式。赵本山招了这么多的演员过来，这些演员演的越开心，赵本山就越挣钱，他演的越好，赵本山就越挣钱。因此，总结两句话，第一句话，所有的英雄都需要一个舞台，第二句话是所有的企业都需要一个平台。 你会发现，在平台上，经常是外行人赚内行人的钱。你会发现，做本行的人很多都挣不了这个钱。 谁赚了外贸的钱？是阿里巴巴赚了外贸的钱，但阿里巴巴本身不做外贸；百度本
刑事立法技术若干问题初探──兼论刑事立法中总则与分则、普通法与 特殊法、列举与归纳关系问题(一) 摘要： 过去，我国刑法学和立法学研究很少涉及刑事立法技术问题，偶尔涉及也仅限于对罪状表述方式的分析。这样造成我国刑事立法技术上的缺陷，刑事立法技术问题亟待加强研究。本文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对刑法中总则与分则、普通法与特殊法、列举与归纳关系问题加以探讨，总则规定的内容具有共性，它指导着分则内容的正确实施。分则规定的内容具有个性，它是总则内容的具体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总则的优点是能使法典结构简练，但也有不够明确的缺点；分则的优点是能使法典条文明确，但也有不够简练的缺点。为了使法典既简练又明确，刑法典采用总则、分则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总则、分则二者的关系遵循共性与个性关系的逻辑原理，使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在不违背总则的原则下，分则得特别规定优先适用。当然，如果分则没有特别规定的，应当以总则进行定罪处罚。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是面与点的关系，使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关系。一般来说，特殊法优于普通法适用，但是，特殊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普通法。普通法与特殊法互相配合，就严密了法网，提高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程度。列举法与归纳法这两种立法技术在刑事立法乃至整个立法活动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列举法简单明了，让人一目了然，但是不能穷尽。归纳法从大处着眼，覆盖范围广，但是往往不够明确。为了既严密法
网又明确规范，我们应用这两种立法技术时，应当注意列举要尽量穷尽，归纳要尽量让人明知。以求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技术，从而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执法统一以及公民理解和掌握法律。 关键词： 刑事立法技术罪刑法定总则分则普通法特殊法列举归纳 一、刑事立法技术的概念、范围及其意义 （一）概念 刑事立法技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是使立法技术科学统一、可行的基础。虽然刑事立法技术看起来只是一个有关法律内容科学表达的形式问题，但从执行和守法的角度看，它其实又是一个内容问题，立法技术的完善与否关系到罪刑事定、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实现。1] 一般来说，立法技术是指关于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规程和方法的总称。立法技术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立法技术指关于法律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形式、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的方法、法律的系统化以及法律条文的修辞、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达的规则等。广义的立法技术出了包括上述狭义立法技术范围之外，还包括：1、关于立法机关组织形式的规则，包括立法机关的产生、组织、职权、任期、会议形式等； 2、关于立法程序的规则，包括提出和讨论法律草案，通过和公布法律的形式等。 鉴于立法机关与组织形式的规则、立法程序的规则等问题是所有立法的共性问题，跟刑法内容不甚紧密，在此，我们仅就狭义的刑事立法
我国近代关于民商立法模式的三次论争 季立刚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上传时间:2006-10-23 原载于《法学》2006年第五期 【内容摘要】中国近代民商事立法基本上是在移植西方近代民商法的基础上完成的。西方国家在不同阶段的“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立法实践及理论争议，均影响了我国近代对民商立法模式的认识与选择。有关我国应如何选择民商立法模式的论争肇始于清末，展开于民初，终结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关键词】近代民商立法模式论争 一、清末关于民商立法模式的初次争论 1901年1月，清政府在内外危机中颁布变法令，提出“参酌西方政要”，以达“天下富强”。1902年3月，清政府发布上谕，提出“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1903年4月，清政府再次发布“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兹者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的上谕，[①] 拉开了我国近代民商事立法的序幕。1904年《钦定大清商律》颁布，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亦告完成。在清末民商事立法过程中，不仅引进西方民商法律的内容，更着眼于中国实际。 1905年，在陈武、刘泽熙所著《商法》中详细记载了关于民商关系的讨论：既分析了民商法的联系，也强调了二者的区别，是目前所见的最早专门讨论民商立法模式的论述。其基本观点是赞同“民商分立”。在民商关系上，他们认为：“民法者，商法之基础也。然民法与商法非主从关系，亦非本则与例外关系。商事虽由普通民事而生，而商法对于民法可云特别法，不得谓为例外法”。[②] 在“民商分立”的原因上，他们分析道：商法对于民法，实有独异之特质，商法有世界的倾向，其规定之大者，通世界各国渐趋于同，商法“应与民法分离，而各为一部”。 明确主张“民商合一”的是清政府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福诜。他于1907年奏请慎重私法编纂，并推荐日本法学博士梅谦次郎为起草员，明确提到编纂“民商合一”法典的主张，称：“中国编纂法典之期后于各国，而所采主义学说不妨集各国之大成，为民商法之合编。”[③] 甚至当时受聘起草商律的志田钾太郎也曾表示过对“民商分立”的反对。不过，志田钾太郎对于草拟《大清商律》解释道：“中国与外国立约，外国收回领事裁判权以中国有完全法典时为限”，“若有民法典而无商法典，则法典仍不完全，适足为外人之口实”，“故中国之不可无商法典，实政策上不得不然也。”[④] 但是，“民商合一”的法典编纂体例，遭到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首的要员反对。他们从在制定法律时应参酌西方成法的立场出发，认为“自法国于民法外特编商法法典，各国从而效之，均别商法于民法各自为编。诚以民法系关于私法之原则，一切人民均可适用；商法系关于商事之特例，惟商人始能适用。民法所不列者，如公司、保险、汇票、运送、海商等类，则特于商法中规定之。即民法所有而对于商人有须特别施行者，如商事保证契约利息等类，亦于商法中另行规定。凡所以保护商人之信用而补助商业之发达，皆非民法之所能从同，合编之说似未可行。”[⑤] 在沈家本的观点中，虽承认民商立法间的某种互通，更强调
学而思模式探讨及现状的思考 对于学而思，几乎所有北京的家长和培训行业都不会陌生。这是一家2003年起家，短短5年之便发展成为拥有1000多名优秀教师，5万在校学生，年利润超过3亿的培训集团。这是一家由80后组成的集团，北京学而思校长白云峰的年龄只有27/8岁；这是一家富有创新精神的集团，他们独特的网络平台、口碑营销模式及授课模式让无数传统培训公司自叹不如… 到底是什么成就了学而思今日的辉煌？学而思在企业运作上又有着那些过人之处？学而思模式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参考和反思？在学而思高速发展和繁荣的背后有存在着那些深层次的危机？让我们一起走入学而思，来探究学而思的秘密。 个人认为，学而思模式的成功可以概括总结为以下十一个方面：
一是先进独特的办学理念与办学目标； 二是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以及与之配套的完善的教师培养监督体系； 三是相对高效的公司组织架构和统一完善的流程执行体系； 四是一流的网络扩展平台和互动的口碑传播监督体系； 五是高屋建瓴的市场运作手法。 六是符合家长、学生心理和目标的行之有效的课程设定与安排； 七是拥有一流的学生生源； 八是课程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教学手法和效果上的领先； 九是学生考入一流中学、大学的比例人数要明显高出其它培训学校； 十是与之形成的良好向上的学而思外校园文化和竞争氛围； 十一是公司高层的人格魅力及良好的企业文化。 一、 先进的办学理念与办学目标； 在学而思的上我们可以发现学而思的办学理念是：“打造学习型团队，帮助员工进步和成长，员工与学校共同发展；不仅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人生激励、做人和思考。”让我们透过表象看本质，学而思的办学理念的根本在那里？ 早期的学而思文化中曾在“不仅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人生激励、做人和思考。”这一理念之后明确的提出过一个名词“精英教育”，那么什么是精英教育呢？简而言之就是“培优”。在2003年之前培训班给人更多的印象是“补习、补差”，只有学习成绩相对薄弱的同学才参加各种各样的
我国公众参与行政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发表时间：2018-05-28T11:47:18.013Z 来源：《基层建设》2018年第6期作者：刘鹏程 [导读] 摘要：行政立法作为我国立法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摘要：行政立法作为我国立法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公众参与行政立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对于提高我国立法质量，建设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所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国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当前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具体措施，以期这些完善措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公众；行政立法；价值功能；问题分析；完善措施 一、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涵义 所谓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是指在行政立法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行政立法的过程中，公民、社会团体、利害相关人等社会公众在知情权和表达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获悉行政立法的相关信息，并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参与到行政立法活动中，对相关立法事项表达自己的意愿，而负责立法活动的行政机关在充分听取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平衡各方利益，通过立法程序将公众意见上升为行政立法活动的行为。 二、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价值功能 第一，公众参与对行政立法的民主化具有推动作用。在行政领域实现民主主要是通过扩大公民参与实现的，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内在要求，是保障行政立法具有民主正当性的需要。而行政立法的民主化和民主价值的实现不同于立法机关的立法，行政立法从产生的时候就存在着民主正当性不足的质疑，因而强调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必要。 第二，公众参与对行政立法的科学化具有促进作用。现代行政立法活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许多专业问题仅靠立法者的知识无法解决。公众参与是行政立法信息重要的来源渠道，使得公众与立法机关之间建立直接、及时和多方位的信息沟通传输机制，与官方立法信息通道形成互补，以弥补立法信息渠道不畅的缺陷。因此，公众广泛参与行政立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立法决策的失误和错误，避免了立法的片面性，从而提高行政机关的立法质量与立法水平。 第三，公众参与行政立法能够提高公众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利于自觉守法。法的社会控制功能和实效不仅有赖于国家强制力的推动，更有赖于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法律只有被信仰，人们才能自觉地去遵守。公众参与立法活动是公众从学习法律、到信仰法律，再到服从法律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利于增强公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自觉把法律规范内化为行为准则。 三、公众参与行政立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国务院及其部门和各地政府在行政立法实践中也在不断进行公众参与的实验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一）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缺乏强制性的法律规定 我国有关公众参与立法的现行法律缺乏强制性规定。例如《立法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法规起草过程中可以采取听证方式以听取公众的意见。在这里规定的是“可以采取”而不是“必须采取”听证方式。由此可知，公众的听证权能否实现要视行政机关的意志而定。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中对什么是“切身利益”以及“重大分歧”等概念没有作出确切的界定导致需要公众参与的行政法规、规章的界定很含糊。 （二）行政机关对公民参与权采取漠视态度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立法活动深受计划体制的影响，容易形成自我封闭的立法模式。我国行政立法“重实体，轻程序”，有些行政机关往往是假借效率之名进行单边立法。这种单边立法不符合民主原则，容易导致权利义务配置不平衡。一些行政人员民主意识不强，官本位思想严重，常常出现“一言堂”、“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恶劣的现象，实质上剥夺了公民的参与权。 （三）传统观念导致公众参与意识低 中国历史上一直奉行“君为朝纲”思想，从来都是君主主导一切，百姓则是闻君令而为之。时至今日，公众因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对现行法律持有一定的消极态度。同时，由于公众的权利意识较差，对政府工作常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甚至对政府工作常抱有怀疑态度，这就使得政府与公众的交流互动程度低。 （四）立法信息公开不到位 行政立法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如信息发布迟缓、不完整、信息发布的渠道分散等。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立法公开的范围太窄，只有公众知道要立法律这件事情本身和所立法律的性质、有关方面和想要解决的问题才会考虑是否参加立法。行政机关在这方面存在很大问题，使得民众根本就不清楚有可以参加的立法或是通过公开的信息不能够了解到是否与本人利益相关。 四、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完善措施 对于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待，在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的公众参与立法的经验，吸取国外公众参与立法的教训，立足我国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众立法参与道路。 （一）制定强制性的、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 尽管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有所规定，但是正像本文前面分析的，具体范围界定不清晰。因此，应在已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陆续出台相应的解释。例如要对公众参与的程序进行具体的规定，明确人员的组成以及职责；明确规定反馈制度以及公众参与的保障制度；确立公众参与的行政立法的范围，限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对行政机关予以监督。 （二）行政机关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引导公众参与 行政机关应摈弃旧时代那种居高临下的“官老爷”思想，思想上尊重人民、爱护人民，行动上服务人民，决策中“重大情况向人民报告，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定权，改变过去那种暗箱操作、垄断立法的状况。 （三）宣传公众参与机制，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由于历史传统和我国结构而导致民众公民意识不强，对立法机制中公众参与意识淡漠。而现在各种媒体的发展为民众民主意识的宣传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立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也应当看到，在中国的立法工作中，还存在着立法混乱、以立法谋私、借立法卸责扩权、重复立法、立法效率效益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立法体制中立法权限划分较粗或者划分不当所致。目前，立法权限划分问题已成为掣肘中国立法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依法治国需要而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此，笔者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就中国划分立法权限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本文所讨论的立法权限，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中现行全部有关需要通过立法方式加以调整、控制和规范的事项的权力范围，即立法主体行使立法职权的权力限度和内容范围。对立法权限进行划分，主要目的是为了科学而合理地决定立法事项的不同归属，既包括立法的实体性权力内容的分配，也包括其形式要件的确认和划分，确定哪些主体可以成为立法主体以及这些主体在立法权限体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它们各自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位阶）等。现代政治和法治具有动态的和不断发展变化的特性，它们对立法既有稳定不变的要求，又有适时适量加以变更调整的要求。从立法体制上对立法权限做出尽可能科学而切合实际的划分，就是这种要求的一个集中体现。如何在既有的立法体制基础上对有关的立法权限重新划分，其实质是国家中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是对权力格局的调整和权力背后的利益的重新分配。现代宪政理论认为，倘若国家的立法权限划分不当，将产生以下不良后果：一是可能出现中央过分集权或者地方过分分权的状况，在多数情况下，无论出现哪一种状况，都会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损害；二是可能造成政治体制结构失衡和政治权力行使失控，给管理造成混乱，阻碍社会进步，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三是对立法造成损害，出现立法无序，如越权立法、重复立法、立法懈怠等以立法谋私的现象，导致法律体系的混乱和法律难以实施。因此，立法权限划分是一项敏感而细致的“切蛋糕”的政治和法治系统工程，必须慎之又慎。一、中国立法权限划分的历史回顾与模式比较一个国家立法权限划分的历史，往往是这个国家政治变迁、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历史写照。法国从第一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的几部宪法，都在立法权限划分部分打上了阶级关系变更的历史烙印。瑞士历史上几次大的宪法修改和近年来正在进行的修宪运动，最重要和最敏感的也是联邦和州的权限划分问题。尽管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但立法权限变更的过程仍反映了1949年以来共和国历史变迁和政治发展的轨迹。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曲折发展，以及立法制度的变化，立法权限的划分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三种既有历史联系又不尽相同的立法权限划分模式。（一）第一个时期：分散立法模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到1954年宪法的颁布，是中国实行分散立法模式的时期。这一时期立法权力的行使具有多极化和分散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级主体享有立法职权。在中央一级，享有立法职权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政务院。根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其享有的立法职权是：制定或者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或者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或者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根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据共同纲领行使以下立法职权：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颁布法令并监督其执行；废除或者修改政务院发布的与国家的法律、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批准或者废除或者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政务院有权：颁布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有权废除或者修改各委、部、会、院、署、行和各级政府与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务院的决议、命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有权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议案。在地方一级，行使地方立法职权的主体包括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省的人民政府，直辖市、大
第29卷第1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 o l .29N o.12009年1月 Journal of South 2Central U niversity fo r N ati onalities (H um 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Jan .2009 α 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模式反思 刘之雄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1997年刑法典的系统修订及此后采取修正案的形式修订刑法,基本上实现了刑法立法的单一法典化。但在新的形势下,这种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及修订模式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应当根据立法内容的实际需要,合理选择规范形式,充分发挥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等不同规范性文件各自的优势,构筑一个形式与内容相互协调,不同的法律文件之间相互配合的刑事法体系,使刑事法律的整体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关键词:立法模式;刑法典;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 中图分类号:D 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 (2009)0120108204 一、历史回顾:从分散立法到单一法典化建国后我国的刑事立法,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的历程。建国之初,由于进行系统化的刑事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国家颁布了一些单行刑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等,加上一些附属刑法规范和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刑事制裁的批示、通令,以及当时的刑事政策,构成了一个有欠系统和规范的刑法体系,起着临时刑法的作用。此后,由于“反右”斗争和十年动乱,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国家的刑事法制建设处于停滞甚至倒退局面。十年动乱结束后,国家的法制建设重新启动,至1979年7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终于诞生,标志着刑法在规范形式上的统一和刑事法制正规化建设的初步实现。 但1979年刑法典颁布之时,正值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处于激剧变革之中,社会生活和社会治安形势发生着巨大变化,刑法典很快便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为了缓解刑法同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生活脱节的矛盾,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了23个单行刑法文件,对刑法典进行补充和修改,并在其他部门法中增设附属刑法规范。但这种零散的修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刑法典滞后的问题,而且也造成了刑法立法的混乱。鉴此,我国于1997年对刑法进行了系统修订,废止了之前所制定的各项单行刑法,将各种刑事责任实体规范全部纳入刑法典,形成 了以刑法典为单一形式的大一统的刑法格局,也标志着新中国刑法法典化的最终完成。 为了维持这种单一法典化的刑法格局,此后对刑法的补充、修订基本上是通过修正案的形式进行的①。修正案在立法技术上是通过修改法典的某一条款或者增删条款的方式对刑法典予以修订,因而属于刑法典框架体系内的修订,从逻辑上说,修正案属于刑法典的组成部分,以此来保证刑法从形式到内容的协调统一。 上述刑法的法典化过程以及学者和相关部门在这一过程中作出的巨大努力,使我国的刑法形成了一个内容较为完整、形式统一的规范体系,克服了刑法因立法上的过度分散导致的混乱、重叠和冲突,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从社会文化背景看,刑法的这一法典化过程也顺应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法治化思潮和法制建设中学界对形式理性的呼唤。按照西方传统的法治思想,法治意味着法的统治和最高权威。在大陆法系国家,法治还意味着一种科学精神和形式理性,大陆法系近代以降的法典编纂运动,试图制定内容完备、形式统一、逻辑自足的大一统的完美法典的追求,正是其在社会领域追求科学精神与形式理性的具体体现。在我国,近代以来的法律传统深受大陆法系影响,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试图与西方世界接轨的需求,使得西方传统的法律文化又重新恢复了对我国的影响力。无需讳言,当代中国刑事立法的单一法典化努力,一定程度上也是大陆法系传统的法治思想和形式理性精神影响的结果。 8 01α 收稿日期:2008-04-19 作者简介:刘之雄(1959-),男,湖北省天门市人,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刑法学。①唯一的例外是1998年12月29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犯罪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