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律的本土化及中国法治之路
——从西方自然法与中国儒家思想出发
【摘要】西方的法治国家有其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及其法治理念，自然法思想功不可没。而中国的儒家思想，存在一定合理因素的情况下，其内在的很多问题对于建立法治国家而言是弊大于利的。目前面对法治建设，面对本土资源的强大阻力，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也许莫过于程序正义。
【关键词】自然法儒家法治程序正义
歌德曾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可是你的职责又是什么呢？就是当前现实的要求。”本文所谈的问题并非是一个新的问题，可是实践中却确确实实存在问题，改革正在进行，一切正在发生。当移植过来的西方制度不能为我所“好”用，当我们建设法治国时出现了困境，当我们深刻考虑我国国情顿生中国难以实现西方式的法治之感慨时，当各路大家争锋：建立自己的品牌模式与言必成西方时，我们很可能会疑惑，到底路在何方。
一、西方的自然法思想与法治
首先谁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与西方实现法治的背景或是中西的本土资源不同，西方的一整套法治理念都建立在自然法思想的基础之上，当美国宪法写下主权在民，分权制衡等自然法所倡导的权利与模式时，可谓其一次巨大的胜利，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分析实证主义功不可没。但本文要尝试探讨的是法律背后的东西，是法律体系构建背后的理性支撑，以此为基点，来说明中西方法治观念不同进而阐述中国法治之路。所以，必须从西方自然法思想谈起。梅因（Henry Sumner Maine）说过“如果自然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的一种普遍的信念，这就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
自然法思想具有独特的魅力，其以宣扬理性，宣扬应然法，宣扬人性而被称为“不死鸟”。即使其在实践中遭到批判，或是其不注重实然，或是其思想前提是先验的和假说导致一整套理论是假想，抑或是其主张的普适价值有悖于文化多元主义，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正义，道德，理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都不能否认人定法接受道德评价，要符合自然法，这有利于法律向真善美发展，因而称立法为发现法律，马克思（Karl Marx）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任何人同样不能否认，确定自然法最高性以此来制约世俗权力以及确立天赋人权观念，有利于法治的发展；不能否认自然法思想中倡导的追求人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权利意识有利于民主的发展。
二、中国的儒家思想与法治
而在中国，从来不存在这样的自然法思想，我不想争辩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自然法思想这个问题，因为争辩的结果很有可能导致一种“西方话语”的问题，我只是说不存在“西方式的自然法思想”，而几乎所有主张中国古代存在自然法思
想的学者们大都是对自然法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所致。这就如同在一个概念本身不确定而内涵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不可能确定其外延一样。
作为政治哲学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可谓影响深远，并且至今其影子仍然挥之不去，尤其是在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区域。首先，我承认这种思想有其合理因素以及存在有价值的成分。比如，儒家的诚信观念，儒家的民本思想，以及“无欲速，不见小利”的观念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等等。诚然，这些思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确实有利，另外，中国是一个讲求和谐的国度，从孔夫子“大同小康”到今天的和谐社会，这种美好追求，奋斗目标也是儒家思想的合理之处，所以如同王振东所称的“实质自然法”之复兴却为必要。
的确，一种思想流传至今必有其合理之处，或是稍加改造，联系实际便会大放光彩。可是，当人们面临现实中很多如“秋菊打官司”一样的困境时，当我们法治建设让人怀疑时，我们不得不想到儒家思想。一种思想不仅仅是其因部分内容合理之处为我所用，其巨大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跳出儒家思想是否属于自然法的思维，单就其对法治国家的影响上，笔者不敢认为是功大于过的。
第一，注重仁义观念的儒家观念，认为法自贤者出，而非“表述法律”，而百姓要绝对地服从，以血缘伦理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本位思想造成了以义务为本位而非权利本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必然导致个人要服从团体的绝对位阶关系，而且个人道德与权威是有效实现规则的根本保障，这不正是人治的表现吗？另外，这种不平等的观念与等级秩序是与法治背道而驰的。昂格尔就曾说过，中国是世界上法治光谱的负极代表。
第二，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所以与西方的“天人相分”而视冲突为常态不同，儒家思想恰视冲突为反常，其主张克己复礼，所以，有无诉，息诉。当然，我并不是说多诉即是法治的要求，但至少，要为权利而斗争。
第三，礼法结合，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可谓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一大法律特色，这种法律的好处在于，不会受到外在的怀疑，而且消解了对其不合理性的批判。这样的立法必然缺乏技术性，而过分注重实质正义从而忽视程序正义，所以，以各种理由或是以实质正义为由破坏法律的权威的现象屡见不鲜。
三、路在何方
基于以上分析，我常感困惑，对于中西方不同观念的冲突，如何看待儒家思想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或是如何看待法律继承与移植中的问题。、
首先，一定要确立对法的信仰，正如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所言，“一个国家的法律如居于次要和软法的地位，它离覆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而在一个法律是官员主人的国家，我看到了拯救和神给予他的佑护。当一国的人们看到法律的权威时，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不敢胡作非为，二是利用权威的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反之，若法律成为富人的工具，若法律不再是公平正义的象征，那么法律将不为法律！这将导致很严重的恶果，不仅会挫伤人们对法的信仰的问题，更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但是，同样要关注法律本土资源问题，不能否认，中国目前的国情很多是与法治相抵触的，所以，针对国情解决问题极为重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仍重视实质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重视解决目前出现的问题，或者说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触动导致问题出现的思想根源呢？还是从思想根源出发，建立法治国家呢？我曾一度困惑，若为前者，则不可避免的是一种“绥靖”，是“以地侍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而若以后者，则又似乎是与国情不符，将会步履维艰，举步艰难，又或是被批判为“崇洋媚外”；而中间派则表面主张中国式的法治，但究竟何为中国式的法治？最终必将归于以上两种情况。
而现实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没理由拒绝法治，更不能因中国国情，或是中国的地区差异等原因所导致的法治在中国实行难等这些原因而认为中国不需要法治，以人治的方式解决问题永远是一时的，国民那种权利意识，天赋人权观念即使我们不去号召，即使现在它们在很多地方不是很强烈，但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基于此，我想到孙笑侠在《读昂格尔：〈A review of Passion〉序言》中所表明的，若想了解改革中的难度问题，或许，首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社会特殊的本土资源而必然产生儒教中这些思想，还是儒家倡导下才出现中国社会，若是前者，改革将十分艰难。最后他得出结论，“除了程序，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制度形式了，程序的特征就是包容矛盾吸纳冲突，化解纠纷，自我调节，自我更新”，换言之，以程序正义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我很拥护这种观点，我同样是一个坚信程序正义主义者。“程序正义是法治国家的标志,是从人治到法治、从传统法文化到法治现代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种观念。只有确立程序正义的观念并以此作为审判方式和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理念,才能最终实现法治国的理想。”
通过看得见的正义，把民意与现实的冲突通过程序来化解，是通向法治国之路上解决困境的一个最佳办法及必由之路，更是实现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有序的和谐秩序所必须要求的。
2011年7月（总第282期） 法制与经济 FAZHIYUJINGJI NO.7，2011 (Cumulatively，NO.282) [摘要]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非市场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至关重要的乃在于立法、司法、执法等。本文旨在针对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便于使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路程走的更好。 [关键词]市民社会；法治现代化；普适性 一、中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于西方文明，是人类智慧对法治建设的重大贡献。中国法治现代化亦在不断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然而，由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存在先天性的经验不足以及中国国情的影响和限制，存在了诸多的问题和阻碍，现就其原因进行浅析：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和非市场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法治现代化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真正的“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起源于城市里的自由民，而城市里的自由民就是由商人阶层组成的新兴资产阶级。①原有的贵族和封建主为主导的社会被打散，取而代之的是由平等的人组成的，在商人之间的没有土地依附关系的一个自由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 其次，计划经济强烈的行政命令性，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而法治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②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治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治 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治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办事原则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同样，没有市场经济作基础，公民的平等、权利、自由等现代法律意识便无法培育，社会主体的个性便无法真正得到解放。中国古代儒学对等性人伦大多只停留于理想人格的局面，而至现代法治社会亦然绝不是也不可能仅靠法治变革就可以建立起来，它事实上是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治变革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阻碍性。 再次，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阻碍了法治现代化进程。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治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 “刑不上大夫，法不下庶民”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均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③虽然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最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西方国家主要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发展的计划也会毁于一旦。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 “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 —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是合乎时宜并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 二、浅谈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解决办法 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实行法治现代化会成为治国安邦的手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理了几千年封建伦理社会洗礼的国家来说，实行法治固然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以下对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提出几点建议：首先， “攘外先安内，师夷长技以自强”。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的法治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创制系统，使立法主体能够按照立法的权限和程序，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来制订相关法律。这种法律体系从形式上来看必须做到体系严 浅谈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 郭春生 （新疆大学研究生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158
的关系是一个不可省略的工作。 一、中国法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能将其中某个阶段呈现出的特征抽象为法制现代化全部历史进程的本质概括。 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清末法制改革：清末修律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而深刻的改革，引进了近代的法律思想、原则，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发展，在中国法律近代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二、南京临时政府：主要从法律上确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以“去专制之淫威，谋人民之幸福”，“人权神圣”为中心，颁行了一系列反映革命主要精神的单行法律、法令。三、南京国民政府：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对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完成了司法制度的近代转变。而最终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本法典的《六法全书》的出现，其六法体系最终建立，标志着近百年的中国法律的近代化的最终完成。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法制向近代法制的转型过程，是在法律领域的一场历史巨变。法制现代化始终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因此法制现代化既是一个复杂、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也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所以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时，必须从其社会和法制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本质特点来把握，不能以偏概全，用某个阶段的特点替代整个进程的总体型态。譬如，晚清时期中国法制现代化几乎等同于西方化，但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整个过程等同为西方化。 二、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外源性特征决定了这一历史进程之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形态。 按照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要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就必须按照近代法制的基本标准来开展本国的法制改革；而由于本国传统法文化中近代法制文明要素的阙如或发育不够成熟，也就只能从已基本实现法制现代化并有成功经验的西方社会中引入。这是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的根本原因。无论是清政府“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 的变法谕令，还是沈家本“折冲樽俎，模范列强” 的修律主张，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西方化的法制现代化路线。 这样的路线必然表现在修律的实际成果当中。1、以民法为例，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不仅采纳了当时最先进的潘德克顿法典编纂体例，还采用了来自大陆法系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亲权、债权、所有权等民法概念，引进了诚实及信用、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法人、时效等西方民法的主要制度，真正贯彻了法典制定者所提出的“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求最适合中国民情之法，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的编纂指导思想。2、以刑法为例，1911年制定完成并予以颁布的《大清新刑律》，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两编的体例，引进了近代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死刑唯一等刑法原则，吸收了诸如未遂、共犯、自首、累犯等西方刑法概念，并仿照西方刑事法制建立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缓刑、假释及主刑和从刑相协调的刑种体制等刑法制度。总之，经由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中国建立起近代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从而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征程。 第三、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会超脱西方化的藩篱，实现中华法制文明的伟大复兴。 一方面，中国的法制改革之所以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形态，源于其总体上的外源性。但是，承认总体上的外源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对法制现代化进程起着推进甚至在某些层面的决定性作用的多种因素。自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经济生活日益活跃，各种经济交往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日
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摘要】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体现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包括法律文化领域。中华法律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带有“礼”的浓厚色彩，礼也成为中国法的本土资源。中国在近代后逐步迈向法治，在现代更步入了法治快车道。然而法治毕竟有其本土资源，我们在进行现代法治建设时，仍可从传统礼制中获得启示。本文主要以法伦理学为视角，重新解读审视传统德法关系，并阐发其对现代法治的启示。【关键词】传统礼制；现代法治；中华文化；本土资源；法伦理学 礼制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研究中国法制的演进不能不提及礼制。正是“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文化。”[1]“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宗教仪式，在阶级出现后才逐步蜕变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中国法的起源，而且还影响着中国法发展的历程。“从总体来说，整个中国古代法制历史始终受礼制的支配和影响，一部中国古代法制史实是礼法合治的历史。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2]“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甚至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精髓”。[3]中国自古就是崇尚德治却缺乏法治的国度，道德对中国法治发展始终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4]道德作为影响中国法发展的本土资源，主要是借助“礼”这种形式来实现的。尽管人们现在对“礼” 的本质尚还有争论，但大多数人都认为“礼”与道德密切相关。“礼确实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5]在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与其说是“礼”在支配和影响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倒不如说是潜藏在“礼”之后的道德在发挥着作用。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清末两千多年的礼法之争，实际上就是对道德与法律之间孰主孰辅的争论，当然在这个时期内始终是道德占据着统治地位。《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论断就是最好的诠释。中国从上世纪初就开始了逐步迈向法治的进程，特别是在进入现、当代以后这个进程迅速加快。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应从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中寻找积极有益因素，而中国传统礼制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由于“礼”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最基本的规范，在发掘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中，作为伦理学与法学的交叉融合产物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 中国于二十一世纪初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经济真正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入世”与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的法制建设尤其是经济法制建设带来巨大的冲击,也给中国法制建设提出了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课题和目标.党的十六大在界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修订了原来的"小康"和"四化"概念,提出了"新的四个现代化"概念.(注1)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一系列的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观念.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变革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的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的法制现代化的出现和建立是必然的趋势和要求,也是唯一的选择.从实践上看,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保障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方针已经打开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帷幕.邓小平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九九八年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进入更加"自觉"的阶段；二零零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进一步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及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惯例相比较,中国有了更多的机会借鉴外国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并且进行交流.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及两万多条规则已经成为中国在世界贸易关系中必须遵循的信条,必将极大地影响和决定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和方向.我们已别无选择,而且时间紧迫.探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内涵、外延、实现途径、特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文仅就此进行若干基础性的探讨分析,作为引玉之砖抛出,以求引起争鸣,请求斧正. 一.什么是中国法制现代化 解析中国法制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可以从"法制"和"现代化"两个不同的侧面进行.从法制侧面是三层意思:法制化,法制现代化,中国法制现代化;从现代化侧面看也是三层意思: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或现代法制化),中国法制现代化.从法制化侧面解析,基本上(就是说不完全是)从法制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个纵的方面来研究的;而从现代化侧面解析,则是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各个方面,从横的方面来进行研究的.从两个方面均可切入正题. (一)从法制化角度解析 用历史角度看,法制化是与市场经济的建立、形成、发展、现代化、国际一体化而出现的国际公认的新概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虽然也有法律和制度,但由于没有形成市场经济,基本上是无序的，没有现
坚持和推进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文化，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从字面上理解，是指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依法治国具体内涵则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即实行法治；通过实行法治，实现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个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一、历史沿革 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实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强大，依法治国主张与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进步观念开始广泛传播。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一样，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有彻底的法治。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而且也应当成为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必然是而且应当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最高历史类型的依法治国。 而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到形成体系、制度也经过了一个过程。1996年2月8日，在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的总结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同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一条基本方针，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1997年9月，“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正式写入宪法修正案。这也标志着依法治国理念已经从宪法的高度得到了确认。 十六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七大报告也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了不断的落实和推进。 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依法治国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社会文化共存亡同兴衰的社会现象，具有历史性。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而且也应当成为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必然是而且应当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最高历史类型的依法治国。 （一）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 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性质的要求，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制度创新，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历史充分证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_法理 学论文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
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行政机关不得设立任何形式的“小金库”；严格执行( )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必须全部上缴财政，严禁以各种形式返还。 A．收支两条线 B．罚缴分离 C．执法上审裁分离 D．决策上审裁分离 2、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原则是违法归责，下列对违法的含义不正确的理解是：（） A．违法指的是行为违法 B．违法指的是行为结果违法 C．违法指的是违反法律，是一个客观标准 D．行政违法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 3、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不属于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方面内容的是（） A．．加大政府管理成效的力度 B．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 C．．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 D．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 4、《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秩序得到有效维护。 A．经济社会 B．政治社会 C．文化社会 D．生态社会 5、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列不属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的是（）A．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B．必须把维护政府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 C．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 D．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6、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 )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A．市．县 B．省．市 C．省．县 D．县．乡 7、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法律议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重在提高( )。
法治型社会需要律师，律师活动促进法治社会的发展。在法治型社会，法律至上，在所有行为规范中，法律具有最高效力；在社会冲突的解决中，以司法手段最为有效；司法机关在解决冲突时，只服从法律，而不受法律之外的权力的干涉，不为社会舆论所左右，不为个人情绪所动摇；更不为某种私利所扭曲；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平等地享有法律权利、承担法律义务，任何人的法律权利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任何人的违法行为都平等地受到法律追究。在这种以法律规范指导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律师职业应运而生。律师是法律专家，精通法律，具有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条件，能够切实满足社会主体对法律内容的了解以及正确行使法律权利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需要。在古罗马社会，由于法律价值被广泛认同，因而萌芽了律师及律师制度，在现代社会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推动了律师职业的发展，建立了西方发达的律师制度。与此同时，律师的职业活动，又反过来对社会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律师通过开展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担任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的法律顾问，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等活动，向社会主体阐释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则，无疑有助于提高广大社会主体的法律素养以及全社会的法治环境，推动社会法治水平的不断优化。这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律师是一个复杂法律制度的专家。他犹如法院里的官员一样，以一种替
大众服务的精神来运用他的知识，虽然法律界人士散布全国各地，并无统一组织，可是在他们之间却存在有一种‘同盟’?。?企业及及社会生活，以及政治制度的力量，都得靠律师们来担负起职业责任。? 律师文化是法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法治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真理?是由社会在平等、自由的自然扩展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专制文化则是一种统治者?钦定?的文化，是固定的意识形态，将这种钦定的确立为社会的真理，一切以这种钦定的文化为标准。?野蛮的力量也要为它自己的卑劣制造某些道义上的支持来粉饰冠冕?[9].钦定的之所以也称为文化，乃是因为?文化?这一词本身就含有文明、正义的意思。总是想将赤裸裸的暴力伪装成大爱、宽容、正义性。一切可能对这种钦定的文化剥去伪装的机会，都会被专制文化视为大敌。步青云先生说?自治的大学?是民主的四大基石之一[10].一个专制的文化里，是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也不允许人们可以追求更大的权利、精神、远见和正义，它们还要传播愚昧的文化。如果允许钦定的文化塞进文化教育中，这是对民主之治的最大践踏。中国古代的?文字狱?是极好的证明。文字狱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11] ?文革?，中国人再次用无数的?生命?感受了?钦定?文化的厉害。在专制文化里是没有公平辩论的，?辩
学习中华法系与中国法治近代化的心得通过学习中国法制史，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精神。西周的法律制度的特点是礼法一元化，礼就是法，法律的精神就是儒家的，尽管此时儒家并未真正出现。而至春秋战国，由于法家思想更符合现实，因此法家实际上取得了立法主导思想的地位，法律的精神主要在这一时段主要是法家。中国古代的法律儒家化肇始于汉代，汉武帝之前的法律是法家化的法律以及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官方地位，并通过春秋决狱，将儒家思想引入了司法领域。而其后的引经注律更是以儒家经典注释律文，使法律儒家化。从魏晋至唐，是儒家思想进入法典的时期，这个时期通过立法行为，儒家思想进入了法典，具体表现有曹魏新律的八议制度，西晋的“准五服以制罪”，南北朝的官当、重罪十条以及存留养亲制度的形成，这种礼法和一在唐律中正式形成，形成了“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宋以后至清末是中国法制的进一步深化，此时儒家精神在中国法律中已经定型，法律的演进也就限于形式上的演化，直至清末近代化才开始引发新的变化，打破原有“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引入民主宪政理念，逐步去除了法律中的儒家精神。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
关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几个重大关系 【内容提要】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应当要处理好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法制变革应当要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文化建设同步进行，应当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吸纳他国法律文明的先进因素，在现代法律制度建构的同时，特别应重视现代法律意识在全社会的牢固确立。这些均是中国法制变革应当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旨在实现现代法治社会，促进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现代法制变革运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的国情与文化背景的国家进行法制现代化变革，需要我们处理好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关系。 一、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对中国法制变革进行研究时，国内外有些学者常常认为西方法制发展属于“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而中国则属于“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而做出的回应。确实，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对不利的环境之中。即相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成的相对成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而言，我国在各个方面都相对落后。这几乎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极为头痛的问题。这种反差极易带来一些不良的心理，比如或急躁，希冀一蹴而就赶上发达国家；或抱怨，总以外国的标准来衡量国内的事情；或崇洋媚外，丧失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等等。而为了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将法制变革当做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其实，这实在是一个误区。 在论及法律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在关联时，马克思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集中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相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言，法律毕竟是第二性的因素，其内容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法律虽然对社会发展也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能动作用只有与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相一致并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综观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法制变革，其屡遭失败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没有基于相应的社会生活条件来进行。如清末修律、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均是在没有根本触动甚至是在保持、维护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企图仅靠法制变革而实现其社会理想。这样，尽管其颁布的法律均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具有一些近现代革命性的因素，但这样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形同废纸，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种功利性的法制变革除了留下失败的惨痛教训外，对整个社会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与触动。（注：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有相当一致而清醒的认识。即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它首先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然后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都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变革。国外也有学者对中日两国的法制变革运动进行了对比研究，也得出了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的结论。参见（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3—376页。）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而法制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制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制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因为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制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办事原
内容摘要 法治是一个国家文明的象征，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存在着缺憾，特别是深受苏联法制模式的不利影响，所以在今后的法制建设过程中，要接受教训、吸取经验，要走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本文从方法论的检讨出发初步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惑及不足，再到现代方法论的重构，着重浅谈了现代法治及中国法治现代化未来正确的走向。 关键字：法治方法论现代化 毋庸臵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愈益显明的成效。然而，实践中的窘态与理性的求证却让人清醒的看到，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并没有表面上那么乐观与繁荣，恰恰相反，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因为方法论上的误区和偏差-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扭曲，正在或势必偏离现代化轨道，并进而直接导致了当下的窘态与困惑：完美与缺憾的矛盾交织，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扭曲，滞阻了法制现代化的纵深运行。对于21世纪的中国法治来说，必须进行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确保法治的现代化运行。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 详细来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存在如下方法论上的误区或缺欠： （一）法治的先期热情与神秘忠诚-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 翻开中国法治的历史，法治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在中国这般荣光-获得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庶民百姓的关注与垂青，甚至被纳入了基本国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法治的话语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风靡流行，这也充分显示了法治的勃勃生机与话语的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个贩卖法治话语的时代，“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充分体现了其时代特色的话语霸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性事业。尽管如此，但在我看来，法治话语的风行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秩序的愿望和渴求，但另一方面，却也刺目的凸现了法治的神秘忠诚和先期热情，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而对于一个如我们一样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国度来说，要进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缺乏甚至没有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无疑将是一个美妙的设想，为着同样的原因，它也只能是一份神秘的忠诚与先期热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本着因果关系的演绎方法进行阐释，准确地说，从中国法治的产生缘由，中国法治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关系说起。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是人类走出蒙昧迈入文明的创造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然而，中国法治由于先天出生的缺陷，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因而中国形成了主要表现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而西方形成了自主、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尽管在中国文明型态中，我们也会发现导致了多元集团产生，导致了某种超验的世界观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两种因素并未结合在一起，也没有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中国法制现代化诸问题研究 王立民 摘要:在对中国法制发展的研究中，首先必须关注的是中国法制现代化中的三个重要时期:旧中国租界首先出现现代法制;自20世纪初始，中国政府通过法制改革来推进华界的法制现代化;近30年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在改革创新中逐步走向完善。这三个时期体现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发展和臻于完善的三个阶段。现代法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可以规范人的行为，实现社会和谐;可以调控人的行为，促进社会和谐;可以惩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等。目前，在推进法制现代化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十分不利于现代法制建设;克服途径在于不断营造法制环境，大力提倡现代法制文化，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等。 关键词:中国法制现代化;法制的作用;和谐社会;途径 一、中国法制现代化中的三个重要时期 中国从出现现代法制到发展成为今天的现代法制，前后历经了160余年，其中有三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1. 1中国租界首先出现现代法制 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出现现代法制的，是在中国租界，时间在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英两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其附件《中英五口通商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章程》规定，在中国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中，设立租界，实行领事裁判权。[1]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颁行。从内容上看，这个章程已具有现代法规的性质，其取名、结构、内容、语言等均已具备了现代法规的特征;它对上海租界的设立、租地、管理机构等都作了明文规定。1846年，上海英租界出现了。这个租界的当局具有自己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至此，现代法制率先于中国其他地方落户在上海英租界。1863年，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成立了公共租界。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公共租界已颁行了不少现代法规，形成了自己的法规体系，其中包括:《工部书信章程》(1893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式新房建造章程》( 1901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治安章程》(1903年)等等。[2] 继上海公共租界之后，上海的另外一个租界，即法租界，也在20世纪以前就使用了现代法制。1849年4月，根据中法《黄埔条约》的规定，法国领事敏体尼(Montigny)与上海道台麟桂签署了租地协议，上海法租界出现了。它与上海英租界差不多，也具有在法租界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于是法租界的现代法制也诞生了。在20世纪初以前，上海法租界也颁行过一些现代法规，比如《公董局组织章程》(1866年)、《法租界公董局警务路政章程》(1869年)等等。上海法租界的法制也是上海那个时代所出现的现代法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除了上海租界制定和实施现代法制以外，中国其他城市的租界也先后颁行过现代法规，从而进人了法制现代化的行列。在天津，英、美、法三国分别于1860年设立了自己的租界，均位于海河西岸的紫竹林村一带，故又被称为“紫竹林租界”。[3]之后，天津租界范围又有扩大，德、日、俄、比利时和奥地利等国也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dc5906201.html,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 作者：王飞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03期 摘要：法制现代化是由传统人治型社会向现代法制型社会的转型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 快速步伐，中国也正向法制社会迈进，如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法制现代化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以往的政治、经济体制都构成了法制现代化的障碍，使得这一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同时，随着国家之间法律文化的交流与借鉴增多，法制现代化也面临着挑战。 关键词：法制现代化法制现代化 作者简介：王飞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2008级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一、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法制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法律包括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在我国，一般认为法制是指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中一切法律现象的综合体系，通常是指法律制度，包括立法、执法和守法三个方面。 法制现代化是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价值发生了变化，法律体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从社会政治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上层建筑体系，整个法律体系不断被更新、创造。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到：“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法律制度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它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运动的社会现象。法律制度从历史到当今，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展，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法制价值现代化是实现 法制形式现代化的理念支持，规定了形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模式，有力地推动和支持了法制体系的形式转换；法制的形式现代化反映了价值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同时形式现代化反过来促进价值现代化的深化。 二、法制现代化的特征 （一）法律至上 “法律至上”是指法律具有绝对权威，在社会系统中处于最高地位，没有任何人和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市场经济，“法律至上”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主体之间是一种紧张且平等的竞争关系，这就需要一种公认的、权威的规则来协调并解决相应问题，这种规则要能够合理配置权利、义务，这种规则即是法律规则。法律不仅具有国家强制性，还
从《大国崛起》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世界各地相对隔绝的状态，世界从封闭走向开放。并引起了所谓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商业革命使得世界贸易中心逐渐从太平洋沿岸逐渐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西班、葡萄牙、英国逐渐兴起。价格革命为西方资产阶级积累了物质基础。世界市场初步形成。这也成为后来大国崛起的前提。中国的闭关锁国使得我们错失了这样一个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会，也是的英美等国从起点就将我们远远甩在了后面。 从《大国崛起》这一记录片中所展示的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或工业化，而相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的“现代化”则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西方化”。尽管这样似乎代表着主体性的丧失，但我们的发展轨迹事实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 纵观大国的崛起，他们大致有以下共同的要素： 他们提供给买卖双方一个可以自由交换的市场，，及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政府干预的减少，实行进一步市场化，这样才会形成一个有效运作的市场，并可以将财富投入生产。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我国以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的方式来配置资源。 都以立法的方式对私营主的财产私有权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健全的体系，以法治国。中国从封建王权社会以来到毛泽东统治时期，都是以人治为主，君王掌握臣民的生死大权，君主意志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我国把依法治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项基本国策也是崛起的土壤。 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开放环境为繁荣科学和文化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建立在新的生产技术和手段的产生，知识应用于创新，转化为新的生产力，进而转化为资本。 民主的政治。五四运动之前，我们国家的人民根植与思想深处的是为君主而活，为道义而活，为父母而活，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才明白了自己存在的真正价值，要求权利，要求民主。 中国崛起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环境决定我们无法通过殖民掠夺和海外扩张的方式来扩大海外市场和发展经济，但我们是必要把市场推向海外。我们拥有13亿人口，这既是机遇又是诅咒，充足的人口一方面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我们生产的商品成本低但却导致我们不觉陷入生产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境中去。 正如《大国崛起》的最后一段话一样：“忽视过去的人，在未来行程里只是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匆匆过客。忽视过去的国家，面对世界变局将不会有成熟的选择，甚至有迷失方向的风险。走过六十年，回收五百年，一路巡看交相兴替的大国演变，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让历史亮起来”。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 1 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1) 1.1 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1) 1.2 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 (1) 1.3 浓厚的人治法律传统 (1) 2 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2) 2.1 目标的阶段性 (2) 2.2 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 (2) 3 中国法制现代化亟需解决的两个问题 (2) 3.1 加紧宪制改革，扩大依法治国的民主基础 (2) 3.2 正确处理法律国际化与法律本土化的关系 (3) 4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 (4) 4.1 法律规范体系的现代化 (4) 4.2 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的现代化 (4) 4.3 法律原则精神的现代化 (5) 4.4 杜会成员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5) 5 中国特色的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6) 5.1 国家主义的法制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法制现代化的比较 (6) 5.2 是契约道义的法制现代化，还是亲伦道义的法制现代化 (6) 5.3 法制现代化中的民间法 (7)
1 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1.1 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经济的落后，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核心思想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1.2 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 发展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新体制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若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就会破坏社会的稳定。 1.3 浓厚的人治法律传统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人治与法治这一对变项涵盖了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之间的根本区别，构成了区别这两类不同的法律价值系统的基本尺度。而巧合的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封建社会，向来以刑不上大夫，法随君出等等，都将中国古代极端的的人治理念体现的淋漓尽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