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
时间: 06-16 15:34 作者:周叶中新闻来源:中国法学网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走向了一个崭新时期，但这十几年来的中国法治之路却叫人欢喜叫人忧。〔1 〕如果说日趋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日益健全的法律制度，正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中国的法治之路还只能说刚刚开始，其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宪法和法律远没有真正树立起应有的权威。因此，从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看，笔者认为：宪法至上应该成为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
一、宪法至上：法治的最高体现
宪法至上是指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至高无上。具体说来亦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尽管中外法学界对法治内涵的概括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则是相同的：这就是法治与宪法和宪政紧密相联。正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指出，法治是"人们提出的一种应当通过国家宪政安排使之得以实现的政治理想"。〔2 〕中国学者文正邦认为，现代法治应与宪政的涵义同一；〔3 〕张中秋也提出，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4〕在笔者看来，宪政作为静态宪法规范与动态政治实践的统一，在法治状态中的最高表现就是宪法至上。换言之，如果没有宪法至上，也就无所谓宪政，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法治。
（一）法律支配权力是法治的根本，但离开了宪法至上，权力绝不会服从于法律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的。尽管有学者认为，法治的对立面除了人治以外，还有"德治"或"礼治"，〔5〕但由于在政治实践中， "德治"或"礼治"往往依赖于人的权威和人的内在品质，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属于"人治"范畴。因此，与法治相对的主要还是人治。
在历史上，人治与法治的论争由来已久，但古代所谓的法治和人治与近代的法治和人治存在着根本区别，而且在人治与法治各自的内涵及
其相互关系上，尚有不少人的认识模糊。这集中表现在人治法治相互结合论上。具体说来即既然法律要由人制定，要有人执行，那么法治和人治就不能截然分开，而只能相互结合。毫无疑问，这种简单化地以是否有人的作用和是否运用法律为标准区分法治和人治的做法是错误的。划分法治和人治最根本的标志在于：当法律权威与个人权威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还是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律权威之上？或着说，是"人依法"还是"法依人"？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的都是法治，而法律权威屈服于个人权威的则是人治。而且当二者出现矛盾冲突的时候，不是个人权威屈从于法律权威，就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权威，二者必居其一。〔6〕因此法治和人治绝不可能结合起来。用潘恩的话来说就是，"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7〕由此可见，"法治"一词并不只意味着单纯的法律存在，它要创造"一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8 〕也就是说，法的权威高于人的权威，由法律支配权力是法治的根本。而宪法的内容及其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宪法至上是保证权力服从法律，从而实现法治的关键环节。
第一，权力的非人格化是法治的基本内容，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通过规范和控制权力的产生，使权力的直接性转化为间接性，使权力直接支配的领域被法律所取代，从而使社会组织结构由权力支配法律转化为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是一种支配、控制和管理的力量，当它可以不受限制地被运用的时候，往往呈现出无限扩张的异化倾向。然而，"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9 〕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个人的意志和权威之所以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时的权力已经成为一种人格化的力量与个人融为一体，构成为法律的基础了。在西方历史上，从罗马帝国一直到洛克以前的英国和孟德斯鸠时代的法国，欧洲政治的基本格局就是权力支配法律（至少在公法领域）；而中国古代的法乃王法，它在本质上乃是帝王权力的延伸，因而法律不能不时时依附于权力。因此，要摒弃人治，实现法治，就必须完成权力的非人格化，使法律成为权力的基础。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有进步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无不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在最高意义上说，这种支配权力的法律"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人民组成政府的法令"。这种法律也就是宪法。而且，"政府如果没有宪法就成了一种无权的权力了。"〔10〕这就是说，政府的权力必须由宪法来授予，否则就不具有合法性，而只能算是暴政。因此，宪法是政府赖以存在和进行一切活动的基础。可见，宪法的颁布标志着以世袭身份等级获取权力体制的终结，法律终于至少在形式上成了权力的源泉。正如龚祥瑞先生指出："成文宪法明文授予政府的权力，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政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都要受宪法所授予的
目的、宗旨的限制。"〔11〕
第二，法治只是就政治哲学的实质而言的，因而要了解其现实形态，还必须考察具体的政治模式，宪法则是近现代国家设置政治模式的基础。事实上，法律支配权力是权力行使的界限范围，因而如果它仅仅局限于权力的产生，而与权力的运行无涉，那么法律对权力的支配就极可能沦为抽象的政治原则。因此，要防止权力滥用，还必须形成法律支配权力运行的机制。潘恩曾经指出：宪法是政府的政治圣经。同时，对宪法的考虑必须从两方面进行，"首先是从建立政府并赋予它以种种权力方面，其次是从调整和限制所赋予的权力方面。"〔12〕这就是说，宪法不仅授予政府以权力，而且还明确规定政府权力运行的方式、方法和程序，并进而形成整套的具体政治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控制权力活动过程的基本规则，是"管制权力的基本工具"〔13〕，其目的在于限制和控制政权的范围，并规定行使权力的合法方式。正因如此，所以我们说宪法至上为权力服从法律提供了保障。
第三，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由法律支配权力的法治实际上就是民主政治。既然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而且宪法是政府权力产生和运行的法律基础，那么在反对专制政治、建设民主政治过程中，宪法处于极为关键的地位。甚至于可以说，没有宪法的颁布，或者虽有宪法文本但没有宪法的至上权威，民主政治就绝无可能。
（二）民主和人权是法治最核心的价值追求，但离开了宪法至上，法治就丧失了生命和活力
梁治平先生曾经指出："探求法律的价值意义就是在寻找法律最真实的生命"。〔14〕的确，当我们直面法律时，面对的只是无数命令、规则的汇集，因此如果不去分析它们所蕴涵着的发自人类内心的追求，那么这些命令、规则就仅仅只是一堆事实，而不可能充溢着生命和活力。法治也是如此，它也有自己的价值追求。〔15〕而且从本质上讲，在人治状态下并不缺少法律的存在，但由于它割断了法律生长为法治的脐带，因而法律虽然也可能不少，但这些法律却与法治模式无缘。尽管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很多，但这时的法律及其运行机制缺乏法治应有的价值追求不能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什么是法治的价值追求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涉及众多层面的问题。比如秩序就是法治的价值追求之一。不过，由于秩序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因而人治状态下的强权政治同样也以维护秩序为其目标。因此，在笔者看来，只有民主和人权才是法治区别于人治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如前所述，法律支配权力是法治的根本。如果我们从价值追求角度考察这一论断，那么至少可以得出二点：第一，民主是法律得以支配权
力的前提和基础。民主即多数人的统治。但各种主客观原因却决定了这种多数人的统治通常并不采取由多数人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而是通过运用作为多数人共同意志集中表现的"公意"的方式来实现。法律就是"公意"的具体形式（尽管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公意"只具形式意义）。因此，法律之所以必须而且能够支配权力，是因为它所表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民主的统治形态是法律支配权力的逻辑起点。第二，人权是法律支配权力的必然结果。尽管从统治形态的角度来说，法律支配权力是民主的必然要求，但从权利的角度来看，法律支配权力则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了保障。从事物的性质来说，权力总是倾向于无限制的扩张。而权力的扩张，首遭其害的就是人权。因此，在历史上，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最初动因，就是通过法律规范和控制权力，以保障人权。实际上，"继霍布斯之后的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所讲的'法治'是有目的、有价值观念的，其目的就是保障'个人自由'。"〔16〕
由此可见，法治并非法律、法规的简单累积，而是有着特定价值追求的社会组织模式。正是这种价值追求，不仅使法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而且使"法律由手段上升而为目的，变成一种非人格的至高主宰。它不仅支配着每一个个人，而且统治着整个社会，把全部的社会生活都纳入到一个非人格化的框架中去。"〔17〕然而，这种价值追求的实现，却有赖于宪法的至上权威。
在法律体系中，宪法对民主和人权的规定最为系统全面。一般说来，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追求，民主和人权应该贯穿于整个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制实践，然而真正对其进行系统明确规定的则是宪法。尽管在内容上，宪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中心主要还在民主和人权。具体地说，各国宪法不仅确认人民主权原则，从而明确了多数人当家作主的法律地位，而且从两方面使这一原则具体化：一是通过组织国家机关体系，并赋予其职权范围，规定其职权行使的方式和程序，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有了完备的服务系统；二是通过规定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使公民能够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并有效地监督自己的公仆。因此，如果宪法不能树立起应有权威，宪法的内容不能真正贯彻于实际生活，作为法治生命的民主和人权就会付诸东流。
（三）法治有赖于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但离开了宪法至上，法治就没有了存在的前提
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然而，正如凯尔森指出，"法律制度并不是一种由同等层次的并列的规范组成的体系，而是一种由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组成的等级体系"。这个结构的最高层次是要求任何其他规范忠实于宪法的基本规范。"宪法（成文宪法或不成文宪法）为成文法和习
惯法确定框架。这两种法律形式又依序为司法、行政和个人行为规定了规则。"〔18〕在法律发展史上，尽管宪法的出现既有其经济、政治原因，又有其思想文化原因，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则是法律自身发展的直接结果。众所周知，诸法合体是近代社会以前各国法律体系的基本特点。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各种社会关系日益错综复杂，法律部门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于是，各种调整新兴社会关系的法律部门纷纷从原有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为了统一国家的法律体系、协调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矛盾冲突，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也就应运而生。而且实践证明，如果宪法不具有其应有的权威，那么法治的实现也就绝无可能。
第一，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健全的法律制度是法治的基础。由于宪法是"母法"，是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一切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施行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因此，宪法的至上权威是为实现法治创造条件的关键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理想的当代中国，注意到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之为根本的行为准则，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与之相抵触。但如果宪法没有应有的权威，那么不仅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很可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而且也势必出现违宪的法律和法规。这样，要实现法治无异于缘木求鱼。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法治的内涵和价值追求，还是从宪法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宪法至上都是法治的最高体现。因此，笔者赞同荆知行先生的结论："我们说的'法治'应该是'宪法之治'，而不应仅仅是一般的法律之治。"〔19〕
二、宪法至上的内在精神：以权利制约权力
由于近现代的所谓"法"即公意的表现，所以法治在内在价值和基本精神上主要是二层：第一是权与法，法律要支配权力；第二，既然法律是人们普遍意志的结果，那么这种法律对权力的支配亦即权利对权力的支配，因此，笔者认为，宪法至上实质上即权利至上、规则至上和秩序至上。如果说规则至上和秩序至上只是宪法至上的表层特征的话，那么权利至上则是宪法至上的核心内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宪法至上的内在精神即以权利制约权力。
（一）宪法至上亦即人民的意志至上，权利是人民实现其意志的逻辑起点
龚祥瑞先生曾经指出："法治就是经人们同意的统治，就是民主的政治，而不是个人专断"。〔20〕在法律发展史上，尽管法律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但"法治"的出现在思想上则根源于人民主权。如果说在近代社会以前法律所反映的还只是少数有产者阶级的意志，那么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律则至少在形式上成了人民意志的表现。契约论的提出和宪法的颁布就集中反映了这一转变。而且从实质上看，宪法实际上是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一种约定，是当事人必须平等地共同遵守的根本准则，"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掌权者的权力和不掌权者的权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21〕尽管契约强调平等，但既然"人民是权力来源"，那么在宪法确认的这种契约关系中，人民始终处于支配的主导地位，因而至少在形式上宪法所反映的是人民意志。这样，宪法至上可以说是人民的意志至上。然而，由于意志本身并非目的，利益才是意志的驱动力和归宿，因此人民的意志至上追求的还是人民的利益至上。但利益的法律表现是权利；没有权利，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就没有法律保障。因此，权利是人民实现其意志的逻辑起点。
（二）权利制约权力：宪法产生的政治动因
近代宪法的产生渊源于诸多因素。从政治角度来说，权利制约权力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换句话说，权利制约权力内在地需要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首先，国家权力所有者的转换，使权利制约权力成为必要和可能，宪法则是确认这一运行机制的重要保障。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君主或者少数贵族。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人民主权原则的张扬，则使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发生了转移，那些原本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至少从名义上成了国家的主人。但地域的广阔、人口的众多则决定了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不可能直接地经常地行使那属于自己的权力，而只能实行间接民主的代议制。这种体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之间存在
着某种程度的分离。但这种分离却"可能引起政治失控--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凭着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而运行，以至出现政治异化--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22〕因此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失控和异化，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就必须能够制约和控制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既然权利是人民实现其意志的逻辑起点，那么权利制约权力也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形式。而保证这一体制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的最好方法，则是由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宪法予以确认和维护。于是近代意义的宪法产生了。它不仅庄严地宣布人民主权、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不受非法剥夺，严格地规定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和行使职权的程序，而且还建立了有效的监督体系和制约体系。
其次，上面的阐述主要立足于政治理论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通过宪法保障权利制约权力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发展，实现了经济领域的法治，而且还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的分离，即经济和政治的二元化：生产资料所有者尽管也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所有者，但他们并不直接行使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是由他们的政治代表以社会的名义来行使政治权力。这就需要有效的机制来确保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人们也能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由宪法确认的权利制约权力机制却能较好地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宪法的出现实际上是权力与权利矛盾、冲突的结果。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从观念源流来说，确认权利制约权力的宪法之所以能在法律体系中处于至上权威，主要源于自然法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第一，法治所称之"法"最初是指自然法。自然法学说不仅认为自然法是正确的理性和正义的基础，而且宣称人人都享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宪法并不是赋予而只是予以确认而已，这样，法高于权的正义观、价值观乃得以确立。第二，尽管在古希腊的法文化中早已包含着自然法哲学的萌芽，但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斯多葛派，都还没有明确地将自然法置于"最高法"的地位。只有在罗马共和国后期，随着世界性国家的逐步建立，原有的市民法无法适应多民族的法律生活，需要一种普遍适用并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法律原则时，自然法的"最高法"观念才真正产生。〔23〕具体地说，罗马人不仅把自然法理解为一种可以把握的正确理性，而且还进一步将其世俗化，将其揉入实定法的建设中，试图假自然法之名树立起实定法的权威。当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那种呼唤"最高法"的客观历史条件重又出现时，赋予规定权利制约权力的宪法以至高无上的权威也就是历史的必然。
（三）权利制约权力：宪法内容的核心范畴
尽管从内容上说，作为根本法的宪法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可以分为两大块，即国家机关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然而，这两大块并非地位平行的两部分。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
首先，人民主权是宪法的最高原则。既然人民成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是宪法产生的政治原因，那么在制定宪法时首当其冲地就是确立人民的主权者地位，并且在规定宪法内容过程中以人民主权为根本的指导原则。但由于人民主权只是一种高度的抽象概括，因此在进行宪法规定时尚须具体化。具体说来即将这一原则转化为公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人民利益的维护，国家任务的完成，公民权利和自由的
实现，又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运用。因而人民主权除转化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外，还经过人民的委托转化为国家机关的权力。因此，虽然宪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公民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二部分，但公民权利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其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如前所述，国家机关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因此，人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是一种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得违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说，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当好人民的勤务员，使国家机关的权力很好地服务于公民的权利。与此同时，要保证国家权力的行使者真正地成为人民的公仆，人民又必须通过各种权利的行使以监督和制约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再次，宪法内容从两个层面保证权利制约权力的实现。从各国宪法规定看，实现权利制约权力主要有两种层次不同的方式：一是公民直接享有和行使权利的方式。比如选举产生有关国家机关、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等。二是不同国家机关之间通过权力制约权力以保障权力服务于权利的方式。对公民来说，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孟德斯鸠曾经断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24〕19世纪的阿克顿爵士说得更干脆：权力必致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化。〔25〕然而，权力滥用和腐化的直接对象就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因而为了权利和自由，就必须"以权利制约权力"。因此，划定不同国家机关的权力界限，并使其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制约关系，是保障权力服务于权利的重要途径。
（四）宪法至上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程序
毫无疑问，宪法至上是实现权利制约权力的基本条件，只要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那么权利就能够有效地制约权力。但反过来说，如果权利不能制约权力，那么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也就根本无从谈起。第一，如果权利不能制约权力，国家机关权力的行使就会超越宪法设定的界限和轨道，权力就可能被个人的私欲或小集团的私利所支配。这样，不仅由宪法确认的具体内容不能贯彻实施，而且由宪法反映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第二，从理论上说，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但如前所述，如果权利不能制约权力，那么权力的滥用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侵害。在这种状况下，何来宪法的根本法地位？
三、宪法未能至上：中国法治之路的根本症结
在中国的法治问题上，外国学者间的论断颇不一致。如美国哈佛大
学的昂格尔教授就认为，虽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与西欧民族国家形成时大体相同，但在形成帝国过程中却没有形成法治，并提出其原因在于缺乏多元集团、自然法观念和超越宗教等条件。〔26〕但哈佛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安守廉则认为，昂格尔误用了中国历史，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存在法治。〔27〕无独有偶，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魁奈的观点也与安守廉教授相一致。〔28〕不过，在经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人治法治大讨论后，中国学者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法治。而且在笔者看来，法治的实质也就是宪政，但由于在旧中国，除革命根据地以外，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宪法，所以也就谈不上宪政，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广大劳动人民有了自己民主的宪法，但中国的法治之路却并没有真正地阔步向前。如果说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是阻碍中国法治之路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站在法律的立场进行考察，笔者认为：宪法未能至上是中国法治之路的根本症结。
（一）宪法未能至上，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应有权威、就不能有效地监督和控制其他国家机关，这样，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就无法真正实现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宪法同时还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宪法的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第一，我国宪法不仅确认了人民主权原则，而且还明确了人民实现国家权力的机关体系。因此只要各级人大认真全面地行使好宪法赋予的各项职权，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就能够得到有效保障。第二，法律对权力的制约主要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控制来实现。虽然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以及职权行使程序等由宪法规定，但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它拥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等，决定了国家权力机关是实现法律制约权力的关键。因此，尽管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已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但由于在政治实践中，宪法的根本法地位远未真正树立，因而决定了国家权力机关也未能树立起应有的权威，从而使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不大打折扣。
（二）宪法未能至上，导致法律与政策的关系不顺，使执政党尽管直接或间接地行使着国家的权力，却超然于法律控制和法律责任之外
从我们前面对法治的阐述，我们至少可以明确法治的两个基本特征：就外在特征而言，在所有的行为规范体系中，宪法和法律的地位最高；就内在特征来说，所有的国家权力都应该受制于宪法和法律。只有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状态。但中国政治实践
中的宪法未能至上，却刚好从这两个方面损害了法治的内涵。
首先，在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人们的基本观战在于：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策的具体化。尽管在一定情况下，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宪法没有应有的权威，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不具有根本法的地位，那么政策就会乘虚而入，就会使这一结论绝对化，从而出现政策优于法律、政策取代法律的状况。
其次，纯粹的法治理论是研究政府与公民行为关系的理论，并不涉及政党因素。如果说国家生活中的其他政治主体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大多通过国家机构这一中介得到体现，那么象政党之类的政治主体也不能立于任何国家机构之上，即使是执政党，它也必须以政府的名义，而不能以执政党的名义对公民发号施令。因此，无论是国家宪法还是执政党的章程都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时明确提出，党的主张只有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时才具有国家强制力，才能由国家机关去具体执行。但是，如果宪法没有应有的权威，那么以国家权力机关为核心的国家机关体系就没有足够的权能。这样，由它们来全面行使国家权力就会受到其自身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不存在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规则来对执政党的行为进行规范的时候，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和我国革命和建设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党政不分传统，就会导致执政党直接或者间接地行使国家权力。然而，"执政党却全然超出于法律控制和法律责任之外，基本上概不承担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29〕所谓"党委作报告，政府做被告，书记出点子，乡长挨板子"就是对此所作的生动写照。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又如何能够制约权力、法治又怎么能够实现呢？
（三）宪法未能至上，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就软弱无力，民主政治建设就不能大力推进，法治也就没有了力量源泉
如前所述，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而且权利制约权力是宪法至上的内在精神。但在四十多年的中国政治实践中，由于宪法没有权威，因而公民的权利也就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权利也就不能有效地制约权力。然而，民主政治的核心就在于以人民主权为指导，以权力服务于权利为宗旨。因此，如果权利不能制约权力，那么也就无所谓民主政治。这样，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法治在存在和发展过程中，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
（四）宪法未能至上，使"工具主义"法律观颇为流行：既然法律只是"治国一器"，那么法律就绝不会凌驾于社会之上
本来，宪法至上蕴涵着特定的价值追求，这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力。
因此，一旦宪法树立起应有权威，以宪法至上为最高表现的法治也就具有其明确的目的性，然而，如果宪法没有树立起应有权威，宪法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也就无足轻重。因而这时的宪法就仅仅只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诸多手段的一种。由于"工具主义"法律观强调的核心在于，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30〕因此，宪法未能至上就为"工具主义"法律观的流行提供了土壤。中国的政治实践就是如此。尽管在理论上宪法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国家根本法，但在实际生活中，宪法的地位远不如一些部门法。而且"工具主义"法律观"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并与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法观念--'法即刑论'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契通，成为支配我国法制建设、法学教育和法律研究的主导理论"。〔31〕这种理论所强调的"法"，只是一种人格化的统治工具，因此只好满足于一种附庸地位。其结果不仅反过来极大地阻碍了宪法至上的实现，而且也最终阻滞了法治的实现。
四、中国的宪法至上：怎样才能实现？
毫无疑问，既然无论是法治的基本内容，还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表明，以权利制约权力为根本精神的宪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表现，没有宪法至上就不可能有法治，那么宪法至上就应该成为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然而怎样才能实现宪法至上呢？应该说这个问题涉及众多因素。不过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宪法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大方面。从宪法的内在因素来说，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宪法的正当性。亦即宪法在来源和基础上应具有合法性，应具有广泛深厚的民主基础。二是宪法的科学性。亦即宪法在内容、结构体系和文字表述等方面应该准确、合理。三是宪法完备的自我保护机制。这就是说，宪法通过自身设制的有关制度来保障其应有权威。由于篇幅所限，加之相对说来，宪法的内在因素实行起来简单一些，因此笔者在此侧重阐述实现宪法至上的主要外在条件。
（一）限制权力经济，发展权利经济，为宪法至上提供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
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是产品经济和趋向单一化的所有制形式。在产品经济条件下，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它们的产品完全按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实行统购包销。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规律、市场调节的作用受到严格限制，国家主要依靠超经济的行政权力来推动和管理经济。因此，在产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经济主要靠行政命令、长官意志，因此它在本质上即权力经济，它内在地、本能地要求行政权力的至上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它
就会绝对地排斥与之平行和高于它的任何权威的存在。这样，宪法和法律的作用就是"为政府运用行政权力推动整个经济运行服务，使之成为实现行政权力的手段和工具，而行政权力却不受法律的约束"。〔32〕同时，计划经济强调的是作为个体的公民和作为集体的企业对行政权力的服从，因而有意无意地摆脱人民权利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反控，形成以权力吸收权利的权力本位。因此，"计划经济是人治的最好土壤，可以说，计划经济内在地、本能地要求人治。"〔33〕而限制权力经济则是根治"人治"顽症的釜底抽薪办法。
但是，市场经济却与此恰恰相反，它在本质上是权利经济。它不仅反对权力至上和人治，反对从属于行政权力和人治的法制，而且由于它主要靠主体平等、意思自治的法律规范调整，因而它内在地、本能地要求法律的至上权威、要求法治。而且在历史上，宪法的至上权威本身就是商品经济普遍发展的产物。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也就不存在对最高行为规范的需要。所谓宪法的应有权威也就不可能树立起来。因此，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要实现宪法至上，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正确处理执政党和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与宪法的关系，建立合理的"权利--权力"结构，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为宪法至上提供赖以生存的政治条件
尽管市场经济是宪法至上的决定性因素，但只有当市场经济原则转化为政治上的民主制以后，这种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同时，宪法本身即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宪法至上的基本特点亦即宪法的实际运用状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即实行宪政，"以宪治国"。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健全，民主政治不发达，宪法也就不可能顺利实施，宪法的应有权威也就不可能真正树立。因此，要从根本上保证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使宪法真正成为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根本的活动准则，至关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现阶段在此方面最为急迫的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统治阶级对国家权力的支配和运行，人民群众的权利义务主张上升为法律，往往是通过执政党及其政策进行的。这就产生了执政党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如前所述，在我国的现实政治中，执政党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地行使着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却并不受制于宪法和法律。这种状况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宪法的至上权威，而且也与执政党的宗旨相违背。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具体说来，根据法治原则，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政策亦不能违背宪法和法律。
第二，正确处理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与宪法的关系。在人治状态下，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宪法至上却要求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必须服从于宪法，当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与宪法发生矛盾的时候，宪法的权威高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虽然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领导人的个人意志高于宪法的情况并不很多，但还不能说已经杜绝。因此要树立宪法至上，还必须解决好这一问题。
第三，建立正确合理的"权利--权力"结构。权利制约权力不仅是实现人民主权的基本轨道，而且是宪法至上的内在精神。因此，没有"权利--权力"的合理结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法至上。在中国的政权体制中，这种结构主要包括二大环节：一是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与各级人大；二是各级人大与同级其他国家机关。具体说来即人民的权利与人大的权力；人大的权力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在此结构中，人民的权利始终处于核心支配地位，各级人大则在人民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发挥着媒介作用。因此一方面必须大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必须大大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剔除传统法文化的糟粕，吸收外来法文化的精华，为宪法至上提供赖以生存的思想文化条件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存在自己的传统法制。尽管历史上东方各国在西方列强殖民扩张条件下，传统法制出现了西方化，但这主要是指法的技术方面。至于法律意识，恐怕还是传统的占优势。因为制度的革命并不意味着观念的革命。长久形成的观念、意识较之表面的制度更不易改变，转变的过程也更加痛苦。而且法技术和法观念相互脱节的必然结果是法律功能的削弱或者畸变。这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34〕"因此，我们要实现宪法至上，进而实现法制的现代化，就必须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这里，笔者主要谈两点：
第一，正确认识宪法和法律的社会功能，真正树立起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伯尔曼曾经指出："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35〕因此，"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将是死法"。〔36〕的确，宪法和法律的颁布，远非法治理想的实现。因为它在根本上仰赖于人们对宪法和法律的理解和信任。而中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此方面存在差异，主要即根源于人们对宪法和法律社会功能的认识不同。梁治平先生认为："国家与法所由产生的途径，不仅决定了国家的组织形式，而且也规定了法的社会功能。"〔37〕如果说古希腊、罗马国家与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
国家以"公共权力"的形式凌驾于社会之上，从而使法成为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级权利的重要手段的话，那么在古代中国，国家却并不是什么"公共权力"，而只是一族一姓施行其合法武力的恰当形式，法也只被看作主要表现为刑的镇压工具。因此，在西方法文化中，法亦即权利、正义。由此也就可以把法律看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模式，也就能够形成宪法和法律至上的信仰。然而，中国古代法的唯一功能却在刑惩，法不过是镇压的工具，是无数统治手段中之一种，可以由治人者随意运用、组合。这样，它的地位自然也就等而下之了。由此也就决定了法不可能成为人们的信仰。当然，中国人也有自己的至上信念。相对于西方的法律至上，中国的传统是道德至上。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法的一个绝大秘密即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但这些观念却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相反，将法的功能与权利、正义紧密相联，则与宪法至上的内在要求息息相通。
第二，弄清中国古代法精神与现代法精神的差异，真正树立起契约精神等现代法观念。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法律。梁治平先生认为，这二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为中国古代法的真精神。〔38〕而且在笔者看来，这种法精神在现阶段的中国仍然存在。然而，它们却与现代法律精神中的契约基础根本对立。因此，在中国法治之路过程中，如何剔除古代法精神，树立起现代法精神，亦即怎样实现从身份到契约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说宪法是人民与政府的契约。虽然这种文字表现形式的契约不难形成，但法治所强调的并不只是一种文本，而是文字形式与内在精神的统一。而且实际上内在精神还处于最核心、最具支配作用的地位。离开了它，所谓宪法、契约都只是空谈。因此，树立契约精神等现代法观念是实现宪法至上、走向法治之路的关键。
（四）健全监督机构，完备相关制度，为宪法至上提供制度保障
宪法至上的实现不能靠呼吁或者劝诫，而是要靠制度来保障。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曾经指出："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约束的时候"。〔39〕可见组织机构的重要。而且"比较宪法学者认为，有两种确保宪法最高权威的方法，即对国家行为合宪性的司法监督和政治监督。"〔40〕因此，在组织机构中，保障宪法实施的监督机构又是中心。同时，实践表明，宪法解释制度、宪法修改制度、宪法诉讼制度和违宪责任制度等也是保证宪法权威的基本环节。由于我国学界对监督机构和相关制度论述较多，因此这里笔者简要谈谈宪政程序。
美国大法官福兰克弗特认为，"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
的历史"。〔41〕道格拉斯法官则明确提出："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42〕对人治状态的分析表明，权力之所以能超越法律，个人意志之所以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程序不键全或者权力的运行没有严格遵循法律程序是关键。因此，"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通过形成和强化法的中介机制来扬弃行政命令与民间调解的苟合，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公正而合理的法律程序"。〔43〕宪法内容的贯彻、宪法权威的树立也是如此。与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等实体法须由程序法来保障一样，宪法至上的实现也存在着程序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完备的宪政程序，宪法至上、法治根本就无从谈起。所以罗尔斯提出："正义的宪法最好应是一种为保证正义的结果而安排的正义程序"。〔44〕但中国宪法的理论和实践对此却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在现阶段，加强宪政程序建设迫在眉睫。
最后，笔者借用龚祥瑞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法律终归是'以理服人'的。否则就难以说清'法大于权'的威力，只有惟强权是从了。所以就法论法总有局限性，我们应该从保护人民的利益出发，从群众的疾苦出发，去探索救济办法，忠诚地以人类追求正义的精神，不畏强权，而不懈地积累、更新如何预防权力被人类弱点所滥用的根源、技术和方法。"〔45〕
注释：
〔1〕"法制"是指法律制度、原则等，它关注的是秩序；"法治"则是以民主内容为核心的法制，它关注的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
〔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5页。
〔3〕文正邦：《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4〕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5〕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6〕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3
页。
〔7〕《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36页。
〔8〕〔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9〕〔10〕《潘恩选集》，第25页。
〔11〕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12〕《潘恩选集》，第257页。
〔13〕荆知仁：《宪法变迁与宪政成长》，台湾正中书局印行，第12页。
〔14〕梁治平：《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15〕参见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138-144页。
〔16〕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17〕梁治平：《法辨》，第84页。
〔18〕〔美〕博登海默：《法理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
1-21页。
〔19〕荆知行：《宪法变迁与宪政成长》，第179页。
〔20〕〔21〕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第87，94页。
〔22〕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第304-305页。
〔23〕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68页。
〔2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25〕转引自子愚：《权力与腐蚀》，载《读书》1979年第8期。
〔26〕〔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77页。
〔27〕高道蕴等：《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3页。
〔28〕〔法〕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73页、第115页。
〔29〕龚祥瑞：《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30〕〔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241页。
〔31〕谢晖：《法律工具主义评析》，《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
〔32〕卢云：《法律模式转换：一场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同上。
〔33〕江平：《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考》，《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34〕梁治平：《法辨》，序第2页。
〔35〕〔36〕〔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7页。
〔37〕〔38〕梁治平：《法辨》，第76页，第19页。
〔39〕〔美〕诺内特等：《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第59页。
〔40〕〔美〕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41〕〔42〕转引自季卫东：《比较程序论》，《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43〕〔美〕罗尔斯：《正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44〕季卫东：《现代法治国的条件》，《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代
译序）。
〔45〕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第163页。
2011年7月（总第282期） 法制与经济 FAZHIYUJINGJI NO.7，2011 (Cumulatively，NO.282) [摘要]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非市场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至关重要的乃在于立法、司法、执法等。本文旨在针对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便于使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路程走的更好。 [关键词]市民社会；法治现代化；普适性 一、中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于西方文明，是人类智慧对法治建设的重大贡献。中国法治现代化亦在不断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然而，由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存在先天性的经验不足以及中国国情的影响和限制，存在了诸多的问题和阻碍，现就其原因进行浅析：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和非市场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法治现代化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真正的“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起源于城市里的自由民，而城市里的自由民就是由商人阶层组成的新兴资产阶级。①原有的贵族和封建主为主导的社会被打散，取而代之的是由平等的人组成的，在商人之间的没有土地依附关系的一个自由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 其次，计划经济强烈的行政命令性，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而法治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②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治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治 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治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办事原则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同样，没有市场经济作基础，公民的平等、权利、自由等现代法律意识便无法培育，社会主体的个性便无法真正得到解放。中国古代儒学对等性人伦大多只停留于理想人格的局面，而至现代法治社会亦然绝不是也不可能仅靠法治变革就可以建立起来，它事实上是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治变革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阻碍性。 再次，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阻碍了法治现代化进程。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治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 “刑不上大夫，法不下庶民”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均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③虽然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最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西方国家主要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发展的计划也会毁于一旦。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 “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 —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是合乎时宜并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 二、浅谈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解决办法 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实行法治现代化会成为治国安邦的手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理了几千年封建伦理社会洗礼的国家来说，实行法治固然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以下对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提出几点建议：首先， “攘外先安内，师夷长技以自强”。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的法治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创制系统，使立法主体能够按照立法的权限和程序，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来制订相关法律。这种法律体系从形式上来看必须做到体系严 浅谈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 郭春生 （新疆大学研究生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158
的关系是一个不可省略的工作。 一、中国法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能将其中某个阶段呈现出的特征抽象为法制现代化全部历史进程的本质概括。 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清末法制改革：清末修律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而深刻的改革，引进了近代的法律思想、原则，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发展，在中国法律近代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二、南京临时政府：主要从法律上确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以“去专制之淫威，谋人民之幸福”，“人权神圣”为中心，颁行了一系列反映革命主要精神的单行法律、法令。三、南京国民政府：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对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完成了司法制度的近代转变。而最终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本法典的《六法全书》的出现，其六法体系最终建立，标志着近百年的中国法律的近代化的最终完成。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法制向近代法制的转型过程，是在法律领域的一场历史巨变。法制现代化始终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因此法制现代化既是一个复杂、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也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所以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时，必须从其社会和法制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本质特点来把握，不能以偏概全，用某个阶段的特点替代整个进程的总体型态。譬如，晚清时期中国法制现代化几乎等同于西方化，但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整个过程等同为西方化。 二、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外源性特征决定了这一历史进程之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形态。 按照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要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就必须按照近代法制的基本标准来开展本国的法制改革；而由于本国传统法文化中近代法制文明要素的阙如或发育不够成熟，也就只能从已基本实现法制现代化并有成功经验的西方社会中引入。这是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的根本原因。无论是清政府“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 的变法谕令，还是沈家本“折冲樽俎，模范列强” 的修律主张，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西方化的法制现代化路线。 这样的路线必然表现在修律的实际成果当中。1、以民法为例，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不仅采纳了当时最先进的潘德克顿法典编纂体例，还采用了来自大陆法系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亲权、债权、所有权等民法概念，引进了诚实及信用、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法人、时效等西方民法的主要制度，真正贯彻了法典制定者所提出的“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求最适合中国民情之法，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的编纂指导思想。2、以刑法为例，1911年制定完成并予以颁布的《大清新刑律》，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两编的体例，引进了近代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死刑唯一等刑法原则，吸收了诸如未遂、共犯、自首、累犯等西方刑法概念，并仿照西方刑事法制建立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缓刑、假释及主刑和从刑相协调的刑种体制等刑法制度。总之，经由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中国建立起近代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从而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征程。 第三、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会超脱西方化的藩篱，实现中华法制文明的伟大复兴。 一方面，中国的法制改革之所以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形态，源于其总体上的外源性。但是，承认总体上的外源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对法制现代化进程起着推进甚至在某些层面的决定性作用的多种因素。自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经济生活日益活跃，各种经济交往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日
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摘要】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体现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包括法律文化领域。中华法律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带有“礼”的浓厚色彩，礼也成为中国法的本土资源。中国在近代后逐步迈向法治，在现代更步入了法治快车道。然而法治毕竟有其本土资源，我们在进行现代法治建设时，仍可从传统礼制中获得启示。本文主要以法伦理学为视角，重新解读审视传统德法关系，并阐发其对现代法治的启示。【关键词】传统礼制；现代法治；中华文化；本土资源；法伦理学 礼制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研究中国法制的演进不能不提及礼制。正是“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文化。”[1]“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宗教仪式，在阶级出现后才逐步蜕变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中国法的起源，而且还影响着中国法发展的历程。“从总体来说，整个中国古代法制历史始终受礼制的支配和影响，一部中国古代法制史实是礼法合治的历史。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2]“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甚至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精髓”。[3]中国自古就是崇尚德治却缺乏法治的国度，道德对中国法治发展始终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4]道德作为影响中国法发展的本土资源，主要是借助“礼”这种形式来实现的。尽管人们现在对“礼” 的本质尚还有争论，但大多数人都认为“礼”与道德密切相关。“礼确实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5]在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与其说是“礼”在支配和影响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倒不如说是潜藏在“礼”之后的道德在发挥着作用。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清末两千多年的礼法之争，实际上就是对道德与法律之间孰主孰辅的争论，当然在这个时期内始终是道德占据着统治地位。《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论断就是最好的诠释。中国从上世纪初就开始了逐步迈向法治的进程，特别是在进入现、当代以后这个进程迅速加快。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应从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中寻找积极有益因素，而中国传统礼制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由于“礼”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最基本的规范，在发掘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中，作为伦理学与法学的交叉融合产物
《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心得范文》 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心得范文1宪法是我国家的根本大法。同学们也许会觉得宪法离我们很遥远，其实，我们是没满十八岁的公民，法律和社会称我们为未成年人，赋予我们特殊的权益，并加以保护。比如我们的义务教育，未成年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益。也就是说，我们来学校上课，保证我们正常的学习、系统的接受教育，都是宪法规定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宪法的约束，我们的成长与宪法息息相关。 说起宪法总会给人以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宪法与道德、习惯、纪律一样，多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人类社会才变的有序；正是由于宪法的存在人们的权益才得到了保障。作为当代的小学生我们有幸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宪法进程的突飞猛进，300多部法律相继出台，依法制国已不在是美好的梦想，而是被写进了宪法，是多么的令人振奋。然而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如何做到与宪法同行。可能会有人说，我们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不吸毒，宪法就约束不了我们。这是多么的无知啊。其实宪法离我们很近，那些轻视宪法的人是没有认识到宪法的重要性。当今社会人们在不断淡化法律意识，甚至有人在讨论一些传统美德是否已经过时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多么可悲呀。 近年来，青少年结帮犯罪的现象不断上升，据来自公安部门的一则数据表明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趋势。犯罪无疑是永远威
胁着我们的安定生活，但是我坚信宪法永远维护正义，当然就我国现阶段的法制而言，的确存在着一些漏洞。有一些人为了金钱为了一个利字背离职业道德，背离良心，钻法律的空子。但我仍然要说我们的法制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信法制的正义性并捍卫它。 而作为小学生的我们，常常讲到遵纪守法，可见遵纪是基础。我们千万不要忽视遵纪的作用以小见大的道理应该人人都懂。如果你认为现在违反学校的纪律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以后不违法就行这是错误之极的观点。那就请你尽快打消这种念头吧。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现在对自己小小的放松将来很可能会酿成大错。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从一名合格的小学生做起，将来走出校园融入社会集体后才能使自己成为一名知法守法的好公民。 我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遵守法律是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我们小学生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也要从小牢记一份责任：为了国家和社会秩序，我们应自觉遵守法律。因为宪法无时无刻都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地伴随我们成长。让我们一起踏上与法同行的道路吧。 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心得范文212月4日，是法制宣传日。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学校为了让我们平安健康地成长，特意开展了一次学习法律知识的活动。让我们知道：作为一名少先队员，应该知法、学法、守法，懂法、用法，学会用法律来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 中国于二十一世纪初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经济真正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入世”与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的法制建设尤其是经济法制建设带来巨大的冲击,也给中国法制建设提出了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课题和目标.党的十六大在界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修订了原来的"小康"和"四化"概念,提出了"新的四个现代化"概念.(注1)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一系列的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观念.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变革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的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的法制现代化的出现和建立是必然的趋势和要求,也是唯一的选择.从实践上看,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保障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方针已经打开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帷幕.邓小平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九九八年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进入更加"自觉"的阶段；二零零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进一步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及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惯例相比较,中国有了更多的机会借鉴外国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并且进行交流.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及两万多条规则已经成为中国在世界贸易关系中必须遵循的信条,必将极大地影响和决定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和方向.我们已别无选择,而且时间紧迫.探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内涵、外延、实现途径、特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文仅就此进行若干基础性的探讨分析,作为引玉之砖抛出,以求引起争鸣,请求斧正. 一.什么是中国法制现代化 解析中国法制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可以从"法制"和"现代化"两个不同的侧面进行.从法制侧面是三层意思:法制化,法制现代化,中国法制现代化;从现代化侧面看也是三层意思: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或现代法制化),中国法制现代化.从法制化侧面解析,基本上(就是说不完全是)从法制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个纵的方面来研究的;而从现代化侧面解析,则是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各个方面,从横的方面来进行研究的.从两个方面均可切入正题. (一)从法制化角度解析 用历史角度看,法制化是与市场经济的建立、形成、发展、现代化、国际一体化而出现的国际公认的新概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虽然也有法律和制度,但由于没有形成市场经济,基本上是无序的，没有现
坚持和推进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文化，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从字面上理解，是指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依法治国具体内涵则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即实行法治；通过实行法治，实现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个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一、历史沿革 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实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强大，依法治国主张与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进步观念开始广泛传播。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一样，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有彻底的法治。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而且也应当成为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必然是而且应当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最高历史类型的依法治国。 而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到形成体系、制度也经过了一个过程。1996年2月8日，在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的总结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同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一条基本方针，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1997年9月，“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正式写入宪法修正案。这也标志着依法治国理念已经从宪法的高度得到了确认。 十六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七大报告也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了不断的落实和推进。 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依法治国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社会文化共存亡同兴衰的社会现象，具有历史性。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而且也应当成为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必然是而且应当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最高历史类型的依法治国。 （一）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 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性质的要求，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制度创新，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历史充分证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
组织收看《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2020年度法治人 物》观后感 2020年12月4日是第7个国家宪法日，《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2020年度法治人物》将在当天隆重推出。对此你会有怎样的感想呢?下面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了“组织收看《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2020年度法治人物》观后感”，欢迎阅读与借鉴! 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观后感一 今天我们组织观看了《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2020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礼》，今年是“CCTV年度法治人物评选及颁奖礼”的第20届，看完之后我内心十分动容。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爷爷曾说：“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确，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只有从我们自身开始去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治国”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家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校有校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所学校假如没有严格的规定，就不能得到长久的发展。现代社会受一些不健康思想的影响，我们变坏真是太容易了，比如网吧、游戏厅等，你们可知道有多少人因此而荒废学业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年龄的特点决定了同学们的幼稚、不成熟，可能会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甚至因法律意识的淡薄而导致一些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我
们完全有必要学习有关的法律知识，来尽量减少甚至完全避免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 宪法的温度，可暖，暖上心尖;宪法的温度可冷，冷到刺骨。我们是祖国新一代的接班人，宪法精神应时时刻刻在我们心中。它呕心沥血为中华儿女的成长与发展保驾护航，我们应为我们的宪法而感到骄傲，更应让祖国因我们而自豪!让我们在宪法面前高举双手，共同筑造属于全中国人民的伟大中国梦! 让我们携起手来，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现象，相互帮助，团结奋进。让我们一起学法、知法、守法，做一名新世纪合格的学生，用我们美好的心灵去净化身边的丑恶，用我们灵巧的双手共建人类的文明，共创和谐校园。 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观后感二 12月4日，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2019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礼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 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开封人民法庭原庭长，“背篼法官”“CCTV2014年度法治人物”郭兴利作为特邀讲述人，到活动现场致辞。 郭兴利：我终于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做到了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行政机关不得设立任何形式的“小金库”；严格执行( )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必须全部上缴财政，严禁以各种形式返还。 A．收支两条线 B．罚缴分离 C．执法上审裁分离 D．决策上审裁分离 2、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原则是违法归责，下列对违法的含义不正确的理解是：（） A．违法指的是行为违法 B．违法指的是行为结果违法 C．违法指的是违反法律，是一个客观标准 D．行政违法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 3、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不属于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方面内容的是（） A．．加大政府管理成效的力度 B．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 C．．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 D．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 4、《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秩序得到有效维护。 A．经济社会 B．政治社会 C．文化社会 D．生态社会 5、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列不属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的是（）A．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B．必须把维护政府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 C．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 D．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6、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 )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A．市．县 B．省．市 C．省．县 D．县．乡 7、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法律议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重在提高( )。
法治型社会需要律师，律师活动促进法治社会的发展。在法治型社会，法律至上，在所有行为规范中，法律具有最高效力；在社会冲突的解决中，以司法手段最为有效；司法机关在解决冲突时，只服从法律，而不受法律之外的权力的干涉，不为社会舆论所左右，不为个人情绪所动摇；更不为某种私利所扭曲；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平等地享有法律权利、承担法律义务，任何人的法律权利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任何人的违法行为都平等地受到法律追究。在这种以法律规范指导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律师职业应运而生。律师是法律专家，精通法律，具有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条件，能够切实满足社会主体对法律内容的了解以及正确行使法律权利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需要。在古罗马社会，由于法律价值被广泛认同，因而萌芽了律师及律师制度，在现代社会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推动了律师职业的发展，建立了西方发达的律师制度。与此同时，律师的职业活动，又反过来对社会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律师通过开展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担任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的法律顾问，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等活动，向社会主体阐释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则，无疑有助于提高广大社会主体的法律素养以及全社会的法治环境，推动社会法治水平的不断优化。这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律师是一个复杂法律制度的专家。他犹如法院里的官员一样，以一种替
大众服务的精神来运用他的知识，虽然法律界人士散布全国各地，并无统一组织，可是在他们之间却存在有一种‘同盟’?。?企业及及社会生活，以及政治制度的力量，都得靠律师们来担负起职业责任。? 律师文化是法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法治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真理?是由社会在平等、自由的自然扩展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专制文化则是一种统治者?钦定?的文化，是固定的意识形态，将这种钦定的确立为社会的真理，一切以这种钦定的文化为标准。?野蛮的力量也要为它自己的卑劣制造某些道义上的支持来粉饰冠冕?[9].钦定的之所以也称为文化，乃是因为?文化?这一词本身就含有文明、正义的意思。总是想将赤裸裸的暴力伪装成大爱、宽容、正义性。一切可能对这种钦定的文化剥去伪装的机会，都会被专制文化视为大敌。步青云先生说?自治的大学?是民主的四大基石之一[10].一个专制的文化里，是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也不允许人们可以追求更大的权利、精神、远见和正义，它们还要传播愚昧的文化。如果允许钦定的文化塞进文化教育中，这是对民主之治的最大践踏。中国古代的?文字狱?是极好的证明。文字狱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11] ?文革?，中国人再次用无数的?生命?感受了?钦定?文化的厉害。在专制文化里是没有公平辩论的，?辩
思想汇报范文：首个国家宪法日弘扬宪法精神推进依法治国 首个国家宪法日 弘扬宪法精神推进依法治国 今天XX年12月4日，我们迎来首个国家宪法日。 XX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会议是建党以来历史上、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上第一次以法治为主题的中央全会;这项重要决定，也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全会通过的以法治为主题的决定。在文件中，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的表述，令举国为之振奋，令世界为之瞩目。 XX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明确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由此开端，国家宪法日成为具有法定效力的重要节日，正式融入民众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 国家宪法日 产生的过程
回顾新中国的宪法历史，更能体会到今天设立国家宪法日来之不易。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于1949年9月29日颁布。《共同纲领》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等国家的重要制度。囿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制定《共同纲领》的代表并非通过人民选举产生，不符合人民主权原则，起到的是临时宪法的作用，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当然，它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提供了基础。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她是一部较为完善的宪法。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对1954年宪法进行修改，形成了1975年宪法。这部宪法诞生于文革后期，受极左思想影响存在严重缺陷，难以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保障。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对1975年宪法进行修改，形成了1978年宪法。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对左的错误思想尚未得到彻底纠正，依然存在明显缺陷，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全
《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2019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礼》 观看体会5篇精选 12月4日，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2019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礼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 “作为一名青年法官，我始终坚信，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接过沉甸甸的奖杯，赵鑫这样说。 他1983年出生，xx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获经济法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工作。虽然是一名基层青年法官，但他早已是硕果累累：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荣获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法院“最强执行干警”“首都劳动奖章”“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北京市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先进法官”等荣誉称号。 办案9年，赵鑫累计执结案件7000余件，执行到位金额达13亿元，办理了“知名网络歌手欠款案”“八旬老太医院霸床案”“涉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工程疏解腾退案”等一批社会关注度高、执行风险性大、关系区域发展大局的疑难复杂案件。 “可能更多的人对于法官的认识都是温文尔雅，但是执行法官更应该展现出血性。”对于获得的荣誉，赵鑫敬畏谦逊;但谈到自己的工作，他目光如炬。 作为执行骨干，赵鑫办案有思路、有办法、敢担事，也能干成事。他主动承担了大量涉众、涉民生和涉腾退的复杂、敏感案件。在
法官联席会上，每逢难案，赵鑫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案子交给我，我来想办法。” “我们所有工作都向着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们要对得起这身制服，对得起胸前的法徽。”做人，他一步一个脚印;执法，他一言一行铿锵。 在颁奖礼上，赵鑫郑重地说：“这座奖杯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是一份崇高的荣誉，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对我们更高的期待。我将继续做好法院执行战线上的‘急先锋’，更好、更快、更全面地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让公平正义看得见、信得过、等得起、能实现。” 12月4日，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2019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礼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 “时光轮转，岁月变迁。但不变的是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在活动现场，郭兴利这样讲述。 28年间，郭兴利用背篼背着国徽和卷宗翻山越岭、进村入户巡回办案，足迹踏遍了15个乡镇169个行政村156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背篼法官”。 郭兴利扎根基层、倾心为民，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最美基层法官”“全国模范法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五十多项荣誉。 “我在法庭工作了28年，现已退休，脱下了法袍……说真的，有很多眷恋和不舍。”对审判工作的深深眷恋，是退休后的郭兴利最常提起的。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_法理 学论文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
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
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 七年级（2）班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2014年12月4日是首个国家宪法日，也是第14个全国法制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这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等的肯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下称《决定》）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11月1日通过，《决定》指出：“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宪法日设立的意义： 《决定》指出，设定国家宪法日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设立“国家宪法日”，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传递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 设立“国家宪法日”，不仅是增加一个纪念日，更要使这一天成为全民的宪法“教育日、普及日、深化日”，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氛围。 设立“国家宪法日”，也是让宪法思维内化于所有国家公职人员心中。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服从宪法。公职人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设立“国家宪法日”，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传递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它规定了国体、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等。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宪法日，集中反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有利于在全社会加强宪法宣传教育，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意识，进一步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通过学习宪法，每个公民都要知晓自己拥有怎样的公民权利，洞悉行政的界限不可逾越宪法，知道如何用宪法保护自己、监督权力。同时也将有所畏惧，尊重依法通过的行政要求，慎重行事。因此，设立“国家宪法日”，共和国宪法庄严走进中小学课堂，是依法治国最堂皇正大的逻辑，是我们党最坚如磐石的执政基准，这势必有助于为法治中国奠基，为依宪治国打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网络法律知识竞赛 第题: 根据《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回答：正确 第题: 根据《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回答：正确 第题: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回答：正确 第题: 根据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我国公民有任意休息的权利。 回答：错误 第题: 根据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我国公民有信仰宗教与公开传教的自由。 回答：错误 第题: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回答：错误 第题: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回答：正确 第题: 法律草案重要条款不可以单独表决。 回答：错误 第题: 党内法规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 回答：正确 第题: 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 回答：正确 第题: 行政机关可以法外设定权力。 回答：错误 第题: 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所有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回答：正确 第题: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回答：正确 第题: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回答：正确 第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序、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回答：正确 第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的原则。回答： . ：单一制 . ：议行合一 . ：民主集中制 . ：三权分立 第题: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下列选项中哪一种情况不是公民获得物质帮助权的条件？（）回答：. ：公民在年老时 . ：公民在疾病时 . ：公民在遭受自然灾害时 . ：公民在丧失劳动能力时 第题: 宪法规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回答：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全国人大常委会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 ：各民主党派 第题: 关于《宪法》对人身自由的规定，下列哪一选项是不正确的？（）回答： .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 ：生命权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属于广义的人身自由权 .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 . ：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住宅 第题: （）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回答：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 ：国务院 . ：国防部 . ：国家主席 第题: 宪法效力是指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约束力与强制性。关于我国宪法效力，下列哪一选项是不正确的？（）回答： . ：侨居国外的华侨受中国宪法保护 . ：宪法的效力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领域 . ：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首先源于宪法的正当性 . ：宪法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没有约束力
宪法的精神法制的力量2020年度法治人物节目观后感心得 2020年度法治人物节目观后感1 “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各种强制行为规则的总称。”这是《新华词典》对法律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对年少的我来说太模糊，太抽象了。法律，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至高无上，人人都要遵守?是儿时的游戏，让我懂得了规则多制定和遵守;是《青少年保护法》让我真正明确了法律条文;是学校的普法教育，让我学到了更多法律常识。渐渐的，我知道了学法、守法的重要性，更知道遵纪守法要从点滴做起。 “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三国时刘备告勉儿子刘禅的一句话，这位古代政治家的至理名言虽然历经1700多年，但它的哲理光芒永存。“小恶不制，必然发展”，看看社会中的那些犯罪分子，哪个不是从“小恶”开始一步步走向犯罪道路的呢?就如一只小白蚁在船板上咬一个小洞是很不起眼的，但如果任其发展起来，船就会沉没。我们青少年预防犯罪要从预防不良行为的发生做起。
人们常说，家庭是我们的第一课堂，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记得班里曾做过一次试验。老师问：“同学们，如果有人欺负你，你怎么办?”竟然有半数同学回答：“打他，跟他拼了。”老师接着问：“为什么?”那些同学便说：“爸爸妈妈告诉我，人在社会上要厉害一些，不能受窝囊气。”我庆幸，我没有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我庆幸，爸爸妈妈从没有用这样不正当的思想教育我。但是，同龄人的话仍让我吃惊。 再看看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吧。一些不法商人大肆造假、售假;贪脏法，金钱获得了很多，但等待他们的是法院的判决书。他们破坏了社会治安，全然不顾法律的存在。试想，如果每个人都自由自在，不把法律放在眼里，那想将来的社会会是怎样的呢?那些由于缺少知识而心灵受到污染的孩子们，又能做到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护法呢? 目前，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犯罪。自私与无知多么可怕，对法的无知又更是多么可怕啊!无数事实说明，青少年自身的道德品质和法律观念起着决定作用。 法无处不在，但不要将它变成生活的负担，而要将它作为生活的准则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只有现在认真学法，才能在未来做一个懂法的人;因为只有懂法，才能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只有我们自己守法，才能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进而维护他人的权益，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尊言!
关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几个重大关系 【内容提要】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应当要处理好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法制变革应当要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文化建设同步进行，应当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吸纳他国法律文明的先进因素，在现代法律制度建构的同时，特别应重视现代法律意识在全社会的牢固确立。这些均是中国法制变革应当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旨在实现现代法治社会，促进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现代法制变革运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的国情与文化背景的国家进行法制现代化变革，需要我们处理好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关系。 一、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对中国法制变革进行研究时，国内外有些学者常常认为西方法制发展属于“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而中国则属于“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而做出的回应。确实，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对不利的环境之中。即相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成的相对成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而言，我国在各个方面都相对落后。这几乎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极为头痛的问题。这种反差极易带来一些不良的心理，比如或急躁，希冀一蹴而就赶上发达国家；或抱怨，总以外国的标准来衡量国内的事情；或崇洋媚外，丧失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等等。而为了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将法制变革当做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其实，这实在是一个误区。 在论及法律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在关联时，马克思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集中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相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言，法律毕竟是第二性的因素，其内容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法律虽然对社会发展也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能动作用只有与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相一致并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综观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法制变革，其屡遭失败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没有基于相应的社会生活条件来进行。如清末修律、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均是在没有根本触动甚至是在保持、维护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企图仅靠法制变革而实现其社会理想。这样，尽管其颁布的法律均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具有一些近现代革命性的因素，但这样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形同废纸，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种功利性的法制变革除了留下失败的惨痛教训外，对整个社会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与触动。（注：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有相当一致而清醒的认识。即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它首先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然后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都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变革。国外也有学者对中日两国的法制变革运动进行了对比研究，也得出了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的结论。参见（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3—376页。）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而法制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制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制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因为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制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办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