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
李忠路、邱泽奇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提要：对于家庭背景与儿童学业成就间的关系，既有研究大多着眼于家庭背景对最终教育获得的影响，但教育获得是一个连续过程，对受教育过程缺少分析，就难以理解家庭背景影响儿童受教育机会的过程性机制。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基线数据（CFPS2010），探讨了家庭背景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路径和机制。本文分析结果表明：（1）家庭通过其社会经济资源为儿童提供有差异的教育机会，进而影响儿童的学业表现；（2）家庭通过家长的教育参与和行为支持，培养儿童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从而对其学业成就产生影响。进一步的探讨还发现，家庭背景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路径和机制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学生成绩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学生的影响；相比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就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学习行为。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如何缩小儿童学业成就的阶层差异以及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家庭背景教育机会教育参与学业成就
一、研究问题
教育是国民素质发展的基本途径，儿童时期的教育则是一国劳动力素质养成的基础。儿童时期的教育获得不仅在个体层面影响着人们的成就与幸福，更在国家层面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素质（Heckman，2011）和创新，进而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能力。在中国，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学校规模的扩张，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尽管如此，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及其配置的非均衡性，教育不平等状况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杨东平，2006）。为此，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促进教育公平，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列为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教育的公平性一方面来自于制度安排，即缓冲甚至抑制受教育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受教育机会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受教育者家庭参与教育的机会和能力。无论是哪一种影响，最终的产出都是儿童在同辈群体中的学业表现。如此，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衡量教育公平性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个人教育获得中的作用呈上升趋势，其影响也没有随学校的扩招而减弱（Deng & Treiman, 1997；Zhou et al.，1998；李春玲，
2003，2010；李煜，2006；刘精明，2008；吴晓刚，2009，2016；吴愈晓，2013a；李忠路，2016）。
既有研究大多着眼于家庭背景对最终教育获得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获得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前一个阶段的教育获得对后一个阶段既是积累性的，也是机会性的。没有优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获得，几乎没有机会踏入高等教育的大门。教育的延续性和积累性特征，让个体教育机会的竞争在中小学阶段甚至幼儿园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对受教育过程缺少分析，就难以理解家庭背景影响儿童受教育机会与学业成就的过程性机制。不仅如此，从起点上（义务教育阶段）探究学业表现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还有直接的政策意涵。
义务教育的目标是保证教育起点的公平，其强制性和普惠性在理论上应该让家庭背景对儿童入学机会的影响降到最低。不过，在当下的中国教育体系中，由于高中及大学教育机会的相对稀缺，学业成就仍然是教育选拔的主要标准，受教育者的教育获得事实上与其在每一阶段的学业表现密切相关。因而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不仅体现在无差异的入学机会上，更体现在独立于家庭背景的学业成就上。
事实上，在义务教育阶段，不仅会因学校的三六九等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构成影响，家长对义务教育参与的能力与方式也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与既往的研究关注家庭背景对最终教育获得的影响不同，本文希望探讨的是家庭背景通过什么机制和路径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学业成就。
二、文献综述
作为儿童成长最初和最重要的环境，家庭对儿童的学习行为和学业成就具有重要的影响。《科尔曼报告》指出，家庭比学校和社区更能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此后有关家庭背景与儿童学业成就间关系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儿童学业成就有显著的影响，其影响甚至大于学校的影响（Coleman et al., 1966；Peaker，1971；White，1980；Sirin，2005；Cheadle，2008）。一些基于中国省市的研究也支持科尔曼的结论，例如，方长春、风笑天（2008）对南京市初中生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学习成绩具有重要影响。孙志军等人（2009）对“甘肃家庭与儿童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对小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科尔曼发现的基础上，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学业成就的机制，如人力资本理论、文化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衡量是家庭教育投资的主要原则，儿童教育成就的差异主要是家庭教育投资的多寡造成的。受家庭资源的约束，贫穷家庭的父母通常对子女教育投入不足，影响了子女的学业成就（Becker，1964）。文化资本理论强调家庭文化资源和文化氛围对孩子教育期望和学习成绩的影响，相对于文化资本匮
乏的家庭，文化资本丰富的家长通常更了解学校教育的规则，也会投入更多文化资源，注重培养儿童的教育期望和学习兴趣，帮助子女更好地掌握学校课程、取得优秀的学习成绩（Bourdieu & Passeron，1990）。社会资本理论则强调家长的教育参与对儿童学习行为和学业成就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通常会更多地参与儿童的学习活动，更加注重与学校老师以及其他家长的交流，减少儿童逃课和危险行为，进而提高儿童学业表现（Coleman，1988）。
由于教育资源配置存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以及校际差异，人们在讨论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的关系时，往往把就读学校的质量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重点学校通常集中了优秀的师资和生源，对儿童下一阶段教育机会的获得具有重要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家庭会利用各种资源优势为子女争取优质的教育机会，增加其下一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概率（李煜，2006；刘精明，2008；赵延东、洪岩璧，2012）。研究表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就读学校的质量有重要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就读学校的等级也越高（文东茅，2006；陈友华、方长春，2007；李湘萍，2008；吴愈晓，2013b）。
尽管理论视角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家都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路径和机制。其中，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家庭经济资源和教育投入对于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文化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更多地关注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和教育参与对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学校质量差异视角则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儿童就读的学校，进一步影响其学业表现和后续教育机会。
事实上，任何一类因素的影响都不是独立的。家庭经济资源、家庭氛围和学校质量都很重要。问题是这些都是外生因素，都需要通过受教育者的学习行为来获得产出，即儿童的学业成就。
三、分析框架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学业成就之间的影响机制和路径。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结合中国教育的现实，本文提出如下分析框架（见图1）。
日常经验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以下两条路径实现的。
第一，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家庭会为其子女争取优质的教育机会（如体制内的重点学校和市场提供的教育服务），进而影响儿童的学业成就。重点学校集合了优秀的师资和生源，不仅直接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差异，还通过教师和同伴影响其学习态度和行为，从而对儿童的学业成就和下一步教育机会的获得产生影响。
此外，中小学教育培训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学校教育之外的选择和补充，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可以为孩子购买额外的教育产品和服务（比如家教和辅导班等），进而强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
第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家长的教育期望和教育参与，进而影响儿童的学习行为和学业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行为支持也受到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由于不同阶层的家庭资源和能力也有所不同，所能提供的教育支持存在显著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家长对子女教育的行为支持（如检查作业、讨论学校情况等）可以培养儿童良好的学习习惯，并影响其学业表现（Steinberg et.al, 1992；Fan & Chen, 2001；赵延东、洪岩璧，2012）。
据此，本文提出4个研究假设。
假设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教育机会的质量有重要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受教育机会的质量也越高。
假设1a：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就读学校的质量越高。
假设1b：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所获得的市场上的教育服务越多。
假设2：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参与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子女的教育参与程度也越高。
假设3：家长教育参与和儿童的教育机会质量会影响儿童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
假设3a：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长教育参与越多，儿童的学习行为越积极主动。
假设3b：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儿童就读的学校质量越好，其学习行为越积极主动。
假设4：家长教育参与和儿童教育机会质量影响其学业成就。
假设4a：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长教育参与程度越高，儿童的学业表现越好。
假设4b：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儿童就读的学校质量越好，其学业表现越好。
假设4c：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儿童所获得的市场上的教育服务越多，其学业表现越好。
四、数据、测量、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2010年基线调查数据（以下简称CFPS2010）。
CFPS2010在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成功调查了14960户家庭，并对每个样本家庭户进行了三份问卷调查：家庭问卷、16岁及以上的成人问卷、16岁及以下的少儿问卷。其中少儿问卷分为家长代答问卷和儿童自答问卷（10-15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且完成了自填问卷的10-15岁儿童。为了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之相联系，我们把儿童问卷与家庭、父母问卷进行了配对。剔除含有缺失变量的样本之后，最终得到了2750份样本。样本均值T检验结果表明，样本变量值的缺失是随机的。
（二）测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之一。分析中采用三个指标进行测量。一是2009年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二是父亲的受教育年限，三是母亲的受教育年限。
家长教育参与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重要中介变量。本研究运用了4道访题测量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与。第一，“当这个孩子在学习时，您会经常放弃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吗？”第二，“自本学年开始以来，您经常和这个孩子讨论学校里的事情吗？”第三，“您经常要求这个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吗？”第四，“您经常检查这个孩子的家庭作业吗？”选项为1-5的定序变量，分别表示从不、很少（每月1次）、偶尔（每周1-2次）、经常（每周2-3次）、很经常（每周6-7次）。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取其均值作为家长教与参与得分进行分析。
儿童就读学校的质量对其学习行为和学业成就有重要的影响。对儿童就读学校质量的测量运用了4个测量指标：儿童对学校的满意度评价、儿童对班主任的满意度评价、儿童对语文老师的满意度评价以及儿童对数学老师的满意度评价。选项为1-5的定序变量，数值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取其均值作为就读学校质量得分进行分析。儿童对就读学校质量的主观评价虽然不能完全体现其就读学校质量的好坏，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对就读学校质量的认知和评价。我们期待进一步的研究能够弥补本文关于学校质量测量的不足之处。
有关儿童所获得的市场上提供的教育服务，通过以下两个指标进行测量：一是上个学期儿童是否参加了辅导班，二是去年全年儿童的课外辅导/家教费用支出。
儿童学习行为的测量，包括其日常学习习惯，运用以下4道访题进行测量。第一，“我学习很努力”；第二，“我在课堂上会集中精力学习”；第三，“我只在完成家
庭作业后才会玩”；第四，“我会在完成家庭作业后核对数遍，看看是否正确”。选项为1-5的定序变量，1-5分别表示十分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十分同意。
儿童学业成就的测量采用了两类指标。第一类指标是家长评价的语文和数学成绩，运用访题“就您所知，孩子上学期平时的语文/数学成绩如何”来测量，选项为1-4的定序变量，1=较差，2=中等，3=良好，4=优秀。第二类指标是CFPS2010年儿童字词和数学能力的基准测试得分，CFPS2010根据儿童受教育程度，对字词测试的难易程度进行了调整。在分析中依儿童所在省份和就读年级对得分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在儿童学业成就和家庭背景关系的研究中，通常在国家层面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排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初等教育中，儿童的受教育机会是地域性的，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以及高中升大学的选拔，是在区域内（县、市、省）逐级实施和完成的。高一个层级受教育机会的获得并非取决于儿童在国家层面的成绩排名，而是取决于其在区域内的相对位置。同样，其竞争对手也非国家层面的学生，而是区域内的同级群体。
因此，无论是家庭背景的影响，还是学业成就的测量，都应该是相对的，是在某个区域内的。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通过加入省份虚拟变量来控制儿童学业成就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区域差异。不仅如此，在结构方程中，本文还对儿童学业成就、辅导班费用支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测量指标按照省份和年级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即在分析中控制了年级和地区的差异。在此，控制变量还包括了性别和民族。
（三）分析方法
鉴于本文需要同时估计测量指标与潜变量的关系以及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故而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估计家庭背景各个变量与儿童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中运用了LISRELv8.7。
运用本文的分析框架（图1）和研究假设，在分析中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设定（参见图2）。潜变量和测量指标的对应关系请参照表1。说明如下。
第一，外生潜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就读学校质量、儿童获得的市场教育服务、家长教育参与、儿童学业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对儿童的学业成就产生间接影响。为此，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设为除性别、民族和地区之外的惟一外生变量。既往研究表明，无论是家长的教养方式、儿童就读学校的质量，还是儿童自身的教育期望和学习行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第二，儿童就读学校的质量和家长教育参与程度既可以直接影响儿童的学业成就，又可以通过儿童学业行为这个中介变量对儿童学业成就产生间接的影响。
第三，图2中儿童学业成就潜变量没有直接测量指标，在模型中，将其作为儿童基准测试和成绩排名两个潜变量的高层潜变量进行估计。
第四，由于测量指标误差项之间是否相关的设定需要根据LISREL输出结果进行调整，具有较强的任意性，故假定所有内生变量测量指标的误差项都不相关。
第五，通过对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的分组比较来检验家庭背景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的城乡差异。
五、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前，需要先了解背景对儿童学业成就以及各中介变量的影响，为此本文运用了多元回归模型和logistic模型。表2报告了儿童字词和数学基准测试平均得分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仅加入了性别、年级、民族、省份虚拟变量等控制变量，为基准模型；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逐次控制了城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教育参与得分和经济投入（是否上辅导班）、就读学校质量得分、儿童学习努力程度得分等变量，逐步考察各变量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
就儿童学业成就的城乡差异而言，模型2显示，在控制了省份、年级、民族等变量后，城市儿童基准测试得分要比农村高出0.755个单位，考虑到儿童基准测试的均值为21.775，标准差为7.706，儿童学业成就的城乡差异约为0.1个标准差；模型3控制了家庭人均收入和父母受教育年限后，儿童基准测试得分的城乡差异失去了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儿童学业成就的城乡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的。
模型3、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的分析结果一致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教育参与、儿童是否上辅导班、儿童就读学校质量、儿童学习的努力程度等因素对
中小学生的学业成就均有显著的影响。
全模型（模型6）的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的学业成就越好。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儿童学业成就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父母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儿童基准测试得分会提高0.118；家庭收入每增加1%，儿童基准测试得分会提高0.26。家长教育参与得分（如检查作业、讨论学校事情等）越高，儿童的学业表现也越好。就教育机会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而言，儿童就读学校的质量和是否获得市场提供的教育服务（是否上辅导班）对其学业表现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儿童对就读的学校越满意，其基准测试得分越高；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加辅导班的儿童的基准测试得分比没有参加辅导班的儿童高0.46。
统计结果表明，城市家庭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会更多地参与子女受教育的过程，为子女购买市场上的教育服务以及争取优质的教育机会。就家长的教育参与而言，城市家长的教育参与得分比农村家长高出0.23，家长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教育参与得分会高出0.05。就教育机会而言，城市儿童更多地参加课外辅导班和就读于质量较好的学校，城市儿童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发生比是农村儿童的4.66（=e1.54）倍，城市儿童对其就读学校的评价比农村儿童高出0.049；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儿童就读学校质量和是否参加辅导班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就儿童学习行为而言，我们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学习的积极性越低；城市儿童的学习积极性显著低于农村儿童；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家长教育参与和就读学校质量对儿童的学习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家长教育参与程度越高，儿童的学习行为越主动，儿童就读学校质量越好，其学习的积极性也越高，这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并不能简单地提高儿童学习的积极性，必须经由家长的具体教育参与来发挥作用。
六、结构方程分析结果
多元回归分析为理解家庭背景对儿童学业成就及各个中介变量的影响提供了初
步的数据支持。不过，多元回归分析无法同时分析各个自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所有变量都不含测量误差的假定，也不符合社会现实。为更好地处理测量误差和进一步厘清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的学业成就，我们引入了结构方程分析。
（一）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
评价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是解释测量模型和潜变量之间关系的前提。一般情况下，常把χ2、χ2/df、RMSEA（剩余误差均方根）、GFI（模型拟合指数）以及AGFI （调整的模型拟合指数）等作为拟合优劣的主要指标。
22值越小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χ2/df则考虑了自由度的影响。在评价模型时，χ2和χ2/df值越小越好。不过，χ2值χ2/df值极容易受到样本量的影响，在大样本条件下，细微的差距都会使χ2和χ2/df非常显著。
GFI和AGFI是评价结构方程拟合性的传统指标，其取值越接近于1，表示模型拟合越好。RMSEA不仅排除了样本量的影响，还可以对取值进行统计检验，故通常把RMSEA 作为评价模型拟合优劣的首要指标。RMSEA值越小，模型拟合越好，一般认为RMSEA 小于0.08是可以接受的模型，小于0.05是较好的模型，小于0.01则被认为是完美模型（Markus，2012；Kline，2015）。
表4报告了设定模型在总样本以及子样本中的拟合度。在假设模型中（见图2），χ2值为676.5，自由度为176，χ2/df为3.8，符合大样本情况下χ2/df小于5的一般评价标准；RMSEA为0.032,小于0.050的概率为1；GFI和AGFI也都比较接近于1。综合各个子样本的拟合指标来看，我们假设的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内在的结构关系。
表5汇集了测量指标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指标的因子负载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大多数指标的因子负载达到0.5。这说明分析指标具有较高的效度，较好地测量了潜变量。读者需要注意的是，在测量模型中，“儿童的数学测试得分”、“家长要求子女完成家庭作业”以及“家庭人均收入对数”这三个测量指标的因子负载小于0.5。儿童的数学测试得分的因子负载低于0.5，这说明数学测试并未很好地反映儿童的语文和数学能力的差异；家长要求子女完成家庭作业的因子负载也低于0.5，说明该测量指标也未能很好地反映家长教育参与这个潜变量；虽然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因子负载低于0.5，但是作为外生变量，因子负载系数并不是反映该指标在多大程度测量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潜变量，而是表明家庭人均收入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故而不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测量问题。我们期待进一步的研究能弥补本文关于儿童学业成就和家长教育参与测量的瑕疵。
（二）家庭背景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路径分析
图3和表6报告了潜变量之间关系的路径图和检验结果。
总体上来看，本文的模型解释了儿童就读学校质量差异的1.2%，儿童获得市场教育服务差异的33.3%，家长教育参与程度差异的20.3%，儿童学习行为差异的10.4%，以及儿童学业成就差异的34.4%。对于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到中介变量再到儿童学业成就变量的分析结果，具体说明如下。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教育机会差异
优质学校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其竞争的激烈性。从图3和表6中可以看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就读学校质量得分的影响系数为0.11个标准单位，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提高1个标准单位，儿童就读学校的质量上升0.11个标准单位，研究假设1a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就读学校的质量越高”得到了数据支持。不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只解释了儿童就读学校质量差异的1.2%，这说明，在义务教育阶段，由于就近入学的原则，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就读学校质量的影响有限，其就读学校
质量的差异或许主要是家庭之外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也许与我们采用基于家庭户的调查数据和对学校质量的测量有很大的关系。
与就读于优质学校的机会获得机制不同，课外辅导班是由市场提供的教育服务，家庭可以自由购买，影响其获得的机制主要是市场的可及性和家庭的购买意愿和支付能力。分析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b“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所获得的市场上的教育服务越多”。从表6可以看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解释了儿童获得市场教育服务差异的33.3%，其标准化影响系数为0.577。
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长教育参与
虽然中国家长普遍对其子女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马宇民，2010），可由于自身能力和资源的约束，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在为子女教育提供行为支持上（比如与子女讨论、检查作业等）却存在较大差异。
图3和表6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解释了家长对子女教育行为支持差异的20%，其标准化影响系数为0.45。即尽管多数家长都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营造的学习环境却不同（赵延东、洪岩璧，2012；王甫勤、时怡雯，2014）。研究假设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子女的教育参与程度越高”得到了支持。
3.家庭背景与儿童学习行为
儿童学习行为和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家长潜移默化的影响。表6的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习积极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学习的积极性越低；家长的教育参与对儿童的学习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家长教育参与越多，儿童的学习行为越主动（研究假设3a得到了支持）。尽管儿童的学习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可家庭背景变量只解释了儿童学习行为差异的一小部分。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儿童的学习行为较多地受到了家庭外（学校、社区、同伴）等因素的影响。
4.教育机会差异与儿童学习行为和学业成就
优质学校不仅拥有优秀的师资，还有良好的生源。儿童就读学校的质量除了直接影响儿童学业成就，还会通过教师和同伴影响其学习行为。从表6的分析结果来看，儿童就读的学校质量不仅对其学业成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假设4b“儿童就读学校的质量越好，其学业表现越好”得到支持），也对学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假设3b“儿童就读的学校质量越好，其学习行为越积极主动”得到了数据支持。分析结果还表明，儿童参加课外辅导班及课外辅导费用支出对其学业成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假设4c“儿童所获得的市场上的教育服务越多，其学业表现越好”得到了支持。
5.家长教育参与和儿童学业成就
表6的分析结果同样验证了科尔曼的结论，家长的教育参与不仅通过影响儿童的学习态度和行为对其学业成就产生间接影响，还直接影响儿童的学业表现。家长教育参与程度越高，儿童的学业表现越好，研究假设4a得到了数据支持。赵延东和洪岩
璧（2012）的研究也表明，家长如拥有较丰富的网络资本，将有利于与老师和其他家长的交流，从而可以间接地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
6.家庭背景对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总效应
表7进一步报告了各个影响因素对儿童学业成就的的标准化总效应，以便我们比较其相对作用。
通过表7可以看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业成就的总效应影响最大（其标准化总效应为0.394），其次是儿童自身的学习行为，之后是家长教育参与和儿童就读学校质量，最后是市场提供的教育服务（其标准化总效应为0.103）。这说明，即使是在诉求社会公平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背景仍然对儿童的学业成就有较大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和直接的，家庭和学校仍然有较大空间来提高儿童的学业表现。
（三）家庭背景影响的城乡差异
在当下的中国，城乡是影响教育的重要变量，不仅教育资源分布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异，城乡家庭在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和教养模式等方面也有较大的不同。表2的分析表明了城市儿童的学习成绩显著优于农村儿童。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进一步对家庭背景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路径进行了城乡比较。
表8报告了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及结构方程模型的解释力。总体而言，家庭背景对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路径有以下三点不同：第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学生成绩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学生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解释了城市学生学业表现差异的20.8%，解释了农村学生学业表现差异的6.4%；第二，家庭背景对是否购买教育服务的影响存在显著城乡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解释了城市学生购买教育服务差异的29.5%，解释了农村学生购买教育服务差异的11.6%；第三，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就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学习行为，学习努力程度对农村儿童学习成绩的路径系数要高出城市儿童0.16。
七、结论与讨论
儿童教育事关国家未来劳动力的素质，进而关乎国家的竞争力，不可谓不重要。
既有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家庭背景对大学教育获得的影响，殊不知，大学的教育获得只是儿童时期教育获得的后果。即使是对初中（方长春、风笑天，2008）、高中阶段（杨东平，2005）的家庭背景与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探讨，也是着眼于家庭背景与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而缺少对儿童时期学业成就影响机制的探讨，即家庭背景通过什么路径影响儿童时期的教育获得。这是教育获得研究的重要缺陷。本文的努力正是尝试从起点上探究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学业成就差异和家庭背景发挥影响的机制。
通过对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基线数据（CFPS2010）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发现：第一，家庭背景对儿童的学业成就有较大的影响，与既有研究的结论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与既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家庭背景、教育机会差异以及儿童的学习行为等因素解释了儿童考试成绩差异的34.4%，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解释了15.5%。这说明，一方面，即使是在诉求社会公平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背景仍然对儿童的学业成就有较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在公共政策层面促进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依然是需要努力方向之一；另一方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和直接的，家庭和学校仍然有较大空间来提高儿童的学业表现。
第二，教育机会差异和家长教育参与是家庭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两条重要路径。既有的研究分别论证了教育机会和家长参与的影响，但这两个影响事实上是同时作用在受教育者身上的。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表明，虽然中国家长对其子女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教育机会获得有较大的影响，无论是提供优质学校就学机会还是提供市场化的教育资源，都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同时，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在为子女教育提供行为支持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第三，本文的分析还表明，家庭背景的影响路径和机制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学生成绩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学生的影响；相较于城市学生，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就也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学习行为。这是既有的研究不曾论及的。
综上所述，家庭背景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路径有两条：
第一，家庭通过运用其社会经济资源竞争和购买优质教育资源（体制内的重点学校和市场上的教育服务），进而影响儿童的学业成就。
第二，家长通过对子女的教育参与和行为支持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习惯，从而影响儿童学业成就。
这两条影响路径的发现补充了既有文献对家庭背景与受教育者教育获得研究的不足；同时，对如何减少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学业成就的阶层差异，提高中国人力资本总体水平，以及促进教育公平也提供了事实依据。在家庭层面，家庭教育对儿童的学业表现非常重要，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父母可以通过自身的教育参与（如对子女学业的关心和督促，积极和教师沟通儿童学业情况）培养儿童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子女的学业表现，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从而缩小在升学乃至劳动力市场上的阶层差异。在学校层面，在给定的教育资源配置下，学校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向来改善学生的学业成就：一是努力提升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技能，二是通过和家长沟通，在家庭和学校营造积极的教育氛围，提升儿童的学习兴趣，培养其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国家层面，相关部门则需办好义务教育阶段的每一所学校，改善学校教育设施，提升教师素质，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进而降低学校因素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
关于数据的适用性，在未来的研究中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议题：第一，截面数据并不能完全确定某些路径的因果关系，比如参加课外辅导班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第二，儿童就读学校质量和家长教育参与的测量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第三，家庭与学校的交互效应有待进一步检验，从而更好地探讨个人教育获得中家庭的影响和学校的影响。
责任编辑：杨可
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省略。
定义: 落后：今天，我们既然讨论当代社会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是否落后，就决不能 仅因它是所谓“封建社会的遗留产物”而武断认定其有“落后”的属性，因此， 秉持着'是否能对婚姻产生积极影响，是否存在较大的可用范围，不与社会发展冲突'的判断标准，门当户对的观念对当今的婚姻和家庭仍然适用。 婚姻观，简单说，就是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和态度。 门户：后来引申为派别，宗派；门第；人家等 门当户对：1.两个家庭物质和社会地位 2.个人学历，价值观，兴趣，爱好（志同道合的伴侣） 当代：即并非封建时代，封建社会勺“门当户对'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仅指婚配双方在门第、社会地位和财富等方面大体相当，强调家庭状况，而忽略当事人本身。但在当代社会，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绝不再如封建社会，虽然也包括对双方家庭背景是否相当的考虑，但其重点在于当事人本身，更多指遵循的条件相同或相近的人相互选择为配偶的模式。因此在考虑当代社会门当户的问题时，我们更多关注如：受教育程度是否相当、成长环境是否相似、宗教信仰是否相合等极有可能影响婚姻质量的个人因素，只不过上述因素通常与家庭背景、社会地位等密切相关。 婚姻观：而非爱情观 积极影响 个人：1.价值观价值观影响了婚姻生活的决断，相同的价值观促使两人对于婚姻内部事物的决断相似，减少内部摩擦，更能经营处一个和谐的小康的家庭。 2.学历，学历水平相似的两人，可以在对方碰到学术问题专业问题时给以对 方相应的帮助，并且有共同语言，在平常探讨些相关问题也可以增加婚姻情趣。（在见识和理解水平高度相似，更能谈得来，有利于沟通交流。更有利于婚姻稳定。而门不当户不对，两个见识和理解水平差距大的人结婚，一方说的另一方都听不懂，只能沉默，导致其中一方时间长了就很少与另一方说话，长时间不交流，必然导致感情淡薄疏远，这样婚姻怎么会稳定呢？） 3.兴趣爱好琴瑟和鸣 门不当户不对的影响 1?性格当今社会离婚原因大都因为性格不合，而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是受家庭氛围影响的 2.习惯许多落后地区的人有睡前不洗脚，起床不刷牙的习惯，作为女性你 能容忍这些习惯么？（报纸上报到因此而离婚的不在少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社会实践报告 大学生家庭经济背景调查 姓名：张聪 学号：20120156 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班级：行政管理2班 指导老师：胡同泽 完成时间：2014年5月
大学生家庭经济背景调查报告 “经济”一词，早以贯穿我们的生活，它是一切的基础，从小学的思想品德开始，我们就开始再书本上接触到它。特别是通过大学里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学习，让我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更加兴趣浓厚，对我在寒假里的家庭经济背景调查实践报告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第一部分调查内容 一．方案设计 1.调查的意义及目的 2014年，我们迎来改革开放36周年。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活力，使中国的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现在正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转型时期。社会调查活动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大学生家庭经济背景的实践调查，加深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概论的基本经济知识。 2.调查对象 父亲、母亲。 3、调查方式 视频访谈并记录 4.家庭背景简介
家中主要有6个人，父亲、母亲还有自己，现在我就读于重庆大学2012级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班。家中还需要供养年迈的爷爷奶奶，经济状况比较拮据。 二．访谈记录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父亲 名字：张羽刚 年龄：48岁 学历：初中 地区：贵州省思南县红岩村下湾组 父亲在16岁的时候便开始务农，做了几年转行跟爷爷学医，现在是一名乡村医生。 母亲 名字：雷贵英 年龄：50岁 学历：初中 地区：贵州省思南县红岩村下湾组 母亲和爸爸结婚后就一直在家务农。 访谈时间 2014年5月24日到5月25日在电话里的时候。 访谈地点 寝室电话里和爸妈闲聊
新婚姻法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相关调查显示，《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出台后对中国传统婚姻模式造成了一定冲击。 1.女士更愿意买车买房。 南京的李女士和男友准备结婚，本来女方家打算出钱装修，但现在改变主意了。“将来万一有个闪失装修又带不走。”女方家认为，过去那种男方买房，女方装修买家电的办法现在不被看好了，相比之下女士更愿意买车、买房。 婚姻咨询师常君说，新解释的出台，传统的婚嫁模式可能因此改变。女性也许将不再愿意把钱花在不能增值的婚嫁项目中，以保证投入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缩水。 2.更多女士将争取掌控家庭财产。 “成家后，我想掌握更多的经济大权。大权在握，心中不慌。”李女士说。《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出台后，家庭中经济处于弱势的一方，可能会更多地争取对家庭财产的掌控权。 “要是我也会这么做，但是真正离婚划分财产的时候，就算你手里握着一沓存折，也是白搭。”南京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巩蔺娜说，离婚时按照法律规定，共有财产还是需要进行平分，最实惠的处理方法，还是在房产证上将自己的名字作为共有人加上去。 3. 财产公证是否会增多？ “过去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办理婚姻财产公证的并不多。”张先生觉得，现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会引起不少女性对婚姻财产的重视，办理此类公证的人会有所
增加，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昨天我还跟同事讨论这个事儿，但是并没有太多人来办理婚姻财产公证。"郑州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毛旭说。毛旭认为，新的司法解释使夫妻双方的财产关系更加明晰，“一旦打官司，直接看房产证就行了”。 家庭理财规划您必须知道的八个可行措施 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微信上问我们怎么进行家庭理财规划配置，很多人认为我们的金融和政治体系已经崩溃，运作这些体系的领导者犯下了错误（至少是间接地），要解决问题，他们必须放弃既得利益、放弃权力，可能还会让自己受到牵连。我们相信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不过是了解得更加透彻而已。 就通天顺家庭理财而言，我们不怀疑我们正在走向一轮严重衰落，它将对我们的金融体系造成重大破坏。我们不知道此事何时发生或怎样发生。一年之后？10年之后？100年之后？ 没法知道，但我们相信此事在我们有生之年发生的概率相当大，而在我们孩子们的有生之年发生则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那么投资者该怎么办呢？肯定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做我们觉得很愚蠢的事情。他们把所有资金都投进股票、基金、黄金或房地产当中，我们觉得这些做法都错了。
家庭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家庭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有13亿人口，绝大多数人都要经历恋爱、择偶、组织家庭、养育子女的过程。当前，人们对生活质量、幸福指数的要求在不断提升。但是，面对恋爱挫折、婚姻动荡、离婚率攀升、家庭暴力、青少年成长危机等等现象，许多人产生了困惑，出现了种种忧虑。不少遇到婚姻家庭问题困扰的当事人却求助无门，甚至为此酿成个人生活悲剧。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将危及个人成长、家庭幸福，进而影响社会安定。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都有各种专业的婚姻家庭咨询与辅导机构，为在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的求助者及时提供爱情、婚姻咨询服务，有效地帮助人们解除各种困扰。而在我国内地，大部分婚姻家庭咨询与救助的工作不得不由各级妇联、工会、共青团组织以及计生委等非专业机构和其他社会工作者来承担；部分律师事务所负责离婚官司的律师、一些职业心理咨询师也在开展婚姻家庭方面的咨询业务。这些人员加在一起已经有上百万人。其中，在已经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的4万人中，也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做婚姻家庭咨询工作，提供婚姻咨询服务。但是，上述各类人员都未经过专门的婚姻家庭咨询业务的规范化培训，缺乏统一的从业标准和服务规范，咨询服务的效果难以得到保证。同时，社会上还有个别非法机构单纯以赢利为目的，也在开展婚姻家庭方面的培训和指导，不仅培训效果差，还可能对服务对象产生误导和危害。婚姻家庭咨询师（简称：婚姻咨询师）这一新职业的设立，对于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建立健全行业规范，提高婚姻家庭咨询服务水平，促进和谐家庭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约有3.7亿个家庭，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追求婚姻家庭生活的质量，对婚姻家庭咨询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此，婚姻家庭咨询师这一职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竞争的激烈，人们的压力和冲突越来越大，产生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进行心理救助的人也越来越多。专家统计：我国约80%的人民都处在心理亚健康状态。其
中国市场背景下的家庭金融之理性分析 摘要：“家庭金融”这一课题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含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手段又是什么？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在波折中迅速增长的大环境下，如何实现家庭金融的最优配置……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本篇文章所要阐述和分析的。另外，本文还可以看做是一篇以家庭为主题的投资分析报告，我们将探究家庭金融决策的最有效手段。 主题词：家庭金融中国市场理性分析 正文： 我们从“家庭金融”这一概念的产生说起。 家庭是这个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之一，同时在宏观积极循环中，家庭也起到了一个衔接市场与企业的作用，家庭是社会财富宏观循环的重要环节。我们可以认为整体市场经济是由企业经济和家庭经济构成的，二者在物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均衡市场，引起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格雷姆唐纳德斯诺克斯在《家庭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提出：“近300年来，家庭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发生了两次根本性的变化。第一次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后工业化的转变，即我所说的新经济革命（new economic revolution）的结果。” 我们将这句话代入到中国队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可以将家庭经济在社会整体经济中的地位归结为：鸦片战争之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物品和货币市场交易萎缩，家庭金融即是社会金融，而在鸦片战争后的工业革命中，“将原先的一些家庭活动分包给一些专业人员来做”1而这些专业的人员就是公司，公司之间的交易成为两个市场交易的最重要环节，家庭在经济中的中心地位，由此让位给公司，公司金融成为社会金融的主导，而在新经济革命开始后，尤其是互联网以及电讯事业的发展，拉近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家庭掌握的财富逐渐增加，家庭在参与的交易越来多，家庭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加强，家庭的桥梁作用也得到凸显。尤其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家庭金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目光，他们开始从家庭金融以一般金融的区别于联系，家庭金融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效应、家庭资源和合理配置等诸多方面对家庭金融进行研究，家庭金融的学科要素逐渐完备。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家庭财富保障的重要性，许多金融机构开始提供家庭金融工具…… 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尚未对家庭金融的概念进行确切的定义，而参照公司金融的概念2，我们暂且将家庭金融定义为：家庭金融是基于家庭理财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投资活动和利益关系，是依据市场客观定律和增值保值及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组织家庭投资活动，处理家庭财务关系的微观层面的经济管理活动。 从定义我们便可以看出家庭金融的实质就是通过各种投资手段的选择和相互之间比例的调整，以实现家庭财务的保证增值，在最大程度扩大家庭财富价值。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家庭金融与公司金融具有很大的共性，我们可以采用许多公司金融的分析手段来研究家庭金融。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区别的：首先，在财富规模上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使得家庭金融的决策更加灵活，便利，但是由于财富总额的减少，家庭金融投资决策的多样 1摘自格雷姆唐纳德斯诺克斯《家庭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 2公司金融则是基于企业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而产生的，是根据财经法规制度，按照公司金融的原则，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
【摘要】对于教育个人回报率的ols回归估计结果通常存在“能力偏误”和“测量偏差”两种计量研究缺陷。本文总结并详细讨论了国内外学者为克服计量偏误而采用的各种计量改进手段，主要可以分为直接衡量能力法、利用外生制度性变迁寻找工具变量法和运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变量方法三类。最后，作者对于这些精确估计教育个人回报率的计量方法和结论做出了评价。 关键词：教育个人回报率、明瑟模型估计、能力偏误、测量偏差、工具变量法 一、引言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劳动经济学领域发展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为劳动者带来更高的收入（becker,1964）。60年代后，发达国家微观层面数据的大量出现，以及计量经济-方法的发展，为检验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便利。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教育确实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当前学者研究的重点是精确测度教育回报率的大小（card,1999）。这一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教育收益率涉及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个体教育投资决策行为、不同性别和种族教育程度的教育收益差异、教育资源分配等诸多问题，几乎与劳动、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联系（邢志杰,2004）。因此，对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也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定量研究。另外，教育收益率的讨论对于转轨国家还具有特殊意义，众多研究考察了教育收益率的时间趋势特征(李实和丁赛，2000；zhang et.al ,2005)，并将教育回报率的变化作为判断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赖德胜，2001; 孙志军，2004)。教育回报率包含教育个人和社会回报率，虽然一些政策报告如（psacharopoulo，1994）也考虑教育社会回报率，但主流文献更多讨论的是教育个人回报率的问题，因此，本文也研究重点定为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内容。本领域已经有一些优秀的综述文献，国外如（card,1999），国内如（孙志军，2004）。本文的特色是从计量研究方法的角度总结研究脉络，总结并讨论国内外学者为克服普通ols回归估计可能产生“能力偏误”和“测量偏差”两种计量缺陷，采取的直接衡量能力法、利用各种情境下的工具变量法、运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三类计量调整方法。最后，作者对于这些精确估计的方法和结论做出了评价。 二、明瑟模型的设定和基本结论 学者通常依赖明瑟回归模型(mincer,1974)估计教育回报率。该模型在控制个体工作年限、性别、种族、所在区域及行业的影响基础上，估计教育水平对于收入的贡献程度。教育水平通常包含连续变量在校年限和最高学历哑变量两种度量方法。运用在校年限进行估计，回归结果的含义是劳动者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的平均收入增幅。该回归结果简单且直观，但其缺陷是，在教育投资回报呈现边际递增或递减趋势时，无法了解到不同教育年限对于收入边际的贡献。因此，一些研究采用劳动者的最高学历作为教育哑变量进行估计，计量结果的含义是，劳动者达到某一学历水平的额外收入增幅。这种方法的缺陷是，不同劳动者达到某一学历的教育年限可能存在差异，从而计量估计容易引起偏误。两种度量方法的估计结果具有不同的意义，多数研究会同时考虑两种模型设定形式。利用基本的明瑟模型，（psacharopoulo，1994）对于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了估计，带给读者对于教育回报率估计值的直观认识：（1）用在校年限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国教育回报率的平均水平为10.1%，亚洲地区非oecd国家为9.6%；按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中高及高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较低，分别只有7.8%和6.6%，而中低和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达到11.7%和11.2%。而利用我国80至90年代数据，绝大部分研究显示教育回报率在6%以下（孙志军，2004），这大大低于亚洲地区以及同收入档次国家水平；（2）用最高学历的哑变量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国的平均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分别为29.1%、18.1%和20.3%。亚洲区域内非oecd 国家的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分别为39%、18.9%和19.9%，初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按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收入较低的国家，初、中、高等
案例分析 心理学家早就发现，童年时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与孩子人格的建立健全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在离婚率日渐高企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入单亲家庭。当一个家庭解体，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孩子，并尽量减少对孩子的伤害？ 首届单亲妈妈交流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针对单亲妈妈的子女教育、单亲妈妈的心理健康等问题，来自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爱心人士及单亲妈妈共百余人展开了讨论。 “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婚姻，就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离婚”，论坛上，单亲教育学者孟迁的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那么，如何才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离婚？ 案例分析 不能给好的婚姻就给好的离婚 “不负责的父亲就让他永远消失” 讲述：儿子3岁时，我和丈夫离婚了，儿子归我。很快，他父亲另外组成了家庭，从此几乎从我和儿子的世界里消失。我干脆不许他再见儿子，坚持一个人养大儿子。 为了保证我们母子的生活，我把儿子送回了老家，和姥姥一起生活。儿子很争气，不但学习成绩很棒，而且被一个游泳教练挖掘，如今被带到了广东省游泳队。但现在，儿子每次在电话里都没有话和我说。为了跟儿子加强沟通，我经常坐车去广州看他。可他后来却跟我说：“妈，你别来了，每次都是你一个人，其他同学都是爸爸妈妈一起来的。”
孟迁（中国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亲教育学者）：这个妈妈和前夫的关系是很糟的。作为父母，能够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美好的婚姻，如果不能送这个礼物，就送美好的离婚。最糟的就是彼此之间的憎恨、敌意，这会给孩子内心造成极大的冲突和混乱。这个妈妈含辛茹苦抚养孩子，表面上看起来是“给”，其实很大程度是在“要”。离婚了，自己没有太多价值感，“我一切为了你，我是不行了，我就靠你了”，其实是想通过孩子来获得个人的价值感。孩子在小的时候是没有感受到，但长大后，妈妈去看孩子，孩子明显很反感，原因一定是这个妈妈给孩子传递出“单亲家庭是不好的”感觉。幸福要从愿意做自己、做好自己开始。如果一个人都不愿意做自己，对做好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给自己和孩子带来幸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假象只会让痛苦扩大 “伪婚姻”让孩子不受伤？ 讲述：女儿10岁时，我离婚了，离婚时和前夫协商：为了女儿的身心健康，隐瞒真相，在孩子面前要维持一个完美家庭的表象。过了一段时间，女儿哭着跑回家，对我说：“我同学看到爸爸和一个阿姨在一起。”我为此质问前夫，经过一番争吵，我们再次协议：离婚这件事要对女儿隐瞒到底，自己有新的感情也要瞒着孩子。本以为保持“家庭完整”，孩子就不会受到伤害。但女儿对一切早已知晓，只是从不说破。在青春期时，我发现女儿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对所有的男性都非常排斥。 王建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EAP签约咨询师和心理测量师）：个人认为这位妈妈对前夫的爱还没有了断，表面上说为了孩
心理学探新2012，Vol．32，No．1，61－66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感恩的补偿和调节效应 叶婷1，2，吴慧婷3 （1．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州510631；2．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518060； 3．广州市技师学院心理咨询中心，广州510410） 摘要：该研究采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调查表、焦虑抑郁量表、学业成就问卷和感恩问卷对1518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了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家庭SES）与 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及感恩在其中的补偿和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低家庭SES与外化问 题行为和内化问题行为（以焦虑抑郁为指标）显著正相关，与学业成就显著负相关；2）感恩在低家 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各指标关系间的补偿效应均显著；3）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 应各指标关系间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这表明低家庭SES对青少年发展具有跨领域的不利影响， 而感恩在其中具有显著“滞后的”补偿作用，但“同步的”风险缓冲作用有限。 关键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社会适应；感恩 中图分类号：B8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84（2012）01－0061－06 1引言 社会经济地位的过大差异是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不公正因素。在青少年发展研究中，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个体人格特质、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研究表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严重妨碍青少年发展（Huston＆Bent-ley，2010；Matthews＆Gallo，2011）。当前，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转型，我国贫富差异逐渐扩大，贫困和低收人口具有相当数量。因此，避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导致发展不利，发展不利又导致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恶性循环，促进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正是缘于此，考察了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我国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层面的概念，一般而言，指根据家庭所获取或控制有价值资源（如教育、财富、社会地位等）而对其进行的层级排名，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Matthews＆Gallo，2011；张卫，李董平，谢志杰，2007）。目前，SES往往从受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和职业等级三个方面进行测量，但由于地域差异，收入状况并不能准确反映购买力和生活标准，因而，有研究者建议采用直接测量家庭经济困难替代收入评定（Matthews＆Gallo，2011；Wadsworth＆Compas，2002）。此外，职业等级评价存在诸多缺陷，它不能用于测量无工作的人，且等级划分过于主观，当前分类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同时，职业等级的划分也主要是依据职业所需要的教育程度、收入的高低等，因而研究者建议仅采用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两个指标也能较好地反映社会经济地位（Matthews＆Gallo，2011）。因此，研究采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困难测量家庭SES。就社会适应而言，社会适应是指个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达到人们期望的与其年龄和所处文化群体相适应的发展标准的程度（王建平，李董平，张卫，2010）。积极青年发展理论指出，青少年社会适应不仅仅是指问题的减少，学业、社会能力等积极结果的发展也同样重要（Lerner，Phelps，For-man，＆Bowers，2009）。因此，研究采用外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行为和学业成就来考察青少年的社会适应。 家庭投资理论和家庭压力理论阐释了家庭SES 与青少年发展的关系（Conger＆Donnellan，2007；Matthews＆Gallo，2011）。家庭投资理论认为，高家庭SES的青少年拥有较多的发展资本，如财政资本，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时间、教养方式等社会资本等，从而促进了积极发展；而低家庭SES的青少年发展资本较少，妨碍了其积极发展。家庭压力理论认为，家庭经济压力会增加父母的心理压力，进而导致父母低温暖、严厉惩罚等不良教养行为，从而使得青少年发展不良。两理论均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Matthews＆Gallo，2011；Yoder＆Hoyt，2005；张晓，陈会昌，张银娜，孙炳海，2009）。因此，研究提出假设H1：低家庭SES与青少年外化和内化问题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社会实践报告大学生家庭经济背景调查 姓名：刘柏林 学号：20045825 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班级：04药学（1）班 指导老师：胡同泽 完成时间：2007年3月
关于大学生家庭经济背景的调查报告 第一部分：调查内容 一、方案设计 1.调查的意义及目的 社会调查活动是“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广泛、深入的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了解“三个代表”的践行情况，从而丰富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内容，提高自身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而通过对家庭经济背景的了解，能够加深理解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基本经济知识。 2.调查地域：四川省绵阳市安县安昌镇北山村 3.调查对象：自己的父母 4.家庭背景简介：四口之家，一子一女，儿子现读于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女儿现读于四川省安县职业中学。经济主要来源于农业产出（如种植蔬菜、玉米、油菜）和打工收入，消费渠道主要是子女教育经费及全家日常开支，子女生活开支共计17元/月；家庭因处于农村，一般自给自足，外加小额开销；父亲大半年在外做建筑工，弥补家庭财政赤字。 5.时间安排： 准备阶段：2007年1月27日--2月5日，问卷设计、收集资料、做父母思想工作等。 调查阶段：2007年2月7日晚8：00；地点：家中客厅；方式：面对面问答；内容：问卷发放与填写、访谈等。 总结成文阶段：2007年2月10日--2月17日，资料汇总统计、撰写调查报告与总结。 6.调查途径 原计划采用访谈式调查，后考虑父母文化水平程度不高，无法接受专用名词词汇，故改进为问卷式与访谈式相结合的调查方式。 二．访谈记录 说明：因父母文化程度低，问卷填写采用调查员询问解释，再由调查员填写问卷及作访谈记录。 附表一：访谈内容（口语设计，修正整理后的记录） 时间：2007年2月7日晚8：00 地点：家中访谈人：刘柏林
亲爱的同学： 这是我用扫描仪扫描后又校对的，但由于时间仓促，肯定会 有一些字是错的，请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自己纠正。学校不给我们电子版，故尊重为主，请大家只将本文档用作自己学习之用，谢谢合作！祝同学们在考试中都能顺利通过，取得好成绩！ 《社会阶层分析》答案 答案 MA 社会不平等P2 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和社会机会分配上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和 等级分化的现象，其产生的根源既有先赋性的性别、肤色、种族等因素，更主要 的是来自于法律法规、制度等制度性、结构性社会因素。 MA阶级P11 阶级是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研究领域最为常用的一个概念，基本含义是指依据人群的类别和性质进行的人群分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阶级是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的人们的集团，其中一个集团由于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另一个 集团的劳动。 MA社会封闭（韦伯）P41 韦伯所谓的社会封闭，指的是社会群体所采取的一种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社会行动，即把资源和机会局限于一小部分拥有特别资格的人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拥有较多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群体，为了使自己的利益得以最大化，垄断一些 重要的资源和机会，以确保只有他们这些人才能享受这些资源和机会。 MA市场能力（吉登斯）P109 指享有同样的经济机会——他称之为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ies) ，市场能力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1）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2）教育和技能资格（如学历）的拥有状况（3）体力劳动能力。 MA矛盾的阶级位置（欧林. 赖特）P94 解答: 赖特是这样来划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阶级位置的: 资产阶级所居于的阶级位置具有对投资资金、生产资料（工具）、劳动力的控制权；而工人阶级则处于完全没有这三种控制权的位置上。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经理人员、专业人员、小雇主则处于完全拥有三种控制权和完全没有控制权之间，他们处于一种矛盾的阶级位置上。各种经历人员即是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因为他们不同程度地分享上述三种控制权，但他们又不是资金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专业技术人员所处的阶级位置即是无产阶级又是小资产阶级，说他们是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赚取工资，在生产中受资本的控制；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则是因为他们可以控制生产中他们当前的劳动进程。另一个处于矛盾阶级位置上得群里是小雇主，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又是直接生产者，由此
家庭背景对婚姻的影响 班级：社保0901班 姓名：许琴 学号：1091410110
【摘要】夫妻双方各自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婚姻的幸福与否有很大的关系；家庭背景又是影响每个人的价值观念的重要因素。夫妻的家庭背景会对其婚姻的幸福度产生很大的影响。父母的婚姻观是对子女的婚姻观有很大的影响。幸福的婚姻很大程度上也需要门当户对 【关键词】婚姻幸福婚姻婚姻价值观 一、走进婚姻 婚姻的第一步是要选择结婚的对象，决定和谁结婚就和谁先交往的一段时间，这就是恋爱阶段。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恋爱要认真。走进婚姻，这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虽然现在社会人们的很多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结婚就是意味着一辈子，因为每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都盼望这一个长久的婚姻，而不是把结婚当成是儿戏，不好玩了就离婚。谈恋爱是结婚的前奏，但是也不一定要先谈恋爱才结婚，谈恋爱可以不认真，但是结婚就一定是三思而后行的。 在电视剧《裸婚时代》里的男主角刘易阳说了，不以结婚为前提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而在很多小说里说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婚姻对于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几乎所有的男孩子都想要娶到一个好老婆，希望自己娶回家的老婆既能下厨房，又能上厅堂。也有很多的观点说，女孩子生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了一个好婆家就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了。这是每一个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梦想。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找到自己最理想的伴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放弃自己的择偶目标，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另一半最大限度地接近自己的理想伴侣，让自己的婚
姻变得幸福。 多少年来，不管人们对家庭如何评价，家庭还是常常被作为避风港和休想所而获得最高价值。在中国，温暖的家庭历来是人们的终身所求。因为大多数人需要在家庭中度过闲暇时光，并满足人生的许多基本要求。 凡是走进婚姻殿堂的人，谁都希望自己的婚姻是快乐的、幸福的、美满的，然而一些人却觉得自己的婚姻是痛苦的，后悔的，无奈的。一些婚姻痛苦的女士经常这么说，当初追求我的男人那么多，我怎么就瞎了眼嫁给了他？一些婚姻痛苦的男士经常这么说，当初我怎么就昏头娶了她呢？还有的人因为婚姻痛苦，内心的郁闷无法宣泄，出现了酗酒、暴力、虐待孩子、不赡养老人、自残甚至轻生等行为。 二、家庭背景对婚姻的影响 婚姻的核心元素之一是爱情，于是结婚不仅是共同生活的需要，更是情感交流、关怀的需要。社会以家庭为组成单元，于是就有了亲人与其它人的区别，在当今的这种社会环境下很自然就会产生信任危机，现在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亲人就成为最值得信任，同时能得到最多真诚的爱的对象，尤其是夫妻之间，这种情感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所以为爱而结婚的想法成为婚姻思想的主流，至少爱是人们潜意识里最深的渴望。年青的时候为之而兴奋，为之而追逐，精神恋爱成为爱的核心，所谓“为爱可以不要面包”就是最好的语言诠释。 对于夫妻双方来说，不同的家庭背景，婚前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
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与目标
作者: 日期: 2
哈尔滨市城市总体规划第二章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与战略目标第二章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与战略目标 第一节社会经济发展背景 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及东北亚经济环境 政治多极化和经济、科技、文化的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的两大潮流，谋求和平、稳定和发展 是国际社会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 束，世界生产力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发 展，进一步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以经济全球化为特 征的世界经济格局正逐步形成，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 的趋势日益加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初见 端倪，随着经济形式的激烈变化，亚洲太平洋地区已逐 步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世界各国 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在缓和的大背景下，我国与周边 国家和相邻地区的范围内正逐步形成东北亚经济圈、伊 斯兰经济圈、南亚经济圈等若干联系密切的经济圈。我国 加快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已经使对外开放 的20世纪80年代的单国单向开放变为多边多向开放的全方 位开放新格局。 近年来随着亚洲国家的快速发展，加上美国西海岸、 欧洲以及加拿大太平洋沿岸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 出现东移趋势，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积极介入，将进一步 推动“东北亚经济圈”的迅速发展，使东北亚有可能成为与北 美、欧洲并驾齐驱的全球重要的经济一一文化圈。 从“东北亚”内部来看，尚存许多制约因素，如东北亚各国 之间经济实力参差不齐，经济合作处于较低水平，区域内地缘政 治较为复杂，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区域内缺乏多边合 作协调机制。尽管存在许多不利因素，但东北亚区域合作还是不 断发展，因为区域内产业结构、自然资源、技术、劳动力、资 本、市场等生产要素上存在极强的互补性，因而东北亚的区域合 作与经济发展具有非常良好的前景。 哈尔滨是黑龙江省省会，地处东北亚内陆中心地带， 是东北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处于欧亚大陆桥中国内地铁路网络的联结点上，是我国各省区进入俄罗斯的重要通道，是我国面临东北亚地区的“窗口”。目前看，哈尔滨在东北亚区域中经济相对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比较落后，参与未来东北亚区域合作面临诸多困难，但哈尔滨已有的经济基础和其在区位上的优势决定了未来哈尔滨在东北亚合作中的地位。 二、国内环境及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从全国来看，形成了珠江三角
选择偏差、比较优势与教育的异质性回报B 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雪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100732) 詹姆斯#赫克曼(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2000年中国的微观数据,运用现代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考虑异质性和选择偏差的基础上,估计了20世纪末中国的教育回报。研究结果表明: 与受教育水平相关的收益在人们中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当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存 在一种重要的实证现象,即人们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对教育水平进行选择。传统的普通最 小二乘法以及工具变量法都难以对这种选择做出合理的估计,我们的分析框架弥补了上 述两种方法的缺陷。2000年中国6个省区城镇青年大学教育的平均回报率为43%(年均 近11%)。中国在经历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后,较之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教育的 平均回报有了显著提高,中国的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微观数据异质性选择偏差中国教育回报 一、引言 微观数据有两个基本特征:异质性以及缺少与实际相反的状况。由于存在未被观测到的异质性,即使在所有可以被观测到的方面都相同的人们仍然会做出不同的决策、获得不同的收入、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缺少与实际相反的状况引发了数据缺失问题,如果某人实际选择了一种状况,我们就不可能观测到他(她)做出其他选择时的结果。如果我们观测到某大学毕业生的当前收入水平,我们就不可能同时观测到假使他(她)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当前收入水平。 过去,解决选择和数据缺失问题的方法大多没有考虑异质性,他们一般都假设不同的个人具有同质性。本文的研究充分考虑了个人之间显著的异质性。我们根据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C UHIES2000)所公布的横截面微观数据,估计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异质性回报。对学历做出不同选择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教育回报率。本文的工作建立在由Heckman和Vytlacil(1999,2000, 2001),Carneiro,Heckman和Vytlacil(2001)以及Carneiro(2002)等研究所形成的半参数分析框架基础之上。边际政策效应(MTE)是这些文献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是由Bjorklund和Moffitt(1987)首先提出的。边际政策效应是指,处于接受或不接受教育临界状态的人最终选择接受教育时的平均回报。这些人根据未被观测到的自身特征选择接受教育的不同水平。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2000年中国6省区(广东、辽宁、四川、陕西、浙江和北京)的城镇居民来说,大学4年教育的平均政策效应(ATE))))随机挑选任何一个人接受大学教育后其一生收入将增长43%(即每年大学教育带来近11%的回报率)。而用另外两种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工具变量法(IV))))对ATE做出的估计结果分别为29%和56%(即每年大学教育分别带来约7%和14%的回报率)。总体中存在着显著的回报异质性,估算出的选择偏差达到了-22%。我们的发现与Carneiro,Heckman和Vytlacil(2001)相似:人们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对教育水平进行选 91 2004年第4期
家庭背景因素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摘要] 家庭背景对人生的成长有着启蒙，塑造的影响，人们更多的把这 影响的目光投向幼儿、小学和中学，对大学生是否有影响，影响的层面有 多大，在那些方面有影响，本文试图从分析家庭可能的影响因素出发，探 讨家庭背景因素对当代青年学生人生态度、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家庭背景当代大学生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更是人生道路的第一驿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人生的成长都是从家庭开始起步的，特别是少儿以前，儿童的生长、发育、进步无时不受到家庭的影响，进入大学以前，大多的孩子依然生活在家庭，同样受到家庭的制约与影响，这些影响或直接，或间接，或潜移默化地对青年学生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心理健康产生重大的影响，研究这些可能导致的影响因素，对于我们教育学生，培养学生无疑有着积极作用。 一、家庭背景及当代大学生的特点 （一）家庭背景 家庭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本文所涉及的家庭以狭义为主，但在论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广义的家族，家庭的背景复杂多样，既有自然地源因素，也有人文文化因素，还有政治、经济因素，当然还包括家庭个体成员中诸因素的总和，为了叙述的集中，我们尽可能撇去社会、自然环境因素部分，尽管他们对家庭，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家庭不仅仅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对孩子来说还具有非常强的教育功能。家庭环境的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变化对其家庭教育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我们分析的家庭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的情绪氛围、父母的教养态度及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等四个方面。 （二）当代大学生的特点
大学生是同龄青年的佼佼者，历来人们都将大学生看作是国家的未来，寄予极大的希望，事实上，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大多成为国家的栋梁，他们往往集知识与能力于一身，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执着的探索精神，是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当代的大学生应该是秉承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有着前辈追求真理的精神，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辈人也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有着自己的特点：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他们开阔眼界的同时，多了更多的经济意识，过去为知识分子不齿的金钱意识，现在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不可避免的在一些大学生中表现为拜金主义。 由于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在创造和享受美满生活的同时，一部分大学生却忘记了艰苦奋斗的传统，不知道这美好的社会是如何得来的，使这部分人表现为享乐主义。 由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间、人与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一部分家庭还处于社会贫困线以下，即便是一般的家庭经济条件脆弱，遇到天灾人祸，极易导致贫困，这部分家庭的子女忧郁重，自尊心极强。 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当代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化的社会影响结果是，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他们从小被家庭当成“小太阳”在呵护，形成了“惟我独尊”心态，自我意识强烈，更多的表现为自由主义。 还因为狭义高考的实行，家长“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成为社会普遍心态，他们更多的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略了孩子其它养成，其道德水准、劳动技能、社会责任感严重滑坡，严重的成为只会考试的机器人。 随着国家人口数量的膨胀，社会就业压力空前增强，加上大学的扩招，大学生的学习压力，生活压力，就业压力前所未有，大学生的优越感与渺茫的前途形成巨大的反差，他们的危机感，焦虑心理大大超过前辈。 分析这些当代大学生的特点，使我们研究家庭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就有了着力点和途径。 二、家庭可能的背景因素对学生的影响 考察家庭的背景因素对学生的影响，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最重要的： (一)、家庭的社会地位 所谓社会地位，是指社会的某一些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或获得的收益。大体可
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背景 社会保障制度伴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建立起来的。由于它对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起着重要作用，当今世界所有的的现代化国家，都把实施和完善社会保障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将社会保航定义为“国家通过立法制定的有关保障全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特别是保障公民在年老、伤残、事业、生育，以及遭遇灾害时的特殊需要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 社会保障具有社会性、普遍性、强制性、公平性等特征，根据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历程，可以将社会保障的目标概括为五项。（1）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保障最核心的目标。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免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不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如今，社会保障已经成为国际公约和绝大多数国家明确规定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2）维护社会稳定。自19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其根本原因就是要此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和社会稳定。所以说，社会保障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加重视社会保障，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其根本目的就是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统治。而在中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保障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手段。（3）促进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的表现主要体现为：①社会保障可以调节社会总需求，平抑经济波动。②社会保障基金的长期积累和投资运营有助于完善资本市场。③社会保障确保劳动者在丧失经济收入或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能维持自身以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保证劳动力在生产进程不受阻碍或中断。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生育、抚育子女和教育津贴等形式对劳动力在生产给予资助，以提高劳动力资源的整体素质。（4）维持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国家保持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手段，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通过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因意外受灾、失业、疾病等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平等，使社会成员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②通过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风险共担，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分配结果的不公平。（5）增进国民福利。社会保障的最初含义是“救贫”和“防贫”，即保证所有社会成员至少能享有最低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保障的内容在不断的扩充。现代社会保障不仅承担着“救贫”和“防贫”的责任，而且还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广泛的津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从而使人们尽可能充分地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不断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 社会保障制度是当今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实施的一项社会政策，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制度和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制度有100多年的历史，它在保证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社会保障制度对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十分重要，这是因为：（1）市场经济是生产社会化的大规模经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