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唐律》中的共同犯罪
贾康
【摘要】《唐律》对共同犯罪这一犯罪形式做了较为完整、准确的规定,其中许多规定都值得当今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借鉴参考.《唐律》中的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对共同犯罪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从犯的刑罚处罚比主犯减轻一等处罚.本文对《唐律》中的共同犯罪人的刑罚、共同犯罪的种类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并对完善我国现行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共同犯罪提出了建议.
【期刊名称】《中州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4(031)002
【总页数】3页(P41-43)
【关键词】唐律;刑法;共同犯罪;借鉴
【作者】贾康
【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兰州73007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4.11
一、引言
纵观中国古代史，共同犯罪制度可谓历史悠久，到唐朝时基本完备。《唐律》对共同犯罪的规定既有宏观上的规定，也有微观上的规定，是一种总则性规定与分则性规定相结合的法律模式。《唐律》的总则部分《名例》第四十二条规定:“诸共犯
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唐律疏议》规定:“‘共犯罪者’，谓二人以上共犯，以先造意者为首，余并为从。”笔者认为，《唐律》中的共同犯罪没有指明共同犯罪人是否需要具备一致的犯罪故意，只是简单地对首犯和从犯做了界定，而从犯既可以是有共同犯罪故意的从犯，也可以是没有共同犯罪故意的从犯。晋代张斐在《注律表》中这样写道:“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三人谓之群，制众建计谓之率。”由此可知，“谋”与“造意”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首犯的犯罪故意并不一定要让从犯知晓，而从犯也不一定要知道首犯的犯罪故意。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依照现在的刑法理论将《唐律》中的共同犯罪认定为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不仅与《唐律》中的其他规定相悖，还有悖于法律史的历史的研究观。
二、《唐律》中共同犯罪的种类
(一)共同故意犯罪
《唐律》中规定:“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1］虽然这句话并没有对“故意”二字明确说明，但是其含义可谓不言而喻。因此，《唐律》中的共同犯罪成立条件是:①人数在二人以上;②存在共同犯罪故意(需要注意的是，《唐律》把共同过失犯罪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例外形式);③有共同犯罪行为。这是指导性和纲领性的法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效力。如果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没有全部满足《唐律》中的共同犯罪成立条件，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就不是共同犯罪，只能将其作为单独犯罪处理。纵观《唐律》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其主要内容如下: 1.以造意者的身份划分首从犯
《唐律》的总则部分《名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即共监临，主守为犯，虽造意，仍以监、主为首，凡人以常从论。”该法条中的监临和主守是指监狱的管理官员，掌握管理监狱的一系列权力。如果社会上的行为人勾结监临和主守进行犯罪，那么监临和主守就是首犯，社会上的行为人是从犯。此外，《唐律》还对官员之间的共
同犯罪做出了规定，官阶较高的行为人定为首犯，从重处罚;官阶较低的行为人定
为从犯，与首犯相比可以减轻一等处罚。
2.以是否存在犯意为标准划分首从犯
《唐律》的总则部分《名例》第四十二条规定:“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
者减一等。”即在共同犯罪中，首先产生犯罪故意的人是首犯，其他协助者是从犯。这只是《唐律》中关于共同犯罪的一般规定，还有关于造意者制造犯罪故意而没有实施行为是否界定其为主犯的规定。如果产生犯罪故意的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以及进行后期的分赃，那么就可以认定其为主犯。
3.对同案犯分别定罪并区分首从犯的特殊情况
通常情形下，在共同故意犯罪中，共同故意犯罪行为人触犯的罪名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唐律》规定，由于共同故意犯罪行为人的身份等情况有所不同，或者出现了共同故意犯罪中的行为人虽然共同谋划此案，但是行为人在作案时却实施了其他的犯罪行为，触犯了其他罪名，需要对行为人按照其共同犯罪的具体情节区分首犯和从犯，根据具体的罪名对首犯和从犯进行处罚。同时，如果行为人在共同谋划实施犯罪行为时，犯罪故意发生了变化，也需要分别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并区分出主犯和从犯。
(二)共同过失犯罪
《唐律》将共同过失犯罪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例外形式，与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组成共同犯罪的完整形式。《唐律》的总则部分《名例》规定:“公事失错，自觉举”，这项规定明确了在一起共事的官员中，如果一人公事失错而同事没有发现，属于过失犯罪。《唐律》中的《斗讼》规定:“共举重物，力所不制”［2］，意思是两个人共同举重物，一人由于力气不够而导致重物落地的，因此导致另一方死亡的，以共同过失犯罪论处。［3］
三、《唐律》中共同犯罪的刑罚
(一)首犯与从犯
1.对外人与监临和主守的官员共同犯罪的处罚
《唐律》的总则部分《名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即共监临，主守为犯，虽造意，
仍以监、主为首，凡人以常从论。”此处的监临和主守是管理监狱的官员，如果社会上的人勾结监临和主守实施共同犯罪行为，即使是社会上的人制造犯罪故意，仍然将监临和主守作为首犯予以处罚，社会上的人作为从犯可以减轻一等的处罚。2.对家人共犯的处罚
《唐律》的总则部分《名例》第四十二条规定:“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于法不坐者，归罪于次尊长。尊长，谓男夫。”根据该法条规定，在以上主体范围内的共同犯罪，无论是哪一个人产生的犯罪故意，都需要将一起居住的长辈亲属作为首犯予以处罚，晚辈儿童则可以免于处罚。但是如果长辈亲属的年龄在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或者是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则可以免于处罚，按相关排序归于次长辈。此外，如果家人共同犯罪的种类是斗殴杀伤和盗窃一类的犯罪，则按照一般的首从犯处罚原则予以处罚。
3.对其他具体犯罪而言，首从犯区分的标准不一
《唐律》中的《贼盗》对共谋强窃盗罪规定，共同谋划强盗的犯罪行为，制造犯罪故意的人确未实施强盗行为，而其他人实施了偷窃的犯罪行为，如果制造犯罪故意的行为人参与分赃，则将其认定为首犯，如果未参与分赃，则将其认定为从犯。《唐律》中的《贼盗》对共盗并脏罪规定，如果制造犯罪故意的人没有实施共同犯罪行为并且没有参与分赃，应该将实施盗窃犯罪行为的组织者、指挥者认定为首犯，制造犯罪故意的人认定为从犯。《唐律》中的《职制》对驿使以书及人罪规定，根据传递公文的性质确定首犯和从犯。如果传递的是紧急军事公文，则将驿使作为首犯处罚，行者作为从犯处罚;传递的是一般性公文，则将行者作为首犯处罚，驿使
作为从犯处罚。［4］
(二)教唆犯
《唐律》将“教唆”称为“教令”。《唐律》的总则部分《名例》和各项分论中根据不同情况将教唆犯作为首犯和从犯处理。《唐律》对教唆犯的处罚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1.教唆杀人以首犯论处
《唐律》中《贼盗》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雇人杀者，亦同。”实质上，雇凶者就是故意杀人行为中的制造犯罪故意的人，将教唆者认定为首犯予以处罚，将被教唆者认定为从犯予以处罚。
2.教唆犯罪的双方原则上都以教唆实施的犯罪处罚
根据《唐律》中的《诈伪》规定，教唆者和被教唆者都需要接受相关处罚，即“各以本罪减二等”处罚。
3.教唆人单独承担刑事责任，被教唆者不受处罚
《唐律》的总则部分《名例》规定，凡是年龄在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和残疾患病的犯罪人，如果有人教唆他们犯罪，则只处罚教唆者。
4.教唆者被诬告以从犯论处
《唐律》中的《斗讼》规定，如果教唆者被诬告，可以将教唆者认定为从犯减轻一等处罚。
(三)共犯逃亡后的刑罚措施
对待共犯逃亡的处罚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
1.罪行较重的犯罪人需要处死;罪行较轻的犯罪人可以将其处死，但是如果其自首就可以免去对其刑罚。
2.如果罪行较轻的犯罪人抓获罪行较重的犯罪人，并且主动自首的，可以免除对罪行较轻的犯罪人的处罚。
3.罪行相同的共同犯罪人如果能够抓获半数以上的共同犯罪人，并且主动自首的，
可以免除对其刑罚。
四、唐代共同犯罪制度对完善现行《刑法》共同犯罪制度的借鉴与思考
综上所述，《唐律》没有将共同犯罪仅仅限于故意犯罪这个范围里，这也与我国现行《刑法》有所出入。目前，我国现行《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第四款规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这两款法条实质上是对1979年《刑法》的一个补充修改，其目的是进一步加重对于首犯的处罚力度，事实却与之相反。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现行《刑法》关于首犯的处罚规定修订为“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从重处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立法者最初的立法目的。
五、结语
目前，我国刑法制度有诸多地方需要借鉴《唐律》中关于共同犯罪的相关规定，以期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如《唐律》中关于“共犯逃亡”的相关规定，就较好地体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共犯逃亡”的问题，导致案件审理一拖再拖，难以及时审结。因此，从《唐律》关于共同犯罪的相关规定和法律思想中吸取精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钱大群.唐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98. ［4］孙立红.论共同犯罪中的不作为参与［J］.法学家，2013(1)：63-80.
论述唐律自首原则的特点 一、自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早在西周时期，《尚书·康诰》中就有“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的记载，即犯罪人已经述说全部犯罪事实，虽犯大罪，亦可不杀。明代丘睿就认为：“此后世律文自首者免罪之条所自出也。”那时的自首与现代意义的自首不同，还包括坦白。到秦汉，自首制度日臻完备。如《法律答问》中就记载：“隶臣妾系城旦舂，去亡，已奔，未论而自出，当笞五十，备系曰。”可以看出，此时的自首只能减刑，不能免罪。汉代的自首制度就有所不同，已经可以免罪。如《汉书·淮南衡山王传》载：武帝“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与淮南王谋反者，得陈喜于孝家，史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反，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承袭了汉的立法，并无太大变化。到唐朝，自首制度就相当完备了。以后各朝自首制度虽然也有变动，但始终脱不了唐朝立法的窠臼。 二、唐律完备的自首制度 唐朝是我国的封建盛世，也是中国古代立法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法典巅峰之作的《唐律疏议》，吸取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司法经验和律学成就，继承了以往历代律典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采取一般原则和具体规定相
结合的立法体例，对自首制度作了十分详细而全面的规定，形成了完备的自首制度，成为后世封建王朝自首制度的立法典范。 （一）唐律自首成立的条件 自首是唐律中最为发达的法律制度之一。唐律中自首制度的律文较多，与自首制度有关的律文主要规定于《名例律》和《斗讼律》，其基本律文规定于《名例律》。从律文规定看，唐律自首成立的条件主要有： 1.自首的适用范围：不是所有犯罪都成立自首。唐《名例律》总第三十七条规定，“其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若越度关及奸，并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按此规定，如下情况不在自首之类：第一，伤害罪。注文说：“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按《唐律疏议》的解释：“假有因盗故杀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若过失杀伤，仍从过失本法。”注文和《疏议》都是对伤害者不适用自首的进一步解释。从现代立法的角度看，意即牵连犯若自首可以免除其他罪，而伤害罪仍不能免除。而且，伤害罪不论故意、过失，都不适用自首。第二，标的物为“不可偿”之物所涉罪行。《疏议》解释道：“称‘物’者，谓宝印、符节、制书、官文书、甲弩、旌旗、幡帜、禁兵器及禁书之类，私家既不合有，是不可偿之色。”但是注文又作出例外规定：“本物见在首者，听从免法。”也就是说当自首时能带原物的，也可免除罪行。第三，私度、越度罪。《疏议》称：“度关有三等罪：私度、越度、冒度。其私度、越度，自首不原；冒度之罪，自首合免。”也就是冒名顶替翻越关卡的，可以免罪。第四，侵害良人的奸罪。“若奸良人者，自首不原。”即奸奴贱可以适用自首的规定。第五，私习天文罪。《疏议》对此罪不在自首之列作了说明：“天文玄远，不得私习。” 2.自首的前提：《名例律》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由此可知，自首的前提是“犯罪未发”。唐律中自首制度的规定都是围绕这一前提建立。《疏议》有解释：“若有文牒言告官司，判令三审，牒随未入曹局，即是其事已彰，虽欲自陈，不得自首。”犯罪一经告发，不论是否已经开始处理，就认为犯罪已发，即使主动投案，也不能按自首论。所谓“犯罪未发”也就是犯罪未被告发。当然即使没有人告发而官府已经获知犯罪人所犯罪行的，同样也不能以自首论。这样的规定相对严格，并不是只要犯罪人有悔过之心就成立自首。但是，也
唐律，唐代法律的总称主要是《永徽律》，还包括《武德律》、《贞观律》等法典。唐律是中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代承袭秦汉的立法成果，吸取汉晋律学的成就，使唐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典的典型性、代表性，因此，对宋、元、明、清法律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唐律介绍 《武德律》是唐高祖时以《开皇律》为蓝本所制订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条，内容与《开皇律》基本相同，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 《贞观律》是唐大宗命房玄龄、裴弘献等人根据《武德律》编撰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条，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行。 《永徽律》是唐高祖命长孙无忌等人根据《武德律》和《贞观律》编撰的法典，共二十篇，五百零二条，篇名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等，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永徽律》以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加强皇帝的权力，统治和镇压农民为主要内容，是中国现存最完备的一部封建法典，全文保存在《唐律疏议》中。 二、唐律的主要特点 从唐律的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可能看出唐律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以刑为主，诸法合体 唐律继承了中国封建法律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传统，在唐律中，制裁各类犯罪的刑法规范仍然是其主要内容，同时，兼有民事、经济、行政、军事、诉讼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唐律对许多涉及婚姻、债务、财产、继承以及经济、行政上的违法或过错行为也都以刑罚手段予以惩罚。中国自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建立以来，一直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因此必然需要借助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实行严厉的镇压，以维持统治秩序的安定，而强化立法正好顺应了这一要求。 科条简要，刑罚适中 中国封建法典的编纂和法律的修订经历了一个从繁杂到简要的发展过程，唐律继承了北齐“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传统，共十二篇500条，律文之下附有准确而严密的注疏，是中国封建法典中最为简要、精练的一部，成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法典编纂的楷模，反映出唐朝立法技术的成熟。 中国封建刑罚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从残酷、繁杂到轻缓、规范的演变过程。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在刑罚制度上也有所反映。唐律中规定的五刑制度在刑罚种类、死刑方式、刑期限制、量刑幅度及行刑方式等各方面，都以从轻为原则，作了严格细致的规定，如关于如何确定老疾犯罪的年龄标准及对"十恶"中"谋叛以上"重罪的处罚等，都体现了立法者欲以"宽仁治天下"的精神。 依礼制律，礼法合一 依礼制律是指以儒家主张的纲常礼教作为法律的指导原则和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礼法合一是指礼的要求与法的规范互相渗透，水乳交融，这一特点是唐律发展到成熟完备阶段的典型标志，也是中华法系区别于其它法系的最显著特征。这一特点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1）所有条文都以封建的“三纲”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为了体现“君为臣纲”，规定了一系列严惩危害皇帝安全、尊严和专制统治的犯罪以及议、请、减、赎、当等一整套条款，以确认和维护封建皇权以及相应的官僚贵族特权；为了体现“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规定了对不孝、恶逆、不睦、不义、内乱等行为的严惩以及七出、义绝等一系列原则制度，以确认和维护以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制度。 （2）许多法律条文都直接渊源于礼的规范，如大不敬、八议、同居相隐、五服制罪等许许多多规定，都将礼的精神与律的形式紧密而完美地结合为一体，真正做到了定罪量刑，
共同犯罪概述 犯罪是一中特殊的社会现象，其中，共同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共同犯罪在西方刑法理论中常称为共犯。我国古代刑法关于共犯罪的规定是比较独特的，自汉代就已有共犯罪之制，至唐律始详备。我国古代刑法中的共犯罪在类型上相当于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但在性质上存在着很大区别。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具有较为鲜明的特色，其理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条的制约。 （一）我国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的法定概念及含义。 关于什么是共同犯罪，各国在刑法中作出明确规定的比较少，在学界有着不同的定义。1952年《阿尔巴尼亚法典》第12条较早的规定了共同犯罪的定义：“数人共同故意实施犯罪或者以这种目的的组织犯罪团体的，都是共同犯罪。”这一定义具有开创性的同时显然不够概括，仅将共同犯罪分为了两类。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基本承袭《苏俄刑法典》关于共同犯罪的定义：“二人或者二人故意共同参加实施故意犯罪的，是共同犯罪。”我国刑法亦属于此立法例，1997年修订的刑法未对1979年刑法的定义作修改，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同时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在理解共同犯罪概念时涉及刑法中的共犯理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犯罪中的“共同”需是行为的共同与犯罪故意的共同，要求既有共同的故意又有共同的行为。共同犯罪的定义是相对于单独
犯罪而言的，即犯罪的“共同性”是共同犯罪的首要特征。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共同犯罪即是二人以上共同对同一法益实施犯罪的侵害，因此共同犯罪的共同性是指犯罪的共同性。共同犯罪具有整体性，各共同犯罪人都在同一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将各犯罪人的行为引向共同犯罪客体，合力通谋，相互作用，共同造成了犯罪结果，在法律上应当实行共同定罪原则。根据共同故意犯罪的共同定罪原则，各共同犯罪人对共同犯罪故意内，无论是本人还是他人的行为所造成的犯罪结果都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就是刑法理论上的部分行为全体责任原则，简而言之就是“一人既遂，全体既遂”。例如，甲乙二人共谋伤害丙，甲在伤害过程中临时起意杀害了丙，甲则应定故意杀人罪，乙定故意伤害罪。甲乙二人在故意伤害罪中仍成立共同犯罪，只是乙一人定故意伤害罪。 （二）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 1 、共同犯罪的主体上：行为人为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是二人或二人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或单位。 首先，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是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共同犯罪人包括两种：自然人，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即刑法规定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单位。 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即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
第二节唐朝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一）立法指导思想 1．“德本刑用”。唐初统治者为了稳固唐王朝的封建统治，认真地总结了隋朝迅速灭亡的历史经验，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制指导思想。即强调伦理道德为治国之根本，刑罚镇压为辅助手段。因而唐朝形成了以礼为内容，以法为形式，融礼、法为一体，相互为用的思想。它有力地巩固了唐朝统治，对后代王朝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宽简、稳定、划一。唐初高祖李渊提出“立法务求宽简，取便于时”的思想。唐太宗即位后也明确指出：“国家法令，唯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以防“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所谓“宽”是指立法内容做到轻刑省罚；所谓“简”，主要指立法形式做到条文简明。唐初立法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因此，贞观修律时，删除旧律中死罪92条，改重为轻的条款“不可胜纪”①，使《贞观律》与《开皇律》相比，大为宽简。同时，强调保持法律的稳定与划一。唐太宗要求立法者“宜令审细，毋使互文”，即立法必须划一。唐初立法还强调“法令不可数变”，即要求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 （二）主要法律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唐朝法律形式由魏、晋、南北朝律、令、科、比、格、式六种变为律、令、格、式、典五种。它们彼此联系，又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复杂的唐代社会关系发挥了综合调整的重要作用。 1．律。律是唐代的基本法典，如《唐律疏议》。 2．令。令是国家政权组织方面的制度与规定，其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 3．格。格是禁违止邪的官吏守则，带有行政法律的性质，不同于前代格的含义。唐代时期把皇帝临时单行制敕加以汇编，称为“永格”。“永格”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 4．式。式是封建国家各级行政组织活动的规则，以及上下级之间的公文程式的法律规定。在唐代经过汇编的式，称为“永式”。“永式”也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 （三）《武德律》与《贞观律》 1．《武德律》。唐高祖武德年间，以《开皇律》为基础，增加53条新格，制成《武德律》。 2．《贞观律》。唐太宗贞观年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全面修订律令，经过11年的努力，制定《贞观律》。《贞观律》的修订完成，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定型化。 ①《旧唐书·刑法志》。 （四）《永徽律疏》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撰定律令，同年完成12篇500条的《永徽律》。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长孙无忌等人又历时一年，完成“律文”的疏议工作，作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并将疏议附于律后，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全国，称为《永徽律疏》。《永徽律疏》在元朝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 （五）《开元律疏》 唐玄宗开元年间，玄宗下令修订《永徽律疏》，删除不合时宜的条款与称谓，修订后颁行天下，称为《开元律疏》。 （六）《唐六典》 唐玄宗开元年间，经过二十六年的时间，反复修订而成《唐六典》。《唐六典》修订的原则是“以官统典”，实行“官领其属，事归于职”的方法，将内容分为治职、教职、礼职、政职、刑职和事职六部分，共30卷。内容涉及唐代三省六部，以及各寺监等封建国家机关的设置、奖惩、俸禄、休致、执掌等规定。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行政法典，对后世封建王朝行政法典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简论《唐律》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 《唐律》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包括： (1)区分公罪与私罪。《唐律》规定官吏因公事而犯罪的为“公罪”；对非因公事而犯罪的为“私罪”。“公罪”处刑从轻，“私罪”处刑从重。 (2)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唐律》把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称为“共犯罪”。对共犯罪区分首犯与从犯，“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造意是指“倡首先言”的行为，造意者为首犯，随从者是从犯，其罪减首犯一等。但是，在家庭共同犯罪中，以家长为首犯；在职官共同犯罪中，以长官为首犯。 (3)合并论罪从重。《唐律》规定凡一人构成两个以上犯罪，实行“以重者论”的原则。也就是采用重罪吸收轻罪，刑不累加的原则。即两罪轻重不等，只科重罪，不计轻罪；二罪相等，从一罪处刑。如一罪先发而且判决，后又发现他罪，若二罪相等，维持原判，若后罪重于前罪，则通计前罪以充后数。 (4)自首减免刑罚。《唐律》规定自首者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要求赃物要如数偿还。对于自首不尽或不实者，则按“不实”或“不尽”之罪处刑。同时规定谋反等重罪，以及诸如伤害、强奸、损坏官文书、官印等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都不能适用“自首原罪”原则。 (5)类推原则。《唐律》规定，对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处罚的犯罪，则列举轻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重处断。 (6)老幼废疾减刑。《唐律》主张对老幼废疾者，分别三种情形实行减免刑罚：1)70岁以上15岁以下以及废疾者，犯流罪以下，收赎。2)80岁以上10岁以下以及笃疾者，犯反逆、杀人罪应处死刑的上请；盗窃及伤人者，收赎；其余犯罪皆不论。3)90岁以上7岁以下，虽犯死罪，不加刑。 (7)累犯加重。对于盗窃、强盗犯罪按累科、累论加重处罚。《唐律》规定，前后三次犯应处徒刑的罪，不是以其中一个重罪处刑，而是处以上一种刑罚的流刑二千里。其他犯罪均以此类推。 (8)贵族官员犯罪减免刑罚。《唐律》中规定了贵族官员的封建等级特权原则，集中表现为议、请、减、赎、当等方面。 (9)同居相隐不为罪。凡同财共居者，以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外孙、孙媳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皆可相互容隐其犯罪，部曲、奴婢可为其主人隐罪(但主人不为他们隐)。小功以下亲属相隐，其罪刑减凡人三等处理。但谋反、谋大逆、谋叛者，不用此律。 (10)良贱相犯依身份论处。以良犯贱依法可减轻，或不予处刑；以贱犯良则较常人加重处删。此外，卑幼对尊长，奴婢对主人，即使预备犯罪也按真罪处理。(11)化外人有犯。《唐律》规定，同一国家侨民在中国犯罪，按其本国法律处断，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家侨民相犯或唐朝人与外国人相犯，则按照唐律处刑，实行属地主义原则。
浅析唐律疏议中对职务犯罪的规定 作者：付子豪王硕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付子豪1，王硕2 （1.山东大学法学院，河南洛阳 250000；2.河南省内乡赤眉镇第一初级中学，河南南 阳 473000） 摘要：在“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的引导下，唐代的统治者集前朝之所长，制造了详尽规 范的律法。其中，《唐律疏议》作为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是唐代法律之代表，不仅 对中国后世法律影响深远，而且使得东南亚等国家效仿我国法律的蓝本。因此，本文对《唐律 疏议》中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进行了概述，并且从中分析其利弊，使得在当下我们制定刑法修 正案时，能够对《唐律疏议》中关于职务犯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完善现代之律法。 关键词：唐律疏议；职务犯罪；中国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28-03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的渎职犯罪、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该类犯罪的主体必须是 国家公职人员,非公职人员只能作为职务犯罪的共犯,不能作为独立犯罪主体出现。 《唐律疏议》通过对历代法典成就的吸收,不仅完善了其律法的内容，而且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立法技术。虽然这部法典并没有给职务犯罪以一准确定义，但是却存在大量的涉及官吏职 务犯罪的条款。纵观当今刑法学中，即上文所述的职务犯罪的定义与特征，这些规定都可以列 入职务犯罪的范畴。因此，在当今中国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反腐败作为这个阶段的长 期而重要的任务，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高发态势，就有必要对于《唐律疏议》中的职务犯罪进 行进一步研究，这无疑对我们完善我国刑法、防止职务犯罪有着重大作用。 一、唐代官吏职务犯罪的惩防概述 《唐律疏议》共有12篇，在这其中，涉及职务犯罪的篇章主要有《卫禁》《职制》《擅兴》《捕亡》《断狱》等，还有部分散布在其他篇。这些规定几乎涵盖了政府公务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唐代惩治职务犯罪以唐律为主要依据。 学者专家根据不同的标准把唐律中的职务犯罪分为许多种类。其中较为普遍的分法是根据 犯罪的主体将其分为普通领域的职务犯罪和特殊领域的职务犯罪。 （一）普通领域的职务犯罪 1.贪污罪 如上篇所言，虽然《唐律疏议》中很多篇都涵盖了职务犯罪中的内容，但是其中并没有明 确的关于贪污罪的定义，但“取其非物谓之盗”，所以我们可以在“盗”罪中找到关于贪污罪 的相关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 （1）监临主守官在其管辖区内侵吞了国家的财产或者违法盗取管辖区内百姓的财物，而这两种罪行的处罚是相同的。
唐律共犯人类型对我国刑法的启示 王玉杰 【摘要】Complicity has always been mainly attacked in our country,which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today＇s constructing socialist market https://www.doczj.com/doc/d719211918.html,pleteness of the regulations in The Tang Code on complice not only reflects its excellent legislative technique but also provides basis and sources for punishment methods of complice in our criminal regulations.%共同犯罪历来是国家打击的重点,这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尤为重要。而《唐律》对共同犯罪人规定之完备,体现了高超的立法技术,为我国现代刑法规定的对共同犯罪人的处罚方法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借鉴。【期刊名称】《许昌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30)004 【总页数】4页(P88-91) 【关键词】唐律;共犯人;刑法 【作者】王玉杰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大学,河南郑州45000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4 唐律作为我国封建刑法的楷模，对各种刑法制度都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其中以对共同犯罪制度的立法为标志，体现了其封建时代刑法趋于完整。唐朝完备的法制建设
不仅对唐代的繁荣起到促进和保障作用，而且宋、元、明、清各代以及唐周边各国的法制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中华法系。《唐律》对共同犯罪制度的规定由总则性规范和分则性规范构成。总则性规范是关于共同犯罪一般性规定，内容涉及共犯概念、分类、处罚、共犯的捕首以及主从犯认定等内容。分则性共犯规范则主要规定个别罪名的特殊规定。《唐律》的立法原则及处罚方法为我国现代刑法的有关规定亦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与渊源。 《唐律》对共同犯罪人划分得相当详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分类: 《唐律·名例》四十二“共犯罪造意为首”规定:“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1］237《唐律疏议》曰:“共犯罪者，谓二人以上共犯。以先造意者为首，余并为从。”［1］237《唐律》将共同犯罪人以“造意为首”分为主犯与 从犯是:“会合概括了造意和随行、主和从，亦即正犯和从犯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共犯是共同犯罪，也就是各自努力，实现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意志是维系共犯的纽带。”［2］200这种划分方法充分显示了《唐律》共同犯罪制度在立法技术上的高超水准和在刑罚理论上的完备。 但是，《唐律》中规定的以“造意为首”的主、从犯具体是指共同实行犯还是包括其他共同犯罪人尚存在争议。如有的认为:“这里所谓共犯罪，是指共同实行犯罪。”［3］17但我们认为这里的共犯罪人不仅包括共同实行犯，而且也包括非 实行犯。其理由在于:其一，从《唐律》对共同犯罪人的规定来分析，是将共同犯 罪人规定在第一篇《名例律》中，而“《名例》，共57条。规定了五刑、十恶，以及八议等定罪量刑的各项原则，是唐律本质和精神的集中体现，相当于近世刑法的总则。”［4］154既然是共同犯罪总则性的规定，应该是指共同犯罪人的整体，而非仅指共同实行者。其二，共犯罪“既以‘造意为首’，就表明共犯罪的主观特征是以同犯意为基础。随从是随从造意犯实施犯罪，表明造意犯的行为和随从犯的行为具有相互联系。共犯罪只要求共，不要求同，即只要求共同故意、共行为，而
论共谋共同正犯(一) 摘要：由于世界各国对共犯与正犯的立法体例存在差异，共谋共同正犯是否成立。在刑法学界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关键词：共谋；共谋共同正犯；实行 1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及比较 1.1概念 所谓共谋共同正犯，是指两人以上共同谋议实行犯罪行为，而由共谋者中的一人或一部分人直接实行犯罪，参加共谋者的其他成员，即使未参与直接实行犯罪，亦作为共同正犯负刑事责任。 1.2我国古代及国外刑法关于共谋共同正犯的规定 我国历史上对共谋共同正犯的规定并不多见。《唐律·贼盗》规定如果两人共同谋议盗窃，但一人没有实行，另一人实行了强盗(抢劫)，如果未实行的人参与了分赃，则也按盗窃罪处罚。日本刑法草案第27条明文规定了共谋共同正犯，该条第2项规定：两人以上谋议实行共谋人中的某人基于共同的意思而实行犯罪人，其他共谋人也是正犯。虽目前尚未实行，但表明了日本官方试图将共谋共同正犯在刑事立法中予以肯定。另外中国台湾也承认共谋共同正犯，如台湾大法官解释六六台上二五二七：“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参与，其所参与虽非凡构成要件之，仍无解于共同正犯之罪责。”指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参与考虑，但未参与实施犯罪构成要件以内之行为，而只参与犯罪构成要件以外之行为，如策划、放风、遥控指挥等行为。 2共谋共同正犯的构成要件 2.1主观上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两人以上共谋实行犯罪。所谓共谋是指：“两人以上为了实行特定的犯罪，在共同意思下成为一体，互相利用他人的行为，便于实行各目的意思为内容的谋议。”共谋既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两人以上相互之间互相协力，沟通实现共同犯意的意思即可。共谋不限于数人同时在一起谋议，也可以是数人顺次联结。形成共同的犯罪意思。 (2)两人以上共谋者都具有共同实行的意思。所谓共同实行的意思是指利用补充他人的行为而实行犯罪的意思，仅有共同实行的认识还不够，还必须具有和其他共谋者合作实行犯罪构成要件实行行为的意思，仅有教唆或帮助的意思还不够，还必须具有作为正犯的意思。 2.2客观上要求共谋者中的一部分人直接实行犯罪行为 如果所有的人都直接实行了犯罪，则不是共谋共同正犯，而是一般的共同正犯；如果没有人直接实行犯罪，也不是共谋共同正犯。没有担任实行行为的其他共谋者，实施援助一部分人的实行的行为，固然为共同正犯；完全听凭实行者实行，自己什么也不实行的，也可以是共同正犯。 3共谋共同正犯的学说 承认共谋共同正犯就是承认没有实行行为的人也是共同正犯，是否忽视了实行行为的意义?其理论依据何在?目前，主要有以下学说： (1)共同意思主体说。这一学说着眼于共犯的社会心理特点，认为二人以上基于实行一定犯罪的共同，而成为同心一体，即共同意思主体。作为这种共同意思主体的活动。至少有一人实行了犯罪时，所有的共谋者都成为共犯。这种共同意思主体活动的责任，本来不能归于违法的、一时存在的共同意思主体，但由民法上的组合理论进行推定，再者由于刑法规定的刑罚主体只是自然人，因而应当考虑共同意思主体。共同意思主体说为日本法学者草野豹一郎所提倡，虽然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但受到了许多批判。这一学说又不当地扩大了共同正犯的概念，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一方面将共犯现象视为共同意思主体的活动，同时将其责任转嫁到团体成员的个人头上，这是自相矛盾的。 (2)间接正犯类似说。该说认为，在个人基于意思联络，相互利用、补充他人的行为，以实
《唐律疏议》十二篇的名称和基本内容 第一篇，名例律，共五十七条。名例律类似现代刑法的总则部分。其中规定了刑法种类，分笞、杖、徒、流、死五种。笞刑分五等，由笞十至笞五十，每等加十。杖刑分五等，由杖六十至杖一百，每等加十。徒刑分五等，刑期由徒一年至徒三年，每等加半年。流刑分三等，由流二千里至流三千里，每等加五百里。死刑分二等，绞刑和斩刑。名例律又规定了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必须严厉打击的十种重大犯罪，即一、谋反，二、谋大逆，三、谋叛，四、恶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义，十、内乱。这十种重大犯罪被称为“十恶”。犯十恶罪者，官吏不得享受议请减赎等封建特权。名例律还规定了维护贵族官吏封建特权的“八议”和“请”、“减”“赎”、“官当”等制度。所谓八议是：一、议亲, 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八议者“若犯死罪，议定奏裁，流罪以下减一等”，但犯十恶者，不用此律。八议之外，还规定了“请”、“减”、“赎”、和“官当”等制度。“请”，适用于黄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以及五品以上官。他们犯流罪以下减一等，犯死罪须上请皇帝裁定。“减”，适用于七品以上官, 及应请者的亲属，这些人流罪以下减一等。“赎”，适用于九品以上官，及七品以上官的亲属。他们流罪以下可以用钱赎。“官当”，即以其官品抵罪，五品以上官一般可抵“私罪”徒刑一年,“公罪”徒刑两年。“八议”和“请”、“减”、“赎”、“官当”，清楚地表明唐律优礼臣下，可谓无微不至。名例律进一步规定了唐律适用刑罚的原则。这就是：一、划分“公罪”和“私罪”。所谓“公罪”即官吏“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即官吏不缘公私自犯罪，或虽缘公事而受情枉法或曲法申情者。同样的犯罪，“公罪”较“私罪”量刑轻。二、根据身份尊卑和爵位官职高低处刑。贵族与官吏得享受“八议”和请、减、赎、官当等特权;而对所谓“贱民”、尤其是奴婢，犯罪后则要加重惩罚。三、对共同犯罪区分首从。凡造意、主谋者为首犯，从重处刑；协从者为从犯，处刑减一等。但对于谋反、谋大逆等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重大犯罪，则不分首从同等治罪。四、累犯加重。《唐律疏议》解释说：前后三入科刑，便是“怙终其事”，必须“峻之以法，用惩其罪”。凡“前后三犯徒者,流两千里；三犯流者，绞”。五、区分故意和过失。故意从重，过失从轻。六、自首与觉举减免。唐律规定，犯罪未发而能自
论唐朝的法律制度与现行刑法之比较 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法制史中，唐律以其形式的完备性、语言的精确性、技术的高超性占据重要地位，堪称中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后世的法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影响力不仅作用于本国，而且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本文中，本人根据唐律并结合现行刑法从法制的指导思想、刑罚适用的原则两方面对二者加以简单比较。 一、法制指导思想 唐朝法制指导思想：（一）“德本刑用”，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强调法律宽简、稳定、划一，以利于执行和遵守。（三）严明法制，一断以律。 唐初统治者为了稳固王朝的封建统治，认真地总结了隋朝迅速来亡的历史经验，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制指导思想。综观唐初的律典来看，它强调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治国的根本，法律作为一个阶级的上层建筑，但在其当时的社会中，刑罚仅仅作为辅助手段。同时，从唐律的内容来看，其以封建礼教为内容，法律仅是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 我国现行刑法制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指导思想。其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样的规定看似笼统，但作为一个部门法来讲，其分则已对侵犯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分别予以论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基本刑事政策。该政策和封建社会的“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指导思想相比，具有其阶级优越性和社会进步性。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惩治罪犯的观点的立场是很明确的，同时惩办与宽大的结合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其作为现代社会统治阶级的仁道主义精神。封建社会的礼教，更多地是强调对统治阶级的忠和对封建尊长的孝，而作为现行法律，也同样提倡社会主义道德和精神文明，即对社会公共意志的遵守和在家庭中的尊老爱友美德的弘扬，但它在强调对社会和集体尽义务的同时，也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权利，个体和社会、义务和权利二者之间是和谐一致、相辅相承的。 唐朝统治者在制定律法时，充分考虑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因
诸共犯，以造意为首，随从减一等。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侵损于人者，以 凡人首从论。即其监临主守为主犯，虽造意，仍以监主为首，凡人以常从论”，解析： 【1】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称为“共犯罪” 【2】中心环节是区分首犯和从犯，以“造意”为首 【3】造意是“倡首先言”的行为，造意者为首犯，随从者为从犯，其罪减首犯一等 【4】在家庭成员的共同犯罪中，以家长为首犯 【5】在职官参与的共同犯罪中，以长官为首犯 【6】唐代共犯原则体现了家族主义对刑法的影响，浸透了礼法和宗法观念 合并论罪从重：实行“二罪以上俱发，从重者论”，即采用重罪吸收前罪，刑 不累加的原则，也就是两罪轻重不等，只科重罪；二罪相等，从一罪处罚。如一罪先发而且判决，后又发现它罪，若二罪相等，维持原判；若后罪重于前罪，则通计前罪以充后数（就是按后发的罪论处，已经判决的罪折入后发的罪中） 自首制度：【1】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投案的，称为以犯罪未被举发而 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自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的，称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减轻刑事责任 【2】不是所有的犯罪都可以享受自首的待遇，对于“侵害人身、毁坏贵重物品、偷渡关卡、强奸、私习天文等犯罪，即便投案也不能按自首处理，因为这些犯罪的后果已不能挽回 【3】自首者虽可以免罪，但”正赃犹征如法”，即赃物必须按规定如数偿还【4】对犯罪分子交待犯罪性质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待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尽”。凡“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如实交待部分，不再追究。此外，轻罪已发，能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审问它罪能自首余罪者，免其余罪 累犯加重：对于盗窃、强盗犯罪，重又犯罪的要加重处罚，三犯徒者流，三犯 流者绞，即前后三次犯应处徒刑的罪，不是按其中最重的一次处刑，而是处以流刑二千里，加重处罚 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即案件“事有疑似处断难明”的，审理时应依所疑之罪，令其依法收赎 主要罪名：“十恶”，指直接危害皇权及专制统治秩序以及严重破坏家庭伦常关系的行为，在《北齐律》重罪十条的基础上，隋朝《开皇律》正式确立“十恶”，沿用至清末
《唐律疏议》主要罪名考 在刑法中，“首先是定罪，然后才是判刑。以罪名为中心建立刑法体系，有利于依据行为人所实施的罪行确定罪名，然后依据罪名决定应判的刑罚。这符合罪刑关系的一般规律。由以刑名为中心建立刑法体系转变为以罪名为中心建立刑法体系，是刑法史上的一大进步”。唐朝的律典是中国法典的成熟期，尤其是以长孙无忌为首撰著的《唐律疏议》，它集中概括了秦、汉、魏、晋、南北朝特别是隋代的法律理论和历史经验，对各种罪名兼收并蓄、适时而存，代表了中国古代罪名发展的水平，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一、“十恶”罪名 统观《唐律疏议》中的所有律文条款，在一些重要罪名的概括与确立上，《唐律》首先是作总括，第二步是作分类，第三步是举罪名。《唐律》把性质最严重的十类犯罪概括为“十恶”罗列在《名例律》中，具体内容简括如下：一曰谋反，即指谋危社稷、颠覆政权罪。二曰谋大逆，即指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罪。三曰谋叛，即指谋叛国从伪罪。 四曰恶逆，即指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罪。 五曰不道，即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蛊毒厌魅罪(注：谓造合成蛊；虽非造合，乃传畜，堪以害人者皆是。即
未成者，不入十恶。厌魅者，其事多端，不可具述，皆谓邪俗阴行不轨，欲令前人疾苦及死者)。 六曰大不敬，即指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入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罪。 七曰不孝，即指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罪。 八曰不睦，即指谋杀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罪。 九曰不义，即指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及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罪。 十曰内乱，即指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罪。(《名例律》) 尤其是对“十恶”之首的谋反，《唐律》有更细致的规定。“十恶”之首，“一曰谋反”。谋反者即谋危社稷，就是指颠覆国家的犯罪。其《疏议》解释说：“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谓将有逆心，而害于君父者，则必诛之。”理由是王者“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将起逆心，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日谋反”(《名例律》)。意为谋反罪没有未遂犯，只要是计谋危害国家、开始实施计划，罪行虽并没有实施完毕，
唐律疏议原文及翻译 （原创版） 目录 一、唐律疏议简介 二、唐律疏议中的刑罚规定 三、唐律疏议中的罪名与体例 四、唐律疏议中的共犯处理 五、唐律疏议的现代意义 正文 唐律疏议是我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一部重要法典，对后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唐律疏议的简介、刑罚规定、罪名与体例、共犯处理以及现代意义五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唐律疏议简介 唐律疏议，全名《大唐新语·律疏议》，是唐朝时期律令的疏议，由唐代法学家张九龄等人编撰。它是在《唐律》的基础上，对律文进行解释、补充和修订，使法律条文更加明确、具体和完善。唐律疏议对唐朝的法律制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唐律疏议中的刑罚规定 唐律疏议对刑罚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包括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等。其中，死刑分为绞、斩、凌迟等不同方式；流刑是指将被判处刑罚的罪犯流放到边远地区进行改造；徒刑是指将被判处刑罚的罪犯关押在监狱内进行劳动改造；杖刑和笞刑则是对罪犯进行身体上的惩罚。这些刑罚规定为后世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三、唐律疏议中的罪名与体例
唐律疏议中列举了五刑的各项罪名和体例。罪名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等，体例则是对罪名进行分类和解释。这些罪名和体例为法律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对后世法律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唐律疏议中的共犯处理 唐律疏议对共犯的处理独具特色。共犯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唐律疏议规定，共犯中只有最开始提议犯罪的人被定为主犯，其他人则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被定为从犯，从犯罪轻一等。此外，如果家人共同犯罪，只判尊长的罪。这些规定为后世对共犯的处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五、唐律疏议的现代意义 唐律疏议作为古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法律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强调法律的公平、公正和人性化，提倡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而非单纯的惩罚。这些理念为现代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总之，唐律疏议是我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一部重要法典，对后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律疏议原文及翻译 摘要： 一、唐律疏议简介 二、唐律疏议中的刑罚规定 三、唐律疏议中的罪名与体例 四、唐律疏议中的共犯处理 五、唐律疏议的现代意义 正文： 一、唐律疏议简介 《唐律疏议》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典之一，全称为《大唐新语·律疏议》，是唐朝在律法研究与实践中的重要成果。它汇集了唐朝的律法、令、格、式等法律形式，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与论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 二、唐律疏议中的刑罚规定 《唐律疏议》对刑罚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共分为五等：死刑、流刑、徒刑、杖刑和笞刑。其中，死刑分为绞、斩、凌迟等不同方式；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和流三千里；徒刑则分为五等，分别为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和三年；杖刑和笞刑则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刑罚程度。这些刑罚规定在今天看来或许过于严苛，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却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唐律疏议中的罪名与体例
《唐律疏议》中对罪名进行了详细的列举，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强盗、窃盗、诈骗、枉法、受贿等，共计二十余种。同时，对五刑的体例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包括刑罚的适用对象、刑罚的执行方式等，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四、唐律疏议中的共犯处理 《唐律疏议》对共犯的处理也颇有独到之处。例如，在家人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只追究尊长的责任；而对于侵占他人财物或损害他人身体的情况，则要按照主犯、从犯的顺序进行处罚。这种处理方式既体现了家族伦理，又维护了社会公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五、唐律疏议的现代意义 虽然《唐律疏议》诞生于千年之前，但它对现代法律制度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例如，它强调对罪名的明确规定，有助于司法机关准确定罪；对刑罚的严格规定，可以作为现代刑罚体系的参考；对共犯的处理方式，也可以为现代法律制度提供一定的借鉴。
中国古代共同犯罪理论探析 共同犯罪是犯罪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较之于单独犯罪更重的社会危害性，自古以来皆是国家和统治者重点打击的对象。在中国各代的刑事立法中也有较多的规定。但由于法律的时代性，古代的共同犯罪与今日的共同犯罪理论又有诸多不同及值得借鉴之处。 一、共同犯罪制度的历史起源 就共同犯罪制度的历史起源，学界并未形成共识。有学者认为，先于共同犯罪出现的是群犯。远在从猿变人的过程中，食人和复仇都是群对群的行为。五帝时代所谓寇贼的寇，则被解释为“群行攻劫”。（《尚书，舜典》）但笔者认为，所谓群犯以及食人复仇根本不能作为共犯加以讨论，因为此时连法律都还未产生，便无所谓犯罪，更无所谓共同犯罪了。五帝时代的寇贼也至多只能算作部落间的攻击行为。 另有学者认为，有关共同犯罪的的规定始于夏。因为《尚书，胤征》中记载：“歼阙渠魁，胁从罔问。这是对夏朝法律制度的描述。《尚书，酒诰》中还记载了西周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即群饮。“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条。”但笔者认为以上都是《尚书》中关于夏和西周存在惩罚共同犯罪的粗略记录。而《尚书》为春秋以后的后人所著，其中此等有关共同犯罪的论述并无夏和西周的史料可以查证。因此是否当时真实存在这种制度是存在疑问的。当然，有关共同犯罪的最早记录应见于《尚书》是可以确信的。 而能够被广为认同的存在共同犯罪制度的年代是2400多年前的战国。李悝的《法经，城禁》记载：“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秦律》则对“群盗”规定得较为详尽，对具体的人数及相应的处罚都作了明确规定。汉律对共同犯罪的规定相对于前朝又有了较多的发展，除了群盗以外，还规定了具体的严惩首犯，处理教唆犯的制度，并且增加了“首匿”、“通行饮食”、“阿党”等共同犯罪的罪名。 对共同犯罪理论发展较大的是晋和唐代。晋张裴在《注律表》首
中国法制史分析题 1、“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减一等。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 即共监临主守为犯，虽造意。 仍以监主为首，凡人以常从论。”（唐律） 答： (1) 这段文字表达的是共同犯罪处罚的原则。（ 2 ）唐律把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称为“共犯罪”。（ 3 ）对共犯罪区分首犯和从犯．即“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所谓造意，是指“倡首先言”的行为。（ 4 ）但是．在家庭共同犯罪中．以家长为首犯：在职官共同犯罪中，以长官为首犯．首犯从重处罚．从犯减轻刑罚。 2 、“请说明下面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并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加以评析。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虽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一一《商君书》 答：这段话的基本含义是从卿相将军至大夫庶民百姓．以前有战功．后来战败了．无论身份怎样，都不能因此而不执行刑罚：以前做过善事．后来有了过错．也不因此而不受处罚。既使是忠臣孝子．也必须按其其所犯之罪进行处断。这是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反对赦宥．强调国家法律的严肃性．主张凡有罪者皆应受罚．贯彻重刑原则的体现。“不赦不宥”正是法家“以法治国”原则及“重刑”主张的具体要求之一。 3 、请说明下面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并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加以评析。 “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 … ，若犯谋判以上罪，不有此律。”一一《唐律疏议.名例》 答：这段话的基本含义是指亲属之间有义务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但犯谋叛以上重罪者除外．即所谓“亲亲得相首匿”。（或亲亲相隐原则）。这种主张亲属间相互隐匿犯罪邹而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源于儒家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倾向，严重危害封建统治利益的犯罪，亲属间不柑互相隐匿．这表明儒家道德观与封建政权的根本利益发生矛盾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4 、请说明下面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并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加以评析。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宜帝纪》 答： l 、这段话的基本含义是父子情深，夫妻道义．这些那都是人之天性… … 自今以后子隐匿父母．妻隐匿丈夫．孙隐匿祖父毋，都不迫究刑事击任。但父母隐匿子．夫隐匿妾．祖父母隐匿孙．其所犯之罪是殊死之类的，都要上请中央最高司法宫廷尉裁决．即所谓的“亲亲得相首匿’。 2 、也就是说对亲属中的卑幼首匿尊长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亲属中尊长首匿卑幼的犯罪，一般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的罪责。 3 、自汉始亲亲得相首匿一直被后世封建工朝所沿用，它标志着封建法律从汉朝开始儒家化． 5 、《大明令"产令》规定：“凡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孙，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数量半分；如无别子，立应继之人为嗣，与奸生子均分：无应继之人．方许承继全分”。试分析之。 答： ( 1 ）这是关于继承制度的规定。（ 2 ）我国古代的继承分为宗挑继承和财产继承两大类，这两类继承适用不同的原则． ( 3 ）宗挑继承．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即“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 （ 4 ）财产继承，则依诸子均分原则．被继承人死亡，并不能立即进行继承事宜，因此，我国古代财产继承体现在“分析”家财田产．“诸子”包括妻生嫡子、妾生庶子，婢生庶子。( 5 ）在《大明令》上，“奸生子”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继承权：在有“诸子”的情况下，可以获得“诸子”的半份：在无“诸子”时，可以与“嗣子”均分：在连“嗣子”也没有时．即可获完整的继承权。( 6 ）女子没有继承权． ( 7 ）继承制度，归根结底趋为了维护宗法伦理道德。 6 、请说明下面这段文字的甚本含义，并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加以评析． “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发从坐．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一一《汉书．光武帝纪》答：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指老人、幼童和连坐妇女．除犯大逆不道．诏书指明追捕的犯罪外，一概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