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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与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经济结构转型是困扰香港发展的主要问题。经济高度服务化、服务经济虚拟化、对房地产业有较高依赖、产业升级缓慢等问题削弱了香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香港应基于国际、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和香港经济的比较优势与约束条件，以知识经济和高增值服务经济为转型方向，实现香港高增值服务业和内地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中心的产业整合，并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进一步创造和巩固竞争优势，从而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关键词香港；经济转型；产业结构；“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127.6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0-0055-06

一、引言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香港凭借区位优势和内地优惠政策，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要素成本较低的内地，制造业在本地GDP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22.18%下降到1997年的6.1%，金融业、贸易及物流业、旅游业、工商业支援及专业服务成长为四大支柱产业，香港实现了从以制造业为基础、外贸为主导的产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1997～2015年，香港区内GDP由13 731亿港元增加到24 025亿港元，年均增长3.2%，总体保持了

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①。然而，经济高度服务化、服务经济虚拟化、对房地产业有较高依赖、产业升级缓慢等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削弱了香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香港应基于国际、区域经济格局变化，深化结构调整和转型，创造和巩固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1997年以来香港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一）产业高度服务化

一是工业和制造业产值及就业比重持续收缩。1997～2013年，香港工业增加值由1 871亿港元下降到1 486亿港元， GDP 占比从13.3%跌至6.95%；1997～2014年，制造业GDP占比从6.1%下降到1.3%，从业人数从44.3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14.0%）减至13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3.5%）。

二是服务业产值及就业比重都有所上升。1997～2014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由10 789亿港元上升到20 909亿港元，GDP 占比由80.2%升至92.7%，从业人数（不含公务员）从220.2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69.6%）增加到312.6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83.4%）；2000～2014年，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产值由6 337亿港元（GDP占比为49.4%）上升至12 672亿港元（GDP占比为57.5%），从业人数由140.8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43.9%）增加到178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47.5%）。

（二）服务经济趋于虚拟化

主导香港服务业的贸易、物流、金融及商用服务等原本是直

接或间接为生产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但随着制造业转移、转口和离岸贸易发展、金融中介化、生产性服务业转移和调整以及非生产性服务业增长，香港服务经济呈现出非实体化或虚拟化的特征。

1.进出口贸易

香港地区是世界第九大贸易经济体，2000～2013年，进出口贸易对香港GDP的贡献年均达20.3%，但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属于转口贸易，1997～2014年，香港本地产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由14.5%下降到1.5%，而转口贸易额翻了近三番，占整体贸易的比重由40.5%升至45.8%；同时，随着内地港口群崛起，香港航运增长速度放慢，离岸贸易比重上升，2002～2013年，离岸贸易额最低为转口贸易额的1.12倍（2013年），最高达1.42倍（2002年）；此外，因为缺乏制造业基础，服务出口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1997～2014年，服务出口由 2 404亿港元增长到8 270亿港元，年均增长6.4%。

2.金融业

2001～2014年，金融业总产值在香港GDP中的占比年均为15.3%，金融业的产值占比已经与伦敦和纽约持平。

银行业是香港金融业主体。20世纪70年代，银行机构对制造业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的20%，80年代则下降到10%[1]，大量银行贷款进入房地产业和金融业，1997～2014年，银行机构对制造业、有形贸易、运输及设备、批发零售业贷款总和占比年

均为24.1%，对金融业的贷款占比年均为8.6%，对房地产业（包括建造及物业发展与投资、个人购买和租赁住宅）的贷款占比平均达49.2%，其中2001年和2002年高达56%。同时，香港银行业由专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由传统的贸易中介为主变为资产管理、证券经纪、融资租赁等金融中介为主[2] 。

香港证券市场地产股和金融股占比较大。1993年，恒生指数33支成分股中，只有两只工业股，股本占比只有6%，而金融和地产股占比为47%[1]，在1997年以前，香港股市总值中房地产资产占比最高达70%[3]。2015年底，恒生指数50支成分股中，有12支金融股、10支地产股，4支公营事业股和24支工商业股，工商业股中的石油、电讯、能源、港航、科技等工业股主要是红筹股或H股，香港股则主要是商业和娱乐股。不计红筹股和H 股，24支香港恒指50成分股中包括5支金融股和8只地产股，其市值占恒指50香港股总市值的66.7%，此外还有9支恒指50香港成分股直接或间接与房地产有关。

3.生产性服务业转移、调整，非生产性服务业扩张

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香港服务业+珠三角制造业+内地企业”模式基础上的。在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内地之后，由于市场空间不足，香港的物流、商贸、房地产、金融保险等多种生产性服务业也开始向内地转移，目前服务业投资占香港在内地投资额的比例估计可达40%左右[4]。

随着内地生产性服务业的不断发展，港资企业和内地企业对

香港专业服务及融资的利用和依赖逐渐减少，香港服务业进行了较大调整[2]，旅游、文化及创意、医疗、检测及认证、教育等非生产性服务业成为香港特区政府着力发展的产业。旅游业（含零售业、住宿、餐饮服务业、客运服务、旅行代理等）产值占区内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2.4%升至2014年的5.1%，如果考虑到对商业、海陆空运输业和会展等行业的拉动，其对区内GDP 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可达15%左右[3]；文化及创意、医疗、检测及认证、教育等则在2009年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重点培育的优势产业。（三）经济、财政、金融对房地产业依赖性较高在20世纪60～80年代，香港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加之大量国际资金涌入，房地产业成长为香港的支柱产业。1980～1982年，每年房地产业（按建造业、地产服务业和楼宇业权即租金收入口径计算）产值都占到区内GDP的22%以上[5]，此后两年虽有所下降，但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生效以后，受回归因素的刺激，香港房地产业进入长达十年之久的高度繁荣时期，1997年，房地产业总产值达3 457亿港元，GDP占比达到25.3%的历史性高位，成为香港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如果加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GDP占比可达40%[3]。1997～2014年间，尽管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等导致了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但房地产业对GDP的贡献年均达19.4%，是仅次于贸易物流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不考虑印花税、遗产税及对开发商利润征收的税收，1997/1998～2014/2015财政年度，来自地价收入、

物业税、酒店房租税、一般差饷、物业及投资、从房屋委员会收回的款项等房地产有关收入占香港财政收入比例年均达21.4%，其中卖地收入占比年均达12.6%②。金融业对房地产业的依赖一方面表现在地产股票市值占整个股市市值相当大的比例，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房地产业的贷款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品占整个金融市场的很大份额。对房地产业的路径依赖和重新选择经济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成为香港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6]。

（四）六项优势产业发展缓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创新科技和知识经济兴起，香港特区政府于2009年提出发展文化及创意、医疗、教育、创新科技、检测及认证、环保等六项优势产业，并作为经济的新增长点进行培育。但是由于香港产业结构相对固化，政府在教育、科技研发方面投入较少，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六项优势产业发展相对缓慢。2009～2014年，六项产业产值的GDP比重只增长了1.3%（从7.9%到9.2%），其中文化及创意产业增长了1.0%（从4.0%到5.0%），教育产业增长了0.2%（从1.0%到1.2%），医疗产业增长了0.1%（从1.5%到1.6%），环保产业增长0.1%（从0.3%到0.4%），创新科技产业（0.7%）和检测及认证（0.3%）GDP占比保持不变。六项优势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不明显，远不能改变香港目前的产业结构格局。

三、香港经济结构引发的问题

（一）依赖传统服务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水平难上新的高度香港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了新一轮经济转型的探索，但缺乏明确、长远的规划及可操作的政策[6]，加上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香港特区政府曾于1998年提出建设亚太创新科技中心和技术密集经济体系的构想，2002年又提出发展“高增值”四大支柱产业，2009年改为发展六项优势产业，产业政策呈现出摇摆不定和随机调整的特征，经济发展重点依然是贸易物流、金融和房地产等传统产业。由于大部分香港的工业企业已向内地转移，留在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缺乏实体经济基础，多样化动力不足，难以发展高技术、高增值服务业[4]。转移到内地的企业回流的巨额利润和各类社会资本，缺乏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机会，相当一部分涌入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7]，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大幅上扬为标志的虚拟经济繁荣。由于缺乏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香港难以打破原有结构和模式的束缚，实现支柱产业的替换、产业结构的提升、区域布局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而传统服务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生产成本高涨、空间狭小、资源短缺、竞争激烈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不能支撑香港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至一个新的高度。

（二）未能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20世纪60～80年代，中国香港在“日本—四小龙—中国大陆+东盟”的“雁形”产业转移顺序和产业分工格局，以及“日本、四小龙—中国大陆+东盟—欧美”的三角贸易格局中实现了制造业转移和向服务经济的转型③。在之后全球发展高新技术制造业、高增值新兴服务业浪潮中，和香港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向高技术制造业、高增值服务业升级，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香港没有像其他“三小龙”那样实现向创新科技和资讯科技产业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实现服务经济向知识经济延伸发展[8]，而是延续了传统服务业+（转移的）低端制造业的结构，以至于在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普遍明显提高的情况下，中国香港却相对下降，且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低于中国内地、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9]。如果香港不能及时进行经济转型，那么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很有可能被边缘化。

（三）相对于中国内地经济的比较优势降低

随着内地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原有的内地—香港产业分工格局已被打破，香港传统的贸易物流、金融、旅游业和专业服务竞争优势，以及内地联系世界的“中介”地位正在弱化，内地部分地区、部分产业已经和香港演变为“竞争”关系。1997年香港GDP与内地GDP之比为19%，2015年则为2.97%，上海和北京的GDP分别于2009年和2011年超越香港，

2015年广州GDP超过香港④，深圳、天津GDP已接近香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加快形成，上海、深圳、广州等物流中心的崛起⑤，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区和深圳前海现代服务合作区的建设，都对香港形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

（四）经济体系比较脆弱

对进出口贸易、金融和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一方面使得香港对外部经济波动极为敏感，另一方面容易形成房地产和金融泡沫。“小型高度开放经济体”经济系统脆弱，在外部经济冲击或国际游资冲击下，很容易导致泡沫破灭和经济动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网络科技泡沫破灭与“911”事件引发的全球经济不景气、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等外部冲击都诱发了香港进出口贸易、金融和房地产业及香港整体经济的衰退。2015年，随着全球经济下滑，金融市场动荡，资本外流加剧，内地经济调整和放缓，香港经济在第三季度开始减速，服务输出继续收缩，入境旅游持续疲弱，股市出现大幅波动和调整，住宅和写字楼的售价及租金指数均转升为跌，香港特区政府预测香港经济在2016年仍将疲软，实际本地GDP增长仅为1%～2%。（五）房地产价格过高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

1997年，中国香港曾推出发展创新科技产业的计划和抑制房价的“八万五计划”。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香港不得不放弃科技发展计划，通过救助房地产业等传统产业来复苏经济。

2003年，香港房地产业开始复苏。其间虽然发生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香港特区政府为防止房价过快上涨而进行了一系列调控，但未能改变房价上涨总趋势。2011年2月住宅售价突破1997年的高位，2015年10月住宅售价指数和写字楼售价指数分别较1997年10月房地产泡沫时的最高点高出77%及116.4%。香港写字楼租用成本已居亚太地区之首，并明显超过了包括纽约市中心在内的世界其它热点地区，在全球仅次于伦敦西区[10]，楼价、租金的快速上升带动了香港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抵消了香港的低税优势，削弱了香港经济的国际竞争力。2015年第二季度，以50平方米住宅的平均价格与私人住宅住户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之比衡量的置业负担能力指标已达15.9，超过1997年的最高值14.6，以50平方米住宅（以20年期、七成按揭计算）的按揭供款与私人住宅住户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之比衡量的收入杠杆比率已达70%，远高于50%的长期平均水平。香港楼价中值与家庭收入中值之比已居全球首位，昂贵的楼价和租金使一般居民甚至是中、高收入居民都难以承受。同时，高楼价、高租金、地产业的高利润和居民住房生活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拥有土地和物业的“富人”群体收入显著增加，而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升幅追不上楼价、租金的升幅，住房开支负担日益沉重。房地产已经超越经济范畴而成为一个受到严重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

四、对香港经济发展的思考

经济转型关系到香港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国际竞争力，是影响当前和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香港应基于国际、区域经济格局，香港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与约束条件，明确经济转型方向，为经济注入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一）从传统服务业为主向知识经济和高增值服务经济转型由于空间、资源、成本等因素的约束，香港大规模重振制造业或者吸引制造业回迁的可能性很小。同时香港人均名义GDP 在1993年突破2万美元，2007年突破3万美元，2014年超过4万美元，已进入了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工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也是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所说的“追求生活质量”的经济成长阶段，经济结构应以服务业为主导。因此，香港应明确以知识经济和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服务业为经济转型方向，制定产业结构调整的长远规划，推动香港价值链的合理布局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二）统筹处理好科技创新、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的关系

在经济成长的高级阶段，经济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技术创新[11]。因此香港应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在研究国际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趋势基础上，确定创新重点，建立创新体系，加强科研投入和技术引进，实现新的战略产业的突破，并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产业和低附加值环节进行改造，推动服务业和转移到内地的制造业向高技术含量、高增值环节提

升，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协调发展，创造和巩固创新推动型的经济竞争优势。

（三）把握“十三五”规划机遇，实现香港高增值服务业与内地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中心的产业整合

在国际和区域产业分工变革的背景下，仅仅依靠香港自身的力量来发展知识经济和高增值服务经济，也是不现实的。目前内地正处在全域、全行业、全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对高增值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将成为香港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香港要在两地产业分工、价值链条和专业化合作基础上，发挥在金融、贸易、工程、管理、法律、会计、人才及投资咨询等方面的优势，与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产业、技术、市场、劳动力、资源优势相融合，加强和广州、深圳的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建设大珠三角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生态链，实现香港高增值服务业与内地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中心的产业整合，推动内地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向高技术、高增值环节发展，同时寻求自己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点和经济的新增长点。

（四）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支柱产业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亚欧大陆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基建、投融资、贸易、物流等多个领域，市场潜力巨大，这为香港金融、贸易物流和专业服务等支柱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香港应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发展，为支

持该战略规划的实施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解决香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市场瓶颈。

首先，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基建投融资。“一带一路”基建除了依靠沿线政府公共支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开发金融之外，还需要通过银行间贷款、公私合作、机构投资者和私人部门投资的方式筹集资金。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大的资产管理中心，也是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输出地，和内地一样都是亚洲基础设施股权投资的最重要的区域来源[12]。香港要充分发挥市场、设施、融资、产品开发、资产管理、人才和风险管理等多元化优势，打造“一带一路”的国际投融资和专业服务平台。

其次，打造“一带一路”高端贸易、物流服务平台。“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1990～2013年，“一带一路”65个国家（地区）的贸易年均增速为13.1%[13]，2014年，中国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11 206亿美元，占全国货物贸易额的26%⑥。欧盟、东盟、韩国分别是内地排名第一、第三和第六的贸易伙伴，而欧盟、东盟是中国香港的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场。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和物流枢纽，是内地联系欧洲和东南亚的重要中转站，2015年，香港转口贸易总额为35 584亿港元，往内地转口占比达53.8%，由内地经香港转口占比达60.8%。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亚太贸易协定、中国香港与东盟自贸区等多个区

域一体化协定已经达成或正在进行实质性讨论。以珠三角为关键节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发展最成熟、运输量最大的通道。“一带一路”必将推动内地和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欧盟和东盟经济体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并为香港带来巨大的业务空间。香港要充分发挥贸易、物流、航运中心和国际自由港的优势，继续为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商贸发展提供优质、高效、专业化的服务，承担“一带一路”供应链的组织、调配功能。同时要从传统贸易中介向物流管理中心转化，重点发展船舶管理、融资、保险、仲裁等航运服务，整合港、深、广三地优势，建设以香港为服务中心、以深圳、广州为枢纽港的“一带一路”高端贸易、物流服务平台。

再次，充分发挥离岸人民币业务优势。“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的“五通”之一。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人民币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融资、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之一。中国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人民币交易结算中心和离岸人民币债券中心。2014年，香港银行体系的人民币存款达到10 036亿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约占全部香港银行机构存款的12.4%；2015年，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转变引起人民币存款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跌，但总额仍达到8 511亿元，占比约为9.3%。2015年，香港的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达68 331亿元，比2014增长9.2%，香港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的日均交易额为9 470亿元；未偿还离岸人民币债券余额达6 597亿元，比2014

年增长6.7%。香港要借助“一带一路”，巩固和发展离岸人民币融资、债券和其他衍生品发行、贸易结算和资产管理的中心角色，加快推进香港国际（区域）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使香港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区。

最后，推动内地、香港的企业联合“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香港要充分发挥跨国经营、管理经验丰富，与国际接轨程度高的优势，推动内地、香港的企业联合“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建设和经贸发展中寻找利润空间，同时依托“一带一路”的广阔市场，拓展咨询顾问、投资融资、营运管理、商业模式等高增值专业服务的空间。

香港电影产业流变

香港电影产业流变本文应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产业理论,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并揭示出香港电影的产业经验对内地电影产业发展的启示。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对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史进行历史分期。依照香港电影产业自身的发展特色及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本文将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分为初创时期、成熟时期、第一次繁盛时期、转型时期、第二次繁盛时期和多元化时期六个时期。以后各章分别依照四种产业理论,对不同时期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进行分析、论述,以四种不同的维度诠释出其流变过程。第一章以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结构(Structure)——行为(Conduct)——绩效(Performance)”产业链中三元素之间关系的变化,论述香港电影产业结构的流变。在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的初创和成熟时期,其产业组织遵循着传统的SCP范式:在结构的规范下,其行为也是最为简单的市场行为,而最终的绩效则完全受结构和行为的决定。历经50年代中后期的剧变后,香港电影产业组织突破了SCP范式,对绩效的追求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其行为特别是结构开始以绩效为出发点,包括制片业、发行业等在内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章以交易成本理论中的经济化和战略化的平衡问题,论述香港电影在效率和创新的互动中其产业模式的流变过程。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其模式的流变,即是效率与创新之间不断平衡、达到最佳配置的过程。在追求效率与创新的平衡中,香港电影产业模式经历了独立制片体制→大厂体制→卫星制→院线制营销模→多元化模式的流变过程。第三章以战略管理理论和项目管理理论,论述香港电影产业的竞争资源优势流变。其中第一节以战略管理理论为主,分析香港电影中的产业资源流变轨迹。香港电影产业资源流变的过程,既为竞争资源和战略资源不断强化的过程。在这一流变过程中,香港电影产业逐渐打造出核心竞争力、获得了可持续性的战略优势。第二节以项目管理的有关理论,分析在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史中的转折时期,如何以战略性的项目实施来获得可持续性战略优势、促使电影经济的发展。结语部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节从结构、模式、资源、项目4个层面对香港电影产业流变规律进行总结,得出结论:香港电影产业流变总体上表现

香港经济

香港是世界经济最开放的地区之一，商品、资金进出自由，连续多年被国际机构评为全球经济最自由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香港经济的发展：从转口贸易港变为工业城市；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当前香港延续了房地产、金融、商业、旅游等传统结构，特区政府带头采取一系列措施，在管治制度、教育和人才培训和培育创新文化等方面做出很大努力，新经济已经出现雏形。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和工商业支援及专业服务是香港经济的四个主要行业，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香港历年GDP和对外贸易状况 1、历年GDP及增长率：香港GDP自1998年以来，呈不断上涨的趋势，在2008年达到16751亿港元，高于内地的所有城市。但香港09年的GDP较08年下跌2.8％，总值为16,323亿元(折算为人民币14,567亿元)，而上海的GDP总值14,900亿元人民币。香港的GDP首度被上海超越。 2、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香港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其对外贸易包括进口、港制产品出口和转口贸易三大部分。香港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香港作为内地和国际的贸易窗户，其转口贸易和内地息息相关，转口贸易值62.5%来自中国内地，49%也是前往中国内地。内地是香港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对外贸易所占比重如图所示：

3、离岸贸易上升：香港的服务出口统计数据显示的贸易相关的服务项大多数是指离岸贸易（离岸贸易即货物在香港转运但是不进出香港海关直接办理远洋运输，也称转运）已在10年前超越本地产品出口。从1995年开始，香港离岸贸易平均每年增一成，远高于同期出口增长率。香港服务业：目前服务业形成独立的产业群，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随着香港服务贸易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战略密集型的转变，香港从传统的货物运输的港口服务模式转变成基于离岸贸易提供更具增值性商贸服务的服务性贸易模式，使香港成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采购中心。香港总部经济：香港是亚太地区总部聚集地，香港岛中环是总部聚集的区域，是香港的“心脏”，截止目前已经有2 923家跨国公司在港设立地区办事处。总部经济助推香港向国际化大都市转型，总部经济使香港的国际商贸、运输中心地位得以加强，伴随金融优化和资讯发展，为香港成为世界物流中心奠定了基础。总部经济还促进了香港国际信息中心的建设，目前香港是全球第一个铺设数码网络的城市。

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人们的生活如何

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人们的生活如何？香港在回归之后发展更迅速，它是国家依重的城市，是世界交易的窗口，发展壮大是在计划之内的事情，现在中国都在腾飞，香港能不好么，可以说现在香港的生活水平比起在回归之前大有提高。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如何？经历7年的风风雨雨，香港——这个令所有中国人自豪的东方明珠，在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精心呵护下，如今依然晶莹璀璨。“一国两制”显示强大生命力香港回归7年的历史，也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历史。7年来，香港经受了不少风雨，尽管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全球经济放缓以及非典疫情的严重影响，但是香港人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和基本法的保障下，港人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方式，享有充分的民主。特区政府施政透明，市民得以更多参与香港政务。人权和新闻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目前，香港每天有50多份报纸出版、170个频道广播，充分反映着社会多种声音和不同阶层的意见，香港人均拥有报纸的比率依然在世界城市中名列前茅。香港回归以来的成功实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扬。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去年访问香港时表示，他相信香港能够继续保持繁荣。金融、航运、贸易、信息中心地位不变香港一直拥有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的美誉，是资本主义完全自由运作的成功例子。这份自由得到基本法的保障。香港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被视为“最佳营商城市和最具有潜力的投资基地”，被公认为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进入中国的最佳桥梁和中介。香港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先进和稳定的金融中心之一。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和办事处的跨国公司数目，比亚太区其他城市都多。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银行有3/4在香港营业，香港的股票市场按资本市值计算在亚洲排第二，仅次于日本。香港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中心之一。2003年，香港第11次被评为全球最繁忙货柜港。香港国际机场自1998年启用以来，一直是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机场。7年来，香港吸引外资有增无减。包括英、美在内的世界各国在香港都有巨大的投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今年初发表的《2003世界投资报告》显示，香港再次被誉为亚洲吸引外来投资表现最佳的经济体系，2002年接收外来投资仅次于中国内地居亚洲第二。目前，平均每周有一家外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到去年6月底，在香港的外资总部和办事处已超过3200家。特区政府最新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首季香港外汇储备大幅增加。香港经济迎来复苏的曙光香港经济在经过6年多的阵痛后，终于迎来了复苏的曙光。今年首季香港经济增长达到6.8%，是自2000年第四季度以来最强劲的增长。众多机构和专家预测，接下来的第二季度将有望达到或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今年1月至5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4.9%，前4个月零售业总销售价值同比增长11.6%。统计显示，从去年7月开始开放的内地“个人游”，令香港酒店、零售业、餐饮业“人财两旺”，香港旅游业已成为率先复苏的行业。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市场今年也重扬升势。5月恢复卖地以来，两次卖地成绩相当理想。业内人士分析，这显示香港经济基调向好，发展商对未来楼市感到乐观。至今年5月，失业率已从去年同期的8.7%下降至7%。最新统计显示，各大企业招聘员工的意愿已达到4年来的最高，增加员工薪酬也已成为超过半数企业明年的计划。

香港产业结构及转型的分析

【文献号】1-511 【原文出处】中国第三产业【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312 【原刊页号】10～13 【分类号】F14 【分类名】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复印期号】200401 【标题】香港产业结构及转型的分析【作者】郑凯捷【作者简介】郑凯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摘要题】香港经济【正文】香港经济的城邦特色和外向性特点导致了香港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和产业结构形态。伴随着香港经济几十年来的起步、腾飞、繁荣与困境，它的产业结构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也存在一些问题。在CEPA的签署背景下，香港更面临着新的机遇挑战。从香港产业形态的演进发展中，我们能得到许多经验启示，也可以做一些趋势的预想。一、香潜经济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形态香港的三次产业是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ISIC)的标准划分的，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渔业、林业、畜牧业和采矿业。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公用事业（含电力、煤气和自来水)、建筑业、大多数含有加工性质的工业。第三产业指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劳务部门，包括：(1)批发、零售及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2)运输、仓库及通讯业；(3)金融、保险、地产及商业服务业；(4)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5)楼宇业权。香港产业结构变动分为四个阶段：(1)50年代前经济恢复及转口贸易占主导地位时期； (2)50-70年代本港工业化时期；(3)70-80年代工业多无化及服务业增长时期；(4)80年代以后制造业北移、产业结构高度轻型化时期。在转口贸易占主导地位的阶段，香港本地制造业很微弱，单一发展模式的风险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促使香港从50 年代起积极发展本港制造业，在纺织、成衣、电子等劳工密集型工业方面取得飞速发展。誓港经济在1960-1969十年间年增长率超过13%，1969年香港人均GDP达到858.9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70年代香港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平均增长率达9%，工业进入多元化时期，第三产业也快速发展。80年代后，香港各种经济指标已不断逼近发达工业国家水平。此间，本地制造业由于成本上升、结构调整滞后等问题失去了原先的巨大优势，大量向中国内地转移，第三产业成为香港的主导产业，香港经济呈现出“服务经济”的明显特色。据上表可看出，早在1950年，看港第三产业就已高达79.7%，在50-70年代的工业化

县域经济的内涵

县域经济的内涵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 1.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但是，区域经济学的不少理论、方法在运用时尚需结合我国县域经济的具体情况，有关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律还需要我们努力探索。 2.县域经济具有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区域界线明确。 3.县域经济有一个县级政权作为市场调控主体，有一个县级财政，因此，县域经济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并有一定的能动性。温家宝同志指出“农村的发展，县委、政府是关键。”。 4.县域经济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与其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 5.县域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县域经济不是封闭的“诸侯经济”，具有开放性。县域经济虽然是在县级行政区划上形成的，但它又不同于县级行政区划，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要突破县级行政区划的约束，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获取竞争优势。县域经济还要接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 6.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是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县域经济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一、二、三产业各部门。但是，县域经济又不同于国民经济，县域经济不能“小而全”，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旅）游”，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重点产业。 7.县域经济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是县域经的发展主题和方向。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切入点，是全面推进小康建设的重要任务。县域经济是指在县级行政区划的地域内统筹安排和优化经济社会资源而形成的开放的、功能完备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经济。也就是说，首先，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尤其是建制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城乡兼容。其次，县域经济有一个较完整的市场调控主体，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并有一定的能动性，且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与其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然后，县域经济以市场为导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获取竞争优势，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变化状况及原因分析上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变化状况及原因分析（上）2013年11月25日10:10 来源：《产经评论》2013年第5期作者：张强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19 摘要：本文首先从香港在世界经济竞争力的排名、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以及在时间序列上发展等角度剖析其经济竞争力的变化，然后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构造一个描述香港绝对经济竞争力的指数，量化分析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变化。结果表明香港金融、贸易和物流、旅游服务和专业服务竞争力在受到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产生波动，但是总体上还是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随后对香港经济竞争力变化的原因进行剖析，最后对如何提升香港经济竞争力给出了政策建议。关键词：香港，经济竞争力，主成分因子分析一导言香港是一个“小型开放型经济体”，小型意味着系统对环境的依赖，高度开放则意味着环境对系统影响的直接和强烈。但也正因为其经济系统的特点，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香港的竞争力不断地面对着各种挑战和危机。自回归以来，在经历了一系列外部政治、经济事件冲击以后，人们越来越关注香港经济竞争力可能的与实际的变化，并反思香港自1997年以来经济竞争力的变化、香港经济发展的前景和走向光明未来的道路。回归之后香港经济遭遇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结果是房地产资格价格暴跌，失业率高企不下，经济萧条以及财务状况迅速恶化，GDP从1997的峰值1.365万亿港元衰退到1998年的1.292万亿港元。更有甚者，当与香港齐名的“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从亚洲金融危机风暴冲击中复苏之际，香港却仍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苦苦挣扎。而后美国“9·11”事件又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作为“小型开放型经济体”的香港自然难以独善其身，GDP从2000年1.317万亿港元降低到2001年的1.299万亿港元，随后香港经济进入缓慢的复苏阶段。2003年初，SARS爆发，香港经济更是雪上加霜，2003年GDP下降至1.234万亿，创下自回归以来的最低值。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香港经济再次受到重创，香港恒生指数从2007年的最高点27853暴跌至2009年的11542，失业率高达5.3%，经济增长率为-2.6%。从以上在各次外部冲击下的表现看，香港经济抵御外来冲击能力弱、自我修复功能差、经济系统比较脆弱。我们可以将香港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归结于各种金融冲击和外部事件，不过香港经济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让我们感觉剖析香港经济竞争力是一个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事情，这有利于我们认识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基本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经济遭受到各式各样的外部冲击，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改变，经济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调整。于是我们便有以下疑问，回归以来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发生那些变化？应该如何看待香港经济随世界经济波动而波动的现象？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发展呢？为了分析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分析框架如下：第二部分从香港在世界经济竞争力的排名、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从时间序列角度剖析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变化；第三部分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构造一个描述香港绝对经济竞争力的指数，这是对第二部分经济竞争力剖析的数量化和补充分析；第四部分主要分析香港经济竞争力变化的原因；第五部分对于如何提升香港经济竞争力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二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变动（一）香港经济竞争力排名分析

经济结构变化与香港经济增长(一)

经济结构变化与香港经济增长(一) 内容提要：本文从阐述经济结构一般概念入手，分析了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质量、周期以及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影响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性因素，如：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准、科技创新、政府政策、城外需求及经济变化等。针对香港属高度开放、自由经济等特点，从香港经济结构的缺项性对香港经济增长点分布的影响，从经济结构快速转换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影响，从经济结构演化的阶段性对经济增长阶段性的影响，从经济结构的开放性对经济增长波幅的影响，从经济结构吸纳资源的偏好性对经济增长的导向性影响，从经济结构的趋软性对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影响等六方面探讨香港经济结构变化对香港经济增长的不同方面作用；文章最后则分析了影响香港经济结构变化的八方面因素：社会票赋资源、地理位置、需求因素、供给因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城市规模、营商环境。关键词经济结构香港经济经济增长在不同的经济体系之中，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会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近些年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香港属具有较高对外依存度的都会经济体系，因其经济结构与一般社会不同，影响其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有异于其它社会，因而其经济增长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反应亦同其它类型的经济体系不尽相同。一、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般分析经济结构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的概念，它一方面反映的是各种经济成份、要素互相联结、互相作用的方式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另一方面也是各类经济行为体在各个不同的经济领域按照一定的方式活动、构造具不同效能的经济侧面，进而介入经济生活的直接体现。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都是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就经济结构的组成而言，它会涉及到产业结构、分配结构、就业结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等等。无论社会生产力处何等发展水平，也不论社会在何种制度下存在，只要是社会性的经济行为，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之中活动的，并同经济结构形成互动的关系。经济发展或增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经济结构不断演化的过程，也是经济活动内容不断增添的过程。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是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具有较强关联性的两方不同的侧面。如果把经济增长视为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过程，而一定时期的经济总量实际上又等于所有结构的总量的话，那么，经济增长也就等于结构总量的增长。而从动态的角度看，分析经济增长总是不能离开经济结构这一前提的，任何增长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增长，经济结构会从多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比如，能否形成与市场要求相吻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会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影响。经济结构的状态如何取决于各类要素在各个经济领域的聚集起向及聚集程度，而现代经济意义上的增长应是指可满足社会需求、能顺利实现自身价值的包括商品和服务内容在内的社会总产品在量上的增长，因此，各类要素在不同经济空间的集聚如果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是符合外部各项需求的，那么，这种经济结构就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有利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自然就会快一些，各类资源就会高效得到利用；反之，经济结构就会对经济增长造成阻碍，经济增长就会放慢或者停顿，最终导致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另外，经济结构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用的方式方法，它决定着生产力系统的整体效能和发展状况。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形态之下，对要素的占有要求是各有不同的，各种要素间的相互替代水平亦不同，经济增长的源泉构成也势必会有所不同。美国学者彼特就按经济增长主动力的属性，把经济增长分为了“要素（劳动力、土地及其它初级资源）推动”的增长、“投资推动”的增长、“创新推动”的增长和“财富推动”的增长。不言而喻，这四种不同的增长形式都是要在一定的经济结构条件才会出现的。比如，当经济结构处初级形态之时，社会的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于劳动力、土地和其它初始资源的大量投入，经济成份间的聚合要求较弱，社会生产力处于一种比较低下的水平。而当经济增长进入“创新阶段”之时，创新技术成份将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传统的要素将大量地被技术创新所替代，创新将成为增长的主导部门。再则，经济结构变化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即效率与微观的各投入和

香港产业结构的历史变革与发展

香港产业结构的历史变革与发展 □赵素芬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始终是一个迷一般的奇迹,尤其香港这个地域狭小,资源贫乏,土地面积仅有1092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经几百年才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今天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然而,香港的辉煌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过波折与风险、冲击与失败、机遇与挑战。但终于由战后初期的转口商港跃居为新兴工业经济城市,最后又步入多元化经济。一、以经营转口贸易为主的贸易转口港 1842年英国依仗船坚炮利强占香港以后,利用香港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推行了自由港的贸易政策。自由港政策的主旨是允许各国商品自由进出,免征关税并提出有利香港转口贸易的各种优惠政策。因此,在自由港各项政策的吸引下,世界各国的货物、资金、人才,逐步涌入香港,香港的转口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又带动了与转口贸易配套的航运、港口、仓储、银行、保险、邮电、通讯等行业,1931年,香港出口贸易总值达23.8亿港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大批的农民、市民逃往香港,大量的资金、技术、劳动力也流入香港,从而促进了香港各行业的发展,工业在香港也有了一定规模。直至日本投降后,英军重新接管香港,恢复了自由港政策,香港转口贸易再获重大发展。而此时,由于国内内战炮火又起,使得过去不少由香港逃向内地的商人返回香港,更有不少内地资本家为逃避战乱,带厂、携资、连同技术涌入香港。这时欧美市场也逐步恢复,产品进出口贸易增加,香港的贸易转口额迅速扩大,1947年,香港出口货物总值达27.67亿美元,比战前最高年份1931年高出116%。 1949年,新中国成立,香港迅速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的中转站,英国政府看准香港的经济战略地位,及时采取了积极明智行动,率先承认新中国,推行制定了自由度更高的开放政策。规定,不仅商品可以免税自由进出,市区可以自由居住,资本自由流动,不受任何限制。此外,企业经营坚持信奉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原则,但在管理和税收方面一视同仁。在香港私人办企业,办理注册手续十分简便。总之,通过推行自由港的各项政策,使香港对内贸易额大幅上升,1949年增长66%,1950年增长74%,1951年比1947年增长三倍多,香港的转口贸易结构带动了战后香港经济恢复和发展。二、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经济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在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香港对内地的出口及内地对外出口突然停滞,实践证明,香港以转口贸易为主的产业结构是极其脆弱的结构。面对危机,在苦难中挣扎拼搏过的香港人,抓住机遇,调整产业结构,出台经济策略,迅速转入以轻纺工业为龙头的工业化的产业结构。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对华禁运”是促使香港产业结构转变的直接原因,这是其一。其二,香港自身的经济条件,促使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向工业化道路上迈进。如香港土地资源不足,农业发展没有后劲,金融业发展受到限制;但同时从国内上海等地迁入的有管理经验和技术基础的实业界为香港工业化的起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三,香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产业结构的转变,不失时机地占据了西方国家逐步放弃的轻纺、玩具、加工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重点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新兴工业部门的“空档”,抓住国际环境提供的千载难逢的良机,采取从纺织、印染业开始,逐步扩展到成衣、金属制品,塑料玩具,化工、电子行业。香港经济逐步走上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实践证明,香港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产业结构的变革,意义十分重要:其一,是制造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至60年代末,香港的制造业已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0%,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其二,是伴随着高速度的工业化带动了房地产、建筑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从1960～1969年,香港平均本地生产总值增幅高达13.6%,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其三,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47.7%。其四,有效地弥补了贸易逆差,维持了收支平衡,香港产品出口占总体出口的比重增加至八成左右。香港逐步成为亚洲地区轻工业制造中心之一。三、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经济到多元化经济进入70年代以后,香港许多工业产品的出口金额及数量都居世界之首;相反,西方国家出现经济衰退迹象,市场需求萎缩,香港由此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结构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多元化的产业结构,这是香港在新的挑战面 7 2　实践中课题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八大问题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八大问题县（市）域经济是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总体来讲，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差距较大。从目前看，我国县域经济主要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单一，环境问题突出，这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全国大多数县市的县域的工业经济都存在企业数量多，但规模普遍较小，骨干企业少，产业层次低，重复建设严重，产品结构单一，科技含量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二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参与市场竞争能力较弱。整体看，我国农村组织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仍然偏低，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经营和常规大田种植还相当普通，市场农业、高效农业发展不够。农民收入尽管每年都有增加，但增幅明显减慢。三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快，整体素质不强。我国县域的民营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突出，与主体地位相差甚远。特别是缺乏有影响、大规模、高科技的骨干民营企业，大多还是从事个体经营和初级加工，难以对县域经济形成有效支撑，在较大程度上弱化了全市经济增长的基础，造成经济增长缺乏应有的活力。四是小城镇建设滞后，功能发挥不明显，转移农业人员难。近年来，由于乡镇企业的萎缩，农民收入的减缓，财政支付能力的弱化，以及市场化运作不够到位等，小城镇建设步伐放慢了。同时，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影响了城镇功能的发挥，聚集生产要素的能力减弱，吸纳、转移农业人员逐年下降。五是财政拮据，一些乡、村债务包袱沉重，促进经济发展难。本级财政基本上是个吃饭财政，几乎没有资金支持经济建设。六是县域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县一级掌握了国家最多的土地和环境资源，应该特别注意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把土地收益增值与农村长治久安相结合。发展县域经济绝不能离开科学发展观。地方政府不能搞GDP崇拜，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要真正让农民享受到国民待遇，通过制度创新为“三农”问题和县域经济腾飞找到合理的出路。七是新时期“三农”问题出现的一些新特点：一是是农民收入来源多样化，农民增收主要不是来自于农业，而是来自于务工务商的收入，因此要注意给农民创造新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注意保护农民工的权益；二是农业市场的竞争在加剧，这需要我们寻找更多的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保护农业这个弱质产业的办法；三是农民失业失地的问题日益尖锐，应该引起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的高度重

香港回归后的经济发展

香港回归后的经济发展新中国诞生以后，香港一直是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窗口和通道。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和香港已经建立了日益密切的互利互补的经贸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保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对内地沿海地区的开发和现代化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香港在1998年及2003年分别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及“沙士”爆发的影响，经济受到冲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自1998年至2003年共下跌16%，本地生产总值平减物价指数更累积下跌了23%。但凭着香港人的干劲，加上国家的大力支持，香港经济不但逐步摆脱困境，并且强劲复苏。2006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6.8%。经济增长在过去连续三年都在趋势之上，平均每年增长达7.6%，而且经济增长层面不断扩阔。在消费方面，2006年全港零售总额较三年前增长23%。在投资方面，2006年整体投资增长8%，是连续四年加速增长，也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大升幅。这个被称为“东方之珠”的小岛，已经成为居于世界前列的金融、贸易、航运、信息中心。十五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香港有着奇迹般的变化。过去20年, 香港经济增长接近3倍。本地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实质增长明显高于“经济及合作发展组织”经济体系的增长率。在最新按经济活动划分的本地生产总值数据中，服务业占超过90%，制造业占不足4%。在二十一世纪，香港面对科技急速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越趋激烈的竞争，香港经济加入高增值行列，向着较高增值服务和知识为本的经济活动转移。香港经济将继续努力善用其“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优势。香港贸易的重点已经逐渐由转口向供应链管理及高增值物流服务转移，离岸贸易发展蓬勃；香港的金融市场不但成为内地企业的主要集资管道，更是协助内地企业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运作效率、推广品牌、迈向国际市场的平台。香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正积极为内地提供更多元化的专业服务。总之，香港回归祖国，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本世纪的宏伟目标，将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同时，使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也有了保证。香港的未来会更美好。

结构转型与香港的产业政策

【文献号】1-513 【原文出处】国际经济评论【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403/04 【原刊页号】33～37 【分类号】F14 【分类名】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复印期号】200404 【标题】结构转型与香港的产业政策【作者】陈文鸿【作者简介】陈文鸿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摘要题】香港经济【正文】一、背景香港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至90年代近2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

全面的结构转型。转型的推动因素主要为：一是由于中国内地开放，在劳动力、土地和税收成本方面，香港与珠江三角洲近邻地区相差巨大，而香港的法律、经济制度和服务业却可同时提供给近邻地区的外资企业，服务的范围覆盖超越香港，扩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香港的制造业开始出走，在90年代中期，绝大部分已转移至珠江三角洲和内地其它地方。二是由于转移内地的制造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返回或滞留在香港（香港取得海外订单，内地生产），内地开放初期的非法资金流入（包括走私和各种形式的资金外流），以及为了刺激97回归时的经济繁荣，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庞大资金投入（包括中资企业和内地政府机构在香港向本地及外国银行的举债），在缺乏工业或新科技产业投资的机会下，总数投入了香港以内需为主的服务业（以房地产和股票买卖的金融业为代表），使之与转移往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所需而扩展的生产性服务业一起，推动香港的服务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并在扩张的过程中带

来资产（特别是房地产）泡沫化，使得制造业与服务业此消彼涨，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但是，在1997年回归之后，出现了新的因素： (1)回归后，政治考虑改变，中央政府无须以资金投入来支撑香港在回归时的繁荣； (2)中国开放进一步扩大，香港的中介作用下跌，中国内地外流资金亦减少以香港为终点站； (3)经90年代两次调整后，中国法制趋于健全，内部供应改善，走私活动大幅减少（走私也不局限于广东与香港之间，而扩散于全国其它边境地区）； (4)香港转移往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开始面对当地本土企业及广东以外其它沿海地区的本土和外资企业的竞争，利润收益率相对回落。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日本和欧洲在香港的信贷资金回撤，东南亚流入的资金亦全面收缩，加上上述四个因素，香港经济体系内净资金流入大幅减少。金融危机对投资信心的破坏使社会资金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流出，泡沫破裂，依附于投机和投资活动的内部消费服务行业需求突变。与此

关于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不宽；还存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传统思维，排外排新的现象比较普遍；还存在小富即安、小富即满的小农意识，快发展、大发展的愿望不强烈；还存在只讲问题、不讲潜力，只谈劣势，不看优势的畏难情绪，奋发有为、干事创业的氛围还不十分浓厚。三难，就是从县域经济运行的表象看，有三个方面的难题急需突破。一是经济结构调整难。实践看，由于受政策、机制、市场、地缘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在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农业大、工业小、三产弱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后劲不大。以××为例，20XX年全县一、二、三产业比仅从20XX年的66.1：9.5：24.4：调整为60.6：11.3：28.1。第一产业仍占有很高的比重，农业经济特征明显；第二产业优势不够突出，特别是投资超亿元，利税超千万的，能够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大项目还寥寥无几；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虽然较快，但因起步晚，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没有形成规模，不足以拉动整体经济发展。二是财政经济运行难。由于财源建设滞后、刚性支出增多，以及现行分配体制不合理等诸多问题的影响，县级财政仍然普遍窘困，大部分县市仍然要靠省财政转移支付度日，难以拿出财力搞建设、谋发展，给群众

香港与新加坡经济发展比较

香港与新加坡经济发展比较林锡星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以“亚洲小龙”和“亚洲双城”著称。在1970年以后的20年间,香港和新加坡的年均GD P分别增长了813%和7165%。在80年代,新加坡的边际资本产出率是香港的两倍。这意味着新加坡为了增加单位产出所需要付出的额外资本数量之大。不断增加投资无非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回报,但新加坡是世界上资本报酬率最低的国家之一。60年代初,它的资本报酬率是40%,但到了80年代末却下降到11～12%。在1970年以后的20年间,香港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有56%来自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但同期新加坡的总要素生产力却下降6%。简言之,香港的富裕和发展是靠提高使用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效率,而新加坡则主要靠增加资本投入、征税和强制储蓄。香港的经济发展比新加坡稍胜一筹,主要归因于三个因素:一是香港居民主要是解放前后来自上海的移民,其中有不少名流精英和实业家。他们精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素质高和具有国际性。直到80年代,香港对新加坡仍占有这方面的优势。二是香港政府执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甚至对投资、基础事业都不加干涉。新加坡却与此截然相反,干预甚多。三是新加坡在整个工业发展过程采取了资本密集与劳力密集相结合、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相结合的方式。新加坡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相当高,尤其是电子、石化、机械、造船之类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在制造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香港制造业则偏重于轻工业,主要行业有纺织、制衣、塑胶及电子业。这些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不高,规模偏小。香港虽然有若干亿万富翁和大财团,但大多集中于房地产、金融、贸易和运输等第三产业,属于制造业的屈指可数。进入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港和新加坡长期以来是对手,亚洲经济危机加剧了这两个亚洲城市历来就存在的竞争。但今非昔比,香港已丧失了对新加坡的绝对优势。两者只能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争取成为21世纪的双赢家。香港和新加坡都由于当地居民的勤劳和智慧才有了今天的繁荣,而不是依靠富饶的自然资源而致富。两地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华人。但作为前英国殖民地,两地都适于讲英语的人居住,并吸引了不少移居国外的专业技术人员。但从目前情况看,新加坡人讲英语的水平要比香港人稍胜一筹。两者都在金融市场上占有自己特殊的位置。新加坡在外汇交易方面超过香港,每天的成交额逾1000亿美元。但香港在投 42

香港回归与中国经济发展(毛概论文)

香港回归与中国经济发展香港回归祖国，洗雪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是一件彪炳史册的盛事，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新中国诞生以后，香港一直是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窗口”和“通道”。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和香港已经建立了日益密切的互利互补的经贸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保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对内地沿海地区的开发和现代化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在１９８２年到过香港。当时，香港正陷于困境。受西方经济衰退的影响，香港的制造业出口额和就业率普遍下降，房地产业也不景气，固定资本投资减少，许多人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１９９６年我第二次到香港，那里已经发生奇迹般的变化：过去１０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６％，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１９９６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２５３００美元，居亚洲第二位，高于英国；外汇储备６００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这个被称为“东方之珠”的小岛，已经成为居于世界前列的金融、贸易、航运、信息中心。１４年来，特别是近１０年来，香港为什么会有如此奇迹般的变化？对此，国内外学者从多方面作过分析。尽管看法不尽一致，但有两点大家的看法是共同的：第一，是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宣告香港回归后社会经济制度不变。这一构想，为香港各阶层和英国政界有识之士所接受。１９８４年，中英联合声明公布以后，香港前途明朗，稳定了人心，增强了海内外投资者的信心；第二，内地坚持改革开放，为香港的经济繁荣和转型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一方面，香港的制造业纷纷迁入内地，利用内地的低成本，提高了香港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加速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业比较发达的经济体系。目前，服务业已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８３％，服务出口规模居于世界第九位。香港的繁荣和发展，也为内地的经济发展增强了活力，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内地的对外贸易有一半通过香港，外汇收益有１／４到１／３来自香港，引进的外资有６０％来自香港或通过香港。香港在内地的企业大约有５万家，拥有四五百万职工。由于大规模地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仅加速了经济特区的建设和沿海地区的开发，也促进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８０年代以来，香港和内地在经贸关系方面相互依存，已经连成一体。可以这样说，香港没有内地，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和稳定；内地没有香港，也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好形势。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就要回到祖国的怀抱，邓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就要变为现实。香港回归以后，内地和香港多年形成的这种互利互补的经贸合作关系肯定会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的领域展开，香港在我国经济建设中会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第一，在内地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和市场多元化的外经贸格局中，香港仍将是内地连接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香港是单独关税区和自由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内地还没有哪一个港口能够代替它。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金融组织都看好未来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把它当作进入内地市场的“桥梁”。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将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乃至内地与台港澳的经济合作，也会加强正在崛起的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这些，都极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但就其运行机制来说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无本质区别。香港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市场体系，对市场机制的运用有丰富的经验。大

三、香港经济发展过程

三、香港經濟發展過程經過短短的30多年時間，香港從戰後初期的轉口港迅速發展為今天的遠東輕工業製造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信息中心，令世人為之側目。香港作為近代城市的發展，經歷過一段相當曲折的路程。現在我們試圖從歷史上來追溯香港近代經濟發展的軌蹟。 (一)轉口港形成前時期(1840-1860) 古代香港地區曾經有過一定規模的手工業，以製鹽、製香、修船為主，海上運輸也頗具規模，屯門、尖沙咀、香港仔等都曾是比較活躍的港口。 1841年英國人強行在港島登陸，1842年正式割佔香港後，初期主要是從事最惡毒的鴉片走私活動。據統計，19世紀40年代下半期從印度運來中國的鴉片有3/4是經香港轉銷的，儲存香港等待轉銷的鴉片多達16.5萬箱。《南京條約》簽訂之後，受開放五口通商的直接影響，在港的部份外商將其實力分散到新開的商埠，香港的經濟地位受到嚴重打擊。據統計，1844年出入港船隻僅538艘，總重量189.257噸；至1850年也只有883艘，299,009噸，發展並不快。因此，一些英國駐港官員主張乾脆放棄香港。曾任港府財政官員的M.馬丁於1844年報告說，香港沒有任何可觀的貿易，並且斷言在任何情況下香港都沒有任何機會能成為商業中心。他認為由於海盜的猖獗，中國商人社團的闕如，物資供應的缺乏等等，條件遠不能與新加坡相比，主張英國政府連一個先令也不應花在香港。但進入50年代以後，國內外形勢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是內地居民進入香港的增加；另一方面，由於1848年之後，美國與澳洲先後發現金礦，中國大陸經由香港前往新、舊金山的人數激增，每年均達數萬；加上亞太地區的許多國家(如日本、邏羅、朝鮮等)的開放，香港的航運、貿易與日俱增。為適應華僑社會的需要，橫貫東西方向的“金山莊”和溝通南北交通的“南北行”應運而生，華北、華中等地區出產的花生、大豆、藥材、絲綢等中國內地土特產與南洋等地的香料、珠寶、海味、食米、木材等，都經由香港進行轉口貿易，1860年，進出港船隻達到2,888艘，總重量為1,555,645噸。為這種交往所需的旅館業、各種商號也紛紛設立。華商很快便掌握了港貿易額的1/4以上，中國商人社團開始在港島崛起。在這20年中，港島市區不斷擴展，人口激增。最初，市區主要是沿著港島西北海濱的一個約1公里狹長地帶伸展，後來逐步沿太平山坡向上發展，形成上環、中環兩個地區。人口的增加尤為顯著，1841年港島僅有5,600人，至1847年也只有近24,000人。進入50年代以後，由於上述原因，加上太平天國革命期間從廣州等地區來港人數增多，使港島人口自1853年的3.9萬人激增至1860年的9.5萬人。香港己略具近代城市的雛型了。坐言集之香港今昔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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