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除母系氏族以外，女子被看成是弱势群体，而这些弱势群体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其特殊的使命和意义，如在婚姻家庭中所承担的生育过程。恩格斯曾在《起源》中提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分两种：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人类的婚姻和家庭不是单纯的生物体的结合，即两性关系，还有人类自身的发展及生育。从古到今人类选择这种方式进行着自我的发展。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生育这一问题上的一整套观念、信仰、风俗、习惯及行为方法。不容置疑中国农村与城市的生育文化有着巨大差异，这当然是由诸多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所决定。那么具备生育机能的母亲，尤其是自然村落的少数民族妇女，是怎么来认识这种文化呢，她们是如何理解这一文化现象的？为此，笔者以青海省平安县古城乡总门村（回族村庄）为个案，就当地回族妇女生育观及形成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与分析。
一、当地回族妇女生育观
1．当地绝大多数回族妇女普遍认同的生育观
平安县古城乡总门村所有村民均信仰伊斯兰教，该村已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0%，已婚育龄妇女共有171人。根据抽样调查：84户人家中有三个孩子的占68%;有两个的占15%；有四个的占5%。据笔者调查，她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育观：(1)孩子中定要有男孩，超生的目的是为了要一个男孩；(2)子女是父母的支柱；(3)最理想的孩子数量为3人；(4)增加劳动力；
(5) 提高妇女家庭地位；(6)节育只针对女性; (7)女人跟孩子是一体的。
2 . 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育龄妇女的生育观
1950―1970年出生的育龄妇女认为：自己婚后不懂得避孕，生得孩子太多，但是子女多好，尤其是儿子，可是也不能没有女儿，否则就没有亲戚。1980―1990年出生者认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很严格，如若头胎生男孩，她们就较为轻松；若是女孩则压力很大，这种压力除家庭以外更多的来自社会习俗。1996年后出生的的育龄妇女认为，如果政策允许都生两胎的话，相信很多人生了两个孩子以后就会主动采取节育措施。当然最好的是一男一女。现在不敢超生因为政策比较严，而且她们深受都市女性的生育观影响，好好教育一两个孩子，远胜家里有五六个男孩。
二、当地生育观形成原因分析
1 . 地理生态环境的影响
总门村是古城回族乡较为典型的回族村庄，其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正南是北村，以东是沙卡（藏族和汉族混居），沙卡村和北村接壤处是南村（藏族、汉族和少数土族混居），该村回族村民与周围几个村庄的各少数民族相处十分融洽。
由于伊斯兰教禁止与非穆斯林联姻，导致该村联姻局限在本村或附近各回族村庄。以前该村交通相对比较闭塞，村民经济生活非常落后，因而在生育行为和观念上，她们更注重于立足本村社区所需要。男孩子的降生，是一个家庭发展和延续的象征，是承担农耕经济的重要角色。经济的封闭影射为思想的封闭，村子里的庄户、人口、耕地等都是以一般人相熟知的基线为其极限。该村庄主要以农耕经济为主，男人为主要劳动者，村内自给经营发展缓慢，再加上以全体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很少有流动人员，且村落自身的成员流动性不大，这为她们生育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必然的条件。村落中每个人都渴望过幸福生活，当然幸福的尺度因
人而异，但村落中形成的村民之间的趋同性，又使该村落生育文化成为可能。每个家庭甚至家族都希望儿孙满堂，而且子孙能够在村子里有一定的地位，都想过最富裕的生活、享受最受人尊敬的地位、成为最令人羡慕的家庭。在传统家庭中认为子女越多，其经济、社会地位也就越高。
2．传统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影响
有些人曾偏颇地理解为穆斯林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我认为很不正确。《圣训说》艾布赛尔德的传述中曾记载：穆圣说：“谁有两三个女儿成姐妹，而能善待之，敬畏真主，谁必进乐园。”伊本阿巴斯的传述中也记载，穆圣说：“有女儿而不活埋，而不嫌弃，而不重男轻女者，真主必使其进乐园。”可见伊斯兰教并不是重男轻女的。
伊斯兰教提倡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男人和女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母亲的地位很高，女人最特殊的工作是做母亲。“天堂就在母亲的足下”，母亲是每个人的启蒙导师和最精心的保育员。感化人性的大功业是慈母之心，人性始于母爱，没有母爱就没有人性。母亲怀孕生产，新生命出生后，须经长年抚养和教育，主要是母亲的贴心责任，父亲在外劳苦寻找生活资源，不如母亲与儿女亲近。生育行为被作为女性神圣的使命和义务，该村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该村育龄妇女一般婚后一年内必须生育，若婚后两年内没有生育则会受到村里人的“关注”。且《圣训说》中提及穆圣曾提倡：“不要避孕，生育有定，乃人生，避之无道”，提倡女性生育行为的合理性，所以该村100%的已婚妇女对做母亲的权利都很重视且根深蒂固。她们认为这是人之常情，是女性婚姻成功与否的标准。所以现代都市女性很前卫的“独身”、“为事业放弃做母亲”，她们是不会趋同的，她们的生育目的很明确。
3．农村经济的影响
该村是典型的自然村落经济，村民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即“靠天吃饭”，处于“男耕女织”的状态。在一个家庭中劳力的多少与家庭的富裕程度成正比，多子多福成为人人追求的目标。而且农村劳作过程96%是由手工完成的，对劳力尤其是对男劳力的需要仍然是农民要生孩子（特别是男孩）的一个强烈动因。该村妇女说到：“怀孕第一胎很受关注，自己精神压力很大，如果是男孩就可以心里踏实了，如果是女孩将马上准备第二胎的生养。”在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的落后自然村落，“养儿防老”是村民们一致认可的永不改变的规律。她们很认可儿子在她们生活历程中的重要性，一是精神；二是无条件地赡养老人。她们有句俗语即“有儿子的是坟头上的好看”，因为穆斯林妇女不能上坟，这一行为过程必须通过儿子来完成。“女儿是亲戚，儿子是本”。儿子需无条件赡养老人和娶妻生子，但对女儿没有这种要求。她们期望儿媳能照顾自己，而儿子则为她们提供生活来源，这与该村的经济有很大关系。（古城乡副乡长郭廷杰说:“在农村建立健全保障制度可以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如养老、医疗、低保等，很多养儿防老的思想就能被打破，盼望生儿子的念头就会松动。”古城乡计生站站长还建议能否在农村建立养老中心，让那些老人彻底打消“无儿养老”的后顾之忧。）
4．生育行为的社区、家庭影响
一般情况下，农村很多妇女在生育行为上，不是遵从自己理性的判断和需求，更多的是受农村社区和家庭的影响。村中有一位名叫团力海的回族女子采取了节育措施，已经有了一个三个月大的男孩，她认为一个孩子就够了，但是家里老人还是期望她四年后再生一个，至于生与不生，不是她能决定的。
有些2000年左右结婚的妇女，即使是完成了高中教育，可她结婚后还是在一年之内会完成生育行为。有位2003年结婚的妇女说：“上学的时候，心里羡慕那些城市的妇女，先不要孩子，要孩子也是一个。”但想归想，想和做总是存在着差别的。她们虽然比60、70年代的育龄妇女又有进步的意识，如在生育时选择医院，或积极采取节育措施，但其生育的最终行为仍然不是属于她们个人，而是整个社会。如发现怀孕后，孩子的继续孕育与否完全由丈夫决定，一般都会要，这跟伊斯兰教中禁止杀婴有关系。村子里流传这样一句话：一只羊嘴巴
下有一把草，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勒孜给”（真主赐予人们的运气与福份）。
在她们看来孕育对自身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孕后流产或终止妊娠过程她们则毫无权力。在生育决策权上，丈夫的决策权完全高于妻子，而且若采取措施而言，采取节育措施的全是女性。若未婚先孕，孩子则是不合法的，是不干净的，甚至受到别人的唾弃。因为没有“尼卡亥”的“婚姻”仅仅是姘居，而不是夫妻生活，所以这样的孩子不能生下来。
5．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计划生育工作的有效开展，无疑在中国取得降低生育率的成就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计划生育对农村妇女生育率的转变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20多年来，我国农村妇女避孕节育率呈明显的上升态势，且生育知识开始慢慢普及。目前虽然多数农村妇女认为生育两孩而且儿女双全最理想，但通过计划生育部门的努力，大多数育龄夫妇能顾大局，识大体，调整生育行为，促使生育模式渐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但落后闭塞地区的农村妇女生育观的转型的确还需要有发展的农村经济作基础，否则将会很困难。农村与城市计划生育是同步的，但在农村，生男孩则是农民家庭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障。随着改革开放，农民生存状况得到重大改善，尤其该村农民工的出现，使传统的生育观念不断被冲击，多子女的生育观不适合她们新的经济状况。
作为生育主体机能的妇女，如何构建科学的生育观，除了计划生育外，也应提供农村妇女展示自我价值的平台。国家计生委正在推动计划生育“三结合”，即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这将会给广大农村妇女创造更多参加生产劳动和就业的机会，从而促进妇女生育观念的转变。但此过程任重而道远，因为大多数自然村落的回族妇女，仍因袭传统的生育周期模式：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早婚、多育、生育期长、生育抚养子女的历程艰辛，繁琐的劳务、育儿负担和家庭经济活动，使农村妇女常年忙于应付，身心俱疲。农村少数民族妇女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的改善，还应受到各部门的关注。
参考书目：
（1）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7;
（2）费孝通，《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5月第一版；
（3）陈克礼译《圣训经》；
（4）《古兰经》妇女篇；
（5）阿立?蒋敬博士编译《穆斯林妇女丛谈》；
（6）朱楚珠、彭希哲主编《妇女参与的行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