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分析
美国对日政策的目标及其实现方式是随着各种形势的发展及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影响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际形势的发展是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美、日的国内因素也是促使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重要原因。
1、冷战与美国对日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
战后初期，美国在远东试图利用中国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在占领日本最初的2年中，基本上采取了严厉的改造政策，其目的是把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使之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冷战的发展却促成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和转变。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杜鲁门主义”的诞生则标志着冷战的全面展开。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更加关注和重视苏联影响的扩张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这种重视甚至达到恐惧的程度，“到1948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几乎已经牵涉到国际上的每一个问题”。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亚、越南等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不得不对其远东战略进行调整了！随着中国内战的蔓延，特别是1947年后半期以后国民政府的败退，美国已不再看重这个即将被内战摧垮的国家的战略价值，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价值才凸显出来。
对日政策的调整涉及到对日媾和、美国占领军的撤离、美国在远东和日本的地位等许多问题。早在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就已正式开始考虑对日媾和及缔结和约问题，他们当时虽并不看好中国的形势，但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是充满期望的，蒋也在非常卖力地打内战。这样，美国对日政策重点还是彻底改造日本，国务院远东司在1946年底1947年初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博顿草案”）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战争赔偿以及战争清算问题仍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到1947年以后，国际形势促使美国政府考虑加快调整对日政策，国务院、陆军部和占领当局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争论。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各方辩论的深入而逐步完成的。各方在促进日本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并使之成为一个对美友好的国家这一问题上应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争论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1、缔约的时机问题；2、缔约后美军是否继续驻扎日本本土的问题；3、是否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1947年9月后中共军队在战场上势如破竹，美国对中国的未来前景愈感悲观，于是便开始重视日本，并加快了政策调整步伐。1947年10月，三部协调委员会的SWNCC384号文件要求立即把民主改革转变为经济复兴，凯南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对日和约的PPS/10号文件，提出推迟媾和。1948年1月22日，白宫命令麦克阿瑟实施SWNCC384号文件，要求“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实现日本在合理生活水准基础上的自给自足……尽快采取与基本的占领政策一致的必要步骤，在和平和自给的基础上，初步复兴日本的经济”。1948年3月，德雷帕、凯南和麦克阿瑟举行了一次会谈，分别代表三个方面就美国对日政策发表了意见。他们之间的分歧，特别是麦克阿瑟与凯南和德雷帕之间的分歧较大。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张推迟缔结和约，把美国在日本本土的军事存在问题留待缔约后再另行讨论；确定最低限度的赔偿额；日本工业的非军事化严格限制在武器生产的范围内。而麦克阿瑟则认为，应尽早缔结对日和约，并在缔约后立即撤出驻日本本土的美军。军方则试图彻底和全面地修改对日政策，主张无限期推迟对日媾和，大幅度减轻赔偿，并允许日本重新进行有限的武装。
凯南在与麦克阿瑟会谈后起草了PPS28号文件，在参考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意见对其进行修改后以PPS/28/2号文件提交国务卿，并于6月2日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3号文件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1948年10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其修改稿NSC13/2号文件，9日杜鲁门予以批准，并成为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最高文件。该文件对“和平条约”、“安全问题”、“政权控制”、“占领政策”等都做出了说明。关于缔约的时机，该文件表示：“鉴于有关国家对于条约性质和缔约程序有不同的看法以及由于苏联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扩张引起的严重的国际形势，美国不应该在此时急于缔结和约”。关于扶植日本经济复兴问题，它明确地提出：“扶植日本经济复兴应该成为将来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关于安全问题，它表示缔约后美国军队的去留视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发展而定。美国已不再把日本作为一个敌国进行改造，而是试图把它由敌人转变成盟友，取代中国对抗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扩展和中国革命胜利带来的冲击。这样，NSC13/2号文件也就标志着美国政府对日政策主导思想完成了转变。
在美国各部就对日政策进行辩论的同时，美国政府和占领当局已开始了对日政策的具体转变。1948年2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允许美国商人进入日本，延长了滞留日本的时间，并促使他们与日本的个人、商业公司以及外贸商等进行交流。在解散财阀问题上，德雷帕在1948年4月7日宣布华盛顿已废除了FEC230
号文件，随后成立了一个“排除集中评估委员会”，并与1948年5月派往日本。该委员会很快即把已确定解散的325家公司中的150家排除在外，对其余的则未作决定。到1949年8月3日该委员会解散时，297家公司被免于解散，11家被要求解散。在赔偿问题上，美国从最初严厉的赔偿方案迅速后退。鲍莱方案对日本赔偿问题做出了严厉的规定；而斯特瑞克代表团在1948年2月发表的《日本工业赔偿调查报告》不但大大削减了日本的赔偿数额，而且减少了对日本工业水准的限制；1948年德雷帕调查团发表的题为《关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形势及展望》的报告又大量削减了日本的赔偿，并明确提出要复兴日本经济；到1949年5月，华盛顿就宣布赔偿计划已经成功解决了。在削减日本赔偿的同时，也逐步放松了对财阀的限制。美国还制定扶植日本经济复兴的其他措施，最重要的一点体现在美国政府制定的“稳定经济九原则”和“道奇路线”上。对于整肃问题，则逐步放宽了对战犯的整肃和审判。远东事务局局长巴特沃斯在1948年1月16日致电负责占领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苏兹曼，建议修改原来有关整肃问题的限制条件。此外，还采取了一些限制劳工运动的政策，以建立日本政府稳定的统治秩序。
2、日本国内经济和社会状况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在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日本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也是促使美国对日政策调整和转变的重要原因。应该说，美国在占领时期的对日政策一直根据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情况进行着调整。
战争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战后初期，日本通货膨胀严重、原料燃料短缺、粮食匮乏，随着日本军队的复员，失业人口也剧增。1945年10月份时，日本本土只有18万吨钢，锭钢年产量还不到100万吨，而战时最高年产量达400万吨；煤的年产量也从最高时的4000万吨下降到2100万吨。食品的生产和分配也下降到日本人最低生活水平之下；日本大城市的经济结构被摧毁。这在1945年底和1946年初一直是令占领当局和美国政府感到困扰的问题。到1947年底，日本的工业产量只有1930—1934年平均产量的45%，出口量只有同期平均数的10%，进口大约是30% 。
与此同时，占领当局解散日本财阀的行动遭到日本政府内保守势力的抵制，他们故意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使得经济秩序更加混乱。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愈演愈烈，使得劳资矛盾日趋严重，1946年春天，东京等地爆发了一系列的群众示威运动；随后，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在10月份发起了要求提高工资、反对解雇的运动；到1947年1月，官公厅工人组成的各派工会临时成立“全国工会临时斗争委员会”发表《二.一总罢工宣言》，号召发动“二.一总罢工”。为在日本建立稳定的秩序，日本议会在麦克阿瑟的支持下于1946年9月通过了《劳动关系调整法》，建立了劳资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机制，宣布产量控制为非法，并阻止政府雇员罢工。1947年1月31日，麦克阿瑟签署了禁止“二.一总罢工”的命令。1947年严酷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引起劳资争端的增加，在12月份卷入纠纷的18万工人中，有17万是国家雇佣的工人。
美国政府和占领当局对日本共产党的发展更是感到恐惧。早在1946年初，日本临时政治顾问艾奇逊在致总统杜鲁门的报告中，就针对日本社会和政治的动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心：“在这样的形势下，很明显它会极大的鼓舞共产主义者……它（共产主义）将会因目前严重不稳定的经济形势而受到欢迎……尽管曾经和我谈过话的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他们成为日本的一个支配性的集团，但他们将会更加强大”。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更是担心日本共产党影响的扩大，尤其是担心他们受到莫斯科的操纵。陆军部长肯尼思·C·罗亚尔在致国防部报告的附件中指出，保持对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日本本土的控制对于抵制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和实施美国当前的战争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为确保日本免于苏联的控制，美国必须从经济上扶植日本，并保持其领土和行政完整。
显然，消除日本工人运动的左倾化倾向，平息日本人民的斗争，并实现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单靠对工人运动的限制和政治高压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必须首先解决日本人民面临的贫困问题。这样，日本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形势成为美国转向扶植日本经济复兴的重要原因。
3、美国国内因素与美国对日政策转变
美国国内因素在对日政策转变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首先，亲日集团对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也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集团是“美国日本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n Japan），它在推动1947年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方面起到很大作用。该组织1948年6月28日在纽约城哈佛俱乐部成立，格鲁和卡斯尔为名誉主席，哈里·F·科恩为组委会主席。科恩、康普顿·帕克南、赫博特·胡佛、詹姆斯·李·考夫曼、海军上将普拉特、约翰·L·柯蒂斯、杜曼、威廉姆·R·卡斯尔、克拉伦斯·E·迈耶、约瑟夫·巴兰坦（包兰亭）等都是该集团的成员。格鲁和卡斯尔代表着战前就主张与日本妥协的势力；科恩、帕克南、考夫曼都是比较保守的人物；杜曼是ACJ的日本问题专家；克拉伦斯·E·迈耶是美孚石油公司副总裁和董事长，是格鲁的好朋友；约瑟夫·巴
兰坦是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和路军部日本问题顾问。
在该组织成立以前，一些人就积极活动，反对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采取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政策。帕克南政治倾向极端保守，在战前就和许多日本高层官员建立了大量的联系；胡佛一直在积极就对日经济政策向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提出建议；考夫曼在战前曾任通用电器、美孚石油等公司驻日本代表，他强烈反对解散财阀的政策，声称这“将会导致日本经济的崩溃”，日本严重的经济形势“将使美国不可能在日本进行商业活动，打击日本人民的信心，削弱日本作为美国抵制共产主义威胁的…远东堡垒?潜力”。
到1948年初，美国已着手改变占领政策，并施加压力，要求麦克阿瑟执行阻止通货膨胀、促进生产、扩大出口、减轻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以及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的计划，但这些计划的实施却摇摇摆摆。亲日集团借机在《新闻周刊》撰文，攻击占领当局执行的经济政策，特别解散财阀的政策，以对最高统帅部施加压力。但麦克阿瑟对此大有置之不理之势，他在1948年2月表示要解散占日本工业75%的325家“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公司。美国政府在1948年3月首先派出与亲日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凯南为团长的使团到日本，随后又派出陆军部副部长德雷帕以及来自最强大的公司的五个代表组成的使团赴日，他们向麦克阿瑟强调说，占领时期的改革阶段已经结束，进一步解散财阀将会阻碍日本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并成为美国实现在太平洋地区的目标的基础。
1948年夏，美国日本理事会在纽约召开了一个有威斯丁豪斯公司、美孚石油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以及其他在日本有大量投资的公司的主管人员参加的午餐会。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极端保守的地缘政治学家）在会上演讲时，猛烈抨击了占领当局早期采取的政策，并呼吁重新武装日本。1949年2月16日，他们在威拉德大酒店为国务院和陆军部的12名高级官员举办了一次晚会，科恩和考夫曼抨击了最高统帅部的人事安排及其采取的政策，他们都积极主张复兴日本经济。
该组织还向新闻界、政府有关机构和有关官员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使日本真正自给自足，实现其出口增长和外国投资增加的首要条件是对日元的单一和固定的汇率。他们特别强调了美国私人投资在日本经济复兴计划中的作用。
美国国内的这支力量大都是日本的同情者，或者是与日本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日本有大量经济利益的商界人士。例如，美国德士古公司占有日本兴亚石油公司50%的股份；美孚石油公司拥有日本东亚石油公司55%的股份；通用电气公司握有三井财阀股票的45% ，他们本身与美国决策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意见甚至会直接作用于美国决策层。因此，在冷战背景下，他们发挥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其次，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思潮和势力的增长也对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6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获胜，超过了新政自由派力量。许多保守议员是孤立主义者，而且都是赞同减税和缩减开支的，特别是对外援助。由于日本所需要的食物、燃料、进口、生产以及重建等大都需要美国来承担，庞大的占领费用也要由美国纳税人承担，他们作为民众选出的代表，越来越要求华盛顿给他们兑现为和平付出的代价。美国驻沪总领事卡宾德在为美国对日政策辩解时所说的话或许真实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永远使日本贫困化，我们可以解除日本一切的工业，并且以必要的商品供给日本，藉以弥补日本生产与维持它人民所需之品的不足。我必须直率地向各位说，美国纳税人是不会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的，在我们许多重大的错误中，目前我们每年大约要捐出数亿美元来弥补日本生产与必要消费之间的不足，我们不愿意使这种情形无限期的继续下去，我想不出其他国家力能弥补这种不足，纵使愿意也办不到，再者，我们怀疑是否可以永远迫使日本人民接受这种贫困的处境……”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日益感到财政的紧张。“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日本经济中的越多，能够用于援助其他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性的国家的资源就越少。除非日本经济得到复兴。否则，美国就不得不无限期地支持它”。因此，即使没有冷战，美国最终也肯定会调整政策，只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了！
以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为例论国际经济制裁的有效性 摘要：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经济外交成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制裁逐渐成为世界大国尤其是以美国和欧盟为主的西方大国处理外 交事务的常用手段。但是，在这个所谓的“制裁的时代1”，经济制裁是一把双刃 剑，好的结果是解决国际争端获得短暂的和平，同时埋下冲突的祸根；坏的一面 是引发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面临着越来越多 严峻的挑战。本文将以90年代以来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失败而在2003年诉 诸军事武力而结束为案例来探讨国际经济制裁所面临的有效性危机和政治成本过 高，并进一步就国际经济制裁机制的规范性发展提出一定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制裁；美国；伊拉克；人道主义危机 进入冷战以来，由于“大众民主”、“大众战争”和“大众传播”的不断发展，军事战争与冲突的残酷本性已经越发深入人心，使得当代民族国家行为体进行军事战争选择的决策成本大大加重，因此，对民族国家而言，经济制裁便成为军事行动的一个相对来说有吸引力的和可接受的替代选择。另外，由于人类对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破坏力的担忧，民族国家在解决政治和安全冲突时，也更容易倾向于以经济制裁来取代其他强制性方法2。但是，从多年来各国的制裁实践来看，经济制裁的效果相当有限，而且由于制裁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有时一点也并不亚于战争所带来的后果。经济制裁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美对伊经济制裁的案例 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是冷战后历时最长（1990-2003年）、范围最广、人道灾难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制裁3。从1990年8月2日到2003年5月23日，美国对伊拉克实施了长达13年的经济制裁。虽然一直都是顶着联合国的旗号，但是，美国自身的利益和政策取向在整个过程中显露无疑。 根据制裁的目标不同，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 1David Cortright and George Lopez, The Sanctions Decade: Assessing UN Strategies in the 1990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p. 2. 2张曙光：《经济制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3石斌：《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44页.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徐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不久，麦克阿瑟就明确宣称占领日本的终极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表明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对日政策是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并陆续采取了诸如解散日本军队、逮捕战犯、剥夺军国主义头目和职业军人的公职、整肃一批极右政界人物、恢复日本共产党合法地位、解散财阀、实行土地改革、制定新宪法，推进民主化等一系列措施。然而，随着美苏冷战全面展开，国际形势的骤变，美国对日政策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遏制转为扶植，培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重新武装日本，使其成为美国反共战略的急先锋和亚洲的盟友。 具体的说，促使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战后，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美苏这两个主要的战时盟国开始反目，分歧和矛盾日益突出，美苏冷战日趋表面化。日本处于两大势力圈的交点，战略地位重要，又是亚洲唯一可以执行美国冷战政策的国家。 其二，蒋介石政权的垮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美国以中国为基地称霸亚洲的迷梦，这就促成了美国与日本结盟的趋向。美国政治家乔治·凯南曾发表一段名言：“面对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我们美国人会感到相当安全，但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对我们的威胁，已为太平洋战争所证实；一个敌对的中国和一个敌对的日本更糟。然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大部分胜利必然增强对日本共产主义的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获得成功，那我们面临的日本将显然是一个敌对的日本。”这一观点对美国政府制定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必不可少的伙伴。 其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对于今后远东可能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的威胁，可以发挥防波堤的作用”。为了自身的利益，美国必然要把日本变为自己的“亚洲兵工厂”和反共盟友。 基于以上原因，美国重新调整部署了对日的经济、政治、军事政策，而这一系列的转变对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济上，美国实行了从限制转为扶植的政策。主要表现在：第一，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和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到原方案的30％。到了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了日本的一切赔偿。这样，日本的850个军需工业和其他主要工业部门的大企业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使日本的军事工业基础根本没有受到损伤。第二，撤消了解散日本大企业的大部分指令。1946年，为控制日本经济，美国占领当局曾在日本进行了经济民主化的改革，解散财阀，分割大企业。但到1947年末和1948年初，随着美国政策的改变，日本一些企业又重新集结，大垄断企业得以复活。第三，美国增加了对日本的经济援助。在1945年到1951年占领期间，美国政府向日本提供的经济援助高达21．28亿美元，占同一时期日本进口总额的38％。这些资金主要被用于煤炭、钢铁、电力等基础工业部门，对日本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首先在距离朝鲜战场最近的日本大量采购军需物资，以现款直接向日本订货和使用日本廉价劳务，这被称作“特需”。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3年，日本获得的特需收入累计达23．8
简要评述美国二战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对美 国经济的影响 二战始于1939年9月1日,美国作为和英国、中国、前苏联同一阵线的同盟国,参战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二战对于整个世界格局尤其是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1、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西欧和日本不得不唯美国马首是瞻。 2、美国大发战争横财,美国的经济实力强大,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黄金储备,主导着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 3、战争中确立的霸主地位主导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雅尔塔体系。联合国成立初期被美国操纵。 4、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常规武器最强大,在世界各地建立了500多个军事基地,还垄断了原子弹。 二战前,美国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无论政府如何努力都无法挽救日趋颓势的美国经济。二战爆发,当时没人能想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竟然复苏了:失业率下降到1.9%, GDP涨到了二战初期的两倍。“二战”后,美国成为了世界顶级的经济强国。“二战”对美国经济的一大影响是它增加了总需求和生产,尤其是武器,军火和食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多数人都厌倦了参与欧洲的争端,而且又是经济大萧条时期,所以美国没有立即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是,当战火在欧洲和亚洲蔓延时,美国政府知道他们要时刻为战争准备着。除了加强军事、招兵买马外,政府还将工业向军事物资转型,很多汽车生产流水线都开始生产战斗机零件,渔业码头也停泊了军舰,越来越多的曾被废弃的美国工厂又重新开始了生产。1941年不列颠之战后,美国政府颁布了《租借法案》,以中立国身份向外出口军用物资,从而进一步增长了军用物资的需求和生产。在之后的4年中,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英国和苏联等国提供了价值325亿美元的物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正式向轴心国宣战,进一步促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你需要了解的美国经济制裁—伊朗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对伊朗制裁条例概要 本文提供了《伊朗交易条例》-31 C.F.R. Part 560和《伊朗资产管制条例》-31 C.F.R. Part 535下的对伊制裁的基本信息。制裁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管理执行。 《伊朗交易条例》--31 C.F.R. Part 560 由于伊朗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及其在波斯湾对非交战航运的侵略行为，1987年10月29日里根总统签署了12613号总统令，对源自伊朗的商品和服务实行新的进口禁令。1985年国际安全与发展合作法案（ISDCA）的第505章被用作该禁令的法定权限，并解释了美国联邦条例规定中的《伊朗交易条例》--31 C.F.R. Part 560。 1995年3月16日，由于伊朗支持国际恐怖主义以及伊朗积极寻求大规模杀伤武器，克林顿总统签署了12957号总统令，禁止美国参与伊朗的石油开发。1995年5月6日，又依照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国际安全与发展合作法案签署了12959号总统令，大幅收紧对伊朗的制裁。 1997年8月19号，总统又签署了13059 号总统令，进一步说明了12957和12959号总统令，确认禁止美国人在任何地点与伊朗进行的任何交易及投资活动。 2008年11月10号，和伊朗有关的“U-turn”转帐授权被撤销。自该日期起，美国存款机构不再被授权处理有伊朗参与但源头和末端是其他非伊朗的国外银行的转账。该“U-turn”转账授权废除和目前允许的资金转账细则在该文件的伊朗金融交易部分有说明。
2010年9月29号，根据2010年全面制裁伊朗、问责制和撤资法案第103章的规定，美国进口及买卖源自伊朗的食品和毯子的授权废除。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的例外情况列在本文的“进口自伊朗的商品”的章节。 对违反《伊朗交易条例》的刑事处罚可至100万美元罚款，自然人可被监禁20年。民事处罚，不超过25万美元或者是基本的违法交易额的两倍，也可进行行政处罚。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很快会对2010年全面制裁伊朗、问责制和撤资法案提供进一步指示。 进口自伊朗的商品 源自伊朗的商品或服务禁止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国家进口到美国，以下例外： a)价值100美元或以下的礼物； b)信息和宣传资料； c)抵美人员或其家属在国外使用的家用和私人用品，不为他人或销售所用，非 其他禁止进口商品； d)私人的通常是旅行时的随身行李。 不允许美国公民为禁止的进口贸易提供融资。限制标明在在有伊朗政府参与的信用证上（参考下面的与伊朗的金融交易）。 出口到伊朗的商品 除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批准，通常情况下，不能直接或间接从美国或身处任何地方的美国公民处向伊朗人或伊朗政府出口，再出口，出售或提供商品、技术或服务。提供服务的禁令适用于涉及美国或身处任何地方的美国公民的任何中介关系。例如，身处任何地方的美国人或者在美国境内的人员，不能从事伊朗或伊朗政府得益的离岸交易的经纪人，包括出售国外商品或者安排第三方国家融资或担保。
浅析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北京时间11月9日下午，2016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随着特朗普的当选，其在未来4年的经济政策也引起各方的关注。 在此前的的民意调查中，众多的美国民众将经济议题作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经济议题上，两党的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提出了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政策看法。特朗普的经济主张体现在对内全面减少赋税，对外征高关税消除贸易逆差，振兴美国制造业。特朗普的经济主张中包含有反对自由主义的原则，有很浓的贸易保护倾向。相反，希拉里在其对于经济议题的阐述中拥有相对自由的贸易主张，支持对科技的创新和新能源的开发，希望凭借此进行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的发展。 首先，特朗普在经济主张的最主要部分也同时也是最吸引美国选民的税收政策，可以简单的总结为以下几点： 1.所有人减税。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他承诺“将减免中产阶级和其他多数美国人的税负”并透露将对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实行“零税收”。在中产阶级日益减少的当下，特朗普的主张吸引了众多中产阶级的选票。按照特朗普的税改计划，现有的七档个人所得税税率将被压缩为三档，最高税率将从 39.6%下调至 25%。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为 25000 美元，夫妻所得税起征点为 50000 美元，从而意味着数百万家庭将免缴个人所得税。 2.简化税法，削减企业税。企业税税率要由 35%大幅削减至 15%，虽说从大公司到夫妻店都囊括，但此建议更多还是为了吸引企业回流美国。正如在被问及如何看待美国大型企业广泛寻求税务倒置的行为时，特朗普表示，只要美国税收政策不改变，企业面对高税负必然出此下策，但如果他上台便要修改法律，让美国公司不能借着并购把公司总部搬到其他国家享受较低税率。 3.对回流的美国企业，其海外盈余将被课征一次性赋税。特朗普认为自己削砍美国企业所得税的计划将为美国政府带来一笔横财。税率调降后，将吸引移师海外的美国企业重新回到美国，促使美国企业将大量的海外盈余汇回国内。他将允许企业把海外资金带回美国，按 10%的税率一次性纳税，这将给美国财政带来新的收入。
二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 20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主要的经济大国,也是使用经济制裁最多的国家。随着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深化。 美国日益频繁的对外经济制裁,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越来越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曾深受美国经济制裁之苦。 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就对中国实施了长达20多年的战略禁运。1989年之后,美国又多次对中国采取各种经济制裁措施。 美国的经济制裁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内政外交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对外依赖也不断加深。 当前,中国对外经济依赖大大高于大多数大国。一旦再次遭遇外部经济制裁,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9·11之后,美国扩大了与中国的共识,使两国在冷战后一度削弱的战略合作基础有所加强。但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发展战略上的不同,以及美国将中国作为其冷战后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加以遏制,双方当前有限的共同利益难以确保未来关系的顺利发展,特别是日益猖獗的“台独”活动可能成为引发中美冲突的导火索。 作为两个核大国,中美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小,美国军事卷入台海冲突的程度因形势而异,但对华经济制裁将是其必然选择。目前,国内关于国际经济制裁的研究还比较少,主要限于新闻报道,以及对一些西方研究成果的介绍。 国外,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国际经济制裁的研究相对要广泛和深入得多。其
中,既有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历史研究,也有从一系列案例中探寻国际经济制裁一般规律的规范研究。 尽管西方学者对于国际经济制裁存在不同解释和争论,但其研究大多具有一种政策倾向,即主要是探索影响经济制裁的各种因素以及如何提高其效率,因而对于经常成为西方大国经济制裁对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立场上的根本对立。因此,以“美国对外经济制裁”为研究对象,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理论上,可以通过对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国内动因、成本收益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深入掌握国际经济制裁的一般规律,全面认识有关国际经济制裁的各种理论;从现实角度来看,可以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维护经济安全,预防和抵御外来经济制裁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考。 本文主要从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角度,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制度经。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性”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试图用“补偿性”政策来最大限度地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其结果尽管使战后几次经济衰退比较缓和，但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8年中，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却非常缓慢，萨缪尔森将这个时期称之为“艾森豪威尔停滞”。 到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执政以后，为了克服“艾森豪威尔停滞”，加速经济增长，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在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赫勒、托宾、奥肯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 “增长性”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不但要在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回升，即使在经济回升时期，只要实际产出水平低于充分就业产出水平，也要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加速增长。伯恩斯曾把“增长性”政策总结如下：“这个学派的中心教义是：商业周期的阶段与健全的经济政策没有什么关系；政策应该是增长取向的而不是周期取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是否存在。当缺口存在时，应该使用财政赤字和货币工具来促进（经济）扩张；倘若在刺激过程中没有形成向上的较大通货膨胀压力，那么必须保证刺激足以填补缺口。” 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有两种赤字必须加以区别：为了挽救经济衰退所造成的赤字是软弱的赤字；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积累的赤字是强有力的赤字。【注释】刘涤源、王平洲：《后凯恩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0页。【注尾】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预算既不应追求年度收支平衡，也不应要求周期性预算平衡，而要以充分就业下的预算平衡为目标。因此，必须抛弃以缓和经济波动为目标的间断的“补偿性”政策，而采用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连续的“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 赫勒认为，美国的力量在于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美国的软弱就在于不能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因而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因此，要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并缩小产出缺口，关键仍然是刺激总需求。具体地说，赫勒主张通过减税以扩大个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扩大政府部门的需求，这样才能缩小产出缺口，扩大就业，使闲置资源得到利用，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经济实现较快增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分析 美国对日政策的目标及其实现方式是随着各种形势的发展及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影响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际形势的发展是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美、日的国内因素也是促使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重要原因。 1、冷战与美国对日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 战后初期，美国在远东试图利用中国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在占领日本最初的2年中，基本上采取了严厉的改造政策，其目的是把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使之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冷战的发展却促成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和转变。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杜鲁门主义”的诞生则标志着冷战的全面展开。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更加关注和重视苏联影响的扩张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这种重视甚至达到恐惧的程度，“到1948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几乎已经牵涉到国际上的每一个问题”。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亚、越南等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不得不对其远东战略进行调整了！随着中国内战的蔓延，特别是1947年后半期以后国民政府的败退，美国已不再看重这个即将被内战摧垮的国家的战略价值，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价值才凸显出来。 对日政策的调整涉及到对日媾和、美国占领军的撤离、美国在远东和日本的地位等许多问题。早在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就已正式开始考虑对日媾和及缔结和约问题，他们当时虽并不看好中国的形势，但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是充满期望的，蒋也在非常卖力地打内战。这样，美国对日政策重点还是彻底改造日本，国务院远东司在1946年底1947年初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博顿草案”）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战争赔偿以及战争清算问题仍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到1947年以后，国际形势促使美国政府考虑加快调整对日政策，国务院、陆军部和占领当局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争论。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各方辩论的深入而逐步完成的。各方在促进日本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并使之成为一个对美友好的国家这一问题上应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争论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1、缔约的时机问题；2、缔约后美军是否继续驻扎日本本土的问题；3、是否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1947年9月后中共军队在战场上势如破竹，美国对中国的未来前景愈感悲观，于是便开始重视日本，并加快了政策调整步伐。1947年10月，三部协调委员会的SWNCC384号文件要求立即把民主改革转变为经济复兴，凯南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对日和约的PPS/10号文件，提出推迟媾和。1948年1月22日，白宫命令麦克阿瑟实施SWNCC384号文件，要求“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实现日本在合理生活水准基础上的自给自足……尽快采取与基本的占领政策一致的必要步骤，在和平和自给的基础上，初步复兴日本的经济”。1948年3月，德雷帕、凯南和麦克阿瑟举行了一次会谈，分别代表三个方面就美国对日政策发表了意见。他们之间的分歧，特别是麦克阿瑟与凯南和德雷帕之间的分歧较大。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张推迟缔结和约，把美国在日本本土的军事存在问题留待缔约后再另行讨论；确定最低限度的赔偿额；日本工业的非军事化严格限制在武器生产的范围内。而麦克阿瑟则认为，应尽早缔结对日和约，并在缔约后立即撤出驻日本本土的美军。军方则试图彻底和全面地修改对日政策，主张无限期推迟对日媾和，大幅度减轻赔偿，并允许日本重新进行有限的武装。 凯南在与麦克阿瑟会谈后起草了PPS28号文件，在参考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意见对其进行修改后以PPS/28/2号文件提交国务卿，并于6月2日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3号文件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1948年10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其修改稿NSC13/2号文件，9日杜鲁门予以批准，并成为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最高文件。该文件对“和平条约”、“安全问题”、“政权控制”、“占领政策”等都做出了说明。关于缔约的时机，该文件表示：“鉴于有关国家对于条约性质和缔约程序有不同的看法以及由于苏联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扩张引起的严重的国际形势，美国不应该在此时急于缔结和约”。关于扶植日本经济复兴问题，它明确地提出：“扶植日本经济复兴应该成为将来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关于安全问题，它表示缔约后美国军队的去留视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发展而定。美国已不再把日本作为一个敌国进行改造，而是试图把它由敌人转变
影响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决策的三个要素 潘锐娄亚萍 2013-1-29 22:03:47 来源：《和平与发展》(京)2008年3期作者简介：潘锐，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上海市美国学会秘书长；娄亚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对外援助政策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美国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国家利益是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驱动力，但利益集团因素以及决策者的个人认知、能力、价值观、背景、个性和党派特征影响国家利益的取向，进而影响国家对外援助政策。只有综合国家、社会、个人三方面的因素，才能对美国对外援助政策进行全面考察。 关键词：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国家利益利益集团决策者 对外援助政策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又是美国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对外援助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另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提供的无偿或优惠的货物或资金，用以解决受援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或问题，达到援助国家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①毋庸置疑，任何国家在制定对外援助政策时，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利益色彩，有着特定的目标和战略考量。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同样如此。 本文试图从决策层面对影响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制定的要素进行研究。我们认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驱动力虽然是国家利益，但利益集团因素以及决策者个人的认知、能力、价值观、背景、个性和党派特征影响了国家利益的取向，进而影响到对外援助政策的决策。只有把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有机结合起来，我们
才能对这一问题有比较全面的理解。本文将从国家利益、利益集团和决策者个人三个角度对美国对外援助政策进行分析。 一 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政治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关系到外交政策的本质以及全部政治学说的基本问题。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构成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一切政策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家利益。对外援助政策也不例外。一个国家是否向另一国提供援助、提供多少金额的援助、是何种条件的援助，不取决于后者的经济需求或道德优劣，而取决于援助国能否通过对外援助获取预期的政治、经济和战略上的利益，以及利益的大小多少。②摩根索进一步认为：对外援助政策和外交、军事、宣传等政策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国家“军械库”里的武器装备。无论何种形式的对外援助，本质都是政治性的，其目标都是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他并列举了6种对外援助形式：人道主义援助、生存援助、军事援助、名望援助、贿赂、经济发展援助。在摩根索看来，除了人道主义援助外，其余都是政治性的，即带有政治上的动因或政治收益的。③实际上，即便是人道主义的对外援助，其政治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潜在的政治经济含义在于：表明一个国家和政府对于某类国际事件的态度；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国家的形象；为自己今后获取同样的援助铺垫道路。④肯尼斯?华尔兹在其著作《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到，对外援助政策就是霸权工具。“（美国）军事援助直接服务于加强两极世界的安全体系，而经济援助则是给这个安全体系争取盟友和朋友，与行贿没有差异，也是为了增强援助国的国力，特别是遏止共产主义，建立合适的世界秩序的工具”。⑤ 美国对外援助常常被人为地罩上一层人道主义和无私的光环，但事实上，美
一、消息。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步步紧逼、接连出招。 在上周俄罗斯央行就宣布将出售货币储备来支撑卢布汇率，而就在昨天（12月11日）俄罗斯央行对外宣称俄罗斯黄金储备一周已经减少了43亿美元，于此同时，俄罗斯央行升息，从9.5%上调到10.5%，阻止卢布继续下行。 二、俄罗斯应对经济制裁的过程。 8月18日：放宽本国货币波动区间。 由于西方国家就乌克兰问题实施制裁，导致俄罗斯大量资本外逃。俄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俄罗斯有将近75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超过了去年全年的627亿美元。 面对制裁压力下资本疯狂外逃,莫斯科或只能选择本币贬值。8月18日,俄罗斯央行宣布放宽卢布波动区间,并大幅减少外汇市场干预力度。 9月16日：降低对油价预测值。 俄罗斯央行9月16日表示,持续存在的政治紧张局面会帮助原油价格在未来几个季度中回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并且维持这个水平直到2017年。俄罗斯央行还在按季度公布的货币政策文件称,“在原油价格大幅度而且持续下跌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卢布汇率的加速弱化,而在另一方面,也会有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放缓。” 俄罗斯经济部长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在9月16日的发言中呼应了央行的这一判断,称油价低于每桶100美元只是一种“暂时的现
象”。不过他也降低了经济部对2014年的油价预测值至每桶104美元,略低于之前的每桶105美元目标。 10月1日：制定支持经济措施。 俄罗斯央行10月1日表示,正着手拟定支持经济的措施,以因应万一油价下跌三分之一以上的局面;这显示俄国对卢布下跌及西方制裁影响的担忧加剧。 “俄罗斯央行正在研拟一项压力情境,假设外在经济环境大幅恶化,与(目前最悲观的情境)进行比较,”俄罗斯央行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表示。“该压力情境是假设油价下跌的情况明显恶化,跌到每桶60美元的水平。” 10月31日：大幅上调基准利率。 10月29日,卢布/美元以及卢布/欧元再创历史新低。俄罗斯央行10月31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从8%大幅上调至9.5%,150基点的加息幅度远超市场预期。这是俄央行今年第四次上调利率。自今年3月地缘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以来,俄罗斯出现资本外逃、货币持续贬值、通胀上升等问题。俄罗斯央行分别于3月、4月和7月加息以缓解经济运行风险。 11月5日：允许汇率更大幅度波动。 俄罗斯央行11月5日宣布放松对卢布的干预、允许汇率更大幅度波动。俄罗斯央行表示将把其用于市场干预的资金总额上限定在每天3.5亿美元。而此前的政策是可以在每日实施多次额度为3.5亿美元的干预。该央行曾在今年10月每天花费多达30亿美元以试图支持卢布。
案例13 日本汽车击败美国策略 【最新资料，WORD文档，可编辑】
案例13 日本汽车击败美国 日本丰田汽车击败美国 丰田汽车进入美国市场20周年时，它在美国的汽车销量已经达到50万辆。1975，丰田公司成为美国市场最大的进口汽车品牌，超过了它的最大劲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20世纪80年代初，丰田成为仅次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年产量超过300万辆。 “日本汽车奇迹”的产生，市场营销发挥着显着的作用：首先，日本政府通过行销分析评估和选择具有前景的目标产业——预期在一段时间内将会有较高的资本盈利率或国际贸易利益的产业，并予以特别扶持；其次，对这些目标产业中的某些公司采取适当的行销观念，设计有效赢得市场的行销策略。 为保护日本国内汽车产业的发展，使其免于外部竞争。日本政府采取了以下保护政策： （1）进口关税。对进口轿车课以40％以上的进口关税，商用汽车及汽车配件的关税为30％，这一政策一直实施到1968年。 （2）外汇管制。 （3）货物税。
（4）外贸管制。外资加入日本企业的比例，就公司本身而言，不能超过７％，就整个行业而言，不能超过20％。 同时，日本政府还采取了鼓励汽车外销的政策：优惠政策与奖励、直接援助、支持性措施。一系列鼓励政策实施后，日本汽车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一、失败的开端 1955年，日本第一次从20000辆年产量的汽车中外销1250辆汽车到海外。到了1980年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王国，每年生产1100万辆各种型号的汽车，占世界总产量的31％，而其中的600万辆被源源不断地出口到美国、欧洲等海外市场。1955年美国的汽车产量超过900万辆，到了1980年，经济衰退中的美国只生产了800万辆汽车，比它的最高产量少600万辆。 丰田第一批出口到美国的试销车迎来的是一场惨败。首批进入美国市场的是“丰田培特”，该汽车本身有着许多极为明显的缺陷：发动机声音大，内饰十分粗糙，车灯太暗，未达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标准。1957年，“丰田培特”开始正式外销时，它的大部分缺点已经得到纠正，但2300美元的价格却完全无法同德国大众公司的1600美元的甲壳虫汽车竞争。第一年仅销了可怜的288辆。稍后，丰田公司将它重新命名为“丰田皇冠”牌，到了1959年，销售情况才有所好转，而这种所谓的“好转”也非常有限，不过聊胜于无罢了。 1960年，底特律的美国汽车厂商们推出了新型的小汽车，如“老鹰”、“神勇”、“科威尔”等，以同德国的甲壳虫车抗衡。本就不是他们对手的丰田车夹在中间大遭其殃，不得不向后退缩。当时，丰
冷战后美国经济外交中的单边经济制裁 1991年，冷战结束，东西问题随之降温，南北问题骤紧，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地位下降，低级政治(loW politics)地位上升，经济手段相应地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经济外交(economicdiplomacy)在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也随之上升，成为政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政策的类型和模式可以把经济外交分为经济援助外交、经济制裁外交和经济合作外交三种类型。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之后，经济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并以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作为经济外交的主要形式，并以平等互利为经济外交的准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却对经济制裁情有独钟。经济制裁(economicsanctions)作为经济外交的一种，即有意识地采取某种政策来****或剥夺某一国家的利益，以迫使该国改变其某一对外政策或行为。经济制裁是一种强制性外交政策，根据发起者的不同分为单边经济制裁和多边经济制裁。多边经济制裁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因某种需要，在一定的协议下共同对违约国的经济行为实施某种****。单边经济制裁，顾名思义是由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对某一个或多个国家实体的经济行为加以****、禁止等手段以期达到特定的目的。本文将主要探讨冷战后美国经济外交中的单边经济制裁。 一、冷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概述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与美国相抗衡的另一极苏联不复存在，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制裁倍受美国青睐，日渐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和禁运并非为了****和禁运本身，经济制裁只是美国政府为达到更深层次的政治和外交目的的工具。 以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为例。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其目的就是使古巴政府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自1960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1992年10月，美国通过了旨在强化对古巴经济****的“托里切利”法案，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贸易制裁；1994年8月，克林顿宣布对古巴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以期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大对古巴的压力。1996年3月，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一项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和共和党众议员伯顿提出的赫尔姆斯一伯顿法，旨在强化美国对古巴的全面制裁，赫一伯法的正式名称是《古巴自由与民主巩固法》，法案正式文本的封面上，明确提出其目的：“谋求对卡斯特罗政府的国际制裁，计划支持一个过渡政府，导致在古巴产生一个民选政府。”。其中规定：禁止第三国在美销售古巴产品，不给在古巴投资或进行贸易的外国公司经理、股东及其家属发放
最佳答案、美国财政政策及其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 美国的联邦政府财政政策主要由财政部起草，总统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也参与制定预算、税收和财政等政策。美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的经验： 1、主要运用税收手段进行调节。每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就实施减税政策，减税的手段包括降低税率和缩小税基(如提高起征点、增加免税额等)。里根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实施了大幅度减税措施；小布什执政以来，先后在2001年和2003年两次提出了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10年内的减税总额高达15000亿美元。每当经济增长过快出现过热苗头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或减少财政赤字，政府就实施增税政策，增税的手段包括提高税率或扩大税基(如降低税收起征点、减少或取消免税额)。克林顿执政时期，为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保证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曾将应纳税收入在14万美元以上的夫妻联合申报家庭(单身纳税人应税收入在11.5万美元以上)的边际税率从31%提高到36%，同时规定应税收入超过25万美元以上的部分适用39.6%的最高边际税率。此外，为了支持某个产业发展，美国也会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美国政府通常不用税收优惠来招商引资。 2、严格依法管理财政预算。美国的联邦财政预算由总统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负责编制，报经国会批准。财政预算经国会批准后，财政部可根据经济情况进行微调，但是财政预算支出结构的任何调整都由国会决定，无权变更。 3、政府对发行国债持审慎态度。美国政府对发债很审慎，主要根据财政收支预期进行，每年三月份公布政府的发债情况。美国决定发债是自动形成的，经济好时政府就少发债；经济不好时政府就多发债。不管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如何，当政府财政紧张时，总统必然要求发债，国会只要求财政部为满足一定支出而融资，而不管采用什么手段。 4、财政政策长期发挥作用。在美国，不管是增税、减税还是调整预算收支的规模和结构，都要启动繁琐、严格的司法程序，必须经国会审批。因此，美国财政政策是长期的供给型政策。
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 在经过多年的舆论渲染和民意调动后，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其成为“正常国家”的决心已难以更改。日本期待的“国家正常化”包含多种影响广泛的国内国际目标，这必然会引起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利益的美国的关注。对于在日本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来说，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既是美国不断施压的直接结果，也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十分复杂、深刻的能动作用。探明美国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战略期待及对策内涵，对于分析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未来前景、评估美日同盟的走向以及判明中国发展所需周边地缘环境的演变模式，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概念与内涵 日本在二战后被迫接受了国际社会对其国家权利的约束。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不再甘心于此，历届政府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为摆脱现状进行努力。冷战结束时，世界格局的剧变促使日本政界人士更多地思考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中影响最
大的当属民主党首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小泽认为，日本应成为这样的国家，即“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完成；同时，对为构成富裕安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的共同课题，也要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①。他在1992年进一步指出：“世界对日本提出承担责任的要求”，而日本却“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因此必须尽快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制”。②小泽提出的所谓“普通国家”在国际上更多地被表述为“正常国家”，日本相应的追求也被称为“国家正常化”。小泽虽从未成为日本的最高领导人，但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在“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考虑基本都与其设想相符。 目前为止尚无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在其政纲中明确提出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具体计划和目标，但从小泉内阁开始，日本政府在思想和舆论准备方面明显加快了步伐，安倍上台后则进入落实和扩展阶段。日本追求的“国家正常化”涉及范围广泛，根据其执政党突出强调的施政目标、高层官员的相关表态、政府国内外议程的显著调整以及民意和舆论的变化来看，主
[摘要]美国双赤字是指美国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同时存在的现象，是由美国政府和美国居民过度支出共同造成的。美国的双赤字，尤其是经常账户赤字已经危及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稳定。美国双赤字的调整对我国经济的最大影响体现在人民币汇率上。我国宜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同时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来应对国际压力和降低外部不平衡。 （世经评论·北京）一、美国双赤字的原因与危害 美国双赤字是指美国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同时存在的现象，是由美国政府和美国居民过度支出共同造成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双赤字一直是美国最主要的经济问题之一。1998～2000 年，美国实现了财政盈余，经常账户赤字却没有消失，反而呈扩大趋势。双赤字不一定同时出现，政府过度支出不是经常账户赤字的惟一决定因素。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还是美国居民过度支出和储蓄不足的结果。而美国居民的低储蓄则与美国社会保障体系、住房按揭体系等鼓励消费的制度密不可分。 美国的双赤字，尤其是经常账户赤字已经危及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稳定。“9·11” 事件以后，美国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财政赤字迅速扩大，并带动了经常账户赤字进一步增加。2004年，美国财政赤字已达4255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达6659亿美元，分别占GDP的3.6%和5，7%。经常账户赤字实际上是美国居民和政府的支出超过其收入的部分。这部分过度支出需要外部融资来支持。如果外部资金不再支持美国日益扩大的过度支出，则美国将遭受美元恶性贬值和消费投资急剧萎缩的双重打击，并进而危及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美国双赤字的风险已经开始显露。目前，国际资本已经开始怀疑美元资产的价值，并导致美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美国政府为了维持国际资本对美元资产的信心，已经将缩小双赤字当作其主要的经济政策之一。 二、美国的调整政策 缩减政府支出可以降低财政赤字，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经常账户。为了降低财政赤字，新一届布什政府开始缩减政府支出。为了防止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布什政府同时实行减税政策，刺激投资增加，以弥补政府支出减少导致的总需求下降。这一政策有助于降低甚至消除美国的财政赤字，但不能改变美国居民储蓄不足的状况，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其经常账户。 美国无法实现美元的突然大幅度主动贬值，并会尽量避免美元的被动恶性贬值。美元突然大幅度主动贬值对美国最有利。历史上，美国曾经在尼克松时期两次通过美元主动贬值来克服外部不平衡问题，并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突然主动贬值可以使美国在国际资本未及反应时就完成了经常账户的调整。而世界其他国家将承担美元资产缩水、净出口减少和国际货币价值体系紊乱带来的经济滑坡等损失。不过，在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国政府虽然能干预美元汇率，但已经不能单方面决定美元汇率。因此也没有能力实现美元的突然大幅度主动贬值。而美元的被动恶性贬值伴随着国际资本大量撤出美元资产，并直接
从法律制度看美国对外经济制裁 摘要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构建了全面的对外制裁制度，并且借助长臂管辖和引渡 法，依托自身经济、金融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形成了广泛覆盖的对外制裁体系 并且保障了制裁能够有利执行。今年以来，美国对我国企业制裁明显增加，因 而如何分析应对美国制裁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美国有复杂的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全面覆盖的制裁体系给予了其对全球大多数 主体能够进行制裁的制度基础。通过一级制裁（Primary Sanction）和次级制 裁（Secondary Sanction），对美国具有管辖权和不具有管辖权的范围进行了 全面覆盖。而按制裁主体属性，可以分为对国家、特定行业或物品、特定个人 或实体的制裁，相对应的制裁方式可以分为全面制裁、行业和物品制裁以及针 对性制裁。除对个别国家，部分特定行业实施全面制裁之外，还建立了多个制 裁名单，所含主体成为精确制裁的对象。惩罚措施包括既可能是民事的，也可 能包括刑事处罚。美国的制裁体系给予了其对全球大多数主体进行精准有力制 裁的制度基础。 ●借助长臂管辖和引渡法，依托自身经济、金融和科技方面的优势，美国保障对 外制裁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大幅拓宽了司法关系范围，而美 国与100多个国家和法域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又显著提升了其对制裁对象进 行民事和刑事制裁的能力。美国全球第一大经济地位、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以 及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地位都给予其对其它主体进行制裁的能力，保 障了制裁制度的有效施行。 ●引渡往往会经历较长的司法进程，且中间充满变数。从法律层面看，引渡往往 将经历较长的司法进程。例如嫌疑人从加拿大引渡去美国需要经过逮捕和临时 逮捕、引渡听证、上诉、司法部长审查和决定、对司法部长决定的司法审查以 及引渡执行六个步骤。美国需要在对被引渡人进行拘捕后60天内提交正式引 渡请求及支持引渡的文件，而后主管法官会举行引渡听证并签发拘押令，这可 能持续数月；之后司法部长决定是否执行引渡。而被引渡人可以提交辩护文件， 上诉法院也可能会发回重审。因而整个引渡程序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期间， 被引渡人是否满足美加双重犯罪原则，是否违反政治犯不引渡原则都不确定， 过程充满变数。 ●面对美国频频制裁，我国政府和企业需要正确应对。对于短期无法摆脱美国金 融与科技约束的企业，需要重视风险规避，尽量不要触犯美国制裁条款。对美 国经济、技术和金融优势依赖较低的企业，如果需要与美国制裁对象进行贸易， 尽量规避美国的制裁。长期来看，需要在金融、技术等方面建立优势，以降低 对美国的依赖，削弱其制裁能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国际贸易和投资对 美元的依赖；在技术方面加快发展，减少对美技术依赖程度。制度方面，我国 需要建立应对机制，可类似欧盟尝试建立规避美国制裁的制度，并在多边框架 内反对美国的霸权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