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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罪辩护词范本
一般涉及到刑事犯罪的时候，聘请的刑辩律师都会为当事人向法院出具辩护词进行相应的辩护。像贩毒这样严重的犯罪中，更是需要有一份优秀的辩护词来为被告人进行辩护。下面是小编提供的贩卖毒品罪辩护词范本，仅供大家参考。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甘肃XXX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王某某亲属李某某的委托并经
其同意指派我所律师高XX依法为其辩护。通过庭前调查阅卷，会见被告人，辩护人了解了本案的基本事实。鉴于被告人王某某本人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也自愿接受法律制裁，其行为也符合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为此，辩护人对被告人王某某将作有罪罪轻辩护，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恳请法庭予以采纳。
一、被告人王某某在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及同案犯彭某某和张某某的全部罪行，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依据《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六十七条(自首)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即“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的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纵然不构成自首，但是被告人王某某在涉案以后，因为意识到自己行为违法，所以在公安机关抓捕的过程中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的行为;在抓捕归案后，能够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坦白交代，如实陈述自己及同案犯彭某某和张某某的全部罪行，通过查阅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王某某的三次讯问笔录，可知被告人王某某对犯罪事实的供述前后完全一致，而且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时就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没有任何掩饰、隐瞒情形，认罪态度十分端正。在
公安机关的侦查、公诉机关的审查起诉和今天法院的审判中，被告人王某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悔恨，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希望法庭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给予其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以便尽早报效社会。据此，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被告人王某某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某某在归案后，积极主动的交代了同案犯彭某某和张某某的全部犯罪事实，依据前述规定，对被告人王某某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二、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被告人王某某自愿认罪且有悔罪表现，应当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某某在归案后就如实供述了全部罪行，庭审中，被告人王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当庭自愿认罪并且表达了悔罪意思，态度极其诚恳，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三条第七款的规定，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应当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王某某系初犯、偶犯，无犯罪前科，在此之前也没有违法乱纪行为，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某某的父辈们都是农民，他们憨厚朴实、遵纪守法、明礼诚信，从未做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被告人王某某在此之前也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表现一贯良好。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是因为被告人王某某涉世不深，初中学历、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法律意识十分淡薄，交友不慎，对自己行为后果的严重性意识不到，才导致了今天的后果。但其主观恶性不大，容易改造从新。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的规定，恳请贵院考虑本案事实、被告人为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并根据现行刑事政策，对被告人王某某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三、从主观上来讲，被告人王某某的主观恶性不深，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被告人彭某某的诱使才走上犯罪道路的，而且其犯罪动机和目的简单，属于临时起意犯罪。
首先，本案被告人王某某是刚刚从部队退役步入社会的青年，之前从未接触过毒品，在一定程度上完全是受被告人彭某某的诱使才走上贩卖毒品道路的，因为从犯意的提起到具体的买卖都是由被告人彭某某
操纵的。
1、贩卖毒品这个犯意是由被告人彭某某提出的(详见案卷证据材料卷第7页第4行—第5行被告人王某某的供述“彭某某给我说卖冰比较能挣钱，而且她在四川认识卖冰的人，她能弄到冰”;证据材料卷第16页第4行—第5行以及第20页倒数第8行—第9行被告人王某某也有类似供述。案卷证据材料卷第35页第14行—第15行被告人彭某某的供述“在我们还没有贩卖毒品之前，我曾经跟王某某说过卖冰毒能挣上钱的事情”)。
2、购买毒品是由被告人彭某某牵头联系的(详见案卷证据材料卷第7页倒数第1行被告人王某某的供述“在四川简阳，彭某某联系了一个男人，然后买了冰毒”。案卷证据材料卷第26页倒数第2行被告人彭某某的供述“我给一个叫四哥的男的打电话问能不能搞上冰毒，然后我又讲价格”)。
3、出卖毒品也是由被告人彭某某一手操纵的(详见案卷证据材料卷第8页倒数第6行被告人王某某的供述“在陕西商洛，彭某某联系了一个中间人，然后卖了2克冰毒，彭某某后又说，她在嘉峪关那里能够联系上人出货，然后我们就到嘉峪关了”;案卷证据材料卷第35页第14行—第15行被告人张某某的供述“彭某某因为之前在嘉峪关呆过，事先就和嘉峪关那边的买家联系好了，具体和嘉峪关谁联系的我不清
楚，当天我们就开车嘉峪关走”，被告人张某某在证据材料卷第52页、第56页、第57页、第62页均有类似供述)。
其次，被告人王某某之前没有接触过毒品，其本身也没有想通过贩卖毒品来养家糊口，此次贩毒行为具有极强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是在被告人彭某某引诱的情况下临时起意，不是预谋已久，也没有谋取到利益。被告人王某某参与贩毒的最初想法是“为了把之前的花销弥补一下”(详见案卷证据材料卷第7页第6行被告人王某某的供述“彭某某给我说卖冰比较能挣钱，而且她在四川认识卖冰的人，她能弄到冰，我就想着弄点冰把之前的花销弥补一下”)。被告人王某某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其于2017年2月8日到四川找被告人彭某某花掉了2万多元钱，手头比较紧张，后在被告人彭某某的引诱下，才产生了犯罪的念头，其与真正以贩毒为业的贩毒分子不同，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相对较低，而且犯罪动机和目的十分简单，属于临时起意犯罪，恳请法庭在量刑时对此情节予以考虑，对被告人王某某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五、从客观上来看，本案毒品处于被监控状态，绝大部分没有流入社会进行危害，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恳请法院对被告人王某某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
2017年2月27日晚，当公安特情人员衣某某与三被告人进行交易后，
三被告人随即被抓获，涉案毒品也被当场缴获，但并未流入社会，没有给社会造成实质性危害，况且本案的毒品在交易之前就已经处在公安机关的监控之下了，从最初的联系、交易，一直到被抓获都是受到监控的，本案的毒品不可能也不会流入社会进行危害，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根据现行刑事政策，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辩护人建议法庭在量刑时予以权衡斟酌这一情节，对被告人王某某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
六、本案系引诱犯罪，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刑罚。
在本案证据材料卷中的案件来源、到案经过、对衣某某的询问笔录以及案件情况中可以看出，衣某某是公安机关指派的长期经营特情人员，本案毒品在交易之前就已经处在公安机关的监控之下了，从最初的联系、交易，一直到抓获都是受到监控的，待特情人员衣某某与被告人彭某某接触并取得信任之后，安排交易，随即抓获，这些充分说明本案是明显的引诱犯罪，恳请法庭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总之，本案被告人王某某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交友不慎，受人诱使才走上犯罪道路的，但其犯罪动机简单，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且属于初犯、偶犯;本案又为特情介入的犯意引诱才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但绝大部分毒品没有流入社会，客观上没有给社会造成实质性危害;同时，被告人王某某在归案后能够自愿认罪，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辩护人恳请法庭能够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原则，充分考虑被告人王某某的上述情节，依法对被告人王某某从轻或减者减轻处罚，建议法庭对被告人王某某在15年以下量刑，给他一次重新做人，尽早回归社会的机会。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予以充分考虑!辩护人在此代表被告人王某某本人及其家属将不胜感激!
此致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
辩护人：高 X X
二 0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刑辩律师可以在辩护词中为被告人进行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护，甚至还能进行无罪的辩护，具体还需要看案件的实际情况。相信此时大家已经了解贩卖毒品罪的辩护词大概是如何写的吧。如果涉及刑事犯罪最好还是聘请专业律师来为你进行辩护，这样能够充分维护你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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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张某父亲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出席法庭参加诉讼。为履行辩护人的法定职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斟酌并敬请采纳：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贩卖毒品罪定性错误，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只构成并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鸦片、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本质在于非法贩卖，行为人的目的明确，具有营利性；后者的本质在于单纯持有，行为人目的模糊，具有不可求证性。 （一）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不具备“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贩卖毒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因此其主观方面有两个要素构成，其一，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买进或卖出的；其二，行为人买进毒品的目的是出卖，具有意图关联性。 本案证据证实张某确实是在明知是毒品的情况下，向李某买进了该毒品，之后将其放在自己家的垃圾篓里，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张某购买毒品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出卖给他人获取非法利润。相反，张某的行为目的具有潜在的多种可能性和不可求证性，而张某本人则一再供述，“他本人是吸毒者，看到这批毒品价格便宜，就想买回来自己吸食。”因此，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其行为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相一致。 （二）本案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该罪的立法精神。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设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这一规定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体现，法律之
寻衅滋事罪辩护词 寻衅滋事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ｘｘ律师事务所依法同意潘少梅的托付，指派潘俊斌律师作为潘少梅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的辩护人。辩护人查阅了案件的有关卷宗，会见被告人，及参与庭审后，现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辩护人特提出以下意见，敬请法庭充分予以考虑，依法予以采纳： 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潘少梅构成寻衅滋事罪有异议，辩护人认为潘少梅的行为应以妨碍公务罪论处，而且被告人还具有能够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一、被告人潘少梅的行为并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首先，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寻衅滋事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峻混乱的而本案当中，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潘少梅有带头起哄、参与起哄闹事的行为。纵观全案证据，控方仅有一份由昌岗派出所所出具的《处警通过》来指控潘少梅有带头起哄的行为。而《处警通过》中，也只是简单一句话提及潘少梅带头起哄。《处警通过》是如此描述的因此我和其他民警预备将该三名男子带回所里处理，但到新兴家喻酒家门口时，现场围观的茂名籍人员差不多聚拢，不断起哄，不让我警方带人走，我就和现场民警在酒家门口一带向围观人员劝解并作法制宣传，但潘永光的妹妹潘青梅、潘少梅等人挡住警车，不让带人走，并带头起哄。但带头起哄的时刻、地点、方式等关键实质的情节均没有清楚交代。而且其所陈述也自相矛盾，因为前面讲到新兴家喻酒家门口时，现场围观的茂名籍人员差不多聚拢，不断起哄，不让我警方带人走而后面又讲潘青梅、潘少梅等人挡住警车，不让带人走，并带头起哄。这就清楚表明，在场的人员在警察将沈某金三人带下楼时，就差不多开始不断起哄，而并非潘少梅带头起哄。因为这时，潘少梅还站在中旅侨苑小区入口的警车前面，而非在酒家门口，因此何能带头起哄呢？ 这点通过一份同为昌岗派出所警员所写的《执勤通过》也能相佐证。《执勤通过》写到我就开车从昌岗路入口倒车中旅侨苑小区入口，在等待民警从楼上带嫌疑人上车，这时潘永光妹妹潘少梅挡在我警察的前面，过了大概20分钟其他人员到了礼岗路口红绿灯位聚拢，潘少梅一个人挡在警车前不让警车离开，通过多次劝其离开并告知此行为违法。其不听劝阻一直挡着警车至20时40分左右，我以不能阻挡小区入口为由把车停到新兴家喻门口停车场，车停好后仍然挡在警车前不让离开。依照情况我将警车锁好到礼岗路口和曾少文副所长汇合，当时潘少梅仍然留在警车旁边，不知何时离开。通过这份《执勤通过》，能够得知几个事实1、潘少梅所阻拦的警车内，除司机外并没其他人员；2、潘少梅一直站在该警车前，没有离开过；3、潘少梅只有站在警车前的行为，没有带头起哄的行为。因此，控方没有证据证明潘少梅有带头起哄的行为。 其次，该款所讲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在刑法理论或者在司法实践当中，均是指为了取乐，寻求精神刺激等不健康的目的，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制造事端，扰乱公共秩序。退一步来讲，即使因为潘少梅拦阻警车的行为，而导致大量群众围观，但潘少梅并非出于取乐，寻求精神刺激等不健康的目的。她因此拦阻警车只因哥哥潘永光被沈某金、周某平、陈某强勒索钞票财未果而被围殴后。为确保潘永光的人身安全，就想让沈某金三等人在公安民警面前，作出不再损害潘永光，不再骚扰他们正常生活的保证，情急之下才做出了站在警车前，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唐玲等涉嫌贩卖毒品案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省高院有关领导及本案合议庭法官: 我们受唐玲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唐玲涉嫌贩卖毒品案中担任唐玲的二审辩护人。从侦查阶段介入本案至今，我们对本案的案情已十分清楚，尽管唐玲家庭环境相当困难，但是本着律师的职业道德以及负责的态度，我们仍接手二审的辩护。我们深知二审法官的高尚职业操守，相信你们一定会秉公办案，而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现我们在一审辩护词的基础上，发表以下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法官一并审阅。 我们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对唐玲量刑畸重。美沙酮作为一种新型毒品，同时长期被戒毒机构和吸毒者作为戒毒药物使用，有别于其他毒品。而其量刑标准究竟应如何计算，目前《刑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但至今为止，以国内发生的类似案件判决结果来看，其刑期都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认为一审法院不应机械的依据《刑法》第357条第2款和《关于审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指导意见》来量刑，而应依据美沙酮口服液中所含美沙酮的数量来计算。并且一审法院虽然表示采纳了对唐玲酌情从轻的意见，但在量刑时却并没有得到体现，且唐玲的量刑与犯罪情节更恶劣的刘XX量刑相同，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应改判唐玲较刘XX夫妇更轻的刑罚。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定性准确，但对唐玲量刑过重。 唐玲涉案贩卖美沙酮口服液触犯了我国刑法，依法应予惩处。但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量刑时应考虑到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行为社会危害性。本案中，从这三方面来讲，一审对唐玲判决的15年有期徒刑，量刑畸重。 首先，美沙酮作为一种新型毒品，其毒性极低，并长期被戒毒机构和吸毒者作为戒毒药物使用，其性质完全有别于其他毒品。 美沙酮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世界上多个国家作为戒毒药品使用，使吸毒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并减少共用针具带来的艾滋病等疾病传播。在我国，目前除北京、广东被国家批准使用“美沙酮”替代疗法用于社区戒毒外，还有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五个省区都在使用，而且这种治疗方法也正在被大力推广。 根据《全国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国家管制的刑法为明确规定数量标准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量刑数量，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审理这类案件时，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大小和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 本案美沙酮口服液虽然属于国家管制的麻醉药物，但口服液中美沙酮含量极低，毒性小，鉴于其亦毒亦药的特殊性，其社会危害性并不大，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较大威胁，与其他麻醉药品也有较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其犯罪性质的恶性程度较轻，从轻处罚。 其次，“美沙酮口服液”的量刑标准究竟应如何计算，目前《刑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不应机械的依据《刑法》第357条第2款和《关于审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指导意见》来量刑的。 《刑法》作为惩处犯罪的根本大法，但其规定仍然是相当笼统的，并且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导致其滞后性。对美沙酮这类新型毒品犯罪，应在不违反《刑法》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具体法律法规。 《刑法》第357条第2款规定：毒品数量以查证属实贩卖的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但根据立法意图，我们可以推断出，此处的毒品所指的是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使人形成瘾癖的化学物质本身。而之所以规定为不以纯度折算，是因为海洛因等毒品的种类较多，其中的所含制毒物的数量也不同，为了严厉打击犯罪，统一标准，才做此规定。又根据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依**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人通知，****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荆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本案被告人王**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开庭之前，辩护人认真查阅了本案卷宗，会见了被告人，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的全过程，对于案情已有了全面的了解。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王**系受胁迫参加犯罪，系胁从犯。 被告人王**系因欠下被告人冯**债务并受其胁迫而参与本案。被告人王**于2013年只身一人前往缅甸，本欲做生意，赚点小钱养活正在读研究生和高中的两个子女，与家中老母。但却一时不慎进入赌场，输光了所有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找被告人冯**借了2000元，同时将相关的证件押在被告人冯**处。由于无法归还借款，被告人冯**要求王**帮其运货，并在宾馆向其出示断手照片威胁被告人王**。被告人只身前往异乡，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支持，孤立无援，同时带去的钱又用光了，精神已经非常脆弱。之后又受到了人身威胁，另一方面还要担心家人受到牵连。可以理解被告人是身处怎样的绝境下被迫运输毒品的。故被告人王**在本案中是胁从犯，运输毒品实非本人所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
罚。 二、被告人王**的主观恶意较小。 被告人冯**要求王**运输毒品时，没有告知其是毒品。被告人王**以为其要运输的物品仅仅是违禁品，其行为仅仅是普通的走私行为，并没有意识到是运输毒品，也没有意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 同时，被告人王**事后对自身行为悔痛万分，在本案进入司法程序的过程中甚至都一直不愿意联系家人，害怕这样的消息会对伤害自己的亲人，一个人在异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由此可见，被告人王**的主观恶意极小，应当酌情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较小。 被告人王**在公诉人所指控的整个运输毒品犯罪过程中，从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运输路线、资金费用，接毒品，包装毒品，伪装藏匿毒品等一系列犯罪行为，均受他人的直接指使和安排。王**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目的只是为了赚取报酬而为他人运输，在整个作案过程中只是充当了一个被人利用的“马仔”角色，起从属和辅助作用，被告人供述都能充分体现以上案件事实。《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明确表明：“毒品犯罪中，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且情况复杂多样。部分涉案人员系受指使、雇佣的贫民、边民或者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运费而为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贩毒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阳江市法律援助处的指派，并征得本案被告人梁献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本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参加庭审，现根据本案的事实以及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本案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梁献贩毒罪名无异议，但对贩毒数量有异议。 1）在江城局石湾北路梁献出租屋缴获的毒品不应该计算在贩毒数量里，因为持有不等于贩卖，公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毒品必然用于贩卖；梁献是吸毒人员，虽经二次强制戒毒，都不能戒除毒瘾，完全有可能将其全部吸食。 2）关于指控梁献在被抓获前几天卖给同案被告黎国栋50克冰毒问题，根据黎国栋堂上供述，明确表示该毒品是梁献暂放其处的，公诉人认为，黎国栋在法庭对着法官供述不可信，难道对着公安人员的供述就可信吗？按“事实存疑时应当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该采信黎国栋堂上供述；再说，即使是非法买卖，也需双方合意。因此，并未达成毒品交易，梁献想将该50克海洛因卖给黎国栋，但交易并不成功，没有将毒品卖出，故犯罪形态应为犯罪未遂。 3）根据以上两点，结合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辩护人认为，认定梁献贩毒罪数量应该是：2013年4月初卖给李国栋5克海洛因，2013年清明前卖给黎国栋冰毒20克，卖给梁计再冰毒9克，合计44克海洛因或冰毒。法院应以此数量对梁献定罪量刑。 二、梁献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请处罚情节
1）梁献被公安抓获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有关犯罪事实，且供述稳定，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开庭时当庭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在对梁献量刑时，应该因此轻处10%。 2）梁献无固定工作、收入，也没有其他劳动技能，又是毒品的瘾君子，无法摆脱对毒品的依赖，为了有足够的钱供其吸毒，无奈之余，铤而走险贩卖毒品，其行为具有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期待可能性。 3）梁献为吸毒人员，不是毒品来源，也没有参与毒品走私活动，不是毒品犯罪重点打击对象。 4）梁献此次贩卖毒品犯罪时间短，贩卖的毒品并没有真正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不大，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予从轻处罚。 5）法不外乎人情，梁献女儿只有5岁，如果能够让其在成年之前和父亲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人间美事也。 综上所述，纵观本案全部事实，本案应当和有组织贩毒案件相区别对待，被告梁献认罪态度好且有悔罪表现，请法庭查清事实，从本案实际情况考虑，依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原则，对被告梁献在法定量刑的基础上减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考虑采纳。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沛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寻衅滋事罪四要件 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有人认为：“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肆意挑衅，起哄捣乱，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一概念将寻衅滋事罪局限在公共场所是不正确的。 目录 概念特征 基本性质 1、寻衅滋事罪的客体特征 2、寻衅滋事罪的客观特征 3、寻衅滋事罪的主体特征 4、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 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 2、客观要件 3、主体要件 4、主观要件
认定本罪与非罪的区分 1、本罪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2、本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3、本罪与抢劫罪的界限 处罚 几点思考概念特征 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都是凭借自己或者自己一方的人多势众、力气强壮、凶狠残暴来“征服”对方，欺辱他人，以显示自己的强悍和无所顾忌，这类犯罪一般都发生在公共场所，但发生在非公共场所的情况肯定也是存在的。 新刑法典将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表现形式规定为四种： ①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②追逐、拦劫、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③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④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首先，条文中所列举的第三种情形使用了“公私财物 ”这个字眼，那么进入居民私人住宅强拿硬要或者任 意损毁、占用无疑也应属于寻衅滋事罪。例如村民某甲，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纠集一帮“志同道合 ”者组成一帮，在乡里为非作歹，多次被公安机关拘
留。一日某甲又在农贸市场向某乙强要卖的西瓜，某乙不给，某甲遂窜到某乙家乱砸。这是一起典型的寻衅滋事案件，却发生在非公共场所。所以将寻衅滋事罪认定为必然发生在公共场所，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其次，条文中所列举的第四种情形明确强调“在公共场所”，那么由此似乎可以推知，对于其他三种情形来说，就既可以在公共场所，也可以在非公共场所，否则，在第四种情形中就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了。 基本性质 一、保护法益刑法分则规定各种具体犯罪，都是为了 保护特定的法益；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只有明确了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才能以该保护法益为指导理解构成要件，进而合理地认定犯罪。可以肯定的是，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旨在保护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一方面，刑法将寻衅滋事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另一方面，刑法第293条项前规定，“破坏社会秩序”的行 为才成立寻衅滋事罪。 但是，公共秩序与社会秩序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满足于将寻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概括为公共秩序或者社会秩序，不仅不利于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而且有损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因为分则条文都是为了保护具体的法益，而非保护抽象的法
关于xx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被告人对有关问题的陈述，辩护人对本案有了一定了解。现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关于本案事实部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定性及相关证据、事实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量刑部分，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对此，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中也作了相应认定，因此，请求法庭能从轻处罚。 2、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一贯表现良好，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一是其法制观念淡薄，二是因为当时被告人也被人骗了不少的钱，为了弥补窟窿，才铤而走险采用合同诈骗的方式骗取他人的钱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对被他骗的受害人也深表歉意和愧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宽恕和谅解。 3、被告人到案后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今天的庭审中，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说明其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所以，请法庭根据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给予从轻处理。 4、由于本案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被告人也当庭表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惩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因此，请法庭在量刑时能酌定考虑。 综上所述，虽然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鉴于其具有诸多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从挽救与教育的原则出发，对其从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xxx律师事务所 xx 律师 2012年9月27日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被告人xxx被控贩卖毒品罪二审一案,四川蜀航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xxx之母xxx的委托并指派本律师担任xxx二审辩护人,为充分履行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律师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公诉机关指控xxx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 (一)、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其依据的证据只有xxx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 1、xxx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没有查明。 一审庭审中,被告人xxx陈述称公安机关讯问时存在逼供、诱供情况,称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不属实的,拒绝认罪。对此,一审法院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依法查明xxx有罪供述的真伪,就以xxx的有罪供述作为主要证据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其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 2、本案缺乏关键的物证或相关鉴定结论。 xxx没有吸毒史,没有接触过毒品,至于哪一类毒品是什么样子的,xxx根本不认识。仅凭xxx 供述称送毒品进监室,就认定其送进去的就一定是毒品,这显然属主观臆断。并且xxx的有罪供述所称的送东西进监室的时间、次数等前后陈述均不一致,其中一次供述称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毒品。对毒品来源,xxx的供述也前后不一致,毒品从谁手中购买,购买到的到底是不是毒品等都无法确认。 3、相关证人证言不能形成证据锁链。 证人xxx与xxx、xxx等人本身就是被羁押对象,其与xxx存在利害关系,其中田留忠还与xxx 有过矛盾,这些证人的陈述无论是吸食毒品的时间、次数、毒品的包装等都说得不一致。刘松涛说的是两三次、时间是2010年3-4月份,还有xxx、xx、xxx等人一起吸食,xxx说的时间是2010年5-6月份,xxx是2009年12月份才开始与xxx羁押在一起,其陈述的2010年3月份后才开始与xxx熟悉,xxx根本说不清楚具体时间,xxx根本没有看到过所谓的毒品。这些证人证言作为间接证据,但存在多处不一致,无法形成证据锁链。 4、看守所岗哨严密,监控密布,xxx无作案条件。 看守所是岗哨、监控最为严密的地方,其管理制度非常健全,管理监控极为严格,从外面传递物品进入监室门口须经过三道以上的岗哨进行严格的检查,xxx根本无法携带违禁物品靠近监室的。如果xxx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必然被执勤武警、值班警察、管教等发现,监控也会摄录下其违规违法过程。但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出示看守所内部人员、警察、武警、管教等的任何证人证言,更没有提供相关监控视频、音频资料。 但一审判决却认定公诉机关出示的指控证据“来源合法、相互关联、能证明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贩卖毒品罪。对此,本辩护人不能认同。 《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因此,本辩护人认为认定xxx贩卖毒品犯罪行为还存在很多无法排除的疑问,证据无法做到确实充分。仅凭xxx自己的有罪供述就草率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违背上述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并应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宣告xxx无罪。 (二)、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没有查明毒品的种类、毒品数量、毒品来源及涉案毒品的真假。 1、涉案毒品的种类、数量没有查明,无法做到“罚当其罪”。 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毒品的定罪量刑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一审判决没有查明xxx 到底贩卖了那一类毒品、到底贩卖多少毒品、这些所谓的毒品的来源、存不存在假毒品的可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b210646166.html,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如大家所知，只要行为人涉及毒品，就可能构成毒品犯罪，比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那么，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辩护人应当从哪些方面为被告人辩护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大家说明。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的委托，指派本所王XX、郝兴利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了被告人，并参加了庭审，在此基础上，辩护人已基本了解案件事实，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1、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而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被告人于X给被告人赵XX打电话说要购买冰毒，被告人赵XX于4月1日凌晨在前来送冰毒的过程中被抓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应当属于“犯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2、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因自己吸食而非法持有毒品21.7克(黄色晶体)，因犯意引诱而持有20克毒品(白
色晶体)，属于《座谈会纪要》中的“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1、本案因特情介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2、通过辩护人在庭审中当庭对被告人的发问，证实被告人是因身体健康原因而非法持有毒品，被告人持有毒品是为了减轻身体病痛，因此，从被告人持有毒品的原因、动机、目的等情节，都可以反映出被告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请求法庭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3、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组织卖淫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庭审中，被告人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也是当庭自愿认罪;根据《刑法》以及最高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最高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三、被告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各审判员： 受本案上诉人张庆民亲属的委托，由我担任其涉嫌犯贩卖、运输毒品罪一案的二审辩护人。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上诉人张庆民死刑立即执行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无期徒刑；现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第一、一审判决上诉人张庆民死刑立即执行，量刑偏重，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张庆民罪不至死，理由如下： 1、一审判决仅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因一时糊涂替同案犯邹仲亨、禹凯开脱罪行，便彻底否定上诉人张庆民在整个案件的认罪态度是不符合案情事实的。上诉人张庆民自侦查阶段起，便毫无保留地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即便如一审判决错误认为上诉人认罪态度差，但一审判决一方面是以上诉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全部事实作为定案证据，一方面又彻底否认上诉人的认罪态度，属于自相矛盾。其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欠考虑地糊里糊涂地替同案犯邹仲亨、禹凯开脱罪行；因此，无论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做如何认定，不得彻底否定上诉人的自愿认罪态度和坦白行为。 2、本案一审被告人王强多次贩毒合计数量达到1366.4107克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上诉人是第一次贩毒且数量仅为其三分之二即993.379克为何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比前科，均有前科。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上诉人既然在贩毒次数、数量上均没有第一被告人多，特别是贩毒次数就足以证明其社会危害性远远超过了上诉人；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比第一被告人还重的极刑，显然量刑偏重。 3、一审判决对第五被告人邹仲亨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对上诉人张庆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不当区别对待。一审判决认定同案犯邹仲亨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数量、庭审态度均与上诉人相同，唯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张伦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张伦被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的一审辩护人，出席法庭履行辩护职责。开庭前，我们认真查阅了本案案件材料，会见并听取了被告人张伦的陈述和辩解，形成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公诉机关指控张伦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该指控不成立。理由是： 1、张伦等被告人仅仅是一般团伙，部分被告人的犯罪也只是一般的共同犯罪，尚未达到犯罪集团的程度，更未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程度。 2、张伦等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特征。 （1）组织结构特征不符合。他们只是时分时合的团伙不是谁领导谁的系统组织，也非按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只是出现纠纷后纠集起来“帮忙”的一般团伙。他们也无“帮规戒律”将成员约束成一个集体组织。 （2）经济实力特征不符合。被告人没有共同的经济实体，也没有通过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有目的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为这个“组织”谋取这个“组织”的经济利益。他们只是为了临时目的而短时纠合，尚未形成犯罪行为的连续性和职业化。起诉书指控的给成员生活费及租房居住等均不是事实。也无证据证明成员的生活费是从这个“组织”而来。 （3）暴力行为特征不符合。 他们没有组织大量的违法犯罪活动来促进这个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起诉书指控的违法犯罪均是被告人个人的行为引起。
（4）、非法控制特征不符合。 正是对社会非法控制这一特点上，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组织。一般犯罪组织，也只是首要分子对一般成员的控制。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最大特点是非法控制社会。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是为了控制社会，控制社会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犯罪。因此，具有实施犯罪与控制社会之间的互动性。其控制体现为对经济的控制、对政府的渗透、对社会某些区域或行业的控制，尤其是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码头、车站等。 纵观本案，被告人张伦自身生存都难以为继，谈不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控制社会某个区域或行业的经济。被告人也无向政府渗透的表现。被告人也无对某个社区、街道、地域、行业实施非法控制的行为。 综上，张伦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起诉书把一般的犯罪团伙升级定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将造成罚过其罪的结果，不符合现代法制的精神。 二、公诉机关起诉书第9起指控张伦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该指控不成立。 被告人张伦不具备构成该罪的所有犯罪要件。 （一）、被告人张伦主观方面没有破坏招标会现场的故意。 本案中，袁辉、邸鸿浩等人的供述中均没告诉张伦要去招标会现场干什么，被告人张伦自己也不知道去招标会现场干什么（见袁辉等人的供述），张伦以为到招标会现场是帮助袁辉投标。张伦供述：“他要投标，以他的实力，别人也抢不过他，我们就不投标了，改成帮辉哥投标。”（侦查卷12,P32）可见被告人张伦主观方面并没有破坏招标会现场扰乱社会秩序的故意。 （二）、被告人张伦不具备本罪的主体身份。
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本案事实，结合庭审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在犯罪事实方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5起诈骗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扣除相应的数额，以221850元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包XX、张XX、黄XX被诈骗案与本案被告人无关。 1、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被害人遭遇类似的诈骗手法从而将款项汇入李XX、樊XX的银行账户，但无法证明该三起诈骗发生时上述户名为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系由本案被告人持有、钱款由本案被告人提取；另，侦查机关亦未从被告人处扣押到与上述三名被害人所接的诈骗电话号码相关的电话卡，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系由本案被告人拨打的。 2、本案三名被告人均未供述对包XX、张XX、黄XX实施了诈骗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首先，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三名被害
人的陈述形成证据链，从而证明上述三起诈骗行为系由被告人王某某实施，仅以本案被告人使用过李XX的银行卡诈骗了被害人陈余，以及被告人使用过樊XX的银行卡，就推定包XX、张XX转款至李XX的银行账户、黄XX转款至樊XX的银行账户也是由本案被告人诈骗行为所致，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其次，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上述三起诈骗犯罪，即共同犯罪。但在上述三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的分工、具体的行为以及分赃的情况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未查明。因此，无法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一）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要求。最后，本案尚且不能排除上述三起诈骗行为仅由被告人朱光照与戚双喜二人共同实施、或二人当中的一人单独实施、又或是其中一人与案外人员共同实施的合理怀疑。加上案涉诈骗手法在当地是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以及用以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具有极快的流转性。所以，本案同样无法排除上述三起犯罪行为均由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法使用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三起诈骗犯罪的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 （二）颜XX被诈骗案亦与本案被告人无关。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同样没有供述，且存在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的问题。此外，本案用以证明该起被诈骗款项支付的证据仅为被害人颜XX提供的支付宝手机截图，该截图作为证据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与真实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侦查机关亦未调取户名为张煊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导致本案无法查明颜XX是否实际向张煊龙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因此，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起诈骗犯罪事实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