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毒品罪辩护】贩卖毒品罪改变为
非法持有毒品罪
案情简介
郭某某于2007年2月1日下午3时30分许，在其暂住的惠东县广厦路某小区门口形迹可疑，公安民警对其进行盘查。郭某某即将随身携带的1小包白色粉末扔在地上。公安民警用被告人郭某某随身携带的钥匙打开其借住的某小区17楼 21号房间，从房间内查获100余小包白色粉末。经检验，查获的白色粉末共计 24.03克，均检出海洛因成分。
▲办案思路及心得
2月份，郭某某的家属找到了我，让我为郭某某辩护，我进入看守所与郭某某沟通了几次，再3次在检察院与法院查看宋某某的案卷材料，为其制定了辩护策略。就是把检察院定为贩卖毒品罪，改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所判刑期完全可以大幅度的减低。
贩卖毒品与非法持有毒品不同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进行了贩卖。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张某父亲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出席法庭参加诉讼。为履行辩护人的法定职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斟酌并敬请采纳：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贩卖毒品罪定性错误，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只构成并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鸦片、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本质在于非法贩卖，行为人的目的明确，具有营利性；后者的本质在于单纯持有，行为人目的模糊，具有不可求证性。 （一）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不具备“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贩卖毒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因此其主观方面有两个要素构成，其一，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买进或卖出的；其二，行为人买进毒品的目的是出卖，具有意图关联性。 本案证据证实张某确实是在明知是毒品的情况下，向李某买进了该毒品，之后将其放在自己家的垃圾篓里，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张某购买毒品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出卖给他人获取非法利润。相反，张某的行为目的具有潜在的多种可能性和不可求证性，而张某本人则一再供述，“他本人是吸毒者，看到这批毒品价格便宜，就想买回来自己吸食。”因此，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其行为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相一致。 （二）本案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该罪的立法精神。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设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这一规定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体现，法律之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重庆张某犯敲诈勒索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再审 无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张某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律师我担任张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再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律师多次会见原审被告人，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法庭审理。现就法庭查明的事实，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 一、原审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词。 （一）案件的基本事实。 2002年 9月11日，生猪经营户周某举等人收购生猪后未交纳生猪采购税和工商管理费，运输车辆在合川市小沔镇被受政府部门委托代收生猪采购税和工商管理费的被告人等人拦下。罗某等人闻讯赶来，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勒住被告人张某脖子并将其摔倒在地，因地上很多碎石，张某倒地受伤，出现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被紧急送往当地卫生院救治，后转致合川市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治疗，均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共住院224天，用去医疗费用人民币10余万元，该费用均由王某明垫付。2003年4月22日，由小沔派出所调解罗某支付14万元赔偿款。 （二）原审被告人不具有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 1、原审认定被告人装病治疗没有事实依据。 被告人倒地受伤后，当即出现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病情相当
危机，被立马送到当地卫生院进行救治，因救治条件不足及病情危重又先后转致合川市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治疗，均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共住院224天，可见病情的程度。如果是装病，有谁会放弃自己工作在医院病床上躺上大半年，自己垫付花费10多万元，就为多要3、4万元，连工资收入都不够。同时，被告人的病情有相关证人证言以及病历材料为证。 2、原审判决采信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否认多家医院临床诊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的诊断是多家医院结合病人当时的病情、症状，检验报告，其他检查等综合情况，并且经过长达200多天的治疗、观察等最后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而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仅仅依据两份病历资料，被鉴定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就认为“表明颅内无出血、脑梗塞等发生，左侧偏瘫诊断缺乏科学依据”的结论显然是不恰当的。我们暂且不论两位副主任法医师的水平能否推翻作为心、脑学权威、三甲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诸多专家、教授的诊断结论，就从程序上来讲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一份诊断结论的否定，不是随随便便找一家鉴定机构出具一份鉴定结论就能推翻的，而是要经过严格而复杂的程序。向卫生部门申报、组织专家会诊、进行听证、听取诊断医生陈述、听取病人陈述及对病人坚持鉴于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原审判决简单、主观臆断是不负责和有失公平、公正的判案原则的。 3、根据刑法理论敲诈勒索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
唐玲等涉嫌贩卖毒品案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省高院有关领导及本案合议庭法官: 我们受唐玲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唐玲涉嫌贩卖毒品案中担任唐玲的二审辩护人。从侦查阶段介入本案至今，我们对本案的案情已十分清楚，尽管唐玲家庭环境相当困难，但是本着律师的职业道德以及负责的态度，我们仍接手二审的辩护。我们深知二审法官的高尚职业操守，相信你们一定会秉公办案，而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现我们在一审辩护词的基础上，发表以下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法官一并审阅。 我们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对唐玲量刑畸重。美沙酮作为一种新型毒品，同时长期被戒毒机构和吸毒者作为戒毒药物使用，有别于其他毒品。而其量刑标准究竟应如何计算，目前《刑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但至今为止，以国内发生的类似案件判决结果来看，其刑期都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认为一审法院不应机械的依据《刑法》第357条第2款和《关于审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指导意见》来量刑，而应依据美沙酮口服液中所含美沙酮的数量来计算。并且一审法院虽然表示采纳了对唐玲酌情从轻的意见，但在量刑时却并没有得到体现，且唐玲的量刑与犯罪情节更恶劣的刘XX量刑相同，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应改判唐玲较刘XX夫妇更轻的刑罚。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定性准确，但对唐玲量刑过重。 唐玲涉案贩卖美沙酮口服液触犯了我国刑法，依法应予惩处。但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量刑时应考虑到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行为社会危害性。本案中，从这三方面来讲，一审对唐玲判决的15年有期徒刑，量刑畸重。 首先，美沙酮作为一种新型毒品，其毒性极低，并长期被戒毒机构和吸毒者作为戒毒药物使用，其性质完全有别于其他毒品。 美沙酮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世界上多个国家作为戒毒药品使用，使吸毒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并减少共用针具带来的艾滋病等疾病传播。在我国，目前除北京、广东被国家批准使用“美沙酮”替代疗法用于社区戒毒外，还有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五个省区都在使用，而且这种治疗方法也正在被大力推广。 根据《全国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国家管制的刑法为明确规定数量标准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量刑数量，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审理这类案件时，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大小和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 本案美沙酮口服液虽然属于国家管制的麻醉药物，但口服液中美沙酮含量极低，毒性小，鉴于其亦毒亦药的特殊性，其社会危害性并不大，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较大威胁，与其他麻醉药品也有较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其犯罪性质的恶性程度较轻，从轻处罚。 其次，“美沙酮口服液”的量刑标准究竟应如何计算，目前《刑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不应机械的依据《刑法》第357条第2款和《关于审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指导意见》来量刑的。 《刑法》作为惩处犯罪的根本大法，但其规定仍然是相当笼统的，并且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导致其滞后性。对美沙酮这类新型毒品犯罪，应在不违反《刑法》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具体法律法规。 《刑法》第357条第2款规定：毒品数量以查证属实贩卖的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但根据立法意图，我们可以推断出，此处的毒品所指的是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使人形成瘾癖的化学物质本身。而之所以规定为不以纯度折算，是因为海洛因等毒品的种类较多，其中的所含制毒物的数量也不同，为了严厉打击犯罪，统一标准，才做此规定。又根据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依**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人通知，****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荆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本案被告人王**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开庭之前，辩护人认真查阅了本案卷宗，会见了被告人，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的全过程，对于案情已有了全面的了解。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王**系受胁迫参加犯罪，系胁从犯。 被告人王**系因欠下被告人冯**债务并受其胁迫而参与本案。被告人王**于2013年只身一人前往缅甸，本欲做生意，赚点小钱养活正在读研究生和高中的两个子女，与家中老母。但却一时不慎进入赌场，输光了所有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找被告人冯**借了2000元，同时将相关的证件押在被告人冯**处。由于无法归还借款，被告人冯**要求王**帮其运货，并在宾馆向其出示断手照片威胁被告人王**。被告人只身前往异乡，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支持，孤立无援，同时带去的钱又用光了，精神已经非常脆弱。之后又受到了人身威胁，另一方面还要担心家人受到牵连。可以理解被告人是身处怎样的绝境下被迫运输毒品的。故被告人王**在本案中是胁从犯，运输毒品实非本人所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
罚。 二、被告人王**的主观恶意较小。 被告人冯**要求王**运输毒品时，没有告知其是毒品。被告人王**以为其要运输的物品仅仅是违禁品，其行为仅仅是普通的走私行为，并没有意识到是运输毒品，也没有意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 同时，被告人王**事后对自身行为悔痛万分，在本案进入司法程序的过程中甚至都一直不愿意联系家人，害怕这样的消息会对伤害自己的亲人，一个人在异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由此可见，被告人王**的主观恶意极小，应当酌情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较小。 被告人王**在公诉人所指控的整个运输毒品犯罪过程中，从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运输路线、资金费用，接毒品，包装毒品，伪装藏匿毒品等一系列犯罪行为，均受他人的直接指使和安排。王**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目的只是为了赚取报酬而为他人运输，在整个作案过程中只是充当了一个被人利用的“马仔”角色，起从属和辅助作用，被告人供述都能充分体现以上案件事实。《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明确表明：“毒品犯罪中，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且情况复杂多样。部分涉案人员系受指使、雇佣的贫民、边民或者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运费而为
被告人甲是重庆某地村委会主任，在帮助镇政府初步审核宅基地的过程中，须有宅基地地票交给土地整理公司，置换为建设用地。于是，甲将自家的小作坊占用地报成宅基地，后补办了宅基地相关证件，上报给镇政府。镇镇府初审后，由土地整理公司进行验收。在验收过程中，土地整理公司审查发现该地并非宅基地，但出于利益考虑(并且该小作坊占用地此时已经有了补办的证件)，仍然给予甲10万元，将不符合复垦条件的该土地纳入复垦以宅基地土地面积算。 检察院对甲提起诉讼，控告其犯贪污罪。 现须拟一份辩护词，作无罪辩护。 辩护词 Xx律师事务所接受甲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甲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经过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调查相关事实并通过实地走访，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被告人甲的量刑情节 1.甲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将自家的小作坊占用地报成宅基地，上报给镇政府并交由土地整理公司验收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之规定，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2. 揭发案件中土地整理公司犯罪行为的事实，即土地整理公司因
利益考量将甲上报的小作坊纳入复垦宅基地土地面积。此为案件调查的重要线索。 二、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 （一）我们认为甲不构成贪污罪，理由如下: 1.甲不具备贪污罪主体资格 首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是对贪污罪的规定。依据其前提“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构成贪污罪的必要条件。此案中，甲的身份是村委会主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甲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其次，《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着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此物的，以贪污论。”本案中，甲帮助镇政府初步审核宅基地并将地票上报经土地管理公司审核，这些仅仅是自发的帮助行为，与镇政府之间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委托管理、经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甲也不是构成贪污罪的合格主体。 2.甲也不属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
刑事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上海市甘雨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之母彭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王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提出几点看法：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聂某等人因要强包水塘引起的，在案发当天被害人聂某等人在刘某家与台州村村支书刘某因水塘承包事项产生分歧而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刘某之弟、儿子刘某得知此事之后，召集被告人王某等人对其进行报复行为。在该事件当中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聂某等人平时不认识，且并没有过节。被告人主观上是不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图的，只是出于一种社会上对朋友的义气，对被害人进行了人身打击。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应当承担引起事端的主要的责任，假如不是被害人聂某等不讲道理，不按正常的程序承包水塘，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水塘承包权应当由自己取得，而对村书记刘某进行人身伤害就不会有被告人王某等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被告人王某不应当认
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主犯。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而且也不是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人。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发现他只是按照他人事先安排号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是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按照事情原由应当认定被告人易鹏的从犯地位并且从轻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毁坏财产罪有异议，公诉机关对于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而根据本案材料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参与到砸车行为当中（见王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故辩护人认为本罪名不成立。 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的是数额较大。
贩毒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阳江市法律援助处的指派，并征得本案被告人梁献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本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参加庭审，现根据本案的事实以及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本案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梁献贩毒罪名无异议，但对贩毒数量有异议。 1）在江城局石湾北路梁献出租屋缴获的毒品不应该计算在贩毒数量里，因为持有不等于贩卖，公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毒品必然用于贩卖；梁献是吸毒人员，虽经二次强制戒毒，都不能戒除毒瘾，完全有可能将其全部吸食。 2）关于指控梁献在被抓获前几天卖给同案被告黎国栋50克冰毒问题，根据黎国栋堂上供述，明确表示该毒品是梁献暂放其处的，公诉人认为，黎国栋在法庭对着法官供述不可信，难道对着公安人员的供述就可信吗？按“事实存疑时应当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该采信黎国栋堂上供述；再说，即使是非法买卖，也需双方合意。因此，并未达成毒品交易，梁献想将该50克海洛因卖给黎国栋，但交易并不成功，没有将毒品卖出，故犯罪形态应为犯罪未遂。 3）根据以上两点，结合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辩护人认为，认定梁献贩毒罪数量应该是：2013年4月初卖给李国栋5克海洛因，2013年清明前卖给黎国栋冰毒20克，卖给梁计再冰毒9克，合计44克海洛因或冰毒。法院应以此数量对梁献定罪量刑。 二、梁献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请处罚情节
1）梁献被公安抓获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有关犯罪事实，且供述稳定，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开庭时当庭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在对梁献量刑时，应该因此轻处10%。 2）梁献无固定工作、收入，也没有其他劳动技能，又是毒品的瘾君子，无法摆脱对毒品的依赖，为了有足够的钱供其吸毒，无奈之余，铤而走险贩卖毒品，其行为具有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期待可能性。 3）梁献为吸毒人员，不是毒品来源，也没有参与毒品走私活动，不是毒品犯罪重点打击对象。 4）梁献此次贩卖毒品犯罪时间短，贩卖的毒品并没有真正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不大，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予从轻处罚。 5）法不外乎人情，梁献女儿只有5岁，如果能够让其在成年之前和父亲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人间美事也。 综上所述，纵观本案全部事实，本案应当和有组织贩毒案件相区别对待，被告梁献认罪态度好且有悔罪表现，请法庭查清事实，从本案实际情况考虑，依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原则，对被告梁献在法定量刑的基础上减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考虑采纳。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沛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的相关规定，本律师为依法维护李庄合法权益，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特别申明】：本次出庭辩护，并不意味律师承认贵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只是为了避免李庄的合法权益受到二次伤害，从而依法出庭辩护。 辩护人认为：本案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理，程序屡屡违法，漏洞百出。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强管的案子，程序上千疮百孔。程序正义犹如交通规则，如果今天江北区公检法可以这样不顾交通规则，把李庄撞回监狱，明天任何一个老百姓也可以被撞进监狱，甚至包括在座各位，谁也不能幸免。我国文革才过去30来年，殷鉴不远，眼下重来，岂非悲哀。 有人对李庄说，专政机器很强大，对谁，谁都抗拒不了。专政机器依法开动，当然强大。但是，如果专政机器不顾交通规则，法定程序，程序正义，最后恐怕，也是要掉到沟里去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维护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让民众权利受到保护，齐家而平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李庄辩护，既为李庄个人，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下是具体辩护意见： 第一部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
【案件时间节点】从本案程序上的关键时间节点，就可以看出本案程序上的诸多严重违法之处： 根据卷宗显示本案程序上的具体时间表如下： 2010年1月16日，江北区检察院收到徐丽军的举报。 2010年1月27日，江北区检察院将举报材料移送江北区公安局 2010年1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接受刑事案件，并进行登记，领导批示是初查。 2010年2月9日，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罪证罪（龚刚模案）二审宣判。2010年2月9日，龚刚模的表弟龚云飞向江北区公安局举报李庄代理龚刚模案中涉嫌合同诈骗，公安局批示初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局管辖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决定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将李庄带到南川监狱，同日接江北区公安局通知带出。李庄未能在监狱服刑。 2010年2月11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上海孟英案）妨害作证罪决定立案侦查。
辩护思路 （一）主观恶性小； （二）具有以下法定从轻、减轻以及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1、系未成年人犯罪 2、系初犯，具有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 3、案发后自愿认罪，积极配合侦查机关工作，悔罪态度好； （三）某的行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未造成社会危害； 综上，上诉人某系未成年人犯罪、初犯，认罪态度好，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恳请法庭从本案实际情况出发，对判处缓刑。 疑难、复杂案件辩护词胡xx涉嫌抢劫一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李铁祥律师受胡xx父母之委托，为被告人胡xx提供刑事辩护。接受委托后，我们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证据材料，我们认为起诉书认定胡xx涉嫌抢劫罪不能成立，被告人胡xx 的行为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一、从行为人采取的行为方式分析，五名被告人采取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要件 在暴力程度上，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有区别。一般认为，抢劫罪的暴力程度高，捆绑、暴力胁迫，甚至杀害行为都包含于抢劫罪的暴力中，被害人陷于无援境地，除当场交付财物外，别无选择，否则甚至生命不保;而敲诈勒索罪是以暴力加害被害人或者以揭发被害人的隐私，毁坏其财产等相威胁、要挟、逼迫被害人“自愿”交出财物，主要对被害人实施心理威胁，有的也直接采取轻微暴力手段。 本案中，五名被告人以及肖x、周x等7人对被害人严xx采取的手段：一是六个人围住;二是叫严xx蹲下;三是把严xx拖到一边，说拿钱解决问题。在本案中五名被告人采取的暴力是极其轻微的(严xx本人身上没有任何伤害)，主要是这种人多势众的阵势使被害人产生了心理威胁，这种威胁指向的是人身暴力性的威胁内容。由此可见，被告人的行为更符合敲诈勒索罪中“威胁”内容，而不具有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程度， 二、从被害人的心理反映程度上，本案符合敲诈勒索罪被害人“自愿”交付财物的法律特征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6910628980.html,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如大家所知，只要行为人涉及毒品，就可能构成毒品犯罪，比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那么，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辩护人应当从哪些方面为被告人辩护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大家说明。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的委托，指派本所王XX、郝兴利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了被告人，并参加了庭审，在此基础上，辩护人已基本了解案件事实，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1、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而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被告人于X给被告人赵XX打电话说要购买冰毒，被告人赵XX于4月1日凌晨在前来送冰毒的过程中被抓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应当属于“犯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2、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因自己吸食而非法持有毒品21.7克(黄色晶体)，因犯意引诱而持有20克毒品(白
色晶体)，属于《座谈会纪要》中的“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1、本案因特情介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2、通过辩护人在庭审中当庭对被告人的发问，证实被告人是因身体健康原因而非法持有毒品，被告人持有毒品是为了减轻身体病痛，因此，从被告人持有毒品的原因、动机、目的等情节，都可以反映出被告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请求法庭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3、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组织卖淫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庭审中，被告人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也是当庭自愿认罪;根据《刑法》以及最高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最高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三、被告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被告人xxx被控贩卖毒品罪二审一案,四川蜀航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xxx之母xxx的委托并指派本律师担任xxx二审辩护人,为充分履行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律师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公诉机关指控xxx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 (一)、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其依据的证据只有xxx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 1、xxx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没有查明。 一审庭审中,被告人xxx陈述称公安机关讯问时存在逼供、诱供情况,称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不属实的,拒绝认罪。对此,一审法院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依法查明xxx有罪供述的真伪,就以xxx的有罪供述作为主要证据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其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 2、本案缺乏关键的物证或相关鉴定结论。 xxx没有吸毒史,没有接触过毒品,至于哪一类毒品是什么样子的,xxx根本不认识。仅凭xxx 供述称送毒品进监室,就认定其送进去的就一定是毒品,这显然属主观臆断。并且xxx的有罪供述所称的送东西进监室的时间、次数等前后陈述均不一致,其中一次供述称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毒品。对毒品来源,xxx的供述也前后不一致,毒品从谁手中购买,购买到的到底是不是毒品等都无法确认。 3、相关证人证言不能形成证据锁链。 证人xxx与xxx、xxx等人本身就是被羁押对象,其与xxx存在利害关系,其中田留忠还与xxx 有过矛盾,这些证人的陈述无论是吸食毒品的时间、次数、毒品的包装等都说得不一致。刘松涛说的是两三次、时间是2010年3-4月份,还有xxx、xx、xxx等人一起吸食,xxx说的时间是2010年5-6月份,xxx是2009年12月份才开始与xxx羁押在一起,其陈述的2010年3月份后才开始与xxx熟悉,xxx根本说不清楚具体时间,xxx根本没有看到过所谓的毒品。这些证人证言作为间接证据,但存在多处不一致,无法形成证据锁链。 4、看守所岗哨严密,监控密布,xxx无作案条件。 看守所是岗哨、监控最为严密的地方,其管理制度非常健全,管理监控极为严格,从外面传递物品进入监室门口须经过三道以上的岗哨进行严格的检查,xxx根本无法携带违禁物品靠近监室的。如果xxx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必然被执勤武警、值班警察、管教等发现,监控也会摄录下其违规违法过程。但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出示看守所内部人员、警察、武警、管教等的任何证人证言,更没有提供相关监控视频、音频资料。 但一审判决却认定公诉机关出示的指控证据“来源合法、相互关联、能证明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贩卖毒品罪。对此,本辩护人不能认同。 《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因此,本辩护人认为认定xxx贩卖毒品犯罪行为还存在很多无法排除的疑问,证据无法做到确实充分。仅凭xxx自己的有罪供述就草率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违背上述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并应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宣告xxx无罪。 (二)、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没有查明毒品的种类、毒品数量、毒品来源及涉案毒品的真假。 1、涉案毒品的种类、数量没有查明,无法做到“罚当其罪”。 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毒品的定罪量刑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一审判决没有查明xxx 到底贩卖了那一类毒品、到底贩卖多少毒品、这些所谓的毒品的来源、存不存在假毒品的可
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本案事实，结合庭审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在犯罪事实方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5起诈骗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扣除相应的数额，以221850元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包XX、张XX、黄XX被诈骗案与本案被告人无关。 1、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被害人遭遇类似的诈骗手法从而将款项汇入李XX、樊XX的银行账户，但无法证明该三起诈骗发生时上述户名为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系由本案被告人持有、钱款由本案被告人提取；另，侦查机关亦未从被告人处扣押到与上述三名被害人所接的诈骗电话号码相关的电话卡，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系由本案被告人拨打的。 2、本案三名被告人均未供述对包XX、张XX、黄XX实施了诈骗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首先，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三名被害
人的陈述形成证据链，从而证明上述三起诈骗行为系由被告人王某某实施，仅以本案被告人使用过李XX的银行卡诈骗了被害人陈余，以及被告人使用过樊XX的银行卡，就推定包XX、张XX转款至李XX的银行账户、黄XX转款至樊XX的银行账户也是由本案被告人诈骗行为所致，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其次，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上述三起诈骗犯罪，即共同犯罪。但在上述三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的分工、具体的行为以及分赃的情况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未查明。因此，无法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一）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要求。最后，本案尚且不能排除上述三起诈骗行为仅由被告人朱光照与戚双喜二人共同实施、或二人当中的一人单独实施、又或是其中一人与案外人员共同实施的合理怀疑。加上案涉诈骗手法在当地是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以及用以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具有极快的流转性。所以，本案同样无法排除上述三起犯罪行为均由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法使用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三起诈骗犯罪的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 （二）颜XX被诈骗案亦与本案被告人无关。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同样没有供述，且存在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的问题。此外，本案用以证明该起被诈骗款项支付的证据仅为被害人颜XX提供的支付宝手机截图，该截图作为证据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与真实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侦查机关亦未调取户名为张煊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导致本案无法查明颜XX是否实际向张煊龙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因此，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起诈骗犯罪事实的发生。
辩护意见 尊敬的检察官： 作为芦志鹏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犯罪嫌疑人芦志鹏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1、犯罪嫌疑人芦志鹏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直接故意，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如下：（1）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不仅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还危及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本罪侵犯的对象为公私财物。（2）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或要挟方法，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一般来说，敲诈勒索行为与他人交付财物之间可以表现为：行为人指定日期和地点交付财物，如有违则日后将其威胁内容付诸实现；行为人当场以暴力相威胁，要求日后按指定日期和地点交付财物；行为以日后将要对被害人实施侵害行为相威胁，当场取得财物。这是与抢劫罪的两个“当场”最显著的区别。（3）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4）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或者索取财物的目的并不违法，如债权人为讨还久欠不还的债务而使用带有一定威胁成份的语言，催促债务人加快偿还等，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本案中各犯罪嫌疑人夺取被害人邓春秋、杨胜文的财物后，予以登记保管，目的是为了让被害人加入传销组织，是为了传销组织的利益而实施了索财行为。事实上，芦志鹏收到被害人的购买3套产品的货款共计8400元后，立即交给传销组织的上级领导“丁”和“乙”，并没有占为己有。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没有将被害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直接故意，因此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2、犯罪嫌疑人芦志鹏没有指使他人或者直接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第一、2015年9月12日，邓春秋被骗至传销窝点，因为没有按照犯罪嫌疑人芦志鹏的要求放下背包，而遭到众犯罪嫌疑人的殴打。犯罪嫌疑人夺取邓春秋的物品后进行登记，但是当时并没有索要其财物。 第二、2015年9月23日，杨胜文被骗至传销窝点遭到殴打，芦志鹏没有在场，更不可能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第三、朱向辉作为该窝点主任供述其上级领导是“小李”，芦志鹏不是该窝点的上级领导，没有指示朱向辉等人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3、类似案例当地人民法院没有认定为敲诈勒索罪。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2015）金婺刑初字第1344号刑事判决书，对传销活动中类似案件作出判决，没有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二、犯罪嫌疑人芦志鹏的行为属于非法传销的违法行为，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的严重程度。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各审判员： 受本案上诉人张庆民亲属的委托，由我担任其涉嫌犯贩卖、运输毒品罪一案的二审辩护人。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上诉人张庆民死刑立即执行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无期徒刑；现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第一、一审判决上诉人张庆民死刑立即执行，量刑偏重，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张庆民罪不至死，理由如下： 1、一审判决仅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因一时糊涂替同案犯邹仲亨、禹凯开脱罪行，便彻底否定上诉人张庆民在整个案件的认罪态度是不符合案情事实的。上诉人张庆民自侦查阶段起，便毫无保留地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即便如一审判决错误认为上诉人认罪态度差，但一审判决一方面是以上诉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全部事实作为定案证据，一方面又彻底否认上诉人的认罪态度，属于自相矛盾。其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欠考虑地糊里糊涂地替同案犯邹仲亨、禹凯开脱罪行；因此，无论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做如何认定，不得彻底否定上诉人的自愿认罪态度和坦白行为。 2、本案一审被告人王强多次贩毒合计数量达到1366.4107克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上诉人是第一次贩毒且数量仅为其三分之二即993.379克为何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比前科，均有前科。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上诉人既然在贩毒次数、数量上均没有第一被告人多，特别是贩毒次数就足以证明其社会危害性远远超过了上诉人；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比第一被告人还重的极刑，显然量刑偏重。 3、一审判决对第五被告人邹仲亨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对上诉人张庆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不当区别对待。一审判决认定同案犯邹仲亨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数量、庭审态度均与上诉人相同，唯
秦皇岛律师：故意伤害案成功辩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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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审判员： 受故意伤害一案被告人李××亲属委托，并受ＸX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们作为李××的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席法庭，履行辩护职责。通过庭前的调查了解，尤其是通过参加今天审判长主持下进行的庭审，我们对本案事实有了全面的了解,辩护人认为,XX人民检察院对被告 人李××犯故意伤害罪的指控不能成立,理由是： 一、本案去年已经*＊**人民法院审理，因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已作撤案处理２011年2月28日,＊＊人民检察院曾向＊**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李××、王×亭提起公诉，经开庭审理,因证据不足,＊***人民法院未对二人作出有罪判决，公安机关于２011年８月1３日撤消案件，释放了二人。 二、关于本案新证据——证人张××的证言 公诉机关本次向人民法院以相同罪名再次对被告人李××提起公诉,增加了一份新证据——证人张××的证言。但是，经对该证人证言进行审查、质询,辩护人认为该证人证言不足采信，理由是: １、该证人证言同本案其他证据存在严重矛盾,表现在:（1）在李××是否曾用砖头击打王××头部这一事实上,曾目睹这一过程的证人王×亭、于×胜均称李××当时拿了一块半头砖，但并未用砖头击打过王××,就扔下了。李××的供述也同二人的证言相一致,足以证明李××并
未用砖头击打过王××。而证人张××则称李××用砖头打王××头部致其倒地，与其他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２)在李××把砖头扔在什么地方这一事实上，根据证人于×胜的证言，李××将砖头扔在了三建公司大门口里面西侧小门处了，王×亭、李××也称将砖头扔在大门里面了,而证人张××则称李××将砖头扔在厂门口外东侧了。2、证人张××的证言自身存在众多互相矛盾之处和重大疑点,表现在：（１）对王××倒地前李××、王×亭、王××各自站立的位置这一事实上，张××时而称李××、王×亭、王××三人从保卫科出来，到了大门外边,矮个的(指王×亭)在前边拽着一个高个的(指受害人王××),另一个高点的(指李××）从后侧用砖头打在高个(王××)头上。（见其卷内证言第4页)根据这种说法,当时王×亭应站在最南边，王××在中间，李××在最北边。他时而又称当时被打的人(王××）站在大门南侧两、三米，矮个(王×亭）在王**的东面侧北,王×亭与王××基本面对面,李××在王×亭与王××的西南方向，也就是王××的背后，并从背后用砖头打了王××头部。(见其卷内证言第5页)根据这一说法,当时王×亭应在最北边，王××在中间，而李××在最南边。在同一份证言中，张××对同一事实的两次陈述,李××、王×亭、王××站立的位置全部颠倒，自相矛盾是显而易见的。（3）张××在其证言中陈述了他遇上打架的事的前后经过。根据其陈述,他是从开发区***＊*取黄砂土回来的路上遇到打架的事的。但据我们了解，他所取得黄砂土在＊***一带并不罕见,开发区附近以及＊***桥一带可谓俯拾皆是,有何必要舍近求远到牛家埠取土?此疑点之一。
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 本案的被告人使用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在此之后的两年内，从被害人处陆续取得共计350万元的“利润”。根据本案来说，应该认定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而非抢劫罪。 不管是敲诈勒索罪，还是抢劫罪，都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都可以使用暴力的方法，虽然刑法条文中并未明确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包含暴力，但因为该罪的实质在于引起被害人的恐惧心理进而使其转移财产占有，而暴力同样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在本案中，并不能单纯以被告人实施了暴力行为，且在之后取得了财物就将其定为抢劫罪。 再说，被告人的暴力行为所导致的是被害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而非当场使被害人交付财物。股权转让合同并非是抢劫罪所保护的行为对象，因为合同的签订并不能直接导致财产的转移，合同只有在实际履行阶段才能发挥其原有效力。被害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只是一种承诺，承诺是否真的被践行具有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用抢劫罪评价该案被告人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其实，认定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是行为人是否是在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情形下取得财物，如果被害人只是出于恐惧的心理交付财物，那么只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要强调的是，本案的被告人取得财物是在从用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后的两年，而在暴力胁迫后的两年内，被告人并未再实施任何行为使被害人陷入不得不交付财物的紧急状态，被害人在遭受实际财产损失的时候，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寻求救济避免自己财产受损。然而被害人却乖乖交钱，一方面可能是被害人自己缺乏法律意识，误认为强迫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从而交付财产，另一方面可能是被害人为避免东窗事发而自主处分财产，不管是哪一方面，被害人都不是在无法反抗的状态下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转让自己的财产，而是在遭受暴力后基于恐惧的心理处分的财产。因此，用敲诈勒索罪评价被告人的行为更具合理性。最后，被害人尚未完全丧失意思决定与行动自由，还有从容选择的机会，既保财又保命，则行为的法益侵害与盗窃罪、诈骗罪等纯粹的财产犯相当，不值得以抢劫罪科以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