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
山东保君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颜xx亲属的委托，并指派律师韩东作为被告人颜xx（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查阅了相关案卷并会见了被告人，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定性是准确的，但对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辩护人现结合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与法律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1、被告人主观恶性不大，请法院酌情予以从轻量刑。
首先，被告人的犯罪动机非常的单纯，因被告人与另一被告人王永文关系较好，便与其妻子为王永文的2万元高利贷借款进行了担保（记载于询问笔录第51页，79页、84页），借款期限届满后，因王永文无法按时清偿借款，贷款人只得向被告人要求偿还借款。由此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动机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帮助王永文偿还高利贷，以免除自己的担保责任。辩护人认为，虽然被告人因为“哥们义气”、为了免除自己的还款责任，而帮助王永文实施了贩毒的行为，但是其犯罪动机非常的单纯，其与真正以贩毒为业的贩毒分子不同，其不以贩毒为主要生活来源，其本次贩毒行为具有极强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属于迫于高利贷贷款人对其的压力，临时其意，不是预谋已久，从其所贩卖的毒品得的数量上和动机上也可以明确的看出，所以其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大，是一种法律意识淡薄的体现。另外，从被告人颜xx 本身的情况来看,其女儿颜子轩刚刚出生不满一岁，高利贷
公司给其的压力很大，令其非常的着急，只是很可惜的是被告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自己家庭、为了自己的女儿，帮助朋友还款而犯罪,最终害了自己，但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毕竟不深，请二审法院充分考虑辩护人的意见，酌情对被告人从轻处理。
其次，贩卖毒品也没有从中牟取任何的利益，只是帮助王永文出售。而且，被告人帮助王永文出售毒品仅仅是偶尔的行为，起意贩毒的不是被告人，毒资是被告人王永文的，被告人并没有跟随王永文以及另一被告人丁肇瑞前往成都从而参与到购买、运输并出售毒品的整个过程，只是起到了一个帮助出售的中间人的角色。因此辩护人认为，虽然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刑律，但是毕竟上诉人的主观恶性不大，没有参与到与另外两被告人购买、运输、出售毒品的全部过程，与一般毒品犯罪的主观恶性具有明显的区别，故请二审法院酌情予以从轻处理。
2、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请法院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出售的病毒数量为1.6克，数量很小，而且出售毒品的对象仅为袭著辉一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虽然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但是其出售的数量极少，面向的对象也没有很大的范围，没有造成大量的冰毒广泛的流入社会。辩护人认为，毒品犯罪数量对毒品犯罪的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贩卖毒品数量的多少、以及出售对
象的人员的多少是毒品犯罪案件中社会危害性大小判断的重要因素，因此，结合本案中被告人颜xx的犯罪情况，其社会危害性较小，请二审法院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3、被告人在案发前表现一贯良好，请二审法院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不同于本案其他的被告人，被告人颜xx并不是吸毒人员，2001年9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之后正常工作。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颜xx此前表现一直良好，只是在社会生活中结交了有着不良嗜好的朋友，并有帮朋友担保贷款未还等多种因素的掺杂，最终促成了被告人走上犯罪的道路，但是被告人只是偶犯、初犯，因此请二审法院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4、被告人在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如实、详细的供述了自己所犯的罪行，已有明显的悔恨、改过之心，请法院予以酌情从轻处理。
综上4点所述，上诉人因为交友不慎犯下的错误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之上诉人在归案后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有悔过之心。辩护人恳请法庭能够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其从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面对青春的机会。
辩护人：山东保君律师事务所
韩东律师
2009年12月24日
王宝飞聚众斗殴一案二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海南肖明德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宝飞亲属的委托，并经其本人授权，指派本律师担任王宝飞聚众斗殴一案二审的辩护人，通过庭前调查取证及再次会见被告人，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现针对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有待查明。 1、王宝钢被谁杀死的不清楚，凶手的身份不清楚； 2、凶手是谁邀约去的现场不清楚； 3、卷宗里为什么没有可能邀约凶手的皇后酒吧一个叫“嘉欣”的客户经理的材料和其本人的基本情况？ 4、一审时为什么不通知王宝钢的家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二、本案的部分被告被控罪名与法律规定不符。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说明在聚众斗殴活动中，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的，一律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这是对犯罪的一种转化型规定。但我们看到，在王宝钢被杀害的情况下，一审公诉机关没有将罪名聚众斗殴转换为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一审判决也仅仅根据一审公诉机关所诉罪名进行判决，亦未依法转换罪名。被告人钟祥珊在公安机关的交待足以证明王宝钢的死亡与其邀约、唆使他人行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卷宗177页） 三、王宝飞等人是否构成聚众斗殴罪值得商榷。 从本案的案件发生经过情节上分析，王宝飞、王宝钢等人撤离斗殴现场一百多米后，被人报复追杀，导致王宝钢被杀身亡，
王宝飞等人随即报警，王宝飞等一边将王宝钢送医院抢救，一边等待并随同公安人员到公安机关处理。那么，在王宝飞、王宝钢等人离开发生纠纷现场遭到钟祥珊等人报复前，王宝飞、王梦江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聚众斗殴罪？如果不构成，为什么会因为后来王宝钢被报复杀害结果的发生而构成？从情理上讲，王宝飞同样是受害人，因为王宝钢是王宝飞的同胞兄弟，如果王宝飞因王宝钢被杀而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确实有些匪夷所思。 四、被告人王宝飞系初犯、偶犯，依法可以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 本起聚众犯罪是因简单的民事纠纷引起，并且该犯罪具有偶发性，不同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双方殴斗。一审在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量刑幅度内对王宝飞判处二年零一个月的刑罚，量刑显然过重。 五、为了体现刑罚的公平公正，建议撤销对王宝飞等人的聚众斗殴罪的指控，仅对钟祥珊等人的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辩护律师： 2011年8月8日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张某父亲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出席法庭参加诉讼。为履行辩护人的法定职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斟酌并敬请采纳：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贩卖毒品罪定性错误，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只构成并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鸦片、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本质在于非法贩卖，行为人的目的明确，具有营利性；后者的本质在于单纯持有，行为人目的模糊，具有不可求证性。 （一）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不具备“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贩卖毒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因此其主观方面有两个要素构成，其一，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买进或卖出的；其二，行为人买进毒品的目的是出卖，具有意图关联性。 本案证据证实张某确实是在明知是毒品的情况下，向李某买进了该毒品，之后将其放在自己家的垃圾篓里，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张某购买毒品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出卖给他人获取非法利润。相反，张某的行为目的具有潜在的多种可能性和不可求证性，而张某本人则一再供述，“他本人是吸毒者，看到这批毒品价格便宜，就想买回来自己吸食。”因此，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其行为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相一致。 （二）本案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该罪的立法精神。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设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这一规定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体现，法律之
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陈卫安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被告人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的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庭，参加诉讼。 在受理案件后，我们研究了广东省**县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认真查阅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陈述的犯罪经过，对本案的案情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的罪名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本案中，被告人陈卫安与其他两被告人作为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曾受当地政府委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里的公务仅指国家事务而不包括集体事务。国家事务是指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职能而进行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活动。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既可能是国家事务也可能是集体事务： （1）但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诸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所列举的事务时，属于从事国家事务。因为这些事务属于乡镇基层人民政府的职责，只是由于乡镇政府没有精力和条件单独完成这些工作，往往需要村基层组织予以协助。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协助从事这些工作时就承担了乡镇基层政府的部分职责，属于从事公务，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当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集体事务时，不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意义上的从事公务，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是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公共管理职权的人员，而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府，不具有公共管理职权。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有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依法任命，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不享受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因此从其产生、任命、管理和实际承担的职责来看，若对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既与其实际享有的职权不符，也与其实际享有的待遇不相符，权利义务不对等。 本案中被告人陈卫安应属于第二种从事集体事务的情形，因为被告人陈卫安与其他两名被告人在相应的征地工作完成时，代表村集体领取相应的征地补偿款项起，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管理工作的职责已经履行完毕，相应的补偿款项也在此刻转化为村民小组的集体财产。 因此，被告人陈卫安的身份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要求，其所管理的只是村民的征地补偿款项的集体事务，而非国家事务，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故其行为应该定性为挪用资金罪。 二、本案被告人陈卫安系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
关于XXX盗窃案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委托，指派XX律师担任被告人XXX被指控犯有盗窃罪一案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共犯，应对XXX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处罚。 首先，被告人与甲某没有盗窃的共同故意，双方事前并无通谋。被告人与甲某在集市上约定接到甲的电话到某地点收牛的行为不属于事前通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12月28日关于对窝藏、包庇罪中“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何理解问题的电话答复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所说的“事前通谋”，是指窝藏、包庇犯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之前，就谋划或合谋，答应犯罪分子作案后，给以窝藏或者包庇的，这和刑法总则规定的主客观要件是一致的。本案中被告人只是与甲某约定被动地接到甲某的电话到事前不知道的不固定的多个地点去收牛，且约定时被告人并不知道甲某是否要实施盗窃以及可能实施盗窃的具体的盗窃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如何盗窃等内容。可以认定被告人XXX与甲某并没有事前通谋。 其次，被告人与甲某并没有共同的盗窃行为。 被告人并不知道盗窃的具体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并没有到犯罪现场，也没有帮助甲某实施犯罪行为。而只是在甲某的盗窃行为完成后才被通知到某一地点收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特征，应当对被告人XXX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处罚。 二、被告人有以下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 （一）被告人有立功表现 被告人到案后，如实揭发了甲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应当认定XXX有立功表现。请法庭依据刑法关于立功的规定，对XXX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有以下酌定从轻的刑罚裁量情节 1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不掌握其具体犯罪事实时，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使得本案得以迅速侦破，其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2 被告人积极主动地退还全部赃物，减少了被害人的损失。 综上所述，被告人XXX的行为只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不构成盗窃罪，同时XXX又有立功情节，请合议庭对以上事实和情节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辩护人： 山东XX律师事务所 年X月X日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朱某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朱某某涉嫌聚众斗殴罪一审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我履行了律师职责，反复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详细向被告人朱某某了解了案情，庭审中认真听取了公诉机关指控意见，根据本次庭审结果，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朱某某犯有聚众斗殴罪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指控不能成立。为了更好的支持辩护人的这一观点，辩护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望合议庭给予重视。 一、朱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按照我国刑法体系的要求，当我们要追究某个行为刑事责任时，首先要查明是该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是否是这些要件的有机整体。当某个行为符合了某种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时，才能认定其为犯罪，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就不能认定该行为是犯罪，更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朱某某犯有聚众斗殴罪，在审理聚众斗殴罪时，首先要明确该罪的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取决于具体的法律规定，目前审理聚众斗殴罪的法律依据：一是《刑法》第292条。二是公通字[2008]36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六条：“组织、策划、指挥或者积极参加聚众斗殴的，应当立案追诉。”的法律规定。因《刑法》292条对“聚众斗殴”四个字未作任何解释和说明，而《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六条也没有对“聚众斗殴”法律含义进行界定。目前又没有相关“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的司法解释，而一些学者只是从字面意思来解释什么是“聚众”，什么是“斗殴”。 为了准确界定“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确保司法统一，避免冤案、错案发生，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聚众斗殴罪”的由来及当时的具体法律规定。因“聚众斗殴罪”来自1979年的旧《刑法》，是从1979年旧《刑法》第160条的流氓罪分解出来的四个单独罪名之一，进一步深入到当时流氓罪司法解释当中，发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有“聚众斗殴”的界定标准，该《解答》将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界定为：“聚众斗殴，一般是指出于私仇、争霸或其他流氓动机，而成帮结伙地斗殴，往往造成严重后果。”明确了“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结合目前正在实施的《刑法》第292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中所规定的聚众斗殴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从中得出聚众斗殴罪犯罪构成要件是：一、犯罪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二、犯罪主体是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首要分子”是指聚众斗殴的组织者、指挥者策划者；“积极参加者”是指在斗殴中发挥重要作用者；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主观态势是出于私仇，争霸一方等流氓动机。客观方面表现为成帮结伙地斗殴，并造成严重后果。 回到本案中，结合本案事实来分析本案是否具备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结合本案事实进行分析，为此先回顾一下案件发生
贩毒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阳江市法律援助处的指派，并征得本案被告人梁献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本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参加庭审，现根据本案的事实以及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本案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梁献贩毒罪名无异议，但对贩毒数量有异议。 1）在江城局石湾北路梁献出租屋缴获的毒品不应该计算在贩毒数量里，因为持有不等于贩卖，公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毒品必然用于贩卖；梁献是吸毒人员，虽经二次强制戒毒，都不能戒除毒瘾，完全有可能将其全部吸食。 2）关于指控梁献在被抓获前几天卖给同案被告黎国栋50克冰毒问题，根据黎国栋堂上供述，明确表示该毒品是梁献暂放其处的，公诉人认为，黎国栋在法庭对着法官供述不可信，难道对着公安人员的供述就可信吗？按“事实存疑时应当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该采信黎国栋堂上供述；再说，即使是非法买卖，也需双方合意。因此，并未达成毒品交易，梁献想将该50克海洛因卖给黎国栋，但交易并不成功，没有将毒品卖出，故犯罪形态应为犯罪未遂。 3）根据以上两点，结合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辩护人认为，认定梁献贩毒罪数量应该是：2013年4月初卖给李国栋5克海洛因，2013年清明前卖给黎国栋冰毒20克，卖给梁计再冰毒9克，合计44克海洛因或冰毒。法院应以此数量对梁献定罪量刑。 二、梁献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请处罚情节
1）梁献被公安抓获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有关犯罪事实，且供述稳定，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开庭时当庭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在对梁献量刑时，应该因此轻处10%。 2）梁献无固定工作、收入，也没有其他劳动技能，又是毒品的瘾君子，无法摆脱对毒品的依赖，为了有足够的钱供其吸毒，无奈之余，铤而走险贩卖毒品，其行为具有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期待可能性。 3）梁献为吸毒人员，不是毒品来源，也没有参与毒品走私活动，不是毒品犯罪重点打击对象。 4）梁献此次贩卖毒品犯罪时间短，贩卖的毒品并没有真正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不大，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予从轻处罚。 5）法不外乎人情，梁献女儿只有5岁，如果能够让其在成年之前和父亲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人间美事也。 综上所述，纵观本案全部事实，本案应当和有组织贩毒案件相区别对待，被告梁献认罪态度好且有悔罪表现，请法庭查清事实，从本案实际情况考虑，依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原则，对被告梁献在法定量刑的基础上减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考虑采纳。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沛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从起诉盗窃至起诉职务侵占一起成功的辩护附二审辩护词） 顾某为辽宁某饲料公司保卫科长，他与另一保安员，及一些公司内部生产员工相互配合，将生产原料蛋氨酸和赖氨酸成袋地运出贩卖，从而牟利。此案当地检察院以盗窃罪诉至当地法院。我接受顾某委托为其辩护。庭审中，我提出的辩护观点为起诉书认定窃取数量有误，起诉罪有误，此案各被告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一审判决，采纳了律师意见，改变了起诉书认定的盗窃数量，但罪名上仍以盗窃罪认定。我继续代理二审，中院法院认为原审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今天传来好消息，基层检察院变更并重新送达了起诉书，指控罪名为职务侵占罪。 作为一名律师，感到非常鼓舞，享受到辩护成功的喜悦，也感受到当前司法环境的不断规范.司法机关确实能够严谨认真地对待案件，正确接受不同意见，从而保证司法质量。 下面附上二审的辩护词，可以反映律师关于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区别的一些意见，庭审中律师直述各被告人及公司实名，现将实名隐去。 附：二审辩护词 辩护意见 法庭： 作为被告人顾某某的辩护人，对一审判决书中所认定的各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各项事实所得出的结论恰恰反映了顾某以及其他各被告人应构成职务侵占罪，而非盗窃罪。 根据刑法第271条第1款：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为职务侵占罪。 首先，从犯罪主体上看：除于某外，顾某某及其他被告人皆属某饲料（辽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该公司为外国独资企业（见判决书第6页）。 其次，从犯罪侵犯的对象上看，各被告所窃取的蛋氨酸和赖氨酸是本单位财物。 第三，从犯罪的客观方面上看，各被告人分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辩护人注意到，一审法院之所以认定各被告构成盗窃罪，而非职务侵占罪，是将各被告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错误地认定为“利用工作上的便利”。 辩护人认为，行为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还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一条重要的区分标准是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与其职务是否有关联性，即在其行使职责的情况下能否对相关财物产生约束力。如该财物的转移占有，与行为人的职责无关，仅因熟悉环境、容易混入现场、易接近目标等因素占有财物，则属“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如该财物的转移占有，与行为人的职责有关，其有权对相关财物控制、支配、管理，而不适当行使该权利，则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本案中，各被告人窃取本单位财物，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截留财物，第二步是移出公司。 第一步的行为人为赵某、黄某、常某。对于他们的身份及职责，一审判决书如是认定：“被告人赵某受聘该公司工人，负责小份计量，按配方秤取原料，被告人黄某受聘该公司工人，负责推料，被告人常某是该公司看仓员，负责接取输送玉米（见判决书第6页）”。对于他们截留本单位财物的方式，一审判决如是认定：“白天被告人黄某等人利用工作之便利从该公司库房里推出饲料添加剂蛋氨酸和赖氨酸，被告人赵某等人采取少投入添加剂的方法，将留存的蛋氨酸和赖氨酸藏起来。” 黄某的工作职责就是推料，赵某的工作就是计量、取原料，二人对所窃取的本单位财物，具有职责上的控制、管理关系，显系在“利用职务之便”，而非“利用工作之便”。 第二步是移出公司。这一步的重要行为人为顾某、付某。对于他们的身份及职责，一审判决书如是认定：“被告人顾某受聘某饲料有限公司保卫科长，负责全面安全管理工作；被告人付某系该公司的保安（见判决书第7页）”。对于财物移出公司的方式，一审判决书如是认定：“晚上利用被告人顾某担任公司科长、付某提供公司保安夜间值班看护本公司财物工作上的便利，再将藏起来的蛋氨酸和赖氨酸从围墙扔出公司外，然后用车接走运离公司。” 顾某是保卫科长，其职责是全面安管工作，按公司要求手机常开，晚上有查岗任务，有案情听到报告随时
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 题要 法律援助是政府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为案件当事人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它仅针对一些经济较为困难的当事人或当事人未成年等情况。法律援助律师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之后会为当事人进行辩护，那么，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律师365小编在下文中为您提供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法律援助是政府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为案件当事人提 供的免费法律服务，它仅针对一些经济较为困难的当事人或当事人未成年等情况。法律援助律师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之后会为当事人进行辩护，那么，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小编在下文中为您提供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 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接受江汉区司法局委托，指派我为被告人徐某某提供法律援助。本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某某构成盗窃罪没有异议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 据来看，被告人已经涉嫌盗窃犯罪。因此，对指控的罪名没
有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 (一)被告人属于聋哑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自愿认罪，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犯罪行为固然为法律难容，理应惩罚，但被告人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自主控制能力较弱，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且其家人也表示日后会加强对被告人的看管和治疗，盗取金额也比较少，能够自愿认罪，积极悔改，具有多项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因此，本人建议合议庭按照我国刑罚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被告人宽大处理，给予管制、或者缓刑的处罚，以达到感化教育的功效，促使被告人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参考并采纳。 辩护人：于XX
辩护词（网络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燕某某父亲的委托，并经得被告人的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燕某某故意伤害罪的罪名及管辖权有异议。现就被告人在聚众斗殴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情节及具有从轻、减轻情节发表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指控被告人燕某某故意伤害罪的定性和管辖权存在异议。 本案从被告人投案自首到侦查、起诉阶段都是依照聚众斗殴罪进行的。根据被告人燕某某在聚众斗殴中的地位和作用，起到的是帮助、辅助作用，为从犯，只应当对其参与的犯罪并根据其地位和作用承担责任，不应当对聚众斗殴罪的全部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尤其是不应当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不适用罪名转化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被告人燕某某所涉罪名为聚众斗殴罪，而非故意伤害罪，本案不宜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二、被告人在本案中起到的是帮助、辅助作用，是从犯，不是本案聚众斗殴犯罪的首要分子，不应被认定为主犯。 本案是一起极其特殊的案例，如果不仔细分析案情，被告人很容易被认定为本案的首要分子。辩护人经认真细致地阅读了全部卷宗、两次到昆山市看守所会见被告人、查阅参考相关判例以及刑法学专家对共同犯罪的论述，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从本案整体
上考量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和特征，不难看出：被告人燕某某先因劝架不成，后又被动地参与到犯罪中来，对主要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起到了帮助作用，其主观恶性小，人身伤害及社会危害程度小。 （一）本案犯意的发起者、教唆者、纠集者、组织者和实行者是同案犯刘某，不是被告人。同案犯刘某受到被害人方寻衅滋事无故殴打后，为了报复对方，主动电话给被告人燕某某让其帮忙打架，同案犯刘某行为性质为组织、教唆行为，被告人燕某某是“被组织者、被教唆者”，被告人燕某某一开始并没有参与到犯罪中来，假托“在昆山，回不去”，事实上不想参与到犯罪中来。 恳请合议庭高度关注一个事实，在本案聚众斗殴事件发生之前，被告人就有三次机会不参与到打架事件中，从而断开与聚众斗殴事件的联系。第一次，是在同案被告人刘某在给被告人打的第一个电话时，被告人没有想参与到打架中来，相反目的是劝架，为了息事宁人，消除事端，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民间调解行为，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如果对方接听电话，通过双方协商和沟通，事情可能到此为止了。被告人也不会事实上也没有主动再给任何人打电话挑起事端。第二次，如果同案被告人没有第二个电话，对被告人来说，事情也就到此位臵了，恰恰是刘某在被无辜殴打后，为了报复，找被告人到现场帮助其打架，有着明确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有条件（辩护人请求法庭进一步调查核实事发现场和被告人所在位臵之间的距离以及到达现场的可能性）到现场却没有到现场，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因为被告人是做职业中介的，在正仪镇时间长，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被告人xxx被控贩卖毒品罪二审一案,四川蜀航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xxx之母xxx的委托并指派本律师担任xxx二审辩护人,为充分履行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律师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公诉机关指控xxx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 (一)、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其依据的证据只有xxx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 1、xxx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没有查明。 一审庭审中,被告人xxx陈述称公安机关讯问时存在逼供、诱供情况,称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不属实的,拒绝认罪。对此,一审法院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依法查明xxx有罪供述的真伪,就以xxx的有罪供述作为主要证据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其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 2、本案缺乏关键的物证或相关鉴定结论。 xxx没有吸毒史,没有接触过毒品,至于哪一类毒品是什么样子的,xxx根本不认识。仅凭xxx 供述称送毒品进监室,就认定其送进去的就一定是毒品,这显然属主观臆断。并且xxx的有罪供述所称的送东西进监室的时间、次数等前后陈述均不一致,其中一次供述称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毒品。对毒品来源,xxx的供述也前后不一致,毒品从谁手中购买,购买到的到底是不是毒品等都无法确认。 3、相关证人证言不能形成证据锁链。 证人xxx与xxx、xxx等人本身就是被羁押对象,其与xxx存在利害关系,其中田留忠还与xxx 有过矛盾,这些证人的陈述无论是吸食毒品的时间、次数、毒品的包装等都说得不一致。刘松涛说的是两三次、时间是2010年3-4月份,还有xxx、xx、xxx等人一起吸食,xxx说的时间是2010年5-6月份,xxx是2009年12月份才开始与xxx羁押在一起,其陈述的2010年3月份后才开始与xxx熟悉,xxx根本说不清楚具体时间,xxx根本没有看到过所谓的毒品。这些证人证言作为间接证据,但存在多处不一致,无法形成证据锁链。 4、看守所岗哨严密,监控密布,xxx无作案条件。 看守所是岗哨、监控最为严密的地方,其管理制度非常健全,管理监控极为严格,从外面传递物品进入监室门口须经过三道以上的岗哨进行严格的检查,xxx根本无法携带违禁物品靠近监室的。如果xxx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必然被执勤武警、值班警察、管教等发现,监控也会摄录下其违规违法过程。但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出示看守所内部人员、警察、武警、管教等的任何证人证言,更没有提供相关监控视频、音频资料。 但一审判决却认定公诉机关出示的指控证据“来源合法、相互关联、能证明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贩卖毒品罪。对此,本辩护人不能认同。 《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因此,本辩护人认为认定xxx贩卖毒品犯罪行为还存在很多无法排除的疑问,证据无法做到确实充分。仅凭xxx自己的有罪供述就草率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违背上述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并应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宣告xxx无罪。 (二)、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没有查明毒品的种类、毒品数量、毒品来源及涉案毒品的真假。 1、涉案毒品的种类、数量没有查明,无法做到“罚当其罪”。 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毒品的定罪量刑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一审判决没有查明xxx 到底贩卖了那一类毒品、到底贩卖多少毒品、这些所谓的毒品的来源、存不存在假毒品的可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对被告人刘子豪参与聚众斗殴的定性没有异议，现就量刑方面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刘子豪具备应当从轻、减轻和可以从轻、减轻的情形 1.属未成年人犯罪 被告人刘子豪实施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八周岁，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预防和教育为主的原则，是我国的一贯方针。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早在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准在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审判和矫治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中国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制度》报告向全世界昭示，我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审判中，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尽可能把对未成年犯人身自由的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解释中，都充分体现了上述精神。可见，对未成年人犯的刑事处罚能轻则轻，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最大限度的降低对未成年犯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是我国对未成年人犯审判的一项重要原则。 2.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一审认定被告人刘子豪案发后能自动投案，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参与聚众斗殴罪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但一审在量刑上还有待商榷，恳请二审法官予以考量。 3.参与的部分聚众斗殴为犯罪未遂 一审认定被告人刘子豪参与的部分聚众斗殴为犯罪未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二款对于未遂犯，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实行程度、造成损害的大小、犯罪未得逞的原因等情况，可以比照既遂犯减少基准刑的50%。 二、被告人具有很大教育挽救的空间 1.未受“圈子”沾染，止于聚众斗殴一罪 根据一审检察机关的指控，被告人刘子豪为李阳所收拢，且与胡中华、李培岸、吕嘉诚、张浩、姜维亿、魏子豪等人为同门。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上所列人员除被告人刘子豪止于聚众斗殴一罪外，其他或犯数罪（涉及强奸罪、强迫卖淫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等）或犯相较聚众斗殴更为恶劣的一罪（如强奸罪）。 被告人刘子豪作案时仍处于未成年时期，好胜、冲动、叛逆是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行为特征。加上被告人刘子豪父亲忙于运输盈利养家，母亲疏于管教，导致青春期好胜、冲动、叛逆的行为特征不断放大，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聚众斗殴的犯罪行为和被告人未成年时期的行为特征有着很大的关系，主观上对社会公序无较深的认识，
不构成盗窃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亲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开庭前辩护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赵XX，结合今天法庭调查情况，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 1.在主观方面，赵XX没有和张XX等人共谋盗窃电瓶三轮车，赵XX的主观意愿是想用购买张XX等人的三轮车再进行出售而牟取利益； 2.在客观方面，赵XX没有实施盗窃行为； 3.张XX等人的盗窃行为和赵XX的收购赃物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如果收购赃物是张XX盗窃集团的组成部分，那么赃款也应由犯罪集团统一分配。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赵XX接收电瓶三轮车后，由其丈夫陈XX 高价卖出，从中每辆赚50-60元钱，并不存在销售赃物后与张XX等人共同分配赃款的事实。这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盗车行为与收购赃物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 辩护人认为：收购赃物构成盗窃罪共犯必须具有事前通谋，并且对盗窃必须具有共同协商的行为，事后对盗窃分子所窃赃物予以收购。对“事前通谋”，应理解为“事前共同商议盗窃”。只是连续多次收购赃物不足以认定是事前通谋。本案中，张XX等人盗车前，与赵XX不存在谋划或合谋，赵XX只是知道张XX等人可能要去盗窃，但对张XX等人去盗车的时间、地点、作案的具体目标等均不知情；张XX等人盗车时，赵XX既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就每次特定的盗窃行为对张XX等人进行教唆、组织、或提供帮助（如指示作案目标、时机，提供作案手段，指引作案路线等）；张XX等人是在每次作案得手后才联系、商谈销赃。所以，赵XX主观上与本犯张XX等人事
金某贩毒案件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震远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同意，指派我作为金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庭前我阅读了相关案卷，会见了被告人。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今天法庭调查的结果。现就本案部分事实和量刑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金某第一起贩卖毒品定性和数量有异议。 (一)，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海洛因数量为0.09克，但对其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是否也认定为贩卖毒品的数量不明确。但辩护人认为在其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9包）不应当认定为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数量。 1，从证据角度来说，在被告人金某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认定为贩毒数量的证据不充分。 (1)，根据被告人金某供述可知，2014年1月8日下午15时许，被告人金某通过朋友即证人胡某的介绍从证人张某处购买毒品海洛因约3克左右。2014年1月9日下午14时许，被告人金某将前次从证人张某处购买毒品中部分（即海洛因0.09克）又贩卖给证人张某。可见，首先，毒品交易的双方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张某，在被告人金某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和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均来源于证人张某，证人张某是其上家。
其次，被告人金某购买毒品是为了吸食，而不是为了贩卖。其三，被告人金某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给证人张某也有其原因在内，毕竟其毒品来源于证人张某（包括被告人金某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因为证人急需要少量毒品，被告人金某为了更容易笼络证人张某，增加其一条毒品来源的途径。因此，其贩卖毒品本身比较消极，其本意不是为了获利，主要是担心双方关系破裂，其贩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根据证人张某的证言可知，第一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0点30分），证人张某主动到派出所反映情况即有人贩卖毒品，并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将贩毒人员抓获。证人表示其对贩毒的深恶痛绝，并向公安机关提供贩毒的电话号码。第二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5点40分）证人为了引诱被告人金某贩毒而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整个交易过程。第三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9点40分）证人在2014年1月8日与被告人金某没有见过面。2014年1月7日下午15时左右，证人张某通过朋友即证人胡某的介绍认识卖给其毒品的被告人金某，并互留号码。证人胡某告知被告人金某是贩毒的，以后买毒品可找被告人金某。证人张某主要是陪证人胡某过来的，其与被告人金某没有毒品交易。整个过程均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双方交流，证人张某在小区外面等待，对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交流内容不清楚。由此可见，首先，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是特情引诱产生的贩卖故意。其次，2014年1月7日下午15时左右，不管是否是存在贩毒交
---------------------------------------------------------------范文最新推荐------------------------------------------------------ 律师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市**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定，指派本律师担任阿来涉嫌盗窃罪一案阿来的辩护人，参与今天的庭审。接到指派后，辩护人详细查阅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诉讼文书，结合今天的庭审情况，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首先，鉴于被告人阿来已经自行认罪，而且态度诚恳，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盗窃罪的定性没有异议。 其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阿来有如下法定以及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一、被告人阿来犯罪时已满十六周岁不到十八周岁，系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未成年人从法律上讲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其社会经验缺乏，辨别是 1 / 6
非能力薄弱，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差，思想不成熟，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符合司法理性。 2、被告人阿来归案后认罪态度好，能够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具有坦白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阿来到案后能详细交待所犯的罪行，在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的多次讯问中，对整个作案过程从一开始就主动做了详细的供述，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罪行。被告人在事发时由于年少无知，一时冲动，才触犯刑法。但因其事后向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如实交代事情经过，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改之意，且社会危害程度不大，符合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条件。请合议庭在量刑时能够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在量刑时能予以酌情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阿来无前科，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深，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依法可以酌情减轻或从轻处罚。 四、本案被盗窃财物已被当场追还，被害人的损失得到了挽回，依法可以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 综上所述，被告人阿来系未成年人犯，没有前科，主观恶性相对较
最新整理辩护意见书 XX涉嫌犯罪辩护意见书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父亲XXX的委托，指派苏勇律师作为XX涉嫌犯罪一案一审的法庭辩护人。通过会见被告人，查阅卷档，参与本次庭审，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以被告人涉嫌“聚众斗殴罪、抢劫罪”提起公诉，持有异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XX参与了聚众斗殴事件，但其不构成聚众斗殴罪，被告人参与的索要钱财的行为并不构成抢劫罪，而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辩护人认为，如果被告人XX构成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并可考虑适用缓刑。具体意见如下： 一、XX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201X年X月XX日晚上至19日凌晨聚众斗殴事件的事实是，因本案其中一被告人所谓的“约架”(xxx通知约定特定场所斗殴)，另一被告人的通知，XX参与了此次事件，当时，XX与本案的其他两名被告人在一起上网，二人也就随XX一起去了现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XX一直是被动的，是被支配的，很显然不是首要分子，也不是积极参与者。 在斗殴过程中，XX自始至终没有使用任何对人身可造成较大伤害性的工具，只是参与斗殴。其中，有一个所谓的“单挑”(两个人单独打斗)环节，根据辩护人了解的情况，XX也是受他人指使。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XX不是首要分子，也不是积极参与者，而是被动参加者。 依据我国《刑法》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构成聚众斗殴罪的重要条件是“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与者”，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XX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二、XX不构成抢劫罪，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201X年X月XX日晚发生的索要钱财的行为，被告人XX等人编造事实，以为他人报复的借口，索取受害人潘某等人钱财。这样的一种行为，并不是以暴力直接相威胁，索要钱财。辩护人提请法庭xx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之一，XX在其他被告人对受害人进行肢体接触之后，也对受害人有过轻微的过激行为，但XX此时的行为并不是对方不给财物而施加的，而是对方拒不说出自己的姓名，不便于他们编造虚构情节而施加的; 之二，XX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索要钱财得手后，提出要给受害人一部分钱财，也提出了让其开房间休息，还提出了可以一起去唱歌,当然都被对方拒绝了。这样的行为，很显然表明XX等人行为有寻衅滋事的特征，这要比抢劫罪的主观恶性小很多。 因此，辩护人认为，在这样一起事件当中，存在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强拿硬要等行为，比较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而不应以抢劫罪论处。 三、被告人XX如构成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并可以考虑适用缓刑 (一)XX一贯表现尚可，如构成犯罪，为初犯 根据XX学校与住所地出具的相关材料表明，XX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一贯表现良好，其此次参与的涉嫌犯罪的行为，是其年轻气盛、“好义气”、遇事冲动的原因造成的。如果此次行为构成犯罪，也是其初次犯罪。 (二)XX属于未成年人，在涉嫌犯罪行为当中充当次要作用 XX199X年XX月XX日出生，未满18周岁，属于未成年人。从两次行为的过程看，其处于从属、被支配的地位，充当着次要作用。 (三)XX有自首情节，并积极悔过、退赃，得到受害人谅解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的委托，指派李渝生律师为被告人郑国强提供辩护。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人对公诉人对本案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在此想就本案事实部分做两点说明： 第一，被告人郑国强实施的盗窃行为是5次，而不是121次。公诉人在起诉书中称被告人"通过网上银行先后121次从他人账户非法转入金额30497元到自己的账户"，辩护人认为这一点与事实有出入，疑为公诉人的笔误。公安机关提供的对被告人的讯问笔录第39页和第40页载明，被告人从2000年4月27日至2002年6月中旬先后5次通过网上银行转账121笔，即是说被告人通过网上银行共作案5次而不是121次。 第二，关于盗窃数额巨大的问题。公诉人在起诉书中称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没有异议，但辩护人想说明的是本案被告人盗窃的具体数额是30497元，刚刚达到盗窃罪关于数额巨大的起点30000元，所以辩护人恳请合议庭能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另外，本案中被告人具有如下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首先，从主观上来讲，被告人郑国强的主观恶性不大。被告人郑国强年龄较小，系初犯，以前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工作业绩也不错，系原工作单位培养的年青工作骨干。被告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他平时法律意识不强和一时心存侥幸有很大关系。2001年4月27日，被告人在网吧上网通过网上银行取钱，因输错自己的"阳光卡"账号，发现与自己同期受赠"阳光卡"的持卡人没有及时修改密码，所有的卡只是卡号不同而密码一样。当时，被告人正面临结婚，需要大量花钱而手头并不宽裕，面对这次偶然发现的没有设防的金钱诱惑，被告人没能经受住考验，于是犯下了令他今天后悔没及的错误。当然，这并不能成为其犯罪的借口，究其犯罪的根源，应该说是由于挣钱少而又面对没有设防的金钱诱惑的原因，加上他自己自我约束、控制能力比较差，再加上结婚需要钱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果没有以上因素的促成，被告人可能不会走上犯罪道路，还有可能继续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青年。因此，可以认为，被告人通过自己懂得的一点计算机知识，利用受害人的麻痹大意，走上犯罪道路，只是一念之差，心存侥幸所致，比起那些惯犯，或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来讲，其主观恶性并不算大。 其次，从犯罪后果来讲，本案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被告人只是秘密地侵犯财产权，没有对他人的生命健康及人身权利构成危害。因每个受害人损失的金额较小，除有一位受害人报案外，没有其他反应，说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给社会造成大的危害。另外，案发后被告人及其家属马上就退还了全部赃款，挽回了受害人的损失，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由于其犯罪行为而造成的后果。 第三，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从庭审的证据可以看出，本案能够顺利地得以侦破，被告人积极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整个案件的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从被告人的口供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能积极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也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