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信托业发展亟待突破瓶颈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针对信托业的监管新规“层出不穷”。基础设施、银信合作、证券投资、房地产信托……这些原本支撑着行业发展的主力产品被一一“点名”，清理规范。众多信托公司在奋力突围的同时，不禁对未来发展感到疑虑重重。日前，在沪召开的首届中国信托业峰会上，信托业的定位、市场边界、赢利模式等当前最紧迫的话题引起业界热议。有专家表示，“十二五”将成为信托公司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真正担当起“资产管理者”的角色，做真正的“信托”，已成为摆在整个行业面前的一道难题
行业增长“逆市飘红”
12月2日，“2010年中国信托业峰会”在上海召开。作为覆盖全行业的首届权威峰会，本次会议对信托业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而信托业自2007年新“两规”颁布后的飞速发展也被广泛肯定。
据统计，截至2010年10月31日，全国信托公司自营资产合计1351.4亿元，负债合计179.96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171.44亿元。管理的信托资产合计30103.71亿元，已经跨越3万亿元大关，与2004年末2102亿元的信托资产规模相比，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增长近15倍。与此同时，今年前三季度，信托公司累计实现经营收入109.42亿元，其中利息收入15.31亿元，信托业务收入58.33亿元，投资收益31.18亿元，利润总额76亿元。行业人均利润134万元，在全国金融业中处于较高水平。
中国信托业协会名誉会长王世宏认为，目前中国信托业已进入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这表现在行业不仅平稳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信托业务规模还在复杂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取得了年增长60%的好成绩。
在王世宏看来，中国信托业伴随着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由于在法律上、认识上和实践中，对信托功能定位问题没有厘清，导致整个行业发展走了一些弯路，“30年的发展起起伏伏，几经清理整顿，道路曲折而艰辛。”2001年《信托法》颁布，特别是2007年新“两规”的颁布，明确了信托公司作为专业理财机构的功能定位，正本清源，回归主业，为其后的市场扩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世宏表示，今年以来，全行业勇于探索创新、不断进取，在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业务、主动管理型信托业务、基金化信托产品等诸多方面都实现了质的突破。今年，全行业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已经突破3万亿元，比新“两规”出台前的2006年增长了近6倍。“行业整体经营状况优良、利润不断增长，业务模式、盈利模式、法人治理结构及行业的发展方向等逐步明确和改善，为下一步全面提升资产管理能力，顺利实
现内涵式增长，最终实现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除了肯定信托公司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监管部门也借此次会议，着力解释了接连出台行业规范性文件的考虑，及对信托公司未来发展的定位。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指出，信托公司要以“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转变信托发展方式，放宽视野，立足长远，更新认识和观念、更新业务，改变信托业务的类信贷化，使信托公司发展成为真正的专业理财机构。
蔡鄂生表示，目前信托公司的发展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并不是无法逾越的。在“十五”期间，信托公司的发展也曾阻碍重重。当时，德隆系两家信托被关闭，浙江金信也给关闭了，还有好几家公司被重组。但最终信托业还是走出困境，发展到了现在这个规模，就是凭借了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受益于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二是信托公司自身认识、观念、业务的更新。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信托公司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业务，找准自己的定位，不要老想着和其他行业抢现成的。“信托不是银行，信托公司也不是做借贷的，不能光考虑利率水平。信托公司需要真正为高净值客户做‘代客理财’，这项业务主要看信托公司的团队能力、专业知识和服务水平是否跟得上。不管怎么说，信托公司未来只能靠这个。”
蔡鄂生认为，只有信托公司的大多数客户都是自己的，才能真正做到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信托公司未来市场的发展前景才会特别广阔。“如果信托公司可以做到80%的客户都是自己的，20%的客户是银行之类介绍的，信托公司才是真正做到代人理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客户，才能按照客户的诉求来考虑怎么设计产品。”
至于房地产信托这种业务模式是不是还适应下一步发展的问题，蔡鄂生表示，“四证”齐全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基本轮不到信托公司去做。尽管信托公司有自己的辨别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房地产信托没有风险，信托公司还是尽可能回到本源业务上来。
银监会非银部主任柯卡生则直接为信托公司点出了未来发展的几大领域：一是充分发挥“受托人”角色，开发低风险信托产品；二是研究创新设立中长期“私募基金型信托计划”；三是开展QDII业务，最终将信托公司打造成为面向合格投资者、主要提供资产管理、投资银行业务等服务的专业理财机构。
急需摆脱“发展—整顿”怪圈
今年，银监会加强了对信托业务的规范。先是出台银信合作新规，要求银行将表外资产在明年底
前转入表内；继而是出台《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对信托公司实行净资本管理；10月中下旬又出台了对房地产信托业务的风险提示。这种整顿的频率和范围，让不少业界人士联想起了之前五次整顿的“愁云惨淡”，信托业是否又将走入“发展—整顿—再发展—再整顿”的怪圈？
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所长周小明形象化地总结了30年来信托业走过的轨迹，“前20年，信托是高度银行化的混业机构，在这个阶段，大家除了信托没干，什么都干了；后10年，转身成为主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这段时间，又变成了除了信托能干，什么都不能干。”似乎也正是这种定位的不明晰为信托带来了多次行业性的大整顿。
信托业专家邢成梳理了行业一路发展的历程。他表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信托充当了先头兵和试验田的角色，比如全国第一家IPO、全国第一家证券营业部、全国第一支境外证券等都是由信托公司完成的。这种辉煌不应该也不需要否定。但是，其后由于多数人对信托的内在规律并不理解，既不清楚信托的行业定位是什么，又缺少对行业宏观发展战略和方向的政策引导，再加上相关政策法规严重滞后和缺失，信托业逐步滑向混乱的边缘。“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大多数信托公司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信托本源业务，反而利用转型期出现的政策空白，进行金融体外运作，结果是‘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邢成说，在1999年到2002年7月的4年时间里，国家陆续出台了《信托法》和《信托管理办法》，按照一个省市保留一到两家信托公司的基本原则，信托公司数量由1999年的230多家锐减到59家。这个期间虽然也有极少数的几家公司，像上海的上海国投、新华信托2009年完成了重新登记，但是由于相关的法规没有出台，也要和其他大部分没有完成登记的信托公司一样，全部的业务都处在冻结和停滞的状态。所以当时的信托公司处境十分的尴尬，
之后，随着“一法两规”的颁布实施，信托公司开始重新探索业务，并逐步绽放本身的“光彩”。在这期间，超过50%的信托公司引进了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股权机构实现了巨大的转变；很多信托公司重新完成了登记，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最出彩的是信托资产规模跳跃式增长，从2007年的9622亿元、2008年的1.24万亿元、2009年超过2万亿元，直到今年三季度超过3万亿元，四年之中增加了近10倍。但与市场扩容成对比的是，大多数信托公司盲目追求“金融百货”，开展的业务同质性很强，投资领域过于分散和宽泛，基本没有经营特色可言。这也成为引发
此次银监会接连下文指示风险的“导火索”。
“我们要清楚，信托公司理财产品跟银行的理财产品是有本质不同的。银行理财产品是允许保底保息的，或者是保底不保息。但是在信托理财里面，不能以任何方式承诺保底。如果我们说只收1%到2%的管理佣金，收益是锁定的，风险是开放的，这就意味着信托公司赚的钱是锁定的，而承担的风险却是无限大的，这其中就蕴含无限风险。还有些信托公司盲目追逐热点，到处打新股、投资二级市场、房地产遍地开发，这些债务风险像‘滚雪球’一样，最终引来监管层的担忧。”
周小明认为，要摆脱信托业“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怪圈，就必须实现三方面的理性回归：一是，恢复社会对信托业价值正面性的认识；二是，在政策层面上，建立良性互动的合力监管体系；三是，从经营上，要塑造全行业的信托文化。“信托文化核心就是合规、守信、有能，这是整个行业必须坚守的职业准则。”
转型面临多层瓶颈
面对监管层的着力引导以及市场的强大压力，信托公司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成为专为高净值客户服务的“资产管家”，是信托业毋庸置疑的终极目标。然而，在高端理财市场上，信托面临来自银行、基金、券商、保险等其他金融行业的强有力竞争，前景不甚乐观。
华润深国投信托公司总经理孟扬认为，虽然目前整个信托的规模超过3万亿元，比基金的规模都大，但怎么看都有些“虚胖”的感觉。“现在信托公司全行业的信托规模都在增长，但是收益却在下降。而且，经常是我们开疆拓土的领域，最后都成为了别人的主业，结果是干得很辛苦，但赚得并不多。”孟扬把信托比作是金融业中的“制造业”，从某些方面来说，理财市场目前的这种乱象正在打击信托创新的积极性。“6年前，我们开创了证券信托的模式。去年年底我们又推出了自主管理的信托基金模式，一年下来我们两只产品都跑赢了沪深300，这些都证明了我们的自主管理能力。”然而，随着证监会暂停了信托公司的证券新账户申领工作，目前此类的证券信托已不复昔日的鼎盛。
事实上，与证券信托的遭遇相同，在证券市场上，信托公司正遭遇多重“围堵”。信托公司的IPO上市始终难以推进，所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项目利用股票市场“退出”也被屡屡驳回。虽有银监会出面就该类问题与证监会沟通，但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一项得到解决。
而被信托视为生命线的“银信合作”理财，也因银行控制信贷总量“触礁”。华融信托总裁陈明理表示，对于一个行业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生存
问题不解决，谈不上发展，也谈不上创新。“现阶段信托公司的现实是，离开银行还是无法生存，或者是生存得不好。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说，这一块融资业务，如果没有银信合作就无法做下去。因此，在加强主动管理的前提下，我认为银信合作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而对于一直把基础设施信托作为支柱产品重点打造的百瑞信托来说，从去年开始的基础设施信托整顿也让他们感到举步维艰。“现在大家在谈基础设施产品的时候，好象有点谈过气明星的味道。但我觉得基础设施信托还没有完全走到尽头，它的发展前景还很大。”百瑞信托总裁马磊说，今年基础设施信托业务规模锐减，原因一是由于政府融资平台业务进行规范清理，二就是由于银信合作受到了限制。但从目前来看，基础设施信托的资金需求空间还是特别巨大，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它的基础设施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但是在郑州，基础设施落下的课程很多，需要补课的地方也很多。举个例子，今年夏天郑州市下了一场大雨，这场雨造成了排水系统不畅，大半城市交通瘫痪。另外，这个城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运营的地铁。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潜力。因此，监管层是否也应该考虑不同项目的特点，尽可能不要‘一刀切’。”
对于信托公司发展的种种瓶颈，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还没有完善的信托法制，信托公司在体制上“先天不足”。“2001年信托法出台，标志着中国信托业开始进入了法律规范的运行轨道。但这部法律规定了信托是什么，但在落实的时候，并没有把‘什么是信托’说清楚，使得市场上许多带有典型信托特征的产品没有带入信托法的规范范畴，反而成为只是约束信托公司的法律。”王国刚指出，目前发行的券商集合类理财产品、基金“一对多”产品甚至包括保险的理财产品，从骨子里其实都是基于信托关心的产品，但换了个名字、摘掉“信托”的帽子反而不受信托法约束。“这样就变成‘你可干的事我可干，我可干的事你不能干’，对信托公司来说很不公平，也导致了目前理财市场的‘乱象’。”
除此之外，信托操作体系的不完善，也给信托发展带来很多不利条件。有一位公司的老总表示，从信托公司自身的角度来说，其实十分不希望做期限过短的业务。因为，“每年都在兑付，太累了”。但是由于信托产品的交易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场所，造成流动性不足，所以在产品设计上这就成为一个短板。“所以我们强烈呼吁，希望监管
层在信托登记制度、信托产品的交易场所方面有所突破，帮助信托公司解决这个大难题。”
立足现实增强核心竞争力
对于信托业感到耿耿于怀的法制不完善的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指出，信托业要面对现实，错位竞争。“现在实行的这种分业监管现状，在整体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全盘推翻的可能性不大。对此，信托公司要有清醒的认识。只能面对现实，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加快创新。”
吴晓灵指出，面对资产管理行业激烈的竞争，信托行业的优势，首先就在财产权的传承、代表和收益分配的私募财产管理领域。“信托业面对的是高净值客户进行全方位理财的管理，这是一个无人与之抗衡的优势。”虽然现行法律没有给证券信托投资空间，但信托业却可以在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和融资租赁领域大展拳脚。
吴晓灵强调，融资租赁与信托业的结合将是一个广阔的市场。目前我国融资租赁没有资金来源渠道，包括有金融牌照的融资租赁公司，资金来源也是非常有限的。若融资租赁公司都从银行融资金的话，此门不能开得太大。而融资租赁与信托结合是一个方向，把一个有资产的工具和有资金来源的工具结合起来，会开辟出不小的空间。“如果我们信托公司可以在13亿人当中找到自己的客户群的话，那就是很大的市场。”在建议信托业要进行错位竞争的同时，吴晓灵则进一步呼吁，信托公司应成为真正的资产管理人而不仅仅当一个“通道”。“信托不要老当通道，应该自己做一个管理人，这也是银监会这么几年来，屡屡下文件，来规范信托业的一个苦衷所在，希望大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管理人。”
柯卡生在鼓励信托公司创新时，也表示将对信托公司研究创设私募基金计划提供实质支持。以前信托公司通过股权投资、收购等方式，开发了资源类的跨境业务。未来信托公司可以在这项业务上有所突破，配合国内企业走出去。每个产品的设立由信托公司自主研发，但事先要向银监会报告，并经过审查，按照风险可控，成本核算，信息披露充分的原则把握。这类私募基金的最低规模为五个亿，期限在两年以上。
“我们要做好事前的评估，同时更重要的还要争取得到人民银行的大力支持。争取看能不能在银行间的市场跨行交易。”柯卡生指出，信托公司要实施主动管理，受托管理费可以在2%左右，甚至更高。今后如果每家公司可以管理三到五个这样的基金，将更有利于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也表示，上海正积极向中国银监会争取，
在上海建立全国的信托信息登记中心，并得到证监会的支持。
“我们正在积极地向中国银监会争取，能不能在上海建立全国的信托信息登记中心。”屠光绍指出，建立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信托登记中心，对于下一步规范信托市场，在基础设施的支持和配套上能起到积极作用。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上海有优势和条件可以把它建好。
屠光绍同时表示，上海将积极地支持和鼓励信托业发展创新，尤其是服务的创新、产品的创新，以及各个方面的一些创新，通过上海更好地先行先试，为信托业下一步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