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
1．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翌年立即召开，坚持在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2．无力制止贪污。3．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
萧功秦：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
清末现代化过程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清末新政的立宪之争体现的就是这种深刻的两难矛盾。这种两难困境导致清末现代化处于进退失据的两难困境：要通过集权的开明专制来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政治整合，则清政权已经陷入合法性危机；要通过加快立宪来扩大政治参与，则由于立宪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缺乏，而导致政治整合的严重困难。这种两难矛盾是清末新政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我从保路运动这一个案分析中指出，权威合法性已经大量流失的政府，即使推行的国策是基本正确的，合理的，由于缺乏权威与驾驭改革的能力，也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反抗而使改革失败。清末推行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政策总体上是合理的，却因地方势力与革命派相结合而引发不满现实的民众的共同抵制，最后导致清朝的崩溃。
杨小川则认为，“皇权弱化注定了宪政的短期而亡”，“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宪政失败的根源”。
孙代尧、王文章认为由于清统治者“动机极其狭隘，内部纷争”，也“由于满清朝廷失去了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所应必备的权威，因此，清末…新政?最后也未有任何功效，并且反而成了清朝崩溃的催化剂”。
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探析
从新政领导和施行者的素质与个性上看
首先，中央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清末政治制度改革的前期领导是慈禧太后，后期是摄政王载沣。纵观慈禧一生，思想并不守旧。认为她同意改革“不过是对于国内不满的搪塞、贿赂和对于外国无力的软弱屈服，都是政府无能的表现”〔5〕（［美］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中译本中华书局第15—17页）。其次，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使改革流于形式。从上述可知清末新政的施行，没有一个完整的过程，中间出现了无数的断点，使得政策的施行没有很好的衔接上，这必然导致新政失败的命运。
从新政受到的阻力上看
就社会经济的问题进行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包括财政的不足，政府腐败等方面。首先，严重的财政困难是造成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经费问题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8）（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06页不但未能搜集到改革所需的资财，反而激发了民众对清廷和宪政改革的抵触情绪”（9）（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26页）完全使得新政无法正常的运作。在这些种种阻力之下，清朝统治者必然会没有勇气去面对，见好就收，不会让新政阻碍自己发财的道路的，所以新政失败在所难免。
从新政的结果上看
首先，科举制的废除“斩断了两千多年来逐渐累积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堵塞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之途，从而“割断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的传统联系，直接破坏了原先的支持系统与社会基础，使原来效忠于清廷的士绅阶层变为无所凭依、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12）（赵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探析》，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 年第 5 期），并不断将其推到自己的反面去，加剧了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分化与解体；革新学制和奖励游学，并没有获得多少为清王朝所用的人才，反而培养出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具有新思想，新的价值观，更是王朝的掘墓人，而非拥护者；主要是由于清朝统治者采取了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初,便确立了师法日本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清政府没有考虑到两国国情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又没有考虑到两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区别,故而使这种拿来主义变成了东施效颦。清政府一厢情愿地把日本模式移植过来,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
赵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探析》，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 年第5 期）
萧功秦清末新政与当代变革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人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就是试图从这一角度入手，展开对近代中国史的考察的。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在面对挑战过程中形成的危机，改革精英面对危机而形成的焦虑感，他们在解读西方制度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思维方式，以及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而作出的政治选择，危机时期的决策政治中心面对的困境，以及权威流失产生的各种效应，均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失败命运。
转型时期的政治权威面临那些挑战?首先，一个落后民族面对的外部危机与列强压力，一方面固然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改革，另一方面，这种危机的深化又会极大地削弱执政者的权威，并反过来引诱统治者去从事力不从心的大幅度改革，以重新取得失去的权威，这就会使政权陷入一种饮鸠止渴的恶性循环：大幅度改革缺乏地方上实验的机会就匆匆出台，会进一步把事情弄得更坏，由于统治者已经缺乏足够的权威来控制局面，导致失控，进一步失去权威，这又进一步迫使统治者走向更进一步改革。如此循环。
其次，统治者的权威资源还受到以下这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信仰与政治神话会在世俗化过程中逐渐"风化"，这就会使执政者的权威合法性失去以往的保护层，又例如，官僚阶层在经济上的机会增多，会进一步使各级官员腐败的程度加深。又例如，改革决策过程中的失误，新旧转轨过程中的政令不行，均会进一步削弱原来的权威合法资源。从改革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新政时期的清政权就是不断面临以上这些问题的困扰并日益陷入困境的。
二是制度主义思维方式对人们政治选择的影响问题。这里指的制度主义思维，指的是那种认为存在着一种良好的普遍适用于任何社会与任何时代的制度，它已经现成地存在于西方，并已经在发挥良好的效能，只要我们中国人把这种制度拿过来用，西方的效能也可以在中国实现，一切困难可以迎刃而解，由于制度主义不承认制度实施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因此，中国人感到危机压力越大，文化挫折感越强，他们要求引入这一制度的愿望就越强，其结果就会导致严重的脱序，引发失范型危机。中国人对立宪制度的误解并进而推行立宪就体现了这种制度主义思路。
在清末新政中，对西方立宪政治的文化误读，把西方立宪单纯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便工具，而没有意识到西方制度是历史上长期演变过来的，而且受到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民俗等因素的支持，才得以产生效能。由于中国并不存在这些社会因素的支持，简单地移植西方制度只能导致更为严重的"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失范。这种文化误读可以说是自清末
以来一百年中的中国人在不同时代都会重复犯的错误。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筹备立宪的改革，使各种请愿运动与立宪活动合法化，从而提前地把人们压抑多年的各种政治诉求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这些政治要求从长远来说，无疑都是合理的，然而在改革伊始阶段，又是无法实现的。转型期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超越条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诉求，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引起不同阶层的政治挫折感的叠加，并形成反政府的同盟，保路运动中地方主义派、民族主义者、同盟会的革命派、商办铁路公司的既得利益者、受摊派之苦的农民、激进的立宪派，这些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居然在反对路权国有这个基本正确的国策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实在是一个生动鲜明的例子。
第三，清末新政中的另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急诊室悖论"与改革中的两难选择问题。在是不是应该筹备立宪，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筹备立宪，均会使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内部产生严重的分歧，并进而引发政治冲突。更有甚者，危机的压力又会进一步使清朝决策层出现两难选择局面。例如，一种人认为，由于危机严重，立宪条件不成熟，立宪改革应该缓行。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定正因为危机严重，所以必须加快立宪才能摆脱危机。前一意见以立宪条件不足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构成改革中的现实保守派与稳健派，后一种意见以危机压力下激进改革的必要性为出发点，从而构成改革中的激进派。这种情况如同面对急诊室中的危重病人，在医生中出现保守疗法派与激进疗法派一样。其实这是一种两难选择。
第四个问题，是改革症候群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重迭在一起，就导致总危机的爆发，这一总危机实际上就体现为我们所说的保路运动形成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中有权威合法性危机问题，有制度主义引发的立宪运动的激进化，使地方分利集团通过立宪政治参与来与国家争利并煽起冲突。有改革综合症问题，保路运动正是这些矛盾的结合点。我们可以通过保路运动这一个案的研究认识到，权威合法性已经大量流失的政府，即使推行的国策是基本正确的，合理的，由于缺乏权威与驾驭改革的能力，也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反抗而使改革失败。清末推行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政策总体上是合理的，却因地方势力与革命派相结合而引发不满现实的民众的共同抵制，最后导致清朝的崩溃。这一实例足以给人深思。
论清末新政中的集权吴海萍
新政时期清廷愈演愈烈的集权措施不仅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矛盾,加剧了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而且强化了满清统治阶级内部本以严重的派系斗争,更加刺激了汉族群众的民族情感,使满汉民族矛盾趋向白热化。总之,慈禧、载沣先后在清末新政中推行变本加厉的集权措施,无异于作茧自缚,刺激了诸多矛盾,加速了清廷的迅速灭亡。对此,载沣的决策失误、操作失度应付主要责任。
清末新政失败论议谢俊美
从清朝主观方面来说，清末政治制度改革是在清朝面临严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只是想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君宪制度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摆脱重重危机，为自己谋求一条生路。改革的目的与改革本身的矛盾，给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为了自救，它必须进行一些真正的改革；另一方面，若真的实行宪政，势必要放弃很大部分统治权，结果只能导致自己统治的削弱，这又非清政府所愿。清政府就是在这种非常矛盾的情况下开展改革的。清政府从未想把改革认真地进行下去，尤其是对新政的关键部分如责任内阁、议会的建立和召开，一再敷衍、拖延，或迫于舆论的压力、万不得已而举办，并加以改头换面，结果引起各方面的反感并遭到谴责。
一、改革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二、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使改革流于形式三、众多中小官吏对新政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认识，甚至持反对态度。四、
严重的财政困难是造成改革失败的又一原因。五、盲目仿效日本立宪做法，给改革带来了无穷灾难，直接导致立宪派对清政府的背离，加速改革的失败。六、列强对清政府的改革持冷谈态度。
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比较
摘要：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依次出现，启动并推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两次新政的主要内容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并且都是在重要的对外民族战争以后出现的，这是两次新政的共性所在。但是这两次新政在其各自的历史原因、在推进过程中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新政发动者与所处的时代中心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看待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需要我们客观分析。 关键词：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中国近代化资本主义近代化 洋务运动简介:洋务运动是在19 世纪60 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其主要领导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他们被称为“洋务派” 。他们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成员为了维护自身在清政府存在前提下获得的利益，他们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立近代企业，兴办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 、自强、求富是洋务派的口号。 清末新政简介:清末新政是指1901—1911 年，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的危亡，迎合新兴阶级的需要而进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 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在我国近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现就以下几方面对它们进行比较。 历史背景及目的 历史背景方面 相似之处：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 有着非常类似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民起义斗争的沉重打击。洋务运动开始时,正是太平天国进行激烈抗争的时期。洋务派大企业创立时,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仍有太平天国余部、捻军及各少数民族起义继续战斗。在太平军旗与捻军勇猛冲击下,八旗绿营一触即溃,土崩瓦解,清朝政府不得不动员汉族地主组织团练, 产生了湘军和淮军等地方军队势力。清末新政比洋务运动晚了四十年。当时,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刚刚被镇压下去,但人民起义斗争仍然没有结束。在这种形势下,穷途末路的清朝政府搞起了新政。 其次,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入侵。洋务运动开始时,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
[收稿日期]2005-12-23 [作者简介]杨冬磊(198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旧权威的衰亡 ———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 杨冬磊 (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上海 20037) [摘 要]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 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 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时 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 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 物。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 [关键词]新政;旧权威;整顿吏治;新军;科举制;振兴实业;改革瓶颈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96(2006)01-0070-02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与八国联军战争,以慈禧为首的 清朝皇室逃亡西安,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 机。政治危机带来的《辛丑条约》被迫支付的4.5亿元巨额赔 款,以及之后在军事上、外交上主权的丧失殆尽,最终使清廷翻 然醒悟,开始了一场旨在自救的革新运动———即清末新政改 革。此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 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挽救因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带来的旧传统权 威的不断丧失,从而达到统治地位的转危为安。然而民族危机 下传统社会中改革的瓶颈效应(改革之目的乃为旧权威创造新 的通知合法性。其实现同时需要一定旧权威的存在支持,然而 改革的进行却又在不断的消减这样的合法性支持),最终未能 使没落的清王朝达到其改革的初衷,改革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而清政府却没有能力与决心妥善处之。最终,改革反而加速了 传统权威的衰亡。一、业已存在的信任危机戊戌年间,因甲午战败而导致的光绪皇帝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人人皆庆幸“吾国终可富强矣”。这体现在 清末曾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所提到的那样:“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1](P360)然而,不幸的是此次变法运动终因领导者———无实权的皇帝采用的过激行为而促成的反对派最大的联合,瞬间将变法扼杀于摇篮。然而,令人啼笑的是,时隔6年之后,这些曾经凶残镇压旨“变法图强” 改革的罪魁祸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又一次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其动机和效果自然遭到了国人的怀疑,使国人产生了一种“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做秀感。加之改革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腐化堕落本性在民众内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决定“新政”改革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这对于旧权威改革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无疑是“原罪”性的。“假维新”、“伪变法”之说层出不穷。就连曾是清廷卫道士的梁启超也曾以此等词句相讥。改革者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权威影响已大不如前。二、整顿吏治收效甚微,财政危机引来统治阶层腐败的变本加厉乾嘉以来,统治阶层的腐败业已成风,清末新政却未能在整顿腐败上有所作为,反而使贪官污吏者借以新政巧立名目,聚敛 钱财,情况之严重随着新政期间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所带来 的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更显巨之。众所周知,一项改革的成败除决策的正确与否之外,还要求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清末新政时期,经济困难却出现了某些恶性循环。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2](P306)由此可见,清廷要推行新政,必须投入必要的改革经费。然而,严重的财政危机却使此项经费无从来源。致使,清廷一面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敷衍了事,一面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榨取名目之多,手段之苛为民之怨声载道。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性的榨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 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毒害,至于不可纪极。”[3](P309)其腐败之厉不言自明。这样,在民看来,政府已不再是为民之所愿,官吏也不再为民之父母了。改革者的权威遭到了削弱,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引发了质疑。三、效忠国家而非效忠王朝的新军“1840年以来外侮的不断屈辱局面亟需一支现代化的强大 武装力量来加以改变;同时,一个愈来愈感到由于人民的不信 任而产生的统治危机的政权也必定更多地依靠掌握在手中的武装力量。”[4](P224)因此,出于对外患与内乱的考量与应对,军事改革,特别是新军的编练顺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这支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看来算是极高的军队却未能 成为改革者用以维护旧权威的利器反而异化为促成其旧权威衰亡的催化剂。首先,新军的编练从筹饷到训练成军,皆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并且,所募之军均为“土著”———即招募之兵需在此省居住并有家,此一要求无疑增加了所编军队的地方独立性。加之中央对地方财权、军队控制有限,当王朝面临政治危机之时,新军的效忠与否更多地取决于王朝对于各省督抚的 政治威慑与控制(这在当时显然已是 “微不足道”的了),而非取决于旧权威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所产生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这 在当时,更是 “驱之即散”的)。其次,新军的官兵,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大部来源于国内新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或是被派遣出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这些军官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对于历史的发展潮流,特别是介于此种潮流之下的清王朝 的腐败、无能,看得更为清楚。由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激进反清者的极力拉拢与鼓动,在他们心中,对旧王朝权威的效忠已经转化为对“新国家”的憧憬。至此,旧权威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捍卫者和支持者,权威丧失已无可挽回。 四、科举制的废除———一项近似于“休克疗法”的改革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宣布“自丙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 科考试亦即停止。”[5](P5394)至此,在中国自隋唐以来,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止。首先,科举制的停废就现代化的意义上讲,无疑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不仅加剧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更从观念上转变了士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的无知顺从。而后者更是为民 众,特别是为原有社会精英的民主参政意识的提升提供了必不 第23卷 第1期 河 北 建 筑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社 科 版) Vol 123 No 112006年3月 Journal of H 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ocial S cience Edition ) Mar 12006
清末新政的原因 一、改革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清末政治制度改革的前期领导是慈禧太后，后期是摄政王载沣。纵观慈禧一生，思想并不守旧。不过她日常关注较多的是她个人的权势、地位。1898年在顽固大臣的挑唆和包围下，西太后一手扑灭了戊戌变法，然而两年之后，她又在西安亲自颁谕宣布变法，1905年则进一步接受臣僚的意见，同意实行宪政。慈禧对于变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给人以一种感觉，认为她同意改革“不过是对于国内不满的搪塞、贿赂和对于外国无力的软弱屈服，都是政府无能的表现”〔2〕。使人们对她发动改革的诚意表示怀疑。不过，由于她临朝听政数十年，掌握清朝大权，尽管有人对立宪不满和怀疑，但惮于她的专制淫威，对她的懿旨懿训还不敢违抗，在她去世前，各种新政尚能照常推行，朝政大局也尚能保持相对稳定。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使王朝失掉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加速了人们久已期待的内部崩溃的危险”〔3〕。继承皇位的是3岁的溥仪，由其父载沣监国。载沣主持朝政，使“朝廷当时失去了中心人物，令人发生一种空虚之感”〔4〕。“他没有时代所需要的魄力和才干”〔5〕。皇族内部围绕着权力，明争暗斗。光绪帝的皇后隆裕太后与载沣不谐。当时满洲贵族新派人物、两江总督端方是载沣的左右手，1904年11月隆裕太后借故解除了端方的职务，想以对端方的罢免“在政治上制服摄政王”。在朝政的处理上，载沣“施治寡术，用人无方”。他监国后，有见大权旁落，深感皇室的危险，拼命加强皇族集权。官制改革中，政要多用亲贵，竭力排斥和打击汉族官僚。他以戊戌年间袁世凯曾出卖其兄光绪，借口袁有“足疾”，解除袁的兵柄，将他逐回河南老家。湖广总督张之洞有见于此，“震惊无所措”，为求自保，自动交出所编新军，请改隶陆军部，于是，载沣任命铁良为兵部尚书，将兵权收归到自己手中。载沣的所作所为“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一切努力只是拼命抵挡或推迟国家的破产和政治革命”〔6〕。在第一届责任内阁中，新内阁以奕劻为首，皇族成员占了5名，且掌握军事、财政、外交等重要部门。载沣这样做，只是“形式上的加强，非但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且这种做法只能激起汉人的排满情绪”〔7〕，“越发加深种族的反感……并认识到当此内忧外患日深之时，为了保住国家，决不能把政权交给如此自私自利的满洲朝廷”〔8〕。从而使统治集团内部本来就已很深的矛盾更加激化。主持军机处和外务部、负责官制改革实际领导的庆亲王奕劻素以贪黩著称，与其子载振屡遭言官弹劾，奕劻怀疑言官受大学士瞿鸿禨指使，唆使学士恽毓鼎弹劾瞿，又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结果瞿被革职开缺回籍。领导集团内部如此，其他各部尚书之间也是势如水火，互相攻击。学部尚书张百熙与侍郎唐绍仪“因事互相揭参”，结果张遭到申饬，开缺归里，忧愤成疾去世。1907年云贵总督岑春煊入京任邮传部尚书，弹劾靠贿赂而当上侍郎的朱宝奎，为奕劻所不容，于是借口广东会党起事，调岑为两广总督，将岑逐出京师。岑行至沪上，托疾不行，拒绝赴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如此，而其他“在位诸臣，人各有心，或阳奉阴违，或始勤而终怠”。这就严重削弱了对政治改革的领导，加深了王朝统治的危机。 二、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使改革流于形式。
浅论保守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用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的话来说，如果将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算做第一波改革开放，经历1902年清末新政到1937年抗战之间的第二波，再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由第三波进入第四波，由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向更全面和彻底的改革开放。这一波的走向与成败，将影响深远。激进与保守的选择，在每一波改革开放中均引起难以回避的巨大争议和现实后果。现在，中国又站上一个重要节点。自柳传志、王瑛之争以来，企业家群体中，对现实也呈现出不同的判断和选择。有分歧很正常，在巨大的转型中，被认为的“激进主义者”也好，自以为的“保守主义者”也好，只要言之成理，其声音都值得一听。正是在心平气和的对话而非被操控的各种情绪中，明辨的公民，理性的底盘社会，才会逐渐形成。 以前常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够革命，回头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坚持保守必要的社会秩序，愿意妥协，谋求逐步改良的心态。杨子云的新书《站在常识一边》，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集中呈现了一些企业家的观点与分析。这些观点和分析，在此文中，被归纳为“保守主义”。 但“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涵义非常清晰的词汇。亨廷顿说：“当社会的基础受到威胁时，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提醒人们一
些制度的必要性和一些现存实践的好处。”基于认识论上的谦虚，保守主义者不认为谁能掌握社会变革的总钥匙和总规律，所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哈耶克的思想，在一些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群体中都颇受认同，他同样主张认识论上的谦逊，主张自由秩序的自然扩张与演进。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恰恰曾写过一篇名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批评保守主义缺乏自己的方向，划清了反对基于理性狂妄的激进变革与顽固守旧之间的界限。如果说他保守，显然，他保守的是自由自发的社会与宪治秩序。 或许，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要继续自问：保守什么？因何保守？如何保守？ 中国恰逢19世纪以来的激进运动，在20世纪实践中央计划经济，距离商业文明越来越远。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至今仍是未竟之业。 从历史角度来思考，真正的原罪是旧体制的原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清理旧体制原罪的过程，通过清理旧体制原罪，解放生产力。 公权力本身的改革是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搞清楚政府的性质，其作用边界，对把握改革方向和实质改革起着“牵牛鼻子”的作用。 政府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而不是臵身局外，因此以一种全
【以史为鉴】浅论山东大学历史上的四次灭亡危机 开端：新政遗产，光绪御批，时代产物 如果说戊戌变法留下了唯一遗产是一个京师大学堂，清末新政留下了的就是山东大学堂。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上已经宣布了清政府的灭亡，可怜光绪也算得上一代明君，终究没能扛得住历史的车轮。慈禧虽然平定变法，但是变法已经深入人心。无奈之下，慈禧玩了个换汤不换药，实行所谓的“新政”，“内阁”清一色的王爷贝勒，咱们不提此节。但是这个“新政”给中国留下了几许遗产，山东大学就是其一。 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是被派来平定义和团运动的，“袁大总统”也确实有几把刷子，三下五除二干掉了几个义和团“大师兄”。袁世凯一到山东就请义和团几个大师兄吃饭，酒过三巡，问道：尔等真个刀枪不入？答：然！老袁说：那好，咱们到后院试试吧。几声枪响，大师兄们死了。义和团的真实面目这里也不再细谈，卸磨杀驴的活计清政府还是干的很漂亮的。 回归正题，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一听上面要玩“新政”，好家伙，走着……一纸奏章直达天庭：咱们建个山东大学堂吧？光绪这点权利还是有点：准奏！ 实际上，山东大学堂创办就是为了迎合清政府的“新政”，但是山东大学却结结实实的就此扎根，谁能想，这一走就是一个世纪。 第一回：辞旧迎新，远走岛城 山东大学建立起来了，但是此后的20多年风风雨雨，其实并不如意。先后有六个专门学校和山大分分合合，一所大学的能量是抗不过乱世的风风雨雨的。 1928年，北伐大军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全国。翻看历史书，似乎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政府干掉北洋政府，山大归属也跟着转移到国民政府手里。 山大校史是这样写的“1928年，国民北伐军进抵山东，奉系军阀败逃。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制造了“五、三”惨丅案。在动乱中，学校经费无着，随即停办。”一同停办的还有私立青岛大学。 “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下令在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 蔡元培不愧是中国大学办学行家，力主山东大学搬到青岛筹备，与私立青岛大学合为一处。当时的教育部长蒋梦麟也不愧为著名教育家，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1929年6月，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令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 “1930年4月，国丅民党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丅立。” 很多人污蔑山大校史不清都提这么一段，说山大真正的历史就是从30年开始。但是我们说话要有证据，山大从济南到青岛，两年时间虽然已经停办，但是人员师资教学物资都在，而且山东大学筹办委员会和后来的国立青岛大学筹办委员会也是和山大前后相承，所以山大并没有断。
辛亥革命的发起和其失败的原因与启示 回眸九十三年前的辛亥革命，它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座不朽的里程碑。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还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却以失败告终,其中失败的原因及其启示,都很耐人寻味. 1.历史回顾 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因为1911年为旧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不久组成了临时参议院，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政权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窃取，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宣告失败。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一次“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它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 1.1辛亥革命的过程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旧历为辛亥年故名。1894年，孙中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团体兴中会。1905年，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此后，资产阶段革命派一方面批评君主立宪派反对革命的谬论，传播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发动了一系列的反清武装起义，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给帝国主义，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湖北革命党人利用保路运动的时机，于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清朝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退位。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政权最后被大地主大实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窃取，革命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此以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的资本主义继续向前发展。然而，它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2.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
简析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改良 ——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 摘要：20世纪初，清政府为国内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实施一些“新政”措施，其中包括修订与狱政管理有关的法律。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全国各地新式监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新式的狱政管理制度，使当时的狱政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中国新式监狱的转型。受传统监狱管理制度以及观念的影响，清末监狱改革仍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清末监狱改良京师模范监狱 北京市宣武区有两条著名的街道：半步桥和自新路，据说这两个地名来源于坐落于此的京师第一监狱。犯人戴着脚镣只能走半步，但是犯人在这里走向了自新。因狱中的五排监舍以中心岗楼为圆心散射开去，状似王八，故俗称“王八楼”。京师模范监狱兴建于1910年，起因是清末迫于国内国际形势，必须抛弃笞、杖、徒、流等刑罚，引入现代监狱管理体制。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市监狱。 一．京师模范监狱的缘起及建造过程 监狱作为执行刑罚的场所，是体现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监狱始终被看作是野蛮和黑暗的象征。鸦片战争以后，监狱改良思潮迅速兴起，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清末统治者为解决其政治困境，不得不打起“预备立宪’的旗号，为了响应这一旗号，光绪31年(1905年)诏令载泽、载鸿慈等五大臣分赴各国考查宪政。回国后，奏准将刑部为法部，设典狱司掌管全国狱政，并改“刑部监”为“管守所”。光绪34年(1908年) 在京师法律学堂内增设监狱专修科，请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担任教授。并协助草拟监狱法律。 当时很多大臣都极力主张设立新式监狱，法律修订大臣沈家本就是其中之一。清政府也认识到了建立新式监狱的必要性，在清政府的催促之下，不仅在京筹建新监狱，还通令各省一律筹建新式监狱，新式模范监狱的建设工作在各省陆续展开。京师模范监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并成为当时新式监狱中的模范。 监狱的选址是法部在奏请获准后，清政府实拨地120亩，作新监狱建设用地。这里原是前清八旗(满蒙汉军)校场旧址。监狱的规划设计由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博士负责，设备
清末新政的成败 2011-10-03 第09版：中外历史 作者：高放来源：学习时报字数：6181 清廷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1898年镇压了维新派的戊戌变法之后，很快引发了 1900年义和团的暴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在国难加深的险境下，慈禧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大清王朝的世代威权，不得不从 1901年重新开启变法，推行新政。以往史学界对新政多加否定，甚至认为“新政实际上是一种苛政”。这有失偏颇。我认为清末新政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政府在新世纪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清末新政历经10年多，大体上可分为前5年与后5年两个时期，在经济、政治、军事、文教、法制方面的成就后期比之前期更为显著。但是新政终归失败。其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非常值得重新总结。 经济方面，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较快。1902年 2月的上谕强调提出：“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同时又指明：“振兴农工商业，以保利权。”（《光绪朝东华录》总节 4830页）可见振兴农工商业，旨在保护国家利益主权以抵御外国资本入侵，这个宗旨是明确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尤其是义和团的内乱和八国联军的外祸给农业造成很大破坏，所以新政从恢复农业起步。主要措施是激励开荒屯田，扩大耕地面积，改进农业技术，大力兴修水利。由官方兴办农事试验场，是破天
荒的新举措。1902年首先在保定办一所农事试验场，1906年进而在福州、北京、济南、盛京（沈阳）等地增设开办，引进日、美等国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和新农具（如洋犁、畜力机器、割麦器、玉米自束器）等。现代化工业也开始由官方倡导。1901年开始由北京进而在多省设立工艺局或劝工局，用招股办法开办股份制企业。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并举。我国的民族工矿企业到1901年仅有156家，到1911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就达到700多家，资本总额拥有1.3亿元，产业工人增加到60万人。20世纪的头10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高峰。新政期间铁路发展尤其迅速，到1911年约达9000公里，比1895年约增长20倍。其中京张铁路在詹天佑总工程师领导下从1905年开工到1909年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完全自立自建，又有“詹天佑挂钩”的创新，震惊中外。电报、电话业务开始独立自立发展。1905年北京建立的京师华商电气公司，发电设备为150千瓦。这是我国自办的第一个发电厂，标志着我国迎接世界电气化新时代的开端。电气化开始起步。1905年天津首建电产品工厂（制造电震子、起电盘、电铃、电池等），1906年天津出现有轨电车，1907年上海设官办市内电话局。工商业和金融业随即获得新发展。清廷于 1903年设商部，鼓励各地兴办商业公司、轮船公司，保护私营商业权益。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第一次有明显迅速增长，1907年比1900年几近翻一番。部分商品如耐火材料、棉纺织品、面粉等开始投进国际市场。1903年开设铸造银钱总厂，发
浅谈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 提要 回顾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的政治变革，到辛 亥革命的彻底推翻帝制，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一直在经历着改革和革命，并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并且持续实践着。本文从近代历史改良与革命演变的事实出发，浅谈改良与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以及改良与革命的关系。 关键字中国近代史改良革命影响关系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改良派革命派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因为在这两百年来，外国侵略及民族 问题的日益深化，中国社会已经走向了边缘．但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在这期间，中国人民经历了水深火热的两百年，中国也在改良与革命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当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中国究竟该走改革这条路还是革命这条路,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矛头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其中，由于领导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旨 在反对清朝统治，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单靠农民不可能建立一个区别于封建王朝的新政权，因此太平天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毕竟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为此后的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它本身不能算是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都是典型的革命。 ＂ （一）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也曾试图走改良的道路，但由于腐败的清政府 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特权，不愿意进行真正的改良，因此，这条路走不通。（二）辛亥革命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才发生的，而是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清政府 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导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原因不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三）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为新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没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没有无
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清朝最后十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时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满清皇室威严丧尽，颜面扫地。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走狗，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社会矛盾加剧。在统治内外交困之际，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宣布实行“新政”，企图力挽狂澜，延续统治。然而事与愿违，“新政”非但没有能够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反而半路夭折，连累清王朝本身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垮台。这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比洋务运动更能体现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决心与实效更具有社会转型色彩的“新政”会失败，而成为清朝灭亡的助推器呢？就我理解，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一、改革者魄力不足，“新政”具有欺骗性 亨廷顿认为，“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成功者必须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⑴细数世界史上改革成功的案例，德国有“铁血宰相”俾斯麦，俄罗斯有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日本有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等，而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人。主持这次改革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先看慈禧，虽不能说慈禧没有做过一点好事，但作为封建专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代表，她绝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她大半生都是在政治权力中度过，她关注的是如何维护自身权力，如何让清政府免于灭亡，至于救亡图存不过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她或许具有改革的意识，但是她并没有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的能力，而在国人心中，她只是个擅玩小聪明的权利狂，“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再看载沣，他比慈禧太后没有能力也没有手段还没有威望。他主持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驱逐袁世凯、重用亲贵、成立皇族内阁、拒绝立宪派的请愿及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等，均激化了社会矛盾，起到了反面作用。有这样的改革者，改革焉有不败之理？ 再者说，“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统治，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根基，因而被斥责为“假维新”“伪变法”，陈天华曾说﹕“见从前守旧惹的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人耳目”。⑵从1901年1月颁布了所谓变法诏，说要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但是回避了变法自强的关键——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几个月回国后，向慈禧太后力陈实行宪政以达到皇位永固，内乱可弥的母的，清廷才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预备立宪”上谕，宣称要“仿行宪政”，这才勉强与政治改革沾点边。但其根本原则仍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所谓“新政”做的不过是发展实业、充实武备以及办学堂、办警察、清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更何况新政还有讨洋人欢心之意，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签订和约的用意。买办官僚盛宣怀看到前引变法上谕后即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释前嫌。”他为清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这样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实质。 二、国内财政拮据，社会矛盾全面激化
如何评价“清末新政”，在史学界尚有明显的分歧。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的后果、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略抒管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清末新政的后果。历时10年的清末新政，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笔者认为，正确估量新政的后果，是确认它的历史地位的关键。 清末新政的推行，其消极作用是明显的。 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对此已有多论，此不赘述。 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
浅论中国从清末变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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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从清末变法至今 的法律主要变化过程 摘要：中国的法律制度从古至今一直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清朝末年以来，中国社会连续发生了巨大的动荡，传统社会形态遭到彻底颠覆，伴随之的，是法律制度的不断变更。从清末直至民国的推崇宪政，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再到如今依法治国早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法制化进程正在逐步从历史的尘埃里走出来，立法更加完善，法律制度更加健全。 关键词：预备立宪《临时约法》1982年宪法依法治国 一、清末新政 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预备立宪，立法改革，以及以领事裁判权为代表的司法制度的改革。 在预备立宪问题上，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它的附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民众的自由与权利，然而《钦定宪法大纲》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其重心就在于维护君权。由于清政府这种步步为营的顽固与愚昧的态度，彻底丧失了可能的同盟军——立宪派，也丧失了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在立法方面，包括《大清新刑律》在内，清末的立法大多没有来得及颁布，颁布的也没有来得及施行，但是对后来中华民国的立法影响却很大，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也都带有清末立法
的影子。而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里面，大部分都是消极、倒退的，尤其是领事裁判权的确立。 在种种的进步条文与保守思想的交错碰撞下，清末的法律改革终于在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下匆匆收场。然而清末的改革已经为日后中国的法制进步揭开了序幕，很多新政的条文在后来的法律中都被借鉴。 二、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辛亥革命结束后的一个月里，南方独立省份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1912年1月1日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在会上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部组织大纲与清末的新政相似，都把重点放在了政治体制上，简单而言，一是总统制，二是两权分立，三是一院制。所谓总统制，是类似于美国式的强势总统制；两权分立是指临时大总统行使行政权，临时参议员行使立法权，而司法并未独立；所谓一院制，就是立法机构由临时参议院一院构成。总的来讲，这部修改后的组织大纲给予了总统相当大的权力，这是相当危险的。 之后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宪法。其中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体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体采用了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此外，还规定了国家的版图，规定了人民的权力和义务，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与民族工业。 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相比，《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相对缩小了大总统的权力，而进一步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对临时约法的修改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 袁世凯上台后，梦想复辟，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这显然是
清末新政失败原因和启示 内容摘要：20世纪初，内外交困的清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旨在挽救统治危局的革新运动，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自身局限，改革终告失败，清政府最终走向覆亡。 关键字：清政府、不得不、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宪政、辛亥革命 1．改革背景 那是一个值得全中华儿女永远铭记的时期。八国联军侵华，尽管有义和团战士和部分清军的英勇抗敌，但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中国战败了。首都北京成了侵略者烧杀抢掠的天堂，中华民族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屈辱和深重灾难。侵略者是无情的，在弱肉强食法则的支配下，她们奉行了一套侵略逻辑：我打了你一棍，震痛了我的手，所以你必须付出代价。向侵略者祈求或投降是无用的，反而会遭嘲笑、鄙视和变本加厉的侵略。全民族奋起抗争，并把斗争的矛头越来越多的指向了腐败的清政府。 清政府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展开了垂死的挣扎。对外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背负上巨额外债；另外，由于清政府的岁收入不足以支付巨额外债，而不得不向列强进行政治大借款。这样清政府就不得不每年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和借款利息，而财力匮乏的清廷不得不将此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一方面，老百姓不得不支付清廷的沉重赋税；另一方面，各级管理更借收税之名巧立名目，对广大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敲诈。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奋起反抗，深刻震撼了清朝统治。再者，甲午战争抗击八国联军的失败，清政府治理国家的自主权受到极大削弱，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而这更暴露了清政府的虚弱，人民群众对清政府的失望是革命党获得了更大的市场，清廷统治危机进一步加剧。面对摇摇欲坠的统治，最高统治者慈禧老太后坐不住了，不得不改弦更张，抓起了两年前拼死反对的维新变法的大旗。 2．对改革措施的评价 早在慈禧逃难西安的时候，就发布了改革上諭，痛下决心改革图强。改革是从经济领域里开始的，不能不说清廷的的经济改革是一场推进经济近代化。首先，从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看，都是为了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不仅适应了世界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大趋势，而且还有利于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在同外国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更重要的是笼络了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扩大了统治基础，稳定了统治秩序；其次，这种经济改革也有利与人们思想的解放，是清政府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创新。以往朝代，她们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重农抑商，而清政府却大力鼓励发展工商业，不能不说是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否定，而对这一实行了数千年政策的否定确实需要极大的改革魄力﹑决心和勇气；同时，这种政策也是对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农本商末”、“重义轻利”思想的巨大冲击，引起了人们价值关念的巨大变化，人们的价值追求开始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由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清廷的的经济的改革是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经济改革的成果来看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新设立的资本额超过万元的民族资本厂矿达800家，资本总额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 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
第九讲：“他败”抑或“自败”：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 教学目标： 识记、认知清末新政在不同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正确理解清末新政失败的“他败论”和“自败论”两种观点。通过学界对清末新政的不同看法，客观评价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树立对历史事件，正确、客观的评价观。 教学重点： 1、清末“新政”的主要改革措施。 2、正确对清末新政的进行评价。 教学难点： 1、如何理解学界对清末新政失败的“他败论”和“自败论”两种观点。 2、探讨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时，如何树立对历史事件正确的评价观 教学内容： 一、清末“新政”的概况 第一阶段主要推出了官制、学制、兵制、工商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另还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法令。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清末新政进入第二阶段，核心是进行体制变更。主要内容包括：宣布“预备立宪期”，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成立咨议局，全国成立资政院；成立责任内阁等。 二、学术界有关清末新政失败原因的探讨 （1）“他败论”。其基本观点是“辛亥革命导致了清末新政的中断”。 （2） “自败”论。将清末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内部因素，认为即便没有辛亥革命，清末新政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3）综合因素影响。 三、探讨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韬略层面上：看“新政”重大战略出台的动机、时机。 谋略层面上：看清政府有关“新政”改革的整体规划 。 策略层面上：看清政府如何处理推行“新政”过程中所碰到的两难困境。 晚清最后十年，清政府厉行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方方面面发动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宣布改革的恰恰是不久前发动戊戌政变的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