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清末改革之清末新政
关键词：清末新政改革中国现代化进程失败经验教训
清朝末期，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风雨飘摇，内有农民的不断反抗，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在内忧外患之际，清政府也做了一些“挣扎”即清末改革，主要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下面以清末新政为例，评述一下清末的改革。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府继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之后，在最后十年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改革运动，它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清末新政最终以清朝的灭亡而告终，其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必然
清政府近代以来所实行的每一次变革，大多是在国家经历了外来侵略、民族面临危机的背景下所做出的被动反应。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生存与自救，但也正是如此推动了清政府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现代化的尝试和努力，也才有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这三次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因此，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必然。
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了变法改革的谕旨“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以闻”。[1]这份诏书实际是清政府全面推行变法新政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一)从清末新政的内容看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推动
新政改革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在政治制度层面，从“改官制”扩展到“预备立宪”，并探索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在经济制度层面，从奖励农工商业扩展到试图确立以个人为本位的财产权制度；在军事制度层面，从编练新军扩展到确立现代军制；在文教制度层面，从建立学堂、废除科举扩展到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可谓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运动。
1. 政治改革：前期主要是整顿吏治，裁撤合并中央和地方一些旧有机构，同时创立商部、学部，改总理衙门为外交部等。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遂开始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厘定中央官制，确立司法独立和自治原则，设资政院、咨议局，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一系列新的法规等。政治改革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开始了君主立宪的实践，开始由君主专制制度向现代政治迈步。清末新政改革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改革方向。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大纲，尽管君主仍有很大权力，但也提出了司法、行政、立法的分立问题；设立了资政院、咨议局，作为成立正式国会的准备；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筹建各级审判厅，实行州县、城镇地方自治，这些改革尽管很不彻底，但都是对原有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改造，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2.经济改革：设商部，其地位仅次于外交部。可见清王朝对振兴工商业的重视。制定商
律，颁行了一系列商法，保护工商业的社会地位。虽然大多流于形式，但它毕竟符合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客观要求。奖励工商业者多属官样文章，但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有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劝办商会，根据商会颁行的《商会简明章程》，“全国凡商务繁庶之区，无论是否省会，均应设立商务总会，商务稍次之地则设立分会，各分会分别隶属本省总会。”据不完全统计，清政十年全国共设商务总会23处，分会733处，遍布全国24个省。[2]
“正是有了商会，才使资产阶级有组织地参与社会重大政治改革运动”，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一系列积极改革措施，受到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投资实业热潮兴起，这一热潮成为推动早期现代化过程的强劲动力。新政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发展。
从1902年，清廷连降谕旨，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工矿、铁路，并取得显著成效。民间投资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的国家投资总额。在冶矿业方面，从1872——1911年40年共投资4100万元，而1905年——1909年的5年间投资共近1600万元。铁路方面，1895年仅400公里，至1911年已达9600公里。这一时期可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3.教育改革：其内容是停科举，设学堂，奖游学，采用现代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科举制
的废除加速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演进，“代表着中国与过去一刀两断”。“使整个社会失去了特有制度体系。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不亚于一场革命。”实行现代学制，兴办新式学堂，使新政时期学生数量激增。自1901年，不断下诏令各省派学生出国游学，而且公费鼓励，还派宗室八旗子弟出国留学，“广为造就”“图治育大” [3]当时主要去往日本留学，因为“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访行”。[4]当然，清政府教育改革的本意在于因应时势，培养既忠于朝廷又懂得西方的后补官员，但是留学的学生系统地接受了当时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先进成果，不再是主张开明专制、预备立宪，而是倡导民主共和，他们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推动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4.军事改革：改革兵制，1901年清廷下谕停止武举，淘汰绿营，编练新军，制定新军军制，
设立各种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赴外学习军事以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新军是清政府为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建立的然而新军的相当多部分以后逐渐被革命党人所掌握，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新军成为一支反清力量，是清朝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制定新军军制，成为现代军队的雏形。创立军事学堂及派留学生学习军事造就了一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民族意识的队伍。
5.其次，清末新政还涉及社会习俗的改革，像准许满汉通婚，禁止妇女缠足，严禁鸦片等
都取得部分成效。
从清末新政改革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场改革是符合生产力和化发展要求、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性。从变革的时效来看，它取得的改革成就超过了以往的历次改革。在新政的十多年时间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夭折，但由于这次改革发生在中国现代化历程已启动的时期，所以新政一开始就不自觉地纳入现代化的运行轨道，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二)清末新政的失败
清末新政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断，清政府又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半个世纪以来，清政府自上而下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轨最终没有成功。究其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新政本质是借改革欺骗人民，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因此，改革破产是必然的结果。
第二：国家政权的强弱是引导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获得各阶层普遍支持的、高效的中央政权是现代化获得成功的前提和保证，而强有力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则更多依赖一个具有现
代意识的、高效的、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核心。而20世纪初的清政府，已是一个权威丧失、中央政权软弱的领导班子，无力领导这一变革。清末新政的前期领导者是慈禧，后期是载沣，这些传统统治者目光短浅，因循守旧，缺乏现代化的强烈意识。慈禧关心的是个人权势和地位，没有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任何意识。她之所以主持新政，“不过是对于国内不满的搪塞，贿赂和对于外国无力的软弱屈服”。而载沣因其“施政寡术，用人无力”，在新政推动中，犯下一系列重大错误，导致满汉之间、朝官与疆吏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尖锐，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大分裂，使得清政府的政权合力遭到极大削弱，决定了晚清政权不仅无力领导清末这一全面的现代化变革，而且势必走向崩溃。
第三：统治者延误了现代化变革的时机是清末新政失败的又一原因。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后起国家，起步越晚，形势越复杂。由于清政府一味坚持君主专制和皇族集权，把近代化特别是政治近代化的任务一直拖到20世纪初，此时，国际国内形势极其复杂，决定了新政一旦推行，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导致失败。
20世纪初的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沦为洋人的朝廷，权威扫地，政治资源丧失殆尽， 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的庚子赔款，造成清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无力支撑新政的需要，只好增加苛捐杂税，盘剥人民，结果招致人民对新政的不满，引发普遍的反清斗争，使支持现代化变革所需的社会认同无法形成。新政期间，此起彼伏的民变与声浪日隆的反清革命给新政笼罩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第四：另外，此时的世界形势大大加剧了清末新政改革的风险。这一时期，壮大了的资产阶级受西方各种现代化方案学说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并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不同的宪政改革方案。他们对政治现代化的要求越来越高，革命派鼓吹民主共和，立宪派则要求君主立宪，与清政府开明的君主专制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冲突。面临危局，清政府却不能审时度势，调整政策，作出让步，与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立宪派合作，扩大其政权基础， 反而在筹备立宪的每个环节上与立宪派冲突抵触，最终使本来在一定程度上想支持清廷的立宪派与其决裂，转向革命，加速了清末立宪的失败。
综上所述，清末新政的改革是近代中国社会新旧变迁的重要环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它对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了重要作用，尽管，新政措施中有不少是其迫于形势对资产阶级作出的让步，但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文化，教育，近代军事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进步意义是勿庸置疑的。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清政府主持的“新政”
这一现代化的尝试，为的是挽救和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推行的结果不但没起到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反而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培养造就了异己的社会力量，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三)经验与教训
“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历史学，正如革命的时代需要革命的历史学一样。”[5]清末新政是上个世纪大变革时代的政治革新运动，它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虽然有本质上的不同，但作为力图在保持原有政治秩序连续性条件下的同种政治变迁的方式，二者必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理论的反思服务于现实的实践，任何脱离实践的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对清末新政进行重新思考与分析，其终极目的莫过于希望在考察当时的改革者们为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矛盾所进行的各种尝试中，获得某种有益的启迪，从而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现代化改革提供良好的理论与政策指导。
清末新政的经验和教训，在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借鉴但当时的三权分立原则之权利的制衡，在我国当今要司法独立，全国人大立法，国务院管理行政事务，达到相互监督，是行政机制有效运行；在经济改革方面，重视三大产业大发展，农业、工业、商业协调进步，共同发展，不能重农抑商，亦不能重商轻农；在教育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不可一尊独大，要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然而自己也要勇于创新，实现思想大进步，文化大发展。在军事方面：巩固国防，加强中国的国防建设，不但要有高素质的军队，而且要有先进的武器装备，等等。
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评述清末改革 摘要：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加重。这一时期的中国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先后进行了多次变革，这些改革历经了洋务运动、戊戍维新、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四个阶段。改革的目的虽然只是挽救清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改革是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迈进的。受形势所迫，政府高层不得不发动改革。此后，改革便成为时代潮流，不可遏阻，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入。改革没有达到它的最初与直接目的，但改革的启示、经验教训对现实中国的改革依然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引语：清朝末年，内外交困的危局唤起王朝统治者的自救意识，从而上演了一场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四步曲构成的改革运动。这三场改革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迈出了面向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仍有重大借鉴意义。 关键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经验教训 一、起步——洋务运动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是惊醒了魏源等少数中下层政府官员，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圆明园的那把大火则彻底震惊了整个清王朝。而洋务运动就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经过两次战争，中国出现了一批较为开明的统治阶级官员，他们较为关心国家命运，探究失败原因，认为外国只是船坚炮利，若学习了西方造船与制造武器技术，中国便不会失败。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大偏差，但是他们迈出了走出封建的第一步，睁眼看世界由他们开始，限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思想并没有付诸行动。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等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接受部分开明思想，他们认为“办洋务，师夷长技，造炮舰，可以剿发捻，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在清政府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首肯下，洋务派成员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他们的指导思想后来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虽然兴办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这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洋务运动的改革范围包括科技、军事、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1.兴办近代企业，他们从自身目的出发，首先兴办军事工业。包括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大的工业项目，对现在仍有很大影
[收稿日期]2005-12-23 [作者简介]杨冬磊(198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旧权威的衰亡 ———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 杨冬磊 (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上海 20037) [摘 要]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 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 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时 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 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 物。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 [关键词]新政;旧权威;整顿吏治;新军;科举制;振兴实业;改革瓶颈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96(2006)01-0070-02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与八国联军战争,以慈禧为首的 清朝皇室逃亡西安,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 机。政治危机带来的《辛丑条约》被迫支付的4.5亿元巨额赔 款,以及之后在军事上、外交上主权的丧失殆尽,最终使清廷翻 然醒悟,开始了一场旨在自救的革新运动———即清末新政改 革。此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 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挽救因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带来的旧传统权 威的不断丧失,从而达到统治地位的转危为安。然而民族危机 下传统社会中改革的瓶颈效应(改革之目的乃为旧权威创造新 的通知合法性。其实现同时需要一定旧权威的存在支持,然而 改革的进行却又在不断的消减这样的合法性支持),最终未能 使没落的清王朝达到其改革的初衷,改革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而清政府却没有能力与决心妥善处之。最终,改革反而加速了 传统权威的衰亡。一、业已存在的信任危机戊戌年间,因甲午战败而导致的光绪皇帝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人人皆庆幸“吾国终可富强矣”。这体现在 清末曾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所提到的那样:“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1](P360)然而,不幸的是此次变法运动终因领导者———无实权的皇帝采用的过激行为而促成的反对派最大的联合,瞬间将变法扼杀于摇篮。然而,令人啼笑的是,时隔6年之后,这些曾经凶残镇压旨“变法图强” 改革的罪魁祸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又一次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其动机和效果自然遭到了国人的怀疑,使国人产生了一种“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做秀感。加之改革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腐化堕落本性在民众内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决定“新政”改革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这对于旧权威改革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无疑是“原罪”性的。“假维新”、“伪变法”之说层出不穷。就连曾是清廷卫道士的梁启超也曾以此等词句相讥。改革者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权威影响已大不如前。二、整顿吏治收效甚微,财政危机引来统治阶层腐败的变本加厉乾嘉以来,统治阶层的腐败业已成风,清末新政却未能在整顿腐败上有所作为,反而使贪官污吏者借以新政巧立名目,聚敛 钱财,情况之严重随着新政期间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所带来 的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更显巨之。众所周知,一项改革的成败除决策的正确与否之外,还要求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清末新政时期,经济困难却出现了某些恶性循环。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2](P306)由此可见,清廷要推行新政,必须投入必要的改革经费。然而,严重的财政危机却使此项经费无从来源。致使,清廷一面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敷衍了事,一面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榨取名目之多,手段之苛为民之怨声载道。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性的榨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 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毒害,至于不可纪极。”[3](P309)其腐败之厉不言自明。这样,在民看来,政府已不再是为民之所愿,官吏也不再为民之父母了。改革者的权威遭到了削弱,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引发了质疑。三、效忠国家而非效忠王朝的新军“1840年以来外侮的不断屈辱局面亟需一支现代化的强大 武装力量来加以改变;同时,一个愈来愈感到由于人民的不信 任而产生的统治危机的政权也必定更多地依靠掌握在手中的武装力量。”[4](P224)因此,出于对外患与内乱的考量与应对,军事改革,特别是新军的编练顺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这支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看来算是极高的军队却未能 成为改革者用以维护旧权威的利器反而异化为促成其旧权威衰亡的催化剂。首先,新军的编练从筹饷到训练成军,皆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并且,所募之军均为“土著”———即招募之兵需在此省居住并有家,此一要求无疑增加了所编军队的地方独立性。加之中央对地方财权、军队控制有限,当王朝面临政治危机之时,新军的效忠与否更多地取决于王朝对于各省督抚的 政治威慑与控制(这在当时显然已是 “微不足道”的了),而非取决于旧权威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所产生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这 在当时,更是 “驱之即散”的)。其次,新军的官兵,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大部来源于国内新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或是被派遣出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这些军官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对于历史的发展潮流,特别是介于此种潮流之下的清王朝 的腐败、无能,看得更为清楚。由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激进反清者的极力拉拢与鼓动,在他们心中,对旧王朝权威的效忠已经转化为对“新国家”的憧憬。至此,旧权威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捍卫者和支持者,权威丧失已无可挽回。 四、科举制的废除———一项近似于“休克疗法”的改革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宣布“自丙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 科考试亦即停止。”[5](P5394)至此,在中国自隋唐以来,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止。首先,科举制的停废就现代化的意义上讲,无疑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不仅加剧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更从观念上转变了士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的无知顺从。而后者更是为民 众,特别是为原有社会精英的民主参政意识的提升提供了必不 第23卷 第1期 河 北 建 筑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社 科 版) Vol 123 No 112006年3月 Journal of H 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ocial S cience Edition ) Mar 12006
浅论保守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用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的话来说，如果将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算做第一波改革开放，经历1902年清末新政到1937年抗战之间的第二波，再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由第三波进入第四波，由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向更全面和彻底的改革开放。这一波的走向与成败，将影响深远。激进与保守的选择，在每一波改革开放中均引起难以回避的巨大争议和现实后果。现在，中国又站上一个重要节点。自柳传志、王瑛之争以来，企业家群体中，对现实也呈现出不同的判断和选择。有分歧很正常，在巨大的转型中，被认为的“激进主义者”也好，自以为的“保守主义者”也好，只要言之成理，其声音都值得一听。正是在心平气和的对话而非被操控的各种情绪中，明辨的公民，理性的底盘社会，才会逐渐形成。 以前常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够革命，回头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坚持保守必要的社会秩序，愿意妥协，谋求逐步改良的心态。杨子云的新书《站在常识一边》，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集中呈现了一些企业家的观点与分析。这些观点和分析，在此文中，被归纳为“保守主义”。 但“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涵义非常清晰的词汇。亨廷顿说：“当社会的基础受到威胁时，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提醒人们一
些制度的必要性和一些现存实践的好处。”基于认识论上的谦虚，保守主义者不认为谁能掌握社会变革的总钥匙和总规律，所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哈耶克的思想，在一些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群体中都颇受认同，他同样主张认识论上的谦逊，主张自由秩序的自然扩张与演进。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恰恰曾写过一篇名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批评保守主义缺乏自己的方向，划清了反对基于理性狂妄的激进变革与顽固守旧之间的界限。如果说他保守，显然，他保守的是自由自发的社会与宪治秩序。 或许，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要继续自问：保守什么？因何保守？如何保守？ 中国恰逢19世纪以来的激进运动，在20世纪实践中央计划经济，距离商业文明越来越远。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至今仍是未竟之业。 从历史角度来思考，真正的原罪是旧体制的原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清理旧体制原罪的过程，通过清理旧体制原罪，解放生产力。 公权力本身的改革是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搞清楚政府的性质，其作用边界，对把握改革方向和实质改革起着“牵牛鼻子”的作用。 政府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而不是臵身局外，因此以一种全
清末新政 主要内容 1、筹措军饷，训练新兵 2、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3、废除科举，育才兴学 4、改革官制，整顿吏治 清末新政的评价 1、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 2、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 3、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 深远影响 1、首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 2、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例如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提倡人格独立） 清末新政的消极作用 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 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 清末新政的积极作用 首先在经济上，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其次在政治上，清末政权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在军事上，清末中国军队发生了较大变化，提升战斗力。 第四，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清末新政，在这万面的变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其二，清末出现了办学热潮。其三，由于清朝政府的号令及地方官和个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现了留学的热潮。其四，政治思想界也有所变化。 第五，在阶级关系上，清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增长， 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综述 文章对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综述了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张之洞与百日维新；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有利于学界更好的了解研究的不足，推动对张之洞其人及思想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标签：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研究綜述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清末名臣，晚晴洋务派代表人物。近年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不断解放，对张之洞的研究突破了固定僵化的格局，研究的角度不断拓展，视野更加开阔，新的论点及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近三年来，关于张之洞研究的文章近百篇，另有5本专著出版。 一、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 关于张之洞其人综合性研究的主要有：胡克夫、陈旭霞、戴逸、吴剑杰等等，各有侧重。 胡克夫，陈旭霞的著作《晚清燕赵社会大变局以张之洞的改革观和文化观为考察主线》在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制度变迁，文化结构变迁，教育制度变迁，军事制度变迁，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变迁，思想领域变迁等这些方面为经，以燕赵近代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过程中的路径抉择与约束条件为纬，分析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及其实践，以此揭示引发近代燕赵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由裂变向质变的主因。[1] 在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戴逸《清代人物研究》的书中，从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张之洞的历史功绩，张之洞从官脉络清晰，基本按时段分，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2]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研究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研究张之洞其人的一个侧重点，许多学者如蔡红、石文玉等等进行了关于其中体西用思想实践的研究，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有期刊和学位论文等。近三年来，一些学者也尝试从一些侧面挖掘其更深刻的内涵。 学者谢放从学术与政治文化层面比较梁启超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异同，并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两者思想的分野和对立。[3] 张勇从《劝学篇》这个角度认为，其主旨思想“中体西用”起到了汇通中西、平衡新旧的作用。张之洞所建构的“兼采中西而又调和新旧”的文化结构，在近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演绎成一种文化实践，其重要价值在于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转型
【以史为鉴】浅论山东大学历史上的四次灭亡危机 开端：新政遗产，光绪御批，时代产物 如果说戊戌变法留下了唯一遗产是一个京师大学堂，清末新政留下了的就是山东大学堂。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上已经宣布了清政府的灭亡，可怜光绪也算得上一代明君，终究没能扛得住历史的车轮。慈禧虽然平定变法，但是变法已经深入人心。无奈之下，慈禧玩了个换汤不换药，实行所谓的“新政”，“内阁”清一色的王爷贝勒，咱们不提此节。但是这个“新政”给中国留下了几许遗产，山东大学就是其一。 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是被派来平定义和团运动的，“袁大总统”也确实有几把刷子，三下五除二干掉了几个义和团“大师兄”。袁世凯一到山东就请义和团几个大师兄吃饭，酒过三巡，问道：尔等真个刀枪不入？答：然！老袁说：那好，咱们到后院试试吧。几声枪响，大师兄们死了。义和团的真实面目这里也不再细谈，卸磨杀驴的活计清政府还是干的很漂亮的。 回归正题，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一听上面要玩“新政”，好家伙，走着……一纸奏章直达天庭：咱们建个山东大学堂吧？光绪这点权利还是有点：准奏！ 实际上，山东大学堂创办就是为了迎合清政府的“新政”，但是山东大学却结结实实的就此扎根，谁能想，这一走就是一个世纪。 第一回：辞旧迎新，远走岛城 山东大学建立起来了，但是此后的20多年风风雨雨，其实并不如意。先后有六个专门学校和山大分分合合，一所大学的能量是抗不过乱世的风风雨雨的。 1928年，北伐大军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全国。翻看历史书，似乎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政府干掉北洋政府，山大归属也跟着转移到国民政府手里。 山大校史是这样写的“1928年，国民北伐军进抵山东，奉系军阀败逃。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制造了“五、三”惨丅案。在动乱中，学校经费无着，随即停办。”一同停办的还有私立青岛大学。 “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下令在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 蔡元培不愧是中国大学办学行家，力主山东大学搬到青岛筹备，与私立青岛大学合为一处。当时的教育部长蒋梦麟也不愧为著名教育家，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1929年6月，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令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 “1930年4月，国丅民党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丅立。” 很多人污蔑山大校史不清都提这么一段，说山大真正的历史就是从30年开始。但是我们说话要有证据，山大从济南到青岛，两年时间虽然已经停办，但是人员师资教学物资都在，而且山东大学筹办委员会和后来的国立青岛大学筹办委员会也是和山大前后相承，所以山大并没有断。
由于帝国主义不断的对中国的入侵掠夺，以及各种不平等条约等签订，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从他们的自身利益出发，探索着如何能使中国拜托种种困境。他们先后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也是在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 在这些变革中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洋务运动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实例，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问题分裂为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要是以恭亲王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主张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的封建统治。 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就是兴办近代企业，他们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例如：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但是由于军事工业中资金奇缺，原料和燃料供给不足及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因此兴办了一些重点在采矿、冶炼、纺织、工矿、航运、铁路、电讯等方面的事业。例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由于受到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其次是建立了新式的海陆军，京师、上海、天津等地方的军队纷纷用上了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同时由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侵略，清政府筹办建设了海军，随之兴起了以北洋水师为主力的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的晚清海军部队。所有水师共有舰艇八九十艘。最后就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学堂主要分为翻译学堂、工艺学堂、军事学堂，先后派遣赴美留学生200多人。 洋务派兴办的一系列的事业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购买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加强海防空防；第二是为了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经济实力。所以奕欣提出“探源之本在于自强，自强之本在于练兵”。李鸿章认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他们的主张基本一致，就是认为俄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列强均可以通过外交方式进行和谈！而主要的心腹之害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的捻民组织的农民起义。 令人惋惜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甲午海战爆发了，洋务派经营了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对于洋务运动的失败我个人觉得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虽然已经具有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都几乎是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发展极大的受到了限制，同时在管理上大多是由政府的“专派大员”直接管理，他们在企业内部非常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的恶习。更重要的是这些官吏只知道之乎者也，根本不懂任何先进的技术，造成了生产力极低，商品质量难以保证！从制度上讲的话洋务派既想学习西方的先进工业生产方式，又想维持封建阶级的上层建筑，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就导致的他们最终的失败。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是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发展起来的。他们既要发展近代工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农民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却又不想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再次就是洋务派对西方国家的过于依赖，西方国家已经与中国签订了各种的不平等条约，他们不断的对中国进行掠夺、侵犯，他们要的是中国的资源，而非洋务派心里
简析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改良 ——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 摘要：20世纪初，清政府为国内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实施一些“新政”措施，其中包括修订与狱政管理有关的法律。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全国各地新式监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新式的狱政管理制度，使当时的狱政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中国新式监狱的转型。受传统监狱管理制度以及观念的影响，清末监狱改革仍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清末监狱改良京师模范监狱 北京市宣武区有两条著名的街道：半步桥和自新路，据说这两个地名来源于坐落于此的京师第一监狱。犯人戴着脚镣只能走半步，但是犯人在这里走向了自新。因狱中的五排监舍以中心岗楼为圆心散射开去，状似王八，故俗称“王八楼”。京师模范监狱兴建于1910年，起因是清末迫于国内国际形势，必须抛弃笞、杖、徒、流等刑罚，引入现代监狱管理体制。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市监狱。 一．京师模范监狱的缘起及建造过程 监狱作为执行刑罚的场所，是体现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监狱始终被看作是野蛮和黑暗的象征。鸦片战争以后，监狱改良思潮迅速兴起，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清末统治者为解决其政治困境，不得不打起“预备立宪’的旗号，为了响应这一旗号，光绪31年(1905年)诏令载泽、载鸿慈等五大臣分赴各国考查宪政。回国后，奏准将刑部为法部，设典狱司掌管全国狱政，并改“刑部监”为“管守所”。光绪34年(1908年) 在京师法律学堂内增设监狱专修科，请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担任教授。并协助草拟监狱法律。 当时很多大臣都极力主张设立新式监狱，法律修订大臣沈家本就是其中之一。清政府也认识到了建立新式监狱的必要性，在清政府的催促之下，不仅在京筹建新监狱，还通令各省一律筹建新式监狱，新式模范监狱的建设工作在各省陆续展开。京师模范监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并成为当时新式监狱中的模范。 监狱的选址是法部在奏请获准后，清政府实拨地120亩，作新监狱建设用地。这里原是前清八旗(满蒙汉军)校场旧址。监狱的规划设计由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博士负责，设备
浅谈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 提要 回顾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的政治变革，到辛 亥革命的彻底推翻帝制，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一直在经历着改革和革命，并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并且持续实践着。本文从近代历史改良与革命演变的事实出发，浅谈改良与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以及改良与革命的关系。 关键字中国近代史改良革命影响关系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改良派革命派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因为在这两百年来，外国侵略及民族 问题的日益深化，中国社会已经走向了边缘．但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在这期间，中国人民经历了水深火热的两百年，中国也在改良与革命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当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中国究竟该走改革这条路还是革命这条路,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矛头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其中，由于领导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旨 在反对清朝统治，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单靠农民不可能建立一个区别于封建王朝的新政权，因此太平天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毕竟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为此后的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它本身不能算是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都是典型的革命。 ＂ （一）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也曾试图走改良的道路，但由于腐败的清政府 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特权，不愿意进行真正的改良，因此，这条路走不通。（二）辛亥革命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才发生的，而是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清政府 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导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原因不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三）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为新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没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没有无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政权组织形式，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是一党专政还是轮流坐庄？是虚君共和还是开明专制？等等，都经过实践的检验。
课时作业 1.(2019·百校冲刺)[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东汉自和帝开始，继位的皇帝大多年幼，且不长寿，并多次出现皇帝无嗣的情况。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形势是，上层外戚、宦官专权，兄弟子侄、姻亲故旧罗列朝廷、布列州郡。秦汉时期是回避制度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在官员的任官过程中实际执行了一些回避。东汉桓帝时，政府对官员的任官回避制度有了第一次的明文规定，即“三互法”，规定：州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守国相、郡丞、长史不用本郡国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人，且严格意义上也不用本郡国人；地方长官自行辟用之属吏原则上用本籍人，也可用外籍之人。如果分居不同的州郡的两家结为姻亲，那么两家人任官之时要回避对方之籍。如果甲州人在乙州任刺史，那么乙州人就不能在甲州任刺史。郡县亦然。 ——摘编自籍晓蕊《东汉“三互法” 及“幽、冀尤甚”探析》 (1)根据材料，概括东汉“三互法”实施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东汉的“三互法”。 答案(1)背景：东汉中后期，社会政治日益黑暗；外戚、宦官专权；朋党之风盛行；皇权旁落。 内容：地方长官回避本籍，而属吏原则上用本籍；任官时两州(郡)婚姻之家回避对方的籍贯；两州(郡)官员的籍贯回避。 (2)简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东汉中后期政治正常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地方官员在本籍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是，“三互法”的实行并没有能够完全遏制割据势力的形成，也并不能挽救日益衰落的东汉王朝。 解析第(1)问，第一小问，结合所学可知，东汉中后期，社会政治日益黑暗；根据材料“上层外戚、宦官专权”可知外戚、宦官专权，皇权旁落；根据材料“兄弟子侄、姻亲故旧罗列朝廷、布列州郡”可知朋党之风盛行。第二小问，根据材料“州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守国相、郡丞、长史不用本郡国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人，且严格意义上也不用本郡国人；……属吏原则上用本籍人”可知地方长官回避本籍，而属吏原则上用本籍；根据材料“如果分居不同的州郡的两家
如何评价“清末新政”，在史学界尚有明显的分歧。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的后果、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略抒管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清末新政的后果。历时10年的清末新政，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笔者认为，正确估量新政的后果，是确认它的历史地位的关键。 清末新政的推行，其消极作用是明显的。 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对此已有多论，此不赘述。 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
浅论中国从清末变法至今
————————————————————————————————作者：————————————————————————————————日期：
浅论中国从清末变法至今 的法律主要变化过程 摘要：中国的法律制度从古至今一直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清朝末年以来，中国社会连续发生了巨大的动荡，传统社会形态遭到彻底颠覆，伴随之的，是法律制度的不断变更。从清末直至民国的推崇宪政，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再到如今依法治国早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法制化进程正在逐步从历史的尘埃里走出来，立法更加完善，法律制度更加健全。 关键词：预备立宪《临时约法》1982年宪法依法治国 一、清末新政 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预备立宪，立法改革，以及以领事裁判权为代表的司法制度的改革。 在预备立宪问题上，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它的附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民众的自由与权利，然而《钦定宪法大纲》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其重心就在于维护君权。由于清政府这种步步为营的顽固与愚昧的态度，彻底丧失了可能的同盟军——立宪派，也丧失了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在立法方面，包括《大清新刑律》在内，清末的立法大多没有来得及颁布，颁布的也没有来得及施行，但是对后来中华民国的立法影响却很大，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也都带有清末立法
的影子。而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里面，大部分都是消极、倒退的，尤其是领事裁判权的确立。 在种种的进步条文与保守思想的交错碰撞下，清末的法律改革终于在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下匆匆收场。然而清末的改革已经为日后中国的法制进步揭开了序幕，很多新政的条文在后来的法律中都被借鉴。 二、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辛亥革命结束后的一个月里，南方独立省份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1912年1月1日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在会上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部组织大纲与清末的新政相似，都把重点放在了政治体制上，简单而言，一是总统制，二是两权分立，三是一院制。所谓总统制，是类似于美国式的强势总统制；两权分立是指临时大总统行使行政权，临时参议员行使立法权，而司法并未独立；所谓一院制，就是立法机构由临时参议院一院构成。总的来讲，这部修改后的组织大纲给予了总统相当大的权力，这是相当危险的。 之后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宪法。其中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体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体采用了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此外，还规定了国家的版图，规定了人民的权力和义务，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与民族工业。 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相比，《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相对缩小了大总统的权力，而进一步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对临时约法的修改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 袁世凯上台后，梦想复辟，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这显然是
清末官制改革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第一步，是进行官制改革。就在发布“仿行宪政”谕旨的次日，即１９０６年９月２日，清政府按“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的原则，颁布改革官制的上谕，并著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戴鸿慈及袁世凯等共同编纂官制改革方案，命除袁世凯之外的各总督派可道大员至京随同参议，而由奕劻、瞿鸿?、孙家鼐总司核定。 编制官制大臣奉命后，经过会议研究，奏陈厘订官制宗旨大略５条，并得到清廷的批准。所谓５条“宗旨大略”，也就是厘定官制的原则，其主要内容为：１A采用君主立宪国官制；２A先订行政、司法官制，暂不议及议院。其它官署，一律照旧；３A把官员分为特简官、请简官、奏补官、委用官４种；４A厘定各官，俱有专守；５A妥善安排因改革而致闲散的官员。 此时，袁世凯野心勃勃，多方贿赂钻营，买通了那拉氏亲随左右，拉拢一些编纂大臣。９月６日，于海淀奕劻府成立官制编纂馆。袁世凯把亲信党羽塞进其内部，把整个编纂工作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同外放两江总督的端方拉得很紧，企图通过此番改革，废去军机处，仿效君主立宪各国的体制，设立内阁，拥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而他则当上副总理大臣，一举取得左右朝政的大权。 经过一个多月的编制、评议，官制改革的草案拟订出来。１１月２日，奕劻等将改革草案进呈朝廷。该草案由《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内阁官制清单》、《各部官制通则清单》、《军咨府官制清单》、《阁部院官制节略》、《法部节略》、《资政院节略》、６个《各院官制清单》、１２个《各部官制清单》共２５个折件组成。其主要内容为：１A实行三权分立。立法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暂设资政院以为预备；行政属内阁各部大臣；司法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法部监督之，不受行政官节制。设集贤院、资政院、都察院、审议院、行政裁判院５院以制衡内阁。２A内阁设置。内阁由原内阁和军机处改并而成，设总理大臣１人，左、右副大臣各１人。内阁下设１１个部：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各部设尚书１人，左右侍郎各１人，不分满汉，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参加政事，除外务部外，不得兼充他职。 这一方案传出后，“朝论大哗，部院弹章蜂起”，纷纷指责这样做必将导致“大臣陵君”、“大权旁落”。袁世凯的野心也引起了西太后本人的疑忌和不快。１１月６日，清政府厘定官制的上谕正式颁发。它宣布：内阁、军机处照旧，各部尚书均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外务部、吏部、学部仍照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礼部以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的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设立专司，名为邮传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除外务部堂官照旧外，各部堂官均设尚书１员，侍郎２员，不分满汉；都察院改设都御史１员、副都御史２员，六科给事中改为给事中，与御史各员缺仍暂如旧；资政院为博采群言，审计院为核查经费，均著以次设立。其余衙门毋庸更改。同日，清政府命奕劻、瞿鸿?仍留军机处，世续补为军机大臣，林绍年以侍郎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均开去军机大臣，专管部务。 这次中央官制改革，不过是“改换几个名目，淘汰几个无势力之大老而已”。因此各界对它的最终结果大为失望。它除了明显地暴露清王朝继续加强其集权的国家机器外，还导致了亲贵大臣之间一场争权夺势的讧争，这可以说是它的全部内容。 在公布中央官制案后，清廷又指示编纂大臣继续拟订各省官制。编纂大臣的意见有两
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 内容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试图保留自己的基业，这些措施虽然是在腐朽的清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对中国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教育改革措施，学制的颁布，科举的废除，教育体制的变更对20世纪的中国的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关键词: 新政教育改革学制 一、教育改革的背景 19世纪末，正当日本和欧洲列强为瓜分中国而矛盾重重的时候，美国抛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被大多数国家接受，为了达到加速瓜分中国，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协调，旨在最终完全瓜分中国。于是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八国联军大举进攻，天津北京相继沦陷，最终通过签订《辛丑条约》，才撤出中国。此时各列强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了最广泛的程度，中国几乎一半的土地都沦为了列强的势力范围。他们主要的行动在于对中国矿山，铁路的争夺，外国在华的投资也大大的发展起来。事实上他们通过《辛丑条约》来控制中国，主宰中国。据统计“甲午战争之前，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总不过二三亿美元，但是在实施新政的那天达到了1.5亿美元。”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也控制了晚清政府。为此，1901年1月29号，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承认了“世有万古不变之常，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并且指令“各个部门，各举所知，各抒所见”。事实
上揭开了新政的序幕。事实上作为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慈禧的心态的变化对本次的新政的事实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历经庚子之变,慈禧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面临着威胁,同时出于对造成庚子之变的愧疚心理,希望振兴国家以及迎合列强巩固政权等方面的原因,于是决定实行新政。慈禧心态的变化,成为清末新政启动的契机。”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了督办政府处，作为督化“新政”的机构，命李鸿章、荣禄等6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从此逐步推出“新政”，事实上主要包括改革管制，改革兵制，改革学制，奖励工商四个大的方面，本篇只对改革学制的内容以及教育当中其他的内容进行探讨。 二、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1. 清末学制的建立 1902年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主持下拟定了一系列的文件，这些文件被合称为《钦定学堂章程》，因为该年使壬寅年，所以被称为“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学制，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的衔接关系。学制主系分为三段7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学堂4年，寻常小学堂3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4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三级，高等学堂，大学堂和大学院。由于“壬寅学制”颁布以后，受到了众人的怀疑，所以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实施。1903年“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教务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 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