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中的国际离婚与子女抚养问题案例
分析
国际离婚与子女抚养是国际私法中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议题。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和社会背景差异，涉及跨国家离婚案件的法律程序和判决结果时常存在差异。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通过分析几个具体案例来探讨国际离婚与子女抚养问题，并探讨各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和实践。
案例一：美国夫妇在法国离婚的子女抚养问题
杰夫和凯蒂是一对美国夫妇，他们在巴黎定居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艾米。然而，由于两人感情破裂，他们决定离婚。在法国，子女抚养权主要以最有利于孩子的利益为导向进行决策。凯蒂主张女儿应该归她抚养，因为她认为自己更适合承担这个责任。而杰夫则坚持应该共同抚养，并指出他在女儿的成长和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
根据法国的法律，法院最终判决杰夫和凯蒂应该共同抚养女儿，并决定女儿的居住时间应该平均分配给父母。这个案例反映出法国强调父母共同责任和最大限度保障孩子与父母双方的联系的法律原则。
案例二：中德跨国离婚引发的子女抚养问题
张伟是中国籍，维多是德国籍。他们在德国相识并结婚，但不幸的是，婚姻出现了问题，两人决定离婚。根据德国的法律，子女抚养权主要由最适合和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一方来行使。
在这个案例中，由于维多在子女抚养方面更具优势，德国法院最终
决定将抚养权交给他。然而，法院还考虑到张伟的父母住在中国，与
孩子有着亲密的关系，因此决定允许他们每年访问孩子的时间。
这个案例展示了德国法律注重维护孩子与亲属关系和文化背景之间
联系的立场。
案例三：英国与加拿大跨国离婚的子女抚养问题
莎拉和约翰是一对英国夫妇，他们移民到加拿大并定居。然而，由
于婚姻破裂，莎拉决定带着孩子回到英国，而约翰则希望孩子留在加
拿大并由他抚养。
在这个案例中，英国法院首先决定权衡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和各
自生活的稳定性。法院考虑到莎拉和约翰之间的不和谐关系，以及莎
拉在英国有亲属和朋友的支持，最终判决孩子归莎拉抚养。
这个案例显示出英国法律注重保障孩子与家人亲属关系和生活稳定
性的原则。
总结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在国际私法中的国际离婚与子女抚养问题中，各国法律主要以最有利于孩子的利益为导向；同时也注重维护孩子与
父母双方的联系和亲属关系，以及考虑到父母的能力和稳定性等因素。
然而，在具体案例中，法律判决结果可能因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
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对于涉及国际离婚与子女抚养
问题的夫妻双方，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的差异，寻求专业法律意见以确保自身权益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和交流，在国际私法领域继续推进国际离婚与子女抚养问题的规范和统一，以保障全球家庭的权益和儿童的福祉。
案例一：中国籍男子张某与韩国籍女子李某在上海结婚，婚后生下一子丙，丙具有中国国籍。后李某独自回国从此未归。张某以夫妻长期分居、感情破裂为由，向住所地上海某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子女抚养问题上，张某要求抚养丙而李某要求丙由她带去韩国抚养。 问：（1）本案应适用哪国法律？为什么？ （2）对于本案涉及的涉外婚姻离婚时子女抚养权纠纷的解决，我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3）丙的抚养权应判给谁？ 1.应适用中国法律。依据《民法通则》第147条的规定：“中国公民同外国人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此案中，如果我国法院有管辖权，则应适用中国法律作为准据法。 2.对于涉外婚姻离婚时的子女抚养问题，在离婚问题适用中国法后，相应的子女抚养权问题也由中国法调整。 3.丙的抚养权应判给其父亲甲。本案中丙的父母的抚养能力都能满足丙生活、受教育的需要；丙本人具有中国国籍，也是在中国出生并生活至今，习惯上一般以居住在中国为适宜；从有利于丙身心健康的原则出发，应将抚养权判给甲。 律师应该深知当事人需要的不是法条的堆砌，而是解决问题的方案。 李律师认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是律师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律师办理离婚案件应当以案结事了、不留隐患为目标。 案例二：边某和王某夫妻二人均为中国公民，婚后旅居巴西。因发生婚姻纠纷，巴西法律又不允许离婚，夫妻二人于1986年按巴西法律规定的方式达成长期分居协议，并请求中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部予以承认和协助执行。 问：我国应否承认和协助执行边、王二人达成的分居协议？为什么？ 案例三：中国公民钱某，1992年到日本留学。1995年回国前夕，在上班途中，被运货卡车撞倒，经抢救无效死亡。钱某的妻子利某以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在钱某弟弟的陪同下到日本料理后事。经协商，日本方面赔偿500万日元。 回过后，为遗产分配一事，利某与钱某的家人发生争执，协商未果。钱某的家人以利某及其女为被告，诉至当地人民法院。
国际私法婚姻家庭案例 篇一：国际私法案例 1、韩国某汽车公司、日本某汽车公司、德国某汽车公司与中国某汽车公司四方在日本签订协议，共同在中国上海设立合资企业生产轿车。协议书中约定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适用被告方国家法律。其后中方与外方在协议履行中发生纠纷，中国某汽车公司在中国法院以其他三方为被告提起诉讼。 问：本案中法院应如何确定准据法？为什么？ 此案系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 （1）中国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此案系因在中国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引起的纠纷，故应由我国法院管辖。 （2）本案中国法院应以我国相关法律为其准据法。我国合同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此种规定系强制规则，涉外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不得违背此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据此直接适用我国的法律为准据法。
2．2007年10月，中国建筑承包商A公司在甲国首都举办的某工程博览会上与该国B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书，并于此后在中国上海市签订合同，由A公司承建位于甲国乙地的某工程，后在合同执行中由于B公司多次拖欠工程款，双方发生纠纷，中国A公司遂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甲国B公司。 （1）本案中我国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律？为什么？（2）此案如应适用某外国的法律，该外国法律内容应由谁负责查明或提供？此案系涉外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我国法律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1）此案中当事人如在法庭一审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了合同纠纷所适用的法律，人民法院应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作为合同准据法。 （2）此案中当事人如未选择法律，则由人民法院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 （3）根据最高院的规定，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应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及某一方当事人履行的义务最能合同的本质特性等，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此案争议系建设工程合同，依规定，应适用建设工程所在地法，建设工程所在地为甲国，故应适用甲国的法律。 （4）人民法院如果认为合同明显与另一国家或者地区有更密切
28.中国公民于某，1980年与妻子离婚，所生两个子女由前妻抚养，1985年，于某到西班牙经商。1991年与一西班牙女子结婚，按照天主教仪式举行了婚礼，按照西班牙婚姻法规定，天主教徒到天主教堂举行结婚仪式为双方缔结婚姻的形式要件。婚后不久，于某将在西班牙经商所获部分利润作为投资，回国内办厂，并购有楼房一栋，另有一些古董及银行存款。1995年2月，于某因车祸去世，未留下遗嘱，他的子女与他在西班牙的妻子之间对于遗产继承发生争执。田的子女认为于某在西班牙结婚他们一无所知，于某的婚姻未登记，不符合我国婚姻法的规定，于某的西班牙妻子不是于某的继承人。 问：田其在西班牙的婚姻是否有效？ 答：于某在西班牙的婚姻是有效的。 我国对涉外婚姻的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为，中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无论中国公民同在境外的外国人结婚或同在华的外国人结婚，均依该婚姻缔结地的法律。 本案中，于某在西班牙侨居多年，在西班牙，天主都徒以在教堂举行结婚仪式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其婚姻符合婚姻缔结地即西班牙的法律，因此应认定他们之间的婚姻有效，符合婚姻缔结地即西班牙的有关法律规定。 29.2000年3月6日上午，俄罗斯商人艾立科与一中国朋友从宁波市开元大酒店打的到汽车南站，准备乘高速大巴到上海参加“华交会”。车到南站后，艾立科与其朋友下车，交11元出租车费，拿起行李走了，把一个装有贵重物品的手提包遗忘在出租车内。司机发现皮包后，开车回南站寻找失主，未果。 艾立科丢包后，在《宁波晚报》上刊登寻物启事，承诺将付给还包人酬金8888元，并公布了联系方式。 3月8日下午2时许，拾包司机在一男子陪同下，到艾立科住的客房送还皮包。艾立科兑现承诺，付了酬金。 艾立科皮包失而复得后，委托中国籍的朱女士向宁波市公管处投诉。公管处几经周折，查到收受酬金的出租车司机。3月9日，公管处通知拾包司机到公管处说明情况。拾包司机承认接受酬金的事实，并写下“拾物经过”。3月10日，司机将酬金交到公管处，由公管处交给失主。公管处以“举报待查”为由，暂扣出租车司机上岗证，要求在指定时间和指定地点接受处理。 出租汽车司机既憋气又窝火，拾到的皮包，还了，收受的酬金，交了，上岗证，被扣了，而且还落得个贪财的哥的名声。于是，他决定打官司，向宁波市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公管处返还酬金。法院受理案件后，进行了审理，判决驳回原告起诉。 问：1）本案中有哪些涉外民事关系？ 2）这些涉外民事关系应以何国法律作准据法？ 答：1）艾立科乘坐出租汽车，与司机构成涉外运输合同关系；艾立科发布悬赏广告，拾包司机还包，这构成悬赏合同关系；艾立科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诉，索要酬金构成不当得利关系。 2）依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涉外运输合同关系的准据法是中国法律。 依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悬赏合同关系，应以中国法律为准据法。 艾立科皮包失而复得后，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诉，使拾包司机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交出酬金，这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这一国际惯例，艾立科索要酬金构成不当得利。这一法律关系适用国际惯例、中国法律作准据法。 30.上海某大学教师李某，1988年辞职到日本留学。1990年完成学业，即将回国。回国前夕，李某在大坂市骑车上班途中，被疾驶的小汽车撞倒，经抢救无效死亡。李某的妻子王某以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在李某大哥的陪同下到日本料理后事。经协商，日本方面赔偿70多万元人民币。
国际私法案例分析题 HEN system office room 【HEN16H-HENS2AHENS8Q8-HENH1688】
案例分析题 1.1995年，中国籍公民超耿虎与日本籍公民佐佐木智子在中国结婚，婚后在中国生有一子，取名赵小虎。1998年，佐佐木智子独自回日本居住。2000年，赵耿虎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感情淡漠为由，在中国法院提请离婚诉讼。佐佐木智子同意离婚。在子女监护权和抚养权问题上，双方产生争议。佐佐木智子要求将赵小虎带回日本，由她抚养，赵耿虎要求赵小虎留在中国，由他抚养。问：1本案应适用何国法作准据法2赵小虎应由其父抚养，还是应由其母抚养 1)本案涉及监护权和抚养权问题。对监护权的法律适用，我国法律未作明确规定，但各国多主张适用被监护人的本国法或法院地法。赵小虎在中国出生，其父是中国公民，赵小虎具有中国国籍。本案在中国提起诉讼，法院地法是中国法，所以，监护权的归属应适用中国法。对抚养权的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8条规定：“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赵小虎在中国出生，具有中国国籍，其父是中国公民，具有中国国籍，赵小虎出生后，一直在中国生活，这表明赵小虎与中国有最密切联系，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另外，日本《法例》20条规定：“父母子女间的法律关系，依父之本国法”。根据日本的法律，本案也应适用中国法律2).我国对涉外监护、抚养亦无明确的实体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曾对中国公民和前苏联公民之间的子女监护和抚养问题作过批复。批复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公民和外国人离婚，其子女由中国公民监护、抚养为宜。我国法院可参照这一批复，判赵小虎由赵耿虎监护、抚养。 2. 中国某土产公司与新加坡某公司签订红枣买卖合同，由中国某土产公司向新加坡某公司出口一批红枣。合同规定，中国某土产公司向新加坡某公司出口的红枣的等级为三级。合同签订后，新加坡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具了信用证。交货时，中国某土产公司因库存三级红枣缺货，遂改用二级红枣交货，并在发票上注明；二级红枣，价格不变，仍以三级货价计收。中国某土产公司认为，货物的品级比合同规定的高，且价格不变，买方不会提出异议。可事实恰好相反，发货后，中国某土产公司到银行议付货款，开证行拒付货款，理由是单据与合同不符。中国某土产公司要求新加坡某公司修改信用证，被拒绝，新加坡某公司指责中国某土产公司违约，要求承担违约责任问： l调整信用证关系的法律是什么 2开证行是否有权拒付贷款 在国际货物买卖关系中，调整信用证关系的法律通常是各国普遍选用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卖方交付的议付货款的单据，必须与合同中的约定相一致，做到单单相符，单证相符。如果卖方交付的议付货款的单据与合同中的约定不一致，单单不符或单证不符，银行有权拒付货款。本案中，中国某土产公司交付的发票与合同中的规定不符，银行有权拒付货款。 3.日本某公司于1988年5月7日向日本专利机构提出“防眼疲劳镜片”发明专利申请。之后，该公司于1988年10月3日以相同的主题内容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了发明专利申请，同时提出了优先权书面声明，并于1988年12月25日向中国专利局提交了第一次在日本提出专利申请的文件副本。中国某大学光学研究所于1988年7月也成功地研制出一种用于减轻因荧屏所造成眼疲劳的镜片，这种镜片和日本某公司的镜片相比，无论在具体结构、技术处理，还是在技术效果上都是相同的。中国某大学光学研究所于1988年9月10日向中国专利局提交“保健镜片”的发明专利申请。(注：
国际私法中的国际离婚与子女抚养问题案例 分析 国际离婚与子女抚养是国际私法中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议题。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和社会背景差异，涉及跨国家离婚案件的法律程序和判决结果时常存在差异。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通过分析几个具体案例来探讨国际离婚与子女抚养问题，并探讨各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和实践。 案例一：美国夫妇在法国离婚的子女抚养问题 杰夫和凯蒂是一对美国夫妇，他们在巴黎定居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艾米。然而，由于两人感情破裂，他们决定离婚。在法国，子女抚养权主要以最有利于孩子的利益为导向进行决策。凯蒂主张女儿应该归她抚养，因为她认为自己更适合承担这个责任。而杰夫则坚持应该共同抚养，并指出他在女儿的成长和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 根据法国的法律，法院最终判决杰夫和凯蒂应该共同抚养女儿，并决定女儿的居住时间应该平均分配给父母。这个案例反映出法国强调父母共同责任和最大限度保障孩子与父母双方的联系的法律原则。 案例二：中德跨国离婚引发的子女抚养问题 张伟是中国籍，维多是德国籍。他们在德国相识并结婚，但不幸的是，婚姻出现了问题，两人决定离婚。根据德国的法律，子女抚养权主要由最适合和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一方来行使。
在这个案例中，由于维多在子女抚养方面更具优势，德国法院最终 决定将抚养权交给他。然而，法院还考虑到张伟的父母住在中国，与 孩子有着亲密的关系，因此决定允许他们每年访问孩子的时间。 这个案例展示了德国法律注重维护孩子与亲属关系和文化背景之间 联系的立场。 案例三：英国与加拿大跨国离婚的子女抚养问题 莎拉和约翰是一对英国夫妇，他们移民到加拿大并定居。然而，由 于婚姻破裂，莎拉决定带着孩子回到英国，而约翰则希望孩子留在加 拿大并由他抚养。 在这个案例中，英国法院首先决定权衡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和各 自生活的稳定性。法院考虑到莎拉和约翰之间的不和谐关系，以及莎 拉在英国有亲属和朋友的支持，最终判决孩子归莎拉抚养。 这个案例显示出英国法律注重保障孩子与家人亲属关系和生活稳定 性的原则。 总结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在国际私法中的国际离婚与子女抚养问题中，各国法律主要以最有利于孩子的利益为导向；同时也注重维护孩子与 父母双方的联系和亲属关系，以及考虑到父母的能力和稳定性等因素。 然而，在具体案例中，法律判决结果可能因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 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对于涉及国际离婚与子女抚养
《国际私法》案例分析 1．1997年8月，法国商人比尔从武汉市某大酒店打的到火车站。车到站后，比尔将一装有贵重物品的手提包遗忘在出租车内。司机凌某发现皮包后，寻找失主，未果。 比尔丢包后，在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晚报》上播发寻物启事，称送还丢失皮包将给以酬谢，并公布了联系方式。 第二天，凌某将皮包送还比尔。比尔兑现承诺，付了酬金。 比尔皮包失而复得后，委托中国籍的范女士向武汉市公管处投诉。公管处几经周折，查到收受酬金的凌某。公管处通知凌某到公管处说明情况。凌某承认接受酬金的事实，并写下"拾物经过"。3月10日，凌某将酬金交到公管处，由公管处交给失主。公管处以"举报待查"为由，暂扣出租车凌某上岗证，要求在指定时间和指定地点接受处理。 凌某感到委屈，遂向武汉市汉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公管处返还酬金。法院受理案件后，进行了审理。 问： 1）本案中的涉外民事关系应以何国法律作准据法？ 答： 比尔乘坐出租汽车，与凌某构成涉外运输合同关系。依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这一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是中国法律。 比尔发布悬赏广告，凌某归还皮包，这构成悬赏合同关系，依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应以中国法律为准据法。 比尔皮包失而复得后，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诉，使凌某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交出酬金，比尔索要酬金构成不当得利。这一法律关系适用国际惯例、中国法律作准据法。 2．美国籍人爱默生根据来到中国某大学任教。任教期间与在该大学任教的中国女教师田某结婚。婚后，因双方性格不和等因素，爱默生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起诉后。爱默生任教期满，准备回国。爱默生向法院提出，委托同在该校任教的美国籍教师或委托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代理诉讼。 问： 在本案中，爱默生委托他人代为诉讼的做法是否正当，为什么？ 答： 爱默生的做法是正当的。在我国，中国公民可以接受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我国对在我国的外国人实行国民待遇，允许外国人委托与之有同一国籍的外国人担任诉讼代理人。 外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馆官员，可以接受本国公民的委托，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根据我国参加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当作为当事人的外国人不在我国境内、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适时到我国法院出庭时，该外国的驻华领事可以在没有委托的情况下，直接以领事名义担任其代表或安排代表在我国法院出庭。 3．中国公民钱某，1992年到日本留学。1995年回国前夕，在上班途中，被运货卡车撞倒，经抢救无效死亡。钱某的妻子利某以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在钱某弟弟的陪同下到日本料理后事。经协商，日本方面赔偿500万日元。 回过后，为遗产分配一事，利某与钱某的家人发生争执，协商未果。钱某的家人以利某及其女为被告，诉至当地人民法院。 问：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说明理由。 答： 本案应以日本法律为准据法。
1.中国籍公民王美玫1948年随父母到印度尼西亚定居，1958年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1995年，王美玫丈夫去世，王美玫除有一子外，无其他亲属。1996年，王美玫变卖在印度尼西亚的财产，与其子回中国定居。回国后，王美玫购买一套公寓居住。王美玫的儿子有业不就，靠王美玫的积蓄生活。王美玫对其子好逸恶劳十分反感，多次劝说儿子自食其力，儿子置若罔闻。王美玫遂加强了对财产的控制。王美玫的儿子对其母不满，先后在1997年、1998年两次加害其母，均被与其母朝夕相伴一条爱犬救解。王美玫年事已高，又遭逆子两次暗算，心力交瘁，自知不久将绝于人世。1998年底，王美玫找到律师立下书面遗嘱： 一、取消儿子的继承权。 二、我死后，尚可留存人民币10万元左右，由爱犬继承，这笔钱由律师掌管，用于爱 犬的生活费用。爱犬的日常生活，由律师照料。 一、在律师履行交付的义务后，公寓一套归律师所有。 王美玫立遗嘱后不久就去世了。律师安葬了死者。王美玫的爱犬在王美玫的墓地守候，四天四夜不吃不喝，悲壮死去 2.中国籍公民宋菊茹是年73岁，已丧偶10余年。宋的两个女儿先后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两个女儿于恩嘉、于恩英放心不下在中国的老母，再三劝说母亲在日本找个老伴到日本生活，并在日本为母亲物色对象。1994年初，经日本东京长城集团公司介绍，是年65岁的日本人渡边睦义表示愿意考虑这门婚事。 1994年4月3日，渡边睦义飞抵天津市与宋菊茹相亲。见面后，两人均感满意。4月6日，两人到天津市民政局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到天津市公证处进行了婚姻公证。 婚后，渡边睦义回到日本。此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宋菊茹多次联系未果。8月26日，宋菊茹办理好手续到日本寻夫。按照渡边睦义留下的地址，宋菊茹找到了渡边睦义在日本静冈县清水市的住所，但被告知渡边睦义正在国外工作。无奈，宋菊茹只好住在女儿家中。当宋菊茹为了签证到区役所开具在籍证明时，得知渡边睦义已盗用她的名义单方解除了婚姻关系。经人指点，宋菊茹向静冈县家庭裁判所提起离婚协议无效诉讼。长城集团公司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派工作人员前野前来游说，许诺待渡边睦义返日后帮助解决。宋菊茹信以为真撤回起诉。但是，名古屋出入国管理局清水市办事处认定宋菊茹已离婚拒绝为其延长签证。 1996年1月18日，静冈县清水警察署以涉嫌“公证证书原本不实记载和使用及违反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罪将宋菊茹逮捕1月31日以于恩英曾代表母亲与前野一同到区役所在“隐瞒事实”的情况下在渡边睦义户籍原本上进行不实记载为由，将已有5个月身孕的于恩英逮捕。渡边睦义、长城集团公司负责人玛利亚、工作人员前野被控共谋假结婚亦被逮捕。静冈县地方检察院对上述人员提起公诉。静冈县地方法院从1996年3月至1997年3月进行了17次审理，上述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渡边睦义以非法手段抛弃宋菊茹后，与我国赴日人员蔡某结秦晋之好，不到几个月，又与蔡某离婚。随后又转道上海，手持日本国籍证书及与前妻渡边弘子的离婚证书和上海一位20多岁的邹姓女子在沪登记结婚。婚后几个月，又与邹某解除婚姻关系，与印度尼西亚籍一女子结婚。 宋菊茹在法律界人士的帮助下，决定以被害人的身份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她由于在日本难以脱身，全权委托案外的大女儿于恩嘉在上海以重婚罪指控渡边睦义。上海的两位律师接受代理后，将宋菊茹的自诉状递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10月16日，法院立案受理。10月18日，被告人渡边睦义从上海欲离境回国时，因涉案被我边防部门依法拦阻，扣留了护照。 法院审理本案后认为，渡边睦义与宋菊茹自愿结婚，中国婚姻登记机关予以登记并发给结婚证，双方夫妻关系确定。渡边睦义冒签宋菊茹的名字欺骗日本有关部门，单方解除与宋
案例一：比尔与安娜的离婚案 案例背景 比尔和安娜是美国籍夫妻，他们在2010年结婚并育有一子。他们的婚姻关系在接 下来的几年里变得日益紧张，最终导致他们于2018年决定离婚。比尔和安娜在同 一年共同向美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案件过程 1.提起离婚诉讼：比尔和安娜分别聘请律师，在美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根据 美国法律，离婚诉讼的相关事项包括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和配偶赡养等。2.财产分割：在离婚诉讼中，比尔和安娜需要就共同财产的分割达成一致。他 们拥有一栋房产、一辆汽车和一笔存款作为主要财产。根据美国法律，财产 分割通常是公平和平等的，但法院也会考虑夫妻各自的贡献和经济状况。3.子女抚养：比尔和安娜的子女属于未成年人，因此法院需要判定子女的监护 权和抚养权归属。根据美国法律，法院通常会考虑子女的最佳利益，包括父 母的经济能力、子女与父母的亲属关系等。 4.配偶赡养：如果一方经济上依赖另一方，法院有权判定是否给予配偶赡养金。 在这种情况下，比尔可能需要向安娜支付一定数额的配偶赡养金，以满足她 的生活需求。 案件结果 1.财产分割：法院判决将房产划归比尔所有，但需要他向安娜支付一定数额的 补偿金。汽车由安娜所有，并且存款按照一定比例分割给了比尔和安娜。2.子女抚养：法院判定比尔和安娜共同分享子女的监护权，每周轮流照顾子女。 同时，比尔需要向安娜支付一定数额的子女抚养费。 3.配偶赡养：法院裁定比尔需要向安娜支付每月一定数额的配偶赡养金，以保 证她的基本生活需求。 启示和代表性 这个案例涉及到离婚诉讼中的基本问题，包括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和配偶赡养。在国际私法中，当涉及到跨国夫妻的离婚问题时，选择适用的法律和法院管辖权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国际私法原则，在这个案例中，法院可以适用以下原则： - 财产分割问题： 选择适用与夫妻共同居住地或财产所在地相关的法律。 - 子女抚养问题：选择适 用与子女居住地或国籍相关的法律。 - 配偶赡养问题：选择适用与配偶居住国法 律相关的法律。 这个案例的代表性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在国际私法中处理离婚案件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努力实现公平和平等的原则。此外，案件结果还强调了保护子女最佳利益的重要性，并将其放在首要位置。
国际私法中的国际离婚与子女抚养问题 国际离婚和子女抚养问题在国际私法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们越来越多地面临跨国婚姻和家庭问题。因此，在解决国际离婚和子女抚养问题时，国际私法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本文将探讨国际私法中的国际离婚和子女抚养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国际离婚 国际离婚是指当夫妻双方居住在不同国家或双方有不同国籍时，发生的离婚事件。在国际离婚的处理中，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包括离婚协议的适用、财产分割、赡养费等方面的问题。 1. 离婚协议的适用 在国际离婚案件中，双方是否达成离婚协议将成为重要的因素。根据国际私法原则，如果婚姻协议符合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则该协议应当得到尊重和执行。然而，当离婚协议涉及到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等问题时，可能会出现国家之间法律规定的差异，因此需要寻找共同的准则来解决。 2. 财产分割 在国际离婚案件中，财产分割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根据国际私法原则，财产分割应当根据夫妻双方的财产状况、婚姻期间的贡献以及其他相关因素进行合理的划分。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对财产分割的规定
存在差异，可能导致争议的产生。因此，需要寻找适用的国际准则，以确保公平和公正的分割。 3. 子女抚养 国际离婚案件中的子女抚养问题是最为敏感的一部分。在国际私法中，子女的最佳利益应当被视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保障儿童的福祉。因此，在处理国际离婚案件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子女的意愿、家庭环境以及双方父母的能力等因素。同时，需要确保子女与双方父母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二、解决方案 针对国际私法中的国际离婚与子女抚养问题，可以采取以下解决方案： 1. 国际合作与调解 针对国际离婚案件，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与调解机制，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和协助。通过国际合作，可以解决不同国家法律规定的差异，帮助当事人达成合理的解决方案。 2. 国际公约的建立与遵守 国际社会可以借鉴国内法律中的相关经验，制定和完善国际公约，以解决国际离婚和子女抚养问题。各国应当共同遵守这些公约，并确保其有效执行，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国际私法案例分析练习题及答案三 案例7：1997年，中国籍公民俞某与日本籍公民山口在中国结婚，婚后在中国生有一子。1999年，山口独自回日本居住。2001年，俞某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感情淡漠为由，在中国法院提请离婚诉讼。山口同意离婚。在子女监护权和抚养权问题上，双方产生争议。山口要求将儿子带回日本，由她抚养，俞某要求将儿子留在中国，由他抚养。 问：本案应适用何国法律？为什么? 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8条规定："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俞某与山口的儿子在中国出生，具有中国国籍，其父是中国公民，具有中国国籍，他出生后，一直在中国生活，这表明中国与其有最密切联系，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 另外，日本《法例》20条规定："父母子女间的法律关系，依父之本国法"。父亲俞某是中国公民，根据日本的法律，本案也应适用中国法律。 案例8：.中国公民沈某（男）与中国公民梁某（女）1939年在中国结婚，婚后生育二女。沈某1949年去台湾，1988年加入加拿大国籍。双方分离后，常有通讯联系。梁某1975年赴加与沈某共同生活。1984年以后，沈某每年回国一次，并购买、翻建了三套住宅。1989年，梁某与沈某在美国发生矛盾，沈某独自来中国并与一妇女同居。梁某知道这一情况后，要求沈某与同居妇女断绝关系。曹不听，反到加国法院起诉离婚并获准。1991年3月，沈某又来道中国，于8月17日与原同居妇女到绍兴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了婚姻登记。 1991年12月14日，梁某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沈某离婚，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要求判令沈某支付生活费和抚养费。 问： 1．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是否具有管辖权？说明理由。 2．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 答： 1．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这一离婚案件。沈某在加拿大法院离婚并获准，沈某与梁某的婚姻关系在加拿大解除。加拿大法院的判决在中国并不自动发生法律效力，只有当事人在中国向中国法院提出承认与执行的请求，中国法院经审查，认为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不与中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中国法院作出裁定，承认外国法院的判决在中国发生法律效力，该外国法院的判决才能在中国生
国际私法案例分析题： 一、中国公民王华石与中国公民付春花1987年在北京结婚，1989年生有一子。1990年，王华石自费到美国留学，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家公司找到工作。1997年8月，王华石以夫妻长期分居为由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提起离婚诉讼，离婚诉状由王华石的代理律师邮寄送达付春花。王华石在离婚诉状中隐瞒了他与付春花生有一子的事实，以逃避应承担的抚养费。付春花在北京市某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问： 1．王华石的代理律师通过邮寄的方式向付春花送达传票，该传票在我国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为什么？ 2．在加拿大多伦多法院已经受理王华石离婚诉讼后，我国法院能否受理付春花的离婚诉讼？ 答：1、我国反对外国法院采用邮寄的方式向位于我国境内的中国公民送达司法文书。和我国有司法协助关系国家的法院，可采用中央机关送达的方式送达司法文书，和我国没有司法协助关系国家的法院，可采用外交方式送达。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方式在我国境内送达的司法文书在我国不具有法律效力。 2、加拿大多伦多法院受理王华石离婚诉讼后，我国法院应可以受理付春花的离婚诉讼。对涉外离婚案件，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中国公民的利益，我国不反对一事两诉，当事人一方在外国提请离婚诉讼，不妨碍我国法院受理中国公民提请离婚诉讼。 二、甲公司与乙公司同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1986年3月，乙公司与广州市丙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广州某酒店合同。为筹措合作经营的资金，乙公司与甲公司于1986年9月在香港签订贷款协议，合同中约定，贷款协议适用香港法律和中华入民共和国法律。后乙公司多次拖欠到期贷款和利息，甲公司要求乙公司还贷不成，遂向广州市巾级人民法院起诉。乙公司应诉，并且同意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 请问： l）对于本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2）院处理本案进能否以我国的实体法为准据法？ 答：1、对于本案有管辖权。由于当事人双方均为香港法人，合同签订地、履行地也为香港，当事人也无选择内地法院管辖的书面协议，本案本不属内地法院管辖。但乙公司取得的贷款投入了在广州的合作企业，甲公司向广州市的法院起诉，乙公司未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第245条的规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乙公司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的法院和视为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2、应适用我国法律。原、乙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争议适用香港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但在诉讼中，双方同意适用中华人战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5条"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本案的准据法为我国的实体法。 三、1986年4月30日，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和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塑料编织袋买卖合同，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向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购买110吨塑料编织袋，价格条件CIF950美元／吨，装期1987年2－3月。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按照合同交付的第一批货物于1987年2月27日在大连港装运，第二批货物分两批于同年3月7日和3月27日在大连港装运。对上述两批货物，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均自提单开出之日起90天内信用证付款。但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货物后以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违约为由，申请挪威王国法院扣押上述两份信用证项下款项。据此，开证行东方惠理银行已书面通知中国银行，该两批货物价款至今未付。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因此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判令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未提出抗辩。 请问： 1）本案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向中国法院起诉，当地中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国际私法案例分析 1．1997年8月，法国商人比尔从武汉市某大酒店打的到火车站。车到站后，比尔将一装有贵重物品的手提包遗忘在出租车内。司机凌某发现皮包后，寻找失主，未果。比尔丢包后，在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晚报》上播发寻物启事，称送还丢失皮包将给以酬谢，并公布了联系方式。第二天，凌某将皮包送还比尔。比尔兑现承诺，付了酬金。比尔皮包失而复得后，委托中国籍的范女士向武汉市公管处投诉。公管处几经周折，查到收受酬金的凌某。公管处通知凌某到公管处说明情况。凌某承认接受酬金的事实，并写下"拾物经过"。3月10日，凌某将酬金交到公管处，由公管处交给失主。公管处以"举报待查"为由，暂扣出租车凌某上岗证，要求在指定时间和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凌某感到委屈，遂向武汉市汉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公管处返还酬金。法院受理案件后，进行了审理。问：1）本案中的涉外民事关系应以何国法律作准据法？答：比尔乘坐出租汽车，与凌某构成涉外运输合同关系。依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这一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是中国法律。比尔发布悬赏广告，凌某归还皮包，这构成悬赏合同关系，依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应以中国法律为准据法。 (一)准据法的概念所谓准据法(lex causae,applicable law),是指经冲突规范指定援用来具体确定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特定的实体法律。比尔皮包失而复得后，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诉，使凌某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交出酬金，比尔索要酬金构成不当得利。这一法律关系适用国际惯例、中国法律作准据法。 2．美国籍人爱默生根据来到中国某大学任教。任教期间与在该大学任教的中国女教师田某结婚。婚后，因双方性格不和等因素，爱默生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起诉后。爱默生任教期满，准备回国。爱默生向法院提出，委托同在该校任教的美国籍教师或委托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代理诉讼。问：在本案中，爱默生委托他人代为诉讼的做法是否正当，为什么？答：爱默生的做法是正当的。在我国，中国公民可以接受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我国对在我国的外国人实行国民待遇，允许外国人委托与之有同一国籍的外国人担任诉讼代理人。外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馆官员，可以接受本国公民的委托，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根据我国参加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当作为当事人的外国人不在我国境内、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适时到我国法院出庭时，该外国的驻华领事可以在没有委托的情况下，直接以领事名义担任其代表或安排代表在我国法院出庭。 3．中国公民钱某，1992年到日本留学。1995年回国前夕，在上班途中，被运货卡车撞倒，经抢救无效死亡。钱某的妻子利某以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在钱某弟弟的陪同下到日本料理后事。经协商，日本方面赔偿500万日元。回过后，为遗产分配一事，利某与钱某的家人发生争执，协商未果。钱某的家人以利某及其女为被告，诉至当地人民法院。问：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说明理由。答：本案应以日本法律为准据法。钱某死亡前未留遗嘱，其继承属法定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9条"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的规定，日本法律应为本案的准据法。钱某有两处住所。一处是位于中国的法定住所，一处是位于日本的临时住所。因李某在日本已居住两年，日本的临时住所视为住所。根据中国有关法律规定，李某死亡时的住所是在日本的住所。
《国际私法》典型案例精选案例分析题21 假设25岁的中国公民甲和l9岁的8国公民乙于B国依8国法规定的条件缔结了婚姻，婚后住所设在B国。l995年，甲回中国家乡D地探亲，途经中国c地时突发急病，生命垂危。甲在中国E地有个人财产l00万人民币。甲死后，乙和甲父丙为继承遗产发生纠纷。 【提问】 1.中国何地法院有管辖权?为什么? 2.假设甲在死前依中国法规定的方式作了录音遗嘱，把他在 E地的个人财产作 了分配，乙和其父丙各得一半。现乙向中国法院提出：甲的录音遗嘱依8国法是无效的，应按法定继承进行遗产分配。而依中国《民法通则》第l49条的规定应适用B国法，而 B国法规定只有妻子才是唯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因而甲的财产应全部归其所有。丙则提出：8国是l961年《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公约》的缔约国，依该公约规定，该遗嘱方式是有效的。关于该录音遗嘱有效性问题，谁的主张能成立?为什么? 【答案要点】 答：l.由于甲未立遗嘱，故本案为涉外法定继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6条的规定，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甲的财产包括位于8国的住所以及位于中国E地的l00万人民币，甲死亡时住所在B国，故动产及不动产的继承均由8国法院管辖，中国E 地的法院没有管辖权。 2.丙的主张成立。8国是l961年《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公约》的缔约国，根 据公约的规定，遗嘱处分方式凡符合公约所述各连结点所指向的内国法，均应视为有效。该公约规定的可供选择的遗嘱方式准据法的多种连结点包括立遗嘱人作出处分或死亡时的国籍所属国，甲是中国公民，因此，该录音遗嘱方式的准据法是中国的有关法律即《继承法》。我国《继承法》规定了自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代书遗嘱和公正遗嘱五种方式，从而肯定了录音遗嘱方式的有效性。因此，该录音遗嘱有效， 分析题22 美籍华人朱昂及其妻余杏芳，生前在广州置有坐落在南堤二马路六号的混凝土楼房一栋，另有座落在吉祥路20号的二层楼房一栋。朱昂及余杏芳先后在美国去世，
国际私法案例分析题 一、〔1986年〕伯康于1938年在家乡台山与素贤结婚，婚后一直无子女。1943年伯康前往美国定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1967年11月，伯康与周乐蒂在美达州结婚。1981年7月，伯康在美国洛杉矶去世。在伯康的遗产中，有一栋位于的四层楼房。1986年5月，已离开台山到定居多年的素贤得知伯康在美国去世后，到某公证处办理了继承上述房产的有关证明，同年7月领得房屋产权证。周乐蒂在美国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委托代理人在某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继承其亡夫留下的上述房产。 法院认为，〔居民〕素贤是〔定居美国38年的〕伯康之结发妻子，伯康在未与素贤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与在美国的周乐蒂结婚属重婚，确认无效，并根据?中华人民国婚姻法?第2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请求继承上述房产之诉。 提示： 参见我国?民法通那么?第147、149条 提问: 1．本案存在先决问题吗？如果有，主要问题与先决问题，分别是什么？ 2．本案是否会发生先决问题？为什么？先决问题的发生为什么要符合相关条件？ 3，你能否从本案判决看出法官国际私法的分析过程？请阐述你的理由。 4．本案如果是动产继承，是否会发生先决问题的法律冲突呢？ 5、我国规定是如何解决先决问题的？ 二、〔1889年〕安东夫妇为马耳他人，其婚姻在马耳他缔结，住所地在马耳他。后来，夫妻二人移居(法属)阿尔及利亚，丈夫个人在当地购置了一些不动产。1889年，安东去世，其妻在阿尔及利亚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享有他们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还主享有亡夫1/4的用益权，其理由是根据马耳他法律她有这种权利。马耳他法律规定，未亡配偶贫穷者以配偶身份可取得已亡配偶1/4的遗产用益权。 法院需要确定，本案原告依据马耳他法律〔要求〕享有其亡夫1/4遗产的用益权，这属于夫妻财产制〔问题〕，还是属于继承法制度〔问题〕。按照马耳他法律它属于婚姻法上的夫妻财产制，而按照法国法律那么属于继承法上的制度。照前一种情况处理，那么阿尔及利亚法院依据法国冲突规关于夫妻财产制适用婚姻最初住所地法的规定，应该适用马耳他法律，其结果本案原告要享有亡夫1/4遗产用益权的请求可以得到满足。按后一种情况对待，那么阿尔及利亚法院依据法国冲突规，动产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最后住所地法,不动产继承由不动产所在地法支配，就都应该适用法国法律，由于法国法律没有规定未亡配偶可以取得已亡配偶财产的用益权，因而本案原告不能取得其亡夫遗产的用益权。 阿尔及利亚法院和法国最高法院对本案的审理都以马耳他法律为依据进展识别，结果援引法国调整夫妻财产制〔问题〕的冲突规,适用了马耳他法律，判决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满足. 提问： 1.本案识别依据的是法院地法还是法律关系准据法？ 2.你认为用马耳他法或法国法识别，哪种较合理？ 三、贺尔泽是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德国人，1931年担任德国帝国铁路局的某公司总管。1933年帝国铁路局总经理免去贺尔泽的职务，理由是德国当局关于非雅利安人的立法有必
1、1996年，北京某高校教师辞职到日本留学，毕业后就职于一家日本公司。2000年8月，该人在日本东京不幸遇车祸身亡。遇害人亲属到日本作了后事处理，获赔款折合人民币80余万元。 为继承这笔存款，死者的父母与死者的妻子、儿子产生争议，遂诉诸法律，提起诉讼。 问：本案应适用何地法律作为准据法？ 本案中的遗产应如何分割？ （提示：中国法律规定继承有二个顺序，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父母、子女；日本法律规定继承有四个顺序，第一顺序为子女，配偶不在继承顺序中，但可随序继承。）答：本案应适用日本法作为继承的准据法。受害人在日本的财产均为动产。我国法律规定，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法。本案中，受害人的法定住所在中国。但受害人在日本已4年，经常居住地和住所不一致。根据《民法通则》第15条规定，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因此，应认定受害人死亡时住所地在日本，故本案应适用日本法。 本案中，受害人的父母根据日本法律无继承权，死者的子女是继承人，死者的配偶可随序继承。 2、中国公民忻××与中国公民曹××1944年在中国结婚，婚后生育二女。曹××1949年去台湾，1957年去美国，1991年加入美国籍。双方分离后，常有通讯联系，忻××1975年赴美与曹××共同生活。1984年后，曹××每年回国一次，并购买、翻建了三套住宅。1989年，忻××与曹××在美国发生矛盾，曹××独自来中国与一妇女同居。忻××要求曹××与同居妇女断绝关系，曹不听，反到美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获得离婚判决。1991年3月，曹××又来中国，于8月17日与原同居妇女到宁波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登记。 1991年12月14日，忻××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曹××离婚，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要求判令被告支付生活费和扶养费。 问：中国法院对本案有无管辖权? 本案应适用何国法律作准据法?阐述其法律根据。 答:（1）曹××在美国获得的离婚判决在中国是否发生法律效力是法院对本案是否享有管辖权的前提条件。 （2）美国法院的判决在中国未发生法律效力。因为曹××未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该判决。我国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实行宣告制。只有当事人申请，法院作出裁定，宣告我国承认某一判决，该判决在我国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中国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3）忻××在中国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应适用中国法律作准据法。 （4）根据：《民法通则》中国公民与外国人离婚，适用受理案件法院所在地法律。 3、中国某土产公司与新加坡某公司签订红枣买卖合同，由中国某土产公司向新加坡某公司出口一批红枣。合同规定，中国某土产公司向新加坡某公司出口的红枣的等级为三级。合同签订后，新加坡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具了信用证。交货时，中国某土产公司因库存三级红枣缺货，遂改用二级红枣交货，并在发票上注明；二级红枣，价格不变，仍以三级货价计收。中国某土产公司认为，货物的品级比合同规定的高，且价格不变，买方不会提出异议。可事实恰好相反，发货后，中国某土产公司到银行议付货款，开证行拒付货款，理由是单据与合同不符。中国某土产公司要求新加坡某公司修改信用证，被拒绝，新加坡某公司指责中国某土产公司违约，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问： （1）调整信用证关系的法律是什么? （2）开证行是否有权拒付贷款? 答：（1）在国际货物买卖关系中，调整 信用证关系的法律通常是各国普遍选用的《跟 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2）《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卖 方交付的议付货款的单据，必须与合同中的约 定相一致，做到单单相符，单证相符。如果卖 方交付的议付货款的单据与合同中的约定不一 致，单单不符或单证不符，银行有权拒付货 款。本案中，中国某土产公司交付的发票与合 同中的规定不符，银行有权拒付货款。 4、日本某公司于1988年5月7日向日本专 利机构提出“防眼疲劳镜片”发明专利申请。之 后，该公司于1988年10月3日以相同的主 题内容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了发明专利申请，同 时提出了优先权书面声明，并于1988年12 月25日向中国专利局提交了第一次在日本提 出专利申请的文件副本。 中国某大学光学研究所于1988年7月也成 功地研制出一种用于减轻因荧屏所造成眼疲劳 的镜片，这种镜片和日本某公司的镜片相比， 无论在具体结构、技术处理，还是在技术效果 上都是相同的。中国某大学光学研究所于 1988年9月10日向中国专利局提交“保健镜 片”的发明专利申请。 (注：中国、日本同是1883年《保护工业 产权巴黎公约的加入国》) 问：中国专利局应将专利权授予给谁?为 什么? 答：中国专利局应将专利权授予日本某 公司。 中国、日本两国共同参加了《保护工业产权巴 黎公约》，因此，本案中专利权授予给谁的争 议应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为依据进行 断定。《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规定了优先 权原则，发明专利申请的优先权为12个月。 我国法律规定外国人在我国申请专利，只要按 我国的法律规定提交了必要的文件，就享有公 约规定的优先权。中国某大学光学研究所虽然 先于日本某公司在中国专利局申请专利，但这 种申请行为不足以对抗公约规定的优先权，所 以，该项专利权应授予日本某公司。 5、王钰、杨洁敏夫妻二人均为中国公民，婚 后旅居阿根廷。因发生婚姻纠纷，阿限廷法律 又不允许离婚，夫妻二人于1984年按阿根廷 法律规定的方式达成长期分居协议，并请求中 国驻阿根廷大使馆领事部予以承认和协助执 行．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就该案给我国 驻阿根廷大使馆领事部的复函指出：我国驻外 使馆办理中国公民间的有关事项应当执行我国 法律，该分居协议不符合我国婚姻沾的规定， 故不能承认和协助执行．该分居协议系按照阿 根廷法律允许的方式达成的，故只能按照阿根 廷法律规定的程序向阿根廷有关方面申请承 认．如果当事人要想取得在国内离婚的效力， 必须向国内原婚姻登记机关或结婚登记地人民 法院申办离婚手续． 问：请用国际私法理论解释我国为什么不承 认和协助执行王、杨二人达成的分居协议。 答：王、杨二人的分居协议是技照阿根延 法律达成的，阿根廷不准离婚的法律与我国婚 姻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承认和协助执行王、 杨二人达成的分居协议有悖我国的公共秩序， 所以我国不能承认王．杨二人分居协议的能 力． 一国法院及一国驻外使馆承认与执行的 只能是一国法院的判决或仲裁机构的裁决，而 不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当事人之间的协议。 8、2000年3月6日上午10时，俄罗斯商人 埃立克和一位朋友从宁波开元大酒店出发，准 备到汽车南站乘坐高速大巴参加在上海举办的 “华交会”。由于行李太多，埃立克将一只皮包 放在副驾驶位置的脚踏板上。车到目的地后， 埃立克取出行李。交了车费，未要发票即离 去，放在车前面的皮包遗忘在车上。 皮包丢失后，埃立克即到宁波广播电 台交通台及当地报纸刊登寻物启事，并答应送 还失物给付酬金。3月8日，埃立克又将酬金 具体为“面酬8888元”。3月8日下午两点， 拾到皮包的出租车司机桂利军在同伴陪同下到 埃立克入住的酒店将皮包交还埃立克，并接受 了埃立克880美元和1600元人民币的酬谢。 埃立克收到皮包，支付酬金后，委托 朱女士到宁波市公管处投诉。公管处几经周 折，查到了桂利军。3月9日，公管处通知桂 利军到公管处说清情况。在公管处，桂利军写 下“拾物经过”，并于3月10日将酬金交到公 管处，并由公管处退还给埃立克的代理人。公 管处对桂利军给以处罚，暂扣出租汽车上岗 证。 桂利军返还了酬金又被处罚，心里很 不平衡。于是于3月30日到宁波市江东区人 民法院起诉公管处，请求判令公管处返还埃立 克交付的酬金。桂利军的诉讼请求被驳回。 问：本案中包含哪些涉外民事关系？ 这些涉外民事关系应适用哪国法律调 整？为什么？ 答：１、涉外运输合同关系，适用中国法调 整，依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 ２、涉外代理合同关系，适用中国法，依 据最密切联系原则。 ３、涉外物权关系，适用中国法，依据物 权关系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４、涉外悬赏合同关系，适用中国法，依 据最密切联系原则。5、不当得利关系，适用 中国法，行为发生地在中国。 9、德国籍人尤塔•毛雷尔根据中德学术交流计 划来到中国上海某大学任教。任教其间与在该 大学任教的中国籍女教师结婚。婚后，因双方 性格不和等因素，尤塔•毛雷尔向上海市中级人 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起诉后，尤塔•毛雷尔 任教欺满，准备回国。尤塔•毛雷尔向法院提 出，委托同在该校任教的德国籍教师或委托德 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代理诉讼。 问：外国公民、外国领事是否可以在中国法 院担任本国公民的诉讼代理人？ 在我国，中国公民可以接受委托担任诉 讼代理人。(4分)\ 我国对在我国的外国人实行国民待遇， 允许外国人委托与之有同一国籍的外国人担任 诉讼代理人。<4分) 外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馆官员，可以接 受本国公民的委托，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代理 人。根据我国参加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的规定，当作为当事人的外国人不在我国境 内、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适时到我国法院出庭 时，该外国的驻华领事可以在没有委托的情况 下，直接以领事名义担任其代表或安排代表在 我国法院出庭。(4分) 1、法籍华人保罗来华投资，与我国深圳一企业合 资，建立一家化妆品厂。保罗在深圳购住宅一 套，以便来华时居住。保罗在法国有一栋别墅， 有一家化妆品生产企业。在法国一家银行有300 万美元存款。1997年8月，保罗在华工作期间突 发心脏病，抢救无效死亡。保罗的亲属因遗产继 承发生纷争，在中国深圳法院提起诉讼。问：本 案中应适用何国法律作为准据解决这一纷争？ 答：《民法通则》第149条规定：“遗产的法定 继承、动产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 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根据这一 1 /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