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律》中的过失犯罪
彭荣
2012-08-01 11:48:02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1期
【核心提示】《唐律》及其《疏议》对有关过失犯罪的规定，其涵义包容之详尽、处罚分类之清晰，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过失犯罪规定的最为光辉的一页。探讨唐律中过失犯罪的法律术语，也即过失犯罪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有关过失犯罪规定的特点。对我国现行刑法相在过失犯罪方面的规定具有借鉴意义。
刑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所以，过失犯罪是指过失实施的犯罪。关于过失犯罪“早在西周时期就通过不成文法有所呈现。随后的《周礼?秋官?司制》中的‘三宥’制度更是将对重罚故意犯轻罚非故意犯的刑法思想和刑事政策进一步确立。后经过战国、秦代“不端”之表述，到汉代“过”“误”之规定，再至张裴于《注律表》对“失”之明确阐述，关于过失较为系统的规定最终在《唐律》这一封建法律大成之作中定型化、规范化。”[1]《唐律》作为我国封建制刑法的集大成者，其《名例律》对犯罪过失在具体罪中多有规定，对后世影响巨大。[2]研究《唐律》对于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进一步给现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发挥着重要作用。《唐律》及其《疏议》中有关过失犯罪的规定，特别是有关的过失犯罪法律用语的规定，是中国历史上过失犯罪规定最璀璨的一页。在此，对《唐律》中的过失犯罪进行研究，以期能对我国现行刑法及其理论关于过失犯罪的立法研究有所裨益。
一、《唐律》有关过失犯罪的法律用语
唐律规定的犯罪中有故意与过失之分。其中过失犯罪比较复杂，也特别引人注目。唐律中没有对过失作专门的规定，只是根据具体的过失犯罪，作出具体的说明，其中主要在三个律条中作了较为完整的规定。《唐律疏议?斗讼》“过失杀伤人”条规定，过失杀伤人的，根据具体情况，以赎论。“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3]此条专门对其中的“过失”作了注释，内容是：“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方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皆是。”以上对过失的解释虽不尽相同，但有较为一致的地方，这就是犯罪人没有考虑到，也没有观察到。这与现代刑法中的过失相比，似乎更接近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而与过于自信的过失较远。《唐律疏议?名例》“称乘舆车驾及制敕”条规定：“若于东官犯、失及宫卫有违，应坐者亦同减例。”此条“疏议”对其中的“失”即过失，举例作了说明。“失者，谓合和皇太子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并守备不觉阑人东宫宫殿门，如此之类，谓之为‘失’。”《唐律疏议?厩库》“故杀官私马牛”条规定，误杀官私马牛的，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即“其误杀伤者，不坐”。此条“疏议”对“误杀伤”作了这样的解释：“谓目所不见，心所不意，或非系放畜户之所而误伤杀，或欲杀猛兽而杀伤畜户者，不坐”。[4]通观《唐律》，有关过失犯罪的法律术语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过失
《唐律》中“过失”一词是专门用于过失杀伤人方面的限制性法律用语，这一用法对后世法典有着重要影响。无论是《唐律》律文还是在《疏议》中，“过失”只限定用于杀伤人的场合，如“过失杀伤人”，“过失杀伤祖父母、父母”，“部曲、奴脾过失杀主”等。该术语其对象仅限于过失杀伤人，不适用于损毁财
物、杀伤牲畜等。此种法律术语下，《唐律》又有详尽分类。
人们在脑、耳目不能充分注意的情况下，即在缺乏高度注意或异常谨慎的情况下发生的杀伤行为，属于过失。具体包括：
1．投扔砖石或发射弹丸、箭矢，由于没有看见人的活动，也没有听见人的声音，在耳目所及的范围之外，造成他人伤亡的；2．在幽静偏僻、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人的地方，由于思虑不周，投扔砖石，造成他人伤亡的；3．共同负重时，因力所不支，造成他人伤亡的；4．攀登危险的高处，因自己失足，造成他人伤亡的；5．因打猎鸟兽而误伤他人的；6．共同捕杀盗贼时误伤他人等情形。[5]因共捕盗贼而误杀伤旁人的情形。这种情形在新中国刑法中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1983年9月14日）中规定了人民警察在使用武器或者其他警械实施防卫时，必须注意避免伤害其他人，以及防卫行为超过必要限度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6]一般在这种情形下，也应当区分情况不同处罚，以利于负有特定“捕盗”职责的人积极履行职务。《唐律》及其疏议所列举的这些情形，表明《唐律》中的“过失”，是在人们在耳目、思想不能予以充分注意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力所支而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杀伤行为。而这些也只是原则性的叙述，实际规定还相当复杂，需要根据具体个案的具体情形考察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例如同样是在高险之处失足杀伤人，但若为游戏打闹而致，则不为“过失”杀伤，而为“戏杀伤”。
（二）失
“失”在《唐律》中主要用于标志官吏在执行公务方面的过失行为。这一点
在《唐律》的注疏中可以得到证明。如《唐律》第92条“贡举非其人”中有“失者减三等”的规定，其注为：“余条失者准此”，其疏议进一步解释：“‘余条失者准此’，指一部律内，公事错失，本条无失减之文者，并准此减三等”。第41条“诸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的疏议解释了“公事失错”的含义，“公事失错’，是指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即“公事失错”完全是因公致罪，而不是因私事或虽因公事而有意曲者的行为致罪，这就排除了公务以外的过失行为称之为“失”。而所谓“失”，依其疏议指“意在堪贡，心不涉私，不审德行有亏。”这可以看作是《唐律》关于官吏执行公务方面过失行为犯罪的原则性规定。尽管上述律文表明“失”主要用于指官吏犯“公罪”时的过失心态，但还应当注意《唐律》中“失”的另种用法。如第260条“残害死尸…弃而不失及；第423条“因失财物”；第424条“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第428条“于山陵兆域内失火”；第430条“失火及非时烧田野”等中的“失”就只是通常意义上的用法。[7]
（三）误
“误”在《唐律》中也是用于表示行为人主观过失心态的法律术语。它主要用于除“失”之外的官吏公务方面的过失犯罪和普通职业过失方面的犯罪。从字面意义上讲，“误”多指应知而误犯，主要是由于对客观情况、行为对象、自己应当做出的行为等等因素的误认、误解而发生。“误”比“失”更强调行为人的认识的错误以及认识与行为之间的差误（如笔误、口误）。在《唐律》中，“误”也是过失行为的一种。如《唐律》第66条“若于宫殿中行御道，…，误者”；第74条“诸车驾行，冲队…，误者”；第113条“诸受制忘误及写制书误”；第115条“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第395
条“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第423条“诸在市及
人众中，……，其误惊杀伤人者，从过失法”等等，都表明了具有一定职务或职业的人在执行职务或从事职业时的主观过失的心态。
（四）不知情
“不知情”，是指对他人犯罪负有注意义务而疏于注意即没有履行相当义务致使他人犯罪得逞而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它也是《唐律》中一种用以表示过失心态的法律术语。如《唐律》第84条：“诸私度有他罪重者，主司知情，以重者论，不知情者，依常律”；第217条：“诸应输课税及入官之物，而回避作匿不输，或巧伪湿恶者，计所阙，准盗论。主司知情，与同罪；不知情，减四等”；第379条：“诸诈乘驿马，加役流；驿关等知情与同罪，不知情减二等”等。“不知情”一词的用法可以从上述举例中得知，它标明官吏在公务方面负有作为义务而出于过失的一种不作为犯。
（五）亡失
“亡失”在《唐律》中专门用来表明行为人在丢失东西方面的过失行为。根据《唐律》第438条的疏议解释，“亡失，谓不觉遗落及被盗”，“亡失”即是负有特定义务的主体丢失了特定物品或被人偷了东西而没有发觉，因此，它也是一种源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的法律用语。据统计《唐律》中有8个条文用“亡失”来表示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过失心态。[8]如“亡失及误毁符、节、印及门钥”（第437条）；“亡失及误毁大祀神御之物”（第435条）；“诸弃毁制书及官文书者，准盗论；亡失及误毁者，各减二等”（第438条）；“亡失簿书”（第440条）；“亡失及误毁伤（兵器）者”（第444条）；“弃毁、亡失及误毁官私器物”（第445条）；“亡失器物、符印之类“（第446条）；“亡失及误毁官物”
（第442条）等。另外还有一条以亡失罪论处的情形，即《唐律》第448条“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
（六）不觉
“不觉”一词在《唐律》中的用法与“不知情”有所类似，用以表示官吏或负有特定职责的人没有恪尽职守时的一种过失心态，即用以指有关人没有发觉他人违法犯罪活动因而构成的一种不作为犯。《唐律疏议?厩库》“库藏主司不搜检”条对“不觉”的过失犯罪作了规定，其用刑轻于故意犯罪。“诸有人从库藏出，防卫主司应搜检而不搜检，答二十；以故致盗不觉者，减盗者罪二等。若夜持时不觉盗，减三等。”《唐律》第78条“诸宫内外行夜，若有犯法，行夜主司不觉，减守卫者罪二等；”第89条“诸缘边城戌，有外奸内人，内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觉，徒一年半”；第92条“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承言不觉……”第233条“若连接寇贼，被遣斥候，不觉贼来者，徒三年。”第463条“诸官户、官奴婢亡者…主司不觉”等等。如果因为主观“不觉”而构成犯罪，那么犯罪主体必须是负有特定义务的或者是担任某种特定职务的，《唐律》第89条之注为我们理解这一点作了很好的说明：“谓内外奸出入之路，关于侯望者”，即表示只有对于自己侯望之路出入奸人，候望者才负有发觉的义务。因而如果没有负发觉义务的前提，即是不觉，也不构成犯罪。
唐律中的过失犯罪除了以上使用的“过失”、“失”、“误”、“不知情”、“亡失”、“不觉”以外，还使用“迷误”、“不知”、“错认”等一些字、词来表示。而且，绝大多数的过失犯罪都可用减轻用刑、免刑或“上请”等方法来处理。《唐律疏议?卫禁》“阑入宫殿门及上阁”条规定，故意阑入宫门的要被徒二年，但是因迷误而犯有阑入宫门的过失犯罪，则用“上请”的办法来加以处
理，即“迷误者，上请。”此条“疏议”还对这一处理作了补充说：“迷误，谓非故阑入者，上请听敕。”《唐律疏议?卫禁》“宫殿作罢不出”对“不知”的过失犯罪作了规定，其中包括有量刑。它用减刑的办法进行处理，即“将领主司知情者，与同罪；不知者，各减一等。”《唐律疏议?杂律》“错认良人为奴婢部曲”对错认良人为奴婢的过失犯罪作了规定，量刑为徒二年。“诸错认良人为奴婢者，徒二年”。这一量刑轻于同类故意犯罪。故意把良人认作为奴婢的，要被流三千里。另外，还有“误发”、“误毁”、“误损毁”等也有类似情况。可见，在唐律中，过失的表达有多种，而且依据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字、词，可谓繁复。
二、《唐律》有关过失犯罪规定的特点
（一）过失犯罪规定趋于严整化
有关法律上和事实上认识错误的规定，大体上已与“过失”的心态有所区别。例如《名例律》：“本应重而犯时不知者，依凡论；本应轻者，听从本。”即本应为重而犯时误以为轻，是对法律有认识错误，则依凡论；相反的情况下，则依法律规定处罚。《诈伪律》：“诸诈教诱人使犯法，犯者不知而犯之。”疏议曰：“鄙俚之人，不闲法式，奸诈之辈，故相教诱，或教盗人财物，或教越度关津之类。犯者不知有罪，教令者故相坠陷，故注云‘犯者不知而犯之。”’显见对法律的认识错误采取“不知法不赦”，即使不知行为违法，仍要依法处断。再如，对象认识错误“数人共谋杀甲，夜中匆遽，乃误杀乙者，科以故杀罪”的规定与现代刑法对象错误的处断原则有相似之处。可以说，有关认识错误的规定，发展至唐代己相当成熟，宋、元、明、清各代的刑律，基本上沿用，没有大的发展。
（二）表述过失心理的立法例与用语进一步明确化、定型化
根据《唐律》中的规定，非过失心理态度，称之为“过失”、“失”、“误”、“不知情”、“不觉”、“亡失”、“迷误”、“不知”、“错认”等。
但“过失”用语，只限定于过失杀伤人的场合，对于毁坏器物、杀伤牲畜等方面的过失行为，则不用“过失”一语，而多以“误”表示。“失”则用以概括官吏公务方面的过失行为，“误”则作为“过失”中的一种，对官吏和庶民都适用。“不觉”等，则是用于某种具体过失行为。这样的立法体例与刑事政策，宋、元、明、清各代的律典相沿，基本上未变化。例如《明律》对于过失杀伤的注释为：“初无害人之意而偶致杀、伤人者。”《清律》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条：“若过失杀伤人者，较戏杀愈轻，各准斗杀、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被杀伤之家。”类似的规定，几乎与《唐律》的规定相同。
（三）过失心理的法律注释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
东汉之后，对律的注解盛行，律家蜂起。到晋代时这种风气更盛，各派并列，观点学说极不一致。《南齐书?孔雅圭传》中有张斐与杜予“同注一章，而生杀相殊”之说[9]。唐代学者长孙无忌等，在总结前朝，特别是在总结汉律、晋律的立法、司法以及注律经验的基础上，对《唐律》中的注释更为具体、明确。例如：对《斗讼律》过失杀伤人条的“过失”注释为“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皆是。”疏议注云：“谓耳目所不及，假有投砖瓦及弹射，耳不闻人声，目不见人出，而致杀伤；其思虑所不到者，谓本是幽僻之所，其处不应有人，投瓦及石，误有杀伤；或共举重物，而力所不制，或共升高险，而足蹉跌；或因击禽兽，而误杀伤人者；
如此之类，皆为‘过失’。称‘之属’者，谓若共捕盗贼，误杀伤旁人之类，皆是。”这也就是说，当未能充分注意，缺乏谨慎而发生的杀伤人的，为“过失”。强调“过失”的无本意、无认识因素的特点，与现代刑法上“无认识过失”相类似。当然，在上述注释中，也包含显然应属不可抗力的情况，以过失论，这是有缺陷的。但应当承认，《唐律》不仅继承了“眚灾肆赦”、“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思想，而且有所发展，特别是对律条的注释，基本上为后世各代刑法所沿袭。如关于过失杀伤人的注释，《明律》、《清律》几乎与《唐律疏议》所作的注释没有什么差别。
（四）过失犯罪规定及处罚差异化
关于唐律中的过失犯罪，还有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要引起注意。第一，有的犯罪没有过失，只是故意。《唐律疏议?职制》“刺史县令等私出界”条规定，官吏私自出界的犯罪只是故意，没有过失。“诸刺史、县令、折冲、果毅，私自出界者，杖一百。”第二，有的犯罪只是过失，没有故意。《唐律疏议?职制》“合和御药有误”条所规定的犯罪，就是过失犯罪，没有故意犯罪的内容。“诸和合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者，医绞。”第三，有的过失犯罪可以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唐律疏议?斗讼》“殴缌麻小功亲部曲奴婢”条中所规定的过失殴打缌麻以上亲属的部曲、奴婢致死的，可以不负刑事责任。“诸殴缌麻、小功亲部曲奴婢，折伤以上，各减杀伤凡人部曲奴婢二等，大功，又减一等。过失杀者，各勿论。”第四，有的过失犯罪虽不直接用刑，但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赎等责任。《唐律疏议?厩库》“故杀官私马牛”条规定，故意杀死官私马牛的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是误杀伤的则不需承担刑事责任，却要承担赔偿相应的民事责任。“其误杀伤者，不坐，但偿其减价。”《唐律疏议?斗讼》“过失杀伤人”条则明确规定，过失杀伤人的，依据情况，以赎来处理。第五，有的故意犯罪以过失
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唐律疏议?断狱》“监临自以杖捶人”条把监临官故意用杖捶打致人死亡等的犯罪，以过失杀人而不是按故意杀人法来量刑。“诸监临之官因公事，自以杖捶人致死者，各从过失杀人法”。第六，有的犯罪不论故意还是过失，都一样用刑，没有差别。《唐律疏议?擅兴》“乏军兴”条所规定的“乏军兴”犯罪，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都一样处罚，没有差别。“诸乏军兴者斩，故、失等。”此条“疏议”还专门为此作了说明。它认为“军兴”事情重大，所以过失“乏军兴”仍不可减刑。“兴军征讨，国之大事”，“为其事大，虽失不减。”在以上这些问题中，有的与现代刑法的规定有相似之处，有的则明显不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唐朝刑法中的一些特殊方面。
三、《唐律》过失犯罪规定之借鉴意义
《唐律》的过失犯罪虽在整体上不及故意犯罪受到立法上的重视，但在当时罪刑擅断占统治地位的情形下，有关过失犯罪的刑事立法显得如此完备，如果与同一时期西方社会立法状况相比较，不可不承认《唐律》的先进性。即使在现代社会，“现行刑法对过失的规定也较为简单”。[10]也只是简单区分故意与过失，而没有对“过失”进行进一步的区分以便针对不同情形予以处理。从这一意义上讲，《唐律》有关过失犯罪的规定是值得我们研究刑法过失犯罪问题时予以借鉴的。比如：《唐律》对过失杀人仅以赎论，在某种程度上对现行刑法与民事诉讼赔偿制度结台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唐律》第41条及《疏议》对业务上过失犯罪处罚轻于一般过失犯罪此作了原则性规定：“诸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疏议》日：“‘公事失错’，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事未发露而自觉举者，所错之罪得免。‘觉举’之义，与‘自首’有殊。‘首’者，知人将告，减二等；‘觉举’，既无此文，但未发自言，皆免其罪。”对现行刑法颇值得借鉴。
综上所述，研究《唐律》之内容对现行刑法具有颇多借鉴之处，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加强相关研究，使现行刑法在相关历史研究中获取更多的养分。
(彭荣，单位为云南大学 )
【注释】
[1]沈莺：《＜唐律＞与现行刑法对过失犯罪规定的比较研究》，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宋刑统》全面继承唐律的内容，包括过失犯罪的一系列规定。《大明律》对过失犯罪的认定有了进一步的规定。《大明律?刑律》“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条对于过失的认定，范围广于唐律的规定，有的在《唐律疏议?斗讼》“过失杀伤人”条中没有规定。其中，包括了“因事投掷砖、瓦，不期而杀人者。或因升高险，足有蹉跌，累及同伴。或驾船使风，乘马惊走，驰车下坡，势不能止”等行为。另外，在处理这类犯罪时还特别强调了唐律所没有规定的赔偿。“凡初无害人之意，而偶致杀伤人者，皆准斗殴杀、伤人罪，依律收赎，给付被杀、被伤之家，以为瑩葬及医药之资。”其中的“给付”规定具有赔偿之意，唐律则没有规定。《大清律例》中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基本同于《大明律》。
[3]参见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引《唐律》律文均源于此书。
[4]王立明：《中国法律与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5]魏地：《唐律中的罪过形式研究》，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7期。
[6]《刑事法律实用大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111页。
[7]黄明儒：《浅析（唐律>中过失犯罪的法律用语》，载《法学评论》1998第2期。
[8]侯国云：《过失犯罪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9][日]西田太一郎：《中国刑法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10]沈莺：《＜唐律＞与现行刑法对过失犯罪规定的比较研究》，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74页。
浅论共同犯罪案件中主从犯的司法认定 （作者：夏俊杰——红安县检察院） 在刑法理论中，共同犯罪是最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之一，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每个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共同犯罪主体必须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共同犯罪人作为刑事案件的主体，包括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这些区分对于犯罪人的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笔者身处基层检察院，时常碰到涉及从犯认定的司法实务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常感觉理论储备不足。有鉴于此，该文以各种刑法理论观点为基础，归纳性、总结性地分析论述了在共同犯罪中应如何认定主从犯、抑或是不区分主从犯的判断标准。 一、共同犯罪的主从犯认定 （一）共同犯罪人的分类 共同犯罪，简称共犯，是与单独犯罪相对而言的。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就共同犯罪而言，二人以上可以共同谋划，互相分工，更易于完成犯罪；也可以商讨对策，相互包庇，更易于逃避侦查，因此往往比单独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共同故意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因其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而需要区别对待。理论上，各国刑法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划分。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时，为了使罪责相适应，也需要按照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因此，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也是对共同犯罪进行处罚的前提。为准确理解我国刑法的主从犯规定，有必要首先了解国内外立法确定的共同犯罪人种类，主要有这些划分方式：(1)二分法，即把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种，具体划分又有不同，①分为首犯和从犯，如《唐律疏议·名例》中对“共犯罪者条”解释说：“共犯罪者，谓二人以上共犯，以先造意者为首，余并为从”；②分为正犯和
论共同犯罪(一) 论文摘要 一、共同犯罪概述 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疑难而复杂的问题,研究犯罪的共同形态对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共同犯罪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统一。因此在共同犯罪中我们应当将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考虑进去，将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分工情况来看，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类。 二、单位共同犯罪 单位犯罪是经单位组织决策机构后形成的整体意志，这种单位整体意志由单位内部组织中的自然人行为转化为单位的犯罪行为。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以共同犯罪的一般标准来评判，单位犯罪是以共同犯罪形态出现的，这也是立法对单位犯罪往往规定追究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原因。 三、关于片面共同犯罪理论 所谓的片面共同犯罪，是指单方面具有与他人共同参与犯罪的的故意的情形。片面共犯具有，主观联络的单向性，主观上的直接故意性，客观行为上的协同利用性，共同犯罪人类型的多样性,片面共犯的确立可以是片面共犯找到法律上的依据，使其能够罚当其罚，罪当其罪。关键词:共同犯罪；单位共同犯罪；片面共同犯罪；形态；特征；存在必要性。一、共同犯罪的概述 一>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成立条件 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疑难而复杂的问题,研究犯罪的共同形态对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该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共同犯罪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之间才能构成共同犯罪。所谓共同必须是：1、各共犯人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2、各共犯人主观上彼此沟通、互相联络，都认识到自己不是在孤立地实施犯罪，而是和他人一起共同实施犯罪1]。但是同时我国刑法也规定了几种不能构成共同犯罪的形式：1、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成立共犯；2、同时犯不成立共犯；3、间接正犯不成立共犯；4、故意犯与过失犯的某些行为彼此联络或联系，不成立共犯；5、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6、超出共同故意以外的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7、事先无通谋的窝藏、包庇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8、所谓“片面共犯”不是真正的共犯；9、法人犯罪不是共同犯罪，法人犯罪是法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实施的犯罪，因此它不是共同犯罪，法人内部直接参与犯罪实施的人也不成立共同犯罪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共同犯罪的关系，而是作为法人有机整体内部的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简单说就是法人实施犯罪时的内部结构。如果是法人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两种情况：1、两个或两个以上法；2、一个或一个以上法人与一个或一个以上自然人共同故意犯罪2]。 《二>共同犯罪的形式 共同犯罪的形式，也即共同犯罪的结构是指各共犯人的故意犯罪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相会作用的方式。共同犯罪的形式不同起身会危害性就不同。我国刑法只规定了构成共同犯罪的一般条件和犯罪集团，在理论上，则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标准将共同犯罪划分为多种形式。 1、犯罪能否由一个人能够单独实施形成为标准进行划分，分为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人能够单独实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时，就是任意共同犯
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例分析 摘要：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既是青年中有较多机会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的一部分人，承担着振兴祖国科技事业、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重担，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但近年来，大学生违法犯罪数量的不断增长，严重程度的加深，大学生违法犯罪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例的分析，着力考察大学生犯罪的基本情况和原因，探究其犯罪的根源，并更多地从社会，教育，犯罪心理的角度提出预防对策，以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 关键词:大学生；违法犯罪；校园案例；成因分析 1.校园违法犯罪案例 2004年寒假马加爵因为打工没有回家，留在学校住宿。邵瑞杰和唐学李提早回到了学校。唐学李原本是住在校外的出租房的，只是因为那几天还是假期，校内宿舍的床位空置率较高而入住邵瑞杰和马加爵的317室。案发前几天，马加爵和邵瑞杰等几个同学打牌时，因邵瑞杰怀疑马加爵出牌作弊两人发生争执。曾被马认为与其关系较好的邵瑞杰说“没想到连打牌你都玩假，你为人太差了，难怪龚博过生日都不请你……”，马认为他的这番话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转而动了杀机。在2013年10月1日2日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李玫瑾教授透露马加爵真正的杀人动机之一是因为寒假期间涉及性的行为 (外出嫖娼) 被室友发现，当年之所以不公布真相是怕给受害者和加害者家属造成二次伤害。 马加爵利用电脑在互联网上查阅资料，确定用杀人后流血相对较少的铁锤作为他的作案工具，同时查阅了一些省份的地理资料及登录过公安部的网站。他在自己电脑上查阅的这些资料后来成为警方的查案线索。马加爵到一个旧货市场买了一把石工锤，据其自称为了使用方便，他请店主把锤子的木柄锯短。马加爵把锤子藏在宿舍楼内厕所的隐蔽处，但后来却被人偷走。他又到同一间商店再买了一把锤，并同样让店主锯断。他还买了日后用于捆扎尸体的黑色塑料袋、胶带纸，又制作了假身份证以备逃跑时使用。 唐学李的存在成为马加爵杀人的障碍，因此马决定先除掉他。2月13日晚，马加爵趁唐学李不备用石工锤砸向其头部，杀死唐学李后马用塑料袋扎住唐的头部，藏进衣柜锁好。14日晚，邵瑞杰回到宿舍，因隔壁宿舍同学已经回来他只好回到317室。马加爵趁其洗脚时用石工锤把他砸死。15日中午，杨开红到317室找马加爵打牌，马趁机用同一办法将他杀死。当晚马加爵到龚博的宿舍，跟龚博说317室打牌三缺一，将其引到317室后杀死。四人的尸体均被马加爵用黑色塑料袋扎住头部后放入衣柜锁住。据马加爵本人事后指称，当时曾有一广西老乡过来找马加爵打牌，马加爵曾打算将其杀死，因其曾为马加爵到饭堂拿饭，加上马加爵觉得他平时对其不错而没有动手。 15日当天，马加爵到云南省工商银行汇通支行学府路储蓄所分两次提取了350元和100元人民币现金。杀死4人后，马加爵在2月17日带着现金和自己之前制作的假身份证乘坐火车离开。在火车站他的假身份证被警察查到，但由于其案情还未被发现，他得以逃脱并乘坐到广州的火车离开。 2004年2月23日中午13时18分，结束寒假刚返校不久的云南大学北院鼎鑫学生公寓6幢317室两名学生感觉宿舍有异味，遂一起打扫卫生，发现本室一衣柜内有液体流出并带有臭味后，随即向学校宿舍报告，保安撬开后发现四名学生尸体都被藏在宿舍内的四个衣柜里，校方随即向昆明市公安局报警。 警方经过侦查后，认定317室即为作案现场；被害人均系钝器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死亡时间约一周左右；作案时间初步认定在2月13日至15日，作案工具即现场遗留的石工锤。同时，警方将嫌疑对象为云南大学本校学生、当时居住于该寝室的马加爵。2004年2月23日晚11时，云南省公安厅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A级通缉令；公安部于24日向全国发出A级通缉令。 2004年3月15日下午7时20分许，海南省三亚当地人摩的司机陈贤壮向三亚市河西派出所派出所举报：在三亚的河西路一河堤附近，发现一相貌极似马加爵的男子。警方接报后，迅速赶往发现地抓获该人，
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 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关于过失犯罪与共同犯罪的关系，旧中国刑法与刑法理论采取了以下定式：新派——主观主义——行为共同说——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旧——客观主义——犯罪共同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新中国刑法及理论通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但理论上的论证存在疑问；审判实践上已悄悄地承认共同过失犯罪，对共同过失犯罪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在现行刑法之下，难以从解释论上肯定过失的共同犯罪；作为立法论，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的主张具有合理性；本文认为，没有必要继续维持上述定式，在行为人共同引起了法益侵害，并且对法益侵害共同过失的情况下，各行为人理当对共同引起的法益侵害承担刑事责任。 “共同过失犯罪”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复杂问题。按照中国刑法的规定（将共同犯罪限定为故意犯罪）以及汉语的语义，“共同”不只是相同的含义，似乎还具有犯意联络（犯意的共通）的含义；但过失犯的特点，决定了二人以上过失犯罪时缺乏犯意的联络，而实务中又存在需要以共同犯罪处理的情形。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刑法理论对共同过失犯罪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介绍共同过失犯罪的立法史与学说史、现行法的解释与判例，以及立法论，并发表个人浅见。1 一、史论 （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刑法理论关于是否存在过失的共同犯罪，便存在不同学说。 第一种学说为肯定说或积极说。当时主张行为共同说的学者认为，所谓共犯，是指犯罪的成立乃由数人共同加担；至于其加担，则不问其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不问其为故意之罪还是过失之罪。凡一犯罪成立，有数人共同行为时，便成立共犯。惟出于故意者为故意共犯，出于过失者为过失共犯。并且认为，这样处理在学理上与立法上皆无障碍。第二种学说为否定说或消极说。当时主张犯罪共同说的学者认为，共同正犯以双方具有故意的共通为必要，因此，过失犯罪不可能存在共同正犯；过失教唆、帮助他人的行为时，即使他人具有故意之行为的，也不成立过失之教唆犯与帮助犯；故意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过失犯罪的，也不成立共犯。第三种观点为折中说，认为共犯者，乃数人参与犯罪，不问其意思为故意或过失，因此，以过失行为参与一罪之成立者，应认定为过失的共同正犯；但教唆犯与帮助犯的体样，以因果关系的中断而存在，而他人过失行为的介入，其因果关系便不为之中断。在这种场合，虽然产生间接正犯的体样，却不产生共犯关系。由此可见，折中说认为，存在过失共同正犯，但不存在过失教唆犯与过失帮助犯。2 （二）旧中国刑法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规定，经历了由全面肯定→部分肯定→全面否定的过程。 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全面肯定过失的共同犯罪。其第29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之行为者，皆为正犯，各科其刑。”第35条规定：“于过失罪有共同过失者，以共犯论。”第36条规定：“值人故意犯罪之际，因过失而助成其结果者，准过失共同正犯论，但以其罪应论过失者为限。”虽然从第29条还不能得出《暂行新刑律》承
违法犯罪案例分析 【篇一：违法犯罪案例分析】 加工贩卖医疗废物 青岛即墨李某某等人自2012年8月起,多次从收集、储运的医疗废物中,盗取30余吨塑料医疗废物加工贩卖,从中获利2万余元。经即墨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14年8月14日李某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被移送起诉。 170余吨废料污染环境 贩卖用过的一次性输液管 犯罪嫌疑人丛某某等8人自2010年起从潍坊、青岛、烟台及江苏省宿迁、睢宁等地医疗机构大量收购病人用过的一次性输液管、针管等医疗废物,经过冲洗、分拆破碎加工后,贩卖到外省牟利。徐某某等5人被移送审查起诉。 在景区倾倒 200余吨废酸 7月28日,犯罪嫌疑人黄某某将从江苏购买的废酸倾倒于嘉祥县卧龙山镇卧佛寺村卧龙湖景区,造成周围环境严重污染。经查明2014年3月份以来,犯罪嫌疑人黄某某先后购进200余吨废酸非法处置。 本报记者杜洪雷 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事实充分说明，领导干部作风与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性是作风的内在根据，作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作风和党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我们党始终强调通过加强党性修养来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使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始终保持先进性。 加强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关键是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积极投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党性、改进作风、砥砺意志、增长才干的正确途径。 ---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贪污受贿案例相关链接贪污贿赂行为，主要是指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中的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挪用公款的行为，或者拥有不能说明与合法收入差额较大的财产或支出的合法来源的行为、隐瞒境外存款的行为。
共同过失犯罪若干问题研究_刑法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在理论上尚存在争议，在实践中客观存在并不容忽视。本文主要就理论及立法上肯定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必要性及其范围、共同过失犯罪的“共同注意义务”及共同过失犯罪各行为人之间刑事责任的承担等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 键 词】共同过失犯罪/共同注意义务/从重处罚/有力原因说/过失程度 由于对共同犯罪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不同，刑法学界对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中是否包括共同过失犯罪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然而，在现实生活与司法实践中，共同过失犯罪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一些分工细密、机械化程度发展很高的行业，一些重大事故的发生往往并不是由个人造成的，而是数人共同过失导致了符合构成要件的危害后果。因此，对客观上业已存在的共同过失犯罪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就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必要性及其范围、共同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的理论之争 由于对共同犯罪的共同性的本质的理解不同，刑法理论界对“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得出了肯定与否定两种结论，同时，亦有学者主张限定的肯定说。 肯定说一般为行为共同说与目的行为论者的学者所主张。行为共同说是主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学说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表现，而共同犯罪的“共同”正是共同恶性的体现，而共同犯罪的行为不过是实现共同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东西。因此，共同实行犯只要主观上有自然行为之共同意思，客观上具有共同行为就足以构成。因此，过失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共同过失犯罪是成立的。而目的行为论者将过失行为理解为一种不注意的目的行为，也是一种意思行为，当然可能构成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犯罪。 否定说一般为犯罪共同说学者所主张。犯罪共同说是客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理论主张，共同犯罪是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因此，需要行为人有对构成要件结果之认识及对于这种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等故意的共同要素。因此，在犯罪共同说的支持者看来，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系至关重要，而共同过失犯罪不可能具有这种意思联络，因此不可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
刑法案例分析题 This manuscript was revised on November 28, 2020
刑法案例分析题整理 一、“一问一答”类型解题步骤 1.先读问题后案例，心中有数。 2.读题做准备：把案例中出现的三大要素“主体、行为、情节”全部用笔划下来。 3.开始做题： （1）看每一个主体、每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罪名。 （2）看每一个主体的几个犯罪行为之间是否有转化、吸收等问题。（一罪和数罪的关系） （3）再看不同主体之间是否有共犯问题，是否属于“部分犯罪共同说”。 （4）看是否有犯罪未完成形态问题（中止、未遂、既遂）。 （5）看有没有法定的从重或从轻量刑情节。（自首、立功，重大立功，主犯从犯，结果加重等情况；还有责任年龄、精神状态等。） 4.检查 考生看到自己熟悉的点会很兴奋，容易忽视一些细节之处，检查很重要，重新把问题和案例对照一遍，查漏补缺、修正错误。 检查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看前后问题之间是否有矛盾之处，如果前后回答有矛盾，很可能基本判断是有错误的，需要重新思考。不能已经写到答题纸上了又想改就来不及了。 5.开始在答题纸上答题 （1）一定按照问题的序号写，如果每个问题有几个要点，那么就在这个标题下分出相应小点，序号级别一定清晰，便利老师阅读，会增加感情分。随意打乱答案顺序，每一问少给一分，就会丢掉四五分，不可冒险！ （2）问什么答什么，不用过多阐述，不要旁逸斜出、画蛇添足。 （3）说明理由一定有，但是只需要直接说明，不需要深入分析。 二、笼统式案例 如果遇到笼统式案例，就按照上述第3步的顺序来分析，然后安排回答。 但是回答顺序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先对共同犯罪部分所有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对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或者先出现的主体犯罪行为进行回答。 第三，最后对起次要作用的或者后出现的主体犯罪行为进行回答。 第四，在每一主体下面，就是按照行为发生的时间顺序来作答。 总结笼统式案例，应该体现的答题顺序和结构模式，应该是这样的： 答： （Ⅰ）甲乙不构成共犯，因为……（如：缺乏主观方面） （Ⅱ）构成共犯 1.甲乙共同实施了……行为（第1个行为），构成……罪，因为…… 2.甲乙共同实施了……行为（第2个行为），构成……罪，因为…… 3.总结特殊问题1：犯罪形态问题（既遂、中止、未遂），如甲构成抢劫罪中止，在外放风的乙构成抢劫罪未遂。对于中止、未遂犯罪，应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4.总结特殊问题2：看有没有法定的从重或从轻量刑情节。（自首、立功，重大立功，主犯从犯，结果加重等情况；还有责任年龄、精神状态等。） （二）关于甲单独犯罪部分分析如下： 1.甲实施了……行为（第1个行为），构成……罪，因为……
《唐律》中的盗罪探析 陈玮；天津师范大学法学硕士 “六赃”是我国古代概括盗窃、强盗、贪污等诸罪，集有损于国计民生的严重犯罪于一体的重要概念。西晋张斐注《泰始律》时解说“赃”：就是“货财之利”。具体地说，就是指故意使用暴力抢劫，或不为人知的秘密方式偷窃，或利用管理、监督职权便利等手段非法攫取公私财物，侵害社会经济秩序和公私财产的六种犯罪行为的总称。《唐律疏议·名例律》曰：“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强盗和窃盗两种盗罪。 《唐律》中盗罪规定于《贼盗律》中，《疏议》中提到:“贼盗律者，魏文侯时，李悝首制法经，有盗法贼法，以为法之篇目。自秦汉逮至后魏，皆名贼律盗律。北齐合为贼盗律。后周为劫盗律，后有贼叛律。隋开皇合为贼盗律，至今不改。”这表明《贼盗律》起源于魏国李悝的法经，秦汉相承，经过北齐、北周的离合沿革，至隋开皇始确定下来，唐则沿用不改。盗罪主要包括“潜形隐面而取”的窃盗罪和以“威若力而取其财”的强盗罪。在盗罪中，强盗罪是打击的重点，其处罚酷于窃盗罪。 一、强盗 （一）强盗的概念和内涵 盗，本由“次”与“皿”二字构成。《说文解字》中记载：“次通欲，”贪的意思；皿即古代盛食物的器具。次皿便是盗。本义为因
贪而取得他人器皿中的食物。盗的要领直到张裴给晋律作注才得以明确。晋律注》：“取非其有谓之盗。”《唐律疏议》又进一步对“盗”予以划分，曰：“强盗，谓以威若力”，“窃盗，潜形隐面而取”。唐律所下的定义，直接为《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所承继。关于强盗，《唐律疏义·强盗律》明确解释了它的概念：“诸强盗，谓以威若力而取其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若与人药酒及食，使狂乱取财，亦是”。可见，唐律的强盗罪是指以“威若力”为手段而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威若力”为何意？疏云：“议曰，强盗取人财，注云‘谓以威若力’，假有以威胁人，不加凶力，或有直用凶力，不作威胁，而劫掠取财者。”从疏议的解释中可见，“威”是“假有以威胁人，不加凶力’，“力”是“或有直用凶力，不作威胁。”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对被害人实施身体上或者精神上的强制，使其不能或不敢进行反抗，从而达到盗取其财物的目的。概而言之，强盗罪是指以暴力手段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包括用威胁或凶力劫掠取财两种。 （二）对强盗罪的处罚 关于强盗罪的处罚，《唐律·强盗律》规定：诸强盗“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杀伤奴啤亦同。虽非财主，但因盗杀伤，皆是。其持仗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 可见唐律对强盗罪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这是因为强盗罪既侵犯财产又侵犯人身。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它直接威胁着社会秩序，所谓
浅谈共同犯罪中出现的牵连关系 共同犯罪是的概念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此定义中可以得知构成共同犯罪需有三个要件：一、行为人必须是两人以上；二、共同的犯罪行为；三、共同的犯罪故意。但是犯罪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共同犯罪中会出现牵连的关系。但是牵连犯又是什么呢？简言之，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同样的，构成牵连犯也有三个要件：一、以实施一个犯罪为目的；二、必须是两个以上的行为；三、数个行为之间触犯不同的罪名。 犯罪具有复杂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共同犯罪中就可能出现超出共同犯罪范围之外犯罪行为。为了更好的理解这种情况，就引申出“共犯过限”这样一个概念。共犯过限是指在共同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故意或者过失的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范围的行为而形成的一种犯罪情形。因此部分犯罪人故意或者过失超过共同犯罪范围的行为与此部分犯罪人实施的共同犯罪中的犯罪行为就可能构成牵连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情况，举两个例子说明之。例子1：甲教唆乙杀丙，乙为了干净利落的将丙给杀了而非法制造了一只枪支。例子2：甲教唆乙教训丙，乙趁天黑去丙家将丙暴打一顿致其重伤（丙不知是乙所为），乙在离开丙家的时候将丙家笔记本电脑拿走。在例子1中乙的行为就触犯了在刑法理论中的两个罪名，即非法制造枪支罪和故意杀人罪。对于甲而言，乙非法制造枪支的行为时超出了甲教唆的犯意之
外的。在例子2中同样的，乙触犯了两个罪名——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乙的盗窃行为超出了甲教唆的范围外。这两个例子就很好的说明了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超出共同犯罪的行为与共同犯罪行为可能存在牵连关系。如果仔细比较两个案例，两者又有区别。前一个案例乙的行为是行为的过限，后一个案例是结果的过限。 在共同犯罪的过程中出现超出共同犯罪外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的如何对共同犯罪定罪量刑？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共同犯罪中遵循“部分对整体负责的原则”，在牵连犯中是“从一重处罚”。如果在共同犯罪中超出共同犯罪外的行为按照牵连犯的处断“从一重处罚原则”，那么手段行为和结果行为就归属于共同犯罪中的部分犯罪行为（这里的部分犯罪行为是指在共同犯罪中与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具有牵连关系的行为）或者说手段行为和结果行为被共同犯罪中的部分犯罪行为所吸收。而在共同犯罪中的处罚原则是“部分对整体负责的原则”，那么在此原则的指导下，那么把牵连关系中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吸收了部分犯罪行为就是共同犯罪行为。如果这样是否具有刑法理论上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因为被共同犯罪中的部分犯罪行为是吸收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是超出共同犯罪范围外的犯罪行为。 另外在生活中可能出现这样的案例：丙同时欠甲乙二人的债务，但是丙不履行还债的义务，因此甲乙二人合谋将丙拘禁起来索取债务，但是由于甲临时有事而没有实施拘禁丙的行为，只有乙一人拘禁了丙，在拘禁丙的过程中，乙为索取债务非法剥夺了丙的生命。对于甲来说
共同犯罪：定罪 （一）案例 案例一1998年8月6日，某市博物馆因面临洪水威胁，将部分馆藏文物转移至安全地点。博物馆工作人员成某和范某等人负责运送，文物搬卸至新地点后，因一时来不及配备安全保管设施，当晚由成某、范某等人负责看守。当天夜里，成某悄悄潜入一文物临时堆放房间，窃取了一件馆藏画卷。不料走出房间时，正碰上范某从另一存放文物的房间出来，并手持一青铜器，二人均吃一惊，十分尴尬，但立刻明白对方也是来盗窃文物，于是都未出声，相视一笑后各自离开。以后二人均未再提起此事。司法机关对文物失窃进行调查，在询问他们时，二人均称不知情，后经侦查，案件告破。经有关部门鉴定，青铜器和画卷各估价约10万余元。 案例二1984年8月26日晚，吴平骑自行车窜至他所在的六车间，盗得紫铜240斤，放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此时，王文从四车间偷出黄铜60斤，刚出车间门口，见吴平推自行车过来，就喊住吴平，把自己偷的铜放在吴平的自行车后架上，二人一起往外运。走出不远，发现执勤人员，二人将所盗之物抛弃并逃逸。
（二）共同犯罪的概念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构成共同犯罪，主观上要有共同犯罪故意，客观上要有共同犯罪行为。刑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轧左右腿） （三）共同犯罪的认定 共同犯罪可以区分为正犯与共犯，正犯是指实行犯，其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已有规定。共犯是指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其行为在刑法分则中没有规定。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为共犯的定罪提供了法律根据。 1.正犯的定罪（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单独正犯与共同正犯） 2.组织犯（犯罪集团） 3.教唆犯 4.帮助犯（四）案例分析案例一被告人成某与范某互相之间不存共同犯罪故意，因而不构成共同犯罪，而是一种同时犯，应当分别定罪。 案例二被告人吴平与王文虽然开始没有共同犯罪故意，但在实行犯罪过程中形成共同犯意并有共同犯罪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共同犯罪：量刑 （一）案例被告人王某对甲有仇，遂出资5万元雇使张某去除掉甲，张同意，并将欲杀甲的情况告诉其妻陈某，陈某不仅不加制止，而且积极为其出谋划策，帮张买来一把尖刀用于杀甲。在陈
论共同过失犯罪(一) 内容摘要 国际上和国内由于对共同犯罪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不同，刑法学界对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中是否包括共同过失犯罪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首先介绍了刑法学界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纷争，并进而认为共同犯罪有事实的共同犯罪与法律的共同犯罪之分，而共同过失犯罪则属于事实上的共同犯罪而非法律上的共同犯罪（后者仅限共同故意犯罪），然而，在现实生活与司法实践中，共同过失犯罪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一些分工细密、机械化程度发展很高的行业，一些重大事故的发生往往并不是由个人造成的，而是数人共同过失导致了符合构成要件的危害后果。要对各共同过失行为人合理确定刑事责任时，要考虑各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在各行为人违反共同注意义务而导致法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持恶劣、急功近利的动机者应较持善良、利他的动机者承担较多的刑事责任。同时，如果行为人违反共同注意义务是由于介入因素引起的，那么要根据介入因素与危害结果的密接成程度做具体分析，密接程度越大，行为人所负刑事责任越轻，如果某种因素的介入导致共同过失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排除，则该共同过失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对客观上业已存在的共同过失犯罪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就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的条件、认定、定罪与处罚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所谓共同过失犯罪，通常认为是指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一定的危害结果，因而分别构成犯罪的情况。尽管从实质意义上讲，共同过失犯罪已不属于共同犯罪之范畴，但由于它与共同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客观联系，因此仍很有研究之必要。 一、共同过失犯罪之理论纷争 关于共同过失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存有颇多争议，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便在于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它是否为一种独立而实在的犯罪形态？对此，学者之间的肯定与否定态度可谓泾渭分明。 （一）肯定说 一般为行为共同说与目的行为论者的学者所主张。行为共同说是主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学说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表现，而共同犯罪的“共同”正是共同恶性的体现，而共同犯罪的行为不过是实现共同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东西。因此，共同实行犯只要主观上有自然行为之共同意思，客观上具有共同行为就足以构成。因此，过失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共同过失犯罪是成立的。而目的行为论者将过失行为理解为一种不注意的目的行为，也是一种意思行为，当然可能构成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犯罪。 （二）否定说 否定说一般为犯罪共同说学者所主张。犯罪共同说是客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理论主张，共同犯罪是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因此，需要行为人有对构成要件结果之认识及对于这种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等故意的共同要素。因此，在犯罪共同说的支持者看来，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系至关重要，而共同过失犯罪不可能具有这种意思联络，因此不可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 （三）限制肯定说 限定的肯定说则认为，一般不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但当各共同行为人负有法律规定的共同注意义务并共同违反了该义务时，就应当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为日本学者大冢仁，其认为，“在进行适应犯罪论体系的考察时，就可以看出其(过失犯)成立共同正犯的余地”，并认为，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从实质上看必须存在着二人以上者共同进行了包含着发生属于某犯罪要素的一定结果的高度危险性的行为，而且，在法律上处理它时，可以课于各个共同行为人共通的防止结果的注意义务”，“在基于数个行为人的过失惹起了犯罪性结果的场合，不是只根据行为人间存在共同行为就当然能够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的，只限
共同犯罪的分案审理探析 ——以法院审判为视角论文提要： 共同犯罪一直是刑法研究的热点，实体法上对于共同犯罪研究较为深入，但共同犯罪诉讼制度未得到理论界的重视，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在共同犯罪分案审理时，理论研究较为欠缺，大部分集中在分案适用范围及检察机关适用等相关程序问题。在一些共同犯罪案件中，由于有共犯人无法到案、移送管辖或其它原因，不可避免要分案审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适用“另案处理”情况较多。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指导意见》对于共同犯罪分案审理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所规定。由于共同犯罪案件属同一犯罪事实，各共同犯罪人行为之间有关联性，分案审判必然给法院认定事实和定罪量刑造成困难，但对于这方面问题理论界研究较少，司法实践中做法也多种多样。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共同犯罪分案审理含义进行分析，并提出分案审理法理依据和对于司法实践中的价值作用。然后对这一问题在我国立法上和司法上所表现出来的现状进行介绍,指出法院在共同犯罪分案审理方面的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法院在共同犯罪分案审理面临问题提出一些解决建议，帮助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能更好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全文共）
主要创新观点： 本文主要是从法院审判的角度对共同犯罪分案审理制度进行分析，指出法院在共同犯罪分案审理中面临的困境和难点。主要包括：第一、前案判决对于后案预决力问题；第二、其他共同犯罪人在分案审理时身份界定及其提供言辞证据审查问；第三、同案同判问题；第四、附带民事诉讼处理问题；第五、二审法院全面审查范围问题。笔者从法院审判实践出发，提出些许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由于分案审理对法院审理影响较大，应赋予法院对于是否分案、如何分案决定权。对于前案判决预决力问题，笔者认为将前案判决视为证据，对于前案判决书所列证据在后案审理应予以质证。共同犯罪人在分案审理中应以“同案人”供述列明，应以被告人供述审查原则对共同犯罪人言辞证据予以审查。对于同案同判，法院只能加强沟通，尽力避免同案不同判。对于附带民事诉讼问题，笔者认为另案起诉更加有利于审判。、对于二审审查范围，笔者认为应以程序法上界定全案，对于二审判决与其他判决不一致可以审判监督程序解决。
浅析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一) 内容摘要：共同犯罪中个人行为中止的有效性问题，在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一个认定的难点。本文首先介绍我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一般理论，继而介绍共同犯罪中止的特点，目前理论界存在的争议，最后提出笔者的解决观点，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犯罪中止共同犯罪有效性一、如何理解共同犯罪的中止我国刑法理论界认为，共同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犯罪中止是犯罪构成过程中的特殊形态。当这两种特殊形态相结合时，就产生共同犯罪的中止。共同犯罪的中止是对刑法分则个罪的基本构成要件的修正形态，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如果所有的共同犯罪人一致自动地放弃犯罪或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自然同单独犯一样，各个共同犯罪人都成立犯罪中止，对此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理论界都没有争议。但是，对于共同犯罪中的部分成员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单独中止的犯罪，在具备什么条件下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这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尚存在争议。根据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犯罪中止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在实行行为终了之后，结果发生之前，基于自己的意志，采取某种措施防止了结果的发生。犯罪中止的构成特征，应该具备四个条件：其一是时空性，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记在犯罪行为开始实施之后，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均可以中止；其二是自动性，即行为人必须是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其三是彻底性，即行为人必须彻底放弃了原来的犯罪；其四是有效行性，即行为人必须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犯罪中止不仅在单独犯中存在，而且在共同犯罪中也存在。共同犯罪的中止与单独犯罪的中止构成条件在“时空性”“自动性”“彻底性”要件上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有效性”要件的理解上。认定共同犯罪的中止，关键是对有效性要件的理解。①]在单独犯罪的场合，只要行为人能有效地防止本人行为可能造成的犯罪结果发生，就具备有效性。在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人自动放弃犯罪，部分犯罪人执意要把犯罪进行到底，部分自动放弃犯罪的人具备何种条件才能具有“有效性”？这一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主要有五种不同的观点：第一，既然共同犯罪行为具有整体性特征，那么，其犯罪中止的有效性也只能以整个共同犯罪是否最后达到完成状态来确定，个别共同犯意图中止犯罪就不能成立。第二，共同犯罪行为虽然具有整体性特征，但实际上是由每个共犯的独立行为组合而成的。其中个别共犯自动停止犯罪，就与共同犯罪完全脱离了关系，之后与其他共犯的行为就不再有任何的关联，因此，其自动停止犯罪就应被视为犯罪中止。第三，除主犯外，其他共犯中止的有效性，应以行为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为限而阻止无效的，仍可成立犯罪中止。第四，共犯中止的有效性，应以他是否有效地切断自己以前的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确定。如果个别共犯以自己消极或积极的行为确定已切断其以前的犯罪行为同以后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即使共同犯罪的危害结果最后由其他共犯促成发生，亦能成立中止犯罪。第五，判断共犯中止有效性的标准是中止者必须使自己的行为与整体的共同犯罪行为解体，即主观上切断与其他共犯之间的共同故意联系，客观上抵消自己先前行为对共同行为所起的合力作用，使之消除对罪犯形成既遂的原因力。②]笔者认为第五种观点比较合理，其综合考虑了共同犯罪人成立犯罪中止在主客观方面的要求，符合我国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共同犯罪是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为完成统一犯罪目的而活动，他们的行为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由于共同犯罪人主客观的共同性，个共犯具体的主客观情况都丧失其独立决定行为性质的作用。再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上看，无论分工和参与程度如何，各个共同犯罪人的危害行为都与危害结果有因果关系。部分共犯自动停止犯罪，如若成立犯罪中止，就必须在主观上切断与其他共犯的共同故意联系，即需要使其他共犯认识到其不再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同时在客观上消除其以参与实施的行为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所产生的原因力，也即消除其行为与危害
摘要：共同过失是否能构成共犯一直是刑法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的通说认为：过失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但是如果分析共同犯罪的处罚依据和前后因果关系，共同承担一定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可以构成共同过失正犯和结果加重犯的共犯，但是在理论上，并不承认过失教唆犯和过失帮助犯。 关键词：过失共犯；共同犯罪；比较法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20-0128-02 作者简介：潘海涛（1993-），男，安徽人，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在读。 一、国内有关过失共犯能否成立共同犯罪的争论 目前我国学界刑法理论的通说对过失共同犯罪持否定态度，无论是过失教唆犯与过失帮助犯，还是过失正犯以及结果加重犯的共犯都不能得到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承认。这种学说认为：第一，共同犯罪行为是有机统一的。然而共同过失犯罪因为相互之间缺乏行为和犯意上的联系，不能称之为统一体。第二，过失共同犯罪之中，各个行为人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犯罪的分工以及对犯罪结果作用的大小之分。 刘朝阳[1]在反驳通说时认为，从共同犯罪的处罚根据、犯意联络和行为的有机整体以及定罪处罚上这四个方面对共同过失能够满足共同犯罪的论述。 张明楷[2]同样不支持通说，他认为：第一，通说没有对共同犯罪的本质进行科学的阐述。实际上，即使没有行为人之间的犯意联络，他们的行为也很大程度上会对法益造成侵害后果，而且并非出于故意。第二，一般的犯罪事实之中，共同过失的行为人对于法益侵害后果的作用是存在明显的不同的。第三，同说不赞同对过失共同犯罪安共同犯罪处罚，而是要对各行为人以其各自行为分别定罪量刑，但是实际操作并不是这样。因为按照通说观点对过失共同犯罪分别定罪量刑，还是要分析各个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各行为人的过错，这样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会进入不可得的死角。 二、国外关于共同过失能否成为共同犯罪的争论 （一）否定说 否定说不仅否认过失共犯，也否认故意犯和过失犯能构成共同犯罪。这种学说的主要理由有：第一，共同犯罪要求各行为人之间无论从行为还是心理上都存在一种相互作用、促进的联系。第二，过失犯本质是出于过失没有履行应尽的注意义务，这也就没有所谓犯罪意思的交流和意图的共谋。[3] （二）肯定说 肯定说承认过失共犯，该观点主要理由有：第一是行为共同说看来，共同犯罪就是各行为人在犯罪构成要件都满足之前的存在共同行为，只要求各行为人行为是具有共同的意思。第二是站在目的行为论的立场上，认为不注意的目的行为，也是意思行为的一种，两人以上完全可以一同实行过失行为。过失犯中的实行行为只是没有履行一定的注意义务，两人及以上完全可能共同实施这种行为，所以承认过失共犯的存在。 三、从犯罪构成上看待共同犯罪 （一）国内学者观点 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我们在进行犯罪判断和证成时应采用的思维模式，是刑法学的基础核心，在近代刑事法治文明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因而我们在分析共同过失犯罪时，即确定共同过失能否成立共同犯罪，需要从犯罪论的最基本成立要件来加以思索，不能抽离的分析共同过失的具体变现能否表现为共同犯罪。 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影响最为深远的犯罪构成理论便是从前苏联学习的“四要件说”，也就是将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最为犯罪构成要件，首先阐释犯罪构成四个要件，再继续分析可以出罪的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
论共同过失犯罪（一） 内容摘要 国际上和国内由于对共同犯罪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不同，刑法学界对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中是否包括共同过失犯罪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首先介绍了刑法学界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纷争，并进而认为共同犯罪有事实的共同犯罪与法律的共同犯罪之分，而共同过失犯罪则属 于事实上的共同犯罪而非法律上的共同犯罪（后者仅限共同故意犯罪），然而，在现实生活 与司法实践中，共同过失犯罪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一些分工细密、机械化程度发展很高的行业，一些重大事故的发生往往并不是由个人造成的，而是数人共同过失导致了符合构成要件的危害后果。要对各共同过失行为人合理确定刑事责任时，要考虑各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在各行为人违反共同注意义务而导致法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持恶劣、急功近利的动机者应较持善良、利他的动机者承担较多的刑事责任。同时，如果行为人违反共同注意义务是由于介入因素引起的，那么要根据介入因素与危害结果的密接成程度做具体分析，密接程度越大，行为人所负刑事责任越轻，如果某种因素的介入导致共同过失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排除，则该共同过失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对客观上业已存在的共同过失犯罪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就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的条件、认定、定罪与处罚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所谓共同过失犯罪，通常认为是指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一定的危害结果，因而分别构成犯罪的情况。尽管从实质意义上讲，共同过失犯罪已不属于共同犯罪之范畴，但由于它与共同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客观联系，因此仍很有研究之必要。 一、共同过失犯罪之理论纷争关于共同过失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存有颇多争议，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便在于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它是否为一种独立而实在的犯罪形态？对此，学者之间的肯定与否定态度可谓泾渭分明。 （一）肯定说一般为行为共同说与目的行为论者的学者所主张。行为共同说是主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学说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表现，而共同犯罪的“共同”正是共同恶性的体现，而共同犯罪的行为不过是实现共同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东西。因此，共同实行犯只要主观上有自然行为之共同意思，客观上具有共同行为就足以构成。因此，过失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共同过失犯罪是成立的。而目的行为论者将过失行为理解为一种不注意的目的行为，也是一种意思行为，当然可能构成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犯罪。 （二）否定说否定说一般为犯罪共同说学者所主张。犯罪共同说是客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理论主张，共同犯罪是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因此，需要行为人有对构成要件结果之认识及对于这种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等故意的共同要素。因此，在犯罪共同说的 支持者看来，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系至关重要，而共同过失犯罪不可能具有这种意思联络，因此不可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 （三）限制肯定说限定的肯定说则认为，一般不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但当各共同行为人负有法律规定的共同注意义务并共同违反了该义务时，就应当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为日本学者大冢仁，其认为，“在进行适应犯罪论体系的考察时，就可以看出其（过失犯）成立共同正犯的余地”，并认为，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从实质上看必须存在着二人以上者共同进行了包含着发生属于某犯罪要素的一定结果的高度危险性的行为，而且，在法律上处理它时，可以 课于各个共同行为人共通的防止结果的注意义务”，“在基于数个行为人的过失惹起了犯罪性结果的场合，不是只根据行为人间存在共同行为就当然能够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的，只限于共同行为人具有共通注意义务并且存在共同的违反时，才能认为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① 纵观中外刑法理论，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上述争论无疑缘起于共同犯罪理论中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之纷争。犯罪共同说是一种客观主义的共同犯罪理论，认为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对同一法益实施犯罪的侵害，也即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行一个特定的犯罪。据此，共同犯罪只能在具有共同犯罪故意的场合发生，如果一方所实施的行为是出于故意，另一方是出于过失；或者双方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