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研究
清末新政是指1901—1911年，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的危亡，迎合新兴阶级的需要而进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过去研究新政只限于1901年至1905年，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将1906年至1911年之间的预备立宪囊括在内。这样不仅扩大了研究时域，更有利于对清末新政这一有机整体的研究。
关于清末新政研究情况，1989年以前，清末新政的研究是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研究成果相对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了一股颇具规模的研究热潮，新政研究成为热点。并且在国外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国内外的学者已做出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建国后至90年代以前的研究，主要是作为辛亥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当做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多是否定的评价。“文革”前17年中，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重视，发表的论文不超过十篇。胡绳武、金冲及合著的小册子《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算是唯一的专门性论著。有关观点都是夹杂在辛亥革命史的论著中论述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集》等书中辑录了很少一部分。人物方面的只有李时岳的《张謇与立宪派》（中华书局1962年）。1957年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对立宪运动更是一棒打死，持完全否定态度。“文革”期间，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版）算是较早研究清末新政的专著。
十年浩劫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从总体上把新政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并多有正面的评价，清末立宪运动史的研究一时变成热门，一批新成果，新观点脱颖而出。建国后至90年代以前，据不完全统计，与清末新政研究直接相关的论文有百篇之多，约为文革前的十倍之余。
论文主要有：侯宜杰的《清末筹备立宪时期的杨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华友根的《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略论》（《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郑大华的《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求索》1987年第6期），张锡勤的《论立宪派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上的纷歧》（《求是学刊》1989年第5期），王笛的《清
末“新政”与四川近代教育的兴起》（《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清末“新政”与挽回利权》（《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王邦佐的《试论一九０一年——一九０五年清政府的“新政”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
港、台著作有：李炳南的《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正中书局1987年版)；张云樵的《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宪政编查馆研究》，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6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林熙的《袁世凯给端方的一封信：瞿鸿与丁未政潮》（《大成》1988年第5期），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清季的革命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
此时期，学术界还出版了大量人物方面的资料集。如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版；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总的来看，这些年的清末新政研究尽管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只是一个开始。这些文章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属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相对于其他专题而言，这一专题的研究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关于立宪运动专题论文总计也不过七、八篇，有关的大量观点都是夹杂其中。在这一时期，虽然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一般都能做到言之有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参考的新见解，得出了新结论。而且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肯定的比较多了，基本否定论者肯定的成分较前增多，绝对否定论者更是极少见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论著主要有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增合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版）；王晓秋,、尚小明主编的《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年版）；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国内共发表清末新政及与其直接相关的研究论文约三百来篇，主要有陈向阳的《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张连起的《关于清末新政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90年第2期；王守中《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载社科版1990年第5期；黄加文的《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赵朝峰的《清末新政与中国农业近代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王永江的《试析清末新政对中国文化与经济近代化的影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王建科：?再论清末新政?，《学海》1993年第6期；季云飞：《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董方奎的《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载《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侯宜杰的《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载《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郭世佑的《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陈向阳的《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周力的《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周积明的《从洋务到辛亥：得失成败的再评估》，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这种研究热潮是前所未有的，并逐渐从总体上把新政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并多有正面的评价，至今成为一个趋势。大量新观点纷涌而出，大大拓展了清末新政的研究领域，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状况，下文将从几个方面择要述之。
一、关于清末新政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罗荣渠认为虽然清末新政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
途夭折”，但“这十年的变化超过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的变化”；表明“中国正在开始进入深化社会变革的新起点”(《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向阳认为它“在使中国从传统农业专制社会向现代化工业民主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张连起在其专著《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详细列举了清末新政在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所带来的十大变化和积极效果。对于清末新政的消极作用，张连起也有观点说明，他认为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二是导致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崛起”；三是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负担”；四是“某些经济政策……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提供了方便条件”。（张连起：《关于清末新政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90年第2期）孙代尧、王文章也认为清末新政“最后也未有任何功效，并且反而成了清朝崩溃的催化剂”。（《巨龙的苏醒——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求索》，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余丽芬、刘平指出：清末新政“带来了新世纪的某些胚胎”，“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余丽芬：《清末新政评议》，《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刘平：《慈禧新政评议》，《学海》1993年第5期。)此外，王守中还认为，清末新政在外交上也“挽回了已失的部分权力”（《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黄加文认为官制改革“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的新篇章，所以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特殊”（《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赵朝峰指出“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兴农措施……有利于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化，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清末新政与中国农业近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王永江指出“清政府的上层统治者也在审时度势推行‘清末新政’，其对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起到重大作用”（《试析清末新政对中国文化与经济近代化的影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二、关于清末新政性质的问题
关于清末新政的性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评价。王守中认为“是清政府所领导的一次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全面改革运动”（《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季云飞认为清末新政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 (《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蒋华志、王建科则认为，清末新政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蒋华志：《清末新政新论》，《乐山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王建科：《再论清末新政》，《学海》1993年第6期）。朱英也指出“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较大程度地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从总体性质看，清末新政应该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清末“新政”性质新探》，《湖北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三、关于清末新政得失原因的问题
朱立则从清末新政进步方面，指出其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效应，更积极的作用”，“因为它是由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发起和推动的，它具有政治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更能得到社会基层的响应”（《试析清末新政推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之原因》，《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赵文认为“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应具备的条件看，清末新政败在两点：其一，缺乏真正的现代化领导核心；其二，变革时机的错失”（《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探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叶瑞昕指出，“新政”得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即“‘新政’发动者难以克服其自身变法不变心的致命痼疾”（《变法不变心：清末“新政”得失新透视》《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蒋秀丽认为导致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有三：“一、清廷一味坚持君主专制和皇族集权延误了新政破旧布新的时机；二、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削弱了中央政权的领导力；三、新政推行以来的贪污腐败制约了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论清末新政的败因》，《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邵勇在《从权威的流坠到清末新政的失败》（《唐都学刊》2005年第2期）中指出，“旧人办新政，最高统治者平庸无能，各种利益集团争权夺利，致使权威日益流坠，国家机器运转严重失
灵，最终导致新政变革失败。”
四、关于清末立宪运动的问题
关于官制改革。沈振群认为：官制改革“突破了绵延千年的封建政体窠臼，开创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整体的先河”（《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刍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徐军认为官制改革“只属于方式、方法范畴的统治术改革，不是根本统治制度的改革”（《试论清末官制制度》，《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袁亚忠则认为它“加速了社会总危机的全面爆发”，“实为清末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最终亦付之东流（《丙午官制改革与清末政局》，《山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庄梦兰指出“清末管制改革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此次改革带有很多局限性，其经验教训十分深刻”（《试论清末管制改革》，《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关于资政院、咨议局。侯宜杰认为资政院“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立法权限不太完全的立法机关，其结构成分、内部组织、纪律处分等等，均与立宪国家的议会雷同”，但它“绝不是政府控制下的咨询或御用捧场的机构”(《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韦庆远等人也肯定“清末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这样多多少少反映一点民意的法定机构还是亘古以来的首创”；“对于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多少起了一点促进作用。”(韦庆远：《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罗华庆认为，资政院已经“初步具备”了“在法理上所属的宪政性质”。（《略论清末咨议员》，《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
关于地方自治。陆建红认为它是“在各种压力之下被迫进行的”名自治而实官治。（《清末地方自治剖析》，《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6期）。而马小泉却认为地方自治“作为近代地方政治革新的先导，构成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阶梯”(《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论纲》，《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魏光奇指出，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
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河北学刊》2005年第6期）。卞修全认为地方自治是“清廷仿行宪政的重要措施”，“并在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官府直接督导、资产阶级立宪派参与和资产阶级立宪派自发倡办、地方官府认可两种类型。清末地方自治的明显特征是内容上的完整性和实施上的冒进性。”（《清末地方自治新论》，《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关于责任内阁。董方奎认为“皇族内阁”“作为权宜之计，作为过渡内阁”，“又何尝不可为”（《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侯宜杰认为“若单纯就人事而言，这个内阁是违背立宪原则的”，“若从制度本身而论，较之军机旧制则有很大进步”（《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自开商埠方面，方小芬、曹均伟肯定自开商埠为利用外资“开创了更为开放的投资环境”，“反映了清末利用外资政策和活动的不断深化和扩展”（《论清末新政期间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2期）。郑义凤、张九洲也认为“自开商埠促进了社会开放和经济发展（《试论中国的“自开商埠”》，《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杨天宏指出“自开商埠成批出现，不仅有利于抵制列强侵略，而且有利于所在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的设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经济法规和公司制度方面，朱英充分肯定了清末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法规“在中国法律史有着前驱先路的重要历史地位，对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论清末的经济法规》，《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李玉、熊秋良肯定了清廷制定的《公司律》的积极意义（《论清末的公司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财政政策方面，张神根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具有近代性质的财政改革”（《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马陵合却认为，“地方政府往往以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亏空和满足私利”，从而使得“地方外债已完全成为一种恶债”(《论晚清地方外债的阶段性特点》，《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铁路政策方面，马陵合、萧功秦都认为清廷的铁路政策对经济的发展是“合乎逻辑”的 (马陵合：《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萧功秦：《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
《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张九洲也认为，财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的财政权力，促进了晚清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发展，而且为民初财政的管理也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但改革并不顺利，教训深刻”（《论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及其作用》，《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五、关于清末新政与其他运动关系的问题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怎样看待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这一问题展开。李泽厚指出“辛亥革命是激进思潮的结果”，造成了“不断革命”的局面（李泽厚：《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期）；马勇则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不应该发生，而是因为志士的觉悟太早了些”（《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55年第1期）；朱英认为辛亥革命导致清末新政的中止或失败，这种观点“未免失之简单和片面”(《清末新政于清朝统治的灭亡》，《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胡松、龚书铎等人指出“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不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倒是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胡松：《辛亥革命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吗》，《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5期；龚书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5期）；郭世佑认为“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重在从学理上确认“新政”的两难困境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也许是必要的”（《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的关系。王守中认为清末新政“实际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但前者从“改革的决策领导、广度、深度、以及结果来看”，都比洋务运动“提高了、深入了、发展了”（《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清末新政与戊戌变法的关系。蒋华志认为清末新政是“戊戌变法的深入和发展”，季云飞、王守中等人也指出了二者在性质、特征及内容等各方面的相同和相似之处，王守中还认为清末新政的成效“大大超过了戊戌变法”(蒋志华：《清
末新政新论》，《乐山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季云飞：《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王守中：《从甲午到清末中国两次改革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三者的关系。郭世佑、陈向阳、周力、周积明等均认为清末新政无论在实绩、规模、影响和水平的各方面都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上（郭世佑：《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陈向阳：《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周力：《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暨南学报》1996年第2期；周积明：《从洋务到辛亥：得失成败的再评估》，《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六、国外清末新政研究
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巨大的改革运动，在国外关于中国史的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现就国外清末新政相关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作一简要介绍。
1．英国学者卡梅伦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英文版））是最早的综合研究清末新政的一部专著。该书共十章，对清末新政的各项改革作了详细地阐述。卡梅伦认为这次改革在教育、预备立宪运动、军事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和进步，同时对清末的禁烟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卡梅伦还探讨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但他认为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的施行，并表示惋惜。
2．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在中国备受重视，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多得的著述，该书分上下两卷，在下卷中对清末新政有专题论述。
3．梅恩伯格的《中国立宪政府的出现（1905—1908）：慈禧太后认可的概念》（弗洛里达国立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英文版））一书专从政治改革的领域对清末立宪运动作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清廷的预备立宪是进步的，是适应历史发展方向的，但他认为清政府的这次运动仍然是一次“传统的运动”，因而其改革的真实目的和本质正是为了维护它的王朝。同时他还指出清政府之所以推
迟立宪运动，是因为统治阶级旧的惯性造成的。
4．傅因彻的《中国的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自治运动》（澳大利亚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英文版））一书同样对清末新政的政治方面进行研究。在这本书里，傅因彻对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自治运动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论述。他认为清末的自治运动是中央和地方合力促成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地方自治的权力仍然很微弱，各级议员所追求的还是国家整个政治的民主化，以避免中央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傅因彻还看到了国际方面对清末自治的影响，认为一些自治组织的出现与列强对敌方土地权的争夺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总的来看，作者在该书中对清末的自治运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5．傅吾康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英文版））和巴斯蒂的《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法国莫顿出版社1971年版，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译成英文出版）这两本书从教育改革的领域对清末新政作了相关论述。前一本专著主要说明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当时已经不能适应教育的发展要求，因而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考试也是迫不得已的。新的教育政策和体制必然会战胜已经不适应教育发展要求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后一本著作中，作者通过对张謇教育思想及其在江苏教育活动的考察，着重分析近代绅商在晚清教育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近代绅商在兴办教育中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教育改革不能当做稳定政治的一种工具，而应当做政治改革的一种工具。但同时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巴斯蒂认为晚清的教育改革，完全抛弃旧的教育体制，去引进西方教育体制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这是因为学堂的设立及学费的增高，使得许多农家子弟失去了受教育或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富家子弟才有机会进学堂学习。
6．美国学者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和澳籍华裔学者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冯兆基著、郭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两本著作主要研究晚清的军事改革。前一书是最早系统介绍晚清军事改革领域的专著。该书对晚清的湘
军、淮军和陆军的建立发展过程以及清末新军和军阀的关系，均作了具体详尽的考察，作者认为晚清几年的军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落空失败了。后书对中国后英国军事发展的不足作了简要介绍，但他认为新军与以往的军队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该书还对新军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论述，认为新军军官和各省谘议局的合作，正是辛亥革命很快取得成功的原因。
7．美国学者裴士丹的《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英文版））和麦金农的《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英文版））是研究清末新政人物的两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前文认为张之洞属于官僚型改革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其改革政策也是官僚性改革主义。作者指出在扩张自己集团在中央的权力这一方面，张之洞更有先见之明，因此，张之洞始终坚持国家官僚的立场，对中央也是始终是忠诚的。通过对张之洞的研究，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之中，中央和地方督抚的利益具有根本一致性。在后一本书中，麦金农指出袁世凯和张之洞一样，他所进行的各项改革，并非地方分离主义，而是要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袁世凯通过各种改革措施，企图获得各方面的支持。袁世凯一方面试图避免列强对中国的干涉，然而却不敢直接与列强发生冲突。他还认为袁世凯是清朝统治并未垮掉的象征。
8．王风岗（中国留学生）的英文著作《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1895—1911》（北平：读者书屋出版社1931年版）。该书在第四章中对日本与晚清教育改革的关系作了集中讨论，作者具体列出了日本对晚清教育改革的影响：一是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日本教员；二是中国翻译的日文著作；三是日俄战争的影响；四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
9．李佳白之子李约翰的《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中华书局1982年版）和美国学者任达的（DouglasR。Reynolds）《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前书较早注意到了清末新政与列强的关系。此文详细叙述了列强的对华政策以及对中国政局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且认为列强的对华政策、恶劣的外部环境是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后一本书系统研究了日本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虽然作者的某些观点有些偏激，过分强调了日本对新政的影响，这本书还
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途径，新政时期，也许中国模仿日本可以说是间接地学习了西方。
参考文献：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孙代尧、王文章：《巨龙的苏醒——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求索》，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王守中：《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董方奎：《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
侯宜杰：《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郭世佑：《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周力：《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暨南学报》1996年第2期。
周积明：《从洋务到辛亥：得失成败的再评估》，《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董从林：《清末直隶新政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英]卡梅伦：《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台]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
[台]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季云飞：《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陈向阳：《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
[收稿日期]2005-12-23 [作者简介]杨冬磊(198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旧权威的衰亡 ———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 杨冬磊 (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上海 20037) [摘 要]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 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 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时 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 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 物。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 [关键词]新政;旧权威;整顿吏治;新军;科举制;振兴实业;改革瓶颈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96(2006)01-0070-02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与八国联军战争,以慈禧为首的 清朝皇室逃亡西安,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 机。政治危机带来的《辛丑条约》被迫支付的4.5亿元巨额赔 款,以及之后在军事上、外交上主权的丧失殆尽,最终使清廷翻 然醒悟,开始了一场旨在自救的革新运动———即清末新政改 革。此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 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挽救因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带来的旧传统权 威的不断丧失,从而达到统治地位的转危为安。然而民族危机 下传统社会中改革的瓶颈效应(改革之目的乃为旧权威创造新 的通知合法性。其实现同时需要一定旧权威的存在支持,然而 改革的进行却又在不断的消减这样的合法性支持),最终未能 使没落的清王朝达到其改革的初衷,改革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而清政府却没有能力与决心妥善处之。最终,改革反而加速了 传统权威的衰亡。一、业已存在的信任危机戊戌年间,因甲午战败而导致的光绪皇帝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人人皆庆幸“吾国终可富强矣”。这体现在 清末曾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所提到的那样:“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1](P360)然而,不幸的是此次变法运动终因领导者———无实权的皇帝采用的过激行为而促成的反对派最大的联合,瞬间将变法扼杀于摇篮。然而,令人啼笑的是,时隔6年之后,这些曾经凶残镇压旨“变法图强” 改革的罪魁祸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又一次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其动机和效果自然遭到了国人的怀疑,使国人产生了一种“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做秀感。加之改革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腐化堕落本性在民众内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决定“新政”改革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这对于旧权威改革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无疑是“原罪”性的。“假维新”、“伪变法”之说层出不穷。就连曾是清廷卫道士的梁启超也曾以此等词句相讥。改革者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权威影响已大不如前。二、整顿吏治收效甚微,财政危机引来统治阶层腐败的变本加厉乾嘉以来,统治阶层的腐败业已成风,清末新政却未能在整顿腐败上有所作为,反而使贪官污吏者借以新政巧立名目,聚敛 钱财,情况之严重随着新政期间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所带来 的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更显巨之。众所周知,一项改革的成败除决策的正确与否之外,还要求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清末新政时期,经济困难却出现了某些恶性循环。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2](P306)由此可见,清廷要推行新政,必须投入必要的改革经费。然而,严重的财政危机却使此项经费无从来源。致使,清廷一面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敷衍了事,一面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榨取名目之多,手段之苛为民之怨声载道。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性的榨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 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毒害,至于不可纪极。”[3](P309)其腐败之厉不言自明。这样,在民看来,政府已不再是为民之所愿,官吏也不再为民之父母了。改革者的权威遭到了削弱,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引发了质疑。三、效忠国家而非效忠王朝的新军“1840年以来外侮的不断屈辱局面亟需一支现代化的强大 武装力量来加以改变;同时,一个愈来愈感到由于人民的不信 任而产生的统治危机的政权也必定更多地依靠掌握在手中的武装力量。”[4](P224)因此,出于对外患与内乱的考量与应对,军事改革,特别是新军的编练顺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这支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看来算是极高的军队却未能 成为改革者用以维护旧权威的利器反而异化为促成其旧权威衰亡的催化剂。首先,新军的编练从筹饷到训练成军,皆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并且,所募之军均为“土著”———即招募之兵需在此省居住并有家,此一要求无疑增加了所编军队的地方独立性。加之中央对地方财权、军队控制有限,当王朝面临政治危机之时,新军的效忠与否更多地取决于王朝对于各省督抚的 政治威慑与控制(这在当时显然已是 “微不足道”的了),而非取决于旧权威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所产生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这 在当时,更是 “驱之即散”的)。其次,新军的官兵,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大部来源于国内新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或是被派遣出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这些军官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对于历史的发展潮流,特别是介于此种潮流之下的清王朝 的腐败、无能,看得更为清楚。由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激进反清者的极力拉拢与鼓动,在他们心中,对旧王朝权威的效忠已经转化为对“新国家”的憧憬。至此,旧权威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捍卫者和支持者,权威丧失已无可挽回。 四、科举制的废除———一项近似于“休克疗法”的改革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宣布“自丙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 科考试亦即停止。”[5](P5394)至此,在中国自隋唐以来,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止。首先,科举制的停废就现代化的意义上讲,无疑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不仅加剧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更从观念上转变了士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的无知顺从。而后者更是为民 众,特别是为原有社会精英的民主参政意识的提升提供了必不 第23卷 第1期 河 北 建 筑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社 科 版) Vol 123 No 112006年3月 Journal of H 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ocial S cience Edition ) Mar 12006
读《张之洞》有感：洋务大臣张之洞_读后感_模板 洋务大臣张之洞 ——读《张之洞》有感 原创：马骝精 每逢乱世，我泱泱中华总是人才辈出，在时局动荡的晚清，中国出现了众多希望能救中国于水火的仁人义士，他们或改革、或维新、或革命，希望能找出一条令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而由满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正是挽救清朝江山的一种尝试。说起洋务运动，人们大多联想到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旗号，由曾国藩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开端，再由李鸿章、左宗棠加以发展，先从军队、军备上实行现代化改造，再到发展制造业，使受到两次鸦片战争重创的满清政府仿佛又重现一线生机，而说到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就不得不提张之洞。 说起张之洞，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因为他不像曾国藩那样功勋卓著而且自成一家之言，也不像李鸿章那样掌握晚清命脉几十年而且极富争论性，更不像左宗棠那样为保国土的完整而收复新疆大片失地，但晚清历史如果少了张之洞，那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大打折扣。 张之洞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晚年进入内阁中枢，早年本排斥西洋事物，认为这些都是奇淫巧技，后来任两广总督，受两广开放风气的影响，同时也看到西洋科技的先进性，故转变成坚定的洋务派，并在两广大力提倡发展洋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使两广一时间成为了洋务运动的桥头堡，但真正让他大展拳脚的，却是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成众多莘莘学子出国留洋，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而且主导建造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芦汉铁路，大大促进了中国内地交通运输的便利性，也使武汉这个位于中国中心的枢纽城市，成为近代的工业中心和交通中心，今天武汉的发展，离不开张之洞打下的基础。可以说张之洞为中国近代的制造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广泛使用的汉阳造步枪，就是湖北枪炮厂制造的，由于湖北枪炮厂位于武汉三镇的汉阳，故称汉阳造。 在洋务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认为发展洋务要”中体”为主导，即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为”中体”服务，”西学”即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并在其《劝学篇》中加以论述，使这篇洋洋洒洒几万字的鸿篇巨著名扬海内外。 张之洞在湖北开展洋务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当时清政府的国库连朝廷的日常开支都应付不了，更不要说划拨资金支持湖广发展洋务，因此张之洞通过向外国银行借款、向民族资本家筹款等方式不断地筹措资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将湖广地区，尤其是武汉打造成中国的工业重镇，尤其是汉阳铁厂，其规模和产量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连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参观完铁厂后都赞叹不已。 清末正是大变局时代，张之洞出任地方督抚之时，清朝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且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叛乱，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加之慈禧太后的专横跋扈，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官场上贪污腐败，官官相护，卖官鬻爵严重，清朝的国势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虽然有曾国藩、李鸿章等有见地的官员开展洋务运动，但是落后的制度与先进的技术不能相互匹配，洋务运动在轰轰烈烈开展了近30年后，展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以中体西用为理论根本的张之洞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由于洋务企业都是官办企业，以政府为主导，因此冗员过多、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产值低下、产品没有竞争力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湖北工业的发展，而作为湖广洋务运动领军人物的张之洞虽然看到了种种缺点，但由于见识与思想的局限性并没有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中
浅论保守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用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的话来说，如果将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算做第一波改革开放，经历1902年清末新政到1937年抗战之间的第二波，再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由第三波进入第四波，由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向更全面和彻底的改革开放。这一波的走向与成败，将影响深远。激进与保守的选择，在每一波改革开放中均引起难以回避的巨大争议和现实后果。现在，中国又站上一个重要节点。自柳传志、王瑛之争以来，企业家群体中，对现实也呈现出不同的判断和选择。有分歧很正常，在巨大的转型中，被认为的“激进主义者”也好，自以为的“保守主义者”也好，只要言之成理，其声音都值得一听。正是在心平气和的对话而非被操控的各种情绪中，明辨的公民，理性的底盘社会，才会逐渐形成。 以前常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够革命，回头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坚持保守必要的社会秩序，愿意妥协，谋求逐步改良的心态。杨子云的新书《站在常识一边》，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集中呈现了一些企业家的观点与分析。这些观点和分析，在此文中，被归纳为“保守主义”。 但“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涵义非常清晰的词汇。亨廷顿说：“当社会的基础受到威胁时，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提醒人们一
些制度的必要性和一些现存实践的好处。”基于认识论上的谦虚，保守主义者不认为谁能掌握社会变革的总钥匙和总规律，所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哈耶克的思想，在一些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群体中都颇受认同，他同样主张认识论上的谦逊，主张自由秩序的自然扩张与演进。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恰恰曾写过一篇名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批评保守主义缺乏自己的方向，划清了反对基于理性狂妄的激进变革与顽固守旧之间的界限。如果说他保守，显然，他保守的是自由自发的社会与宪治秩序。 或许，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要继续自问：保守什么？因何保守？如何保守？ 中国恰逢19世纪以来的激进运动，在20世纪实践中央计划经济，距离商业文明越来越远。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至今仍是未竟之业。 从历史角度来思考，真正的原罪是旧体制的原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清理旧体制原罪的过程，通过清理旧体制原罪，解放生产力。 公权力本身的改革是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搞清楚政府的性质，其作用边界，对把握改革方向和实质改革起着“牵牛鼻子”的作用。 政府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而不是臵身局外，因此以一种全
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综述 文章对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综述了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张之洞与百日维新；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有利于学界更好的了解研究的不足，推动对张之洞其人及思想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标签：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研究綜述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清末名臣，晚晴洋务派代表人物。近年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不断解放，对张之洞的研究突破了固定僵化的格局，研究的角度不断拓展，视野更加开阔，新的论点及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近三年来，关于张之洞研究的文章近百篇，另有5本专著出版。 一、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 关于张之洞其人综合性研究的主要有：胡克夫、陈旭霞、戴逸、吴剑杰等等，各有侧重。 胡克夫，陈旭霞的著作《晚清燕赵社会大变局以张之洞的改革观和文化观为考察主线》在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制度变迁，文化结构变迁，教育制度变迁，军事制度变迁，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变迁，思想领域变迁等这些方面为经，以燕赵近代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过程中的路径抉择与约束条件为纬，分析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及其实践，以此揭示引发近代燕赵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由裂变向质变的主因。[1] 在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戴逸《清代人物研究》的书中，从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张之洞的历史功绩，张之洞从官脉络清晰，基本按时段分，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2]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研究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研究张之洞其人的一个侧重点，许多学者如蔡红、石文玉等等进行了关于其中体西用思想实践的研究，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有期刊和学位论文等。近三年来，一些学者也尝试从一些侧面挖掘其更深刻的内涵。 学者谢放从学术与政治文化层面比较梁启超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异同，并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两者思想的分野和对立。[3] 张勇从《劝学篇》这个角度认为，其主旨思想“中体西用”起到了汇通中西、平衡新旧的作用。张之洞所建构的“兼采中西而又调和新旧”的文化结构，在近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演绎成一种文化实践，其重要价值在于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转型
读《张之洞》有感：洋务大臣张之洞 每逢乱世，我泱泱中华总是人才辈出，在时局动荡的晚清，中国出现了众多希望能救中国于水火的仁人义士，他们或改革、或维新、或革命，希望能找出一条令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而由满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正是挽救清朝江山的一种尝试。说起洋务运动，人们大多联想到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旗号，由曾国藩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开端，再由李鸿章、左宗棠加以发展，先从军队、军备上实行现代化改造，再到发展制造业，使受到两次鸦片战争重创的满清政府仿佛又重现一线生机，而说到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就不得不提张之洞。 说起张之洞，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因为他不像曾国藩那样功勋卓著而且自成一家之言，也不像李鸿章那样掌握晚清命脉几十年而且极富争论性，更不像左宗棠那样为保国土的完整而收复新疆大片失地，但晚清历史如果少了张之洞，那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大打折扣。 张之洞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晚年进入内阁中枢，早年本排斥西洋事物，认为这些都是奇淫巧技，后来任两广总督，受两广开放风气的影响，同时也看到西洋科技的先进性，故转变成坚定的洋务派，并在两广大力提倡发展洋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使两广一时间成为了洋务运动的桥头堡，但真正让他大展拳脚的，却是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成众多莘莘学子出国留洋，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而且主导建造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芦汉铁路，大大促进了中国内地交通运输的便利性，也使武汉这个位于中国中心的枢纽城市，成为近代的工业中心和交通中心，今天武汉的发展，离不开张之洞打下的基础。可以说张之洞为中国近代的制造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广泛使用的汉阳造步枪，就是湖北枪炮厂制造的，由于湖北枪炮厂位于武汉三镇的汉阳，故称汉阳造。 在洋务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认为发展洋务要"中体"为主导，即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为"中体"服务，"西学"即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并在其《劝学篇》中加以论述，使这篇洋洋洒洒几万字的鸿篇巨著名扬海内外。 张之洞在湖北开展洋务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当时清政府的国库连朝廷的日常开支都应付不了，更不要说划拨资金支持湖广发展洋务，因此张之洞通过向外国银行借款、向民族资本家筹款等方式不断地筹措资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将湖广地区，尤其是武汉打造成中国的工业重镇，尤其是汉阳铁厂，其规模和产量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连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参观完铁厂后都赞叹不已。
【以史为鉴】浅论山东大学历史上的四次灭亡危机 开端：新政遗产，光绪御批，时代产物 如果说戊戌变法留下了唯一遗产是一个京师大学堂，清末新政留下了的就是山东大学堂。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上已经宣布了清政府的灭亡，可怜光绪也算得上一代明君，终究没能扛得住历史的车轮。慈禧虽然平定变法，但是变法已经深入人心。无奈之下，慈禧玩了个换汤不换药，实行所谓的“新政”，“内阁”清一色的王爷贝勒，咱们不提此节。但是这个“新政”给中国留下了几许遗产，山东大学就是其一。 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是被派来平定义和团运动的，“袁大总统”也确实有几把刷子，三下五除二干掉了几个义和团“大师兄”。袁世凯一到山东就请义和团几个大师兄吃饭，酒过三巡，问道：尔等真个刀枪不入？答：然！老袁说：那好，咱们到后院试试吧。几声枪响，大师兄们死了。义和团的真实面目这里也不再细谈，卸磨杀驴的活计清政府还是干的很漂亮的。 回归正题，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一听上面要玩“新政”，好家伙，走着……一纸奏章直达天庭：咱们建个山东大学堂吧？光绪这点权利还是有点：准奏！ 实际上，山东大学堂创办就是为了迎合清政府的“新政”，但是山东大学却结结实实的就此扎根，谁能想，这一走就是一个世纪。 第一回：辞旧迎新，远走岛城 山东大学建立起来了，但是此后的20多年风风雨雨，其实并不如意。先后有六个专门学校和山大分分合合，一所大学的能量是抗不过乱世的风风雨雨的。 1928年，北伐大军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全国。翻看历史书，似乎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政府干掉北洋政府，山大归属也跟着转移到国民政府手里。 山大校史是这样写的“1928年，国民北伐军进抵山东，奉系军阀败逃。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制造了“五、三”惨丅案。在动乱中，学校经费无着，随即停办。”一同停办的还有私立青岛大学。 “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下令在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 蔡元培不愧是中国大学办学行家，力主山东大学搬到青岛筹备，与私立青岛大学合为一处。当时的教育部长蒋梦麟也不愧为著名教育家，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1929年6月，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令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 “1930年4月，国丅民党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丅立。” 很多人污蔑山大校史不清都提这么一段，说山大真正的历史就是从30年开始。但是我们说话要有证据，山大从济南到青岛，两年时间虽然已经停办，但是人员师资教学物资都在，而且山东大学筹办委员会和后来的国立青岛大学筹办委员会也是和山大前后相承，所以山大并没有断。
简析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改良 ——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 摘要：20世纪初，清政府为国内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实施一些“新政”措施，其中包括修订与狱政管理有关的法律。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全国各地新式监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新式的狱政管理制度，使当时的狱政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中国新式监狱的转型。受传统监狱管理制度以及观念的影响，清末监狱改革仍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清末监狱改良京师模范监狱 北京市宣武区有两条著名的街道：半步桥和自新路，据说这两个地名来源于坐落于此的京师第一监狱。犯人戴着脚镣只能走半步，但是犯人在这里走向了自新。因狱中的五排监舍以中心岗楼为圆心散射开去，状似王八，故俗称“王八楼”。京师模范监狱兴建于1910年，起因是清末迫于国内国际形势，必须抛弃笞、杖、徒、流等刑罚，引入现代监狱管理体制。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市监狱。 一．京师模范监狱的缘起及建造过程 监狱作为执行刑罚的场所，是体现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监狱始终被看作是野蛮和黑暗的象征。鸦片战争以后，监狱改良思潮迅速兴起，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清末统治者为解决其政治困境，不得不打起“预备立宪’的旗号，为了响应这一旗号，光绪31年(1905年)诏令载泽、载鸿慈等五大臣分赴各国考查宪政。回国后，奏准将刑部为法部，设典狱司掌管全国狱政，并改“刑部监”为“管守所”。光绪34年(1908年) 在京师法律学堂内增设监狱专修科，请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担任教授。并协助草拟监狱法律。 当时很多大臣都极力主张设立新式监狱，法律修订大臣沈家本就是其中之一。清政府也认识到了建立新式监狱的必要性，在清政府的催促之下，不仅在京筹建新监狱，还通令各省一律筹建新式监狱，新式模范监狱的建设工作在各省陆续展开。京师模范监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并成为当时新式监狱中的模范。 监狱的选址是法部在奏请获准后，清政府实拨地120亩，作新监狱建设用地。这里原是前清八旗(满蒙汉军)校场旧址。监狱的规划设计由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博士负责，设备
张之洞的人生
晚清第一功臣——张之洞 关于张之洞的传记，仔细看过，他的确也是个人物，我想早期的清流唯他一人得以幸存非偶然，后来他所建立的铁厂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内迁，可见发挥了很多年的作用，而且在一个人人贪墨的社会里，能够做点实干的事情真的很难很难，从他后来不许后人从政可以看出他实在是受够了。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晚年自号抱冰。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非常生猛。后任山西巡抚和各地学官后来长期任总督，1907年后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见其一生战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19世纪80年代从保守的清流党转化并跻身洋务派行列，1889年就任湖广总督，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期在湖北及武汉地区掀起了洋务事业的高潮，被称为洋务运动的殿军”。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局、布纱丝麻四局等军民用机器工业的兴建，新军的编练、新式学堂的开办、游学生的派遣等耸动中外的实绩，都成就于这一时期；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开放思想，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 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四抵外辱。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
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与投降派和一般的主战派不同，正确的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野心，提出了迁都、勤王、借款、购舰”的正确主张，并历史性的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观点：战即不能胜，岂可尽扫诸军？彼孤军远征，粮弹皆靠海运，分兵守则军势弱，不守则接济断，彼时一败即不能支” 在辛丑事变中，他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指出：自古乱民无以御敌，流言焉能兴邦” 以中国 之力与八国启衅，不败不已；八国乃联军入华，不胜不休”这在 当时是正确的主张。 毛泽东曾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 武汉，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芦汉铁路建成之日，也是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之始。 在其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 虽然说张之洞这些积极的做法利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张之洞作为当时的腐败王朝清朝的重臣和封建地主阶层代表人物，其思想里仍然具有封建落后意识，并
浅谈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 提要 回顾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的政治变革，到辛 亥革命的彻底推翻帝制，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一直在经历着改革和革命，并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并且持续实践着。本文从近代历史改良与革命演变的事实出发，浅谈改良与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以及改良与革命的关系。 关键字中国近代史改良革命影响关系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改良派革命派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因为在这两百年来，外国侵略及民族 问题的日益深化，中国社会已经走向了边缘．但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在这期间，中国人民经历了水深火热的两百年，中国也在改良与革命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当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中国究竟该走改革这条路还是革命这条路,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矛头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其中，由于领导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旨 在反对清朝统治，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单靠农民不可能建立一个区别于封建王朝的新政权，因此太平天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毕竟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为此后的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它本身不能算是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都是典型的革命。 ＂ （一）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也曾试图走改良的道路，但由于腐败的清政府 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特权，不愿意进行真正的改良，因此，这条路走不通。（二）辛亥革命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才发生的，而是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清政府 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导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原因不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三）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为新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没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没有无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政权组织形式，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是一党专政还是轮流坐庄？是虚君共和还是开明专制？等等，都经过实践的检验。
如何评价“清末新政”，在史学界尚有明显的分歧。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的后果、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略抒管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清末新政的后果。历时10年的清末新政，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笔者认为，正确估量新政的后果，是确认它的历史地位的关键。 清末新政的推行，其消极作用是明显的。 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对此已有多论，此不赘述。 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
晚清名臣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一、张之洞的教育理念 （一）张之洞的教育理念 大家好!从古代一直到现代，有在教育改革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教育家，也有在教育方面有独特创新的教育家。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端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位教育家，他颁布了近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对废除封建科举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颁布这个章程的这位著名教育家在其他方面，比如在清代的社会政治改革、经济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位教育家就是清末的张之洞。 张之洞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最大的建树就是在1903年11月26日，和荣庆、张百熙拟定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他在教育方面最大的贡献，也是他在教育改革方面重要的贡献。这个章程是我国第一部正式颁布执行的近代学制章程，对于废除1300年来的科举制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 以我们说张之洞在清末教育史上堪称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主持的这个教育改革博采了外国学制的优点。这个时期，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末期，虽然闭关锁国是当时的政策，但是也阻挡不了国外先进文化、先进教育思想的传播，所以当时的一些教育家或者在教育行业中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对 西方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的见识或者理解。
（二）张之洞的教育实践 这样就对传统教育的科举、书院、私塾开始实行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在中国传统的教育当中，书院、私塾、科举制度是比较盛行的，也是一个主要的教学方式。癸卯学制的颁布实际上是把教育当中的一些形式加以改革了。这个章程把普通的师范和普通的中学学堂、学校的优点突出出来了，把普通的师范和普通中学学堂分开，设立不同的机构。高等师范和高等学堂开始分设，师范又有不同的等级，根据老师的层次，比如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师范分为初级、优级这样两个级别。 初级收小学毕业生，小学毕业生毕业之后可以到初级师范院校来学习，当他们毕业之后就在小学任小学老师，这是当时的一个改革措施。优级收初级师范毕业生和普通中学毕业生，这是培养初中老师和普通中学老师的师范院校。所以在当时高等师范和高等学堂就开始分设了，这样一个分不同层次培养教师的模式就出现了。 这个章程颁布前，全国政府主办的学校还挺少的。章程颁布之后，到1910年，官办学校，我们叫公办学校就非常多了。可见这个章程的颁布对清末的教育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学校增多了，学生就必然增多了。求学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扩大，功劳应该是谁的呢？就是张之洞的。 张之洞功不可没，在1907年的时候，他被升任为学部大臣
浅论中国从清末变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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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从清末变法至今 的法律主要变化过程 摘要：中国的法律制度从古至今一直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清朝末年以来，中国社会连续发生了巨大的动荡，传统社会形态遭到彻底颠覆，伴随之的，是法律制度的不断变更。从清末直至民国的推崇宪政，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再到如今依法治国早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法制化进程正在逐步从历史的尘埃里走出来，立法更加完善，法律制度更加健全。 关键词：预备立宪《临时约法》1982年宪法依法治国 一、清末新政 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预备立宪，立法改革，以及以领事裁判权为代表的司法制度的改革。 在预备立宪问题上，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它的附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民众的自由与权利，然而《钦定宪法大纲》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其重心就在于维护君权。由于清政府这种步步为营的顽固与愚昧的态度，彻底丧失了可能的同盟军——立宪派，也丧失了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在立法方面，包括《大清新刑律》在内，清末的立法大多没有来得及颁布，颁布的也没有来得及施行，但是对后来中华民国的立法影响却很大，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也都带有清末立法
的影子。而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里面，大部分都是消极、倒退的，尤其是领事裁判权的确立。 在种种的进步条文与保守思想的交错碰撞下，清末的法律改革终于在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下匆匆收场。然而清末的改革已经为日后中国的法制进步揭开了序幕，很多新政的条文在后来的法律中都被借鉴。 二、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辛亥革命结束后的一个月里，南方独立省份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1912年1月1日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在会上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部组织大纲与清末的新政相似，都把重点放在了政治体制上，简单而言，一是总统制，二是两权分立，三是一院制。所谓总统制，是类似于美国式的强势总统制；两权分立是指临时大总统行使行政权，临时参议员行使立法权，而司法并未独立；所谓一院制，就是立法机构由临时参议院一院构成。总的来讲，这部修改后的组织大纲给予了总统相当大的权力，这是相当危险的。 之后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宪法。其中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体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体采用了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此外，还规定了国家的版图，规定了人民的权力和义务，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与民族工业。 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相比，《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相对缩小了大总统的权力，而进一步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对临时约法的修改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 袁世凯上台后，梦想复辟，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这显然是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 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
晚清重臣洋务先锋山西巡抚胡聘之 □胡和平 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外国的入侵，清王朝的部分官员为稳定封建统治地位，开始兴办所谓“洋务”。他们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建立新式海军，创办近代机器工业，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在洋务运动鼎盛时期踏入仕途的湖北天门人胡聘之，虽然在“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漩涡中左右逢源，但他总的政治倾向是支持和执行光绪皇帝变法图强的思想的。他借助洋务自强之势，为推进地方工业振兴，革新政治文化教育，扶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事业，可以称得上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先锋之一。 荫及官宦世家仕途出类拔萃 胡聘之出身于官宦世家。《胡氏宗谱》以南北朝时期在刘宋皇朝内任相国、后定居江西南昌奉新华林的胡藩为第一世，明清时期其后代迁居天门。清末至民国初年，天门胡姓繁衍出很多支系，大约有男丁8000余人，有记载的大多为第40世至50余世。第40世的迁祖之一胡子谟，明代曾在江西任过刑部主事。第50
世胡振，曾被封为光禄大夫，其次子胡宝烈为嘉庆癸亥年（1803年）贡生，后诰封光禄大夫。宝烈次子德士熏为道光辛巳年（1821年）恩科举人，先后任清苑、蕲水（现稀水）训导，柏乡、井陉等县知县，河北省蔚州、景州等地知州，后任直隶补用知府，钦加三品衔。他先后配苏氏、罗氏、陈氏为妻，共传8子，其中两个幼子早亡，幸存6子中有凝之、聘之、习之、逊之、辅之、述之。长子凝之任过直隶束鹿县知县，四子逊之历任江西彭泽、南城、万安等县知县，五子辅之是光绪癸巳年（1893年）举人，后任过浙江同知。二子胡聘之是其父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蕲水（现稀水）任训导时所生，取号为蕲生，由于他从小聪明好学，喜读圣儒之书，又取派名为崇儒。他随其父在学风浓厚的环境里生活，从小树立宏图大志，刻苦攻读，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举，同治七年（1868年）举进士，被选为翰林院编修，先任会试同考官、四川乡试主考官，后任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正四品），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二月出任北京顺天府知府，两年后出任山西布政使（由正三品升从二品）、浙江布政使（大约一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调任陕西巡抚（从二品），上任仅一个月又调任山西巡抚（升正二品），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卸职，入仕为官30余年。 同治末年，从封建王朝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先进军事技术以维护其专制统治，兴起了所谓洋务运动，开始了由“求强”到“求富”的转变。洋务派中的奕訢和地方实
浅析清末铜元币制改革 自秦至清，圆形方孔铜钱一直是铸币的主流。而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广东造币厂率先铸造出第一批“光绪元宝”当十铜元，拉开了铜元币制改革的序幕。这场改革作为洋务运动的一个影子，清末新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之大、之深、之远，完全超越了国民政府的任何一次币制改革。而铜元本身，也直到建国后才结束它的使命。 铜元的产生背景极为复杂。首先，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压，造成清廷财政困难。于是，在咸丰三年（1853），咸丰帝决定铸造大钱、发行钞票，随后户部奏准“铁既可以抵铜，铅似可以抵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币制极为混乱，而制钱却严重匮乏。而在光绪年，由于滇铜道路运输受阻，铸铜极其匮乏，铸钱成本持续增加，迫使多地钱局停产，制钱更为稀少。并且，在两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资本主义各国普遍采用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而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最终被纳入世界市场。随着资本入侵的不断深入，世界上金少银多的局面也使中国金贵银贱，而作为辅币的铜制钱则因银贱更为价昂。 不仅如此，财政依然危机重重。甲午战败导致清廷独立
财政彻底破产，不得不靠大举外债而度日。庚子之变更使原本濒临崩溃的财政雪上加霜。在地方，自曾国藩解散湘军后，各省督抚权利越来越大，出现了拥兵自重，独立财政的局面。更是在东南互保时达到了顶峰，各洋务企业时所获之利也大都落入各省之手。清政府的财政只能靠北方的直隶、陕甘、东北等地维持。上述情况再加上制钱匮乏所引发的愈发严重制钱危机使全国迫切需要一种新币制来挽回局面。 同时，甲午战后民族工业的发展，贸易量不断扩大，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多。而制钱危机加剧了官府的剥削，以致民怨沸腾，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另外，在19世纪八十年代，天津、江南、湖广等地曾为挽回陷入危机的制钱制度，铸造过一批机制制钱，却因中间打孔及面值不稳定导致成本过高而草草收场。再加上“香港一仙”铜币的影响以及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年（1894）所制龙洋的大获成功的刺激下，铜元――这种银元的辅币应运而生。 1901年12月24日，户部颁布上谕要求全国仿造广东、福建、江苏成例铸造铜元。数年间，铜元流通全国，进入全盛时期。币制改革也开始步入正轨。 此时，铜元的优势迅速体现出来。铜元铸造精良，采用机器生产，使用进口模具，不易伪造；推陈出新，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铸钱格局及书法，还融合了地方特色，并均在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