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精选6篇）
范文一
论文题目：国际关系史视角探析战争的原因
关键词：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战争原因
斯蒂芬-范-埃弗拉在《战争的原因》一书中提出："包括但丁、威廉-潘恩、圣皮埃尔神父、伊曼纽尔-康德、杰里米-边沁以及詹姆斯-密尔都曾在这方面（研究为什么出现战争）做过尝试不过令人悲哀的是，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寥寥。";斯蒂芬认为，这是由于前人们提出的种种假设和方法都不具备可操作性而导致的结果。于是他写下了《战争的原因》一书，目的是提出具有指导性的假设，并由这些假设推导出相应的对策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在该书中，他提出了"错误的乐观主义";"抢先行动的利益";"积累性的资源";等原因来解释为何发生战争。他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发生了战争①，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说清楚为何一个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他的理论"可以治标，但不能治本";.如果日本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抵抗能力，日本就不会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如果日本意识到轰炸珍珠港并不能为日本带来抢跑利益，日本就会放弃对美国作战？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因素中，到底什么才是导致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正如斯蒂芬所言，诸多先贤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回顾。
一、现实主义对战争原因的解释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所有的流派都有自己的对战争的解释。但是追根溯源，从政治哲学的源头来看，现实主义者都或明或暗地指出人性使得战争成为必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所以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便发现，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第一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安全，第三种原因则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犯根据这一切，我们就可以显然看出，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2】在霍布斯看来人类天性中追求利益、安全和荣誉的本性，使得人类处于无休止的纷争之中。而摩根索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利益应该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安全依靠权力实现，荣誉是一种威望政策也是寻求权力的斗争，所以战争的根源落脚于追逐权力。因此，摩根索认为和平要通过限制、转变和调解的方法来实现。②肯尼思-华尔兹则认为无政府状态的结构本身导致了战争。就算各个国家本身并不想进行战争，但是结构迫使他们不得不去这么做。就像每个人都知道挤兑银行会导致银行破产，所有人都会受损，但是在许多人都在挤兑的时候，每个人也只能选择比别人先一步提取现款，否则自身就会受损。因此，肯尼思认为只要无政府状态的结构不发生变化，战争就很难避免。既然战争很难避免，只能通过均势的手段，使得战争发生的条件更加困难。斯蒂芬的学说也可以看作这一范式中的一种理论。
现实主义者将战争的原因归结于权力，认为利益依靠权力界定，安全需要权力保障。无政府状态导致争夺权力的无序进行，所以战争爆发。该范式的解释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人类和国家到底追求的是安全还是权力？该范式认为国家最终追求的是权力，而安全依靠权力来保证。
在这种逻辑中含糊地解释了人类需求和安全本身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诸如"通过权力保证安全";"通过权力的均势来维持和平";来进行描述。因此，在这种逻辑下，权力是这种叙事方式的核心词汇，追逐权力成为了一切问题的根本。虽然说"安全需要权力来进行保障";,但对权力的追逐是否可以无限扩大？现实主义者认为这是可以扩大的，除开保障安全的必须权力之外，人类的本性会去追逐更多的权力。无政府状态也给了人无尽的不安全感，为了保护自身，国家只有追逐权力。但是通过仔细辨别，我们应该注意到与人类需求最直接相连的，是安全本身，而不是权力。所以从权力的角度解释战争的原因，是无法触及战争根源的，也不可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正是这种目的（追求安全）与方法（抑制或追求权力）上的偏差，导致现实主义者在对战争爆发原因的解释以及维持和平的研究上显得十分无力。
二、自由主义对战争原因的解释
自由主义者关注和平，对于战争也有自己的解释。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野心使世界上充满了纷乱";.随着时间的发展，以格劳秀斯、洛克、康德等人的思想为基础，自由主义逐渐出现不同的分支。这些不同的学术分支对于战争的原因的解释存在细微的差别。罗伯特-基欧汉提出："世界经济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间的政治冲突";.不过，基欧汉并不认为国际政治的常态是战争状态，他认为通过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可以实现国际政治中的和平。而共和自由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唯有民主国家之间才会实现永续的和平。反过来说，即是非民主国家引发了战争。再进一步延伸，即是权威主义或者说是极权主义本身导致了战争。
这样的逻辑形式中同样存在一个问题。人类是为了追求和平而去追求和平吗？显然这个命题无法自洽。人类追求的并不是和平本身，而是和平带来的安全感。此外，人类追求和平是为了安全，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人类选择战争却不仅仅是由于不安全。与"不安全";处于同级位置的是人类追求的安全以外的其他东西，例如利益、快感等。不合作、集权等因素导致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不安全，而也可能是上面提到的其他问题，最终引发了战争。
所以，自由主义者对战争的理解很可能要面对一个难题--即解决方法与问题根源的不一致。例如一战后，国际社会普遍流行和平主义，在这种思潮下国际联盟等国际组织纷纷诞生。这种国际合作的着眼点在于集体安全，即解决国际社会的"不安全";问题。但是这种集体安全的国际合作却无法阻止或者说满足德日等国的需求，因为这些国家所追求的东西并不是"安全";.这最终导致了战争的进一步扩大。
由此可见，由于战争的原因不同，导致避免战争的方法也应该有所区别。乔治和基欧汉指出三种国家利益--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即"生命、自由、财产";.但是自由主义在这三者所导致的问题之间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细致的区分，这导致自由主义者经常被批评为太过"理想化";.
三、建构主义对战争原因的解释
亚历山大-温特在自由主义者的三种"国家利益";之上又加上了第四种利益，即"集体自尊
";.国家如果希望得到安全，就必须满足这四种利益。反过来说，这四种利益得不到满足，国家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但是国家也不会坐以待毙，这便会导致战争的发生。但是与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自我利益是由文化建构而成。这意味着这些利益会随着建构而改变，所以可以进一步推论，正是这种文化建构导致了战争的产生，而战争的消亡同样需要依靠文化建构。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战争按照拉格的划分有两种社会类别，即"构建性";战争和"成型性";战争。前者是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主要战争形式，这种战争关系到单位的类型和生存。后者是洛克无政府状态的主要战争形式，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各方都承认单位的生存权利，战争不是要毁灭对方，而是争夺领土和战略优势。根据他的理论，这种文化建构是战争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样的行为在霍布斯文化下导致的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的行为，但是在洛克文化下可能仅仅是试图取得一定的优势。因为文化不同，导致对战争性质认识的不同，最终导致的结果也完全不同。因此，如果能够创造出"康德文化";,建构出"友谊";的角色结构，从而引出"多元安全共同体";的行为逻辑和趋势，国家间的战争则可以得到避免。国家间会存在"相互和平意愿和行为的共有知识";.
这个逻辑十分具有建设性。它摆脱长久以来关于人性善恶的根本性争论，从社会形成的角度解释了战争的形成。
但是正如建构主义长久以来被其他学者所批判的那样，从文化上消除战争理论的操作性过低。人们很难提出具体的措施来实现这种理论设想，因此建构主义也经常被其他学者视为"唯心主义";.
四、结语
正如斯蒂芬-范-埃弗拉在《战争的原因》开篇就提到的那样，许多理论"缺乏操作性";或者是"虽然被视为可操作的假说但是未得到验证";.此外"不成功的和平观念";依然流行。总之，"关于战争原因的假说多而无用。那些将阻止战争作为手段的选择并不会得到什么结果。";于是斯蒂芬放弃了阻止战争，而选择了"暂停";战争，即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刻如何推迟它的爆发。斯蒂芬的理论可以视为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补充。
但是，正如斯蒂芬对传统理论提出的不满一样，他的理论同样无法真正防止战争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性矛盾，斯蒂芬的理论可能对突发性的战争能起到推迟的作用，但是绝对无法消除战争。
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以上几种观点是西方学界常见的对战争原因的解释。我们中国学者在分析解释问题时可以适当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2】霍布斯。利维坦-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第十三章）。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2.
约翰-洛克。政府论-论征服（第十六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7.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96.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99.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55.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73.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
范文二
论文题目：反思国际关系史的书写--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准时间
摘要：基于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再问题化";, 作者旨在分析目前西方正统的基准时间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以及在接受这套话语之前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史的理解是否还曾存在或使用其他基准时间。通过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着作中关于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和转折点的叙述进行分析，作者发现：首先，在民国学人的观念中很少以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叙述中并非一直存在，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其次，近代欧洲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反映出近代中国学者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最后，作者所运用的基准时间视角和史学史方法有助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史书写在近代中国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并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的有益启发。
关键词：基准时间；国际关系史；历史观；国际关系理论；话语分析；
Rethinking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nchmark Dates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s to "re-problematize"; the Benchmark D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and to analyze how the current western orthodox benchmark date was accepted by China and whether there existed any other references of time that were accepted and used by Chinese scholars when do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history. By analyzing the narration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turning points in the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theory written by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1-1949）, the author finds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and 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 were hardly regarded as the start point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ese scholars' knowledge. The current universally accepted consensus haven' t always existed in China but only emerged till 1980 s. The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is a process of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Secondly, the author finds that a series of events that happened in modern Europe served as Benchmark Dates in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es, such as the Spanish Succession War,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Vienna Conference, the German Unity,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However, their different determinations of Benchmark Dates reflect different historical views they hold, such as realism, Marxism, nationalism and idealism. Finally,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Europe-centric and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narration was formed in modern China in a gradual process, and thus the reexamina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cholars' research will offer possibility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to establish a new narra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Keyword:benchmark dates;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ical vi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discourse analysis;
一、引言
近年，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benchmark dates）和国际关系史的分期问题重新受到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1）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批判被主流理论所确立的国际关系正统基准时间，认为它们具有明显的现时主义（presentism）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而且这套正统的基准时间还与国家间战争及战后处理的时间高度吻合，又反映出国际关系的历史叙事和理论分析严重地被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所束缚，很大程度上国际关系史即诸大国外交史的叠加，因而忽视了国际社会中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和国际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内容。（2）正是在此意义上，英国学派开启了修正或重塑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研究议程。
诚如巴里-布赞所言，对基准时间问题的提出和对正统基准时间的质疑目的在于"开启而非结束一场辩论";, 对新的基准时间的设计旨在"刺激思考而非给出确定的结论";. （3）基于英国学派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再问题化";的进一步思考，首先，本文通过梳理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接受史及其背后的思想史意涵，发现在民国学人的观念中很少以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叙述中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晚近才出现的，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其次，存在于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中多元的基准时间话语为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世界观和外交观念的形成与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最后，本文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崛起背景之下，重新发现民国学人曾在国际关系史叙述中提出，但在后来受西方理论影响而被边缘化或被淹没的那些基准时间，或许可以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有益的启发。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问题
所谓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一方面是指简化国际关系历史的手段，其能够将国际关系史划分为各个清晰可控的阶段；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基准时间也是存在于国际关系的历史叙述中的一套话语，是国际关系史的书写者或编纂者所认识的国际关系宏观历史过程中重要的临界点。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或国际关系史分期问题的提出主要基于英国学派和历史社会学派对"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批判。作为国际关系史开端的1648年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然在国际关系学界成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时间标识和历史话语，其影响范围不仅局限在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同时还扩展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其影响力也远超国际关系史本身的研究和编撰，渗透到人们对国际关系发展进程的一般性理解之中。由此，对国际关系史的分期和基准时间的反思，首先便从威斯特伐利亚话语的意义及其是否能够成为近代国际关系史开端的问题展开。例如，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派代表约翰-霍布森（John M.Hobson）和史蒂芬-霍布登（Stephen Hobden）通
过质疑以1648年为起点的固有的现代国家体系形成时间提出"历史化的世界社会学";的价值。（1）还有一些学者通过考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改变欧洲国际秩序基本原则的具体历史细节，或是通过研究现代主权原则形成的问题，指出"威斯特伐利亚并不是一个开端或者结束";, 批判作为国际关系时间标识的1648年是一个超越各主流国际关系范式的"威斯特伐利亚情结";或虚构的"神话";. （2）而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则从国际体系理论建构的层面，将国际体系放置于长时段的世界历史之中，批判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标识的现代国际体系的现时主义、非历史主义（ahistoricism）、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无政府偏好（anarchophilia）和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的特征，进而消解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束缚。（1）
相对于西方学者的争论与反思，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问题却一直被大多数当代中国学者所忽视，只有少数学者在介绍或参照英国学派的过程中涉及国际关系史分期问题和"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问题。（2）例如，刘德斌在介绍巴里-布赞的国际体系研究中，也曾反思其主编的《国际关系史》部分地受到了"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影响。（3）另外，王申蛟针对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 提出应关注社会、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注意国际体系内部的互动，处理好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与宏观把握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应克服片面强调条约和政府档案的倾向。（4）
另外，从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和书写的实践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史的历史分期即普遍采取以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史开端，并以战争及战后国际体系的安排作为标准的分期方法。王绳祖所主编的10卷本《国际关系史》书写的时间上限便是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指出其原因在于它是"欧洲第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它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矛盾和国际战争的先例，对以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而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其他基准时间则与西方学界在研究和教学中所普遍使用的那套"正统";基准时间相近，集中在以欧洲国际社会为中心的历次重大战争及和谈的标志之上。由此可见当代中国学者已经普遍接受并内化了基于战争与和平、霸权争夺与国际体系变迁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正统基准时间。
总之，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研究中都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正如巴里-布赞指出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对这些基本时间点进行选择和机制化的时候，很少进行系统的思考";;同时，在并没有进行反思的情况下就在传播这套正统的基准时间。（6）但是，不同于巴里-布赞所针对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语境，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和教学中所使用的基准时间很大程度上是近几十年随着西方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扩散的产物。那么就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自身语境而言，超越巴里-布赞所提出的问题，中国学者应该追问当下西方这套国际关系的正统时间在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在此之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中是否存在过其他的基准时间？
基于这样的问题，本文将视线放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长时段的国际关系学术史，重新回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际关系史书写的文本之中。通过对当时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中国际关系史的历史分期和基准时间的分析，本文发现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作为话语的正统基准时间在中国的形成、传播和内化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历史过程。
之所以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是因为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研究
已经在当时的中国发展起来。在教学层面，近代中国知名大学在政治系和历史系中已开设了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课程，例如北京大学由张忠拔开设的西洋近代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燕京大学由坦康开设的外交史，由徐淑希开设的西洋外交史，由洪煨莲开设的远东近世外交史等；清华大学由蒋廷黻开设的近代中国外交史；武汉大学由时昭瀛开设的中国外交史，由缪培基开设的近代欧洲外交史；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开设的外交史、中国外交史和欧洲外交史等课程。（1）在研究成果方面，近代中国学人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着作，或者在其理解和论述国际政治现象与规律的过程中大量借助了国际关系的历史方法与视角。然而，这些近代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论述却被后人所忽视，对于包括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研究在内的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史研究仍主要停留在对学科建立与发展的描述阶段，少有细致深入地对这些文本进行内容上的梳理与分析。（2）
而之所以需要深入这些历史文本内部，不仅是为了展现当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水平，追溯中国本位的国际关系学之历史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本身作为"文本";, 反映了时中国学人对于"国际";和"外交";的历史理解，展现出近代中国国际政治观念和外交观念的演进，同时折射出近现代国际规范在中国的传播史与接受史。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巴里-布赞试图将不同的基准时间进行分级并使其与线性的划分历史时期相区别，（1）进而通过重新修正嵌套和集合式的基准时间来建构新的理论。但是，本文不同于理论建构的导向，而是旨在通过发现民国学人在国际关系史叙述中重要的时间标志或转折点来揭示民国学人的国际政治观念，故并不存在基准时间点之间的嵌套与分级问题。因此，在操作过程中笔者没有将国际关系的基准时间和国际关系史的分期进行严格的区分。一方面，基准时间使我们能够将历史划分为各个清晰可控的阶段，并成为国际关系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不论是基准时间还是传统的历史分期，它们都是研究者或历史书写者出于某种理论或目的将历史简化的手段，同时也是研究某一时期关于国际关系演进的观念史的标的物。
三、话语分析与作为文本的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
在近代中国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进程中，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知识传播与生产在中国接受、内化和重塑近代国际规范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时，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的知识便开始传入中国。而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学来说，其知识的主要形式便是国际法与外交史。（2）相应地，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除了对当时各国状况和对外政策的研究外，也主要限于国际公法和西方外交史两个领域。（3）到了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 随着作为独立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欧美和中国先后建立，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的书写与编纂在中国的发展加快，构成了近代中国学界与外交界理解国际关系和现代外交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中国学人研究与编纂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着作本身，对于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亦构成了考察近代中国国际化进程、国际政治思想与外交观念的重要文本。
在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中存在着一系列作为历史话语的基准时间。所谓话语，实际上是指一些非"实在";而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说辞，它有"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1）之所以将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本质视为历史话语，是因为其在历史编纂和叙述过程中提供了一种框架，框定了有关国家间关系历史的时间与空间，进而决定了国际关系史的叙述结构和人们对于国际关系历史观念和理论思考的方向。一方面，作为宏观历史过
程中临界点的基准时间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时间，其节奏不同于均匀流逝的自然时间，而是在"转折点（crisis）";与"展开（development）";之间时慢时快。（2）例如，在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当代国际关系史编纂过程中，战争间歇期的历史可能一笔带过，而大量的笔墨停留在战争起源、过程和解决的问题之上。而基准时间所指示的历史时间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历史节奏的快慢问题，本质上是和历史学家或编纂者的理解密切相连的。例如，当代国际关系史叙述中"从1648年直接跳到1919年的做法";与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史、世界史和法学最为关注的所谓"漫长的19世纪";有着明显的差异。（3）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历史一样，需要在地理上根据其空间分布而得到安排，（4）因此作为话语的基准时间为历史叙述提供了规范，借以观察客观现实，仅有被纳入框架的实景才能构成历史空间，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组成部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史在近代中国传播并逐渐成为主流的叙述框架，这一框架进而构成了中国学人对国际政治世界的认知边界。如周鲠生指出，"近代国际政治以欧洲政治为中心；欧洲外交向为世界政治之主动因";.故"讲外交史，以欧洲外交为研究的中心点，由此点出发并及于世界全局政治关系，实为当然之事";. （5）从民国时期的研究文本上看，凡题为"国际政治史";"国际关系史";或"世界外交史";的论着大部分指涉欧洲国际社会，即使一些着作中出现了其他地区的叙述，其篇幅亦极为有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中，受到马克思主义观念影响的学者普遍有意识地将第三世界与殖民地的历史纳入国际关系史，从而扩展了现实主义史观下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空间。
基于对基准时间的本质是建构历史叙述的一套话语的认识，本文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中基准时间的分析也必然采用话语分析方法，其强调把一定的语言和文本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社会文化的语境之下，考察社会关系中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和竞争，并对其具体的语言使用互为文本的分析。（1）具体而言，本文选取含有基准时间话语的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的不同文本，考察多元的基准时间话语与其背后所指向的国际政治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过程；并且将作为文本的国际关系史叙述放置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语境之下，一方面分析国际政治现实对于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话语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诠释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形成对于近代中国接受与内化国际规范的作用。
从文本的范围上看，由于话语分析方法中文本的含义必须依赖于其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任何单一文本都不能被孤立地加以看待或解读，因此本文将选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人关于国际关系历史叙述的着作作为分析文本。这些着作总体上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由中国学人编纂或着述的题为"国际关系史";或"国际政治史";的编着和专着。（2）第二，由中国学人以"时代式";方法编纂或着述的"外交史";编着和专着。（3）正如周鲠生所言："外交史者，属于政治史之一部分，所以明国家与国家间关系之变迁，而示其关系变迁经过中各国政府所为之活动与其所使用之手段者也。"; （4）实际上，就民国时期而言，"欧洲外交史";或"世界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史";的概念没有太大区别。（5）更为关键的是，因为时代式的外交史在叙述结构上与国际关系史联系紧密，丰富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话语亦存在于这类研究之中，故本文同时将时代式的外交史文本纳入考察范围。（1）第三，由民国学人所着的以历史方法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学术专着或包含大量国际关系史内容的概论类读物。"从内容上看，这些着作多依托国际关系史，从历史的演进考察现状";, （2）故这类着作亦出现了对国际关系史分期和国际关系演进问题的讨论，并可从中窥见其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话语及其背后史观。（3）
四、多元话语及其意涵：近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
"现代国际史材是无限的，搜集非艰，而剪裁维艰。"; （4）如何剪裁历史事实以及如何将不同历史事实归类并串成一个线索，这些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问题，同时还是理论或观念的问题。国际关系基准时间便是这样一个新颖而有效的分析工具，可以为我们展现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多元史观和中国学人对于国际关系历史进程的多元认识。下文将按照时间顺序，列举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叙述中的基准时间，并从其存在的文本入手，进一步分析基准时间话语的理论与实践意涵。
（一）18世纪的语境与基准时间：现实主义的历史话语
不同于当代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开端的叙述主流，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中，国际关系史叙述并没有将1648年作为基准时间而展开历史叙事，而是最早起始于18世纪初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及之后于1713年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以1713年为开端的基准时间话语的含义在于，其认为"十九世纪以后之列强外交以十八世纪之外交为其基础";, 而"吾人欲知列强赤裸裸的外交政策之真相，不能不回顾十八世纪之外交，因斯时列强之外交尚未为国际法规所拘束，其特色自然流露无疑";. （5）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人将近代国际关系追溯至18世纪的目的在于以历史的话语揭示当时环境与历史之间的一贯性，如张民生所言："以后文明发达，世界日臻文明，国际间交涉似已重信义，尊誓约，以施用诈术为耻辱矣，似已极力标榜人道主义，正义主义矣，似已在所谓势力均衡、世界和平、人类福祉等等美名之下，而进行其外交矣。然一按其实，如马基雅维利主义并未完全绝迹放弃。";而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外交，即"国家为达到保全之目的计，不必问手段之善恶，须按照目的而用尽其一切权谋术数";乃"读者明了近代世界各国之国际地位及现代国际政局之真髓";. （1）
将国际关系史叙述开端置于18世纪语境的又一代表则是冯节的《近百年国际政治史略》。该书以18世纪末之均势时代的列强政局为起点，"以每一个均势的起迄来做标准";形成其历史叙述的章节结构和国际政局的变迁史期。这样国际均势的起迄便构成了冯节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其分别是18世纪末、维也纳会议、巴黎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凡尔赛和会。这些基准时间决定了其历史叙述的结构，即以基准时间开启的各个均势期为章，以"均势（同时为破坏均势的孕育期）";"均势破坏";"均势的维持（战争或压抑强者的各种手段）";和"再造均势（和会）";为各章小节。（2）虽然被一些批评者诟病其"很像黑智（格）尔以正反合三者为历史演进之骨干一样，颇容易陷入过度简单化之危险";, （3）但建立在这套基准时间之上的历史话语向20世纪初的国人掷地有声地呐喊道："近代的国际政治史就是一本均势史";, 而且是"一部让人心寒的循环的历史";. （4）
通过18世纪基准时间话语，民国学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有意识地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政治现实和18世纪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联系到了一起，从马基雅维利式外交和国际均势的历史话语揭示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本质。进一步从话语实践的角度看，通过列强"眈眈虎视，猩猩人言，稍一不慎，必受其害";的伪善外交的历史，揭露"弱肉强食在帝国主义者视之已认为是进化原理上之当然结果，又加以阳示正义人道之名，阴逞鲸吞蚕食之欲，弱小民族之国家殆将沦于灭亡之域，而尤曰是表示亲善也";. （5）这显然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理想主义在中国的退潮，而历史的话语背后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学人对日本侵略、国际联盟调停与绥靖政策的失望与无奈。
（二）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法国大革命与产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话语
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在世界史中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在当代的国际关系史叙述中却鲜以此作为国际关系基准时间。不同于当代国际关系史叙述，在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之中，民国学人通过将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纳入近代国际关系开端的历史话语，并将其确立为基准时间而赋予国际关系史以特殊意义与解释。
在民国学人的认识中，法国大革命在国际关系史中意义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国家主义对于国际关系影响深刻。民国学人杨幼炯将近代国际政治上溯于法国大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后国家主义盛行，于是一时爱国主义的高潮大盛";, "而各阶级遂共同尽力以促成其国家侵略政策的发展，以求国家的地位增高，而帝国主义遂如狂风怒潮齐向各弱小民族逼来，而所谓国际殖民地遂普遍亚美非三洲";. （1）另一方面，将标志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法国大革命作为国际关系史开端的基准时间意味着对近代国际关系资本主义性质的确认。焦敏之将法国大革命作为国际政治史的开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使"法国大革命以后，各国内部的事变，具有强烈的世界的意义，影响到了其它国家的生活";, 而"近代的世界政治史，实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它们与封建国家之间的斗争史、争霸史";. （2）另外，民国学人平心也指出国际问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才有所谓国际问题发生，因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兴起发达以后，民族国家渐次形成，国际市场以至世界市场在各国工商业的竞争之下急速开拓，各资本主义国家由争夺市场原料而进到世界的完全分割，使各国和各民族逐渐连结在共同的广泛的生产关系之下，国际问题才在各种复杂的关系矛盾中生长开展起来";. （3）
而产业革命能够成为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话语，其意义和法国大革命的话语相近，亦在揭示近代国际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张明养通过批判蒲莱士（James Bryce）所着《国际关系论》中的国际关系长时段理解，（4）指出"真正国际政治的开始是在产业革命以后";, （1）这是因为"产业革命的成功，使欧洲成立了几个民族的国家，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时复因产业革命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全世界的领土打成一片，有些文化落后的地方就沦为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而各帝国主义者间又因为利益上的冲突相互依赖的关系，更发生密切的接触，于是世界政治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开始了";. （2）实际上，作为国际关系史开端的产业革命话语强调了资本主义对于国际政治之重要性；而资本主义从其最初的雏形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形式又构成了之后的基准时间话语，并将国际关系史分为商业资本的重商主义时期、工业资本的民族主义时期和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时期。（3）
总之，不论法国大革命还是产业革命成为近代国际关系开端的基准时间，实际上受到了经济决定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观念的深刻影响。作为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均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指出国际关系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性质，进而通过"资本主义就是矛盾，就是战争";推出国际战争必然性的理论命题与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实践性命题。"在理论上，资本主义生产是世界性的，但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自始至终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必然与另一些民族或国家发生冲突的。";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因为它们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质更为尖锐，范围更加扩大";. （4）而从话语实践的角度看，民国学人对于作为19世纪以来国际帝国主义发展与互斗的历史叙述，旨在使国人明白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连锁，在中国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背景下揭开帝国主
义的面目，反抗帝国主义以免受瓜分之祸。（5）
（三）从维也纳会议到德意志统一：民族主义的历史话语
不同于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史的叙述，民国学人在国际关系史的编纂与书写中格外重视19世纪的国际事件，或使19世纪与20世纪形成鲜明对比，或通过追溯19世纪的历史以寻求20世纪国际关系的根源。正如翟楚在其《近代欧洲之政治与外交》中所指出，"近代欧洲政治外交史，史家皆以纪元后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为起始时期，因为欧洲各国发生的事件，实于此时开始的，殊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 （6）因此，在民国时代诸多版本的国际关系史着述中，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便成为国际关系开端的基准时间点。（1）
在19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中，"维也纳会议、德意志统一及欧洲大战之三个事件构成近时国际政治史上三个最大的关键";, 因而这些事件可被"取以为各时期分段之界点";. （2）而在以维也纳会议为开端的国际关系史叙述中，民国学人普遍地采用了其所谓"政治主义";的划分方法，即依支配国际政治的思想主义，"可以识得一个时期中支配国际政治之主动力";. （3）进而，近代国际关系分为以欧洲协调为特征的正统时代（1815-1848年）、以民族革命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时代（1848-1871年）、以武装和平为特征的帝国主义时代（1871-1914年）以及一战后的国际主义时代。同时，1815年维也纳会议、1848年革命运动、1871年德意志统一和1919年的巴黎和会亦构成了国际关系基准时间。（4）
上述这套19世纪的基准时间及其背后所谓的"政治主义";的划分方式，从本质上讲是关于国际社会观念变革、相关行为规范和规则演进的首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的视角。显而易见的是，对于19世纪的历史语境而言，民族主义便是其国际社会的首要制度。（5）实际上，以1815年维也纳会议为开端，并强调1848年民族革命和1871年德意志统一的这一系列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背后便是民族主义的历史话语，其对于近代国际关系的理解在于回答战争与军国主义是如何发展的。"在18世纪时，国与国的战争仅认为帝王的斗争。当时的战争还未能发挥它的全能性：参战的人员有限，作战的物品不多，并且所用的斗争方法亦不免粗而浅";;但是，"十九世纪的战争是和整个的民族国家的命运或生存有关系的";. （6）例如，翟楚将具有"一切为战，一切皆战";的全能性和不以胜利而以歼灭为目标的"歼灭性";的现代"军国主义战争";追溯到19世纪以后法国的民兵制和普鲁士的全国皆兵制。（7）不难看出，民国学人通过19世纪一系列国际关系基准时间问题强调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近代国际关系要建立在以战争为代表的国家间相互作用的组织形式的基础上，而这种组织形式与其说是军国主义，不如说是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四）从德意志统一到巴黎和会：理想主义的历史话语
德意志统一这一历史事件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史叙述中的意义远没有民国时期那样重要。现在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几乎没有以德意志统一作为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来看待。然而，民国学人却对德意志统一格外重视，甚至有部分着述将此作为国际关系开端，使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起成为国际关系基准时间。例如，周鲠生所着《近代国际政治小史》一书对国际政治史的叙述便是从1866年普奥战役开始的，因为其"关系欧洲政治实在不浅";, "德意志帝国统一是支配最近四五十年欧洲政局的一个大事实";. （1）又如，李惟果、吕怀君也指出"所谓现代国际政治是指19世纪以来六七十年的国际政治";, 即自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
国际政治，而"此一段历史以1914年之世界大战为一主要界限";. （2）
在1871年和1919年两个基准时间的叙述中，民国学人将近代国际关系分为两个构成鲜明对比的阶段，即从德意志统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既是"国际政治进步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民族运动的冲突、帝国主义和军备竞争的武装和平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是"国际主义时代之开始";. （3）而这两个阶段的划分，旨在揭示"现代国际政局是国际主义思潮与国家主义势力争持的政局";这一历史主线。（4）又如，周鲠生通过对19世纪70年代之后国际政治史上大德意志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大英帝国主义和法国人的对德复仇政策以及意大利人的恢复旧土运动等叙述，指出国际政局大半是这种误谬的民族观念造成的。这种对于异民族专存猜防、疑忌、仇恨、报复之念头，不求和衷共济之道，为一族利益计就要牺牲他族的"褊狭的民族精神";构成了推动充斥着国际冲突的近代国际政治史发展的动因。（5）
从话语实践的层面看，将德意志统一与巴黎和会视作国际关系史开端与转折的两个最重要基准时间的叙述结构，批判了近代以来之国际关系"民族自私的精神太强，世界观念太薄弱";, "各国对于国际关系之观念太偏，他们精神上不脱部落的思想，他们心目中只知本族的利益不晓得有人类共同利害关系";; （6）而通过对建立在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两种观念对立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史的叙述，亦在呼吁"要除掉国际战争的祸源，非根本的从人心上施教育不可";, 而"现今世界的急务是在变改国民心理，造出一种国际精神";. （1）
总之，上述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叙述中出现的多元的基准时间及其话语的分析，为我们展现出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编纂与研究的基本面貌。首先，近代欧洲国家与国际社会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上升成为国际关系史的基准时间，其中既包括像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及其后的《乌得勒支和约》、18世纪末欧洲霸权争夺、维也纳会议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国际体系层次的事件，也包括诸如法国大革命和德意志统一这样在国家层面发生但却对国际体系变革有着深远影响的事件，还包括产业革命这样的超越国家间政治本身而具有全球系统性变革意义的事件。
其次，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话语背后所指向的是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通过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叙述文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选取不同的基准时间话语，而同一基准时间点又可以为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所多重地诠释（见表1）.
最后，从基准时间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民国时期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背后所反映的是当时中国学人基于多元史观而对国际关系进程的丰富理解。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推崇马基雅维利主义外交和主张将国际政治视为均势破坏与再造的现实主义史观，前者的代表为张民生，后者的代表为冯节和曹未风。（2）20世纪30年代则出现了以焦敏之、张明养、杨幼炯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叙述，他们普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铸造国际政治为中心，以产业革命作为国际关系史叙述的开端，强调国际问题的经济决定论，认为国际政治即资本主义矛盾的产物。不同于唯物史观，还有一些民国学人以国际观念来建构其国际关系史的叙述体系，例如周鲠生以民族主义观念作为决定国际政治之主要动力，常小川等以民族国家和军国主义观念作为推动国际政治形成和发展的主因，李惟果等以国际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斗争作为国际政治历史发展的主线等。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出现的均势史观、唯物（经济）史观和观念史观分别为中国学人的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理想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提供着建构历史叙述的话语合法性基础。
五、反思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基准时间的当代意义
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中的多元的基准时间不仅可以展现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叙述结构及其史观，作为历史话语的基准时间还为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世界观和外交观念的形成与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崛起背景之下，以历史比较的方法重新思考中国国际关系基准时间问题，或许可以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有益的启发。
（一）历史话语与近代国际规范的内化
在实践层面，以不同基准时间话语建构起来的国际关系史以知识扩散的方式使近代中国接受与内化了部分近代国际规则与制度（一整套用于实现共同目标的习惯和惯例）, （1）例如外交规则、均势规则与主权规范等。所谓知识扩散，是指包括科学技术、制度安排与价值观念在内的知识通过一定的渠道从发源地向外进行传播和转移的过程。（2）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知识在近代中国编译、编纂与着述过程所带来的结果便是使当时的国人了解，作为历史的知识，并从中学习内化渗透在表象性知识中的近代国际社会的规则与规范。
第一，以欧洲外交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史叙述，成为近代中国学习近代外交规则的重要途径，进而使中国在当时国际政治局势中领悟外交的规律和外交家纵横捭阖的外交能力，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提供知识上的基础。例如，王亚南通过叙述近代外交演进来介绍外交的意义与性质、功能、外交的经济基础。（3）又如，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吴颂皋将其在沪宁各大学讲授欧洲外交史课程的资料整理成《欧洲外交史大纲》，其目的在于"能以此为研究欧洲外交史之初步阶梯";进而"以此为追求国民外交智识之基本工具";, "继思外交历史的说明，其需要亦不亚于外交理论之阐明";.吴颂皋在欧洲外交史的叙述中实际在回答以下诸重要问题："1.外交的意义是什么？2.外交政策是否永远不变？3.外交家的责任何在？4.外交与军事之关系如何？5.外交上成败得失的关键系于何点？"; （1）
第二，建立在现实主义基准时间上的国际关系史叙述传播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均势规则。例如，民国学人冯节提出国际政治的演进"循着（均势）这一公式还原了几次，造成了近百年的国际政治史的资料";, 并认为均势"源自于一种物理上力的平衡";, "均势如同一座房子，列强各国实力的变化如同房子的某一部分力的强弱与倾斜";. （2）虽然均势之下免不了彼此猜疑、狡焉思逞，但"均势一旦崩坏，就要兵戎相见，演出流血的惨剧";. （3）
第三，不论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准时间还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准时间之上的国际关系史叙述，无不贯彻近代国际政治是以民族国家为政治组织这一基本认识，其意义在于以历史知识的方式赋予主权观念以合法性，进而内化与强化近代国民对主权之理解，进而"以知识融入主权体系";. （4）民国学人将改变国家对社会汲取能力和动员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拿破仑战争或德意志统一作为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因为在这之后的国际关系发展使民国学人对近代主权原则的确立、民族主义的兴起等意义看得更加清晰。也正是如此，民国学人通过国际关系史基准时间的选择和意义建构，加深了对主权规范的理解与内化。常小川指出始于"民族或国家之尊严赖乎文化卓越及操军事上与经济上之霸权";这一观念成为"国家自觉心";, （5）而近代国际关系源自法兰西革命及拿破仑战争时代"民族国家的概念";
与"国家主义";的生成。（6）
（二）中西方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基准时间话语
与当代国际关系学者的历史叙述相比，民国学人对基准时间的多元诠释反映出其对国际关系的独特理解，这不仅与近代中国的国际语境相联系，还受到同时代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影响。
从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史文本可以看出，以国际战争及其之后的国际会议作为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现实主义话语已经在中国学人中显现。不论是1713年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乌得勒支和约》、1815年结束拿破仑战争的维也纳会议，还是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都已经成为民国学人叙述中基准时间的选项。但是，它们不是全部的选项。比起拿破仑战争，似乎法国大革命与产业革命更被民国学人所强调，因为其并不是以国际体系均势的维持和破坏，或者国际权势转移的角度去理解国际政治，而是从更深层次的、长时段的社会变迁的角度去理解国际政治的演变。事实上，正如安德鲁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所指出的，从"不自主的（heteronomous）";政治权威向"独立自主的（sovereign）";领土国家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具意义的转折不是发生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是在法国大革命与产业革命。（1）
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史文本的考察，不难发现民国学人对国际关系史的叙述不同于当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未成为国际关系史开端的正统基准时间。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叙述中没有形成威斯特伐利亚的基准时间？
实际上，并不是说所有民国学人都没有注意到三十年战争的问题，而是他们没有赋予三十年战争和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意义。其中，周鲠生通过对三十年战争与1866年的普奥战争进行比较，选择了以德意志统一而非《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作为其近代国际政治史叙述的开端。周鲠生指出这两场德意志内战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三十年战争是起于新旧教冲突的宗教战争，普奥战争是解决德意志统一问题的战争；前者受外国的利用有外力的参加，后者出于德意志人的自动未受外力的干涉。"; （2）显然，三十年战争及其之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民国学人中并未受到如同当代一般的重视，没有被赋予现代国际体系开端的特殊意义，而仅被视为不具有现代意义的宗教战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者赋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当代主权原则与不干涉原则的意义也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而在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却是，国际秩序与共同体视角、宗教宽容与思想自由的视角、集体安全的视角和主权国家独立的视角一并成为西方学者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意义的诠释。（3）由此可见，作为正统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威斯特伐利亚话语本身即是历史的建构：它既包含西方学术语境下的自身建构过程，同时还蕴含着其作为知识话语从中心向边缘地区扩散以及边缘地区接受与内化的他者建构过程。
（三）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当代启示
对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史学史的梳理，为当下的我们发现那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但现在却被隐蔽或边缘化的诸多基准时间提供了可能性。首先，大量民国学者不仅看到了国际政治中权力斗争的现实主义面向，同时认识到经济、技术所带来的全球化对于改变国
际政治所起到的本质性作用，这有助于国际关系学者跳出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叙事结构，从更为宏大的、长时段的全球史的结构中去理解国际关系的演进。例如，法国大革命带给近代国际体系的冲击不仅在于其霸权转移和均势打破的意义，而是需要从更为深刻的现代性的角度去重新理解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应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从整体上把握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 （1）
其次，在理解的基础上反思中国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及其历史叙述。正如上文所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基准时间话语为近代中国学人所接受和内化，影响着国际关系史的书写和国人对于国际关系演进问题的认识。在20世纪上半叶的语境下，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一方面使国人认识到在现代国际体系的竞争中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性，进而通过国际关系的历史知识推动中国融入现代主权体系；另一方面使国人了解到现实主义外交的历史根源，将作为近代国际社会首要制度的均势规则与外交规则以历史话语的形式传播。然而，21世纪的语境和一百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关系学者观察国际关系史的视角也应该相应地转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前后，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欧洲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历史类比，认为昨日欧洲（20世纪初期）不幸走向冲突与战争，今日亚洲（21世纪初期）也有可能走向冲突与战争。（2）这种类比完全基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历史叙述，成为"中国威胁论";与"修昔底德陷阱";等话语的重要组成，从而影响中国形象；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类比在外交决策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对中美关系带来挑战。（3）"从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在欧洲的确立到荷兰、英国等殖民大国崛起，从法、德、奥、俄等欧洲大国的争霸再到美国主导局面的形成，战争手段成为国家间互动的主要方式";---这确实是历史的真实，并且"基于历史的真实抽象出的理论反过来又成为了观察和预测未来的指导工具";. （1）但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权力斗争的面向不是全部的历史的真实。至少在历史叙述的角度上，并非只有大战与国际权势转移可以作为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如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互联互通的视角下观察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集合中还会有更多可能的元素。
最后，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反思近代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在中国的形成，以亚洲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践和长时段结构的视角丰富国际关系史内容，可以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提供智慧思想与实证性的经验素材。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形成的以资本主义兴起发达之后才有所谓国际关系的普遍认识，使东亚国际社会自身的主体性与历史经验被长期忽视。如同平心所说，中国古昔的对外关系并没带半点国际问题的意味，（2）这些历史经历很少被用来形成其自己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3）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研究被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所重视，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4）围绕古代东亚体系生成时间的问题，目前中外关系史与国际关系学界已形成了从五帝时代到先秦五服制，再到秦汉与匈奴的统一运动等多种认识。（5）而今后如何在长时段历史中以不同文明区域的基准时间重塑世界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将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使命。
当代国际关系论文 ----经济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但它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思维方式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任何国家也无法回避，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去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 一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一）促进发展模式创新。全球化促进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国公司已发展到在全球布设研发、生产、销售链条的全球公司阶段。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与其人均GDP增长之间成正比。无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何调整变化，不考虑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机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进的发展模式。 （二）促进国际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现在经济领域，
又表现在其他领域；既表现在双边领域又表现在多边领域。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深化，俱荣俱损局面开始形成。全球经济链条越拧越紧，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增强。除国家利益外，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利益融合有利于国家关系改善，国家间协调合作增多，出于不同利益而形成的不同“志愿者联盟”不断出现。谋霸权、搞对抗，坚持集团政治和冷战思维越来越不得人心。 （三）促进安全内涵扩展。安全已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恐怖主义、经济安全、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疫病蔓延、移民浪潮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增大，涉及到经济、民生、社会和自然等广泛领域。非传统安全主要由人类发展的不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自然的不协调引起，其实质是发展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模糊了安全与发展的界限，增大了国际安全合作的紧迫性，挑战着传统安全的主导地位，缓和了国家间的军事对抗关系。如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美国在反恐中不得不多方借重国际社会。又如，美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矛盾尖锐，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总的来说合作顺利。 （四）促进国家主权转移。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组织的发展。仅1990至1998年，国际组织就从26656个增至48350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25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成为全球性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实施者、全球性问题的管理者和全球性争端的解决
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 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如同许多国家关系一样，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一直是令人如雾里看花一般。 建国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关系一直保持着神秘的“不正常关系”。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才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20世纪70 年代末，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抓住机遇，促成中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至今，中美建交已走过50多个年头。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纵观70年代以来，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 学学科渗透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
我看大国关系 进入新世纪之后，国际格局继续在朝着有利于多极而不利于单极的方向演变，这是当前国际关系变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为了在强国林立的世界舞台中占有一席之地，各国都努力的调整着与各国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以求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各国之间由于竞争而产生的冲突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怎样在平衡竞争与合作在国家关系中的地位，以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国家，但同样也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处理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尤为应当小心谨慎。以下就是我对当今世界各大国之间关系的一个浅薄理解，其中以中国与各国关系的阐述为重，并附以与中国利益紧密相关的各大国之间关系的概要。 (一)国际格局的多极化 尽管美国至今在全球力量对比中仍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随着近年来其单极霸权战略的连连受挫，美国的战略地位相对有所下降，其中“软”实力衰退的迹象更是十分明显。从美国自身的状况来看，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来自海外的投资逐年减少，目前已从当年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在国际事务中，美国越来越难以做到独行其是，相反倒是迫切需要其他大国的合作。 战胜全球恐怖主义。而在伊朗和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上，美国同样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合作。从全局来看，美国的战略地位离其建立单极世界的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二)大国关系的多样化 由对抗走向合作，是当代大国关系一个新的变化。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历史条件下，大国明确意识到它们在维护世界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区域合作以及解决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方面有着重要而广泛的共同利益，大国之间合作的增强，并不排除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当前它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但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竞争仍然有可能演变为局部的冲突和对抗，这是因为当前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因此，简单地用“合作”、“竞争”或“对抗”这样的概念来说明当前大国关系的特点恐怕都不够全面。这在中美关系中表现尤为明显。从美国的对华战略来看，它一方面意识到与中国存在着多方面的共同利益，因此需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由于担心中国的崛起而要把中国看作“未来竞争对手”加以防范与遏制。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演变典型地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多样化这样一种新的特点。 (三)国际体系的多元化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几乎惟一和最基本的行为体，因为很难设想还存在组织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其他形式。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形式不仅存在，而且其作用也越来越大。这是当代国际关系多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从叙利亚问题看世界大国间政治 【摘要】“叙利亚问题其实是两种国际政治观的交锋，一派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希望维系国际旧秩序的欧美国家，一派是希望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俄罗斯、中国、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清华大学欧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吴大辉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时有三个原则：第一，政权不能非正常更迭；第二，外国不能实行军事干预，包括对反对派进行武装；第三，不能实行制裁。这个思想，不仅是俄罗斯的，也是中国的、印度的、南非的、巴西的，所以这一次“阵线的分野非常明确”，新兴国家形成了一条战线。 【关键词】叙利亚美国俄罗斯政治 2012年1月27日，摩洛哥代表阿盟向安理会提交了涉叙决议草案，此后，安理会就这一草案进行了多轮磋商。2月2日，安理会在摩洛哥提交的草案基础上形成了一份新的草案，草案虽然删除了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交权等内容，但仍保留了“全力支持”阿盟新倡议等内容。俄罗斯和中国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否决了由摩洛哥提交的、西方国家及有关阿拉伯国家等共同起草的涉叙决议草案。其余13个理事国都投了赞成票。在投票的记录中，中国和俄罗斯联邦投了反对票的主要集中在中东局势（叙利亚）和中东局势（巴勒斯坦）上。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北京时间2012年2月17日凌晨5点20分联合国大会就叙利亚问题的新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一草案以137票赞成、12票反对、1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古巴、朝鲜、伊朗等国投了反对票。 据美联社报道，这份新决议草案与本月初遭安理会否决的草案相似，其主要内容包括要求叙利亚政府停止所有暴力活动，释放在冲突期间所有被羁押人士，从城镇中撤离所有武装部队，允许和平示威并允许阿盟观察员和国际媒体不受妨碍地在叙利亚进行活动。 另据新华网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16日在联大说，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行动，应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有助于推动政治对话、化解分歧，有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团结，而不是使问题复杂化。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精选6篇） 范文一 论文题目：国际关系史视角探析战争的原因 关键词：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战争原因 斯蒂芬-范-埃弗拉在《战争的原因》一书中提出："包括但丁、威廉-潘恩、圣皮埃尔神父、伊曼纽尔-康德、杰里米-边沁以及詹姆斯-密尔都曾在这方面（研究为什么出现战争）做过尝试不过令人悲哀的是，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寥寥。";斯蒂芬认为，这是由于前人们提出的种种假设和方法都不具备可操作性而导致的结果。于是他写下了《战争的原因》一书，目的是提出具有指导性的假设，并由这些假设推导出相应的对策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在该书中，他提出了"错误的乐观主义";"抢先行动的利益";"积累性的资源";等原因来解释为何发生战争。他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发生了战争①，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说清楚为何一个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他的理论"可以治标，但不能治本";.如果日本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抵抗能力，日本就不会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如果日本意识到轰炸珍珠港并不能为日本带来抢跑利益，日本就会放弃对美国作战？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因素中，到底什么才是导致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正如斯蒂芬所言，诸多先贤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回顾。 一、现实主义对战争原因的解释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所有的流派都有自己的对战争的解释。但是追根溯源，从政治哲学的源头来看，现实主义者都或明或暗地指出人性使得战争成为必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所以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便发现，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第一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安全，第三种原因则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犯根据这一切，我们就可以显然看出，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2】在霍布斯看来人类天性中追求利益、安全和荣誉的本性，使得人类处于无休止的纷争之中。而摩根索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利益应该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安全依靠权力实现，荣誉是一种威望政策也是寻求权力的斗争，所以战争的根源落脚于追逐权力。因此，摩根索认为和平要通过限制、转变和调解的方法来实现。②肯尼思-华尔兹则认为无政府状态的结构本身导致了战争。就算各个国家本身并不想进行战争，但是结构迫使他们不得不去这么做。就像每个人都知道挤兑银行会导致银行破产，所有人都会受损，但是在许多人都在挤兑的时候，每个人也只能选择比别人先一步提取现款，否则自身就会受损。因此，肯尼思认为只要无政府状态的结构不发生变化，战争就很难避免。既然战争很难避免，只能通过均势的手段，使得战争发生的条件更加困难。斯蒂芬的学说也可以看作这一范式中的一种理论。 现实主义者将战争的原因归结于权力，认为利益依靠权力界定，安全需要权力保障。无政府状态导致争夺权力的无序进行，所以战争爆发。该范式的解释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人类和国家到底追求的是安全还是权力？该范式认为国家最终追求的是权力，而安全依靠权力来保证。
当代国际关系史 ——浅谈我国与日本关系 国际关系是指人们超越国家的界限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关系。纵观种种国际关系，从一开始形成的自由理想主义，到新现实主义取代了行为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的统治地位，再到新自由主义，然后就是二战后形成的两级分化，直到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形成了单极化的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现在仍然是这样的局面，而今又有人提出了霸权稳定论，我个人认为这个也是从极化衍生的概念。 目前世界上的国家越来越互相依赖，彼此都对其他国家有所责任和依赖。各国之间由对抗走向合作，加强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就是当今社会的主题“和平与发展”。但还存在一些国家在破坏这个主流，所以说国际关系正处于深度的调整期，美国外交向强化单边主义调整，这是对国际关系最大的冲击，而其他大国积极的调整，总体趋于改善和稳定，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多极化趋势将逐渐胜出。 在国际关系中，我国的地位和影响在日益显现，这都是建立在经济、军事的增强的情况下，所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微妙变化的阶段。我们想到最多的就是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由于二战期间日本在我国犯下滔天罪行，这给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都蒙上了阴影，但是我们要正视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两国建立了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近年来中日两国在经济等各领域有着长足的进步与合作。２０１１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中国工博会”）在上海召开，众多日本企业参展，这些企业有关水循环利用、大气污染报警、土壤净化、废弃物处理、节能、新能源技术以及众多环保新材料的展示，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着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及其他各方面联系更加紧密，两国在在当前局势下不会发生重大冲突。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经贸往来频繁，互补性强。并且日本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原料和劳动力，而中国需要日本的先进技术、市场和资金。双方在节能环保、绿游、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紧密，加之日本要重振长期疲软的经济,它没有理由失去中国。尤其在震后许多日本企业表示国内经济不景气，更多日本企业作出了“与其留在国内煎熬，不如更多走出去”的选择，而欧美经济复苏乏力、动荡不断，这让日本企业更加看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并催生了三大变化：一是加快技术设备输出，保证并加强在华生产；二是加大中高端产品对华出口力度；
国际关系史结课论文 海洋力量与国家命运的关系 摘要：蔚蓝的深海激流澎湃，里面隐藏着诸多帝国发展的兴衰史。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海洋霸权的争夺从未消停过，海洋不仅是我们资源的丰富来源还是每个国家都十分重视的战略资源。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仍然围绕着海洋进行着无尽的争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海洋国家围绕着海权的争端态势进一步加剧。而我国是个濒海大国，海洋与国家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所以，我国也要意识到海洋对于国家命运的重要性，大力发展海洋力量成为我国当下发展的重要主题。 关键词：海洋国家命运发展 正文： 19世纪末，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权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指出：“未来的任何一场战争······完全取决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些没有归属权的海域上的海洋大国。”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谁占据了海上的优势，谁就掌握了战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由历史也可以看出，向海而兴，背海而衰，大国的兴衰，玄机就隐藏在那波涛汹涌之中。当一国的兴衰与海权紧密相连，那谁会让自己的命运被随波逐流？由此，制海权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显得尤为重要。 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就已经预言，“谁控制了
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人类是从海洋走向陆地的，而当其自身文 明进化至一定阶段时，又选择了重回海洋的怀抱。这是人类对利益追逐的天性使然，海洋也变成了一个军事竞逐场所。海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的军事组织，发展到如今，海军的意义已经达至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不少国家的海军用途已抵达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自古以来，每一次大规模的海战之后都是世界霸权的更迭。 西方文明自古以来就是海洋文明，无论是爱琴海文明、地中海文明，还是大西洋文明，都是随着航海事业的蓬勃发展、海洋经济商贸的快速繁荣而产生发展并壮大舰队的。据记载，公元前2600多年前，腓尼基人便凭借其发达的航海技术得到埃及法老的赏识并组建了世 界上最早的一支舰队。以至于在地中海爱琴海流域大多数国家几乎从一开始就本能的意识到，需要有强有力的舰队来保护地中海这个关乎全欧洲格局的交通枢纽。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本能的意识到，要至与之相比，东亚的文明则显然是一个大陆文明，在中国的历史中，直到现代以前，海洋几乎就没有成为过重心。海洋不同于陆地，不是我们可以只凭借双脚就能到处走到处去取得我们日常需要的一切东 西的地方，而需要船舶作为载体，然而船只的建造又需要系统的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更需要雄厚的社会财富支持。然而科学知识的积累和社会财富的积累都需要漫长的时间，因此直到1500年左右人们才 真正走向大洋。 这就是所谓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基本模式，即外向型和内向型。有些农耕大国例如中国即使在古代很长时间的航海技术都是遥遥领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针对南海问题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且一以贯之的政策，其在频发迭起的南海争端中实际上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在有关岛礁主权归属问题上也更多倾向于表达“不支持任何一方”这样一种表面上中立实则模糊的立场；而对于中国的主权诉求，则主要是以“中国因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总体的战略需求作为衡量标准，事实上采取的是一种时而“消极默认”时而又“积极抵制”的所谓“灵活态度”。不过，这种“机会主义”态度也并非毫无约束，而是始终被规制在来自战略层面的高层设计之内，与美国总体的对外战略需求保持着高度一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演变，美国南海政策指向中的主要战略对手曾先后被确定为二战时期的日本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冷战结束之后又将其主要矛头指向了正积极致力于和平崛起的中国，其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尽可能阻止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战略区域，而围绕该海域的任何争端在各个时期的情势发展以及美国据此所采取的政策，都仅仅属于一种具体的战术问题，都不可能与这一总体目标相违背。 2009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频挑事端，致使该地区安全局势急剧升温。在这一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迹象。2009年3月9日，美国防部就“无瑕号”在南海海域执行搜索监听中国海军潜艇任务时与中国船只发生对峙一事发表声明，指责中国船只骚扰美国海军在“公海”执行任务。201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论坛外长会议上明确宣布，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而且大谈在南海问题上反对“胁迫”，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2011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对中国在南海地区所谓的“示强行为”进行“谴责”，主张美国应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直接介入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纷争与摩擦。2012年8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南海局势发展中的“对抗性言论、资源开发分歧、胁迫性经济行动，包括使用障碍物阻止进入黄岩岛周边事件不断升级”表示关切，指责中国“提升三沙市行政级别以及在南海有争议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警备区之举有违通过外交合作解决分歧的原则，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风险”。2013年7月29日，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声称中国为“改变领土现状”，在钓鱼岛周边及南海“威吓和动用武力”，继续就南海和东海问题向中国施压。 需要指出的是，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并非一项孤立的个体政策，其在结构上从属于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体系，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的亚太战略总体布局。鉴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对于中东地区投入战略性关注而相对忽视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延伸和巩固”，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便致力于修正“布什主义”的外交理念，并通过积极推行所谓“巧实力”外交实现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诸多突破。 相对于东南亚政策的调整，近年来美国南海政策的策略性导向背后更为宏观的背景在于奥巴马政府极力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尽管该战略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出于对自身经济竞争力乃至整体国家实力
国际形势论文10篇 当今世界，国际局势似乎也变得甚为微妙，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总体来看，国际上以美、日、俄、中和欧洲诸国为主轴，在历史和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任何两国都在为自我的利益进行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角逐与对垒。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 一、和平中谋求发展 在和平稳定中谋求发展，这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世界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生产布局，投资走向，金融往来，科技开发，人才培养，乃至环境保护，都跨越了国界。世界贸易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幅度。科技革命正在向各行各业渗透，经济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加快。 这样一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期望所在。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它们的落后和贫困，主要是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以及现实的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此刻，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顺应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从本国国情出发，已经或者正在走上具有自我特色的发展道路。
事实证明，仅有走这样的道路，才是成功之途。这一潮流在新的世纪中将会更加壮大。在我看来，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那么它们在经济上的腾飞则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标志。 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数十亿人民彻底摆脱贫困的桎梏，将为各国供给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为新兴科技和产业开辟广阔的市场，给全球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使之攀升到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兴盛，还将为多极化格局奠定健康的基础，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供给有利条件，使持久的世界和平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一言以蔽之，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旺发达，将是对人类社会提高的重大贡献。 二、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技术创新、知识应用、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日益国际化，各国经济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有利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 此刻，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它们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经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
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关系是指不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作用和联系。随着 全球化的加剧，国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它的重要性也日益突显。本文将就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现状以及未来展望进行剖析。 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 国际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在国际关系的早期阶段，各国间形成了以征 服和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接着便是冷战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发展，这些都对国际关系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国际关系经历了由“国家主义”向“多边主义” 转变的过程。 1.多极化趋势 国际关系的多极化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实力不断分 化的背景下，各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逐渐变化。此外，全球化深入推进，也使得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增强，国际关系的多边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 2.多边主义 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多边主义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随着各国间联系越来越 紧密，通过多边合作，各国可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保护普遍利益。同时，多边主义体现了国际公正和多元的精神，符合人类社会前进的整体趋势。 3.联盟体制向合作体制转变 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联盟体制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相反，各个国家越来越重视合作，而非使用军事同盟等方式来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联盟体制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加剧危机的升级。 国际关系的现状 国际关系的实际发展情况中，各国间的同步性和异步性都较为明显。各国之间 的利益交错和矛盾冲突不断，导致很难统一意见。同时，各个国家对于本国的利益都不会有任何妥协，因此国际问题的解决十分困难。 1.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变化 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体系和贸易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美国和中国之间 的经济关系为例，由于两国之间的利益和战略差异，不断出现贸易争端和摩擦，这种贸易摩擦正在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负面影响。 2.地区冲突
国际关系与热点议论文2022 中国与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交，建交后冷战的来临使中美之间的关系再次陷入冷淡，而且冷战时期美对华进行所谓经济制栽，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对美略有回温，两国的外交只限于经济之间交之后我国同美国产生多次的摩擦根据党的三代领导人集审时度势积极谋求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针为特征的新大国关系，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会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坚持对话不高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着想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解决彼此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我国同美国的外交在曲折中发展 关键词：经济封锁曲折中发展互利互惠世界格局多极化 我国自建国以来国力在不断加强，然饿而一国家综合实力的家强比顶会触及到其他大国的利益，而我国强大的人民力量粉碎了资本主义大国要把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的企图，于是合理的搞好和我国的外交，便成为这些国家的唯一的途径而中美的外交历史便是有个很好的例证我国从建国开始便开始了漫长的外交之路，1953年中国在朝鲜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军，展开了为期三年的战斗最后以我志愿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而告终。这次战争彻底粉碎了美国等国家妄图以朝鲜为跳台侵略中国的
意图。但在以后的几年里美国依靠起强大的资本在中国的经济和外交等领域频频施加压力，只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有所好转，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乒乓球对使说如果尼克松来中国我还是愿意和他谈的，次年尼克松访华，双方一在表示想要建交的意向。1973年中国和美国正式建交，中美的建交，而此时的建交是迫于国际的新形式和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两国的建交仅仅限于领导人的互访和经济之间的往来，中美的建交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国同美国之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两国的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 在中美建交后的不久世界陷入冷战状态美国对华进行经济封锁，给两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打击，对当时我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并不利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多极化的格局形成，中美外交再度恢复对我国引进来的政策有积极的意义 根据党的三代领导人集审时度势积极谋求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针为特征的新大国关系，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会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坚持对话不高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着想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解决彼此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 按照这些原则，我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不断得到新改善和发展。在中美关系上，按照对美工作方针推动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贯彻江泽
国际关系毕业论文8篇 论文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地方性本科院校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科技水平的迅猛发展，企业对国际贸易 人才各方面能力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对于从事国际经济贸易活动的从业人 员来说，除了要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基本理论知识，还要具备较强的实 际动手操作能力。应具备的专业理论知识包括：（1）掌握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国际市场营销学、国际商务学、管理学、货币 银行学、财政学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2）了解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法规（3）熟悉WTO规则、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惯例、国际贸易发展的动态。应具备的 实践技能知识包括：（1）能较熟练地掌握英语，具有实际工作需要的听、说、读、写、译的基本能力（2）能通过计算机运用计量、统计、会计方 法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3）能在外贸企业独立完成国际贸易中实 际的业务。这就决定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应是适应国际贸 易和我国经贸事业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知识并有较 强实际操作能力、能独立完成企业外贸业务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实践教 学环节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只有将实践教 学贯穿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才能不断强化学生的实际动 手操作能力，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二、地方性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企业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需求主要要求有较强的业务能力， 能直接从事相关外贸业务，因此，实践能力对从事外贸的人员来说是极其 重要的。在高校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培养中，实践教学环节是课
国与国之间关系结业论文 两个国家之间关系不仅只有一种，是由多种关系复合而成。国与国之间有竞争关系，合作关系，还有敌对关系。这些关系深入到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各个方面。无论哪种关系的形成都是出于本国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战争，也没有永远的合作，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都会存在。 一、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 两权争霸的时代过去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扩张，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越来越紧张。无论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各国都暗地较量。世界上物质的总量总是有限的，要想拥有更多的物质，相互之间总是有竞争与博弈。没有竞争的压力就没有向前迈进的动力，一个人的成长如此，一个国家的成长也是如此。通过国与国之间的良性竞争最终达到国家的进步，是竞争的最终目的。 1、经济方面 经济在两国之间的竞争中始终扮演着决定性因素的角色，经济是否强大，取决于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率，“大”是“强”的条件之一，没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体，不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强国的内涵、特征是历史性的。国际权威组织每年都会以某个指标来衡量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排名。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量化依据。在不同的比较体系中，各国的排名都不一样。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日本曾经也是靠着二战后经济的需素发展变得十分强大，因此，经济的竞争是国与国之间较量的决定性因素，不得不被各国重视。 2、政治方面 自原子弹时代降临，人类生存方式的主要竞争手段出现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的竞争，而是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即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生存竞争的主要手段。 “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靠意识形态竞争决出胜负的文明间的大战。冷战史证明，政治观念体系竞争的成败是文明兴衰的关键。苏联领导层未能理解这个变化，全力争取军事技术和生产能力上的优势，却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守势。于是苏联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是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导致了苏联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整个民族陷入生活的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 所以，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竞争是十分重要的。 3、军事方面 在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是围绕着利益进行分化组合的。随着美苏对抗的结束，世界上没有了两大利益集团，各种军事力量开始进行新的分化组合。今后，这种军事力量的分化组合将会向更深层次发展。 一个国家推行什么样的军事战略，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国际形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是全球军事战略大调整时期。当时，各国都相继出台了冷战后的新军事战略。随着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军事形势，许
当代国际关系论文.doc期末
当代国际关系论文 ----经济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但它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思维方式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任何国家也无法回避，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去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 一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一）促进发展模式创新。全球化促进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国公司已发展到在全球布设研发、生产、销售链条的全球公司阶段。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与其人均GDP增长之间成正比。无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何调整变化，不考虑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机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进的发展模式。 （二）促进国际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现在经济领域，
者。WTO在其《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全面规定了WTO解决贸易争端的政治方法、法律方法、裁决执行与监督以及救济办法等，并专门设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SB）。的确，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主权仍然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国家主权在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间国际组织转移。比如，向联合国、地区组织转移政治、外交和军事权利，向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全球公司转移经济权利，向各种各样的其他非政府国际组织转移社会权利。全球化还促使一国的国内规则尽可能与国际规则协调与一致。 （五）推进国际体系转型。现行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国家间名义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国际组织作用有限、霸权主义和“问题国家”得不到有效制约。现行国际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日渐乏力，其调整、完善和转型乃大势所趋。今后几十年内新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征：一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由于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振兴，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多强不利于“一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变化，“一超”与多强、南方与北方两个力量对比失衡问题有望最终解决。据国际权威机构预测，202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大国将重新洗牌，中国将跃居世界第二位，俄罗斯、印度、巴西将跃入前10名，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 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诠释 1．对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诠释。首先，理想主义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并规范国家行为。在此推动下，战后签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并成立了国际联盟，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国际机制、规则、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手段，强调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且注重国际制度，促成了国际经济立法的繁荣，WTO的成立，各种经济合作协定的制定都与此有关。再次，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法属于一种规范，即社会认同，该理论把国际法上升到观念的高度，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从而使国际法作为一种规范的国际地位被广泛接受。 2．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的诠释。理想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把国际法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来看待，这带来了战后国际立法的繁荣。建构主义理论提升了国际法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属于各国共同意志的表达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会规范”，它将对各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与价值选择产生一定的强制性效果。各国对国际法的观念和意识，属于“文化”范畴，是具有权威效果的非物质力量，应充分重视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建构主义将国际法视为观念，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使国际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3．对国际法发展动力问题的诠释。国际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律秩序的需要。但诸如观念、利益等国际因素也可能促进国际法的发展。新自由主义认为观念因素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观念帮助治理世界，原
则化观念指导国际法的具体领域的制度建构，可见，观念对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一种理念性的动力作用，国际法就是由观念上升而来的。任何一项国际制度首先都是一种观念，当它被国际社会接受后，上升为制度，才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可见，利用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国际法的一些宏观问题，可以使人们对国际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具体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国际法的诠释 1．博弈论诠释了国际法的产生过程。博弈论是研究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中制定最优化策略的理论。博弈论认为国际法是各国博弈后所达成的一致，关键在于各方的利益能否均得到平衡。如果能够达到平衡，国际法便确立；如果不能达到平衡，国际法无法确立。这在WTO国际立法中显得比较明显。各方在每一回合的讨价还价，如果最终达成一致，则可以消减关税以及各种补贴等；而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补贴等方面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无法确立规则。可见，国际法的产生就是博弈的过程，是各方利益协调的过程。 2．相互依存理论诠释了国际法得以存在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存在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渴求。国际法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给自足的独立体，它受国际社会需求的制约。晚近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乃是出于各国发展经济，迎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而国际法立法范围也朝着诸如向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方面拓展，出现议题多元化的趋势。相互依存理论之所以可以解释国际法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它道出了国际法存在的国际社会基础，任何制度不是无端凭空存在的，它必须有依存于当下的社会建构，制度的供给要受社会需求的制约。正如梁西先生所言：“国际法是根据国际社会
大学生毕业论文范文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合 作研究 在国际关系领域，冲突和合作一直是不可避免的主题。作为大学生毕业论文的范文，本文将对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影响。 一、冲突的形成和表现 冲突作为国际关系的常态存在，其形成和表现多种多样。首先，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和领土等利益争夺，往往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其次，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冲突也是国际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往往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种差异容易引发误解和冲突。此外，人类历史上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领土争端等也是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 二、冲突的影响 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不仅对参与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对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冲突常常导致战争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战争不仅摧毁了人们生活的基础设施，也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次，冲突还会加剧国家间的紧张局势和敌对心理，使国际社会陷入一种不稳定状态。此外，冲突还可能带来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和权力对比的变动。 三、合作的意义与方式
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和消解已经产生的冲突，国际社会需要进行合作。合作不仅能够实现共同利益，还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国际秩序。合 作可以通过多边机制、国际组织和双边对话等多种方式进行。多边机 制可以将各国利益融合在一起，促进互利共赢。国际组织可以提供一 个共同遵守的规则框架，协调各国之间的行为。双边对话则可以促进 相互了解，减少误解和误判。 四、冲突与合作的关系 冲突和合作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联系。冲突是合作的基础，只有冲突双方通过沟通和协商找到解决问题 的途径，才能实现合作。同时，合作也能够减少冲突的发生和规避潜 在的冲突。通过合作，各国可以共同面对挑战，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从而维护和平与稳定。 五、国际关系中的成功案例 在国际关系领域，有许多成功的冲突解决和合作案例值得参考。例如，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国际法 和多边协商机制，联合国在许多地区化解了冲突，推动了合作。同时，欧洲联盟的形成也是冲突转为合作的典范。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一体化，欧盟成员国在过去几十年间避免了大规模冲突发生，实现了和平 与繁荣。 六、结论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国际关系 形势与政策论文是许多学生所烦恼的事情之一。有关国际关系的形势与政策论文是怎样写的。有关国际关系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内容有哪些。以下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国际关系，给大家作为参考，欢迎阅读!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国际关系篇1 杨洁篪说,两国元首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双方着眼世情国情以及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达成的重要共识,体现了中美两国不走历史上大国冲突老路、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 正如指出的,中美都是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理应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和平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有利,对美国、对世界也有利.美国希望同中国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做平等的伙伴.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在会晤中用三句话作了精辟概括: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 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关于如何将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贯彻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提出了四点建议:一要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把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会晤的做法机制化,用好现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沟通机制.二要开创务实合作新局面,美方应在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问题上采取积极步骤,推动两国贸易和投资结构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三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双方应在朝鲜半岛局势、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加强在打击海盗、跨国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