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恒《伏羲伏羲》
2．汪曾祺《受戒》
3. 1949年7月2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4.十七年文学“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一部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性巨著）
“青山保林”：《青春之歌》（描写知识分子成长的优秀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一部真实地反映5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历史性大变动的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5. 草明《原动力》
6徐怀中的《西线轶事》
7.海子《亚洲铜》
8.在台湾和海外被誉为“留学生文学的鼻祖”——於梨华
9.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古龙《苍穹神剑》
10.李凖《不能走那条路》
朦胧派
朦胧派：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朦胧诗：“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它具有着注重个人情感及内心冲突的抒写，更多地带着诗人主体的感觉、印象，呈现出内向的特点。它并不偏重对客体的描摹，具有20世纪艺术倾向的美学特征。在内容上，朦胧诗人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人性的改善和人的自由发展。在艺术品格上，他们注重借鉴西方现代文艺，注重汲取我国古代诗歌美学中的营养，彩多种现代主义文学惯用的表现。舒婷、顾城等是朦胧诗创作的主要人物。『朦胧诗』新时期重要的诗歌创作潮流，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而得名；代表性诗人和作品有，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等；曾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
天》；侧重表达对\"文革\"政治神话的抗争和反思，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风貌。朦胧诗是新时期诗坛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在70-80年代初期，一部分亲身经历文革的青年，怀着对社会、人生愤懑、怀疑、迷惘、伤感的复杂情感走向诗坛。因其诗意朦胧多义而被称为朦胧诗。它打破了现实主义诗潮的单一格局，以强化现代意识、广泛吸取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经验为特色，对诗歌观念和审美意识产生了强烈冲击。代表作家有舒婷、顾城、北岛、江河、杨炼等。
伤痕文学
自1977年始，一大批反映十年动乱给人们心灵带来创伤的小说相继问世，这些小说沉痛地揭露出十年动乱给我们民族带来的灾难，带给人的悲惨遭遇和内心创伤，深刻地提出了一系列与千百万群众命运休戚相关的社会问题，并引导人们去思考悲剧的原因。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是伤痕文学开先河之作。伤痕文学：文革后，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批判、揭露“文革”以及极左路线的罪恶性，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巨大身心创伤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体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及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在艺术上都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我该怎么办》（陈国凯）、《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血色黄昏》（老鬼）等
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24人，开幕式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后讲话；最后， 大会通过了《宣言》，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这个大会揭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新的一页，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第一次文代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前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约八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周扬和矛盾分别代表两个地区作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会议确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选举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文联和领导机构。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和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的建立。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的进程，并确立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
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1989年3 月，《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
展"的专刊，从而使一些早已在默默创作的年青作家被推到了众人瞩目的前台，其中的代表有池莉、方方、刘震云、范小青等。"新写实"三个字从此成为众多理论者经常提及的一个名词。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往往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和教化责任，经过了"典型化"、"理想化"的变形，而成为一种"伪真实"、"伪现实主义"。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新写实主义"的倡导和实践者开始追求生活的本来面目，力求不再对生活作人为的矫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热衷于进行近乎自然主义的"生活流"细节描绘，并刻意避免在叙述中掺杂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在这种主张之下，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新鲜的气息，一时成为读者喜爱的新的小说形式。其创作特点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 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创作特点是：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对含有强烈政治权力色彩的创作原则给予拒绝和背弃，努力还原生活本相，表现生活的纯态事实。力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代表作家有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刘恒、王安忆等。“新写实”小说出现于80年代中后期，是在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的背景下出现的“回归写实”的一股创作潮流。其创作方法上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更多地表现出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即追求物欲而淡化理想、趋于平庸而消解崇高的取向。代表作有：刘震云《一地鸡毛》、刘恒《伏羲伏羲》、池莉《烦恼人生》等
样板戏
所谓“样板戏”，本来是在60年代初的京剧现代戏创作、演出活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成果，江青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肆意改动这些戏剧情
节，“钦定’’的表演程式乃至艺术细节，向全国“推广”“普及”。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把这八个剧目称之为“革命样板戏”。现代戏剧《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八个剧目的专称。其中《沙家浜》﹑《红灯记》系改编自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和《革命自有后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八个剧目被奉为戏剧艺术的"样板"，故当时称之为"样板戏"。样板戏”主要来源于“京剧现代戏”。京剧现代戏最初的萌芽，始于1942年的解放区文艺运动时期，而成规模型的创编和排演始于1958年，其兴盛则以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为标志。这个时期正是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的时期，此后长期指导“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创作
的“两革”理论也是在这个时期明确确立的。从创作“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理想出发，毛泽东十分注意拥有大量收众群体的戏剧创作及演出，表达了对戏曲在内的文艺状况的不满。这种激进主义的思想被江青、康生等奉若尚方宝剑，直接插手文艺创作，推出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三结合”原则，即“领导出思想，专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抽掉了艺术创作中宝贵的真实性、创作个性和独特体验。京剧现代戏也不可避免地染上这种时代文化色彩，在为戏曲艺术现代化做出努力的同时，也具有强调阶级斗争、注重道德教化和政治说教、正面人物塑造高大完美的特点。其中一些剧目其后被江青看重并根据“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原则进行了修改后，成为宣传和强化某种政治理念的“符号”，也就是“革命样板戏”。
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出现的文学现象，因表现出对于社会历史痛定思痛的反思特点而得名。其把揭露与批判的文学承担前溯至五十年代甚至更前，具有较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但理想主义的理性色彩，使反思文学失去了“伤痕文学”刻骨铭心的忏悔与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揭露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实质。代表作家作品有：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布礼》、《蝴蝶》，方之的《内奸》等。反思文学：通过艺术概括，深刻地揭示出极左思潮和现代迷信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党的优良传统受到破坏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思考产生历史悲剧的社会原因，以防悲剧重演的这类文学作品称为反思文学。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的特色。如《内奸》（方之）、《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布礼》（王蒙）、《人到中年》（谌容）、《芙蓉镇》（古华）等。
“双百方针”
指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该方针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为目的的，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研工作领域的表现，文艺工作者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可以运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在该方针的鼓舞下，文艺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逐步活跃起来。双百方针提出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三个突破：①敢于大胆正视人民内部矛盾，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突破了“无冲突”论的禁锢，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②发挥讽刺的积极作用，突破了人民内部不适用讽刺这一文学手段的囿见，如巴人的《况钟的笔》；③创作题材不
断扩大，突破了回避描写爱情或爱情不能作为作品题材的禁区，如宗璞的《红豆》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是促进文艺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创作百花齐放，文艺理论与批评十分活跃，尽管受到各种干扰，在一年左右时间里，文艺创作的主流还是健康的，可惜，文艺界的这种现象，很快被反右斗争扩大化化掉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双百”方针才被写进“宪法”。 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指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该方针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为目的的，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研工作领域的表现，文艺工作者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可以运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在该方针的鼓舞下，文艺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逐
步活跃起来
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哲理散文或大散文）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哲理散文或大散文）：在8090年代散文创作中，有些作者是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专业研究之外，创作了一些融会学者理性思考和个人感性表达的文章，这类随笔式的散文被称为学者散文或者文化散文。如金克木、张中行、余秋雨等；学者散文作者大都有较为丰厚的学术修养，往往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达中，不特别注重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在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通常会以较为智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的因素，学理知识的渗透，也使其具有特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
汪曾祺小说的特点
汪曾祺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修养，尤重《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桐城散文，又师承沈从文，其小说创作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他小说散文化特征主要有：1）首先在于重气氛。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他尤其看重风俗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
的抒情诗”。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他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凡是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作者从来不吝啬笔墨，大笔挥洒；与人无关的风俗，尽管尽善尽美，也毅然割舍，惜墨如金。既重视风俗又选择性地运用风俗。2)其次，作品要有气氛，还须有能够造出气氛的语言。他的小说语言一方面追求生活语言的色、香、味、活、鲜，令人感到清新自然，另一方面讲究文学语言的绝、妙、精、洁、雅，另人读来韵味悠长。语言和人物贴近，这是他用语言造气氛的妙诀。3）结构散漫、随便，看似信马由缰，了无拘束，实则于平实中见奇曲，于和谐中见丰富。散漫之中，流转自如，不留人工痕迹。他的作品近似随笔，想怎么些就怎么些，随物赋形，姿态横生，如《桥边小说三篇》、《大淖记事》等。（课本）汪曾祺的小说他的小说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经验为基础，且“纳外来于传统”，创造出一种自成一家的、具有地道中国味的审美风格。在总体创作倾向上，他“追求的是和谐，希望容奇崛于平淡”，“一般不写重大题材”，主要从其丰厚的人生阅历和故乡的民风习俗中发掘素材，传达自己对悠久中国文化和自由人生境界的理解，显出浓厚的书卷气。在人物塑造上，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不求形似，而求“神似，轻轻几笔，神全气足”。他的文风以雅彰显，深得诗美。1.艺术地表现美，再现健康的人性，是汪曾祺的审美追求。写人物身上积淀的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统美德，写亘古传承的人性之美，是贯穿他的小说最突出的艺术特征。 2.对传统美德由衷的欣赏和赞颂，是汪曾祺艺术审美心理和文化素质使然。作者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带有扶危济困、重义轻利、清逸淡泊、善良古朴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态。3.汪曾祺喜欢刻画不同于一般常人而禀赋特异的形象，由此形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类型各异的“异秉”人物系列。4.汪曾祺擅长描摹带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乡土风情、奇风异俗，以及由此构成的独特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5.松散自由的结构，是汪曾祺小说文体的主要特点。他打破小说、散文、诗歌的界限，把小说当抒情诗、当散文来写，追求一种近似随笔的风格。他的小说没有重大历史背景、完整
的故事情节，往往采用淡化情节，重写气氛和情绪的散文化的处理方法，信马由缰，常由一人一景一物牵引出多人多景多物。6.汪曾祺的语言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淡泊悠闲，叙若家常，却功力深厚，体现出洁净、质朴、精炼、典雅的特点。他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多采用白描和短句，以看似平常的语言，组合起美的意象，显示清逸冲淡的情致。作者还汲取方言和方言口语的长处，形成自成一体的语言特色，将一种
淡而有韵的风味发挥到极致。
阎连科小说的特点
阎连科创作以写实风格为主，但也十分注重现代派手法的借鉴。他一方面善于在故事中穿插具有象征意味的细节描写，如《两程故里》中贯穿始终的对古柏的叹息与厄运紧密相连的描写，既富于神秘意味，又具有象征意义；《和平寓言》中对那个并不存在的地址的描写，也有某种荒诞意味。另一方面，作家善于以新奇的意象去描写奇特的感觉，如《乡间故事》中的“太阳如饼如球……放羊的懒汉……把太阳拦在胸脯上，死睡”的句子，《中士还乡》中的“太阳不圆，像鸡蛋硬在东天，光线七扭八拐弯到村头”的句子，都能传达出人物微妙心态，也显示出作家努力超越“原生态”语言的文学功底。
《马桥词典》
在以往小说家那里，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被用来表达小说的世界，而在《马桥词典》里，语言成了小说展示的对象，小说世界被包含在语言的展示中，也就是说，马桥活在马桥话里。韩少功把描述语言和描述对象统一起来，通过开掘长期被公众语言所遮蔽的民间词语，来展示同样被遮蔽的民间生活。尽管他在讲解这些词语时仍不得不借助某些公众话语，但小说突出的是马桥的民间语言，文本里的语词解释部分构成了小说最有趣的叙事。 如对“醒”的解释，在马桥人看来，醒即糊涂，他们从屈原的悲惨遭遇中看到了“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格言背后所包含的残酷现实，这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意象一
样，既是对先驱者的祭奠，又是对国民性的嘲讽，也包含了民间以自己的方式对三闾大夫的同情……所有这些，不是通过人物形象，不是通过抒发感情，甚至也不是通过语言的修辞，它是通过对某个词所作的历史的、民俗的、文化的以及文学性的解释而得到的。即使在一些故事性较强的词条里，它主要的魅力仍然来自构成故事的关键词。像“贵生”一词的解释里叙述了“雄狮之死”，雄狮本是个极有个性的农民孩子，他误遭炸弹惨死后，小说重点阐释了一个民间词“贵生”的含意，即指男子18岁、女子16岁以前的生活。在农民看来，人在18岁以前的生活是珍贵而幸福的，再往上就要成家立业，越来越苦恼，到了男子36岁女子32岁，就称“满生”，意思是活满、活够了，再往上就被称作“贱生”了。所以，乡亲们对雄狮的误死并不烦恼，他们用“贵生”的相关语言来安慰死者父母，数说了人一旦成年后就如何如何的痛苦，让人读之动容的正是这些语词里透露出来的农民对贫困无望生活的极度厌倦，雄狮之死仅仅成了民间语言的一个注脚。《马桥词典》是对传统小说文体的一次成功颠覆，而它真正的独创性，是运用民间方言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语言，从而揭示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不被人们意识到的民间世界。
余秋雨散文的特点
余秋雨的散文作品多数是以记游的方式展开他的文化思考。他认为自己所写的不是“自然山水”而是“人文山水”：“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往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余秋雨在散文中的自我定位就是这样一位“有悟性的文人”，能够思接千载，把传统文化的光辉投射进现代社会。
从作为传统与现代的中介这一角度来看余秋雨，他的散文的确有朝这个方向努力的痕迹。他在记叙自己对某一名胜古迹的游历，发表自己感受的同时，也介绍该名胜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于那些迫切希望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读者，余秋雨的散文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引导的作用。
余秋雨的散文非常重视文化思考，有比较强的文化反省意识，他常常在对历史做回溯性的考察中感叹文化和山水的兴衰，在对先人遗迹的追随中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使命。但余秋雨散文对于文化的执着有时也使人感到过于正襟危坐，严肃得失去了散文应有的随意与轻松。这就使余氏散文表现出“宣谕”式的色彩，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言，“他的文章少有周到的描写，多是滔滔不绝的主观倾诉，……他的叙述语调也是朗诵式的，用的是社论的节奏和诗的旋律。他的写作不是一种交流而是一种宣谕。”散文从形式上看是纪游性散文：但却不是纯然的游记散文，而是以记游的方式表达作者对中国历史与现实进行的文化思考。
2、由于余秋雨的游历主要是一种“人文山水”，便决定了他的散文所具有的独特的“精英文化”或者“学者文化”特色，即在自然山水中，寄托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的或现实的人文情思，正因为这种人文情思，才使他的散文引起人们，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
3、散文意境深邃,气势雄浑,格调高雅.既有韵外之致,又有言外之意,使散文具有一种特别的启示性意义。
4、余秋雨大部分散文都有传奇色彩很浓的故事性，袭用了传统小说的技法和观念，使文章跌宕起伏，曲折多变，始终充满阅读的张力，不会感到精神上的疲劳。
5、散文的语言也是极具独特艺术魅力的，他产散文语言，是情理合一的典范。
余秋雨散文的特点
1、中国历史是文化散文的鲜明主题。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
2、把“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做到寓控制于放纵。
3、理性成分的加强和深化，理与情的融合统一。余秋雨用一种抒情散文的形式普及文化，通过抒情散文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历史忧患意识的民族意识，并对读者起到浸润作用。
4、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余秋雨在一种诗意的叙述风格中，
综合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笔法、故事传奇、镜头特写、典故引证等多种手法，这些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他的散文写得既好读又耐读。
5.主旨鲜明，行文如行云流水，洋洋洒洒,一气呵成。
6.雍容、典雅而灵动的文字描写。
余秋雨的散文特点
余秋雨散文以强烈的文化意识、独特的文化感受、丰富的文化联想，深刻的文化思考，将人们带入一个新鲜的散文境界。如《道士塔》、《抱愧山西》、《苏东坡突围》、《一个王朝的背影》等。其作品既有较为严密的逻辑分析，又有飞扬的文学想象；既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又有具体可感的意境。并让学者和诗人互为一人，甚至将小说的笔法用于散文创作，形成一种艺术的“陌生化”效果，开了学者散文通俗化先例。
张中行散文的特点
张中行散文平实朴拙、散淡冲荡，具有独特的艺术品位。记人，他勾魂摄魄，写出人物文化内涵与精神品格；状物，他机智洒脱，常发出智慧之音；言理，他冷静超脱，化高深的学理为平实的意识，充满哲学与史学、灵感与理性的宁静邃远之美。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派,行文流畅,文笔精妙,较好地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水平与艺术素养。
1、 能抓住最足以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例进行叙述言情、生发
议论。如在《辜鸿铭》中，作者抓住辜鸿铭
的“怪”言、“怪”形、“怪”为的特点，写活了这位历史
人物。20年代，身为北大教授的辜鸿铭，竟“蓄发梳辫，戴
红顶瓜皮小帽、穿绸长袍马褂、双梁鞋”,“张口子曰、诗
云，间或也流利地，好辩，好骂人’,看到这样的形象，人们
称他是“十足的怪物”。作者以哲学的眼光，从不同侧面展
示了辜鸿铭的鲜明个性和真实的性情，既使人感到可爱，又
使人可笑。
2、 善于容裁、善于将不同属性的事物穿缀在一起，进行考证评
说、过滤筛选。如《历下谭林》中，作者由济南说及李清
照，由李清照的“帘卷西风”说起王渔洋的“若过洛阳”，
接着，说到《聊斋志异》，又由《聊斋志异》说及《老残游
记》，回过来，再补写1956年冬去济南了解语文教学事宜，
工作之余闲而说“禅”、说“红楼”、说“加加泉水，户户
垂杨”，继而又说起晚清书法大家何绍基的书联“海右此亭
古，济南名士多”。这篇散文重点本在说泉，而作者却汪洋
肆意地写与泉有关的人文景观。说及泉，作者重点写了趵突
泉、也旁及金线泉、黑虎泉、珍珠泉等。文末从人生苦短，
又谈及“无心人预定何如”。结尾处，作者自谦“下笔千
言，离题万里”。这正是作品的成功之处。散而博大，散而
自然。
3、 具有很强的语言驾驭能力。他习于短句型写作，或三字或四
字或句，又不是运用叠词、顶针、排比、比拟等修辞手法，
将古汉语中有生命力的成分与现代生动口语掺揉在一起，且
有行云流水之感。
刘震云小说的特点
苦涩的美，是刘震云前期创作的一个鲜明特征。《乡村变奏》的秋绒的未婚夫小水因车祸去世，秋绒不得不另嫁他人，但出嫁那天，她在小水坟上献上了一个花圈，并执意让娶亲的车从小坟前走。秋绒对未婚夫的真切怀念是人生最为美好的情愫之一。《塔铺》中，生活的辛酸苦涩以及在严峻的生活现实面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规范和无奈，让人感到无比压抑和沉重，但李爱莲为救治父亲的病而牺牲自己的前途和青春，嫁给一个暴发户的举动；为了不影响“我”备考，独自吞下生活苦果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她同“我”在备考复习期间建立起来的那种苦难之中的纯真友谊，却也激动人心，荡气回肠。他着力表现的是物质匮乏的辛酸及与之相对照的人性的美好。对故乡和人的深层思考和认识，他开始关注世俗权力场上的人生，在权力和世俗生活的交合点上洞察人性的另一番表演，前期作品的一抹温情也随之消逝，浮现出的是人性卑微、昏暗乃至丑陋的一面。如《单位》和《一地鸡毛》，表面展示的是庸常人生的琐屑生活，其深层内涵揭示的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对人性的腐蚀。小林婚后生活的窘迫和烦恼主要源自经济上的拮据、物质上的匮乏，为了急于改变生活现状，小林一反惯常的逍遥自在的处事方式而违心地奉承巴结领导，接力给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将这种价值观付诸行动的过程，也就是小林失去本真的自我、使人性蒙尘的过程，其原有的个性意识和独立人格追求就这样消融在对权力的追逐中。刘震云以不动神色、冷眼旁观的姿态挑开了官场权力角逐的一角，揭示了人性最为阴郁的一隅。《官场》中写两个副专员为争当专员而明争暗斗，副专员陈二代情急之下主动争功要官的闹剧充分显示了追逐权力而扭曲人性的丑态。
刘震云的小说流露出新写实小说共有的无奈感，因而在近乎纯客观叙事姿态中隐匿情感，照相式地“还原生活本相”时的不动声色，发掘权力场上人性的丑陋与恶毒时的冷峻。同时在冷眼旁观中加入反讽，以揭示权力场上的生存悖论:人们永远在谋求权力，却永远为权力所播
弄。在刘震云的作品中，任务的行为动机卑微、琐屑，行为方式卑劣、歹毒，但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二者间形成强烈反差，从而达到独特的反讽效果。《单位》和《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为了入党而压抑个性，学会了吹捧巴结、行贿送礼，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小淋巴结了一个得罪了另一个，最后苦心与苦力全都白费，还得回到原点。《故乡天下黄花》中人物行为的动机都不过是为了争当一个村长，动机的琐屑同雇佣杀人的行为方式极端恶毒形成强烈的对比，而结果更富有讽刺意味。
叶兆言在小说艺术上的探索体现新历史小说的特色
1、 以戏拟的方式重构历史。新历史小说家不太注重真实的历史
要素，而是通过戏拟的历史空间再造历史氛围，使读者立于
历史与当下的连接点，观看过去弥留之际景象，他以展示历
史的方式回避当下判断，以一种虚拟的、审美化的历史感让
读者去体验旧日情怀。在《夜泊秦淮》《花煞》《1937年的
爱情》等一系列作品中，作者把从清末民初到三四十年代的
江南城乡描绘成绮丽迷人、颓废感伤的末世风景，虽然期间
发生过一系列天地翻覆的历史事件，但他们只是被点缀在背
景的天幕上，烘托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犹如斑斑青苔营造
出一种历史陈迹的氛围，而台前出演的人物或不受这些历史
事件的摆布，或置身于历史之外，或视历史变动如过往烟
云，充其量也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卷起的圈圈涟漪。历史变故
过去后，留下的人是一片氤氲朦胧的六朝烟水。
2、 在叙事的实验中重述历史。叶兆言不惮于让小说的叙述者混
杂在故事的主人公之间，有意暴露叙事方式。从《枣树的故
事》到《关于厕所》，叶兆言有意将叙事规则显露出来，以
阻止叙事与现实之间习以为常的混淆。
3、 用白描叙写世俗人生。如在《半边营》中，刻画年华老去的
华夫人与她三个子女间的怨怼关系，其中华夫人如曹七巧般
尖酸阴毒，但少了曹七巧那样惊心动魄的爱欲与物欲动机。
《状元境》中，写琴师张二胡与小妾三姐的啼笑因缘，谢三
姐的性格、形态，用的是白描。只一笔“她身上的肉一块一
块都是活的”，人物俨然就从纸上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