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过失犯罪举例
【篇一：共同过失犯罪举例】
过失犯罪理论目前在我国刑法实务界和理论界争议颇多，但分歧最
大的莫过于对共同过失犯罪行为的认定。特别是随着司法实践的需求，对共同过失犯罪行为的定性及法律适用，日益成为亟需解决的
问题。笔者将对此展开论证，以期为法律适用提供参考。
一、共同过失犯罪理论争鸣
无论是我国刑法学界还德日刑法学界，在共同过失犯罪方面，一般
都存在着两个立场的尖锐对立。一种观点是共同过失犯罪肯定说，
即认为行为人之间具有侵犯法益的行为，无论是否具有意思的联络，都不能否认共同过失犯罪的构成。另一种观点是共同过失犯罪否认说，即认为在行为人之间不存在犯意上的联络意思，则不能对单个
的行为概括为共同过失犯罪。第三种观点是有限度的肯定说，即主
张该观点的学者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而否认过时的教唆犯和帮助犯。
笔者赞同共同过失犯罪肯定说的观点，但同时认为在肯定共同过失
行为构成共同犯罪的同时，主张以行为的限缩为必要。即当两个及
两个以上行为人之间在缺乏共同犯意时，只要实施了故意共同犯罪
构成要件中的行为，侵犯了相关法益，且行为人均对法益侵害的结
果不持反对态度，则应肯定其构成共同犯罪。
二、共同过失犯罪实践认定
如上所言，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行为人之间实施了侵犯法益的共同
行为，且对侵犯法益的后果无反对的态度，则应认定其行为构成共
同过失犯罪。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犯罪后果持明显
的反对态度或者行为人之间虽然造成了损害法益的后果，但其并不
存在共同行为，但不应认定为共同过失犯罪。例如，两名工人在工
作之余，意欲在工作车间玩纸牌，双方打牌期间，由于抽烟乱扔烟头，而导致车间失火，造成重大财产损失。针对该案例，因行为人
之间均对失火造成重大损失的后果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则不应认定
为共同过失犯罪。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法院）
【篇二：共同过失犯罪举例】
（一）共同过失犯罪的定罪如前所述，共同过失犯罪在客观、主观等几个方面均有别于共同犯罪。这
也决定了两者在定罪原则方面的差异性。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共同导致危害社会
的结果发生，他们之间在法律上应具有连带的刑事责任，从而应对共同犯罪人共同定罪。而在共同过失
犯罪之情况下，虽然各主体的行为共同造成了某一危害社会之结果，但由于他们之间缺乏犯意联络，故
仍应对各行为人分别定罪，此即为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根据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
行为人只对本人的过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而与他人的过失行为无涉。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各共同犯
罪人对共同故意范围内无论是本人还是他人的行为造成的犯罪结果都要承担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但对
于共同过失犯罪来说，每一个人的犯罪都具有单独犯罪的性质，因此各人应对本人的过失行为承担刑事
责任。刑事责任的独立性，是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之要旨。那么，具体如何分别定罪呢？结合司法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其一，论以同一罪名。即是说在共同过失犯罪中，虽然存在不同
的实施过失行为之人，其过失行为共同造成危害结果之发生，但他们的过失行为触犯的是同一罪名，故
应以同一的过失罪分别予以定罪。例如前述甲乙二人高楼推物共同疏忽而致砸死路人一案中，他们的行
为均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所以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甲乙二人之行为分别定罪。其二，论以不同罪名。也即对共同过失犯罪中各行为人所实施的过失行为分别以不同罪名予以定罪的情况。之所以出现这
种罪名相异之情况，主要是由各行为人的具体过失行为以及其所具有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对此又可区
分为两种情况：（1）在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之过失行为相结合而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下，通常
对一般主体按其行为所触犯的具体过失犯罪确定罪名，而对特殊主体则亦依其自身行为所触犯的具体过
失犯罪来确定罪名。例如在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中，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便包括有关领导、
林场工人和外流人员。对有关领导，应基于其特殊身份而追究其玩忽职守罪之罪责；对于有关林场工人，应根据其具体犯罪事实而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对于外流人员，则应以失火罪定罪处罚。（2）在各行
为人均为特殊主体因而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下，主体身份和行为情况之不同，也决定需对各行为
人之行为论以不同罪名。比如在四川綦江虹桥垮塌案中，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包括各级领导、市政
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和包工头，他们都具有特殊身份，这就需要根据他们自身所具有的不同身份而对其行
为论以相应之罪名。对有关领导应视其犯罪事实而以玩忽职守罪定性；对市政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则应论
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对包工头则应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处。（二）共同过失犯罪的处罚在共同犯罪中，由于各行为人主观上都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且在这一主观心态的支配下在客观上都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因此，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实行共同负责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即各犯罪人首先应当对其
参与的整个共同犯罪负责；至于其具体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之大小，则又应当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
地位和实际作用来裁量。而与之不同的是，共同过失犯罪的各行为人之间欠缺共同故意的意思联络，行
为人的行为只是在各自独立的单个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所实施的。这也就意味着对其不能予以共同处罚，而只能按照各行为人所触犯之罪分别定罪处罚。就共同过失犯罪的定罪问题而言，中国1997年刑法第25条第2款明确规定“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对此，前文亦已有详述，此处不赘。下面简要论述一下共同过失犯罪的刑罚裁量问题。司法实践中，对共同过失犯罪之各行为人具体裁量刑罚时，首先应
当明确，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各行为人之过失行为分别定罪，并不意味着各共同过失犯罪人须承担相同
之刑责。尽管各共同过失犯罪人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了一个危害结果，但相互的过失程度可能不尽相同，其过失行为对共同的危害结果所具有的作用力也可能是彼此不一的。易言之，各共同过失犯罪人之间也
存在一个罪责大小的问题，应分别视不同情况而处以轻重有别的刑罚。具体量刑时，主要应考虑各共同
过失犯罪人的过失程度极其危害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的大小。其一，过失程度。共同过失犯罪人的
罪责大小，首先取决于过失程度。凡是过失程度大的，罪责也大；过失程度小的，罪责也小。至于各共
同过失犯罪人过失程度的考察，则应将过失程度的一般考察方法与共同过失犯罪的特点结合起来加以认定。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看注意义务的要求程度。这需要根据行为人所从事的活动、业务及所实施的行为加以判断。据此，对于行为人的注意义务要求程度越高，则其过失程度就越高；反之，对其注意义务要求越低，则注意义务就越低。（2）看注意义务的可履行程度。行为人被赋予的注
意义务的可履行程度，决定了行为人的过失程度。注意义务越容易履行，而行为人却未能履行的，则其
过失程度就越重；反之，注意义务越难履行，而行为人也未能履行的，则其过失程度就越轻。（3）看
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愈强，其过失程度愈强；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
愈弱，则其过失程度愈弱。此外，犯罪过失的程度还受到行为的动机与起因等其他诸种因素的影响，这
是我们考察行为人之过失程度时，也需要把握的。其二，原因力之大小。共同过失犯罪人的罪责大小，
还决定于各过失行为对于危害结果的原因力之大小。原因力大小的认定，一般应建立在过失程度相同或
相当的基础上。在过失程度相同的情况下，过失行为对于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大的，其罪责也大；原因力
小的，其罪责也小。实践中，在对共同过失犯罪人裁量刑罚时，除了考虑上述两个方面以外，还应注意
悔罪表现等其他一些因素对量刑的影响，以便在全面分析、综合评断的基础之上确定各共同过失犯罪人
的刑罚。词条标签：
【篇三：共同过失犯罪举例】
一、同过失犯罪的概念及成立范围
（一）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
在肯定共同过失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学者中，主要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1）所谓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一个或数个危害结果所构成的犯罪。{1}（p161—162）（2）过失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的行为人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由于全体行为人共同的不注意，以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2}（p172）
笔者认为，第一种定义没有规定共同过失犯罪行为的限制条件，因此过失教唆、过失帮助均可构成共同犯罪，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该定义的有关共同过失犯罪范围失之过宽，有把不属于共同过失犯罪的行为纳入共同过失犯罪的行为范围之虞，极有可能导致处罚范围无限制的扩大，从而最终丧失设立共犯制度之旨趣。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持此观点的论者就曾举下例以说明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
某甲用止咳糖浆瓶盛放农药敌敌畏置于家中，因疏忽大意，未将瓶上的商标和说明揭去，也未在瓶上注明是农药。某乙误认为瓶中装的是止咳糖浆，未加检查，即拿给邻居感冒咳嗽的幼儿服用，致幼儿死亡。甲、乙共同构成了过失杀人罪。{1}（p164）能否认为“止咳糖浆案”中的甲、乙也构成过失杀人罪的共同犯罪？我认为不能，因为甲、乙两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的注意义务，所以不能认为他们的行为成立过失杀人罪（即新《刑法》中的过失致人死亡罪——笔者注）的共同犯罪。
第二种定义用共同的注意义务限定了过失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该定义又在成立过失共同犯罪的条件中，把共同过失行为限定为共同实行行为，极大地限制了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范围，把过失的教唆行为和过失的帮助行为人为地排除在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之外，该种定义未免使共同过失犯罪的范围失之过窄，殊为不当（肯定过失教唆犯、过失帮助犯的理由见后文）。
通过分析以上两种定义的优劣，结合自己的理解，笔者认为，所谓共同过失犯罪，是指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二个以上的行为人，由于共同的不注意，共同实施或促成了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造成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
（二）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范围
刑法理论上，关于过失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仍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共同正犯（实行犯）、教唆犯、或从犯（帮助犯），都可
能以过失成立。如日本刑法学者木村龟二既承认“过失犯的共同正犯”，同时认为“由于（日本）刑法第61条及第62条没有明文要求
教唆及帮助须故意实施，也就没有理由否定出于过失的共犯”。{3}
（p518）我国学者侯国云教授也支持该种观点。二是认为不存在过
失教唆犯，可能存在过失共同正犯和过失从犯。如我国台湾刑法学
者翁国梁说：“有谓过失犯亦可成为教唆犯者，非的论也。”{3}
（p518）三是认为过失犯只可能构成共同正犯，不存在过失教唆犯
和过失从犯。我国刑法学者冯军教授、林亚刚教授等持这种观点。{2}（p264）{4}（p256）分析上述第二、三种观点，可归纳出以下几个问题：
1．过失教唆犯能否成立共犯？
过失教唆犯是指过失地使他人实施犯罪的行为人。由此可见，过失
教唆犯又可分为两种：一是过失地使他人实施故意犯罪的行为人；
二是过失地使他人实施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因为我们主要讨论共同
过失犯罪，故第一种情况不予考虑。
关于过失的教唆犯能否成立，在刑法理论上有积极说与消极说的争论。积极说主张过失的教唆犯是存在的，例如日本刑法学者大场茂
马指出：“所应研究者，即过失犯有共犯与否？是也。共同正犯，教
唆犯，从犯，以过失而成立者，固罕，然不能谓其绝无，过失犯之
共犯，在于共同行为者，有为行为之意思，当行为之际，并认识该
项行为，而于行为之客体，手段，时，地等性质，可以认识，因不
注意致未能知之而构成。”{5}（p437）在日本刑法学界，赞同此说
的还有牧野英一、宫本英修、木村龟二等人。{6}（p348）消极说认
为过失的教唆犯是难以成立的，例如日本刑法学者泉二新雄指出：“教唆者，须认识因自己之行为使被教唆者发生犯特定犯罪之意思而
至于实行，是为教唆犯之故意。无此故意，教唆犯即不成立，是则
因自己之过失行为，偶然惹起他人之犯意或过失者，不得即目之为
教唆。”{5}（p438）在日本刑法学界，赞同此说的还有泷川幸辰、
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等人。{6}（p349）陈兴良教授认为，教唆一词，从语义学上的意义来说，是在故意的心理状态支配下的一种行为，指有意识地使他人去实施犯罪。从教唆者一方来说，是明知本
人的行为会引起他人的犯罪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教唆
只能由故意构成。从被教唆者一方来说，只有在他人的唆使下故意
地去实施犯罪，才谈得上被教唆。{5}（p438）现实生活中的犯罪现象具有复杂多样性，在实践中，过失地使他人实施过失犯罪的情况是存在的，主张此种现象成立过失教唆犯的现象也是妥当的。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看案例：
甲是机关首长，一天乘坐乙驾驶的汽车进城，甲主张加快速度，乙解释说市内交通规则不容许加快速度。甲坚持，乙让步，加快了汽车速度，结果发生了事故，将丙轧成重伤。有理由认为，是否承认过失教唆犯，对本案的处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结合上述案例，笔者认为：（1）否认过失教唆犯，就等于失去了追究象甲一类人的刑事责任的根据。正如苏联刑法学家a．特拉伊宁指出：“否认过失罪的共同犯罪的可能性，就等于在社会主义法的体系中否认共同参加实施这些有时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的可能性。”{7}（p330）由于“教唆行为不是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行为，因为刑法总则对此作了规定，而产生了教唆行为的定罪根据。过失的教唆犯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刑法总则关于过失的共同犯罪的规定，就会失去对过失的教唆犯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8}（p166）那么，为了不致放纵那些社会危害性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过失的教唆犯，又该如何追究其刑事责任呢？否认过失教唆犯的学者认为，在前述案例中，乙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甲的行为则可通过刑法分则的规定解决，可定“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罪”。{5}（p439）实际上这种处理明显地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不妥的。（2）从语义学分析，有论者指出，教唆一词，是在故意的心理状态下支配的一种行为，指有意识地使他人去实施犯罪。笔者肯定该论者的说法，但又不得不指出，我们讨论的不是同一个问题，我们论及的是过失教唆即过失地促使他人去实施过失犯罪，而并非故意教唆。从语义学的角度，笔者也可以把过失教唆分为两部分：即教唆行为部分和过失结果部分。其中教唆行为是故意（即不包括对危害社会结果的希望或放任）的，而对引起他人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是过失的。（3）从对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原因力上分析，因不注意向他人作出的不正当指示，致使他人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这种行为的原因力比直接实施者的原因力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有时就是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正如前述案例中的甲，没有甲的指示行为，乙不可能高速行车，从而构成交通肇事罪。从责任程度而言，乙还可从期待可能性角度出发，提出减轻其责任的辩护，而甲则不具备减轻责任的事实和理由。（4）
2000年11月10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
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33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从以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的司法实践实
际对否定论者的否定理由作了否定回答，因此并没有排除过失教唆
犯（交通肇事）的成立。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赞同过失教唆犯可以
成立共犯。
2．过失帮助犯能否成立共犯？
过失帮助犯是指过失地助成他人犯罪的情形。过失的帮助犯也可以
分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过失地帮助他人实施故意犯罪。二是过失
地帮助他人实施过失犯罪。第一种情况不属我们讨论的范围，在此，我们将着重对第二种情况的过失帮助犯进行研究。
在刑法理论上，关于过失的帮助犯能否成立，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
同说作了迥然有别的回答。犯罪共同说认为，帮助犯的帮助行为是
为实行犯的实行行为而存在的，因此帮助犯的帮助行为必须以故意
为基点。过失的帮助犯的观点是缺乏依据的，根本不能成立。行为
共同说认为，帮助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帮助犯的构成，无须再有故
意和过失的区别。国内有论者认为，帮助犯与教唆犯的基本区别之
一是：教唆犯引起他人犯意，帮助犯则是在他人产生犯意后对其实
施犯罪予以帮助。但在过失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不存在产生犯意
的问题，也就不存在帮助过失犯罪问题。同时帮助本身也只能是一
种故意行为，不存在过失帮助。{5}（p439）
笔者认为，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中，因过失而助成他人犯罪的情
况是存在的，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理应成立过失帮助犯。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看案例：
甲、乙在值班室练枪法，甲为乙调试枪支，并装满子弹，乙开枪射击，结果子弹穿过窗户打死了碰巧从窗外路过的丙。同样有理由认为，是否承认过失帮助犯对本案的处理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结合以上案例我们分析：（1）犯罪共同说的结论缩小了共犯范围，
把危害后果严重的过失帮助行为排除出过失犯罪的范畴；行为共同
说的结论扩大了共犯范围，把意外的无罪过的帮助纳入过失犯罪的
视野，都不太妥当，不应成为理论争议的逻辑起点。（2）针对有学
者提出的帮助行为只能是在他人产生犯意的情况下的一种故意帮助
行为。笔者重申，我们讨论的是过失帮助的问题，即过失地促成他
人过失犯罪的情况，而不是故意的帮助行为，两者概念不同，不存
在争论的余地。（3）从原因力上分析，因不知他人的行为为有危害
结果发生危险的行为而提供帮助，客观上促成了他人造成危害结果
危险的现实化，尽管该过失帮助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之原因力较小，但不能否定其有原因力，故过失帮助共犯的成立具备客观基础。（4）否认过失帮助犯就等于取消了追究像前面案例的甲一类人的刑
事责任的根据，致使放纵罪犯。特别是在个别过失帮助他人犯罪造
成极其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否定过失帮助犯无疑会使问题的处理变
得异常尴尬：要么以单独的过失犯罪论处，这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精神的，这与个案情况下肯定过失帮助犯造成的理论难题可谓“异曲
同工”；要么突破刑法条文的规定，追究其过失帮助的刑事责任即承
认过失帮助犯，这也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要么严格遵循罪刑
法定原则，在违背公正、秩序原则的指责下，强行宣布过失帮助行
为者无罪。总之，无论采取上述何种处理方式，结果都不会令人满意。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赞同过失帮助犯可以成立共犯。
3．承认过失教唆犯、过失帮助犯是否会扩大处罚范围，有违刑法谦
抑原则？有论者认为，过失共同犯罪中的共同行为应该被限定为共
同实行行为，过失的教唆行为或过失的帮助行为不应被纳入过失共
同犯罪的共同行为的内容之中。……从刑法谦抑主义出发应该认为
过失的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不具有可罚性。{2}（p170）持这种观点
的学者在国内还有陈兴良教授、林亚刚教授、刘永贵先生等。{4}
（p256）{5}（p346）{6}（p357）笔者认为，承认过失教唆犯、过
失帮助犯会导致扩大处罚范围，有违刑法谦抑原则的担心是不必要的。理由如下：其一，《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将大量的情
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过失帮助甚至过失教唆排除在犯罪概念之外，决定了不会对大多数的过失帮助、教唆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只
有少数非罚不可的过失教唆、帮助行为才会进入刑罚处罚的范围。
因此，肯定过失教唆犯、过失帮助犯不会必然导致处罚范围扩大，
不会导致对刑法谦抑原则的违反。其二，我国的量刑原则也决定了
不会导致处罚范围扩大。我国《刑法》第61条明文规定，对于犯罪
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
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规定判处。因此，只要依照上述
规定办理，只有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危害程度的过失教唆犯、过失
帮助犯才会对其定罪量刑，而没有达到应受刑罚处罚危害程度的过
失教唆、帮助行为，理应作为非罪处理。也就是说，我们承认过失
教唆犯、过失帮助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所有的过失教唆、帮助
行为进行处罚，这种担心其实质是重刑主义者及刑罚万能论者“度君
子之腹”式的担心。其三，司法实践中类似情况的处理，也决定了上
述担心的不必要。一般而言，刑法对共同故意犯罪是从重打击的，
但是刑法又对一些聚众型犯罪只处罚首要分子以及积极参加分子，
而对一般人员很少处罚或基本不处罚。由此可见，司法实践并没有
因为立法将其规定为共同犯罪而对行为人一律进行刑罚处罚。对共
同故意犯罪分子尚且如此，对过失教唆犯、过失帮助犯就更没有必
要担心其受到不合理的重刑甚至刑罚的制裁。其四，承认过失教唆犯、过失帮助犯的宗旨也决定了上述担心并无多少根据。事实上承
认过失教唆犯、过失帮助犯主要是为惩罚严重的达到刑罚处罚程度
的过失教唆犯、过失帮助犯设定理论、法律上的根据，是为避免放
纵真正的犯罪人而作的理论、立法完善，其本意根本不是为了扩大
处罚范围而寻找理论借口。正像主张刑法谦抑化、刑罚人道化、轻
缓化的国外立法设立违警罪不会导致处罚范围扩大，违背谦抑化、
轻缓化的刑法原则一样，我国承认过失帮助犯、过失教唆犯也不会
引起处罚范围的扩大和对刑法谦抑原则的违反。
通过肯定过失教唆犯、过失帮助犯存在的论述，明确了即使在共同
过失犯罪中，也存在教唆犯、实行犯、帮助犯的分工及主犯、从犯
的差别，只不过这种分工与差别不同于故意共犯罢了，从而对过失
共犯否定论者据此否定过失共犯的存在论证作出了反驳，进一步充
实了过失共犯的存在的根据。
综上，笔者认为过失教唆犯、过失帮助犯能够成立共犯，即使在立
法中予以确认也不会导致处罚范围的扩大和对刑法谦抑原则的违反。
二、共同过失犯罪的特征
根据共同过失犯罪的定义，笔者认为，共同过失犯罪具有如下客观、主观方面的特征。
（一）客观方面的特征
1．数个行为人都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过失犯的
本质在于注意义务的违反。这种观点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占据通说地位。如德国学者柏林指出，所谓过失，乃指行为者在意思决定过程中，虽应履行法秩序所课因认识结果之发生，而必须防止自己实行
违法行为之义务，但因懈怠此义务而未形成可以阻止该行为的意思
的情况。{6}（p361—362）单独过失犯罪成立的核心是单个注意义
务的违反，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核心要件是共同注意义务的违反。
何谓共同的注意义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日本学者有的提出“一方面对他方的行为必须一直注意的场合”（平野龙一）；或者“各行为人对其他共同者行为相互间具有一直慎重予以关注的场合”（内田谦）；或者“共同行为人仅对自己的行为的注意是不够的，对其他同伴的行为也应当顾及”（大仁），{4}（p265）等等。以上界定，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这显然都是从注意义务横向的一面（监督义务）对共同注意义务所作的界定，从“共同”的含义上说，未免失之片面。笔者认为，共同注意义务，需要从纵横两个方面予以界定。具体说，是指各行为人应认识到自己和他人都是行为有机共同体中的一分子，各自的行为都有发生社会危害结果的危险性，各人不可分离，都不得懈怠义务，即不仅负有要防止自己行为产生危害结果的注意义务，而且负有督促其他与自己的活动有关且负有相同注意义务的其他人注意防止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义务。这就使得行为人之间存在互动、协作、监督关系，从而共同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当对行为人科以共同的注意义务时，各行为人不仅要自己遵守义务，而且要使其他人遵守义务。共同违反注意义务时，就不只是违反了自己的注意义务，对其他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也应当承担过失责任。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从纵横两方面承担注意义务并各自履行自己的注意义务，即可自觉地防止其他共同行为的过失而避免发生危害结果。
共同的注意义务不仅应表现在相互遵守上，而且还应表现为内容的共同上。共同的行为人不一定有共同的注意义务。为了更好地理解注意义务的共同，笔者先举两个案例：
案例1：甲、乙、丙、丁四人在火车上不约而同向外丢弃啤酒瓶，不幸一瓶砸中戊，戊伤重致死，但不知该瓶为何人所丢。
案例2：甲、乙二人在拆建筑用脚手架时，疏忽大意，既未注意观察也未加警告，一同将一根木头从脚手架上扔下，将过路行人某丙砸死。
笔者认为，案例1中甲、乙、丙、丁并不是在共同从事危害结果容易发生的行为（充其量是同时），而是在各自进行着没有联系的行为。甲、乙、丙、丁仅有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注意的单独义务，而没有监督他方也加以注意的共同义务，也就是说四人注意义务不存在共同性，行为本身也不存在内在的共同性，仅是行为与结果的发生具有无法认定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某种民法上的因果关系）。针对案例1中的情况，我们不能因为找不到具体的行为人就简单化地
推断四人构成共同过失犯罪，使他们共同承担刑事责任，这是违反
责任自负的刑法精神的，是不妥的。当然，针对甲、乙、丙、丁的
行为，在民法上可以构成共同危险行为，共同承担民事上而非刑事
上的责任。
案例2中，行为人甲、乙在从事同一事项中，两者的行为具有内在
联系，有使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危险性，即负有共同的注意义务，
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心态是相同的。故案例2中，甲、乙的行为具有主、客观方面的共同性，符合共同犯罪成立
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而案例1中甲、乙、丙、丁的行为则不具主、客观方面的共同性，与共同犯罪成立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相
去甚远。
有学者认为，在各个共同行为人站在法律上平等的共同立场共同进
行某危险行为时，就可以认为全体成员存在共同的注意义务。{9}
（p261）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认定共同注意义务有无的关键，是根
据行为人职务行为的内容看行为人在法律上是否负有平等义务。
只有注意义务不存在上下级差，才具有平等性。{2}（p169）笔者认
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过失犯的本质是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共同过失犯的本质是对共同注意义务的违反。共同注意义务是
否存在，并不取决于行为人法律地位上是否平等，而是取决于共同
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行为人法律地位是否平
等可以决定共同注意义务的程度是否相同，而不能决定共同注意义
务的有无。如在同一业务中，共同行为人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同决定
其共同注意义务的程度有别，法律地位高者注意义务程度就高，在
行为人未予履行义务或不适当履行义务以至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时，其过失罪责也就大于他人，反之就小。可见，在同一行为中，共同
行为人的法律地位是否相同只能决定是否应追究同等的责任。
在被科以共同的注意义务时，共同行为人可能分工、作用不同，但
为了完成某一事项仍需相互合作，甚至互相督促。在违反共同注意
义务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时，各行为人尽管罪责有大小之分，但无
论是谁都得承担责任，这是至为重要的。鉴于当前社会上共同业务
过失犯罪危害的严重性，不只是处于企业基层的作业人员，就是非
为作业人员的上司、指挥和监督作业人员的股长、科长、厂长以及
经理、董事们，从法理、事理上讲也都应按照各自的地位，分别负
有不使灾害发生的注意义务。不可否认，当各行为人在法律上处于
平等地位时，注意义务趋于共同因而追究共同过失犯罪之责任是更
容易理解的。我们承认，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处于不同法律地位的行
为人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对处于决策地位的经理、董事，指挥地位
的科长、股长以及全体作业人员在没有考虑到他们是否具有过失的
情况下，都予以追究刑事责任，使行为人防不胜防，时时处于刑罚“恐怖”中，的确有违公平、合理原则。事实上也确实存在经理、董
事的决策错误，而科长、股长以及具体作业人员不存在过失的情况，或者相反的情况。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只要严格遵循分清是非、查清责任的原则，即使出现上述情况也不
难处理。在此，我们可以适用过失犯罪处理时的信赖原则，即当行
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时，如果可以信赖被害人或第三方能够采取相应
的适当行为的场合，由于被害人或第三人不适当的行为而导致结果
的发生时，行为人对此不承担过失的责任。更何况，在大多数业务
共同过失的案例中，是三方即决策方、指挥方、作业方的共同过失
才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对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来说，
在不存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追究所有行为人的过失责任，在司法
实践中、社会道德感情上都不会出现特别困难。认为共同注意义务
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法律地位平等，是从其过失共犯只包括过失共
同实行犯的概念中得出的必然结果，而并非基于共同过失犯罪中有
关共同注意义务本身特征得出的逻辑结论。
关于共同注意义务的内容和根据，有论者认为将注意义务的内容限
定在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观点，还是比较有道理的。{10}（p73）具体来说是指要求共同行为人履行集中注意力、保持意识紧张，以认识可能产生危害社会结果的义务以及基于共同行为人对行
为之危险方式与危险程度之认识与预估，为避免危害社会结果的发
生而履行法律要求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共同注意义务的内容必
然受客观条件的直接影响，在同一事件中，共同行为人处在不同的
地位、具体的条件下，能注意到的事物有时显现出明显的差异，客
观现实又影响主观判断，从而使共同行为人之间的注意义务内容又
有差别。
至于共同注意义务的根据，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理解。第一层次是过
失犯罪中注意义务的根据问题，也即什么才能产生过失中的注意义务，按照国内刑法学者周光权的观点，注意义务的根据主要有：（1）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所规定的注意义务；（2）习惯常理所要求的注
意义务。{10}（p53、59）第二层次是具有注意义务的不同行为人如
何才能产生共同性问题，依笔者的理解，这其实是行为人基于什么
理由来互相监督、协作的问题。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实际上是共
同行为人之间的双向作为义务的问题。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来处理：第一种情况是平等义务主体之间的双向作为义务，例如同为决策层
的决策人员间的共同注意义务，同为指挥层的指挥人员之间的共同
注意义务，以及同为执行层的实行者之间的共同注意义务，这相对
容易理解，也为理论界、实践部门所承认；第二种情况是不同层次
义务主体之间的双向作为义务，如处于决策层的决策人员与处于指
挥层的指挥人员之间的共同注意义务；处于指挥层的指挥人员与处
于执行层的实行者之间的共同注意义务等等，是否也具有双向作为
义务呢？实行者难道也该对指挥人员的指挥失误负责吗？答案是肯
定的。例如，指挥人员强令工人冒险作业，因而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作业工人是不能免除责任的。因工人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免除责
任的，该任务应该具有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合法性；否则，应予拒绝，因执行违法的命令造成损害的，理应承担责任，这与故意共同犯罪
中的胁从犯有着类似的地位。当然，期待可能性的不存在与信赖原
则可以适用的情况除外。结合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共同注意义务
的根据主要有：
（1）法律规定明示的共同注意义务。这里的法律是广义的，包括狭
义的法律例如行政、民事、经济等法律，以及法令、法规、规章等
所规定的且为刑法所要求实施的义务。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
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一旦违
反该规定，父母疏于抚养、照看未成年子女或者成年子女疏于赡养
扶助年老病弱的父母，致使出现严重的危害结果，父母或成年子女
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例如甲、乙系一对年轻夫妻，两人均爱好打麻将。某晚，在家中幼儿无人照顾的情况下，甲、乙
又一同外出打麻将，彻夜不归，结果，幼儿在晚上滚下床摔死。本
案中，甲、乙均违反了法律规定明示的共同注意义务，构成（共同）过失致人死亡罪。此外，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重大劳动
安全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
故罪、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等均是
违反法律明定的注意义务所致。
（2）职务、业务要求的共同注意义务。这里的注意义务是指根据职务、业务活动的性质、社会效益及其危险性，规定各种作为和不作
为义务，要求从事该特定职务、业务的人遵守，以防止危害结果发
生的义务。例如甲、乙系某海滨浴场的救护员，某日，甲、乙均在
上班期间，擅离岗位，未能履行救护职责，致使一游泳者在无人救
护的情况下溺水身亡。本案中，甲、乙均系违背了职务、业务所要
求的共同注意义务，构成（共同）过失致人死亡的犯罪。在此，共
同业务行为不应作狭义的理解，它还应包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共
同为完成某项工作、任务所临时组成的结合体。比如，甲、乙共同
推倒一根快要锯倒的大树，结果因为共同的不注意，导致倒下的树
木砸死一行人，也可认定为违反职务、业务所要求的共同注意义务
所产生的共同过失犯罪。
（3）法律行为要求的共同注意义务。法律行为是能够引起法律后果
即引起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法律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主要有合同行为、自愿承担的行为等。例如，某个体营业者雇佣张某、李某值夜班，看护店铺。张某、李某作为值班员的合同上明确
注明其有“防火防盗”的职责。但张某、李某在值班时因疲劳而睡觉，未能履行职责，导致火灾烧毁店铺，损失巨大。本案中张某、李某
就构成（共同）失火罪。
（4）先行行为产生的共同注意义务。先行行为是指因行为人的行为
使某种合法权益处于遭受损害的危险境地时，行为人有义务采取积
极的行动避免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由于先行行为而产生的共同注意
义务的情况，在实践中并不鲜见。例如，农民夫妻张某、李某在自
家屋后挖坑，取土筑路，但未在坑上设置任何标志或保护性设施。
某晚，月黑风高，甲跌入坑中，头触尖石而死。本案中张某、李某
即违反了由先行行为产生的注意义务，对甲之死负有共同过失责任。（5）基于附条件的常理、习惯产生的共同注意义务。常理、习惯能
够产生行为人的注意义务，这已为刑法理论的通说所承认，但其并
不会必然产生行为人之间的双向作为义务，这也能为我们所理解。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基于常理、习惯产生的注意义务能够成为行为
人的共同注意义务呢？笔者认为，只有在常理、习惯所调整的共同
行为中，该共同行为有机结合成一体，不可分割，且在造成共同危
害结果的情况下，我们才认为常理、习惯产生了共同注意义务。为
什么要设定这种限制呢？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不使真
正的过失犯罪人漏网或难以正确处理，另一方面又可以不使刑罚的
处罚面过宽，真正做到不枉不纵。共同过失、共同行为、共同危害
结果，两者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具备这种条件
的常理、习惯要求下的行为，我们才认为其实质上已等同于法律上
的共同注意义务，姑且称之为准法律上的注意义务。例如，甲、乙
所居公寓外有一院墙，某日，甲、乙听见墙外有人（丙）吆喝“收废书、废报纸”，遂一同将废弃书、报纸裹上日前弃之不用的生锈菜刀，以及垃圾等物扔向墙外，两人并高喊：“废书、废报给你，顺便把垃
圾给我扔一下。”丙欲捡书、报，不料生锈菜刀正好砸中其头部，丙
当即死亡。本案中，甲、乙即违背了常理、习惯要求的共同注意义务，构成共同过失犯罪。
出于研究方便之考虑，笔者把前述四类注意义务和附条件的常理、
习惯上的注意义务（准法律上的注意义务）统一为法律上的注意义
务以区别于单纯的公共秩序或社会公德所要求的注意义务。由于共
同注意义务是本文的逻辑中轴，故也是划分共同过失犯罪与单独过
失犯罪以及共同过失犯罪与同时过失犯罪的关键。例如，甲、乙二
人同在某地狩猎，由于二人的不注意，误认人为野兽，两人同时开
枪结果打死了被认为是野兽的人，但是究竟是谁的子弹打中了该人，无法查明。本案中，由于甲、乙两人没有共同的注意义务，所以他
们两人不构成共同过失犯罪；又由于只有一发子弹致命，所以也不
构成同时过失犯罪，该案实质上只是难以查明的单独过失犯罪。基
于同样的道理，前述案例1中的旅客扔瓶砸死人命案，也只属单独
过失犯罪。那么，为什么共同狩猎、同时乘坐列车不能产生共同的
注意义务呢？笔者认为，共同狩猎、同时乘坐列车不产生法律上的
义务，充其量只产生单纯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义务，
而单纯的公共秩序、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义务是不宜作为共同过失
犯罪注意义务的来源的。理由是，单纯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
履行的义务范围十分广泛，并且这种义务不是由一定法律关系而形
成的义务，而是按照长期形成的社会习惯，或者作为良好的社会风
尚所要求人们应为的义务，在国家法律未予认可时，它本身不具有
法律效力，不属法律义务的范畴。把这种义务纳入共同注意义务的
范围之中并作为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基础，显然是有违罪刑法定
原则的。毕竟，在共同狩猎案中，甲、乙两人有不致人死亡的单独
义务，而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要求他人不开枪即共同注意义务。在
案例1中，四个行为人只负有自己不向外扔酒瓶的义务，也没有法
律上的义务或权利去要求他人不向外扔酒瓶。开枪和扔酒瓶的行为
都是错误的，但只要不造成危害结果，刑法只能袖手旁观；在造成
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也只有在分清是非、查明责任的基础上，刑法
才能予以干涉。退一步讲，即使共同狩猎案中，甲、乙两人的子弹
均击中被害人，并致被害人死亡；案例1中四人的酒瓶均砸中被害
人，且致被害人死亡，两案中的被告人也只构成同时过失犯罪，而
不构成共同过失犯罪。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共同注意义务并不意味
着一定得承担共同责任，根据具体案情，同样存在负有共同的注意
义务的各行为人之间根据过错有无及其程度确定刑事责任的情况，
即在有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当中也有基于信赖原则、共同注意义
务的转移的考虑而不负或减轻刑事责任的现象。例如夫妻双方共同
照看孩子，但有一方在外工作，在外工作的一方对发生在家的过失
致孩子死亡的结果就不负担刑事责任。
比较前述五种情况产生的共同注意义务，法律明示的共同注意义务
以及职务、业务要求的注意义务一般都具有明确性，容易查明和易
被人接受。相对而言，法律行为、先行行为及基于附条件的常理、
习惯产生的共同注意义务相对模糊一些，司法机关较难查明一些，
但也并非不能查明，只要司法机关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还是能够予以妥善处理的。不论是较具明确性还是略有模糊性，以
上五种情况值得肯定的共同点是它们都能够产生共同的注意义务，
共同注意义务的具体表现就是客观行为的关联性。
2．数人实施或促成了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行为，导致了危害结
果的发生。
（1）在各行为人之间存在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是共同过失犯
罪成立的客观基础。共同的过失行为，是指在共同过失犯罪中，各
行为人都不仅自己没有履行实施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的义务，
而且也没有能够履行促使他人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由于各行
为人共同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详述之，在共同
过失犯罪中，一个行为人应当预见另一个（或数个）行为人有实行
危害社会的过失行为的可能性，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
预见却轻信可以避免，就自己实施了可能危害社会的过失的作为或
不作为。同时，另一个（或数个）行为人应当预见本人有实施危害
社会的过失行为的可能性，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
却轻信可以避免，自己就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过失的作为或不作为。
这样就构成了他们在主观上应共同预见自己的行为或他人的行为可
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因为他们共同的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
者都已预见却共同轻信可以避免，并各自实施了共同的危害社会的
过失的作为或不作为。每个人的过失行为，可以是彼此协力、相互
配合实施的，也可以是彼此单独实施的；可能是同时实施的，也可
能是先后实施的；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行为，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行
为；既可以是过失实行行为，也可以是过失教唆行为，还可以是过
失帮助行为。不论何种形式，既然是过失行为，那么行为本身就具
有不法性质，本身就是一种应予否定评价的行为（即使未发生危害
社会的结果也是如此，比如违章驾车行为）。特别是共同过失行为，这种行为指向的一致性，使各自分散的行为形成一股合力，极大地
强化了行为的力量，容易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而如果离开一个人
的过失行为，都难以造成这种危害结果。过失行为尽管其本身包含
着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可能，并且具有错误的性质，但在尚未发生
法定的危害结果之前，还不具有犯罪的性质。过失犯罪的社会危害
性主要通过危害社会的结果表现出来，而共同过失犯罪客观方面的
关键也就在于各行为人的行为指向某一特定的危害结果。
（2）共同的危害结果是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关键所在。就具有危害
性的共同过失行为本身看，它的危险性显然还只是一种可能性；但
就过失行为已造成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看，这种危险性已由可能性转
化为现实的、客观的损害。过失犯罪是结果犯，因此危害社会结果
的发生是确定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和逻辑起点。没有危害
社会的结果，就无从谈起过失责任的承担；只有在客观上产生了危
害社会的结果，才有必要根据一定的标准来确定既生危害的责任归属。过失犯罪如此，共同过失犯罪也不例外。每个行为人的过失行
为相互作用共同造成一个危害结果，这是成立共同过失犯罪的客观
根据。共同过失中的每个行为相互依存、彼此联系，共同造成了同
一危害结果。同一危害结果是指危害结果是由每个人的过失行为共
同造成的。由于共同过失行为人的共同行为是相互联系的行为，其
行为不论是否有分工，作用是否有大小，都造成一个统一的危害结果，而不是把每个人的独立行为所引起的结果机械相加。因此，共
同过失造成的危害结果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
3．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行为与共同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
各共同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也是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共同过失犯罪是结果犯，共同过失犯罪只是在共同的过失行为引起共同的危害结果的基础上
才能成立，即是说每个过失行为都和这一结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各个过失行为都是这一危害结果不可分割的原因。共同的过失
行为与共同的危害结果之间的这种客观联系，是共同过失犯罪存在
的客观基础。如果我们分别考察各行为人的行为，虽然只能说各行
为人独自的行为都只是产生结果的条件，但是，如果我们分别考察全体行为人的行为，就可以说全体行为人的共同行为乃是产生损害结果的原因，只是共同过失犯罪因果关系的联系方式更为复杂。
尽管各个行为人的行为对共同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可以不相同，但必须和危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原因力的大小可以确定刑事责任的大小，因果关系的有无则可以确定刑事责任的存在与否。假如某人的过失行为和最终危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不为共同过失，行为人也不对最终的结果负责。在此，先看大仁教授的一个案例：
在楼房顶上，数名作业人员共同扔下一根圆木，因为不注意没有确认安全，而打上偶然在路上的行人，使行人死亡。{9}（p261）大仁在分析“圆木案”时认为，处在看不见下面状况位置的人向处在看得见位置的人提出“下面没事吧”的疑问后，处在看得见位置的人没有很好地确认，就说“没事”，若发生了事故时，处在看不见位置的考虑到安全问题的人违反主观注意义务，阻却责任过失，可是仍然必须说全体成员都违反了共通的客观注意义务。{9}（p261）也即处在看不见位置状况的人的行为仍和砸人致死的结果具有刑法上因果关系。笔者认为，处在看不见位置的人由于位置的影响使其难以发现危险，但是其还是询问处在看得见位置的人有关情况，作为共同行为人，其已履行可以履行且能够履行的全部注意义务，只是位置影响使其无法履行客观注意义务，应该说处在看不见下面状况的行为人的注意义务已经转移至看得见下面状况的其他行为人身上去了，要求看不见下面状况的行为人履行同看得见下面状况的其他行为人一样的注意义务，已是强人所难，应该说毫无期待可能性。故处在看不见下面状况的人的行为已与“圆木砸人”充其量只是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毫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由于其根本没有违反共同注意义务，对其追究共同过失犯罪之责任，将毫无疑问有悖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有悖刑法的公正性原则。
（二）主观方面的特征
1．各行为人在主观上都是过失，这是成立共同过失犯罪的前提。没有过失的心理态度，过失犯罪就不能成立。只有共同的过失，才使得各行为人的过失行为联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使各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体现出共同过失犯罪的主观特征。不论共同过失犯罪中的各行为是出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出于过于自信的过失，或是出于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结合，而造成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均不影响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因为，
尽管共同过失犯罪的形式多样，但都是由于过失的心理态度所引起
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2．各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基本相同。
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人应当预见或已经预见的危害社会的结果虽不具体，也不可能十分具体，但却基本相同。因为，共同过失行为本身
就包含着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之可能。一个行为，只有当它本身包
含着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时，才能谈得上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
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应当预见或已经预见。但这种预见也有一定范围，不是毫无限制的。这种限制一般是通过两个基本原则来实现的：其一，保护社会共同生活基本秩序原则；其二，合理限定原则。{10}（p48—49）即一方面有利于加强行为人的责任心，迫使其增强对他
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精神，另一方面又不能漫无边际，否则就有
可能使行为人“无法注意”，使行为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处于“应当谨
慎注意，不要过失犯罪”的阴影中，而羁绊其行为，阻碍社会的循序
发展。
3．各行为人之间互相补充的共同心态，助长了对方的不注意，导致
危害结果的发生。
应该指出的是，在共同过失犯罪的各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存在共同
故意犯罪那样的“意思联络”，在各过失行为人之间也不存在共同的
犯罪目的。但是在过失共犯中，各行为人在共同违反共同注意义务
时存在共同心态，存在过失的犯罪意思联络。各行为人都应该自己
注意并促使其他的共同行为人也加以注意，这样就使行为人整体上
都能履行共同的结果预见义务与结果回避义务，从而防止危害结果
的发生，这样数人之间的相互促使、提醒行为就有了互动、协作性。但是各行为人都没有加以注意，以致产生了共同的不注意。各行为
人都在不加重视的共同心态下懈怠了对共同注意义务的履行，存在
互相补充的心理，这样共有的过失形成主观上的有机统一性，符合
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具备了共同犯罪的主观基础。{2}（p171）有
学者认为，在过失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联系或只有偶然
上的联系，{11}（p358）实际上是忽视了过失共同犯罪的各行为人
的主观心理上的互动、协作关系，当然这种互动、协作是一种消极
的不作为方式。
日本的学者对这种过失的共同关系研究颇多。内田文昭教授认为，
过失行为在刑法上具有意义的既不是意识性部分本身，也不是无意
识部分，而是两者的接点。在过失性共动中可以区别出共有不注意
的情形和仅只是不注意竞合的情形。在共有不注意的过失性共动中，就存在着将发生的违法结果归责于全体行为人的实质性根据，这就
是过失共同正犯的基础。{9}（p259—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