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
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关于过失犯罪与共同犯罪的关系，旧中国刑法与刑法理论采取了以下定式：新派——主观主义——行为共同说——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旧——客观主义——犯罪共同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新中国刑法及理论通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但理论上的论证存在疑问；审判实践上已悄悄地承认共同过失犯罪，对共同过失犯罪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在现行刑法之下，难以从解释论上肯定过失的共同犯罪；作为立法论，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的主张具有合理性；本文认为，没有必要继续维持上述定式，在行为人共同引起了法益侵害，并且对法益侵害共同过失的情况下，各行为人理当对共同引起的法益侵害承担刑事责任。
“共同过失犯罪”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复杂问题。按照中国刑法的规定（将共同犯罪限定为故意犯罪）以及汉语的语义，“共同”不只是相同的含义，似乎还具有犯意联络（犯意的共通）的含义；但过失犯的特点，决定了二人以上过失犯罪时缺乏犯意的联络，而实务中又存在需要以共同犯罪处理的情形。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刑法理论对共同过失犯罪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介绍共同过失犯罪的立法史与学说史、现行法的解释与判例，以及立法论，并发表个人浅见。1
一、史论
（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刑法理论关于是否存在过失的共同犯罪，便存在不同学说。
第一种学说为肯定说或积极说。当时主张行为共同说的学者认为，所谓共犯，是指犯罪的成立乃由数人共同加担；至于其加担，则不问其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不问其为故意之罪还是过失之罪。凡一犯罪成立，有数人共同行为时，便成立共犯。惟出于故意者为故意共犯，出于过失者为过失共犯。并且认为，这样处理在学理上与立法上皆无障碍。第二种学说为否定说或消极说。当时主张犯罪共同说的学者认为，共同正犯以双方具有故意的共通为必要，因此，过失犯罪不可能存在共同正犯；过失教唆、帮助他人的行为时，即使他人具有故意之行为的，也不成立过失之教唆犯与帮助犯；故意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过失犯罪的，也不成立共犯。第三种观点为折中说，认为共犯者，乃数人参与犯罪，不问其意思为故意或过失，因此，以过失行为参与一罪之成立者，应认定为过失的共同正犯；但教唆犯与帮助犯的体样，以因果关系的中断而存在，而他人过失行为的介入，其因果关系便不为之中断。在这种场合，虽然产生间接正犯的体样，却不产生共犯关系。由此可见，折中说认为，存在过失共同正犯，但不存在过失教唆犯与过失帮助犯。2
（二）旧中国刑法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规定，经历了由全面肯定→部分肯定→全面否定的过程。
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全面肯定过失的共同犯罪。其第29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之行为者，皆为正犯，各科其刑。”第35条规定：“于过失罪有共同过失者，以共犯论。”第36条规定：“值人故意犯罪之际，因过失而助成其结果者，准过失共同正犯论，但以其罪应论过失者为限。”虽然从第29条还不能得出《暂行新刑律》承
认过失共同犯罪的结论，但第35条与第36条明显既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也承认过失的教唆犯与帮助犯，还承认过失犯与故意犯的共同正犯。当时的学者也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如陈文彬指出：“依文理解析，应谓暂行律过失犯之规定，对于共同正犯教唆犯从犯均采积极说。”31928年的刑法仅肯定了过失的共同正犯。其第42条原则上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之行为者，皆为正犯。”第47条则规定：“二人以上于过失罪有共同过失者，皆为过失正犯。”取消了《暂行新刑律》第36条的规定，这便将过失共同犯罪限定为过失共同正犯；“此观之该法法文以‘共犯论’、‘皆为过失正犯’二语可知之。”4据此，过失教唆犯与过失帮助犯便不复存在。1935年的刑法则进一步取消了过失共同正犯的规定。其第28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之行为者，皆为正犯。”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第30条第1款规定：“帮助他人犯罪者，为从犯。虽他人不知帮助之情者，亦同。”再也没有规定过失的共同犯罪。当时的学者认为，1935年刑法已经否认了过失的共同正犯。如陈文彬指出：“新刑法（指1935年刑法），不认过失罪的共同正犯，故将旧法（指1928年刑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删除。”“在新刑法，教唆犯亦无过失犯，故因过失教唆他人犯罪者，不问被教唆者实施犯罪时为故意抑系过失，均不成立过失教唆犯。例如，甲在远山采薪，乙误为猿，教唆丙射杀之，若丙射杀乙时，如系认明为甲，则乙之教唆杀猿行为，与丙之杀甲行为，无教唆被教唆之关系，自不成为教唆犯；若丙亦系误认为猿者，则乙之过失教唆行为，刑法上并无处罚明文，应认为无罪。”“从犯无过失犯，因过失帮助他人犯罪，其所犯之罪，虽应论过失，帮助者亦不成立过失从犯。”5现在的台湾学者也认为，1935年的刑法（即台湾的现行刑法）不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以及过失的教唆犯与帮助犯。6
（三）为什么存在上述立法变迁呢？
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全面肯定过失的共同犯罪，可能是受新派学说的影响。1906年，冈田朝太郎受清朝政府的招聘，来中国协助沈家本从事立法调查、法学教育及近代法典编纂工作。在中国的10年间，冈田朝太郎除了从事教育、咨询和研究工作外，还帮助起草了《大清新刑律草案》。该草案在辛亥革命后，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作为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发生法律效力。7冈田朝太郎的进化主义的刑法观是在批判折中主义刑法学说的过程中展开的，其特征基本上属于新派理论。8笔者还没有资料证明冈田朝太郎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过失的教唆犯与帮助犯，但从学说沿革来看，新派主张行为共同说，并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既然冈田朝太郎的刑法学说基本上属于新派理论，大体上因为主张行为共同说，而全面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并将这种观点反映到1906年的《大清新刑律草案》，随后被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采纳。
1928年的刑法之所以仅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而不承认过失的教唆犯与过失的帮助犯，是因为当时的刑法理论认为，《暂行新刑律》第35条所规定的“于过失罪有共同过失者，以共犯论”，并不明确。因为先有正犯才有共犯，“以共犯论”并不能解决谁为正犯谁为共犯的问题，故不如规定过失共同正犯，对各行为人科处过失罪之刑罚，不使其负他人过失之责任。而《暂行新刑律》第36条的规定，在理论上并不妥当。在一方为故意犯、一方为过失犯的场合，以过失共犯论，更不协调。如果行为人具有过失，自应承担过失责任；如果令行为人对他人故意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则欠公平。所以，1928年的刑法删除了该规定。结局，1928年的刑法仅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9
1935年的刑法已经由1912年刑法的新派立场转向于旧派立场。这在共同犯罪的立法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之所以连过失的共同正犯也予以否认，是因为完全采取了犯罪共
同说。当时的刑法理论认为：“数人共同实施构成犯罪事实之行为，其行为为共同正犯行为，其人即共同正犯。共同正犯之行为，相合为一犯罪行为，在意思共通范围内，有利用其他共同正犯人之行为，以达其犯罪目的，故对于其他共同正犯所为行为之全部，应负责任。”10而过失的共同正犯，并无具有利用他人的行为达到犯罪目的的意思，故1935年的刑法否认了过失的共同正犯。
不难看出，在旧中国，关于过失犯罪与共犯的关系，立法上与理论上都采取了这样的定式：新派→主观主义→行为共同说→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旧派→客观主义→犯罪共同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与1928年刑法采取了新派的立场，所以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1935年的刑法采取了旧派的立场，所以否认过失共同犯罪。
二、解释论
新中国的两部刑法均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该规定肯定了“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但又不承认它们为共同犯罪，因而只能分别处罚。这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理论上的争论，却也阻碍了刑法理论的发展。在这种立法背景之下，作为解释论，刑法理论上存在三种观点：第一是通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第二是仅承认结果加重犯的共犯；第三是认为存在过失的共同正犯、过失的教唆犯与过失的帮助犯，只是不按共同犯罪处罚而已。其中，后两种观点只是极少数学者的主张。
（一）刑法理论的通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不仅否认过失的教唆犯与帮助犯，而且否认过失的共同正犯，当然也否认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理由大体如下：第一，共同过失犯罪不具有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共同犯罪行为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因为正是由于二人经由具有共同犯罪故意，通过互相意思联络，才使各行为人围绕一个共同的犯罪目标而活动，从而才使各个人的行为形成一个不同于个人单独犯罪的行为整体——共同犯罪。而共同过失犯罪，彼此缺乏意思联络，不可能使各个人的行为形成一个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统一体，因而各个行为人只能分别构成过失犯，而不可能是共同犯罪。第二，过失共同犯罪不存在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具有的那样的分工和所起的不同作用。只要根据各人的过失犯罪情况论罪科刑就可以，不需要按照共同犯罪的规定来处理。换言之，对于过失的共同正犯，没有必要以共同犯罪论处，分别定罪处罚即可；对于过失的教唆犯、帮助犯则不应视为犯罪。11
通说显然是以现行刑法为基本依据的，但理论上的论证则未必充分：第一，通说并未说明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的根据。事实上，在没有犯意联络的情况下，各行为人的行为完全可能共同造成法益侵害的结果，但其在主观上却属于过失。第二，认为过失共同犯罪时，各行为人所起的作用相同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例如，车主令司机超速行驶因而发生交通事故时，将车主与司机均认定为（过失的）交通肇事罪，但车主与司机的行为方式与所起的作用也并不相同。第三，通说认为，对于过失共同犯罪分别定罪科刑即可，没有必要按共同犯罪处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不可能判明各个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各个人又都有义务防止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只有认定为共同犯罪，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才可能定罪量刑，否则就不能分别定罪量刑。
应当承认，现行刑法并没有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在立法者以及刑法理论看来，刑法规定共同犯罪的原因之一，是共同犯罪比单个人犯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为共同犯罪人可以共同协商、共同谋划，通过共同故意使彼此的行为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从而使数人结成犯罪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互相分工，采用更复杂、更狡猾的犯罪方法，易于作大案要案；在作案后，他们又研讨对策，互相包庇，采用各种手段消灭罪迹，毁灭罪证，逃避侦查。但在过失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之间不可能相互利用、相互配合，其犯罪不可能达到故意共同犯罪那样的危害程度，所以，没有必要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12
第二，与前一点相联系的是，立法者在刑法中规定共同犯罪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打击首要分子与主犯；而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认定行为人是否首要分子与主犯，关键因素之一是行为人是否犯罪的提倡者。《唐律》规定：“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所谓“造意”，即是指倡首先言。过失犯罪不可能存在造意者，因而也不会存在首要分子与主犯，没有必要对其中的部分犯罪人从重处罚；于是，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处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共同犯罪一直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犯罪的指挥者、策划者、主谋者、教唆者，即使没有亲手实施犯罪行为，也会受到严厉处罚；反之，即使在客观上造成了重大法益侵害结果，但只要行为人并非自愿而是在被胁迫、被诱骗的情况下犯罪，也会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上，也按照各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将其划分为主犯、从犯与胁从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对于决定其是主犯、还是从犯与胁从犯起重要作用；犯罪的组织者、指挥者、策划者均被认定为主犯；采取这一分类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重点打击首要分子与主犯。过失犯罪不可能成为刑罚处罚的重点，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刑法草案，都否认了过失的共同犯罪。13可以印证这一点的是，立法者以及刑法理论基本完全没有考虑到“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迄今为止，刑法理论界很少有人提及该原则。这便导致共同犯罪成立与否的结局，不在于是否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而在于是否对首要分子与主犯从重处罚。
第三，中国历来严格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许多在国外构成犯罪的行为，在中国并不构成犯罪。因此，对于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造成了结果，但又不能查明因果关系时，作为无罪处理，以往也能够被人们接受。所以，严格地说，刑法所规定的“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也只限于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均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的场合。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刑法对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没有具体规定，在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结果，但又不能查明因果关系，却又需要处罚的场合，法院也往往认定各行为人均构成过失犯罪。这种不妥之处，或许是现在少数人主张过失共同犯罪的理由之一。
（二）陈兴良教授根据刑法的规定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14，但肯定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他指出：“共同实行犯中发生加重结果的情形不同于实行过限。在实行过限的情况下，过限的犯罪行为超出了共同犯罪故意的范围，其他共同犯罪人主观上对于过限的犯罪行为没有罪过，因此不负刑事责任。但在结果加重犯的情况下，共同犯罪人既然共谋实施某一犯罪，对于犯罪中可能发生的加重结果是应当有所预见的，所以主观上亦有过失。因此，共同实行犯中的各共同犯罪人对加重结果都应承担刑事责任，而不论其加重结果是否由本人的行为直接造成。例如，甲乙共谋伤害丙。在共同伤害的过程中，甲不意一石击中丙的头部致其死亡，构成了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为此，甲乙就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同实行犯。”15
陈兴良教授的观点给人以自相矛盾的感觉。16一方面，A、B二人共同过失致人死亡时不成立过失的共同正犯；另一方面，甲、乙二人共同故意伤害他人、因过失导致他人死亡时，则不仅就故意伤害部分成立共同正犯，而且就过失致人死亡部分成立共同正犯。实际上，就过失致人死亡部分而言，A、B与甲、乙并没有实质区别。所以，既然否认过失的共同正犯，就没有理由肯定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对加果结果持故意的除外）。
陈兴良教授的观点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因为成立共同犯罪，不仅需要有犯意的共同，而且需要行为的共同。而在陈教授所举的上例中，如果说丙的死亡完全由甲的行为引起，而不是由甲与乙的共同行为造成，就不能仅仅因为乙对丙的死亡具有预见可能性，便肯定其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换言之，乙对丙的死亡的预见可能性，不能直接说明乙与甲就过失致人死亡部分成立共同正犯。事实上，肯定上述中的甲乙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的最根本理由，在于丙的死亡是由甲乙二人的共同行为所致。
（三）侯国云教授认为，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一个或数个危害结果所构成的犯罪；以行为人在共同过失行为中的分工为标准，可以将共同过失犯罪人分为过失实行犯、过失教唆犯与过失帮助犯。过失教唆犯是过失引起他人过失犯罪的人，即以要求、命令、劝说、鼓动、怂恿或者其他方法，使本来没有实施过失行为意图的人，产生实施过失行为的意图，或者使本来有实施过失行为的意图但尚不坚定的人，决意实施行为。过失帮助犯，是指没有直接参与过失行为的实施，但过失地为他人实施过失行为提供方便、创造条件、给予帮助的过失犯罪人。这种观点虽然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但同时认为，对共同过失犯罪的各行为人依然只能分别处罚。17
但是，首先，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只是实行行为，教唆犯与帮助犯是刑法总则规定的行为；既然刑法总则的规定明文将教唆犯、帮助犯限定为故意犯，那么，将过失教唆行为与过失帮助行为直接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处罚便缺乏根据。其次，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尤其是承认过失的教唆犯与过失的帮助犯，就是为了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贯彻处罚共同犯罪的原则（如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侯国云教授承认各种过失的共同犯罪，同时主张对各行为人分别定罪处罚，这便丧失了承认共同犯罪的意义。最后，所谓“过失教唆犯就是过失地引起他人实施过失行为的意图”的说法，不仅与教唆的语义相矛盾，而且也与过失犯的本质相冲突；换言之，“实施过失行为的意图”的说法，本身就难以成立。
三、判例论
（一）迄今为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并无承认明确过失共同犯罪的判例与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7年8月12日《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指出：“单位主管负责人或者车主强令本单位人员或所雇佣人员违章驾车造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应按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即新刑法第133条——引者注）的规定，追究刑其刑事责任。”新刑法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也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由于本条没有言明“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故不能肯定本条也肯定了过失的共同犯罪。
虽然刑法理论基本上赞成上述司法解释，但也存在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承认上述情形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则可能意味着强令、指使司机违章驾驶车辆的行为属于刑法总
则规定的教唆行为；但刑法总则规定的教唆犯仅限于故意犯，故不能认定上述行为成立过失的教唆犯。也不能因此认为强令、指使司机违章驾驶车辆的行为属于故意的教唆犯，因为司法解释认定这种行为成立属于过失犯的交通肇事罪。如果不承认上述情形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则意味着强令、指使司机违章驾驶车辆的行为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强令、指使司机违章驾驶车辆的行为独立地认定为交通肇罪；然而，强令、指使司机违章驾驶车辆是否属于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还有疑问。事实上，在现行法之下，刑法理论与审判实务对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作了相当缓和的解释。这从一个方面暴露出否认过失的共同正犯的缺陷。
（二）新刑法第133条规定了交通肇事罪，并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上述解释第5条第1款与第2款分别指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一司法解释似乎肯定了过失的共同犯罪，但事实上还不能得出这种结论。
审判实践上对这种解释持肯定态度，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车辆驾驶人员肇事引发交通事故虽然是过失的，但在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却是故意的。尽管前后在主观方面发生变化，有所不同，但刑法并非因此对故意逃逸的行为单独定罪，而是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以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一罪论处。第二，指使者虽未帮助或教唆实施肇事行为，但在明知肇事已发生的情况下，仍指使、教唆肇事人实施逃逸行为。最终，肇事行为与共同逃逸行为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指使者和肇事者对肇事后的逃逸具有共同的故意，故指使者应与肇事者共同对这一后果承担刑事责任，并且只能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18
刑法理论上也有学者对这种解释持肯定态度。如储槐植教授指出：“（司法解释第5条）第一款已表明，肇事人对因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这一结果的心态已经不是过失，而是故意（一般为间接故意）。肇事人将他人撞伤，这一行为导致产生救助被害人的法律责任，因逃跑而不履行此义务便构成了刑法上的不作为；逃跑时由于逃避法律追究心切而置被害人的死活于不顾，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肇事人对死亡结果持放任心态是毫无疑义的。第二款，有关人员出于不同动机指使肇事人逃逸时，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实际上也是持放任态度。这就是说，有关人员与肇事人在主观上有共同的故意（共同故意包括共同间接故意）。在客观上，肇事人逃跑行为是在有关人员‘指使’下产生的（‘指使’至少对肇事人逃跑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因而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有共同的行为（有关人员指使肇事人逃跑和肇事人逃跑行为对死亡结果而言均为不作为的犯罪形式，共同行为包括共同不作为）。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当然可以构成共同犯罪。”19上述观点显然是在维护共同犯罪只限于故意共同犯罪的刑法规定与理论通说。但这里有如下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一，如果说刑法第133条规定的第三种情形属于结果加重犯，而“因逃逸致人死亡”属于间接故意犯罪，则意味着过失的交通肇事罪包含了故意的结果加重犯，换言之，存在着“基本的过失犯+故意的加重犯”的情形，这是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的。其二，如果说刑法第133条规定的第三种情形是数罪或者是特殊的结合犯（一般交通肇事罪+故意杀人罪20），则与刑法条文仅将“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为法定刑升格的规定不相符合。其三，如果说“因逃逸致人死亡”属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则导致罪刑不均衡：一般情形的故意不作为致人死亡，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无期徒
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在交通肇事后故意不作为致人死亡的，反而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其四，指使司机逃逸并不意味着指使者对被害人的死亡持间接故意，换言之，指使者完全可能对被害人的死亡只有过失的心理态度。其五，能否将逃逸本身认定为间接故意致人死亡的行为，也还需要研究。在行为人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结果发生时，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所发生的结果就是行为人的“不作为”所致，而应当考虑造成法益基于何种原因（前行为）处于危险状态、危险的程度，法益对行为人的依赖程度，行为人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大小，行为人的“不作为”是否造成结果的原因，是将结果归责于前行为合适还是归责于“不作为”合适，如此等等。事实上，前述司法解释也指出：“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其六，“因逃逸致人死亡”属于交通肇事罪的一种加重情节，但其前提是行为人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而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被害人伤害（基本犯）。将指使司机逃逸因而导致被害人死亡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共犯，则缺乏基本犯这一前提条件。换一个例子来说明：甲使用暴力抢劫丙的财物，已经导致丙伤害，也已取得财物。此时甲的朋友乙经过现场，指使甲尽快逃逸。甲逃逸后，丙因为没有人救助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认定乙与甲构成抢劫罪的共犯。所以，要做到既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又赞成上述司法解释，是比较困难的。
（三）事实上，在审判实践中也存在悄悄地按共同犯罪的原则处理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例如，雷某与孔某两人相约在一阳台上，选中离阳台8.5米左右处一个树干上的废瓷瓶为目标比赛枪法（共用一支JW-20型半自动步枪）。两人轮流各射击子弹3发，均未打中，但其中一发子弹穿过树林，飞向离阳台100余米附近，将行人龙某打死。虽然不能查明击中被害人的子弹由谁所发，但重庆市九龙区人民法院以及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定两被告人构成过失犯罪，分别判处4年有期徒刑，却又没有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21类似这样的案件与判决，并不少见。
但是，既然否认过失的共同正犯，就不能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上述判决没有承认雷某与孔某成立过失的共同正犯，却又适用了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在此意义上说，该判决存在缺陷。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认为，该判决实际上承认了过失的共同正犯，因而适用了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但由于刑法明文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所以，该判决没有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四、立法论
面对上述理论与司法的现状，近年来，刑法理论上有人从立法上讨论过失共同犯罪的问题。如冯军副教授针对现行刑法的规定指出，刑法理论不应停留在实为的层次注释刑法规定的含义，而应提高到当为的层次论证刑法规定的合理性。当我们在论证刑法规定的合理性时，就应当对世界各国的刑法规定进行比较、分析，然后得出得论，而不应把一国的刑法规定当作结论，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迷信。冯军副教授认为，将过失共同犯罪作为共同犯罪处理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明智之举。并且指出，过失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的行为人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由于全体行为人共同的不注意，以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22
冯军副教授将过失共同犯罪限定于过失共同正犯，即只有在直接参与实施造成危害结果的过失行为的行为人之间才能成立过失共同犯罪，过失的教唆行为或过失的帮助行为不
应被纳入过失共同犯罪的共同行为的内容之中。这是因为在教唆行为、帮助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之间本来就只有间接性，如果这种带有间接性的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是源于行为人的过失，那么，就不具有可罚性。23
冯军副教授还认为，过失共同犯罪与共同过失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是指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了一个危害结果，但是在各行为人之间不存在共同注意义务和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心情。例如，司机甲开车不慎将一个行人撞倒在地，司机乙开车时精神也不集中，没有发现前方有人被撞，待发现时已刹车不及，车从被害人身上轧过，致其死亡。司机甲与司机乙属于共同过失犯罪，但不是过失共同犯罪。24
显然，冯军副教授是以大塚仁教授的限定肯定说为根据来区分过失共同犯罪与共同过失犯罪的。25由于现行刑法明文规定“共同过失犯罪”的不按共同犯罪处理，冯军教授特意区分“共同过失犯罪”与“过失共同犯罪”二个概念。但是，其一，冯军副教授所举的属于共同过失犯罪之例，实际上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共同过失犯罪，只是过失的竞合。以此例来区分“共同过失犯罪”与“过失共同犯罪”并不具有说服力。不仅如此，在汉语中，“共同过失犯罪”与“过失共同犯罪”二个概念，实际上没有区别，就像人们常说的故意共同犯罪与共同故意犯罪一样。所以，冯军副教授主张过失的共同正犯的观点，并不是对现行刑法的解释，只是一种立法建议。其二，冯军副教授提出的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条件，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冯军副教授认为，只有当各行为人在地律上处于平等的地位时，才产生相互注意的协作义务，才可能成立过失的共同正犯。但各行为人在何种情况下处于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是一个相当不明确的问题。从冯军副教授所举之例来看，实际上只有当各行为人的外部客观行为完全相同时（如二人同时开枪射击、二人一同将一根木头从脚手回上扔下等），才能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这似乎过于缩小了过失共同正犯的成立犯罪。
五、结论
中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明确否认了过失的共同犯罪，不仅否认过失的教唆犯与帮助犯，而且否认过失的共同正犯。因此，试图从解释论上肯定过失的共同犯罪，几乎不可能。但是，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的结局，一方面会导致一些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如共同实施过失行为，但不能证明死亡结果行为由谁的行为造成）不能当作犯罪处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法官在没有认定为过失的共同正犯的情况下，悄悄地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
从立法论上主张过失的共同正犯的观点具有合理性。首先，认定是否成立共同正犯的重要结局，在于是否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故意与过失都是责任的要素或形式（种类），故意犯与过失犯都有各自的实行行为，从现实上看二人以上既可能共同实施故意犯罪，也可能共同实施过失犯罪，既然对故意犯的共同实行行为能够适用该原则，就没有理由否认对过失犯的共同实行行为适用该原则。其次，之所以对共同正犯适用该原则，从实质根据上而言，是因为二人以上的行为共同引起了法益侵害，即二人以上的行为均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在判断二人以上的行为是否“共同”引起了法益侵害时应当根据客观的因果法则进行判断，而不是取决于二人以上具有意思的联络。当然，成立共同犯罪还需要“意思的联络”，这是因为，只有意思的联络才能使二人以上的和赤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意思的联络不应当限定为犯罪故意的联络，只要就共同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一般意义的意思联络即可。因为一般意义的意思联络（如前述约
定射击比赛致人死亡的案例）也完全能够起到相互促进、强化对方不履行注意义务的作用，从而使任何一方的行为与他方行为造成的结果具有因果性，因而任何一方对他方造成的事实、结果，只要具有预见可能性，就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能够在理论上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那么，随之便可以肯定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既然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了基本行为，并且由基本行为导致了加重结果，即二人以上的共同行为造成了加重结果，而且二人以上均对加重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故二人以上都应对加重结果承担责任；即使加重结果在表面上由其中一人的行为所致，但该行为依然是共同基本行为的一部分，从整体上仍然能够肯定是二人以上的共同行为造成，故应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
至于过失的教唆与过失的帮助，以及教唆、帮助过失犯则不应成立共犯。从语义上看，教唆、帮助都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教唆是使他人产生实施特定犯罪的决意的行为，帮助是有意识地促成他人犯罪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肯定：“教唆犯、帮助犯通过正犯的行为引起法益侵害，进而受刑罚处罚”；刑法分则规定的过失犯仅限于实行行为，将过失教唆、帮助作为共犯处罚，会与刑法总则第15条例外处罚过失犯的规定相抵触。至于故意唆使、促成他人实施过失犯罪的，则宜作为间接正犯处罚。
总之，没有必要继续维持“客观主义→犯罪共同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主观主义→行为共同说→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的定式；在行为人共同引起了法益侵害，并且均对法益侵害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下，各行为人理当对共同引起的法益侵害承担刑事责任；在此基础上还要求人行为人之间具有犯罪故意的联络，进而否认过失的共同正犯，或许是过于重视行为人危险性格的主观主义立场的表现。
不过，由于共同犯罪仅限于故意犯罪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故上述立法论要被人们接受进而被立法采纳，或许还需要耐心等待。
1在本文中，“过失共同犯罪”与“共同过失犯罪”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
2参见郗朝俊：《刑法原理》，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263页。
3陈文彬：《中国新刑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再版，第187页。
4陈文彬：《中国新刑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再版，第187页。
5陈文彬：《中国新刑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再版，第181页、第187页、第194页。
6参见蔡墩铭：《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69页以下；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台湾元照出版公司1998年增订6版，第398页以下。
7参见李海东主编：《日本刑事法学者》（上），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5年版，第20页。
8参见[日]小林好信：《冈田朝太郎的刑法理论》，载吉川经夫等：《刑法理论史的综合的研究》，日本评论社1994年版，第185页以下。
9参见郗朝俊：《刑法原理》，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264页。
10陈文彬：《中国新刑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再版，第179页。
11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第519页；姜伟：《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12参见李光灿、马克昌、罗平：《论共同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第39页。131950年7月的《刑法大纲草案》将共同犯罪限定“事前同谋”与“事前无预谋，临事同情”；1954年9月的《刑法指导原则草案》与1956年11月的《刑法草案》明文将共同犯罪规定为“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1957年6月以后的《刑法草案》均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14参见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15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16参见冯军：《论过失共同犯罪》，载《西原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7年版，第167页以下。
17侯国云、苗杰：《论共同过失犯罪》，载《刑法问题与争鸣》第三辑，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以下。
18孙军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刑事审判参考》2001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19储槐植：《读“因逃逸致人死亡”司法解释》，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23日，第3版。
20既然是故意的不作为致人死亡，除了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犯罪以外，只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了。所以，说“因逃逸致人死亡”指故意致人死亡，实际上意味着“因逃逸致人死亡”属于故意杀人。这样，“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就成为过失的交通肇事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结合或者数罪了。
21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1992-1996合订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以下。
22冯军：《论过失共同犯罪》，载《西原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7年版，第165页以下。
23冯军：《论过失共同犯罪》，载《西原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7年版，第169页以下。
24冯军：《论过失共同犯罪》，载《西原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7年版，第171页。
25关于大塚仁教授的限定肯定说，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有斐阁1992年改订增补版，第253页以下。
浅论共同犯罪案件中主从犯的司法认定 （作者：夏俊杰——红安县检察院） 在刑法理论中，共同犯罪是最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之一，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每个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共同犯罪主体必须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共同犯罪人作为刑事案件的主体，包括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这些区分对于犯罪人的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笔者身处基层检察院，时常碰到涉及从犯认定的司法实务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常感觉理论储备不足。有鉴于此，该文以各种刑法理论观点为基础，归纳性、总结性地分析论述了在共同犯罪中应如何认定主从犯、抑或是不区分主从犯的判断标准。 一、共同犯罪的主从犯认定 （一）共同犯罪人的分类 共同犯罪，简称共犯，是与单独犯罪相对而言的。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就共同犯罪而言，二人以上可以共同谋划，互相分工，更易于完成犯罪；也可以商讨对策，相互包庇，更易于逃避侦查，因此往往比单独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共同故意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因其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而需要区别对待。理论上，各国刑法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划分。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时，为了使罪责相适应，也需要按照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因此，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也是对共同犯罪进行处罚的前提。为准确理解我国刑法的主从犯规定，有必要首先了解国内外立法确定的共同犯罪人种类，主要有这些划分方式：(1)二分法，即把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种，具体划分又有不同，①分为首犯和从犯，如《唐律疏议·名例》中对“共犯罪者条”解释说：“共犯罪者，谓二人以上共犯，以先造意者为首，余并为从”；②分为正犯和
论共同犯罪(一) 论文摘要 一、共同犯罪概述 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疑难而复杂的问题,研究犯罪的共同形态对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共同犯罪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统一。因此在共同犯罪中我们应当将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考虑进去，将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分工情况来看，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类。 二、单位共同犯罪 单位犯罪是经单位组织决策机构后形成的整体意志，这种单位整体意志由单位内部组织中的自然人行为转化为单位的犯罪行为。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以共同犯罪的一般标准来评判，单位犯罪是以共同犯罪形态出现的，这也是立法对单位犯罪往往规定追究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原因。 三、关于片面共同犯罪理论 所谓的片面共同犯罪，是指单方面具有与他人共同参与犯罪的的故意的情形。片面共犯具有，主观联络的单向性，主观上的直接故意性，客观行为上的协同利用性，共同犯罪人类型的多样性,片面共犯的确立可以是片面共犯找到法律上的依据，使其能够罚当其罚，罪当其罪。关键词:共同犯罪；单位共同犯罪；片面共同犯罪；形态；特征；存在必要性。一、共同犯罪的概述 一>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成立条件 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疑难而复杂的问题,研究犯罪的共同形态对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该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共同犯罪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之间才能构成共同犯罪。所谓共同必须是：1、各共犯人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2、各共犯人主观上彼此沟通、互相联络，都认识到自己不是在孤立地实施犯罪，而是和他人一起共同实施犯罪1]。但是同时我国刑法也规定了几种不能构成共同犯罪的形式：1、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成立共犯；2、同时犯不成立共犯；3、间接正犯不成立共犯；4、故意犯与过失犯的某些行为彼此联络或联系，不成立共犯；5、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6、超出共同故意以外的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7、事先无通谋的窝藏、包庇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8、所谓“片面共犯”不是真正的共犯；9、法人犯罪不是共同犯罪，法人犯罪是法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实施的犯罪，因此它不是共同犯罪，法人内部直接参与犯罪实施的人也不成立共同犯罪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共同犯罪的关系，而是作为法人有机整体内部的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简单说就是法人实施犯罪时的内部结构。如果是法人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两种情况：1、两个或两个以上法；2、一个或一个以上法人与一个或一个以上自然人共同故意犯罪2]。 《二>共同犯罪的形式 共同犯罪的形式，也即共同犯罪的结构是指各共犯人的故意犯罪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相会作用的方式。共同犯罪的形式不同起身会危害性就不同。我国刑法只规定了构成共同犯罪的一般条件和犯罪集团，在理论上，则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标准将共同犯罪划分为多种形式。 1、犯罪能否由一个人能够单独实施形成为标准进行划分，分为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人能够单独实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时，就是任意共同犯
刑法 主讲老师：陈永生 二、不构成共犯的几种情形： （一）过失不构成共犯，分别追究刑事责任。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例外：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二）过限行为不是共犯。即计划之外的行为，由行为人自担责任。 比较复杂的有两种情况： 1.转化型抢劫罪，个别犯罪人实施暴力是否及于其他人？一般只是实施暴力者转化，其他人不定抢劫罪。 丁某教唆17岁的肖某抢夺他人手机，肖某在抢夺得手后，为抗拒抓捕将追赶来的被害人打成重伤。关于本案，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2007/二/60） A.丁某构成抢夺罪的教唆既遂 B.肖某构成转化型抢劫 C.对丁某教唆肖某犯罪的行为应当从重处罚 D.丁某与肖某之间不构成共同犯罪 【答案】ABC 2.在伤害过程中杀人。 （三）事先没有通谋，事后提供帮助的行为不成立共犯。常见的事后帮助行为： （1）窝藏、包庇罪； （2）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3）洗钱罪； （4）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 （5）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 （6）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关于共同犯罪的论述，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2012/二/10） B.乙明知黄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仍按黄某要求为其收取毒品原植物的种子。2人构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共犯 C.丙明知李某低价销售的汽车系盗窃所得，仍向李某购买该汽车。2人之间存在共犯关系【答案】B （2010/二/6）B.甲明知乙犯故意杀人罪而为乙提供隐藏处和财物。甲、乙构成共同犯罪（错误） （2010/二/6）D.公安人员甲向犯罪分子乙通风报信助其逃避处罚。甲、乙成立共同犯罪（错误，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四）间接实行犯不构成共犯。间接实行犯又称间接正犯，是指利用别人作为犯罪工具实施犯罪的人。常见的有以下两种情形： 1.利用无责任能力的人（精神病人）实施犯罪。 2.利用他人不知情的或过失行为实施犯罪。譬如，在毒品犯罪中，给别人一个皮箱，而里面装着毒品。再如，利用邮局寄毒品、炸弹；利用护士疏忽大意给病人打毒针，等等。 在间接正犯中，被利用者即使存在一定的过错，可能成立过失犯罪，但不构成共同犯罪。甲将头痛粉冒充海洛因欺骗乙，让乙出卖“海洛因”，然后二人均分所得款项。乙出卖后获款4000元，但在未来得及分赃时，被公安机关查获。关于本案，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2002/二/38） A.甲与乙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犯
2011年 12月海峡法学 Dec.2011 第 4期(总第 50期 Cross-strait Legal ScienceNo.4 (Sum NO.50 共同犯罪中个别人过限责任的类型化分析── 基于对过限类型的精细化区分薛进展 1 ,蔡正华 2 (1,2.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中国上海 200062 摘要:在结果犯场合,共同犯罪中的个别人过限可以划分为量的过限、质的过限、行为质的过限且结果非质的过限以及行为非质的过限且结果质的过限四种类型。其中质的过限和行为质的过限且结果非质的过限都属于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中的实行过限范畴,实行过限共犯自己承担过限责任。量的过限则不属于实行过限的范畴,适用共犯从属性理论,由共犯人共同承担责任。行为非质的过限且结果质的过限则需要在区别犯罪行为是否存在量的过限的基础上,再根据相关标准确定过限责任承担。 关键词:共同犯罪;过限;责任承担 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557(201104-0077-07 一、共同犯罪中个别人过限类型的重新区分 传统的刑法理论将共同犯罪中的个别人过限区分为质的过限和量的过限。应该说, 这种对共同犯罪中个别人过限所进行的分类, 是基于确认实行过限概念的需要。在此种二分法下, 质的过限被认为是与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相等同的概念。个别人量的过限则被认为是与实行过限相区别的概念,是不适用过限人自担其责的归责原则的,应当根据共犯从属性理论由共犯人共同承担责任。①然而, 共同犯罪中出现个别人过限是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的情况, 此时准确确定过限责任的承担就显得极其重要。对个别人过限的传统分类, 着重关注的是实行过限等典型情况下共犯人责任的承担。对于过限这一用语可能出现的实践情形却缺乏周到的考虑, 导致了仅仅依靠实行过限理论难以解决出现的全部问题。实际上, 从实行过限概念产生的
定义 共同犯罪，根据刑法第25条第1款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同时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共同犯罪的成立要件 传统刑法理论： ○行为人为两人以上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或单位 ○两人以上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共同的犯罪行为，指各行为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犯罪，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犯罪活动整体。（1）各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指各行为人都指向同一犯罪，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犯罪活动整体。 （2）①危害行为的基本形式有作为与不作为。共同犯罪行为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共同的行为；二是共同的不作为；三是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 ②按照共同犯罪的分工，共同犯罪行为表现为四种方式：实行行为，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 ③共同犯罪的共同行为，可能是行为人共同实施实行行为，也可能是分担实施不同的行为，即有人实 施实行行为，有人实施组织行为，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这些都是共同犯罪。 ★共谋，是指二人以上为了实施特定的犯罪而进行的谋议，可能是策划实施犯罪，也可能是商讨如何实施犯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可见共谋本身就是共同犯罪行为，所以参与犯罪谋议而未参与犯罪实行，应当认为构成共同犯罪。 （3）★共同实施的犯罪中是结果犯并发生危害后果时，每一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 ○两人以上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共同犯罪人认识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和行为会发生的危害后果，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和共同犯罪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 （1）共同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共同犯罪人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互相配合共同实施犯罪； 第二，共同犯罪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性质，并且认识到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 第三，共同犯罪人概括地预见到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即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引起的危害结果以及共同犯罪行为会引起的危害结果。 （2）共同犯罪的意志因素，即共同犯罪人希望或者放任自己的行为引起的结果和共同犯罪行为发生的危害结果。 （3）在共同犯罪故意要件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成立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之间必须存在意思联络 ○因果性共同实施的犯罪中是结果犯并发生危害后果时，每一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共同犯罪中的因果关系，是两个以上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单独犯罪中一个人的 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相比有其特殊性。 由于共同犯罪行为方式不同，共同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还有各自的特点： 第一，在共同实行犯罪的场合，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共同指向同一犯罪事实，共同作用于同一危害结果，因 而共同犯罪行为作为统一整体来看确定因果关系。 第二，在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分工的场合，即在共同犯罪人之间有的组织犯罪，有的教唆犯罪，有的实现犯 罪，有的帮助犯罪。从犯并未参与实施行为，共同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注意：○过失犯不构成共同犯罪；双方缺乏意思联络，不可能形成共同犯罪要求的有机整体性，也缺乏认定为共同犯罪的必要 ○二人实施危害行为，罪过形式不同的，不构成共同犯罪 ○实施犯罪时故意内容不同的，不构成共同犯罪； ○承认片面的帮助犯 评价1）不区分不法与责任，混合认定共同犯罪；
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 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关于过失犯罪与共同犯罪的关系，旧中国刑法与刑法理论采取了以下定式：新派——主观主义——行为共同说——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旧——客观主义——犯罪共同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新中国刑法及理论通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但理论上的论证存在疑问；审判实践上已悄悄地承认共同过失犯罪，对共同过失犯罪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在现行刑法之下，难以从解释论上肯定过失的共同犯罪；作为立法论，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的主张具有合理性；本文认为，没有必要继续维持上述定式，在行为人共同引起了法益侵害，并且对法益侵害共同过失的情况下，各行为人理当对共同引起的法益侵害承担刑事责任。 “共同过失犯罪”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复杂问题。按照中国刑法的规定（将共同犯罪限定为故意犯罪）以及汉语的语义，“共同”不只是相同的含义，似乎还具有犯意联络（犯意的共通）的含义；但过失犯的特点，决定了二人以上过失犯罪时缺乏犯意的联络，而实务中又存在需要以共同犯罪处理的情形。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刑法理论对共同过失犯罪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介绍共同过失犯罪的立法史与学说史、现行法的解释与判例，以及立法论，并发表个人浅见。1 一、史论 （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刑法理论关于是否存在过失的共同犯罪，便存在不同学说。 第一种学说为肯定说或积极说。当时主张行为共同说的学者认为，所谓共犯，是指犯罪的成立乃由数人共同加担；至于其加担，则不问其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不问其为故意之罪还是过失之罪。凡一犯罪成立，有数人共同行为时，便成立共犯。惟出于故意者为故意共犯，出于过失者为过失共犯。并且认为，这样处理在学理上与立法上皆无障碍。第二种学说为否定说或消极说。当时主张犯罪共同说的学者认为，共同正犯以双方具有故意的共通为必要，因此，过失犯罪不可能存在共同正犯；过失教唆、帮助他人的行为时，即使他人具有故意之行为的，也不成立过失之教唆犯与帮助犯；故意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过失犯罪的，也不成立共犯。第三种观点为折中说，认为共犯者，乃数人参与犯罪，不问其意思为故意或过失，因此，以过失行为参与一罪之成立者，应认定为过失的共同正犯；但教唆犯与帮助犯的体样，以因果关系的中断而存在，而他人过失行为的介入，其因果关系便不为之中断。在这种场合，虽然产生间接正犯的体样，却不产生共犯关系。由此可见，折中说认为，存在过失共同正犯，但不存在过失教唆犯与过失帮助犯。2 （二）旧中国刑法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规定，经历了由全面肯定→部分肯定→全面否定的过程。 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全面肯定过失的共同犯罪。其第29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之行为者，皆为正犯，各科其刑。”第35条规定：“于过失罪有共同过失者，以共犯论。”第36条规定：“值人故意犯罪之际，因过失而助成其结果者，准过失共同正犯论，但以其罪应论过失者为限。”虽然从第29条还不能得出《暂行新刑律》承
【未完成犯罪】 1．甲与一女子有染，其妻乙生怨。某日，乙将毒药拌入菜中意图杀甲。因久等未归且又惧怕法律制裁，乙遂打消杀人恶念，将菜倒掉。关于乙的行为，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10-05） A．犯罪预备 B．犯罪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 C．犯罪未遂 D．犯罪实行阶段的犯罪中止 2．关于犯罪中止，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10-57） A．甲欲杀乙，埋伏在路旁开枪射击但未打中乙。甲枪内尚有子弹，但担心杀人后被判处死刑，遂停止射击。甲成立犯罪中止 B．甲入户抢劫时，看到客厅电视正在播放庭审纪实片，意识到犯罪要受刑罚处罚，于是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后离开。甲成立犯罪中止 C．甲潜入乙家原打算盗窃巨额现金，入室后发现大量珠宝，便放弃盗窃现金的意思，仅窃取了珠宝。对于盗窃现金，甲成立犯罪中止 D．甲向乙的饮食投放毒药后，乙呕吐不止，甲顿生悔意急忙开车送乙去医院，但由于交通事故耽误一小时，乙被送往医院时死亡。医生证明，早半小时送到医院乙就不会死亡。甲的行为仍然成立犯罪中止3．甲因父仇欲重伤乙，将乙推倒在地举刀便砍，乙慌忙抵挡喊着说："是丙逼我把你家老汉推下粪池的，不信去问丁。"甲信以为真，遂松开乙，乙趁机逃走。关于本案，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09-5）A．甲不成立故意伤害罪 B．甲成立故意伤害罪中止 C．甲的行为具有正当性 D．甲成立故意伤害罪未遂（不能犯）
4．甲欲枪杀仇人乙，但早有防备的乙当天穿着防弹背心，甲的子弹刚好打在防弹背心上，乙毫发无损。甲见状一边逃离现场，一边气呼呼地大声说："我就不信你天天穿防弹背心，看我改天不收拾你！"关于本案，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09-52) A．甲构成故意杀人中止 B．甲构成故意杀人未遂 C．甲的行为具有导致乙死亡的危险，应当成立犯罪 D．甲不构成犯罪 5．甲将自己的汽车藏匿，以汽车被盗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认为该案存有疑点，随即报警。在掌握充分证据后，侦查机关安排保险公司向甲"理赔"。甲到保险公司二楼财务室领取20万元赔偿金后，刚走到一楼即被守候的多名侦查人员抓获。关于甲的行为，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09-15） A．保险诈骗罪未遂 B．保险诈骗罪既遂 C．保险诈骗罪预备 D．合同诈骗罪 6．下列哪些选项是错误的？（06-54） A.甲、乙二人合谋抢劫出租车，准备凶器和绳索后拦住一辆出租车，谎称去郊区某地。出租车行驶到检查站，检查人员见甲、乙二人神色慌张便进一步检查，在检查时甲、乙意图逃离出租车被抓获。甲、乙二人的行为构成抢劫（未遂）罪 B.甲深夜潜入某银行储蓄所行窃，正在撬保险柜时，听到窗外有响动，以为有人来了，因害怕被抓就悄悄逃离。甲的行为构成盗窃（未遂）罪 C.甲意图杀害乙，经过跟踪，掌握了乙每天上下班的路线。某日，甲准备了凶器，来到乙必经的路口等候。在乙经过的时间快要到时，甲因口渴到旁边的小卖部买饮料，待甲返回时，乙因提前下班已经过了路口。甲等了一阵儿不见乙经过，就准备回家，在回家路上因凶器暴露被抓获。甲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未遂）罪 D.甲意图陷害乙，遂捏造了乙受贿10万元并与他人通奸的所谓犯罪事实，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检察院反贪局。
实行过限之构成及其判定标准(一) 关键词:实行过限/构成要件/判定标准/犯意超出/实质改变 内容提要:在实行过限状态下，存在两个犯罪行为：基本行为和过限行为。基本行为的构成要件为：共犯关系、实行行为、实行故意；过限行为的构成要件为：行为主体的同一性、时空场域的密接性、主观犯意的超出性。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应当有不同的等级层次。在立法领域，应当坚持超出共同故意说，此为一般判定标准；在司法领域，应当坚持实质改变说，此为具体判定标准。 实行过限，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实行犯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超出共同故意范围的一种犯罪形态①。我国现行刑法并未规定实行过限，理论界也鲜有论及，但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却迫切需要解决②，因而有必要予以研讨。 一、实行过限之本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体现事物的质和量的对立统一的是“度”。度是一事物保持自己的质和量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在这一界限内，量的增减不会改变事物的质；超出这一界限，量的积累就会发生质变，破坏原来的度而建立新的度，一事物就转化为他事物。1]217-226实行过限，是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故意这一限度之外的行为，具有一种新质，因而它不再属于共同犯罪的范畴，而是一种独特的单独犯罪形态。 在数人共同谋议犯罪的情况下，如果各行为人都按照事先谋议的内容
不折不扣、不偏不倚地实施犯罪，则将在共同谋议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一般而言，只要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没有超出共同谋议内容的范围，则无论其行为手段、犯罪情节如何变化，均是在同一限度内的量变，并不能引起质变。但是，如果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超出共同谋议内容的范围，故意地实施了另一种犯罪或者故意地实施性质、手段、对象等与谋议内容不同的犯罪或者过失地导致另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则其行为已发生质变，具有了一种新的“度”。此即所谓的“实行过限”。 实行过限是单独犯罪的一种，但又有别于纯粹的单独犯罪形态，而有着特殊的行为特征。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在行为的依附性上，即实行过限必须依附于共同犯罪才能成立，共同犯罪是实行过限的存在前提。在纯粹的单独犯罪形态下，对行为人行为的评价是以其实际实施的行为为评判对象的，根本无需考虑行为人意图实施但未实施的行为。例如行为人最初精心筹划意图实施A罪，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实际实施的是B罪，则对行为人行为的评价，应以B 罪为准，而无需考虑A罪。又如行为人实施C罪后，又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D罪。在这种情况下，对C、D两罪应当分别独立评价，彼此并不互相倚赖、参照(二者构成牵连关系、吸收关系或连续关系除外)。但对实行过限的评价，却完全不同，必须参照共同谋议的犯罪行为，以共同谋议内容作为评价基准。亦即必须将行为人实际实施的行为与共同谋议的犯罪行为进行比较，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从而得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过限及其责任归属的正确结论。如果不借助共同
《唐律》中的盗罪探析 陈玮；天津师范大学法学硕士 “六赃”是我国古代概括盗窃、强盗、贪污等诸罪，集有损于国计民生的严重犯罪于一体的重要概念。西晋张斐注《泰始律》时解说“赃”：就是“货财之利”。具体地说，就是指故意使用暴力抢劫，或不为人知的秘密方式偷窃，或利用管理、监督职权便利等手段非法攫取公私财物，侵害社会经济秩序和公私财产的六种犯罪行为的总称。《唐律疏议·名例律》曰：“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强盗和窃盗两种盗罪。 《唐律》中盗罪规定于《贼盗律》中，《疏议》中提到:“贼盗律者，魏文侯时，李悝首制法经，有盗法贼法，以为法之篇目。自秦汉逮至后魏，皆名贼律盗律。北齐合为贼盗律。后周为劫盗律，后有贼叛律。隋开皇合为贼盗律，至今不改。”这表明《贼盗律》起源于魏国李悝的法经，秦汉相承，经过北齐、北周的离合沿革，至隋开皇始确定下来，唐则沿用不改。盗罪主要包括“潜形隐面而取”的窃盗罪和以“威若力而取其财”的强盗罪。在盗罪中，强盗罪是打击的重点，其处罚酷于窃盗罪。 一、强盗 （一）强盗的概念和内涵 盗，本由“次”与“皿”二字构成。《说文解字》中记载：“次通欲，”贪的意思；皿即古代盛食物的器具。次皿便是盗。本义为因
贪而取得他人器皿中的食物。盗的要领直到张裴给晋律作注才得以明确。晋律注》：“取非其有谓之盗。”《唐律疏议》又进一步对“盗”予以划分，曰：“强盗，谓以威若力”，“窃盗，潜形隐面而取”。唐律所下的定义，直接为《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所承继。关于强盗，《唐律疏义·强盗律》明确解释了它的概念：“诸强盗，谓以威若力而取其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若与人药酒及食，使狂乱取财，亦是”。可见，唐律的强盗罪是指以“威若力”为手段而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威若力”为何意？疏云：“议曰，强盗取人财，注云‘谓以威若力’，假有以威胁人，不加凶力，或有直用凶力，不作威胁，而劫掠取财者。”从疏议的解释中可见，“威”是“假有以威胁人，不加凶力’，“力”是“或有直用凶力，不作威胁。”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对被害人实施身体上或者精神上的强制，使其不能或不敢进行反抗，从而达到盗取其财物的目的。概而言之，强盗罪是指以暴力手段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包括用威胁或凶力劫掠取财两种。 （二）对强盗罪的处罚 关于强盗罪的处罚，《唐律·强盗律》规定：诸强盗“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杀伤奴啤亦同。虽非财主，但因盗杀伤，皆是。其持仗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 可见唐律对强盗罪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这是因为强盗罪既侵犯财产又侵犯人身。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它直接威胁着社会秩序，所谓
浅谈共同犯罪中出现的牵连关系 共同犯罪是的概念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此定义中可以得知构成共同犯罪需有三个要件：一、行为人必须是两人以上；二、共同的犯罪行为；三、共同的犯罪故意。但是犯罪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共同犯罪中会出现牵连的关系。但是牵连犯又是什么呢？简言之，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同样的，构成牵连犯也有三个要件：一、以实施一个犯罪为目的；二、必须是两个以上的行为；三、数个行为之间触犯不同的罪名。 犯罪具有复杂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共同犯罪中就可能出现超出共同犯罪范围之外犯罪行为。为了更好的理解这种情况，就引申出“共犯过限”这样一个概念。共犯过限是指在共同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故意或者过失的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范围的行为而形成的一种犯罪情形。因此部分犯罪人故意或者过失超过共同犯罪范围的行为与此部分犯罪人实施的共同犯罪中的犯罪行为就可能构成牵连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情况，举两个例子说明之。例子1：甲教唆乙杀丙，乙为了干净利落的将丙给杀了而非法制造了一只枪支。例子2：甲教唆乙教训丙，乙趁天黑去丙家将丙暴打一顿致其重伤（丙不知是乙所为），乙在离开丙家的时候将丙家笔记本电脑拿走。在例子1中乙的行为就触犯了在刑法理论中的两个罪名，即非法制造枪支罪和故意杀人罪。对于甲而言，乙非法制造枪支的行为时超出了甲教唆的犯意之
外的。在例子2中同样的，乙触犯了两个罪名——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乙的盗窃行为超出了甲教唆的范围外。这两个例子就很好的说明了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超出共同犯罪的行为与共同犯罪行为可能存在牵连关系。如果仔细比较两个案例，两者又有区别。前一个案例乙的行为是行为的过限，后一个案例是结果的过限。 在共同犯罪的过程中出现超出共同犯罪外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的如何对共同犯罪定罪量刑？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共同犯罪中遵循“部分对整体负责的原则”，在牵连犯中是“从一重处罚”。如果在共同犯罪中超出共同犯罪外的行为按照牵连犯的处断“从一重处罚原则”，那么手段行为和结果行为就归属于共同犯罪中的部分犯罪行为（这里的部分犯罪行为是指在共同犯罪中与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具有牵连关系的行为）或者说手段行为和结果行为被共同犯罪中的部分犯罪行为所吸收。而在共同犯罪中的处罚原则是“部分对整体负责的原则”，那么在此原则的指导下，那么把牵连关系中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吸收了部分犯罪行为就是共同犯罪行为。如果这样是否具有刑法理论上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因为被共同犯罪中的部分犯罪行为是吸收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是超出共同犯罪范围外的犯罪行为。 另外在生活中可能出现这样的案例：丙同时欠甲乙二人的债务，但是丙不履行还债的义务，因此甲乙二人合谋将丙拘禁起来索取债务，但是由于甲临时有事而没有实施拘禁丙的行为，只有乙一人拘禁了丙，在拘禁丙的过程中，乙为索取债务非法剥夺了丙的生命。对于甲来说
共同犯罪：定罪 （一）案例 案例一1998年8月6日，某市博物馆因面临洪水威胁，将部分馆藏文物转移至安全地点。博物馆工作人员成某和范某等人负责运送，文物搬卸至新地点后，因一时来不及配备安全保管设施，当晚由成某、范某等人负责看守。当天夜里，成某悄悄潜入一文物临时堆放房间，窃取了一件馆藏画卷。不料走出房间时，正碰上范某从另一存放文物的房间出来，并手持一青铜器，二人均吃一惊，十分尴尬，但立刻明白对方也是来盗窃文物，于是都未出声，相视一笑后各自离开。以后二人均未再提起此事。司法机关对文物失窃进行调查，在询问他们时，二人均称不知情，后经侦查，案件告破。经有关部门鉴定，青铜器和画卷各估价约10万余元。 案例二1984年8月26日晚，吴平骑自行车窜至他所在的六车间，盗得紫铜240斤，放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此时，王文从四车间偷出黄铜60斤，刚出车间门口，见吴平推自行车过来，就喊住吴平，把自己偷的铜放在吴平的自行车后架上，二人一起往外运。走出不远，发现执勤人员，二人将所盗之物抛弃并逃逸。
（二）共同犯罪的概念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构成共同犯罪，主观上要有共同犯罪故意，客观上要有共同犯罪行为。刑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轧左右腿） （三）共同犯罪的认定 共同犯罪可以区分为正犯与共犯，正犯是指实行犯，其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已有规定。共犯是指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其行为在刑法分则中没有规定。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为共犯的定罪提供了法律根据。 1.正犯的定罪（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单独正犯与共同正犯） 2.组织犯（犯罪集团） 3.教唆犯 4.帮助犯（四）案例分析案例一被告人成某与范某互相之间不存共同犯罪故意，因而不构成共同犯罪，而是一种同时犯，应当分别定罪。 案例二被告人吴平与王文虽然开始没有共同犯罪故意，但在实行犯罪过程中形成共同犯意并有共同犯罪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共同犯罪：量刑 （一）案例被告人王某对甲有仇，遂出资5万元雇使张某去除掉甲，张同意，并将欲杀甲的情况告诉其妻陈某，陈某不仅不加制止，而且积极为其出谋划策，帮张买来一把尖刀用于杀甲。在陈
某甲和某乙合谋盗窃一电器仓库，由某乙先配制一把“万能钥匙”，数日后，某乙将配制的钥匙交给某甲，二人约定当晚12点在仓库门口见面后行窃。晚上，某乙因害怕案发后受惩，未到现场。而某甲如约到现场后，因未等到某乙，便用“万能钥匙”打开库房，窃得手提电脑二部，价值人民币2万元，销赃后得赃款13000元。事后，某甲分300元给某乙，某乙推脱后分文未取。某乙的行为属于下列哪个选项？ 1999年21． A．不构成犯罪 B．构成盗窃罪，但属于犯罪中止 C．构成盗窃罪，但属于犯罪未遂 D．与某甲一起构成盗窃罪既遂 答案：D．与某甲一起构成盗窃罪既遂 解析：共谋共同正犯的在预备阶段中止，需要消除对实行犯的心理上、物理上帮助的因果性。要回自己所提供的钥匙。明确告知对方自己不干了，让对方意识到自己是单打独斗。帮助犯的中止。 甲、乙共谋伤害丙，进而共同对丙实施伤害行为，导致丙身受一处重伤，但不能查明该重伤由谁的行为引起。对此，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2002年32． A．由于证据不足，甲、乙均无罪 B．由于证据不足，甲、乙成立故意伤害(轻伤)罪的共犯，但都不对丙的重伤负责 C．由于证据不足，认定甲、乙成立过失致人重伤罪较为合适 D．甲、乙成立故意伤害(重伤)罪的共犯 答案： ABC 解析：D．甲、乙成立故意伤害(重伤)罪的共犯。正确。共同犯罪，无法查明，无需查明，部分实行，全部责任。不当选。 甲与乙共谋次日共同杀丙，但次日甲因腹泻未能前往犯罪地点，乙独自一人杀死丙。关于本案，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2002年35． A．甲与乙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B．甲与乙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C．甲承担故意杀人预备的刑事责任，乙承担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 D．甲与乙均承担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 答案：A．甲与乙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D．甲与乙均承担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解析：甲乙为共谋共同正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甲预备阶段由于意志意外的原因未能犯罪既遂，构成犯罪预备？不是，要结合乙的情形分析，乙既遂，甲也既遂。 下列有关主犯、从犯、胁从犯的说法，哪些是错误的?2002年 37． A．胁从犯是指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人B．首要分子不一定是主犯
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的认定 在共同犯罪中，很多时候存在实行过限问题，如何正确认定和处理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它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 一、实行过限在构成上的特征 实行过限指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在共同实行犯的情况下，甲乙二人共同实行犯罪，如果甲实施了超出共同故意范围的犯罪行为，对此甲本人对过限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实行过限，最主要的是要确定共同犯罪的故意的范围。行为人不但明知自己的行为危害社会，也都知道是在和别人一道实施这一行为；其次，所有行为人的主观意向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主观意向都是朝着同一个特定的犯罪事实或结果展开，共同故意的一致性联系在实际上往往存在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差异，但并不影响共同故意的存在。 二、共同实行犯中实行过限的认定 在认定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的时候，要把实行过限与临时起意的共同犯罪行为加以区别。所谓共同犯罪过程中临时起意的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共同犯罪人共谋犯甲罪，但在实行甲罪的过程中又临时起
意，共犯乙罪，在这种情况下，乙罪虽然是超出了前罪共谋范围而形成的新罪，但却是各共同犯罪人共同实行的，因此不存在实行过限的问题。但如果共同实行犯中的某一个实行犯临时起意实施了超出共谋范围的犯罪行为，则应分别不同情况得出不同的结论。一是其他共同犯罪人对超出共同故意的犯罪根本不知情，这种情况就谈不上对该犯罪行为具有罪过，因此该犯罪行为属于实行过限。二是其他共同犯罪人知情，这表明对该犯罪行为是容忍的，主观上对超出共同故意范围的犯罪行为有认识，尽管没有亲自实行，也应对该罪承担责任。 笔者在办案过程中，就遇到上述第二种情况的案件。甲、乙、丙三人预谋去丁家盗窃，晚上趁丁熟睡之机，三人进入丁家，按事先分工，由丙在门口望风，甲、乙入室翻钱，甲、乙二人从柜橱里翻出5万元人民币准备逃走时，丁被吵醒，甲在没征得乙、丙同意的情况下，当着乙的面用丁家床上的一把剪刀将丁头部扎伤，后甲、乙出屋叫上丙一起逃走。路上甲将扎伤丁的事实告知丙。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丙的行为构成事先预谋的盗窃罪，甲的行为属于实行过限，应定抢劫罪，这都没有争议。而对乙的行为是否属于实行过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乙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因为甲、乙、丙共谋盗窃，乙按事先分工实施了盗窃行为，而在共同盗窃过程中，甲当场使用暴力用刀扎伤丁构成抢劫罪，但甲的行为超过了三人共同故意且是甲单独实施的，与乙无关，只能由甲个人负责，因此乙只对盗窃罪承担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乙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因为甲对丁实施暴
共同犯罪的分案审理探析 ——以法院审判为视角论文提要： 共同犯罪一直是刑法研究的热点，实体法上对于共同犯罪研究较为深入，但共同犯罪诉讼制度未得到理论界的重视，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在共同犯罪分案审理时，理论研究较为欠缺，大部分集中在分案适用范围及检察机关适用等相关程序问题。在一些共同犯罪案件中，由于有共犯人无法到案、移送管辖或其它原因，不可避免要分案审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适用“另案处理”情况较多。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指导意见》对于共同犯罪分案审理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所规定。由于共同犯罪案件属同一犯罪事实，各共同犯罪人行为之间有关联性，分案审判必然给法院认定事实和定罪量刑造成困难，但对于这方面问题理论界研究较少，司法实践中做法也多种多样。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共同犯罪分案审理含义进行分析，并提出分案审理法理依据和对于司法实践中的价值作用。然后对这一问题在我国立法上和司法上所表现出来的现状进行介绍,指出法院在共同犯罪分案审理方面的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法院在共同犯罪分案审理面临问题提出一些解决建议，帮助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能更好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全文共）
主要创新观点： 本文主要是从法院审判的角度对共同犯罪分案审理制度进行分析，指出法院在共同犯罪分案审理中面临的困境和难点。主要包括：第一、前案判决对于后案预决力问题；第二、其他共同犯罪人在分案审理时身份界定及其提供言辞证据审查问；第三、同案同判问题；第四、附带民事诉讼处理问题；第五、二审法院全面审查范围问题。笔者从法院审判实践出发，提出些许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由于分案审理对法院审理影响较大，应赋予法院对于是否分案、如何分案决定权。对于前案判决预决力问题，笔者认为将前案判决视为证据，对于前案判决书所列证据在后案审理应予以质证。共同犯罪人在分案审理中应以“同案人”供述列明，应以被告人供述审查原则对共同犯罪人言辞证据予以审查。对于同案同判，法院只能加强沟通，尽力避免同案不同判。对于附带民事诉讼问题，笔者认为另案起诉更加有利于审判。、对于二审审查范围，笔者认为应以程序法上界定全案，对于二审判决与其他判决不一致可以审判监督程序解决。
浅析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一) 内容摘要：共同犯罪中个人行为中止的有效性问题，在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一个认定的难点。本文首先介绍我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一般理论，继而介绍共同犯罪中止的特点，目前理论界存在的争议，最后提出笔者的解决观点，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犯罪中止共同犯罪有效性一、如何理解共同犯罪的中止我国刑法理论界认为，共同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犯罪中止是犯罪构成过程中的特殊形态。当这两种特殊形态相结合时，就产生共同犯罪的中止。共同犯罪的中止是对刑法分则个罪的基本构成要件的修正形态，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如果所有的共同犯罪人一致自动地放弃犯罪或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自然同单独犯一样，各个共同犯罪人都成立犯罪中止，对此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理论界都没有争议。但是，对于共同犯罪中的部分成员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单独中止的犯罪，在具备什么条件下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这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尚存在争议。根据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犯罪中止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在实行行为终了之后，结果发生之前，基于自己的意志，采取某种措施防止了结果的发生。犯罪中止的构成特征，应该具备四个条件：其一是时空性，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记在犯罪行为开始实施之后，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均可以中止；其二是自动性，即行为人必须是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其三是彻底性，即行为人必须彻底放弃了原来的犯罪；其四是有效行性，即行为人必须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犯罪中止不仅在单独犯中存在，而且在共同犯罪中也存在。共同犯罪的中止与单独犯罪的中止构成条件在“时空性”“自动性”“彻底性”要件上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有效性”要件的理解上。认定共同犯罪的中止，关键是对有效性要件的理解。①]在单独犯罪的场合，只要行为人能有效地防止本人行为可能造成的犯罪结果发生，就具备有效性。在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人自动放弃犯罪，部分犯罪人执意要把犯罪进行到底，部分自动放弃犯罪的人具备何种条件才能具有“有效性”？这一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主要有五种不同的观点：第一，既然共同犯罪行为具有整体性特征，那么，其犯罪中止的有效性也只能以整个共同犯罪是否最后达到完成状态来确定，个别共同犯意图中止犯罪就不能成立。第二，共同犯罪行为虽然具有整体性特征，但实际上是由每个共犯的独立行为组合而成的。其中个别共犯自动停止犯罪，就与共同犯罪完全脱离了关系，之后与其他共犯的行为就不再有任何的关联，因此，其自动停止犯罪就应被视为犯罪中止。第三，除主犯外，其他共犯中止的有效性，应以行为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为限而阻止无效的，仍可成立犯罪中止。第四，共犯中止的有效性，应以他是否有效地切断自己以前的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确定。如果个别共犯以自己消极或积极的行为确定已切断其以前的犯罪行为同以后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即使共同犯罪的危害结果最后由其他共犯促成发生，亦能成立中止犯罪。第五，判断共犯中止有效性的标准是中止者必须使自己的行为与整体的共同犯罪行为解体，即主观上切断与其他共犯之间的共同故意联系，客观上抵消自己先前行为对共同行为所起的合力作用，使之消除对罪犯形成既遂的原因力。②]笔者认为第五种观点比较合理，其综合考虑了共同犯罪人成立犯罪中止在主客观方面的要求，符合我国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共同犯罪是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为完成统一犯罪目的而活动，他们的行为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由于共同犯罪人主客观的共同性，个共犯具体的主客观情况都丧失其独立决定行为性质的作用。再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上看，无论分工和参与程度如何，各个共同犯罪人的危害行为都与危害结果有因果关系。部分共犯自动停止犯罪，如若成立犯罪中止，就必须在主观上切断与其他共犯的共同故意联系，即需要使其他共犯认识到其不再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同时在客观上消除其以参与实施的行为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所产生的原因力，也即消除其行为与危害
摘要：共同过失是否能构成共犯一直是刑法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的通说认为：过失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但是如果分析共同犯罪的处罚依据和前后因果关系，共同承担一定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可以构成共同过失正犯和结果加重犯的共犯，但是在理论上，并不承认过失教唆犯和过失帮助犯。 关键词：过失共犯；共同犯罪；比较法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20-0128-02 作者简介：潘海涛（1993-），男，安徽人，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在读。 一、国内有关过失共犯能否成立共同犯罪的争论 目前我国学界刑法理论的通说对过失共同犯罪持否定态度，无论是过失教唆犯与过失帮助犯，还是过失正犯以及结果加重犯的共犯都不能得到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承认。这种学说认为：第一，共同犯罪行为是有机统一的。然而共同过失犯罪因为相互之间缺乏行为和犯意上的联系，不能称之为统一体。第二，过失共同犯罪之中，各个行为人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犯罪的分工以及对犯罪结果作用的大小之分。 刘朝阳[1]在反驳通说时认为，从共同犯罪的处罚根据、犯意联络和行为的有机整体以及定罪处罚上这四个方面对共同过失能够满足共同犯罪的论述。 张明楷[2]同样不支持通说，他认为：第一，通说没有对共同犯罪的本质进行科学的阐述。实际上，即使没有行为人之间的犯意联络，他们的行为也很大程度上会对法益造成侵害后果，而且并非出于故意。第二，一般的犯罪事实之中，共同过失的行为人对于法益侵害后果的作用是存在明显的不同的。第三，同说不赞同对过失共同犯罪安共同犯罪处罚，而是要对各行为人以其各自行为分别定罪量刑，但是实际操作并不是这样。因为按照通说观点对过失共同犯罪分别定罪量刑，还是要分析各个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各行为人的过错，这样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会进入不可得的死角。 二、国外关于共同过失能否成为共同犯罪的争论 （一）否定说 否定说不仅否认过失共犯，也否认故意犯和过失犯能构成共同犯罪。这种学说的主要理由有：第一，共同犯罪要求各行为人之间无论从行为还是心理上都存在一种相互作用、促进的联系。第二，过失犯本质是出于过失没有履行应尽的注意义务，这也就没有所谓犯罪意思的交流和意图的共谋。[3] （二）肯定说 肯定说承认过失共犯，该观点主要理由有：第一是行为共同说看来，共同犯罪就是各行为人在犯罪构成要件都满足之前的存在共同行为，只要求各行为人行为是具有共同的意思。第二是站在目的行为论的立场上，认为不注意的目的行为，也是意思行为的一种，两人以上完全可以一同实行过失行为。过失犯中的实行行为只是没有履行一定的注意义务，两人及以上完全可能共同实施这种行为，所以承认过失共犯的存在。 三、从犯罪构成上看待共同犯罪 （一）国内学者观点 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我们在进行犯罪判断和证成时应采用的思维模式，是刑法学的基础核心，在近代刑事法治文明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因而我们在分析共同过失犯罪时，即确定共同过失能否成立共同犯罪，需要从犯罪论的最基本成立要件来加以思索，不能抽离的分析共同过失的具体变现能否表现为共同犯罪。 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影响最为深远的犯罪构成理论便是从前苏联学习的“四要件说”，也就是将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最为犯罪构成要件，首先阐释犯罪构成四个要件，再继续分析可以出罪的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