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之关系新解
从主观方面来说，共同犯罪的构成形态从古至今应该是：共同故意犯罪→共同过失犯罪→混合共同犯罪。至于单位与个人构成的混合型共同犯罪，除了犯罪主体是混合的以外，同时，必然涉及到更为复杂、深层的单位中“责任人员”的主观心态与单位外自然人主观心态的混合问题。此外，笔者认为，这种新型共同犯罪中所展示出来的混合罪过，才是实实在在的混合罪过。
笔者认为抢劫罪属于复合的结果加重犯，其构造模式＝想象竞合犯＋结合犯，想象竞合犯是指基本犯与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而结合犯则指的是基本犯与故意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
传统刑法立法秉承的基本理念是“以故意犯罪为原则，以过失犯罪为例外”，但现代刑事立法中，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关系密切、互为依存，既有交叉关系，也有并存关系，还有竞合关系。本文以单位犯罪、渎职型犯罪以及结果加重犯等为例，分别阐述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特殊关系，以期在一个新的视野下科学地把握过失犯罪内部构造及其地位、作用，对进一步完善刑法立法、丰富刑法理论有所裨益。
一、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交叉关系—以单位犯罪为视角
（一）单位犯罪是整体犯罪与个体犯罪的有机统一
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首要特征当属有机整体的单位犯罪与参与人员个体犯罪所形成的双层犯罪构造的有机统一体。正因为如此，当没有规定单位犯罪时才有理由以自然人犯罪论处。笔者前些年曾撰文论述单位犯罪的整体性问题，后来，逐步认识到单位犯罪具有双重性特征。也就是说，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单位犯罪首先是整体性的“单位犯罪”，因此，以前对单位犯罪整体性所作的论证仍然成立。同时，在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以故意犯罪为例，下同）各自又是一个独立的犯罪主体，其在实施单位犯罪的大目标与前提之下有意（少数为过失）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可责难性，只不过这种可责难性与单位整体犯罪之间是一种竞合关系而已。事实上，单位犯罪中的整体犯罪与个别犯罪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且是现实而具体的。质言之，单位犯罪具体表征为单一犯罪与共同犯罪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就单位犯罪本身来看，是一个整体犯罪，一个由各个要素所构成的单一的犯罪实在，或曰一个单纯之罪；另一方面，就叠加为犯罪单位幕后的自然人而言，其各自仍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其实施单位犯罪整体行为时的心态，不外乎现行法律规定的且早已成为通说的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有识过失、无识过失的四种罪过心态及无罪过心态。据此，加工于单位犯罪中的相关自然人就可以分成三类：其一是故意犯罪者，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在内；其二是“过失犯罪”者；其三是不为犯罪者。从现行法律的规定来看，责任人员的主观心态无论是故意抑或是过失，均无不可。但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原则上把持过失心态的“责任人员”排除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射程之外。这样，对于绝大多数故意的单位犯罪来说，至少从司法实践的结果来看，其责任人员自身的犯罪也属于故意犯罪，且与单位犯罪的罪名是相同的，因此，从相对独立性层面来审视单位故意犯罪中的责任人员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新型共犯关系。其实，从共同犯罪发展的路径与逻辑来看，单位犯罪中出现的故意与过失同时存在的现象，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只不过，理论的归纳与提升往往滞后于现实。翻开立法史观之，就会发现犯罪化走过了这样一组路径：A．故意犯罪结果犯→故意犯罪危险犯→故意犯罪行为犯→故意犯罪举动犯；B．过失犯罪结果犯→过失犯罪危险犯；C．故意犯罪共同犯→？→？？。从以上路径可以看出，这个“？”就是共同过失犯罪，换言之，犯罪化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共同过失犯罪。而“？？”就是“混合的共同犯罪”，即“故意＋过失”的新型共同犯罪。
（二）单位犯罪中责任人员之间的新型共犯关系
根据单位犯罪的特征与内部构造模式，单位故意犯罪中的自然人责任人员之间实质上属
于共同犯罪关系，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或曰一种崭新的共犯关系。言其特殊，从犯罪学意义上来说，责任人员的主观心态有的是故意，有的是过失，甚至无罪过者之行为也是该共同犯罪得以实现所不可或缺的。当然，一般情况之下，在司法实践中则把其中持过失心态的“责任人员”给谦抑掉了，无罪过者的行为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司法实践中承担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就成了清一色的持故意心态的责任人员而构成共犯之情形。其特殊之处还在于，这种共同犯罪是在单位合法存在的前提之下实施的犯罪行为，正因为单位犯罪是以合法存在的单位为前提的，所以，一般来看，单位犯罪中除了那些实施了“犯罪行为”却没有主观罪过的人员不构成犯罪以外，往往还有其余人员根本就没有任何行为之加工，他们是犯罪单位中地地道道的不知情“另类”，因此，单位犯罪下的自然人犯罪与单纯的自然人共同犯罪有着明显的差别，即后者只有分工不同，但没有“另类”之存在。言其崭新，意谓这种原本包含过失心态在内的混合型共同犯罪，在以往或者在没有规定单位犯罪的刑法视野中是难以想象的。对此，陈兴良教授也持肯定意见，他指出“法人共同犯罪是指在法人犯罪的情况下，由法人组织中的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法人是单独犯罪，而法人组织中的自然人则是共同犯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法人组织的代表人不止一人，有的甚至是一个决策机构，涉及数十人。在这种情况下，构成法人犯罪的法人组织中的自然人犯罪就是共同犯罪”。当然，如前所述，单位故意犯罪中也会出现直接负责的直接责任人员在主观上属于过失的情形，在该种情形下，就属于混合的共同犯罪，正是单位共同犯罪的特殊之处。对此，也有论者持肯定意见，比如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不能作机械的、片面的理解。首先，所谓直接负责，是指对本单位或所属部门负有直接责任；其次，作为本单位的领导或主管人员，约束本单位遵守国家法纪是其应尽的职责，放弃这种职责就会使法人犯罪畅行无阻，当然应负失职的责任，这种责任在刑事法律中自然就是刑事责任。因此，由于单位主管人员的放任自流而导致属下公然进行单位犯罪的，应当视为对单位犯罪负有直接责任而追究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从上海法院系统审理单位犯罪调查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单位犯罪案件中，法院认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都是在单位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但也有个别情况法院以监督过失为由追究单位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而监督过失也是过失心态的一种，出于这种过失心态而被作为单位主管人员追究与故意的责任人员相同罪名的刑事责任，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就是所谓的新型共同犯罪形态。
以上可知，在故意单位犯罪中，尽管多数情况下责任人员的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但也不排除个别责任人员的主观方面出于过失，概言之，在单位犯罪的背景下，责任人员故意与过失交叉融合在一起，形成新型共犯关系。
二、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并存关系—以渎职型犯罪为视角
这里所称的渎职型犯罪是从犯罪学意义上来讲的，其范围除了《刑法》分则第9章规定的渎职犯罪以外，还包括分则第3章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甚至包括违法发放贷款罪以及交通肇事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等等。从立法规定上来看，过失与故意并存的关系，主要表征为既成的并存关系与潜在的并存关系两种情形。
（一）既成的并存关系
首先以违法发放贷款罪为例。就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主观方面而言，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有的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即行为人对于非法发放贷款的行为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是出于过失，这种过失一般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有的认为，本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从其主观方面对违法发放贷款行为的认识因素来看，行为人既可能是明知违法而为之，也可能是工作极不负责任，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而为之。从行为人主观方面对贷款受到重大损失的结果的认识与意志因素来看，多数情况下出于过失，但也不排除特殊情况下出于故意。也有的明确指出本罪主观方面属于间接故意和过失构成的复合罪过。
对此，笔者认为，从广义上来看，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犯罪主体是一种特殊主体，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既可能出于过失，也可能出于故意，这一点似乎可以从本罪规定的最高法定刑为15年有期徒刑的较重的刑罚得到一定的佐证。当然，对于本罪的故意难免存在着疑问：一是如果行为人属于国有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那么，其故意造成重大损失，就应该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而不构成本罪；二是，如果行为人属于内外勾结，为诈骗分子提供方便，数额巨大的，则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本罪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之间属于交叉竞合关系，因为本罪的主体并不限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非国有金融机构的人员也可构成。在犯罪主体属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前提下，本罪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就属于法条竞合关系，而且本罪属于特别法，这对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犯罪而言的，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径直以本罪定罪处罚符合立法本意和刑法原则。同时，对于内外勾结的共犯形态，是否以共同犯罪处理呢？笔者认为，也没有必要。就像走私罪与放纵走私罪、脱逃罪与私放在押人员罪等犯罪的立法特别规定一样，这些场合中，应当分别依照法律的规定，定罪处罚，而不易共同犯罪论处。
其次以玩忽职守罪为例。对于玩忽职守罪的罪过，理论界也有几种观点：有的认为，第一种是过失说，认为玩忽职守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不可能是故意。即应当预见到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发生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结果，但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主张玩忽职守罪的罪过形式为过失的主要理由是：根据我国通行的刑法理论同一法条规定的同一罪名只能有一种罪过形式，或者是故意，不能兼有。同时，玩忽职守罪是指行为人不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不负责任，对于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并非出于其本意，因而是过失。笔者认为，无论是玩忽职守罪的罪过，还是滥用职权罪的罪过，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只能由一种罪过构成，而且，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被规定在同一法条之中，两者的法定刑也完全一样，因此，仅凭“一罪一罪过”的传统观念，难以理解这种新的立法模式。其实，刑法第398条关于故意泄漏国家秘密罪与过失泄漏国家秘密罪的立法模式已经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即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不仅可以规定在一个法条中，并共用同一法定刑，还通过明确的方式表明了罪过形式。尽管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罪过形式没有被立法者在法条中直接表明，但是，结果犯的立法模式就预示着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针对结果而言的，而不是针对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的行为本身，至于对危害后果的心理态度显然不能排除故意的存在。有的则认为，“过失或者故意说”有违我国的刑法理论。我国《刑法》总则按照罪过形式把犯罪区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两大类。根据我国刑法理论，某种犯罪基本构成的罪过形式只能是一种，或者是故意，或者是过失，而不应当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笔者认为，“应不应当”与“立法现实”是两个问题，不能把“应然”与“实然”相混淆。从立法技巧上来看，如果《刑法》中只规定一个“泄露国家秘密罪”，那么，谁能否认这个“泄露国家秘密罪”的主观方面只有故意或者只有过失呢？
（二）潜在的并存关系
以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犯罪为例。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对于本罪的罪过，一般认为主观方面是过失，且过失是指行为人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至于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本身，则可能是明知犯。当然，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故意态度，就构成了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孙伟铭醉驾案、姚锦云驾车撞人案等均为适例。就目前我国对交通肇事罪的立法来看，采取的是结果犯的立法模式，行为人对结果的心理态度也只能出于过失。然而，如果立法上采取截短的构成要件的立法模式，即把故意醉酒驾驶但尚不存在危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的话，毫无疑问，这个新的“醉酒驾驶罪”是比
交通肇事罪更为轻微的一种犯罪，且属于典型的行政犯。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立法中增设“醉酒驾驶罪”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实上，国外醉酒驾驶构成犯罪已有先例，根据《德国刑法典》第315条c（危害公路交通安全）的规定，饮用酒或其他麻醉品，因而危及他人身体、生命或贵重物品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过失为上述行为（饮用酒或其他麻醉品），且过失造成危险的，处2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由此可见，德国不仅对于故意的醉酒（使用毒品、麻醉品）而驾驶的予以犯罪化，而且过失实施这些行为，即便是对可能导致的危险也出于过失时，也作为犯罪的来处理的。英国《刑法》规定，酒后驾驶无论既遂或未遂，也无论是否造成交通危险，均构成犯罪。当然，笔者认为，我国在立法上对醉酒驾驶犯罪化时，要考虑到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接轨问题，可以把醉酒驾驶的主观罪过限制在故意的范围之内。按照这样的立法路径，很明显，现在的交通肇事罪中由于包含了行为人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主观故意在内，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过失犯罪本身暗含着故意犯罪。
三、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竞合关系—以结果加重犯为视角
结果加重犯，也称加重结果犯，是指实施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发生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因而刑法规定加重刑罚的犯罪形态。据此，结果加重犯的首要特征就是法律拟制性，即法定性，或曰特别规定性。没有法律的规定，就不能构成结果加重犯，这是罪刑法定原则中处罚法定的要求，同时也是结果加重犯与其他罪数形态，如牵连犯、连续犯等不同之处所在。当然，这里的法定性并不是总则性规定，只是分则中个别性规定。对法定性特征，中外学者一般持赞成态度，如有的指出：“结果加重犯的成立，以刑法上有加重其刑之规定者为限，为各国刑法所共认。虽因犯罪，致生一定结果，而刑法上并无加重其刑之规定，与结果加重犯无关。”日本学者中川佑夫说：“所谓结果的加重犯，是由于基本犯罪的行为，进而发生较重结果的场合，将该基本犯罪与加重的结果视为一个犯罪，处罚较基本犯罪的刑罚为重的犯罪类型。”
（一）基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
根据刑法基本理论，过失犯罪为结果犯，因此，即使立法规定当出现了更重的结果时加重其刑的情形，也只能属于情节加重犯，其不同程度的结果只是表明危害程度的不同，其结果在性质上还是同一的，不符合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特征。因此，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罪应当属于故意犯罪，而不包含过失犯罪在内，如同有学者指出，“过失犯罪以发生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法定的危害结果为成立要件，而这种危害结果是单一的，不存在超越单一结果的复合结果即加重结果。因此，过失犯罪不具备结果加重犯的特殊复合构成。”不难理解，如果基本罪为过失，而加重罪为故意，则整个犯罪的属性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应当以加重罪的故意犯罪论处，这时已不再属于结果加重犯的范畴。所以，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罪的主观方面应当属于故意。
（二）加重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
由于结果加重犯中只有一个基本行为，如果行为人对重结果在主观上持故意的心态时，则不论是直接故意抑或是间接故意，根据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要求，该种情形均当以重结果的故意犯罪论之，因而不再属于结果加重犯的范畴了，由此可以推知，加重罪的罪过不可以是故意而只能是过失。正如日本学者香川达夫所言，“对加重结果持故意时与一般的故意的结果犯没有任何区别，不应包括在结果加重犯之中。因为设立结果加重犯概念是为了贯彻责任主义原则，是对结果加重犯没有过失的行为人不对加重结果承担责任而对加重结果持故意时本身就是应负刑事责任的。因此，设定故意的结果加重犯没有任何意义，只能承认过失的结果加重犯”。但也有论者指出，应当将其理解为间接故意。不能将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理解为直接故意，当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主观罪过是直接故意时，其行为性质失去了基本犯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对行为人应当按照加重结果的故意犯罪定罪处理。此论述难以让人理解，为什么同为故意，只有间接故意可以成为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而将直接故意
排除在外。这明显不合逻辑。
据上可知，结果加重犯的形态是法律对特殊类型的犯罪予以一罪化处理的结果，基本罪与加重罪两者分别属于故意与过失两种不同的罪过形式，而根据结果加重犯的定罪原则，只按照基本罪一罪定罪并加重处罚，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为例，依照法律规定其罪名仍为故意伤害罪，即从表面上看是故意犯罪，但其内部构造中已经臵人过失犯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所以，从结果加重犯的外部构造来看，基本罪与加重罪之间属于想象竞合犯形态，是一种法律拟制的特殊的故意与过失合二为一的想象竞合犯。
论共同犯罪(一) 论文摘要 一、共同犯罪概述 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疑难而复杂的问题,研究犯罪的共同形态对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共同犯罪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统一。因此在共同犯罪中我们应当将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考虑进去，将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分工情况来看，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类。 二、单位共同犯罪 单位犯罪是经单位组织决策机构后形成的整体意志，这种单位整体意志由单位内部组织中的自然人行为转化为单位的犯罪行为。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以共同犯罪的一般标准来评判，单位犯罪是以共同犯罪形态出现的，这也是立法对单位犯罪往往规定追究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原因。 三、关于片面共同犯罪理论 所谓的片面共同犯罪，是指单方面具有与他人共同参与犯罪的的故意的情形。片面共犯具有，主观联络的单向性，主观上的直接故意性，客观行为上的协同利用性，共同犯罪人类型的多样性,片面共犯的确立可以是片面共犯找到法律上的依据，使其能够罚当其罚，罪当其罪。关键词:共同犯罪；单位共同犯罪；片面共同犯罪；形态；特征；存在必要性。一、共同犯罪的概述 一>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成立条件 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疑难而复杂的问题,研究犯罪的共同形态对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该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共同犯罪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之间才能构成共同犯罪。所谓共同必须是：1、各共犯人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2、各共犯人主观上彼此沟通、互相联络，都认识到自己不是在孤立地实施犯罪，而是和他人一起共同实施犯罪1]。但是同时我国刑法也规定了几种不能构成共同犯罪的形式：1、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成立共犯；2、同时犯不成立共犯；3、间接正犯不成立共犯；4、故意犯与过失犯的某些行为彼此联络或联系，不成立共犯；5、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6、超出共同故意以外的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7、事先无通谋的窝藏、包庇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8、所谓“片面共犯”不是真正的共犯；9、法人犯罪不是共同犯罪，法人犯罪是法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实施的犯罪，因此它不是共同犯罪，法人内部直接参与犯罪实施的人也不成立共同犯罪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共同犯罪的关系，而是作为法人有机整体内部的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简单说就是法人实施犯罪时的内部结构。如果是法人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两种情况：1、两个或两个以上法；2、一个或一个以上法人与一个或一个以上自然人共同故意犯罪2]。 《二>共同犯罪的形式 共同犯罪的形式，也即共同犯罪的结构是指各共犯人的故意犯罪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相会作用的方式。共同犯罪的形式不同起身会危害性就不同。我国刑法只规定了构成共同犯罪的一般条件和犯罪集团，在理论上，则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标准将共同犯罪划分为多种形式。 1、犯罪能否由一个人能够单独实施形成为标准进行划分，分为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人能够单独实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时，就是任意共同犯
论犯罪故意的要素 杨松明 摘要：犯罪故意属犯罪构成部分，是主观心态的一方面。一般而言，各国刑法均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包含两个方面，一为认识因素，一为意志因素。根据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不同组合，理论上有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划分。直接故意的组合形式包含可能性认识与希望态度、必然性认识与希望态度；间接故意的组合模式包含可能性认识与放任态度、必然性认识与放任态度。学界关于故意的构成要素，存在着认识说、希望说与容认说的三种区分。通过对犯罪故意构成要素的阐述，能够得出清晰界定犯罪主体主观心态的重要性的目的。充分合理解释犯罪故意，有利于完善犯罪构成理论；有利于司法实务解决如何定罪的问题。 关键词：犯罪故意，构成要素，认识因素，意志因素 1、引言 人的行为被评价为危害行为，其现实依据便是造成了损害——有形损害和无形损害，也就是我们理论意义上所涉及的法益。然而，并非所有的危害人行为都会受到惩罚，那么在何种程度上，危害行为要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呢？那么让我们来看首要的根据就是实施这一危害行为时的主观罪过。换句话来说，没有主观罪过的危害行为成立罪的问题是不合理的。正是基于这一点，精神病患者在其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不论其行为造成多大客观危害，追究其刑事责任都是荒谬的。一个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与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必须要达到国家的认可程度，才能认定其已经具备主观罪过的可能性。故意是犯罪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追究主观故意的心态有助于避免客观归罪的可能性，实现归罪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局面。如此来看，有必要对犯罪故意进行充分完整地阐释。 2、国内外相关研究
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 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关于过失犯罪与共同犯罪的关系，旧中国刑法与刑法理论采取了以下定式：新派——主观主义——行为共同说——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旧——客观主义——犯罪共同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新中国刑法及理论通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但理论上的论证存在疑问；审判实践上已悄悄地承认共同过失犯罪，对共同过失犯罪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在现行刑法之下，难以从解释论上肯定过失的共同犯罪；作为立法论，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的主张具有合理性；本文认为，没有必要继续维持上述定式，在行为人共同引起了法益侵害，并且对法益侵害共同过失的情况下，各行为人理当对共同引起的法益侵害承担刑事责任。 “共同过失犯罪”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复杂问题。按照中国刑法的规定（将共同犯罪限定为故意犯罪）以及汉语的语义，“共同”不只是相同的含义，似乎还具有犯意联络（犯意的共通）的含义；但过失犯的特点，决定了二人以上过失犯罪时缺乏犯意的联络，而实务中又存在需要以共同犯罪处理的情形。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刑法理论对共同过失犯罪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介绍共同过失犯罪的立法史与学说史、现行法的解释与判例，以及立法论，并发表个人浅见。1 一、史论 （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刑法理论关于是否存在过失的共同犯罪，便存在不同学说。 第一种学说为肯定说或积极说。当时主张行为共同说的学者认为，所谓共犯，是指犯罪的成立乃由数人共同加担；至于其加担，则不问其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不问其为故意之罪还是过失之罪。凡一犯罪成立，有数人共同行为时，便成立共犯。惟出于故意者为故意共犯，出于过失者为过失共犯。并且认为，这样处理在学理上与立法上皆无障碍。第二种学说为否定说或消极说。当时主张犯罪共同说的学者认为，共同正犯以双方具有故意的共通为必要，因此，过失犯罪不可能存在共同正犯；过失教唆、帮助他人的行为时，即使他人具有故意之行为的，也不成立过失之教唆犯与帮助犯；故意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过失犯罪的，也不成立共犯。第三种观点为折中说，认为共犯者，乃数人参与犯罪，不问其意思为故意或过失，因此，以过失行为参与一罪之成立者，应认定为过失的共同正犯；但教唆犯与帮助犯的体样，以因果关系的中断而存在，而他人过失行为的介入，其因果关系便不为之中断。在这种场合，虽然产生间接正犯的体样，却不产生共犯关系。由此可见，折中说认为，存在过失共同正犯，但不存在过失教唆犯与过失帮助犯。2 （二）旧中国刑法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规定，经历了由全面肯定→部分肯定→全面否定的过程。 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全面肯定过失的共同犯罪。其第29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之行为者，皆为正犯，各科其刑。”第35条规定：“于过失罪有共同过失者，以共犯论。”第36条规定：“值人故意犯罪之际，因过失而助成其结果者，准过失共同正犯论，但以其罪应论过失者为限。”虽然从第29条还不能得出《暂行新刑律》承
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之关系新解 从主观方面来说，共同犯罪的构成形态从古至今应该是：共同故意犯罪→共同过失犯罪→混合共同犯罪。至于单位与个人构成的混合型共同犯罪，除了犯罪主体是混合的以外，同时，必然涉及到更为复杂、深层的单位中“责任人员”的主观心态与单位外自然人主观心态的混合问题。此外，笔者认为，这种新型共同犯罪中所展示出来的混合罪过，才是实实在在的混合罪过。 笔者认为抢劫罪属于复合的结果加重犯，其构造模式＝想象竞合犯＋结合犯，想象竞合犯是指基本犯与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而结合犯则指的是基本犯与故意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 传统刑法立法秉承的基本理念是“以故意犯罪为原则，以过失犯罪为例外”，但现代刑事立法中，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关系密切、互为依存，既有交叉关系，也有并存关系，还有竞合关系。本文以单位犯罪、渎职型犯罪以及结果加重犯等为例，分别阐述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特殊关系，以期在一个新的视野下科学地把握过失犯罪内部构造及其地位、作用，对进一步完善刑法立法、丰富刑法理论有所裨益。 一、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交叉关系—以单位犯罪为视角 （一）单位犯罪是整体犯罪与个体犯罪的有机统一 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首要特征当属有机整体的单位犯罪与参与人员个体犯罪所形成的双层犯罪构造的有机统一体。正因为如此，当没有规定单位犯罪时才有理由以自然人犯罪论处。笔者前些年曾撰文论述单位犯罪的整体性问题，后来，逐步认识到单位犯罪具有双重性特征。也就是说，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单位犯罪首先是整体性的“单位犯罪”，因此，以前对单位犯罪整体性所作的论证仍然成立。同时，在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以故意犯罪为例，下同）各自又是一个独立的犯罪主体，其在实施单位犯罪的大目标与前提之下有意（少数为过失）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可责难性，只不过这种可责难性与单位整体犯罪之间是一种竞合关系而已。事实上，单位犯罪中的整体犯罪与个别犯罪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且是现实而具体的。质言之，单位犯罪具体表征为单一犯罪与共同犯罪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就单位犯罪本身来看，是一个整体犯罪，一个由各个要素所构成的单一的犯罪实在，或曰一个单纯之罪；另一方面，就叠加为犯罪单位幕后的自然人而言，其各自仍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其实施单位犯罪整体行为时的心态，不外乎现行法律规定的且早已成为通说的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有识过失、无识过失的四种罪过心态及无罪过心态。据此，加工于单位犯罪中的相关自然人就可以分成三类：其一是故意犯罪者，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在内；其二是“过失犯罪”者；其三是不为犯罪者。从现行法律的规定来看，责任人员的主观心态无论是故意抑或是过失，均无不可。但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原则上把持过失心态的“责任人员”排除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射程之外。这样，对于绝大多数故意的单位犯罪来说，至少从司法实践的结果来看，其责任人员自身的犯罪也属于故意犯罪，且与单位犯罪的罪名是相同的，因此，从相对独立性层面来审视单位故意犯罪中的责任人员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新型共犯关系。其实，从共同犯罪发展的路径与逻辑来看，单位犯罪中出现的故意与过失同时存在的现象，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只不过，理论的归纳与提升往往滞后于现实。翻开立法史观之，就会发现犯罪化走过了这样一组路径：A．故意犯罪结果犯→故意犯罪危险犯→故意犯罪行为犯→故意犯罪举动犯；B．过失犯罪结果犯→过失犯罪危险犯；C．故意犯罪共同犯→？→？？。从以上路径可以看出，这个“？”就是共同过失犯罪，换言之，犯罪化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共同过失犯罪。而“？？”就是“混合的共同犯罪”，即“故意＋过失”的新型共同犯罪。 （二）单位犯罪中责任人员之间的新型共犯关系 根据单位犯罪的特征与内部构造模式，单位故意犯罪中的自然人责任人员之间实质上属
浅论犯罪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区别 我国刑法没有直接使用“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概念，但在对故意犯罪的规定中，对这两种心理差别是作出规定的。区别“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对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小，决定量刑，具有一定意义。 犯罪的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或者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直接犯罪的情况最容易判断，在此不举例说明。用公式表明即为“必然发生+希望发生”。 犯罪的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人这种结果的发生。用公式表明即为“可能发生+放任发生”。 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别有三： (1)从认识因素上看，二者对行为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认识程度上有所不同。犯罪的直接故意既可以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结果，也可以是明知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而犯罪的间接故意只能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 (2)从意志因素上看，二者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显然不同。直接故意是希望即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在这种心理支配下，行为人就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排除障碍，积极地顽强地实现犯罪目的，造成犯罪结果。间接故意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则不是持希望的心理态度，而是持放任的心理态度。“放任”就是对结果的发生与否采取听之任之、满不在乎、无所谓的态度，不发生结果他不懊悔，发生结果也不违背它的本意。在放任心理支配下，行为人就不会想方设法，排除障碍，积极追求或是努力阻止特定危害结果的发生。 (3)特定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对这两种故意及其支配下的行为定罪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对直接故意来说，其行为性质与结果性质是同一的，其结果也是特定的，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犯罪的直接故意、客观上有相应的行为，即构成特定的故意犯罪，危害结果发生与否不影响定罪，而只是在那些以结果为既遂要件的犯罪里是区分既遂于未遂形态的标志。对间接故意而言，特定的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结果发生与否都不违背其一直，都包含在其本意中，因而要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仅有行文而无危害结果时，尚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此种犯罪(包括其未遂形态)，只有发生了特定危害结果才能认定构成特定的犯罪，即特定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决定了简洁故意犯罪的成立与否。 结合案例分析： 案例一：氧化专业户李某为防止偷花，在花房周围私拉电网。一日晚，白某偷花不慎触电，经送医院抢救，不治身亡。李某对这种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即为：间接故意。 首先，李某的私拉电网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他为防止人偷花而这样做，主观上并不是要致白某于死地。主观上并不希望白某死亡，这就不构成直接故意。 其次，李某抱着要是有人偷花就会触电，没有人来偷花就不会造成任何人伤亡的心态。对白某的触电是放任的态度。放任一旦有人偷花，便会触电的情形发生。因此，李某的心态是间接故意。 案例二：甲于某日晚酒后无照驾驶一辆面的在三门峡市拉客。当行至黄河路中段时，他发现车前方一人因醉酒躺在路边。当时黄河路这在整修，路面较窄，甲为省事，认为车底盘较高，轮距宽度也够，便驾车从醉酒者脚部向头部跨过。
共同过失犯罪若干问题研究_刑法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在理论上尚存在争议，在实践中客观存在并不容忽视。本文主要就理论及立法上肯定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必要性及其范围、共同过失犯罪的“共同注意义务”及共同过失犯罪各行为人之间刑事责任的承担等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 键 词】共同过失犯罪/共同注意义务/从重处罚/有力原因说/过失程度 由于对共同犯罪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不同，刑法学界对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中是否包括共同过失犯罪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然而，在现实生活与司法实践中，共同过失犯罪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一些分工细密、机械化程度发展很高的行业，一些重大事故的发生往往并不是由个人造成的，而是数人共同过失导致了符合构成要件的危害后果。因此，对客观上业已存在的共同过失犯罪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就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必要性及其范围、共同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的理论之争 由于对共同犯罪的共同性的本质的理解不同，刑法理论界对“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得出了肯定与否定两种结论，同时，亦有学者主张限定的肯定说。 肯定说一般为行为共同说与目的行为论者的学者所主张。行为共同说是主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学说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表现，而共同犯罪的“共同”正是共同恶性的体现，而共同犯罪的行为不过是实现共同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东西。因此，共同实行犯只要主观上有自然行为之共同意思，客观上具有共同行为就足以构成。因此，过失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共同过失犯罪是成立的。而目的行为论者将过失行为理解为一种不注意的目的行为，也是一种意思行为，当然可能构成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犯罪。 否定说一般为犯罪共同说学者所主张。犯罪共同说是客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理论主张，共同犯罪是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因此，需要行为人有对构成要件结果之认识及对于这种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等故意的共同要素。因此，在犯罪共同说的支持者看来，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系至关重要，而共同过失犯罪不可能具有这种意思联络，因此不可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
定义 共同犯罪，根据刑法第25条第1款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同时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共同犯罪的成立要件 传统刑法理论： ○行为人为两人以上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或单位 ○两人以上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共同的犯罪行为，指各行为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犯罪，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犯罪活动整体。（1）各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指各行为人都指向同一犯罪，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犯罪活动整体。 （2）①危害行为的基本形式有作为与不作为。共同犯罪行为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共同的行为；二是共同的不作为；三是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 ②按照共同犯罪的分工，共同犯罪行为表现为四种方式：实行行为，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 ③共同犯罪的共同行为，可能是行为人共同实施实行行为，也可能是分担实施不同的行为，即有人实 施实行行为，有人实施组织行为，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这些都是共同犯罪。 ★共谋，是指二人以上为了实施特定的犯罪而进行的谋议，可能是策划实施犯罪，也可能是商讨如何实施犯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可见共谋本身就是共同犯罪行为，所以参与犯罪谋议而未参与犯罪实行，应当认为构成共同犯罪。 （3）★共同实施的犯罪中是结果犯并发生危害后果时，每一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 ○两人以上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共同犯罪人认识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和行为会发生的危害后果，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和共同犯罪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 （1）共同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共同犯罪人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互相配合共同实施犯罪； 第二，共同犯罪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性质，并且认识到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 第三，共同犯罪人概括地预见到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即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引起的危害结果以及共同犯罪行为会引起的危害结果。 （2）共同犯罪的意志因素，即共同犯罪人希望或者放任自己的行为引起的结果和共同犯罪行为发生的危害结果。 （3）在共同犯罪故意要件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成立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之间必须存在意思联络 ○因果性共同实施的犯罪中是结果犯并发生危害后果时，每一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共同犯罪中的因果关系，是两个以上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单独犯罪中一个人的 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相比有其特殊性。 由于共同犯罪行为方式不同，共同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还有各自的特点： 第一，在共同实行犯罪的场合，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共同指向同一犯罪事实，共同作用于同一危害结果，因 而共同犯罪行为作为统一整体来看确定因果关系。 第二，在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分工的场合，即在共同犯罪人之间有的组织犯罪，有的教唆犯罪，有的实现犯 罪，有的帮助犯罪。从犯并未参与实施行为，共同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注意：○过失犯不构成共同犯罪；双方缺乏意思联络，不可能形成共同犯罪要求的有机整体性，也缺乏认定为共同犯罪的必要 ○二人实施危害行为，罪过形式不同的，不构成共同犯罪 ○实施犯罪时故意内容不同的，不构成共同犯罪； ○承认片面的帮助犯 评价1）不区分不法与责任，混合认定共同犯罪；
（干货）关于犯罪故意和过失的13个疑难问题 刑法第14条、15条、16条规定了犯罪的主观方面，即故意和过失，没有故意和过失的行为属于意外事件，行为人不承担刑事责任。 故意犯罪 刑法第十四条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据此，犯罪故意包括直接故意+间接故意两种类型。 [直接故意] 直接故意是明知行为及其结果必然发生或可能发生，但希望发生。 如，提供农药由丈夫自行服下后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导致丈夫中毒身亡的，构成故意杀人罪。（《刑事审判参考》第746号案例） 其中，明知行为及其结果必然发生或可能发生是认识因素，希望发生是意志因素。意志因素的判断在实践中问题不是太大，主要是认识因素，表现在： 1.对行为手段的认识不明确时，如何处理？ 如，甲雇佣乙伤害丙，明确告知乙，只要使丙受伤住院即可。后，乙驾车在人员众多的公共场所，横冲直撞，致丙重伤。此时，乙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甲构成何罪？ 甲追求丙受伤住院，对乙的行为手段并无限制。因此，乙采取的手段在甲的容许之内。甲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对行为程度的认识不明确时，如何处理？ 如，甲雇佣乙殴打丙，只是说“去把丙打一顿”。结果，乙用力过猛，把丙打死了。此时，乙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那甲构成何罪？ 甲雇佣乙殴打丙，构成故意伤害罪没问题。问题是，甲是否要对丙的死亡承担责任。由于甲并未明确“别把人给打死了”，丙的死亡在甲的容许之内。甲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 换言之，雇凶伤害案件中，对于“搞定”、“教训一顿”、“摆平”、“整他一顿”等模糊授意语言，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言环境下，这种概括性的授意，实际的危害后果完全取决于实行行为的具体实施状况，致人轻伤、重伤甚至死亡的结果都可能发生，都是因为雇凶者的授意所引起的，均可涵盖在雇凶者的授意范围之内。因此，除非受雇者的实行行为明显超出雇
共同犯罪：定罪 （一）案例 案例一1998年8月6日，某市博物馆因面临洪水威胁，将部分馆藏文物转移至安全地点。博物馆工作人员成某和范某等人负责运送，文物搬卸至新地点后，因一时来不及配备安全保管设施，当晚由成某、范某等人负责看守。当天夜里，成某悄悄潜入一文物临时堆放房间，窃取了一件馆藏画卷。不料走出房间时，正碰上范某从另一存放文物的房间出来，并手持一青铜器，二人均吃一惊，十分尴尬，但立刻明白对方也是来盗窃文物，于是都未出声，相视一笑后各自离开。以后二人均未再提起此事。司法机关对文物失窃进行调查，在询问他们时，二人均称不知情，后经侦查，案件告破。经有关部门鉴定，青铜器和画卷各估价约10万余元。 案例二1984年8月26日晚，吴平骑自行车窜至他所在的六车间，盗得紫铜240斤，放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此时，王文从四车间偷出黄铜60斤，刚出车间门口，见吴平推自行车过来，就喊住吴平，把自己偷的铜放在吴平的自行车后架上，二人一起往外运。走出不远，发现执勤人员，二人将所盗之物抛弃并逃逸。
（二）共同犯罪的概念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构成共同犯罪，主观上要有共同犯罪故意，客观上要有共同犯罪行为。刑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轧左右腿） （三）共同犯罪的认定 共同犯罪可以区分为正犯与共犯，正犯是指实行犯，其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已有规定。共犯是指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其行为在刑法分则中没有规定。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为共犯的定罪提供了法律根据。 1.正犯的定罪（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单独正犯与共同正犯） 2.组织犯（犯罪集团） 3.教唆犯 4.帮助犯（四）案例分析案例一被告人成某与范某互相之间不存共同犯罪故意，因而不构成共同犯罪，而是一种同时犯，应当分别定罪。 案例二被告人吴平与王文虽然开始没有共同犯罪故意，但在实行犯罪过程中形成共同犯意并有共同犯罪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共同犯罪：量刑 （一）案例被告人王某对甲有仇，遂出资5万元雇使张某去除掉甲，张同意，并将欲杀甲的情况告诉其妻陈某，陈某不仅不加制止，而且积极为其出谋划策，帮张买来一把尖刀用于杀甲。在陈
故意犯罪的分类有哪些 摘要：故意犯罪的分类有哪些?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是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故意犯罪分为直接故意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本文介绍故意犯罪的两种基本分类以及其特征。 故意犯罪分为直接故意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其中直接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道行为会危害社会并希望这种行为发生;而间接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道行为会发生社会危害，但是放任这种行为，不采取措施制止。 一、故意犯罪的分类 故意犯罪分为直接故意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 (一)直接故意犯罪 直接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所构成的犯罪。 其中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行为人在行为当时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是成立故意犯罪的前提。首先，此处的“会发生”包括必然发生和可能发生两种情况。其次，这里的危害结果是相对确定的结果。再次，某些直接故意犯罪还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刑法规定的一些特定事实。 2、行为人对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的危害结果持希望其发生的态度，是成立直接故意犯罪的关键。即行为人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发生危害结果是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所直接追求的目的。希望发生的危害结果与其明知会发生的结果须同一。 3、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具有明确的犯罪目的。犯罪目的是行为人想通过自己的行为促使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愿望。这与行为人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是一致的。 4、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的心理倾向是单向的。即要危害结果发生，一旦危害结果没发生，是违背行为人的心愿的。 (二)间接故意犯罪 间接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所构成的犯罪。 其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论共同过失犯罪(一) 内容摘要 国际上和国内由于对共同犯罪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不同，刑法学界对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中是否包括共同过失犯罪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首先介绍了刑法学界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纷争，并进而认为共同犯罪有事实的共同犯罪与法律的共同犯罪之分，而共同过失犯罪则属于事实上的共同犯罪而非法律上的共同犯罪（后者仅限共同故意犯罪），然而，在现实生活与司法实践中，共同过失犯罪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一些分工细密、机械化程度发展很高的行业，一些重大事故的发生往往并不是由个人造成的，而是数人共同过失导致了符合构成要件的危害后果。要对各共同过失行为人合理确定刑事责任时，要考虑各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在各行为人违反共同注意义务而导致法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持恶劣、急功近利的动机者应较持善良、利他的动机者承担较多的刑事责任。同时，如果行为人违反共同注意义务是由于介入因素引起的，那么要根据介入因素与危害结果的密接成程度做具体分析，密接程度越大，行为人所负刑事责任越轻，如果某种因素的介入导致共同过失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排除，则该共同过失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对客观上业已存在的共同过失犯罪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就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的条件、认定、定罪与处罚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所谓共同过失犯罪，通常认为是指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一定的危害结果，因而分别构成犯罪的情况。尽管从实质意义上讲，共同过失犯罪已不属于共同犯罪之范畴，但由于它与共同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客观联系，因此仍很有研究之必要。 一、共同过失犯罪之理论纷争 关于共同过失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存有颇多争议，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便在于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它是否为一种独立而实在的犯罪形态？对此，学者之间的肯定与否定态度可谓泾渭分明。 （一）肯定说 一般为行为共同说与目的行为论者的学者所主张。行为共同说是主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学说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表现，而共同犯罪的“共同”正是共同恶性的体现，而共同犯罪的行为不过是实现共同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东西。因此，共同实行犯只要主观上有自然行为之共同意思，客观上具有共同行为就足以构成。因此，过失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共同过失犯罪是成立的。而目的行为论者将过失行为理解为一种不注意的目的行为，也是一种意思行为，当然可能构成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犯罪。 （二）否定说 否定说一般为犯罪共同说学者所主张。犯罪共同说是客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理论主张，共同犯罪是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因此，需要行为人有对构成要件结果之认识及对于这种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等故意的共同要素。因此，在犯罪共同说的支持者看来，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系至关重要，而共同过失犯罪不可能具有这种意思联络，因此不可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 （三）限制肯定说 限定的肯定说则认为，一般不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但当各共同行为人负有法律规定的共同注意义务并共同违反了该义务时，就应当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为日本学者大冢仁，其认为，“在进行适应犯罪论体系的考察时，就可以看出其(过失犯)成立共同正犯的余地”，并认为，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从实质上看必须存在着二人以上者共同进行了包含着发生属于某犯罪要素的一定结果的高度危险性的行为，而且，在法律上处理它时，可以课于各个共同行为人共通的防止结果的注意义务”，“在基于数个行为人的过失惹起了犯罪性结果的场合，不是只根据行为人间存在共同行为就当然能够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的，只限
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与间接故意犯罪之间的判断往往容易产生分歧，要从认识因素、犯罪行为、犯罪结果等多方面出发，全面分析被告人犯罪时的心理状态。 【案情】 曾龙祥聘请了被告人梁贵芳、李朝会做保姆，梁贵芳负责照顾被害人曾令浩（曾龙祥之子，案发时2岁），李朝会主要负责家务。 2009年1月3日17时，梁贵芳到厨房做饭，让李朝会临时照看曾令浩。李朝会在照看曾令浩时，曾令浩伸手欲拿一个桂圆（有核）吃，李朝会顺手将桂圆剥皮后喂给曾令浩，曾令浩吃下桂圆后，痛苦难耐，李朝会见状，立即告知梁贵芳，并问梁贵芳桂圆是否有核，梁贵芳告诉李朝会桂圆有核，李朝会惊慌失措。二人见曾令浩脸色不对，立即将曾令浩送往小区附近的药房求助。在去药房的途中，李朝会害怕承担责任，遂提议让梁贵芳一起隐瞒小孩被带核桂圆卡住咽喉的真相，梁贵芳听后默然不答。曾令浩被带到药房后，药房工作人员帮助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候过程中，药房工作人员和周围群众询问曾令浩病因，李朝会、梁贵芳隐瞒了曾令浩被带核桂圆卡住咽喉的事实。梁贵芳随后返回曾令浩家中查找曾令浩父母电话，李朝会陪同120急救人员送曾令浩前往医院，120急救医护人员向李朝会询问曾令浩是否吃过什么东西时，李朝会继续隐瞒曾令浩被带核桂圆卡住咽喉的事实。医护人员遂采取了心肺复苏术、面部给氧等急救措施，并将曾令浩立即送往医院。医院对曾令浩实施了3小时急救，期间多次询问李朝会，儿童可曾吃过什么东西，李朝会均回答没有。直到晚21时，医生发现曾令浩咽喉中有异物，将其取出，22点30分，曾令浩因异物吸入、窒息、脑疝、多器官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 【裁判】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朝会、梁贵芳身为看护幼儿曾令浩的保姆，在预见到曾令浩被带核的桂圆卡住咽喉可能危及生命的情况下，将其送往医院，但因错误判断医疗救护效果，轻信可以避免死亡后果的发生，并在此主观过错支配下，向相关救护人员隐瞒曾令浩被带核的桂圆卡住咽喉的真相，延误治疗时机，以致发生曾令浩死亡的后果。因此，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依法应予以处罚。 被告人李朝会、梁贵芳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朝会向梁贵芳提议隐瞒真相，且在群众和医护人员先后询问曾令浩是否进食异物时，多次予以否认；被告人梁贵芳在群众询问时，附和李朝会隐瞒真相，其主观恶性及行为危害性小于李朝会，在对梁贵芳量刑时可相对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朝会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被告人梁贵芳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一审宣判后，二被告人均服判息诉。 【评析】 本案系因一颗桂圆引发的纠纷，对于李朝会和梁贵芳犯罪的主观状态，合议庭存在较大的争议。 有意见认为，李朝会为犯罪故意。李朝会向曾令浩喂食带核的桂圆，导致曾令浩被桂圆核卡住咽喉，因此，李朝会负有尽全力对曾令浩进行救助的义务，如果李朝会尽全力施救后仍然造成曾令浩救助无效导致死亡的后果，则可以考虑曾令浩之死为意外事件。而事实上，李朝会在药店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的多次询问之下，隐瞒曾令浩被桂圆核卡住咽喉的真实情况。甚至于在医院救护过程中，曾令浩被卡三个小时以后，李
摘要：共同过失是否能构成共犯一直是刑法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的通说认为：过失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但是如果分析共同犯罪的处罚依据和前后因果关系，共同承担一定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可以构成共同过失正犯和结果加重犯的共犯，但是在理论上，并不承认过失教唆犯和过失帮助犯。 关键词：过失共犯；共同犯罪；比较法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20-0128-02 作者简介：潘海涛（1993-），男，安徽人，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在读。 一、国内有关过失共犯能否成立共同犯罪的争论 目前我国学界刑法理论的通说对过失共同犯罪持否定态度，无论是过失教唆犯与过失帮助犯，还是过失正犯以及结果加重犯的共犯都不能得到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承认。这种学说认为：第一，共同犯罪行为是有机统一的。然而共同过失犯罪因为相互之间缺乏行为和犯意上的联系，不能称之为统一体。第二，过失共同犯罪之中，各个行为人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犯罪的分工以及对犯罪结果作用的大小之分。 刘朝阳[1]在反驳通说时认为，从共同犯罪的处罚根据、犯意联络和行为的有机整体以及定罪处罚上这四个方面对共同过失能够满足共同犯罪的论述。 张明楷[2]同样不支持通说，他认为：第一，通说没有对共同犯罪的本质进行科学的阐述。实际上，即使没有行为人之间的犯意联络，他们的行为也很大程度上会对法益造成侵害后果，而且并非出于故意。第二，一般的犯罪事实之中，共同过失的行为人对于法益侵害后果的作用是存在明显的不同的。第三，同说不赞同对过失共同犯罪安共同犯罪处罚，而是要对各行为人以其各自行为分别定罪量刑，但是实际操作并不是这样。因为按照通说观点对过失共同犯罪分别定罪量刑，还是要分析各个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各行为人的过错，这样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会进入不可得的死角。 二、国外关于共同过失能否成为共同犯罪的争论 （一）否定说 否定说不仅否认过失共犯，也否认故意犯和过失犯能构成共同犯罪。这种学说的主要理由有：第一，共同犯罪要求各行为人之间无论从行为还是心理上都存在一种相互作用、促进的联系。第二，过失犯本质是出于过失没有履行应尽的注意义务，这也就没有所谓犯罪意思的交流和意图的共谋。[3] （二）肯定说 肯定说承认过失共犯，该观点主要理由有：第一是行为共同说看来，共同犯罪就是各行为人在犯罪构成要件都满足之前的存在共同行为，只要求各行为人行为是具有共同的意思。第二是站在目的行为论的立场上，认为不注意的目的行为，也是意思行为的一种，两人以上完全可以一同实行过失行为。过失犯中的实行行为只是没有履行一定的注意义务，两人及以上完全可能共同实施这种行为，所以承认过失共犯的存在。 三、从犯罪构成上看待共同犯罪 （一）国内学者观点 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我们在进行犯罪判断和证成时应采用的思维模式，是刑法学的基础核心，在近代刑事法治文明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因而我们在分析共同过失犯罪时，即确定共同过失能否成立共同犯罪，需要从犯罪论的最基本成立要件来加以思索，不能抽离的分析共同过失的具体变现能否表现为共同犯罪。 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影响最为深远的犯罪构成理论便是从前苏联学习的“四要件说”，也就是将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最为犯罪构成要件，首先阐释犯罪构成四个要件，再继续分析可以出罪的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
论共同过失犯罪（一） 内容摘要 国际上和国内由于对共同犯罪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不同，刑法学界对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中是否包括共同过失犯罪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首先介绍了刑法学界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纷争，并进而认为共同犯罪有事实的共同犯罪与法律的共同犯罪之分，而共同过失犯罪则属 于事实上的共同犯罪而非法律上的共同犯罪（后者仅限共同故意犯罪），然而，在现实生活 与司法实践中，共同过失犯罪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一些分工细密、机械化程度发展很高的行业，一些重大事故的发生往往并不是由个人造成的，而是数人共同过失导致了符合构成要件的危害后果。要对各共同过失行为人合理确定刑事责任时，要考虑各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在各行为人违反共同注意义务而导致法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持恶劣、急功近利的动机者应较持善良、利他的动机者承担较多的刑事责任。同时，如果行为人违反共同注意义务是由于介入因素引起的，那么要根据介入因素与危害结果的密接成程度做具体分析，密接程度越大，行为人所负刑事责任越轻，如果某种因素的介入导致共同过失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排除，则该共同过失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对客观上业已存在的共同过失犯罪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就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的条件、认定、定罪与处罚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所谓共同过失犯罪，通常认为是指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一定的危害结果，因而分别构成犯罪的情况。尽管从实质意义上讲，共同过失犯罪已不属于共同犯罪之范畴，但由于它与共同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客观联系，因此仍很有研究之必要。 一、共同过失犯罪之理论纷争关于共同过失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存有颇多争议，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便在于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它是否为一种独立而实在的犯罪形态？对此，学者之间的肯定与否定态度可谓泾渭分明。 （一）肯定说一般为行为共同说与目的行为论者的学者所主张。行为共同说是主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学说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表现，而共同犯罪的“共同”正是共同恶性的体现，而共同犯罪的行为不过是实现共同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东西。因此，共同实行犯只要主观上有自然行为之共同意思，客观上具有共同行为就足以构成。因此，过失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共同过失犯罪是成立的。而目的行为论者将过失行为理解为一种不注意的目的行为，也是一种意思行为，当然可能构成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犯罪。 （二）否定说否定说一般为犯罪共同说学者所主张。犯罪共同说是客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理论主张，共同犯罪是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因此，需要行为人有对构成要件结果之认识及对于这种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等故意的共同要素。因此，在犯罪共同说的 支持者看来，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系至关重要，而共同过失犯罪不可能具有这种意思联络，因此不可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 （三）限制肯定说限定的肯定说则认为，一般不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但当各共同行为人负有法律规定的共同注意义务并共同违反了该义务时，就应当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为日本学者大冢仁，其认为，“在进行适应犯罪论体系的考察时，就可以看出其（过失犯）成立共同正犯的余地”，并认为，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从实质上看必须存在着二人以上者共同进行了包含着发生属于某犯罪要素的一定结果的高度危险性的行为，而且，在法律上处理它时，可以 课于各个共同行为人共通的防止结果的注意义务”，“在基于数个行为人的过失惹起了犯罪性结果的场合，不是只根据行为人间存在共同行为就当然能够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的，只限于共同行为人具有共通注意义务并且存在共同的违反时，才能认为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① 纵观中外刑法理论，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上述争论无疑缘起于共同犯罪理论中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之纷争。犯罪共同说是一种客观主义的共同犯罪理论，认为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对同一法益实施犯罪的侵害，也即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行一个特定的犯罪。据此，共同犯罪只能在具有共同犯罪故意的场合发生，如果一方所实施的行为是出于故意，另一方是出于过失；或者双方都是
过失犯罪的概念和分类研究 摘要：:犯罪过失作为犯罪主观罪过形态之一,并非仅仅是犯罪故意的补充,而具有其自身的价值蕴涵,需要重新研究其内涵与意义。对不同类型的犯罪过失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对犯罪过失的全面认识。犯罪过失的种类很多,根据不同的标准,主要有疏忽大意过失与过于自信过失、单纯过失与业务过失、通常过失与重大过失、危险过失与实害过失、法律过失与事实过失、积极过失与消极过失以及纯正过失与非纯正过失几组类型。 关键词：过失犯罪过失犯罪种类疏忽大意过于自信过失 一、我国刑法中的概念和种类 根据刑法第15条第1款的规定，所谓犯罪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状态。 根据本款的规定，过失犯罪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了这种危害社会的结果，构成犯罪的;第二类是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即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了这种危害社会的结果，构成犯罪的。 第二款是关于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为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 二、过失犯罪的认定 （一）疏忽大意的过失的认定
在认定疏忽大意的过失时，应当从分析行为入手，根据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行为的客观环境以及行为人的知能水平，判断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预见结果的发生，而不能站在事后的立场进行判断；不能因为结果严重就断定行为人能够预见、应当预见；也不能因为行为人所实施的是不道德或一般违法行为，就认定行为人能够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 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并不是先判断行为人是否疏忽大意，而是先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如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就说明行为人疏忽大意了。因此，认定疏忽大意过失的关键是确定应当预见的前提与应当预见的内容。 1、应当预见的前提是行为人能够预见。应当预见显然是一种预见义务，这种义务既包括法律、法令、职务与业务方面的规章制度所确定的义务，还有日常生活准则所提出的义务。国家只是要求那些有能力履行义务的人履行义务，所以，预见义务以预见可能为前提。而预见可能因人而异，需要具体确定。 在判断行为人能否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时，应当把行为人的知能水平与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行为时的客观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有些行为人，按其知能水平来说，能够预见危险程度高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不能预见危险程度低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有些行为人，在一般条件下能够预见某种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却不能预见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