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次品伍尔夫林格尔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20世纪初期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她以前卫的写作方法，独特的批评方式，以及引领女性文学的突出表现，不仅在西方文坛享誉盛名，被称为20世纪最杰出的女作家，而且也深受中国读者的青睐，尤其许多年轻作家视其为偶像，以阅读和谈论伍尔夫为时尚。
伍尔夫的魅力不仅在于她开启“意识流小说”的先河，也不完全因为她那篇带有震撼性的女性主义“宣言”《一间自己的房间》，她对文学的贡献还在于，她在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批评方式。这种方法散见于她大量的书评、论文、随笔之中，她用非常形象的、明了的甚至是亲切的语言，向人们讲述那些理论家批评家很少谈到的、一个文学艺术的实践者、一个小说家所体验和感悟到的问题，是一种用感觉的方式对文学探求和思考，或者说是基于实际体会和感性认识的文学批评。伍尔夫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它更科学，而是因为它更真实；不是因为它更玄妙，而是因为它朴实。她在去世的前一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真希望自己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一种更直接、更轻松、更随便、而且更精练的批评方法，希望多一点直截了当，少一点四平八稳，文章写得更加即
兴，更加流畅。”一年后，弗吉尼亚·伍尔夫离开人世。她肯定认为她最终无法完成她的心愿，但实际上她已经在她的各种作品里展现了她对文学不同凡响的思考和理解。我们阅读伍尔夫，会感觉到她特有的文学意识和批评精神。
下面我想借用伍尔夫的方式，来谈伍尔夫的批评，不是把她放在哲学概念和理论范畴中评判其优劣得失，而是从她对文学的感悟中，体会那些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启示作用的问题。不是评论，而是读书笔记，是伍尔夫所习惯的那种直接的、轻松的、即兴的、随便的探讨。
关于“布朗太太”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将用一个简单的故事代替分析和抽象的论述。”于是她讲了她有次晚上乘火车时，在车厢上看见一位坐在角落正与人谈话的老太太，伍尔夫凭借这位妇人的外貌、穿着、说话的方式和神态，以及他们简单而尽力的交谈，很快就在内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包括她的出身家境、性格特征、经济状态、子女情况和她正面临的困境。伍尔夫说，她是一位干净的、穿着绒毛磨光露出绒线的旧衣服的老太太，她的极端整洁比褴褛污秽的衣衫更容易使人看出她的贫困。伍尔夫为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布朗太太”。这位布朗太太很快就在伍尔夫的头脑里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生动起来：她充满忧愁和
饱受折磨的孤寡生活，她干辛万苦抚养成人的独生子开始堕落，她或许受到某种支配力量的影响，也许她正在到伦敦去签署一项转让财产的契约。她坐在对面角落里，十分整洁、十分瘦小，她给人一种在柔弱和痛苦中能够担起一切的印象。当那个男人（伍尔夫称他史密斯先生）站起来离开，叮嘱布朗太太不要忘了星期二到场时，布朗太太的回答是：“我们决不迟到。”到站后，伍尔夫说，我瞧着她拿着她的旅行包，在宽敞的、灯火辉煌的车站中消失了。伍尔夫对布朗太太的描述还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重要的在于伍尔夫想通过布朗太太说明的文学问题。
伍尔夫的名言是：“我相信，所有的小说都是从描写对面角落里的老太太开始的。”她解释说，小说的形式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正是为了表现人物，而不是为了说教、讴歌或颂扬不列颠帝国。她说，如果你们想起那些经典的伟大的小说，你们马上就会想起某个人物。小说家通过他的人物使我们看到他希望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否则，他就不是小说家，而是诗人、历史学家或宣传鼓动家了。她认为作家眼睛紧盯着窗外的景致而忽略坐在角落里的“布朗太太”是个大问题。对小说家而言，不注视布朗夫人，就是不注视生活，不注视人性。因为，她是一位具有无限可能性和无穷多样性的、无论是言语还是沉默都有巨大魅力的老太太。伍尔夫毫不含糊地说：“她
当然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灵魂，她就是生活本身。”
我们在当下作品中，很难见到让人久久难忘的人物，可能有不少作家认为强调人物是一种旧的文学观念。作为西方现代文学的代表之一，弗吉尼亚·伍尔夫却把小说人物看得如此重要，这非常值得我们思考。这关系到对小说的理解问题，在伍尔夫看来，小说离开了“布朗太太”就是离开了它的本质。她对剑桥的学子们说：你们暂且容忍那些即兴的、晦涩的、破碎的、失败的作品吧，我们正在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边缘颤抖，只有下决心永远不抛弃“布朗夫人”，我们才能达到未来那个时代的高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文学闪光的东西，但“布朗太太”永远是小说的基本，因为“她”意味着生活，代表着人性。
生活不是一副副装配好的眼镜
伍尔夫在《论现代小说》一文中，终于忍不住拿三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开刀了。她给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戴上了物质主义者的帽子。伍尔夫其实不否认他们的才华和技艺，但她认为他们浪费了太多的技巧和精力，去使琐屑的、暂时的东西变成貌似真实的、持久的东西，把一种非自由意志气氛下炮制出来的故事，编写得无懈可击。伍尔夫都承认，她要使自己的不满显得公平合理而不是苛求，“是相当困难的”。但她绝不打算放弃自己的观点，因为任凭这种现象越来越多起来，
最终会毁掉小说的前景。
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伍尔夫坚信生活并不是一副副均称地装配好的眼镜。如果作家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能随心所欲而不是墨守成规，如果他能依靠个人感觉而不是因袭传统，他的小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约定俗成。把人们生活里及为复杂、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述的内在精神表达出来，这才是小说家的任务。伍尔夫想告诉我们：真正恰当的小说题材并非是传统习惯所赋予和限定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取材于每一种感情、每一种思想、每一种头脑和心灵的特征，没有任何一种知觉和观念是不适用的。”当多数作家按照一种无形的习惯、在一种特定的氛围中写作时，并不意识到他的创作受到某种限制，也不觉得他的作品有什么不真实，这种貌似真实和无懈可击而又不自知的现象，是伍尔夫所最担心的。
伍尔夫深切地感到，一个小说家如果在有形或者无形的限制和压力下创作，他尽管写得很精致，很完美，但缺乏生命的活力，缺少内心的火焰和思想的光芒，看不到托尔斯泰所说的“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真情，这样的小说华而不实、浮泛浅薄，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伍尔夫所谓“物质主义”，就是说它关注的是躯体而不是心灵。作品穿着现代的时尚的外衣，连一粒纽扣都是用伦敦时装街的裁缝所惯用的方式钉上去的。但是在外衣的里面是习惯赋予的概念和约定俗成的常理，我们从
中看不到生活里新鲜的、生动的、让人眼睛一亮或久久难忘的东西，也就是伍尔夫所寻求的那种像电光一般突然闪现出来的“接近于内心活动本质”的东西。它是小说艺术的生命内核。没有这种内核小说再怎么写都是平淡的。这不是一个靠理论规范和写作技巧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作家投入他人性之中的至情大爱，他内心深处纯正的良知和燃烧的激情。小说是一种印象，不是一场争论
“小说是一种印象，不是一场争论。”这是著名作家哈代的名言。哈代逝世后伍尔夫写了一篇论哈代小说的文章，开头第一句是：“托马斯·哈代之死使英国小说界失去了一位领袖。”19世纪末20世纪初，哈代在英国文学的地位，是无人能替代的。等我们看下去就完全明白了：伍尔夫是通过哈代自己作品的差异来印证哈代的这个观点的。她在阐明这一小说要义时，对她的“领袖”一点也不留情面，好像她比这个理论的提出者更像是一名旗手。
伍尔夫认为，哈代的天才的发展是不确定的，他的造诣是不均衡的。她说，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的成就是辉煌的。伍尔夫讲了许多哈代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美和力量。那独特的自然景致、农庄风情和山民性格，那种扑朔迷离的刹那间的幻象，那些融入生活的等待读者自己去寻找的意蕴，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但是，哈代又是一个念念不忘给他的人物赋予
圣经一般庄严和诗意的作家，他的作品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出自某种信念和作者有意识的意图。因此，按照伍尔夫的说法，读者在阅读哈代时，须掌握什么时候该把作者有意识的意图放在一边，而去支持那些也许他自己意识不到的更为深刻的意图。就是要学会避开他的“争论”，欣赏他的“印象”。尽管哈代完全明白，对小说而言，印象中的生活比经过某种观念整理的现实，更有价值，但是“最能接受印象的头脑，往往最不善于作出结论”。所以哈代的那句名言，也是给他自己说的。伍尔夫为这位杰出的小说家所下的断语是对他的名言的精粹诠释：“在他最伟大的作品中，他给我们以印象；在他最薄弱的作品中，他给我们以争论。”这也说明懂得小说，不一定就能写好小说，像哈代这样的名家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作者了。但明白道理毕竟是好事，它至少比秉持一种与哈代名言相反的观点，认为小说是一场争论，而不是一种印象，要好得多。倘若是那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学问题和极为深厚的文学样式，就变得太世俗太简单了；由此产生的作品，也就离真正的小说艺术愈来愈远。
觉得自己面对着一位希腊神祗
如果说在文学根本性的问题上，伍尔夫对他们的“领袖”哈代尚且毫不客气，那她对《利己主义者》的作者、英国诗人、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就更是不留情面了。
在伍尔夫看来，小说不仅不应该是一场争论，更不能是一种训导。说教是小说最不能容忍的，它会使小说人物“死去”。她说，如果一部小说充满着死去的人物，即使它具有深刻的智慧和崇高的教导，也没有达到作为小说应有的目标。问题不在于小说中是否应该有哲学和思想，而在于小说应该如何表达它的哲学和思想。这是伍尔夫小说观念和思维的关键点。她是这样说的：“如果哲学观点没有在一部小说中消耗殆尽，而我们可以用铅笔把这个警句划出来，用剪刀把那句劝诫剪下来，并且把它们用糨糊统统粘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那么我们就有把握说，或者是那种哲学观点、或者是那部小说、或者是这两者都出了毛病。”这是伍尔夫对一个复杂理论问题的明晰而生动的阐述。这里边重要的是“消耗殆尽”四个字，作家不具备“消耗殆尽”的能力，就不会有好小说。如果我们作家不是认定哲学理念和道德说教是小说叙述的直接内容的话，那么，问题就在于作家会不会把思想观点自然而然地融入日常生活和人物关系的叙述里；反过来说，就是作家是否有能力从人的日常生活里，发现具有哲学意义和思想价值的东西，并在生命常态和生活细节中把它体现出来。在伍尔夫那里，小说与哲学的关系，实际上是小说与生活的关系，小说与人的关系。在真正的经典艺术中，生活和思想是一种“本体蕴含”、互为存在的同构整体。思想，就是可以感觉到的生活；而生活，实际
指的是与人相关的思想。
文学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作品中离开生活实在，直接表达某种思想，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把观念的东西从活生生的事物里拔取出来，不厌其烦地讲述给读者，这几乎是我们很多作品的痼疾。试想，如果曹雪芹事先就打算写一部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深刻反映封建王朝走向衰亡的大作，并且为代表各种势力的人物安排好角色，而且在小说叙述过程中不断强调他的思想，那我们今天还有经典名著《红楼梦》吗？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作家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白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文学的意义、它的思想与美学价值，是在社会的运动和交流中实现的，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的。苏联著名美学家巴赫金说：思想并不是一种主观的个人心理的产物，而是在社会客观世界中、以一个时代的客观事实呈现出来的。蕴涵在文学世界里的生活逻辑和时代精神，作家的人生感悟和生活态度，只有以现实的社会的事实呈现出来并被广大读者接受才是有意义的。
中国有“文以载道”的古训。我们强调“载道”却不重视如何“载”的问题，伍尔夫所讲的把哲学观点在一部小说中“消耗殆尽”，指的就是“载道”的方法。读者在小说中，面对的应该是可以感觉到的真实丰富的生活世界，并从这个生活世界里体会它所包含的哲学，而不是直接面对“一位希腊神祗”。这样的小说，艺术与思想、形式与意义是统一的，彼此
蕴涵的，融会贯通的。
最动感情的场景是最平静的
伍尔夫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小说描写的“轻”与“重”问题，反复说明“轻微笔触”对小说写作的重要性。
与伍尔夫关系较好的作家福斯特，他在中国被人们知道，不是因为他的小说，而是他的那本论述小说创作的《小说面面观》。在这本书里，福斯特对小说人物和情节的叙述，有很深入的研究。但伍尔夫并没有放过这位懂得小说艺术的小说家。她通过对他的两部作品的分析，详细说明了小说写作中轻重的得失。伍尔夫在称赞了福斯特的《天使不敢涉足之处》后，对他接下来写的《最长的旅程》却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在上一部小说里存在的那些对立因素：剑桥和沙镇，真诚和世故等，都被作者加以着重强调。“这一次，他用更厚实的砖块来建造他的沙镇，并且用更强烈的狂风来把它摧毁。”福斯特用了很大的力气，用诗人的兴奋和冲动，让“美感脱颖而出”，让“真理的火苗穿透地壳冒了出来”。伍尔夫说，正是“极其精致的这些伟大的场景，最能使我们意识到作者的失败之处”。伍尔夫想告诉我们的是，当作家想要把他认为重要的特别加以强调的时候，往往就成了他的败笔。她认为福斯特小说中那些次要人物和次要场景，就比他明显地着力加以刻画的人物和场景给人留下更生动的印象。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常常被作家忽略
的问题，即小说中主观情绪过分“穿透”实际，美感与真理被过分凸显，结果就会使现实主义转向象征主义，最终使小说，因失去现实生活的“恰当性”，而丧失其本来的美学意义。如何把实际的事物和它的意义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伍尔夫举了易卜生的例子。易卜生要达到他的现实主义目的，绝不是靠在关键时刻“玩弄一些惊人的魔术”，而是一开始就把我们引入了“恰当的心境”，并且给了我们合乎他目标的“恰当的材料”，所以当那具有启发性的瞬间来到时，它的深刻便自然而然地揭示出来，我们无须聆听作者的絮叨，不必受他兴奋冲动的干扰，而是默默地接受，感到一种内心深处的被照亮和牵动。“把实际事物和它的意义联系起来，使读者的思想越过分隔这两者的鸿沟”，这是大作家与普通的小说作者的真正差别。这种能力我们可以用艺术天才来解释，但伍尔夫讲到的是“情景”，是作家内心具有的情景。这种内在情景是知识、情感、思想的聚集，是一种心灵高度、意识水准和感觉能力，是作家艺术感知力、洞察力、表现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诗词也讲“情景”，虽不是一回事但却是相通的。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观则同于外，感则异于内，当自用其力，使内外如一，出入此心而无间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离开情讲景
和离开景讲隋，都失之偏颇，这里的关键词是：“内外如一，出入此心而无间。”这是包括诗词、绘画、小说等艺术我们能够感悟到的最高境界，现代小说理论家很少讲到这一层，只有像伍尔夫这样的写小说的名家、搞评论的能手，读书的内行，才能把这种感受讲出来；我们才恍然明白，为什么有时候一个挺有名的作家，一部在报上评价很高的小说，常常会觉得读不下去，没想到是与作家落笔的轻重有关，这个看上去无关紧要、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原来是小说创作中最见功力、并且能决定一部作品水平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伍尔夫不仅剖析了她的同辈福斯特，还深入地分析了她的前辈梅瑞迪斯。她说：在梅瑞迪斯书中没有轻微的笔触，只有锤子一般沉重的笔法。他的人物要靠“伟大场景”衬托，只在片刻的光芒照耀下是鲜明的，光芒过去了人物也就没有了。伍尔夫说他是用激情理想和精致华美的外衣，使人物象征化、抽象化。用中国文论的说法就是：“极雕绘而不能亲也。”这样的人物你很难真正了解他。伍尔夫说，对司汤达、契诃夫、简·奥斯丁的人物，我们会有一种直觉的了解。这种了解不是外加上去的，而是由人物自身的实际存在所产生的。所以在他们的小说里，某些最动情感的场景，是最自然的，是最平静的。伍尔夫用她小说家独特的语言说：“我们已经受到九百九十九个轻微笔触的影响，当那第一千个笔触出现
之时，它和其他的笔触同样轻微，然而，那效果却是异常巨大的。”这和中国文论中说的“浅深聚散，万取一收”有点相似，都是艺术家从无数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为文之道。笔触轻微反倒效果巨大，“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能在平常生活的轻描淡写之中，把最动情感的最有深度的东西显现出来，它所追求的是在小说作品里，人类生活的实在性和精神世界的深刻性的融合。中国文论叫“内外如一”，西方理论家称之为“贴切性”，这是文学艺术的最精妙之处。现实主义小说，失去了内外如一的贴切性，也就失去了它独特的美感，失去它特有的启示作用和撼人力量。很多人在写小说，但真正懂得贴切性的不多，大多数作家总是希望通过自己全知全能的叙述把他认为重要的、深刻的、感人的事情表达出来，并且希望通过“激情四溢、滔滔不绝”的讲述唤起和引导民众。这种梅瑞迪斯式的、靠伟大场景衬托的、锤子一般沉重的笔法，也许至今仍然是我们文学中的不幸。
从内写到外和从外写到内
伍尔夫在谈到托尔斯泰时，称他是“小说家中最伟大的一位”。她说他看到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并且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来着手描写，“不是从内心写到外表，而是从外表写到内心”。伍尔夫的阅读和分析非常细致独到，她说：他（托尔斯泰）注意到一个孩子衣服上湛蓝或鲜红的色彩、一匹骏马尾巴
换毛的过程、一阵咳嗽的声音、一个男人想要把手插到已经缝住的口袋中去的动作。伍尔夫要强调的是，托尔斯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确。他用精确的目光记录了一阵咳嗽和双手细微的动作，他又用精确的头脑把这些现象归因于人物性格中某种隐蔽的因素。这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细节描写。伍尔夫的评论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但她却说到了小说人物描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托尔斯泰的小说人物，是由外在表现，人物的表情、衣着、动作等逐渐写到他的内心世界。“因此，我们熟悉他的人物，不仅仅是通过他们的恋爱方式、政治观点和灵魂的不朽，并且还通过他们打喷嚏和哽噎的方式。”不仅有“精确的目光”，而且有“精确的头脑”，同时又能把二者连接起来，这才是大师的超人之处。
那么，与此相反的从内到外的写法是什么样呢？从内向外写，是我们所常见的大多数作家惯用的写法。就是先预设了小说人物的思想类型、性格特征和行为准则，然后用作者赋予人物的思想、语言及行动加以证实。所以我们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塑造人物”。如果说托尔斯泰的人物是在生活里人们熟悉的，思想情感丰富的、是有血有肉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人，那这后一种，就是与读者有距离的，根据需要代表一定思想、反映某种情感的，平面的单向度的人。从外向内写，读者看到的是生活中实际有的人；从内向外写，读者看到的是作者
认为应该有的人。伍尔夫凭她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的感悟力和洞察力，揭示了这两者之间在写作中的难点。它难在作家是否有能力把“一阵咳嗽和双手细微的动作”与人物“性格中的某种隐蔽的因素”联系起来。如果看不到这种联系，又不知道如何去联系，更不懂得这种联系对小说的意义，那何苦去写咳嗽或者打喷嚏之类的琐事呢？作家直截讲述他的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隐秘，岂不是更简单明了吗？简单明了产生的结果也是简单明了的：一种，留在我们记忆里的是富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形象；另一种，假如我们还能记得的话，可能只是某种概念的符号。
俄国灵魂与英国茶桌
尽管伍尔夫认为拙劣的译文，使英国人读到的伟大的俄国作家，“好比经历了一场地震或铁路交通事故”，不仅丢失了所有衣物，而且失去了他们的风度和特征，而她还是感觉到了俄国文学和英国文学之间那种深刻的差异。譬如“兄弟”在英语里对应的是“老兄”，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挖苦意味的词，英国人很难从中体会那种在共同苦难和悲伤中所产生的情谊。伍尔夫写道：英国人对契诃夫的作品的最初印象是“困惑不解”，不懂他的那些没有结局的结尾“意义究竟何在？”就是说，英国读者的阅读感受力还不习惯接受没有结论的小说；人们所熟悉和公认的结尾，不是像契诃夫那种“是一个问号”，
或者“人物还将继续谈论下去”，而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坏蛋们狼狈不堪，阴谋诡计统统戳穿”。伍尔夫从俄国小说与英国小说的差异、从不同的小说写法中体会到了不同的文学意识。她不是用理论而是用契诃夫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契诃夫说：“像我们之间的这样的谈话，对于我们的父母说来，是不可想象的。在晚上，他们默默无言，却安然酣睡；我们，我们这一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但话说得很多，总是想要决定我们是否正确。”伍尔夫从契诃夫的小说言语中获得了她的理论认识：“我们文学中的社会讽刺和心理描写技巧，都来自不安的睡眠和不断的谈话。”如果小说“总是想要决定我们是否正确”，用伍尔夫的话说，“根本兴趣不是在于灵魂与其他灵魂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于灵魂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与仁慈善良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小说也就总是向我们显示出某种“虚伪做作、装腔作势、很不真实”的东西。契诃夫说的不安的睡眠和不断的谈话“总是想决定我们是否正确”，被伍尔夫非常巧妙而准确地用来说明英国小说的问题。在此，我们看到了伍尔夫思维的敏锐和深刻，看到她是如何把形象思维和理论思考结合在一起，我们很难想象用纯粹理论能把这种现象讲得如此透彻。她欣赏俄国小说，是因为从小说里不仅看到真实而丰富的生活，更看到了生活中的人和人的灵魂。从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她看到无处不在的
灵魂，看到“它的热情、它的骚动、它的美丽和邪恶相交织的惊人的大杂烩”，伍尔夫说：“灵魂是俄国小说中的主要角色。”
这位英国著名作家，对英国现代小说少有赞美之词，而是不断找它的毛病。她说英国小说有一套陈规。写一个将军的爱情故事，先得写他的府邸和他的茶壶，作品是嘲讽式的，而不会是悲怜的；作家注意的只会是社会，而不会是个人。伍尔夫认为，英国小说用某种幽默的或者热烈的场面分别表现人物的固有方式已经过时了，因为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我们所面对的是“人类灵魂的新面貌”，而英国小说家却看不到这一点。伍尔夫将英国小说的问题归咎于评论。她说：“要是英国评论家不那么婆婆妈妈，要是他们不那么褊狭地只知道他们称之为‘生活’的那种东西，说不定英国小说家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猥猥琐琐了。他们也许会离开那张永恒不变的茶桌，也许会抛弃那种装模作样而又无聊透顶的所谓‘生活”’，她说，“唯有这样，英国小说才能真正成为一门艺术”。就是说，小说如果只关注程式化的生活而忽视生活中人的灵魂，就算不得真正的艺术。
我们从伍尔夫激烈的言词里，能感觉到她的那种不加雕饰的真诚，这正说明她对小说、对英国文学的爱。我想，中国作家、理论家对俄国小说绝不陌生，但可能很少有人从阅读中领
会到伍尔夫所领会的东西，很少有人从与本国当代作品的比较中发现伍尔夫所发现的问题。我们没有伍尔夫那样的认识，自然也不会有伍尔夫那样的激愤。
文学持久生存的能力
伍尔夫在多篇文章里讲到小说的生存问题，讲到变化与生存的关系。事物在我们的周围运动着，我们本身也在运动着；作家要在变化中调整自己的视角，“以便能够重新站在一个从容而自然的位置”。伍尔夫所强调的变化，不仅是自然、社会、生活变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内在精神和心理的变化。她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去散步，我们就会发现，他对一切事物都极为敏感，他随波逐流地任凭每一个意念带领着他到处游荡；过去单独地、独立地发生的各种感觉，美和丑、兴趣和厌恶、喜悦和痛苦，现在都彼此牵扯、互相渗透；过去总是完整地进入心灵的各种情绪，如今在门槛上就裂成了碎片。这是一个作家所感到的日常生活里悄无声息的演变，这些变化是深入灵魂深处的。文学的特点是由其生存环境所含的意义及美感决定的，所以作家必须敏锐地发现变化，并且寻找出与变化相适应的文学理解和表达方法。这是文学艺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式。
但是，伍尔夫在强调文学要适应变化时，又特别强调了作家须坚守文学艺术中永恒的东西。她不希望作家在“彷徨怀疑
和内心冲突的气氛中创作”，认为应该一方面要“感觉到作出新变化的必要性”，改变视角，调整观念；另一方面要“把一种严格的、合乎逻辑想象之一般的、单纯的力量置于他的各种骚乱和矛盾的情绪之上，起一种监督驾驭的作用”。伍尔夫认为小说有一些最简单的概念是不能抛弃的。每个时代都会有新的形式出现，但新形式的最早出现不是因为它光彩照人，而是因为它有其生命意义的内在力量。这是伍尔夫最重要的文学思想。她说：“当一部书作为那种观念的结果，而不是以它的美或光彩来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就知道：在它身上包含着能够持久生存的种子。”
何为小说的“简单概念”？伍尔夫很少用理论术语说明，重要的思想几乎都来自她的艺术感觉。她在对康拉德的早期与后期作品的比较中，讲到了有这个“概念”和没有这个“概念”的不同。伍尔夫把这种发自内心的创作情绪和信念，称之为“智慧之光”。具有这种光照的作品，“显得那么完美，那么庄重，既朴实无华，又异常动人”。她在评论劳伦斯的作品时进一步说明了她的认识。劳伦斯不同于普鲁斯特，不属于一个生活稳定、心态平衡的社会阶层，他一心想脱离自己所属的那个阶层而跻身于另一个阶层，他的内心是骚动不安的，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他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写作态度”，同时也成为他不受约束的创作倾向和文
学风格。伍尔夫说，在他的作品中，“你会觉得每一个词都直接来自思想，没有一个是因为读上去悦耳或者有助于句子结构而出现在那里的”。我们从这里大致可以体会到什么是伍尔夫所强调的小说创作的基本的、简单的、但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是作家的生活态度、人生哲学、感知能力，是那种最本真的信念。它是～个文明世界的基础、也是小说艺术的基础。它不会让作家在环境变化面前不知所措，而是能够重新站在一个“从容和自然”的位置。一个作家能够在风浪之中从容和自然，是因为他具有比急剧变化更稳健更恒久的智慧。这种智慧就是小说与人类文明共存的那些“非常简单的概念”。
我们今天文学所处的环境，与伍尔夫在半个多世纪前所经历的文学变革，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在解决文学潮流和小说本质的关系时，我们的作家同伍尔夫时代的小说家，面对着同样的难题。所以，伍尔夫当时反复强调的小说应对变化的“基本概念”，文学持久生存的“不二法门”，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我不是在此全面评价弗吉尼亚·伍尔夫，也不是探讨她在文学写作和理论方面的得失，只不过是从她的与文学相关的讲演、评论、文章中，摘取一些在理论家那里少见的、与我们的文学实际有关系的话题，作为我们思考文学问题尤其是小说创作的一种参考。希望能起一种“他山之石”的作用。
残次品伍尔夫林格尔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20世纪初期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她以前卫的写作方法，独特的批评方式，以及引领女性文学的突出表现，不仅在西方文坛享誉盛名，被称为20世纪最杰出的女作家，而且也深受中国读者的青睐，尤其许多年轻作家视其为偶像，以阅读和谈论伍尔夫为时尚。 伍尔夫的魅力不仅在于她开启“意识流小说”的先河，也不完全因为她那篇带有震撼性的女性主义“宣言”《一间自己的房间》，她对文学的贡献还在于，她在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批评方式。这种方法散见于她大量的书评、论文、随笔之中，她用非常形象的、明了的甚至是亲切的语言，向人们讲述那些理论家批评家很少谈到的、一个文学艺术的实践者、一个小说家所体验和感悟到的问题，是一种用感觉的方式对文学探求和思考，或者说是基于实际体会和感性认识的文学批评。伍尔夫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它更科学，而是因为它更真实；不是因为它更玄妙，而是因为它朴实。她在去世的前一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真希望自己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一种更直接、更轻松、更随便、而且更精练的批评方法，希望多一点直截了当，少一点四平八稳，文章写得更加即
兴，更加流畅。”一年后，弗吉尼亚·伍尔夫离开人世。她肯定认为她最终无法完成她的心愿，但实际上她已经在她的各种作品里展现了她对文学不同凡响的思考和理解。我们阅读伍尔夫，会感觉到她特有的文学意识和批评精神。 下面我想借用伍尔夫的方式，来谈伍尔夫的批评，不是把她放在哲学概念和理论范畴中评判其优劣得失，而是从她对文学的感悟中，体会那些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启示作用的问题。不是评论，而是读书笔记，是伍尔夫所习惯的那种直接的、轻松的、即兴的、随便的探讨。 关于“布朗太太”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将用一个简单的故事代替分析和抽象的论述。”于是她讲了她有次晚上乘火车时，在车厢上看见一位坐在角落正与人谈话的老太太，伍尔夫凭借这位妇人的外貌、穿着、说话的方式和神态，以及他们简单而尽力的交谈，很快就在内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包括她的出身家境、性格特征、经济状态、子女情况和她正面临的困境。伍尔夫说，她是一位干净的、穿着绒毛磨光露出绒线的旧衣服的老太太，她的极端整洁比褴褛污秽的衣衫更容易使人看出她的贫困。伍尔夫为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布朗太太”。这位布朗太太很快就在伍尔夫的头脑里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生动起来：她充满忧愁和
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 会讯 Newsletter of Jiangsu Associ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015年第1期总第71期★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秘书处编 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 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纪要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1月13日晚在徐州市金晨假日酒店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学会会长王守仁教授主持。 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吴格非院长首先向理事会报告了本次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的筹备情况。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年会的筹备工作，多次与学会领导及秘书处沟通，努力为会议代表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王守仁会长代表学会对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为承办本次会议所作的努力给予充分肯定，向会议筹备组致以感谢，并确认了年会的会议日程和细节安排。 随后姚君伟副会长汇报了学会在第12届华东外语论坛获奖情况以及明年学会对该论坛的承办事宜；吕洪灵秘书长和杨靖副秘书长总结汇报了学会上一年度换届备案、学会年检以及省社联评优等工作情况；王守仁会长对学会工作做全面总结并对明年工作提出要求和展望。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增补薛家宝为学会副会长，何宁、韦清琦为常务理事； 二、在学会秘书处下设青年科研工作小组，由常务副会长姚君伟负责，成员包括：袁楠、何宁、宋艳芳、于建华、顾晓辉、杨靖； 三、2016年学会年会暨第13届华东地区外语论坛将于明年10月下旬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鼓励各位理事及所在单位踊跃参会并积极投稿。 理事会讨论了申请加入学会的人员名单，批准了32名新会员（名单附后）。
附： 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新会员名单（32人）： 曹丹丹曹慧慧曹新宇陈洪江崔金燕顾晓辉胡梅红黄一畅金涛李娇刘洁茹刘新茂南楠彭静宋涛王梦景万连增汪顺来韦玮王翔敏吴晓蓉王祖友徐静颜丽娟杨柳杨丽张白玲郑广杰周梅赵艳章于红张小琴
文学批评理论参考书目 马列文论专题：计14种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马恩全集》第42卷）； 2、《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另有同类型书可选用）； 3、《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另有同类型书可选用）； 4、《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5、《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7、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9、《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0、《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12、《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4、 [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文学理论研究专题：计33种 A类： 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有旧版）； 2、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有旧版）；
3、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有旧版）； 4、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有新版）； 5、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有旧版可用）； 6、伍蠡甫选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7、胡经之等编：《西方20世纪文论选》（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8、王逢振、盛宁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9、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 10、 [美]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 12、 [荷]佛克马、易布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 13、 [英]杰弗森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4、 [美]科恩等：《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5、 [美]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16、 [加]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7、 [法]贝西埃等主编：《诗学史》（上、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8、 [美]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9、 [加]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4年版； 20、 [英]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1、汪民安等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王宁编译：《新文学史》（1），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