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健吾的批评观

论李健吾的批评观

——以《边城——沈从文先生作》为例摘要 20世纪30年代, 众多作家批评家都热衷于追求社会学批评, 即左翼

作家为代表的社会历史批评, 如成仿吾的“政治批判模式”的批评, 冯雪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 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 茅盾的“社会、历史批评与作家论”等, 相反, 一些非主流派如周作人的“宽容”批评,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 朱光潜的“美感经验分析与创造”的批评, 显得比较孤寂。然而他们对文学批评新方法、新境界的创见, 是有相当建树的, 可以说是文学批评的另一视角。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成绩主要集中在早年的《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本文主要以《咀华集》中的《边城—沈从文先生作》一文对李健吾“印象主义”批评观作一简单论述。

李健吾, 又名刘西渭，现代中国富于敏感的艺术悟性与犀利的艺术感觉的文学作家与文艺批评家。他早年就矢志于文学创作, 当他还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时, 便学写戏剧。因仰慕作家王统照声名, 他偷偷将写成的文稿寄呈作家王统照。此后, 王统照不时给这位文学少年以教导和鼓励。中学时代, 李健吾课余从事文学创作, 不断在王统照编辑的《晨报·文学旬刊》上发表作品。

考人清华大学, 李健吾结识文坛名家朱自清。毕业后留任清华教职, 随从戏剧专家王文显先生深造, 研习文艺。三十年代初, 李健吾创作了一定数量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独幕剧、多幕剧, 成为三十年代“京派”的活跃作家。小说《终条山的传说》, 三幕剧《这不过是春天》曾经名噪一时。

作为文学作家, 最为人知的, 还是李健吾的文学评论。三十年代, 以“刘西渭”的笔名刊发于《文学季刊》、《文学杂志》、《大公报》的文艺评论, 影响颇大。李健吾先后将这类文字结集为《咀华集》, 1936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咀华二集》,1942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两本《咀华集》, 集中体现了李健吾文艺理论批评的成就与特色。它们与沈从文的《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梁宗岱的论文集《诗与真》、萧乾的《书评研究》以及朱光潜的《谈

美》、《孟实文钞》等, 共同呈现出三十年代“ 京派” 作家致力于文艺理论批评的成绩。但是,在这群才气横溢的“ 京派” 作家中, 李健吾文学评论又卓然不群, 有他鲜明的审美个性。

李健吾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代批评界的一个宁馨儿。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其学术著作《中国新文学史》中对李健吾就推崇备至，他说“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其中以刘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但更为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①

当代著名学者刘锋杰也说过，“从纯文学的角度谈文学，在成名的现代文学批评家中，无人超出李健吾”。②对于这样推乎其上的评价， 我们从中可以领会出李健吾批评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一、关注人性的文学批评

李健吾属于京派，他与其他的京派批评家一样都讲求人性，反对文学过于依赖社会、政治。李健吾的人性观与周作人，梁实秋都有所不同。周作人认为对人性的肯定就是对个性的肯定。梁实秋的人性观过于推崇理性，过于排斥个体的差异，他所说的人性成为了他对伦理道德的追求形式。而李健吾的人性论更多地主张作品内容的不肤浅，更多地表现人正常的心理、情感和欲求。

李健吾认为文学是应该表现人性的，惟有深及人性，表现性，才算真正抓住了现实人生，才会创造出经久不衰的作品。李健吾把文学批评解释为一种用艺术的感悟去认识人性和参悟人生的精神活动。他说：“一个批评家，第一先得承认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灵性活动的可能，所有人类最可贵的自由，然后才有完成一个批评家的使命的机会”。

③这种对批评的解释，使李健吾的批评观具有明显的特色。

①李健吾看出了文学作品的功用实质——文学作品最应该表现的就是人性，无论作家的自我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甚至是卑微的，作品都应该表现人类的普遍心理、情感与欲求。他坚信文学是人性的表现，应该把文学着眼于描写人性。

①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

② 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209页。

诚然，文学艺术领域中，能够获得普遍赞誉，获得不朽生命力的无不是那些关注人性的作品。只有从现实出发，才不空洞，不乏味，才能打动人心。作品只有表现人性、表现真实的情感，才能不受时空的限制而成就不朽。

在现代文学家中，着力在作品里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并以此来抨击现代异化的人性的作家，应首推沈从文了。沈从文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直切的欲望！在他的“神庙”里永远供奉的是‘人性’。这都与李健吾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因此，李健吾最推崇的就是沈从文的作品。在对《边城》的评价中，就是围绕人性而立论的。“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①，所以他颂扬人类的美丽与智慧。人类的幸福即使是幻影对于他也是一种德性，因而努力来抓住用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力量。”②“《边城》便是这样一部杰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③。在他评论过的作家中没有人的成就能超越沈从文。因此《边城》被李健吾推崇为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

李健吾的批评实践也是与他的人性论、文学主张一脉相承的。李健吾赋予批评的主导任务是揭示作品的人性特征，他在对《边城》的评价中也剖析了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如何鉴赏文学：“在文学上、在性灵的开花结实上，谁给我们一种绝对的权威，掌握无上的生死？因为，一个批评家，第一先得承认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灵性活动的可能，所有人类最可贵的自由，然后才有完成一个批评家的使命的机会。他永久在搜集材料，永久在证明或者修正自己的解释。他要公平，同时要有一种富有人性的同情，时时润泽他的智慧，不致公正陷于过分的干枯⋯⋯他不应当尽用他自己来解释，因为自己不是最可靠的尺度⋯⋯一个批评家应当有理论（他合起学问与人生而思维的结果）。但是理论，是一种强有力的佐证，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标准；一个批评家应当从中衡的人性追求高深，却不应当凭空架高，把一个不相干的同类硬扯上去。普通却是最坏而且相反的例子，把一个作者由较高的地方揪下来，揪到批评者自己的淤泥坑里”④。

文学批评在李健吾看来没有统一标准，但从评价沈从文作品的这些言论可以看出，人性是他所大力推崇的，是他评判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①

①②③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