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相互限制。社会生活中，利益主体的偏私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可能会带来违背公共道德、贫富过度分化、破坏生态环境等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应对个人权利进行一定限制。但公共利益有时也受制于个人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博登海默说，公共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它并非所有社会成员利益的总和，社会成员的利益有时与公共利益产生冲突，且不同成员间的利益也会产生冲突，甚至侵害和危及到公共利益。[1]德国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时相互一致，有时相互冲突。[2]因此，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协调，不仅是一个法律实践问题，也是法哲学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一、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冲突的理论与实践
要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协调，首先应理解和把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对立或冲突。目前，关于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和实践形态主要有三种，即：“对立统一论”、“个人权利本位论”和“公共利益本位论”。
1、对立统一论
对立统一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认为，在原始公有制时期，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是一致的，随着整个社会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社会利益就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独立的体系，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后者是普遍的“公共利益”的总和。按照国内学者的解释，公共利益是“由社会
总代表所代表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形式上或实质上的全体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是“单个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利益，包括自身的特殊利益和所分享的公共利益”，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3]
（1）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如何对立？
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只有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不存在超阶级的公共利益，所谓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一致，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已，[4]因此，公共利益是一种虚构的利益，它和个人权利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他说：“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5]根据马克思的论述，阶级社会中“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是‘不依赖’于他们的，也就是说，这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是他们本身应该在这种分离的界限里活动”；[6]另一方面，“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的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7]即：由于每个社会成员总是反对从自己的个人权利中分离出公共利益，总是希望从公共利益中多分得一部分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对立和斗争就形成了。
恩格斯肯定阶级社会里“共同利益”的阶级性，认为统治阶级“只有维
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8]但“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9]因此，所谓“共同利益”，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他说：“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10]由此，恩格斯否认普遍的、没有阶级区分的利益和情感的存在，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批判费尔巴哈错误地将宗教归结为“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认为“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反映中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11]他质问道：“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和‘由于正当理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12]
列宁进一步阐述了利益的阶级性和斗争性质，认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13]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前提，列宁承认阶级的
共同利益，否认不同阶级的共同利益。他说：“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14]根据列宁的表述，即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也是始终存在的，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15]这时候，如果“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诵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如果“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上去”。[16]因此，不存在超阶级的公共利益，在阶级社会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始终是对立的。（2）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如何统一？
根据马克思的阐述，政治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回归，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这个过程就是“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17]同时，“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18]其总体方向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逐渐融合，最后达到“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大同世界。他说：“当政治生活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它就竭力压制它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因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真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才能做
到这一点。”[19]因此，在阶级社会，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的消亡，人和人的利益不是彼此对立而是趋于一致，“利益的共同”才会成为基本原则。[20]恩格斯说，在所有的原始农业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21]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而“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22]因此，“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2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明确提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和斗争在阶级社会始终存在，只有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除。列宁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寄托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认为“国家的消亡是必然的”，但“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最高阶段的发展速度”，[24]只有“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且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25]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列宁认为，俄国已基本实现了公私利益的统一。1922年，他在写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的信中说：“我们不承认任何‘私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26]
2、个人权利本位论
这种观点认为，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矛盾冲突中，个人权利居于
主要地位。目前，这种观点又分为两种不同派别，即以个人权利为本位，一派承认公共利益的相应地位，另一派不承认公共利益的存在。（1）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承认公共利益的存在
这一派观点认为，个人权利不必让位于公共利益，其立论基础是人的自私和自由本性。功利主义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认为个人权利是公共利益的基础，损害了个人权利也就损害了公共利益，实际上把个人权利推到了至上的极端地位。此前，古典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提出，如果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公共利益就可以最大化——经济学家奥尔森将其归纳为“经济学第一定律”，即当一个个体只谋求他或她自身的利益时，群体的理性结果会自动产生，因为私人平等交易的时候，并未损害对方的利益，这种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对第三人也没有损害。但奥尔森认为，有时候第一定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论个体如何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最终不会自动产生，只有依靠指路的手或适当的机构才能带来具有集体效率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经济学第二定律”，即私人利益之间也存在矛盾和冲突，并可能损害到公共利益。奥尔森因此提出一个“集体行动的困境”观点，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27]这实际是个人权利本位的折射和反映，也是忽视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
黑格尔说，市民社会是个人追逐私利的领域，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
战场，并且也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舞台，因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市民社会的市民，就是私人，他们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28]因此主张用政治国家来控制市民社会。从现实情况看，提倡个人权利本位论的主要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如美国经济学家阿尔钦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必须对生产资料拥有可靠的、可以让渡的私有权，即国家只要明确私人产权保护原则，私人就可以使财产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使财产在流转过程中的附加值得以实现。[29]哈耶克承认公共利益的优先地位，但认为“只有在公共收益明显大于个人因正常期望受挫而蒙受的损害的情形中，才能允许对私域予以上述必要的干预”。[30]罗尔斯则提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的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有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31]
一些权利论者认为，在实践中，公共利益总是被利用的概念，各利益群体总是试图利用公共利益的概念来使其自身利益合法化和正当化，其“内涵常常被那些有着相关的自身利益，而且又握有话语权、能施加其影响力的人界定”。美国学者皮文睿说，权利向利益这一词语转化的结果通常有利于国家行为和侵犯个人的行为，但任何人都不能简单地将多数人的利益转变为优于个人权利的集体的或团体的权利。
[32]罗金斯认为，由于公共政策包含着一种选择，并常常引起争论，所以不得不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辩护。[33]夏勇教授提出，缺乏个
别化的利益，就缺乏对公权者享有权利的依据和基础，公权者就可以充分地、甚至随意地依据实有的或臆测的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对社会成员享有支配和管制的权力。因此，如果公共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绝对包容、压倒个体利益——无论出于怎样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那么，个体便很难享有权利，因为这个时候，落实到个体的主要是以职责和责分为表现形式的义务，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者则是通常作为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代表者的公权者，[34]明确反对用公共利益之名行侵害个人权利之实。
（2）以个人权利为本位，不承认公共利益的存在
这一派观点认为，个人权利是唯一的实在，公共利益只是一种“借口”而已，在实体上并不存在。古希腊的色拉西马可斯说，强者的利益就是正义，即使这利益被公开宣布是“人人的利益”，实际上，强者“不会明白宣布他们所说的正义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利益”。[35]激进功利主义提出，没有什么公共群体，有的只是原子式的个人的偶然的伫立，除了可以由私人利益相加所得出的利益之和，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市场人，每个人都会把所有己身之外的一切换算成自我利益，传统的公共利益的观念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乌托邦，一种借口，一种骗人的幌子而已。理性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经济人，天生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所谓公共利益不过是政府利益的遮羞布。他们认为，政府一旦形成，其内部的官僚和整个官僚集团将会不断寻求自身的利益，如大量的寻租和腐败现象，已经彻底打破了“政府无私”和“自动公益”的神话。缪勒说：“同样的人怎么可能仅仅因
为从经济市场转入政治市场之后就由求利的自利者转变为‘大公无私’的利他者呢？这是绝不可能的事！”[36]熊彼特将国家的主要任务归结为保护私有财产，认为“不存在什么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通过理性论证的力量能够同意的被出色地决定的共同的幸福那样的东西”，因为“对不同的个人或集团而言，共同的幸福势必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而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价值上的分歧，作出不同价值选择的个人和集体势必具有不同的关于“共同幸福”的观念。[37]查尔斯•林布隆说，严格说来，人人共享的公共利益也许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局部利益。[38]美国学者阿罗则明确宣称，凝结着共同偏好的社会公共利益是不可能的。
3、公共利益本位论
这种观点认为，在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冲突中，公共利益居于主要地位。根据公共利益在这一矛盾中的地位不同，公共利益本位论也分为两种不同派别，一派认为公共利益居于绝对决定地位，一派认为公共利益居于相对优先地位。
（1）公共利益决定论
这一派观点认为，公共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权利必须无条件让位于公共利益。黑格尔最早从现代意义来界定“市民社会”的内涵，他系统地阐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也就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并把市场经济条件所有权与契约规则、公共利益的冲突确定为市民社会的核心内容。但黑格尔把国家看成是最后控制市民社会的力量，认为市民社会只不过是国家自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
他虽然区分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但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谁决定谁的问题上，却颠倒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公共利益决定论在20世纪中后期曾强烈地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并给国家可正当约束权利提供了理论基础，即国家限制或克减个人权利“不单单是出于绝对紧急状况的理由，还可出于为社会利益服务的任何理由”。
[39]其理论模型是，国家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运动中，公共利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在公益问题上，由于片面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且在公益行政上用权无度，程序恣意，忽视了对国家机关的有效规制和监督，而抽象性和政治性很强的“为人民服务”在具体公共事务中显得尤为空洞。
公共利益决定论在实践中是十分有害的，因为社会上的强力集团常常控制着舆论，他们解释着什么是公共利益，并将自己的价值判断说成是代表了整个社会。埃尔斯特认为，在权威主义体制下，政治活动的结果将不会包括那些与权力机构的利益相左的内容，这一点几乎是确定的。[40]托克茨基在评价前苏联的公有制时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顾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41]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借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保护“商业利益”之实，肆意侵害公民个人权利。如在房地产开发中，“现在普遍的情况是，部分地方政府将原来就有居民的土地转让给开发商，开发商在这块土地上开发出高级住宅出售……这不是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是开发商利益的需要”，
因此，“在‘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下，私权被剥夺了，增加的却是开发商的利润”。[42]在湖南嘉禾的城镇拆迁中，很多干部丢职，夫妻离婚，法院强制执行，公安局抓人，“简直成了人们常说的‘鬼子进村’”。但政府有关部门却告诉人们，这个拆迁建设项目，“是体现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龙头项目”，“充分体现了全县人民的意志和利益”。[43]如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则公民权利何以保障？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几乎一切征地项目都搭乘“公共利益”的便车，各种经营活动也都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根据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部门对各类建设项目用地调查，“征地项目不仅包括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工商业、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征地占到总量的22%，学校、企业用地也占到13%。东部某省会城市的项目用地中，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不到10%，大量的是经营性用地”。[44]公共利益概念被滥用由此可见一斑。
（2）公共利益优先论
这一派观点认为，在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矛盾运动中，公共利益处于相对优先地位。西塞罗说，公益是与私益相对立的，公益优于私益。洛克将公共利益看成是一种“特权”，是超越个人利益的。所谓特权，指“没有法律规定，为公众福利而自由裁量的权力”，即执行机关被委以“没有法律规定，有时甚至是违反法律规定而依照自由裁量，为公众谋福利的权力”。[45]洛克认为，当统治者为了公共利益行使特权时，这些活动不管以何种形式看待，都被认为是正义的事。在我国古代，儒家承认社会中存在私人利益，但私人利益并非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群
体——家庭、世系或社会。按照孔子的观点，人生于社会之中，不会单独发达，个人依赖于群体的和谐和力量。[46]因此，儒家一向轻利重义，轻个体权利而重整体利益。“子罕言利”，在孔子看来，义与利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试金石。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在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问题上，还有一些类似观点：《韩非子》曰，“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淮南子》称，“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朱子语类》云，“官无大小，凡事只有一个公”。意思是，治理之道在于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即公正无私，不徇私情，个人应该服从整体，私益应该服从公益。从思想史上看，公益优先论贯穿于人类全部历史之中。
从现代国家法律实践看，公共利益总是处于被优先保护的地位。在英国，根据普通法，在公路上的任何地方集会“都是妨碍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可能被提起刑事控告；集会则意指“为讨论公共利益问题或者为了表达对这些问题的意见”而举行的聚会。[47]在美国的司法判决中，公益征收的“公用的含义”也越来越宽泛。尤其是对外交往中，当一项国会法令或行政行为侵害到个人权利而法院确实进行司法审查时，法院会援用各种平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原则，结果通常是对个人权利的贬损和对公共利益的夸大。对此，路易斯•亨金说，在对外交往事务方面，个人权利相对来说很少被提及，而公共利益未经有意义的审查便被过分服从，其重要性也被夸大。[48]根据世界贸易组
织的《知识产权协议》，知识产权为“私权”，其直接和主要目的旨在保证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但法律对知识产权的规制是考虑权利人和相对人双方利益衡量，并在一定程度优先保护公共利益。在著名的南非医药生产者协会诉南非政府的专利权案件中，法院查明南非政府关于《药品和相关物品控制修正案》大部分有争议的条款是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法律文本草案制订的，是保障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其时正值南非面临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此间有40万人因无力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死于艾滋病。在这种背景下，在法院的压力下，协会和39家跨国公司于2001年撤回了起诉，并自发降低药价，捐赠相关药品。可见，在知识产权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对立中，公共利益居于一定的优先地位。
二、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协调？
1、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协调的法理分析
（1）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相互制约
要理解和把握公共利益对个人权利的制约，不是否定私人利益与个人权利，而是“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
[49]哈耶克说：“如果所有的人发现根据某种互惠对等原则而使特定群体的集体利益得到满足，对于他们来说，乃意味着一种大于他们不得不为此承担的税赋的收益，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一种集体利益才会成为一种普遍利益。”[50]同时，个人权利对公共利益亦具有制约作用。社会生活中，利益的不平衡或冲突需要法律用公平和正义作为价值判断加以调整，由于资源实质上是全社会的，其最终利用的目的应
该是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科塞提出，权利冲突有益于社会，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相互制约，也可以协调一致。他说：“冲突经常充当社会关系的整合器。通过冲突，互相发泄敌意和发表不同的意见，可以维护多元利益关系的作用。”[51]从法治观点看，法治的主要特点是“在承认和保护个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配置或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来谋求社会的有序发展”，[52]因此法治的基本目标应该是，确保个人权利、公共利益及各种权利关系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为此，政府不仅要积极提出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有责任确保个人利益在实质上和程序上都与公共利益保持一致。根据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如果法律关系主体双方能真诚协商，积极参与对话，则二者之间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德沃金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权利理论，也反对一般利益至上，强调对二者进行选择和折中，其结合点就是平等。因此，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协调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隐私权制度中的权利冲突(一) 摘要]现代社会，隐私权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基于隐私权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法律的局限性，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解决的方式有立法和司法两种。其中利益衡量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本文以隐私权与表达自由、知情权的冲突为例就此展开探讨。关键词]隐私权；权利冲突；利益衡量 有权利必有冲突，权利冲突普遍存在，不可避免。依据通说，所谓权利，无非是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要素构成。1]现代社会，社会发展，经济进步，新型利益不断涌现。法律也相应地突破传统的严格规则主义，通过判例、学说、诚信原则、公序良俗等方式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利益与法律之力两因素的嬗变也使得权利的类型和范围日益广泛化、普遍化、多样化，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楚河汉界、黑白分明的模式。在此背景下，权利冲突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了，特别是在新兴的人格权领域尤为突出。本文拟以隐私权为中心就权利冲突问题予以探讨。 一、隐私权的建构与权利冲突 现代社会，因为科技及大众传媒的发展，增加了隐私暴露的可能性与损害的严重性，随着人口增多，都市人口日益密集，由于现代社会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对于暴露在公众中感到日益敏感，这种法感情和人格意识导致隐私得以成为一项权利。隐私权（therightofprivacy）一语最早由美国学者萨缪尔·D·沃伦和刘易斯·D·布兰戴斯于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第四期）发表的《隐私权》一文阐发。其后，美国法律与判例逐渐承认了隐私权。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与普及，信息技术和传媒手段的发达，隐私权保护更为急迫，隐私权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承认，许多国家的宪法、法律相继确认隐私权。如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传统上虽无隐私权的概念，但通过宪法确立的一般人格权，亦将隐私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现代隐私权的保护更趋于国际化，为许多国际人权公约所肯定，如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1966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 隐私（Privacy），是指自然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生活领域，就其范围而言，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就其目的而言，可分为私生活秘密、私生活安宁和私生活决定等，其宗旨在于合理划分公共利与私人生活，保障私生活自由，是一个健康的多元社会的根基所在。隐私权为绝对权，任何人对于他人的隐私，都负有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未经本人同意，禁止非法窥视、窃听、刺探、窃取、偷录、偷拍、披露他人的私人信息，侵入他人私人空间，跟踪、骚扰他人私人活动。否则，即构成对权利人隐私权的侵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法律对一种权利的确认，则意味着对其他人行为自由的某种禁止。权利的冲突在制度经济学上称之为权利的相互性，即如科斯所指出的，“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2]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权利冲突是一个伪问题，只要权利的边界能够确定，则权利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并不存在。3]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就隐私权而言： 第一，隐私权概念本身就是权利冲突的产物 隐私权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勃兴对人们关于隐私的权利意识起到了刺激和催生作用。沃伦和布兰戴斯首倡隐私权概念的肇因即为其举办的一场私人聚会被当地的媒体不当曝光，造成当事人情感的伤害。由于文明进化，在紧张复杂的社会生活压力下，人们对公开变得敏感，该种法益有法律保护之必要。人们日益意识到免于其私生活公开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利益，从而由此产生出一种正当性的权利诉求。这种诉求本身就是大众传媒、公众评论侵入私生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反动。由此可见，隐私权作为一种权利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权利冲突的产物。主张隐私权的人认为自己私生活秘密的权利具有正当性，而与之对立的权利人认为自己的言论自由或知情权具有正当性，在这种权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辩论(doc 11页)
所谓个人利益，就是人们在发展社会整体利益的过程中，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所获取的维持个人生活和工作需要的正当的物质文化利益。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正当的个人利益，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关。” 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把社会组成这样：使每一个成员都能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新社会个人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任何个人利益的实现都离不开一定的生产力发 展水平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这一客观基础。如果抛开这个现实基础，只讲所谓的“自我”，只能是导致唯心主义的“唯我论”。 事实上，集体利益作为一定社会成员利益的集合，本质上是每个成员利益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在现实生活中，不管个人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讲，任何个人都离不开社会和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个人在社会和集体中的活动，既是为了他人，也是为
了自己，他提供给集体和社会的价值越大，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就越快，个人价值和利益实现的程度也就越高。这就启示我们，在选择和确立个人价值目标时，必须考虑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统筹兼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 持人：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欢迎观赏由新加坡新传媒集团，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01年国际大专辩论会半决赛第二场，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的优胜队伍将进入大决赛，同中国武汉大学队碰头，争夺冠军宝座。那马上给您介绍今天的参赛双方，首先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来自加拿大温莎大学队，他们的四位辩手分别是一辩解意，电脑科学系三年级；二辩纪宝娟，教育系说是研究所；三辩叶斌，化学系硕士研究生；四辩王筱青，工商管理硕士二年级。那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反方马来亚大学队，他们的四位队员分别是一辩陈锦添，土木工程系二年级，二辩陈勋亮，电器工程系二年级，三辩陈政弘电器工程系三年级，和四辩胡渐彪，中文系四年级。今天的评判团成员共有五位，我来一一的给你们介绍，他们是徐廷芳律师，徐律师是本届大会的常驻评判之一；教育工作者赵令茂先生，赵先生也是大会的常驻评判，他也曾经是新加坡大专辩论会的最佳辩论员；时事评论家钟志邦博士；教育及历史学者魏维贤博士，以及专栏作家罗伊菲女士。 各位观众，今天的这场比赛作为正方温莎大学队的辩论立场是，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可以两全，而作为反方马来亚大学队的辩论立场是，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不可以两全。好，现在我宣布2001年国际大专辩论会半决赛第二场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有请正方的一辩解意同学发言，时间是三分钟。 解意：谢谢主席，对方辩友，各位评审，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都会发现，人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利益，人的一生在不停的奋斗以获得利益，社会也因此得到了整体的发展和进步，这恰好证明了我方今天所坚持的观点，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可以两全。首先让我们对今天的命题进行一下仔细的分析，利益，是人们的欲望和需求的满足。群体是许多个人组成的整体，群体利益则反映着群体中大多数成员的个人利益，两全，说的是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全，这里并不是说双方的利益都要完美无穷，也并不是说要同时实现，而是一种过程和趋势，可以是一种或然性，代表着或许可能，并不是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都曾经也必然是如此的，其次，利益是多层次的，它有大有小，请问对方辩友，如果一个人他为了获得大的利益，而放弃小的利益，你们能说他没有得到利益吗？利益有的是低层次的，有的是高层次的。请问对方辩友，如果一个人为了理想和信念的实现，而在其它方面忍受一些痛苦，你能断定他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利益吗？最后，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有社会性的，任何一个个人都是社会群体的一员，个人利益的实现从来离不开社会群体的保障，违反法律，违反道德，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暂时可以获得一己之利，但是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终将受到群体的唾弃和法律的制裁，到头来是得不偿失，损害群体利益，最终是损害了个人更多的利益，只能说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两不全，不过对方辩友，两不全可无法证实你们今天所说的不可以两全啊。综上，我方认为，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可以两全，下面我倒想洗耳恭听对方辩友如何告诉我们，如果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不可以两全的话，我们的社会又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呢？谢谢！ 主持人：谢谢解意同学，下来我们请反方一辩陈锦添同学表明立场，时间是三分钟。请！
一般权利和特殊权利的冲突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作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利冲突资料图片 问题的提出：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的冲突 张恒山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法律提供了正当自由的一般约束条件，从而使自由作为权利得到界定后，法律必须进一步解决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不同种类的正当自由（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比如，游行示威者有游行的权利，而普通市民有通行的权利，当游行者阻碍了公共交通时，如何解决两种权利的冲突？再如，学校的教师、学生有安静地听课和学习的权利，而小贩有自由叫卖的权利，当小贩的叫卖声传入学校课堂，学校师生认为小贩的叫卖声干扰其教学时，是应当禁止小贩叫卖，还是应当要求学校师生容忍叫卖声？他认为，在解决这类权利冲突时，首先应当坚持这样的原则：一般利益优于特殊利益的原则。具体地说，当两种权利冲突时，首先要考虑哪一种权利所带来的利益更具有一般性。对一般性的利益应给予优先保护。在上述两种冲突中，普通市民的通行权和学校教师学生的安静教学权所涉及的利益更具有一般性，因此，前者应优先得到满足。但是，对一般性权利的优先满足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特殊的权利要求。由于特殊权利要求本身也是正当权利，所以，要给以兼顾。于是，在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还应坚持兼顾特殊利益的原则。当法律在解决这类权利冲突、考虑对两者的兼顾满足时，通常应要求特殊权利不得侵害一般权利，即一般权利应成为特殊权利的限制。在一般权利不受侵害、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特殊权利可以行使。所以，游行示威不能在城市主要交通干线上随意游行，而必须在政府指定的、不至于严重影响公共交通的地域游行。小贩也并非不可叫卖揽客，但是，他必须离开学校一段距离，以其叫卖声不至于干扰学校教学工作。 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冲突的案例 实践中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在我们乘公共汽车时，有乘客发现钱物被盗后报警，然后全车人被拉到公安局或派出所进行检查，或全车人不准下车留在车上停留在原地，等待警察前来破案（我自己在北京就有过这样一次遭遇，停留约一小时）。倒不是全车人被怀疑为盗贼（其中也包含着这样的假设：在没找出盗贼之前，每一个乘客都可能被怀疑为盗贼），而是全车人的人身自由权受到程度不同的限制和侵害，这也是一种权利冲突，即被盗人的财产权和全车乘客的人身自由权和名誉权之间的冲突。 以下是几个类似的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冲突的案例：
2009年10月第22卷第5期 阴山学刊 Y I N S HAN ACADE M I C J OURNAL Oc.t2009 V o1.22No.5基本权利冲突观点评析 )))兼论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的空间 李样举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基本权利冲突是在基本权利从主观的公权逐步演变为客观的价值体系与相应的制度,特别是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适用于私人之间关系后产生的现象,无论从宪法规范层面,还是从司法实践的现实层面来看,基本权利冲突都是切实存在的。在界定基本权利冲突时,不仅要考虑到它产生的背景、根本属性,而且还要考虑到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以及权力分立的政治原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基本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间的差别和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空间的有限性。 关键词:基本权利冲突;社会实力主体;泛化说;虚无说;公权力介入说 中图分类号:D9111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869(2009)05-0080-06 近些年来,学界对基本权利冲突的讨论呈现白热化的趋势,1学者们认识不一,见仁见智。目前,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为便于叙述,笔者把这些观点总结如下:/泛化说0、/虚无说0和/介入说0。以上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法律权利冲突和基本权利冲突之间的关系,并对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空间做出了界定。但是,对于其中一些认识,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以上观点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值得商榷。 一、/泛化说0面临的理论困境 /泛化说0认为,几乎所有法律权利的冲突都可以推及为基本权利的冲突,所有法律冲突都在基本权利冲突射程之内,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基本权利冲突涵盖了一切法领域的冲突。如:在盗窃案中,小偷与被偷人之间存在劳动权和财产权两种基本权利的冲突等。就司法过程而言,/泛化说0主张法官在法律已经对具体案件争议事项如何处理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仍要把法律权利冲突上溯推及为基本权利的冲突,从宪法层面重新加以价值衡量。[1]从泛化说的主张我们不难看出,其不但否认基本权利冲突与法律冲突之间的区别,模糊了两种冲突之间的界限,同时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有违对立法机关的尊重 立法机关是一个国家机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立法机关在各国称谓不同,但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民意代表机关和最高权威机关,尤其是在议会主权至上的国家更是如此,其他机关对它都要保持高度的尊重,自然司法机关也不例外。虽然在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司法机关的地位不同,但是,总体看来,无非存在以下两种情形: 1.在奉行三权分立体制的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和相互牵制构成了一个民主政治体制国家运作的整个过程。三者之间地位上的平等和顺利开展工作的需要促使它们在机关运作中相互之间保持尊重成为必然。首先,就司法过程而言,其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都要保持高度遵守,虽然在一定情形下,可以创制一些判例,但是司法机关的丝毫的能动和前卫都会招致各方面的非议,因此而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政治风险。这使司法 *收稿日期:2009-05-18 作者简介:李样举(1983-),男,河南周口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生,论文有5作为宪法权利的物质帮助权辨析6等。 1虽然各种观点中在表达宪法上的权利时用语不一:有的用宪法权利,有的用基本权利,但是从其要表达的意思来看,无论是宪法权利还是基本权利指向都是一致的,笔者在本文当中统一使用基本权利一词。
卷号：（B）（2010年6月）机密 湖北师范学院期末考试试卷 法理学(2) 考试范围第16章至第30章命题人汪火良院系政法学院 考试形式闭卷课程类别必修学期20101 专业法学0902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分） (从下列备选答案中选择一个正确答案) 1．关于法律与共产党的政策的关系，下列表述错误的是哪一项? ( ) A.党的政策也是我国法律的正式渊源 B.法律必须公开才具有约束力，党的政策则不需要向全社会公开而不影响其约束力 C.党的政策有时也会以法律的形式体现 D.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时候，应以国家法律为准 2．道德与法律都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都具有规范性、强制性和有效性，道德与法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下列有关法与道德的几种表述中，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法律具有既重权利又重义务的“两面性”，道德具有只重义务的“一面性” B.道德的强制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制 C.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片面强调法的安定性优先是错误的 D.法律所反映的道德是抽象的 3．下列关于法与道德、宗教、科学技术和政治关系的选项中，哪一项表述不成立？（） A.宗教宣誓有助于简化审判程序，有时也有助于提高人们守法的自觉性 B.法具有可诉性，而道德不具有可诉性 C.法与科学技术在方法论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科学技术对法律方法论有重要影响 D.法的相对独立性只是对经济基础而言的，不表现在对其他上层建筑（如政治）的关系之中4．有的公园规定：“禁止攀枝摘花。”此规定从法学的角度看，也可以解释为：不允许无故毁损整株花木。这一解释属于下列哪一项？（） A. 扩张解释 B .文法解释 C .目的解释 D. 历史解释 5.法律与政治具有密切关系，下列哪一说法没有正确揭示法律与政治的关系? ( ) A.法律对政治有确认、保障作用，法律确认政治体制，反映政治要求，调整政治运行 B.法律对政治有预测作用，法律可以预知政治的发展 C.政治可以影响法律的内容，政治也可以为法律的发展提供条件和环境
结辩 谢谢主席 首先感谢对方辩友为了绝大多数队伍能够方便参赛的群体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从东山院区千里迢迢来到院本部参加比赛，不过还是请允许我指出对方辩友存在的几点谬误： 第一，把社会利益看作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的量的累加，但是如果每个人都避祸趋福，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利欲熏心的社会，这显然不可能是一个群体利益最大化的社会。 中国有个美丽的成语叫“两全其美”，可惜今天很遗憾的告诉对方辩友，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可以“齐美”，难以“两全”。诚然，社会发展会让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但是绝不是两者最大化的结果，而是两者妥协，互相补偿的结果，比如集体拆迁的拆迁费，员工加班的加班费，这绝不是两全，而是妥协。 第二，对方存在几个概念混淆 不劳而获 对方辩友的“利己主义者”和“利他主义者”概念混淆，在对方辩友眼中，不过是谁都只是为了个人利益在奋斗，那我就不明白了，难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原始社会包办婚姻不幸福？ 下面总结下我方观点，我方认为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不能两全主要由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所决定。全球资源有限这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受限，要么少数人占据了多数的资源，要么资源平均分配，而这二者显然不可能同时实现。其次，现有社会生产关系，或者说社会分工并非是完全自愿的，各位来到中山医工作，不单是你选择了中山医，更是中山医选择了你。马列全集中有这样一句话：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的，而是自发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就有分裂。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如果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可以两全，林则徐为什么要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如果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可以两全，林觉民为什么要对他的妻子说“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当然，今天我们说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不能两全，不是我们没有理想、太悲观，而是只有我们认清这一点，我们才不会盲目认为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可以两全，从而忽视群体中的个人利益，我们才不会重蹈人民公社大锅饭的覆辙，正是认清这一点，我们的人大代表才提出土地流转必须征得农民同意，同时，也正是认清这一点，我们才会在社会需要的时候，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也只有认清这一点，我们才会努力在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只有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我们才能在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7c15108331.html, 法律: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有效途径作者：解道赟 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1年第04期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开展，城中村改造这个“民心工程”也被提到了市城市建设规划的日程上来，云南省昆明市也不例外。但随着城中村改造项目的逐步进行，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与矛盾也逐步显现，本文主要从法律、法规通过对云南省昆明市的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完善法律、法规是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法律；平衡；公共利益；个人利益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258-02 2007年12月28日，在仇和就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后，根据所调研昆明的实际情况后，提出于5年内改造主城区336个城中村。截止2008年12月29日，昆明市主城 区共有24个城中村进入了实质拆迁安置阶段，累计拆除各类建筑物102万平方米。几乎所有的城中村都存在量大面广，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严重，环境质量差；社会问题突出；布局混乱，用地功能矛盾；防灾救护能力弱，安全隐患多；经济驱动力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整体发展且有碍人民生活环境的优化，防碍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对城中村的改造是势在必行。但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偏差。 “拆一次，富一截”，是仇和对城中村居民的承诺。政府承诺要把“城中村”五年重建工程作为改善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民心工程”。但为什么在拆迁过程中还多次出现村民与拆迁方的冲突，甚至有流血事件发生？ 一、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 对于这个“民心工程”，站在政府立场上看，它确实是为了城市的发展，为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环境的优化；因此这个“民心工程”也被政府定义为是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宪法》修正案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些规定表明，公民合法的房屋所有权和房屋附着的土地使用权，是受宪法保护的，同时国家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基础
一、权利冲突的概念 了解概念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的研究问题，有的放矢。有学者认为“权利冲突就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同样具有法律上之依据的权利，因法律未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界定所导致的权利边界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而引起的他们之间的不和谐状态、矛盾状态。” ①还有学者认为，“权利冲突，是指由同一客体依法衍生的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相互矛盾或抵触的法律模态。”② 笔者认为，权利冲突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权利主体针对同一客体，依据各自所主张的正当权利所产生的矛盾。这里的正当权利包含两层意思，合法及合理。从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以上两个作者均忽视了权利冲突与权利滥用概念之间的区别。笔者认为，权利滥用与权利冲突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广义的权利冲突包括权利滥用，狭义的权利冲突并不包括权利滥用。而我们研究的权利冲突应该指的是狭义的权利冲突。因为权利滥用问题涉及到一个权利的使用是否合理，是否恰当。这就涉及到一个权利使用的对错问题。我们可以划定权利的界限而解决权利滥用的问题。而我们研究权利冲突，并不是为了分清哪个权利使用的对，哪个权利使用的错。因为权利冲突里的权利使用是没有对错的。而我们是试图解决那些，都是正确使用得权利之间产生了冲突，我们如何划分出一个清晰的界限来解决这个冲突，这是我们研究权利冲突的目的。所以，我们这里研究的权利冲突应该是狭义的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是否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郝铁川教授在《权利冲突—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的文章中错误的认为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他一方面错误地把权利冲突与权利滥用的概念相混淆，从而得出权利冲突问题是个伪命题的错误结论。因为权利的滥用涉及到权利的恶意使用和超出一定界限。而这种界限则是郝教授说的权利都有一个自己的界限。而权利冲突中所涉及的权利，是合法而且是合理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的适当性，就不存在一个适当的权利还存在一定界限的问题。两个适当的权利之间会产生重叠。而这就是权利冲突。另一方面，即使按照郝教授的理论“任何权利都有特定边界，权利边界通过立法技术、司法解释、法律原则、公序良俗等是可以划定的。守望权利边界，就不会发生权利冲突；各种权利相辅相成，互不隶属，试图通过划分权利位阶来化解权利冲突，是徒劳无益之举。”反驳说任何权利之间都是有界限的，两个适当的权利之间即使重叠也会是有界限的，因为两个权利抵触，而最终都是会有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是权利之间的界限。我们姑且相信这个结果是正确的，但是他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也没有绝对的权利冲突，有的只是相对的权利冲突。而我们研究权利冲突，正是为了寻找这么一个公平，适当且正确的结果。我们并不能没有因缘，而直接把这个结果当成原因而否定权利冲突的存在。 在确定权利冲突是一个问题后，我们进一步研究权利冲突。研究权利冲突，首先要明确我们研究的权利是什么。按照罗伯特·阿列克西的分析，把权利构成分为“外部理论” ①王强，《商标权与其他相关权利的冲突与整合》，摘自《知识产权文丛》第9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②宋景，《权利冲突与合法行使权利》
更多相关资料请加扣扣1-6-3-4-1-8-9-2-3-8更多相关资料请加扣扣 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中 第一，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原有的、尚未彻底转轨的计划经济的矛盾和冲突。中国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以来，经济生活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变化上。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一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带来了中国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紧紧地依附在计划经济这样一个经济齿轮上运转。人们的生产、销售、消费等活动和行为，既受计划的调节、安排和控制，也依赖于计划。社会中的个体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更谈不上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体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的社会状态下，权利体系以及权利意识就不可能发达，一切都是上面“安排”好了，大家循着这样的“安排”生活就行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都在强大的行政控制下被淹没了或被掩盖了。因此，就权利范围而言，不可能形成严重的对立和冲突状态。权利冲突的前提首先是权利要被认可，尤其是要被法律承认。在一个权利不被承认的社会里，也就不可能谈得上权利冲突了。一切都是义务，或者以“人民内部矛盾”为由而付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则打破了这样一种凝固的、僵化的社会状态。生产、销售、消费等活动均以市场为主导，人们的选择性增强了，随之自主性、独立性也在增强，人开始成为主体。市场化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各经济主体之间出现了差异和竞争。这样，社会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差异性、竞争性等等，为权利的发展以及相伴随的权利冲突创造了社会经济条件和因素。[1]但是，由于我国确认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在1992年(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至今才10年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想在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中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不可能的。因此，目前的情况是市场经济发展了，但不完善;计划经济隐退了，但未完全转轨。我们现在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并存的局面，本身就预示着两者之间各自特性的矛盾和冲突。这也为权利冲突埋下了伏笔。
论个人利益与社会价值取向 《史记》中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也曾经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每个人通过获得个人利益，保障自身的生理需求，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充分满足每个人的人生需求，是高度发达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每个人的人生梦想，也是理想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厘清个人利益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一个人到底在追求哪些利益呢？无非是身内利益和身外利益。身内利益是每个人的身体及思想利益，体现为人体的基本生理需要及感受，包括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精神感受和思维创造，可概括为身体和思维。身外利益为身体之外的外部利益，体现为物质利益及派生利益，包括衣、食、住、行、玩等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可概括为财富、权势和名望。身内利益是人的核心利益。肉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人的第一需要，是最大的身内利益。人的身体由九大系统组成，包括神经系统、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和循环系统。各个系统都由不同的器官组成，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协同。各个器官的功能情况直接影响整个身体的健康状况，比如肺出了问题，不仅呼吸系统要出问题，运动系统感到无力，神经系统也会不舒服，免疫系统的工作量也要加大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能确保个人的基本利益。身外利益是人的扩展利益。身外利益服从和服务于身内利益，只有身体享用并产生身体感受后，才能体现出身外利益的价值。如食品能让我们不再饥饿，药品能让我们远离疾病，音乐能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诸如此类，身体利益的实现依托于身体。没有了身体，再多的身外利益都没有意义。要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要科学分析自己的利益，既看到身外利益，也要看到身内利益，还要懂得身内利益和身外利益间的关系。主要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获取的身外利益与身内需要是否相符。每个人的身内需要都是多种多样的，必须抓住身体的主要需求。每个人都有眼睛，身外之物一眼就能看到，却不常审视身内之物，拷问身体的真正需要。以吃为例，人人都喜欢美味，但却忘了食物最重要的作用是满足身体需要，而不只是满足嘴巴的一时痛快，更不能吃坏了身体，而且
宪法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区别——兼与张翔博士商榷[1](一) 摘要宪法权利冲突不是发生在个人之间、要求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解决的冲突，而是作为“人”的基本需要所产生的人性自我冲突。法律权利冲突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的权利冲突，前者是指立法者在将抽象的宪法权利变成具体的法律权利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法律权利之间的冲突；后者是指法官在个案中面对具体的法律权利主体之间已经发生的冲突。在违宪审查中并不涉及权利冲突问题，它只反映权利与权力（或权力与权力）的冲突。关键词宪法权利冲突法律权利冲突立法中的权利冲突司法中的权利冲突违宪审查“权利冲突”问题是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宪法学者参与这一话题时，往往把“权利冲突”等同于“宪法权利冲突”（或“基本权利冲突”）。2]笔者认为，“权利冲突”与“宪法权利冲突”（或“基本权利冲突”）不是一个概念，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明确区分这种差别也是有意义的。一、宪法权利冲突立宪者在宪法中肯定的权利有许多，这些权利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怎么发生冲突，在什么意义上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当人民制定宪法时，他们是怎么考虑自己的这些权利的？首先，他们肯定自己要享有一系列权利，这些权利国家不得侵犯；同时，他们要求每个人要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禁止特权。在宪法权利关系中有国家权力与个人宪法权利的关系，也有个人宪法权利之间的关系，但前者的冲突不是权利冲突（权利冲突是权利与权利的冲突），后者才是。在论述宪法基本权利的冲突时，我们不要忘记宪法基本权利的对立面主要是国家权力，而不
是其他的基本权利，尤其在中国，尤其在现阶段。宪法中的权利大多具有一定的原则性，其具体的界限通常在法律规范中，宪法最多只提供一个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如“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笔者认为，个人之间可能发生的权利冲突应当是一种具体的法律权利冲突，而不是抽象的宪法权利冲突。在权利领域内，宪法主要是解决作为共同体中的个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而法律的任务主要是为实现这些权利创造条件。因此作为权利冲突，宪法面临的宪法权利冲突与法律面临的法律权利冲突是不一样的，应当说后者在实际生活中更常见，也更具有现实性，而宪法权利冲突可能是一个与现实生活有相对距离的问题。那么，宪法权利冲突究竟是指什么？笔者认为，是作为“人”的各种基本需要之间的冲突，是人性本身所导致的冲突。我们在自己的各种需要面前往往处于一种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如果我们只需要劳动权而不需要表达自由，我们就很可能成为劳动的工具，如果我们把言论自由看得比名誉、隐私等人格权更重要，我们就会因为尊严没有保障而生活在痛苦之中，如果我们认为游行示威的权利高于人身权，就可能放纵自己的行为出现暴力伤害，如果我们认为宗教自由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其他的权利和自由就可能因为居于其下而受到侵害甚至被剥夺。因此宪法权利之间的冲突不是张山与李四的冲突，不是具体的甲和乙之间的“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冲突，”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游行示威自由的行使导致交通堵塞影响他人行动的自由”，3]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与自己的冲突。制宪者要考虑的是，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
立论 谢谢主席，尊敬的评委，各位观众，对方辩友，大家好。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都会发现，人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利益，人的一生在不停的奋斗以获得利益，社会也因此得到了整体的发展和进步，这恰好证明了我方今天所坚持的观点，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可以两全。 首先让我们对今天的命题进行一下分析。 何为个人利益，它是指人们在发展社会整体利益的过程中，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所获取的维持个人生活和工作需要的正当的物质文化利益。包括个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个人身体的保存和健康，个人才能的利用和发展等。而群体利益：群体中大多数成员的个人利益。两全是指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保全，而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双方利益都得以提升，我方认为，这种双赢趋势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两全。 下面，让我阐述一下，为什么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可以两全。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角度，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可以两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纵观以往的人类发展史所证明的。群体是许多个人组成的整体，群体利益是通过每个劳动者的集体努力来实现的，而群体利益的发展，又是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最可靠的保证，只有在群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这种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都得到了满足，这难道不是两全吗？ 其次，利益是多层次的，它有大有小，如果一个人他为了获得大的利益，而放弃小的利益，你们能说他没有得到利益吗？利益有的是低层次的，有的是高层次的。如果一个人为了群体利益的实现，为了理想和信念的实现，而在其它方面忍受一些痛苦，我们能断定他没得到利益吗？人牺牲放弃个人低层次的小利益，以实现社会进步，使群体利益得以发展，并成就个人高层次的大利益，这难道不是两全吗？ 最后，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有社会性的，个人利益的实现从来离不开社会群体的保障，违反法律，违反道德，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暂时可以获得一己之利，但是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终将受到群体的唾弃和法律的制裁，到头来是得不偿失，损害群体利益，最终是损害了个人更多的利益，这只能说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两不全，两不全不能证实不可以两全啊。 综上所述，我方坚决认为，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可以两全，如果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不可以两全的话，我们的社会又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呢？谢谢！
2019高考作文模拟题 阅读下面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分) 据新华社报道，41岁的北京车主杨晓是愿意较真的人之一。他认为自己停车的地点有停车线，不应被交警贴条，将北京市交管局朝阳某交通大队诉至法庭。经过2年3次庭审后，终于胜诉。如果仅仅是为400元罚单，费这么大劲，可能并不太值得，就如与之对簿公堂的一位交警所说：“有这个时间多陪陪家人不好吗?”但杨晓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只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其实挺随和的，但如果牵扯到大家，牵扯到公共利益，我就愿意较真。周围有许多邻居都被贴了条，大家在这儿停了这么多年，怎么突然就违章了，我觉得有必要弄个清楚。” 有评论认为，杨晓的难得之处，在于他明确地区分了“个人的私事”与“公共利益”。家人、邻里、朋友之间，往往是“私事”居多。在这些领域，中国自古以来的智慧，是以律己宽人之道来立身行事。但是在涉及法治时，如果不能“当仁不让”，其实是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一种“法治冷漠症”。 对此，作为一个公民，你有怎样的体验和思考?结合上述材料，写一篇文章。 【注意】角度自选，立意自定，题目自拟。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不得少于800字。不得抄袭、套作。 【文题解析】：1、无论何种文体都必须扣紧“个人私事”“公共利益”两个领域及“律己宽人”“当仁不让”两种态度来写。 2、当在两个领域的两种态度间进行思考，叙事类的主题及论述类的观点都当注重两个领域的两种态度的思辨。不可通篇只抓一个方面，而不顾及另一个方面。 3、此材料中的“个人私事”当指家人、邻里、朋友之间的事，而且重点当论及有冲突点的私事，面对这样私事时当如何，不应该泛论所有私事。此处的“公共利益”指包括个人利益在内的公众利益。杨晓争取个人利益即是在争取公众利益，这里在面对个人利益时的当仁不让与面对公众利益时的尽力博取是相统一的，论述当注意杨晓争取个人利益的意义的特别性，当与纯粹地争取个人利益相区别。当然公共利益不限于法治方面，论及其他也可以。
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上 提要：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权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法律现象广泛地存在于法制的各个环节之中，尤其是存在于司法审判中和日常生活中。本文作者通过对司法审判中和日常生活中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观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法律理论问题，如权利冲突的界限，权利冲突的实质，权利冲突的原因，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权利冲突的功能等等。作者认为，要解决好权利冲突问题，有几个关键点应该强调：其一，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一个权利平等保护的观念，而这一看似已经解决的简单的问题，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认识误区;其二，权利冲突的解决是一个法制机制的综合性的作用过程，而不只是靠一个单一的法制机制的解决手段;其三，在综合性的法制机制中，作者更加看重和强调立法对于解决权利冲突的作用和意义。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有大量的权利冲突现象存在。这些权利冲突现象既存在于一些立法中，更多地则存在于司法过程、执法过程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之上，总是存在着一些需要我们关注的理论问题。而权利冲突作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有许多需要我们予以关注的理论命题和理论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为什么权利冲突变得这么普遍和广泛?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实质、界限是什么?如何解决权利冲突?我们应该确立哪些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是否存在着某些原则?这些都是研究权利冲突问题必然要涉及到的理论问题，也是社会生活实践和法律实践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会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完满的答案，但我们应该重视它们、研究它们。因此，我拟对以下几个有关权利冲突的理论问题作一点初步探讨：权利冲突的界限;权利冲突的实质;权利冲突的原因;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权利冲突的功能，等等。 一，权利冲突的界限
权利冲突：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郝铁川 近年来，权利冲突继20世纪80年代权利义务、20世纪90年代权利本位之后成为法学界的一个新的热门话题。这是权利本位问题讨论的延伸与深化。既然要以权利为本位，那么当一个人的权利与另一个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时，该以何人的权利为本位?可见，权利冲突问题的提出是有意义的，它把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权利本位的激情呼唤，转变成了对权利本位的现实论证。 一、守望权利边界，何来权利冲突 我认为，被学界搞得沸沸扬扬的权利冲突，实际上是一场误会，是一个伪问题。产生该问题的原因是大家忽略了任何权利都有自己的特定边界(范围)，只要人们找到边界，不越雷池一步，根本就不会发生所谓的权利冲突。这种边界，有的被立法者明确标出；有的因为立法粗糙而被疏漏需要去解释；有的被法理统摄；有的被公序良俗昭示。守望权利边界，即可避免权利冲突。下面我们以若干案例和事例加以说明。 1.英国连体女婴分离手术引发的所谓一个人的生命权与另一个人生命权的 冲突。 英国一位名叫马耳他的孕妇在伦敦圣玛丽医院生下了她的连体婴儿。这对姐妹一出生腹部就相连，脑袋各朝一边。姐姐茱迪体内有一套健全的心、肝和肺，而妹妹的这些器官却没有生理功能，甚至连大脑都没有发育完全，全部依赖姐姐的这套器官维系生命。圣玛丽医院的产科医生在诊断书上写道：如果不施行分离手术的话，那么两人共享的一个心脏和一对肺叶将很难承受日益增大的压力。这对小生命最多只能活3～6个月，就算奇迹发生的话，也绝对不可能长大成人。但婴儿的父母固执地认为医生无权提前剥夺她们中任何一个的宝贵生命。于是，他们向英国高等法院起诉医生企图“谋杀”自己的孩子，请法官们做出生死抉择。英国高等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是：分离手术必须进行。孩子的父母立即提出上诉，这桩案子呈送英国上诉法院。该院法官作出的裁定是维护一审判决。最后，连体女婴茱迪和玛丽终于在英国曼彻斯特圣玛丽医院接受了分离手术。《医生道德通报》的编辑理查德?尼尔逊表示，法院的这个判决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 我觉得，尼尔逊的观点是不对的。从形式来说，连体姐妹二人各有独立的生
内容摘要： 关键词: 权利位阶/权利平等/权利边界内容提要: 本文对目前法学界在研究权利冲突的解决时，学者们主张的权利位阶论、权利平等论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解决权利冲突实际上是重新界定权利之间的关系，重新厘定权利的边界和范围。 关键词: 权利位阶/权利平等/权利边界 内容提要: 本文对目前法学界在研究权利冲突的解决时，学者们主张的权利位阶论、权利平等论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解决权利冲突实际上是重新界定权利之间的关系，重新厘定权利的边界和范围。 在解决权利冲突是时候，如何理解权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目前研究如何解决权利冲突的论文里，很多都主张权利是有位阶的，并且通过权利的位阶来解决权利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虽然也有学者主张权利是平等的，权利之间不存在位阶，应当平等保护，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地位。本文试图在对以上两种观点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解决权利冲突实际上是重新界定权利之间的关系，重新厘定权利的边界和范围，因此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位阶或者价值上的平等，而是他们有各自的范围和边界。 一、权利位阶论 （一）朱苏力先生的观点 在解决权利冲突的时候，很多学者主张权利位阶的观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朱苏力先生，他在《<秋菊打官司&案、丘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一文中认为言论自由比肖像权、名誉权更为重要，主张言论自由应当优先配置。 他对《秋菊打官司》案中法学界和法律界不少人出于保护肖像权、名誉权等公民权利、出于保护弱者的角度来为“贾桂花”案“讨个说法”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虽然为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发展的努力和热情应该肯定和褒奖，但在热诚或极力推进和保护另一种权利的时候，必须看到是否会不留心地削弱了另一种同样应当重视和保护的权利，不为某个人独占的公民权利，如言论自由权；并认为“保护弱者”这一命题有法律制度上的局限性，必须有所制约。[1] （二）林来梵和张卓明先生的观点 林来梵和张卓明先生在《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视》一文中，对刘作翔先生提出的权利的平等保护主张进行了反驳，认为这个主张无论从纯粹的法学理论上还是实定法的实际运作上来看，都是一种独特臆想。[2]“调整各种权利的冲突往往涉及对权利的价值评价，而这种价值评价的出发点和结果均显示权利类型之间的非等值性。”[3]“如美国法哲学家e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德国的利益法学及由此而发展出的评价法学更明确承认，法律的目的就在于‘以赋予特定利益优先地位，而他种利益相对必须做一定程度退让的方式’来规整个人和团体之间的被类型化的利益冲突。”[4]“在权利的体系中，权利位阶的存在基本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5]他们同意朱苏力先生言论自由权具有优越地位的观点，认为这并非美国所独有，在其他西方宪政国家亦是如此。 在他们看来，刘作翔先生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刘作翔先生从权利主体资格平等中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