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 院刊 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总第１１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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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
及其对漆器辨伪的重要意义
陈丽华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和传世具款漆器的详尽梳理，根据漆器款识
的发展规律，将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划分为三大阶段，并对各阶段不同历
史时期的款识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同时对漆器的生产和管理制度等相关历史问
题进行了探讨。此外，还就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于漆器断代和辨伪的重要性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漆器 款识 风格 演变 辨伪
我国制漆工艺历史久远，最早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漆器实物，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纵观我国古代漆器工艺的发展历程，可知其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渐臻成熟和完善，主要体现为漆器品种、造型、纹饰和胎质的不断丰富以及工艺技法的不断提高，这些均可为我们探索中国古代漆器工艺的发展变化、对漆器进行断代与辨伪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在考古发掘出土和传世的漆器上常常可以发现一些记录性文字，内容涉及漆器的制作年代、制作地点、制作工序、制作工匠的名姓等，此类文字习称为款识。它是漆器工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工艺美术等发展成熟的一项标志。漆器款识既是我们今天研究确定漆器产地及其制作年代的依据，同时对我们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漆器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相关制度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款识作伪通常也是漆器作伪者惯用的手段之一，这无疑给漆器的断代和辨伪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除了需要谙熟不同时期漆器的品种、造型、纹饰、胎质、工艺技法等基本特征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外，正确认识和了解不同时期漆器款识的内涵及其风格特征，把握其规律，娴熟于心，更是漆器断代与辨伪的关键所在。
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及其对漆器辨伪的重要意义
一 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我国古代漆器款识最早见于战国漆器。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
演变，漆器款识在各个时期形成了具有规律可循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款识内容、字体结
构、排列形式、落款位置等几个方面。其总的发展演变规律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战国时期，漆器款识字数较少，且多为简单的符号和名姓，私营作坊特点明显，还出现
了标明制造地的地方官办作坊的标示。至西汉，漆器款识内容增多，诸如漆器的制作时
间、制作地点、工匠、工序、管理者等，尤其是西汉后期在“工官”漆器的长铭文中，
还首次出现了以皇帝年号标明制作时间的款识。东汉以后至魏晋南北朝，漆器数量骤
减，具款的漆器也十分少见，表明漆器生产的回落衰微。宋元以后，漆器多字长款增多，
多用干支标明漆器制作的时间，同时对制作地点以及工匠的名姓或作坊名等也时有记
录，私营和官营作坊的款识特点明显。明清两代，私营作坊制器的人名款和标记等继续
沿用，而官办作坊的漆器款识则演变为以署皇帝年号款为其主要特征，表明了漆器的御
用性。从这些款识特点的演变，可见中国漆器工艺的发展由低级到成熟、由简单到复杂、
由民营到官办、又由官办到皇家御用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脉络。据此，可将中国古代漆器
款识风格的演变大致划分为以下三大阶段。
（一）战国至秦汉时期
战国至秦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始兴时期，生产力的发展，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使
社会经济呈现出飞跃发展的形势。受手工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工艺美术，包括漆器工艺
在内，也得到空前发展，并形成了官营与私营同时并存的格局，从而迎来了漆工艺发展
史上的繁荣期。战国至秦汉漆器款识的特点大体属于同一类型，只是秦汉时期漆器款识
的内容较战国时期有所增加。
战国漆器的款识有针划、刀刻、漆书和烙印等几种形式，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类
是私家制作工人的名姓，如湖南长沙北郊杨家湾、四川荥经古城坪等墓出土的漆器上有
“王二”、“王邦”等字样，还有的刻各种符号以及标记，如“工”、“山”、“”、“三”等。
另一类是具有地方性官营作坊特征的款识，多注明漆器制造地。如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
，盖内所刻（即“成草”）（图
早期墓出土的圆奁盖上所刻“（即“成”）字（图一）
二）二字［１］，四川青川出土的战国漆卮、漆奁的烙印戳记文字发现了类似汉代隶书的“成
［１］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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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漆器上所书的“应该是“成造”，即生产于“成”地。据《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开明九世“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由此可知，“成”应该就是今四川省的成都。以上款识说明战国时期尤其是中期，成都就有可能拥有较大规模的漆器作坊，而且“这些漆器当来自成都的官营手工业”［３］。长沙烈士公园战国墓出土的漆
卮（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上的多字铭文为：“二十九年六月己丑， 乍告、吏
丞向、右工市（工师）象，工六人台。”这件漆器铭文证实了当时已有地方官办的漆器
作坊，并设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漆器制成后须刻检验官工师名，已具有明确的责任
分工。这种特征表明，此时的漆器生产已不完全是一家一户的个体作坊生产方式。以上
两类款识标志着战国时期私营漆器作坊和官营漆器作坊并存，这对战国漆器工艺的发展
与进步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秦汉漆器上的款识较战国时期有所发展，一是文字及符号较以前明显增多，二是所
记年代及制造地点等文字内容较战国更为详尽具体，大体分为制作时间、地点、工匠名
姓、漆工工序以及物主标记、用途、容量等，形式上主要有烙印、针划和漆书几种，文
字多为隶书。这些款识内容主要包含了三方面的信息：一是私营作坊制造的漆器，二是
封建政府控制下的地方性官府漆器作坊的产品，三是由中央直接控制的设在各郡的制造
［１］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荥经古墓发
掘小组：《四川荥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４期。
［２］蒋英炬：《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６期。
［３］徐中舒、唐嘉弘：《古代楚蜀关系》，《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６期。
图一 战国漆奁盖上
四川荥经曾家沟墓出土
采自《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１２期 图二 战国漆奁盖内四川荥经曾家沟墓出土采自《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１２期 图三 战国漆奁盖底四川青川县出土采自《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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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的工官手工业，即“工官”制品。
此时私营作坊漆器的款识大都为简单的标号、符号，与战国时期大体
相同，文字仍记有漆器产地的最小基层单位，如漆器上有“里”、“路里”、
“阴里 ”、“左里漆界”，刻画的文字和符号还有工匠名姓“朱三”、“张二”、
“王”、“李”、“大女子小”等。封建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市府官营漆器作坊生
产的漆器中也发现有纪年铭者，如河南泌阳秦墓出土的刻有“平安侯”铭
文的漆圆盒，其圈足内用针尖浅刻“卅七年左工匠造”７字，还有一件漆圆
盒上刻有“卅五年 工造”文字，属于早期有明确纪年的漆器。标有某地市
府字样的漆器较为常见，如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许多漆器上出现了“咸
亭”、“咸市”、“许市”、“郑亭”、“中乡”及“咸亭上”等字样，湖南长沙
马王堆１号汉墓和湖北江陵凤凰山８号西汉初期墓出土的漆器上标有“成
市”、“成市草”和“成市饱”、“市府草”等（图四）。这些“咸亭”、“咸市”、
［１］俞伟超：《汉代的“亭”“市”陶文》，《文物》１９６３年第２期。
［２］蒋英炬：《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６期。
［３］俞伟超、李家浩：《马王堆１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６期。
“成市”等字样应是“咸阳市亭”、“咸阳市府”、“成都市府”的省称，如“许市”概指秦代许昌市府。此类款识与同期西汉陶器上所习见的“某亭”、“某市”等戳记相仿，“某市”即为某地市府作坊的标记，并且地名为二字者，大都省略一字，一般都是省略第二字［１］。尤其是凤凰山８号汉墓漆器上“成市”与“市府”戳记并见，更直接证明此时漆器款识中的“市”乃指市府而言。
“市府”就是当时封建政府的市井官署。在著录的汉印中就有“市府”之印。汉代不仅在国都和著名的商业中心设市，而且在县以上的行政单位皆设市。王符《潜夫论》曾言“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市”已成为一个地方固定的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中心，政府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于市设有“市令”或“市长”等官吏，管理市场的行政和贸易活动。这种管理市井的官署设于“市楼”，又名“旗亭”。漆器戳记中的“市”、“亭”，就是“市楼”、“旗亭“和“市府”的简称，都是代表市井官署［２］。因而，凡是漆器上打印有“市”、“亭”等代表市井官署的戳记皆为市府作坊所造。所谓“市府草”即为“市府造”。说明秦至西汉前期，各地重要的漆器作坊大都由地方市府管辖，是一种由郡县经营控制的地方性官府手工业［３］。如当时咸阳市府和成都市府的漆器手工业相当发达，咸阳的产品远销到千里以外的云梦，成都的产品销至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百余件漆器中有三百余件书写有物主标记、用途和容量等三种内容的文字，均应为这一类地方图四 汉代隶体款文采自《考古》
１９７５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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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营制品的标记。尤为重要的是云梦出土的秦代漆器上还发现了战国
时期未曾见到的漆工工序名称的烙印与针刻文字，有“咸亭上”、“包（）”、“上”、“告（造）”、 “素”等［１］，
实际上就是漆器工序中的
工、上工、造工、素工等，证明秦汉漆器制作已有明确的工序分工，
实为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官办作坊。
所谓“工官”制品是由西汉中央直接控制的设在各郡为朝廷服务
的工官作坊的制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的工官有８处，其
中蜀郡、广汉郡都是以生产贵重漆器著称的工官工场。工官漆器在朝
鲜平壤古乐浪郡和贵州清镇平坝大量发现，尤以贵州清镇、平坝出土
的西汉元始年间（公元１－５年）工官制造的鎏金铜扣纪年铭漆盘和漆
耳杯，甘肃武威磨嘴子６２号墓出土的西汉绥和元年（公元前８年）“考
工”款识的耳杯最为著称。贵州清镇平坝出土的漆耳杯中，有一件标
明为蜀郡制品，两件标明为广汉郡制品，其中清镇１７号墓出土的一
件广汉郡制造的耳杯，黑漆地上针刻隶书铭文：“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羽画木黄耳。容一升十六龠。素工昌、髹工隆、上工
孙、铜耳黄涂工惠、画工□、羽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
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图五）。清镇１３号墓出土的一件蜀郡制造的耳杯，大小、花纹均与广汉郡的两件相同，杯上隶书铭文为：“元始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羽画木黄耳。
…… 工丰、图五 汉代耳杯铭文
贵州清镇１７号墓出土
采自《考古学报》１９５９年第１期髹工建、上工常、铜耳黄涂工武、画工典、羽工万、清工政、造工□造。护工卒史章、
长良、丞凤、掾隆、令史竟主”［２］。武威磨嘴子６２号西汉墓出土了两件夹鎏金铜扣耳
杯，杯底近座处有半圈针刻隶书铭文：“乘舆髹画木黄耳一升十六龠绥和元年考工：并造工丰护臣彭佐啬夫臣孝守右丞臣忠守令臣丰省”［３］。铭文记载了漆器制造的年代、
地点、器物容量、制作工序以及工匠名姓和各级督察专官的名字。铭文中的护工卒史、长、丞、啬夫（元帝以后改为掾）、令史等均为官职。
“考工”即西汉中央政权设在京城的少府“考工”作坊。从耳杯铭文可以看出，考工作坊也有一套相应的管理体制，器物的造型和纹样与设在传统漆器产地的工官作坊的产品区别很小。值得注意的是，在清镇、平坝发现的工官纪年铭漆器和考工纪年铭漆器上［１］云梦县文物工作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２］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５９年第１期。
［３］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
１９７２年第１２期。
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及其对漆器辨伪的重要意义
多标明是“乘舆”之器。“乘舆”是封建皇帝的代称。因此，表明了它们是专为皇室制作
的器物，明确了漆器所特有的使用者属性。武威磨嘴子６２号墓的这一对耳杯可能作于京
都长安，被作为皇帝的赏赐品流传到河西［１］。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么多的出土物不可能都
是皇室的赐赠。而且《盐铁论?散不足篇》明白叙述蜀郡制造的这种‘金错蜀杯’是富
者常用，当是投放到商品市场上去的。”［２］还有的学者认为，相当一部分是进奉皇室后的剩
余产品，作为商品卖出的［３］。不管怎样，汉代随着工官的设置已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组织
体制和完备的制作工序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汉代工官管理下的工场所造漆器上的多字铭
文意义非同一般，这对于研究汉代漆工和工官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
至于西汉工官设立的时间，自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之后，肯定了一号墓下葬的时
间在文帝十二年（公元前１６８年）以后不久，这就可以断定，马王堆一号墓和凤凰山８号
墓中的漆器制于文帝时期或略为前后。蜀郡工官的设置自然是在文帝以后，亦即市府以
后，即应在景帝至武帝时期［４］，这是由地方性官营向中央控制的官营以及宫廷御用性质的
转变，是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而在经济领域内采取的一项措施。贵州清镇平坝出土的
三件蜀郡和广汉郡工官制造的耳杯，无论式样、尺寸、图案以及铭文体例均相一致［５］。武
威磨嘴子６２号墓的两件西汉绥和元年的漆耳杯“胎骨匀薄，制作精致。款式为针刻细书，
字若粟粒，笔锋劲峭，彩色图案也很精美，是一件工艺水平很高的作品”［６］，均应为“工
官”制品。
东汉末年，官营手工业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而衰微。据《后汉书》记载，邓后曾下令
不要再贡扣器入宫，至此，煊赫百余年的漆器生产受到了抑制。随着青瓷制造技术的成熟，
瓷器在很多场合取代了漆器的作用。直至宋以前，漆器业一直处于比较低落的时期。
（二）三国至宋代
三国至五代漆器所见不多，有款识者也很少见，但仍可反映出一些共同点。三国时
期的漆器，在１９８４年发掘的安徽马鞍山市雨山东吴名将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中出土了
一批最有价值的代表作，有的漆器上只作一个字或一个符号，如宫闱宴乐图漆案背面有
［１］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１２期。
［２］俞伟超：《关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座谈纪要》，《文物》１９７５年第９期。
［３］高炜：《汉代漆器的发现与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４］俞伟超、李家浩：《马王堆１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６期。
［５］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５９年第１期。
［６］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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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一朱红篆书“官”字，一素面漆盘外底侧刻一“＃”字符号。季扎挂剑图漆盘底部朱漆书“蜀郡造作牢”，童子对棍图漆盘底部朱漆书“蜀郡作牢”四字［１］（图六），铭文、符号均在器物的外底部，字体在篆隶之间。从发现的“蜀郡造作牢”、“蜀郡作牢”铭记和彩绘精美的宫闱宴乐图漆案、季札挂剑图漆盘、贵族生活图漆盘等漆器分析，这些漆器是由蜀郡官营作坊所造、供统治阶级使用的器物。这就说明尽管这一时期由中央控制的漆器制造业已经衰落，但地方封建官府的漆器生产仍然存在。
目前，学术界对漆器款识中的“作牢”有着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牢”表示上等好货，坚固耐用，具有现代商业广告的意味；也有人认为“牢”是漆器作坊的称谓，犹如今天的商铺。还有人认为古代结婚称“共牢”、“同牢”，故为结婚的食具［２］。至于哪一种说法更为确切，尚需作进一步的探讨。
唐代漆器至今尚未发现铭文，五代漆款虽发现亦不多，但从近年来陆续出土的一些漆器上仍可领略其大体特征。常州五代墓中出土的一件银平脱漆镜盒盖内侧有朱书两行，一行仅存“魏”字左半部，另一行作“并底盖柒两”。盒内底部中间嵌饰的铜质团花纹左侧有漆书两行“魏真上牢”、“并满盖柒两”（图七）。另一件素面方形委角漆镜盒，盖内底朱书“魏真上牢一两”［３］。扬州邗庄杨庙五代杨吴浔阳公主墓中出土的两件素面圆图六 三国童子对棍图漆盘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采自《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图七 五代银平脱漆镜盒内
常州市博物馆藏
采自《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８期
［１］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市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２］丁邦钧、郭伯南：《一千七百年前的漆艺宝库》，《全国漆器信息》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３］陈晶：《常州等地出土五代漆器刍议》，《文物》
１９８７年第８期。
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及其对漆器辨伪的重要意义
形漆器底部也均有朱书，一为“胡真”二字，下署花押；另一件为“胡真盖花三两”六
字，其下亦署花押［１］。朱书款识“并底盖柒两”、“并满盖柒两”是标在银平脱漆镜盒上
（银平脱在当时为贵重漆器），“盖花叁两”和“上牢一两”是书写在两件素面漆器上的。
由此不难看出，这些铭记“或是指漆器用银的重量，或是指漆器的卖价”，是有一定道理
的［２］。但无论是指漆器用银多寡还是其市场售价，都表明这些漆器已具有作为商品出售
的商品特征。铭记中的“魏真上牢”、“胡真”等，当为作坊的标记，“魏”、“胡”必是
姓氏，下加“真”、“真上牢”字样，其用意应是标榜产品的货真价实。“在同一种行业
中，某种产品首创名牌后，同行中就会有冒用名牌商标的。为标榜各自的商品为真正的
名牌，有的就冠以‘真’字”［３］。
将此处的“真上牢”与三国漆器上即已出现的“蜀郡造作牢”的铭文作一比较，似
乎有其承继性。如将三国漆器上的铭文“牢”字理解为上等好货，那么，五代漆器上的
“真上牢”几个字以至于宋代漆器上比较多见的某某真上牢，更符合宋代商品经济发展
的客观事实，故可以理解为真正的上等好货。
宋代社会经济繁荣，城市经济的刺激和市民阶层的需求使漆器手工业规模扩大，官
营与私营作坊普遍，其产品作为商品广泛地进入流通领域，使漆器具备了明显的商品特
征。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开封已有专门的漆行和漆店，民间生产
的漆器可以在市场上任意出售，官府不作限制，因此刺激了漆器制造业的繁盛。
在宋代漆器上，类似五代漆器的铭记就更为普遍，通常款文较长，内容包括漆器制
作的时间、地点、工匠名姓或作坊名等，其中制作时间多用干支表示。如淮安宋墓出土
的７５件漆器中，有１９件署有铭文，均用红漆书写在器外壁边或底部［４］。具代表性者有：
武汉十里铺北宋墓出土的漆钵，外壁黑漆上朱书“己丑襄州邢家造真上 （牢）”（图八）。
另一件亦为朱书，款文为“戊子襄州骀马巷西谢家上 （牢）□□”１４字。杭州老和山
宋墓出土的素面漆器有朱书“壬午临安府符家真实上牢”［５］（图九）。江苏武进出土的三件
南宋戗金漆奁、漆盒的盖内分别有朱书铭文：“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丁酉温州五
“庚申温州丁字桥巷廨七叔上牢”［６］。这些长款漆器应当是官办作坊承
马钟念二郎上牢”、
［１］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清理简报》，《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８期。
［２］陈晶：《常州等地出土五代漆器刍议》，《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８期。
［３］陈晶：《常州等地出土五代漆器刍议》，《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８期。
［４］罗宗真：《淮安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１９６３年第５期。
［５］蒋瓒初：《谈杭州老和山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７年第７期。
［６］陈晶：《记江苏武进新出土的南宋珍贵漆器》，《文物》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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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产品。也有只标明年代、作坊名以及简单标号者，如漆碗外底朱书“丙午邢家上（牢）”、“杭州元本胡□□、“丁未东孙真上牢”。还有只记工匠名姓的，如“杨中”、“庆”等。记店铺名的如“辛大郎祖铺”、“杨家自造上牢”。只记简单标号的有“香”、“库”、“官”、“高”等，大多均为一字。此外还有一些难以辨认的符号，被认为是制作工匠署名的画押，一般都为末一字［１］，推测这些应为私人作坊的产品。
上述漆器铭文中的“己丑”、“戊子”、“壬午”、“丁酉”、“庚申”、“丙午”等是指做器的时间，据此可推算出漆器制作的具体年份。历史上宋朝政权迁都临安，髹漆工匠也随之南迁，杭州和温州成为南宋两大漆器生产地。此外，江宁府、苏州、襄州等也是漆器的生产地。吴自牧《梦梁录》中记载杭州城里著名的漆铺有“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铺”、“里仁坊游家漆铺”、“彭家温州漆器铺”、“黄草铺温州漆器”，戚家、游家、彭家等应为作坊或店铺所有者的姓氏。有些漆器不仅标明大的制作地如襄州、临安、温州、杭州外，还有如骀马巷、开元寺、五马、新河、丁字桥等更为具体的生产地点，这些应为城市街巷的名字，在后世光绪《永嘉府志》中便可得到查证，地点后面的名字应为制作工匠的姓氏或名字。这些款识为了解和研究宋代漆器的生产地和生产状况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宋代漆器落款多在器物外壁边或底部，均为黑漆朱书。《太平御览》卷七五六《器物》部有这样的记载：“晋令曰：欲作漆器物卖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为淳
［１］罗宗真：《淮安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１９６３年第５期。
图八 宋代漆钵外壁
武汉十里铺北宋墓出土图九 南宋黑漆碗 浙江省博物馆藏
采自《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８?漆器》
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及其对漆器辨伪的重要意义
漆，著布骨，器成以朱题年月姓名。”从这段记载可知，晋代朝廷对用作出售的漆器已
有明文规定，制作者姓名、年月必须用朱色写明。如今虽未曾见到晋代漆器实物用朱漆
书写款文，但此类做法却多见于宋代漆器，此应是沿袭了以前的规定和做法。
（三）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漆器款识风格大体相同，均以帝王年号纪年，如元代的“延二年”、“泰定
元年”，明代的“大明永乐年制”、“大明宣德年制”，清代的“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
制”等。款识内容已表明了漆器内府公用、官用、御用的特点。元代漆器在帝王年号后
面还加有官府制造机构，虽表明器物是内府公用、官用，但并不表明一定是皇宫使用或
御用。而明清两代官府制造的漆器，有两种生产方式并存，工部和内务府通过各自下设
的机构组织生产。内务府下设的御用监和造办处作为官办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最大的
特征是承做专供御用的产品，从大量的清宫造办处档案中可充分证明，御用器在生产过
程中已加有皇帝的意志。
元代制漆地点以我国经济富庶的浙江嘉兴、杭州、江西吉安等地为主要产地。漆工
名匠辈出，技艺世代相承。元代官营作坊的款识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漆书长款，以帝王
年号标明漆器制作的年代、制造机构、制作地点和制作者（或店铺名）。如在日本东京
国立博物馆收藏的戗金孔雀纹箱铭文为“延二年栋梁神正杭州油局桥金家造”，是为
典型实例。另一种除写明制作年号、制作地点及制作者外，还写有工匠头目、地方官等
姓名，并标明器物的所属关系。据报道，北京雍和宫后面的元代遗址中出土有“内府公
用”铭的漆器，附近还发现有至正十五年（１３５５年）王德长去思碑，依此推测，此遗址
可能是某衙府的院落［１］。这种款铭为我们研究元代漆器的款识特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
证。北京延庆县清泉铺公社的元代窖藏中曾出土了一件光素朱漆圆盘，足内髹黑漆并以
朱漆竖书楷体文字三行，中行为“内府官物”，右行为“泰定元年三月漆匠作头徐祥天”，
左行“武昌路提调官同知外家奴朝散”［２］（图十）。款文表明了此盘为内府官用属性，制于
元泰定元年（１３２４年），“武昌”路即今武汉，为元代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作头是管理
工匠的小头目。提调官一职始设于元，首见于史志是在《元史?百官志（六）》“太仆寺”
条，该寺于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隶中书，置提调官二员”。由此款可以看出，为
内府造器物在制作上的监督管理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内府官物”、“内府公用”，“意在
点明器物的性质与物主——内府使用的非商品属性，是内府定制之器。这种书款方法，
［１］徐苹芳：《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页６１１，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２］高桂云：《元代“内府官物”漆盘》，《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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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封建时代官府手工作坊对其中一部分使用场所明确的指定产品所施加的标记。北宋晚期瓷器上亦常见‘官’、‘新官’刻铭，即系对官用公物的泛记”［１］。
元代已明确规定，油漆局为中央机构的官办漆器作坊，专门负责漆器生产。《元史?百官志》载：“工部，掌天下营造百工之政令。”元世祖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年）设隶属于工部的“诸色人匠总管府”，掌百工之技艺。总管府下设包括“油漆局”在内的１１个局，油漆局负责油漆业务，“董髹漆之工”。当时髹漆官办作坊大约有四处：１．嘉兴路漆作局。嘉兴是元代最为著名的漆器产地，出现了张成、杨茂一代名匠。２．杭州油漆局。上面提到的戗金孔雀纹箱上之铭文“延二年栋梁神正杭州油局桥金家造”为证。３．武昌路。据北京延庆县出土的“内府官物”漆盘上的铭文，可知武昌路也设有髹漆作坊。４．江西行省境内有螺钿漆器作坊。据《新增格古要论》卷八《古漆器论?螺钿》：“螺钿器皿，出江西吉安庐陵县。” 现今可知元代虽有髹漆机构设置，但所见漆器存留不多，应为制作有限所致，这种情况可能与元代统治者对漆器的好恶有关。《元典章》卷三六《驿站?押运?不须防送粗重物件》中对漆器即用语轻蔑，将江、浙、川供进的漆器与其他如皮货、桐油等一并称之为“不须防送”的“粗重物件”［２］。
元代私营漆器生产作坊的后人，当属浙江嘉兴张成、杨茂、彭君宝等最具代表性，上述诸君皆为一代名匠。传世至今的张成、杨茂款漆器无不精美绝伦。这类款识的特点为针划款，一般在器物底部左侧退光漆上针划姓名，如“张成造”（图十一）“杨茂造”、（图十二）、“张敏德造”，字体类似行楷，字迹清晰流畅，但不十分工整。此种民间手工作坊款识的风格与上述官办漆器作坊款识的特点不同。
［１］王光尧：《元“内府官物”漆盘铭小考》，《文物季刊》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２］《元典章》卷三六《驿站?押运?不须防送粗重物件》，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法律馆校刊本。
图十 元代朱漆盘底及摹本 北京延庆县清泉铺公社出土 采自《文物》
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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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及其对漆器辨伪的重要意义
明清两代是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阶段，也是漆工艺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漆工艺呈
现出“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１］的繁荣景象。明清皇家御用品均由内府所设御用监和
造办处承作。由于得到皇家的重视、提倡，加之需求量也不断增大，皇家御用的官办漆器作坊成为生产主线，故使明清漆器款识也表现出鲜明的御用性特点。
明清两代御用漆器作坊的漆器款识在元代基础上已形成一定的规律，均冠以帝王年号作为纪年款，始于永乐，后成定制。明代纪年款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书以当时的帝王年号作为款识；另一类是在帝王年号之外又加干支。明代漆器上所署帝王年号共有８个，即永乐、宣德、弘治、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其中又以永乐、宣德、嘉靖、万历四朝为多。
明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年），明成祖朱棣由南京迁都北京以后，御用监在皇城内设置了御用漆器作坊果园厂，扩大雕漆、填漆等漆器的生产。朱棣本人对雕漆喜爱有加，并常以之作为贵重礼品馈赠外国友人，此举无疑推动和刺激了漆器生产的发展，使永乐、图十二 元代“杨茂造”剔红花卉纹渣斗、底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一 元代“张成造”剔红牡丹花卉纹圆盘、底部 故宫博物院藏
［１］王世襄：《髹饰录解说》，《杨明髹饰录原序》
，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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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时期果园厂制漆取得了辉煌成就，代表了明代漆工艺的最高水平。其匠师都是从全国各地挑选的制漆能手，其中元代雕漆巨匠张成之子张德刚及包亮均于永乐、宣德时期被召为果园厂营缮所的副首领，掌管果园厂漆器的生产。从现有实物看，永乐时期果园厂生产的漆器款识沿袭了张成、杨茂的针划方法，于器物底部左侧边缘针划“大明永乐年制”竖行款（图十三），字体近似行书，笔画纤细清秀，工整欠佳。在传世的永乐款漆器中，尚有不少为假款，如少数刀刻填金者，字体与前者不同，且横刻于器底上方（此类款识多系仿制或后加款）。
宣德漆器款识在明清官造年款中较为复杂，它改永乐针划细款为刀刻填金楷书款，笔画粗细均匀，镌刻工整，字体遒劲有力，且粗大醒目。款识有“宣德年制”４字款和“大明宣德年制”（图十四）６字款，其中“德”字“心”上无一横，与同期瓷器上的款识相同，表明宣德时期官造器物上的署款已经规范化。宣德款字排列方式有横行和竖行，还有竖二行和竖三行款。从落款位置上看，除了常见的在器底正中或左侧边缘竖刻外，还有在器底上方横刻或刻于器物表面者，故有“宣德年款遍器身”的说法。
宣德以后，社会经济的逐渐衰退和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势，使漆器工艺受损，御图十三 明永乐剔红开光人物菱花式盘、底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四 明宣德剔红梵文荷叶式盘、
底部 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及其对漆器辨伪的重要意义
用漆器作坊一度停产，故宫博物院藏的大量漆器中，署宣德以后至嘉靖以前款识的器物
数量并不多。如剔红文会图委角方盘，盘内雕有殿阁人物，殿阁影壁上刻有“滇南王松
造”５字，即为很少见到的具款漆器之一。另知还有三件署平凉作者的名款，其中一件
同时署弘治年款的雕漆作品（均流失海外）。其一是剔红滕王阁图圆盘，在楼阁的柱子
上刻有“弘治二年平凉王铭刁”款识，盘底并刻有王勃咏“滕王阁”诗句；其二是剔红
楼阁人物图砚屏，在楼阁建筑的柱子上刻有“平凉王琰刁”５字；其三是剔红楼阁人物
盒，楼阁柱子上也刻有“平凉王铭刁”。这几件漆器的款识均刻在画面建筑的影壁和梁
柱上，为以往所不见的特殊形式。此三件雕刻风格相同，并刻有工匠姓名，既有别于永
乐、宣德，又不同于嘉靖、万历的雕漆风格，应该是弘治时期的作品。据文献记载，弘
治一朝几次停工役，自然影响了官办作坊漆器的生产。款识中提及的平凉比邻甘肃天水
附近，天水地处陇南，为历史上的一座名城，也是我国目前漆器生产的重要产地。这里
盛产优质生漆，平凉漆器自然与当地特定的地理环境有关。
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子宪王松被封为韩王，藩地即为平凉，但未就藩。其子
恭王袭封，于永乐二十二年（１４２４年）就藩平凉府，自然需建造府第和制造家具什物。
从以上几件平凉雕漆作品的款识内容和漆器风格看，可能就是当时地方制漆作坊生产的
漆器，是我们研究弘治时期的漆器制作及风格特征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但因目前史料
不足和实物资料有限，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探讨。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漆器较多，漆器刻款也多，这与漆器生产的发展有关。嘉靖
漆器款识字体瘦长，笔划较粗，苍劲中藏秀逸，有刚柔相济之功，均在器底正中刀刻填
金“大明嘉靖年制”楷书纪年款（图十五），分别为横行、竖一行或竖两行。
隆庆年款的漆器较少，目前所知四件雕漆均在器底竖刻“大明隆庆年制”６字楷书
款（图十六）；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黑漆嵌螺钿云龙纹圆盘，盘底部有“大
明隆庆年御用监造”款。隆庆漆器款识较嘉靖工整纤细，与万历漆器款识风格相近。
万历一朝历时较长，官办作坊刻款漆器较多，在年款之外多加有干支，使款识由以
前的６字变成了８字，如“大明万历癸未年制”、“大明万历乙未年制”（图十七）、“大明
万历丙辰年制”８字。也有“大明万历年制”、“大明万历年造”６字款。款识为刀刻填金
楷书，字体端庄工整，清秀纤细。刻款部位多在器底上部边缘从右至左横刻，也有极少
数刻竖行或竖两行于器底正中者。
现存民间制器上只署工匠姓名或堂名、斋轩等标记，如江千里的作品多留有“千里”
和“江千里”款识。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万历年间时大彬作紫砂剔红人物壶，壶底紫砂
上髹黑漆，但漆下隐约可见刻有“时大彬制”楷书款。还有如“万历癸卯守一斋置”、“万
历丁未胡义置”等，即为这一类民间制器的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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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造办处生产的漆器款识不同时期各有特点。康熙时期带有款识的漆器数量不多，恐与康熙早年曾下告谕禁写年号有关。据文献记载，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年）九月，才正式在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御用器，据此推测漆器一类御用品的大量制造也应在此前后。现今所见康熙有款漆器，字体渐趋秀逸，笔道有力，均在器物外底部正中刀刻填金“大清康熙年制”（图十八）楷书年号款。
雍正时期，漆器上的款识字体基本一致，工整秀丽。款识多镌刻在器物外底正中位置，均为刀刻填金或描金“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图十九）楷书款，格式有横行、双行、三行不等，有的款外加有双方框栏，类似印章款，也有个别器物的描金款书写在器物外壁上。
乾隆一朝，由于皇帝对漆器的酷爱，刺激了漆器工艺的发展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与繁荣。乾隆朝的刻款漆器较多，款文特点为纪年或纪年加吉言器名两种（图二十）。多在器外底正中或盖内、器内底刀刻填金“大清乾隆年制”、“乾隆年制”、“大清乾隆仿图十五 明嘉靖剔红福禄寿三桃纹圆盘、底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六 明隆庆剔红云龙纹圆盘、
底部 东京东方漆艺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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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及其对漆器辨伪的重要意义
古”和“乾隆仿古”等纪年款。格式有横行、竖行、双行、三行不等。款外有用单方框栏和双方框栏者，款识字体工整，多为楷书，也有篆书或隶书。许多器物年号下加有吉言器名，有的年号和器名分别落在盖内和器底。如故宫博物院藏剔红雅集宝盒，盒底刻“大清乾隆年制”纪年款，盖里镌“雅集宝盒”器名。剔红翔龙宝盒，其盖、器内均刻楷书“乾隆年制”款和“翔龙宝盒”器名，为典型的皇家御用漆器的特点。
图十七 明万历剔红双龙纹委角方盒、底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八 清康熙戗金彩漆云龙纹葵瓣式盘、底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九 清雍正彩漆描金云龙纹菊瓣式盘、
底部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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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图二十 清乾隆剔彩百子图盘、底部
故宫博物院藏款识用漆涂抹覆盖，或将原款刮磨掉，重新刻上新款。另一种是改刻，即在原款基础上加以改刻或增减内容。由于作伪者或对不同时期的款识特征不了解，或对款识的字体及落款位置不清楚，或款识的内容不对，有时甚至画蛇添足，将不属于本时代的款文内容也加了进去，出现了器、款时代特征不符的矛盾。一般而言，漆器款识辨伪中的常见问题。归纳起来大体无外乎几种情况，如真器假款、假器假款、晚器早款、早器晚款等。下面分别举例作简单说明。
真器假款，指器物本身时代没问题，属真器，但款识却为后人所加。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宣德款剔红庭院高士图圆盒，器底左侧刻有“大明宣德年制”楷书竖行款，但字体及金色都不具宣德款的特点。经仔细观察，在款识的下方隐约可见已被填平涂抹的原有的“大明宣德年制”款，使该盒变成了双宣德款。一为原款，一为后加款，使原宣德真
乾隆朝后期，随着国势衰落，漆器生产也开始走
下坡路，具款的漆器极为少见。嘉庆时期的漆器，现
知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剔红观鹅图笔筒，底部镌“嘉
庆年制”篆书款，除此未见其它具款的漆器。
民间一些制漆名匠的作品也具有不同的款识风
格，如乾隆时的制漆名匠卢映之器有朱漆楷书“卢映
之制”款。晚清髹漆艺人卢葵生的作品多留有“卢葵生制”、“葵生制”、
“葵生刻”一类名款，有隶书体和楷书体，也有在款后加刻“葵生”、
“栋”字小方印者。有的民间艺人之作品书有长铭文，不少于器物底
部、画面中间嵌有名人诗句，或制作者、物主的题款，以景配诗，诗
情画意交相辉映，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二 漆器款识对辨识真伪的重要意义
自古以来，漆器便成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漆器亦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制作精美的优质品牌漆器遂成为
人们争先获得的稀有之物，由此也促成了漆器的仿制和作伪。漆器作
伪的方法有多种，其中，款识作伪是其主要手段之一，这无疑给漆器鉴别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掌握漆器在不同时期的款识风格特征及
其发展演变规律以及漆器的款识作伪手段，对鉴别漆器真伪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漆器的款识作伪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伪刻，
即将原有的漆器
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及其对漆器辨伪的重要意义
器变成了假款。此种原因是后人在损坏、脱落的原器底重修以后又仿造原款加刻上宣德
款。如乾隆时期将宣德器修底后又加刻上宣德款的情况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屡有记载。
假器假款，即指器物本身和款识均与时代风格不符。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剔红花鸟
纹长方盘，据其纹饰和雕刻风格均应为明中期的作品，而器底却刻有“大明宣德年制”
６字横行款，后人刻上去的迹象十分明显。此外，还有器、款均系模仿旧器的仿制品。
晚器早款，系将后代漆器刻上前代款识，所见有在永乐器上刻元代“张成造”款，
在宣德器上刻永乐款，在嘉靖、万历器上刻宣德、嘉靖款等。一般而言，器物时代愈久
愈显其珍贵，故以上三种情况均以近充远。
早器晚款，属于漆器款识中一种十分特殊的作伪现象，即在时代早的器物上刻以时
代晚的款识。此种现象主要表现在明代宣德时期。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将元代漆
器刻上宣德款，故宫博物院藏剔红观瀑图八方盘，足内有后刻的“大明宣德年制”款，
足边“杨茂造”针划款依稀可辨。二是将永乐漆器刻上宣德款，此类漆器比重较大，故
宫博物院藏剔红芙蓉花圆盒就是一例，此盒足边“大明宣德年制”刀刻填金款刻在被涂
掩的针划永乐原款上，原款留有刮磨痕迹，类似的现象较多，有些虽经刮磨改款，但迎
光映照，仍隐约可见原款。此种现象按清初高士奇等人的观点是因“宣宗时厂器（按：
指果园厂生产的漆器）终不逮前工，屡被罪，因私购旧藏盘盒，磨去永乐针划细款，刀
刻宣德大字，浓金填掩之，故宣款皆永器也”［１］。且不论这种为逃避处罚而采取的以交差
为目的的说法是否准确可信，但此种现象已从部分文物中得到了证实。
由于古代漆器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款识特点，因而准确地把握款识特点以作为断
代和辨伪的依据也就相当重要。由于漆器中款识作伪的现象比较常见，手法也不尽相
同，因此，鉴别漆器的真伪决不能只凭漆器现有的款识而武断地定论。除须对不同时期
漆器的造型、纹饰、胎质、颜色、断纹、工艺技法和等有所了解外，把握漆器款识的内
容、笔体风格、落款位置以及款识作伪的方法等尤显重要，对鉴别漆器的时代、真伪具
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宫廷部）
［１］清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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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ce Museum Journal No.6,2006
The Transmission and Editions of Tang Hou’s Hua
jian (The Mirror of Paint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k
DIANA YEONGCHAU CHOU [USA]
Abstract: The main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correct the date when Tang Hou, the early Y uan connoisseur of painting,
wrote his work Hua’jian. This book was originally regarded as having been written at some time in the Zhizhi-
Zhishun reign periods (1320s-1330s), but the author’s research establishes that Hua jian was written in the Zhiyuan-Dade periods (1280s-1290s). The author also presents new research on the editions, transmission and content of Hua jian, as well as examining the motivation behind its writing and its potential readership,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ainting and later works on painting. The examination of these questions enables us to appreciate anew the impact of contemporary art historia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Yuan painting.
Key words: Tang Hou; Hua jian; painting criticism; Gujin hua jian; Zhang Yu; Ke Jiusi; Xia Wenyan.
The Stylistic Evolution of Marks on Ancient Chinese
Lacquer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Authentication
CHEN LIHUA
Abstract: After thoroughly examining all lacquers with marks or seals which have either been unearthed
archaeologically or handed down, the author determines the patte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als on lacquers and
identifies three major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seals on ancient lacquers, summarising and assessing the unique features of such marks peculiar to each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The author also investigates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production of lacquers and the system regulating their production.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expounds her unique viewpoint on the relevance of the evolution of marks on lacquer for authenticating the lacquers themselves.Key?words: lacquer ware; marks; style; evolution; authentication.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64 to 71.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72 to 89.１５８
摘要：随着时代的演变，漆器的发展日趋多样化，任何时期的漆器都是社会文化和创作情感的结合，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 关键词：古代漆器；纹样；研究；几何 一、前言 在漆器的发展历史中，纹样一直是创作者倾心研究的重要对象。所谓纹样，是花纹和装饰的统一体，也有花纹、纹饰或图案之称。勾勒在漆器上的纹样，多为象征或装饰之用。纵观漆器的历史，秦汉时期是其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漆器纹样的选材、绘制样式基本定型。可以说，这段时期是中国漆器发展罕有的黄金时代。本文以秦汉时期为例，就中国漆器纹样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并总结了不同类型漆器纹样特征，以此还原我国古代漆器之美。 二、中国古代漆器纹样的类型 1.几何纹样 在漆器的装饰纹样中，几何纹样不仅是漆器中最早使用的纹样，其应用也最为广泛。漆器中的几何纹样简单明晰，具有鲜明的符号性特征。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封建制国家。早在秦朝时期，中国漆器几何纹样的发展就已经趋于成熟。从秦墓出土的各式漆器纹样中研究发现，秦代漆器的几何纹样主要涉及点、圆、方格、菱形等。秦汉漆器中，多数漆器上的几何纹样与其他的花纹互相映衬，共同构成一幅和谐的图案。而也有少数漆器上的纹样呈单一的几何形，这些几何图案经过相互变换构成简单的几何图纹。在秦代，几何纹样的差异多与绘制器具的不同、区域的不同直接相关。如在睡虎地出土的秦墓中的一只耳环，其上的几何纹样为点纹，而且大小不一。而在汝阳官庄出土的秦墓中的一个漆圆盒，其上的纹样则以卷纹为主。 中国的汉代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上呈现出高度的单一性，但在漆器纹样 方面，却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汉代漆器风格独特，最常见的几何纹样主要涉及菱形、三角形、圆、直线等等。几何纹样虽然在汉代漆器上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就目前来看，单纯的以几何形为主的漆器纹样相对较少，多为一些造型简单的耳饰等物。在该时期出土的漆器中，几何形多与其他纹样配合在一起，相辅相生。从几何纹样的形式上来看，连续纹样的漆器更为常见。一般来说，这类连续纹样多呈对称图形，常见于耳杯、盘、方壶等漆器上。 2.动物纹样 动物纹样主要是以各种鸟兽虫鱼为原型所创作的漆器纹样。通常可分为夸张和写实两大类。 在秦墓中出土的各种秦代漆器中，主要的动物纹样有马、龙、鸟等。这些动物纹样大多由匠人直接绘制在器具上。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墓中，动物纹样的器具不在少数，如凤形勺以及各种鸟云纹器具等等。在这一时期的漆器动物纹样中，纵然是同一种动物纹样，在各种不同的器具上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鸟云纹是秦代漆器纹样的一大突破。该时期的鸟云纹有的线条流畅，有的复杂多变；有的为主要纹样，而有的则为辅助纹样。 及至汉代，漆器中的动物纹样更为生动丰富。从出土的汉代漆器中可见，这个时期动物纹样已经发展成为漆器纹样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其中，虎、龙、鱼、鸟等纹样尤为匠人偏爱。 这些动物纹样大多是匠人在器具上利用色彩绘制而成，也有少数是在漆器上镂刻形成，如龟盾。汉代漆器动物纹样的内容更为宽泛。很多漆器上都绘制有瑞兽，如龟、龙、鹤等。这与当时上层社会追求长生不老的意识是相通的。与此同时，汉代的漆器纹样中也有大量的兽面纹、蛇纹等。但这些动物纹样作为图腾的作用已经弱化，它们更多的是以装饰的作用出现。 3.植物纹样 一般来说，漆器纹样中的植物纹样多是以各种树木花草为原型的图案装饰。秦汉时期， 在
《中国漆器》教案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要求：通过了解漆器工艺制作过程和种类，各时期漆器工艺的发展。从中了解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理解其精神领域的外在体现。 2、能力目标要求：通过给学生展示中国古代高超的漆器工艺，了解漆器工艺种类和发展，使同学们对漆器精湛的工艺产生兴趣，提高其鉴赏能力，并紧跟着老师了解各朝代作品中体现的人文思想，对单色造型基础具有自己的见解，运用于今后的设计作品中。 3、情感目标要求：重点是对漆器工艺中各时代特征的了解和感悟。作品是作者精神的体现，更是时代的产物，所以应当重视思考漆器发展的源流，感知时代情感体现。 教学准备： 准备漆器工艺现代作品，以便直观展现。多媒体课件PPT 课前了解古代文明起源直至明清时期的思想价值观，以便更轻松展开本课程的造型特点。 教学重难点： 1、了解漆器的起源。 2、了解漆器的发展。 教学过程： 问题引导师生互动----吸引同学兴趣 演示图片观察研究----对历代漆器工艺进行观察鉴赏以及探讨，引发同学思考。 对此归纳讲述总结----加深学生对中国古代漆器工艺的理解经过前几节课同学们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不难发现，在庞杂的美术体系中，工艺美术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工艺美术在各个朝代都有其鼎盛代表，如商周的青铜、汉朝画像砖、明清的瓷器，等等。 当然这些工艺在各个历史时期也一定有其独立特点。这节课，老师就其中不为众所知的漆器工艺的朝代发展经行纵向评述，希望同学们能对此有所了解。 1、提问：同学们有谁了解中国古代的漆器工艺？ 我国古代漆器工艺是用漆涂在器物表面上所制的日常器具及工艺美术品等。一般称为漆器。 2、提问：漆器是一种工艺美术，在中国古代有什么作用呢？又有什么特点呢？
“买椟还珠”新解 ----楚国的漆器文化 邵学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对楚人有一个重表面的印象，对郑人有一个轻实质的看法，那是来自成语“买椟还珠”的影响。故事说：有一楚人到郑国去出售珍珠，售前，他用名贵的楠木做了一匣子，并用香料熏烤，再用光闪闪的珍珠镶嵌，用漂亮的玫瑰宝石装饰，继而衬托在五光十色的翡翠羽毛上。宝珠盛在瑰丽的匣子里，既有夺目的看相，又有宜人的味道，真可谓美不胜收。不料郑国人看中了匣子，故买了匣子，还给楚人宝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讥讽这位楚人说：“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意思是说：这个楚人善于卖盒子，却不善于做珠宝的交易啊。 如果稍加推敲，便可发现这则故事对盒子外观的描述不够全面，因为珍珠和宝石不可能直接镶嵌、装饰在木质面上，而须一媒介使之固定。根据当时的材料和技术能力，这一粘合剂只能是生漆，而且盒子的整体髹饰，可能属于类似后来的“衬色鈿嵌”或“描漆错鈿”工艺。１９８６年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一件髹漆彩绘的凤鸟双连杯，其鸟首、腹、翼均有嵌银装饰，根据墓主楚国“第一副总理”之身份，凤鸟双连杯在当时恐怕属于高档商品。可以想象，楚人刻意制作的，以漆色髹饰并镶嵌了红色宝石的楠木盒子，衬之于翡翠羽毛上，该是如何美仑美奂。 假如这个推断没有问题，那么楚人所制之“椟”，从功用的角度，今天称“漆盒”；从工艺的角度，今天统称“木胎漆器”；若按考古学分类，则归之为“漆木器”。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借“买椟还珠”及“秦伯嫁女”的故事，批评“今世之谈士”，往往“以文害用”——不实在，不实际，还很花哨。用今天的话说，即重了包装，轻了内容。２０００多年中我们都用这一成语讽刺本末倒置的人，这位楚人就成了搞形式主义的老祖宗。但是，为什么韩非子独独把漆盒髹饰与楚人挂上钩，而不是与齐人、晋人、吴人、越人相联系呢？这个成语用例应该有一深厚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在这个背景上发掘一点楚人正面的东西，譬如楚国漆器工艺成就，或者南方楚人审美情趣以及价值观念的某些信息等等。 中国漆器制造业可以追溯到距今７０００千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一件朱漆碗，是已知中国使用自然生漆的最早例子，续后良渚文化发现漆器；商代墓葬里也发现漆棺彩绘，但棺木已朽，漆皮完好，可见漆的化学稳定性是惊人的。 距今７０００千年以来，中国古代漆器的发现不绝如缕，但从未形成高潮，直至战国大为改观。著名文物鉴赏家王世襄说：这个时期产量之多，品种之备，制作之精，分布之广，都远远超过前代，成为中国漆器发展的第一个繁盛期。他根据出土文物还说：楚国是战国时期幅员最大的国家，战国漆器大多出自楚墓，故而漆器在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总之，中国漆器第一个繁盛期，是由楚国漆器所构成的。 我们曾经说，欲全面了解中国先秦文化，则不能忽视楚文化；欲全面了解中国青铜时代，则不能忽视楚国青铜器。我们还应该说：欲了解中国漆器的发展，则必须了解楚国的漆器。这是历史事实留给今天的结论。 这里所说的漆，又称大漆，因产自中国，又称国漆。具体地讲，漆液由漆树所分泌，收获漆液叫“割漆”，即在漆树上割一豁口，让漆液流入预先置放的容器中。漆树生长以及漆器髹饰，适宜在年平均气温
在中国，漆艺与古乐器有着不解之缘。早在《诗经》中就有琴瑟与大漆的记载“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所谓漆艺，即漆工艺。中国大漆素有“国漆”身份，漆器艺术跻身“国粹”行列。在世界音乐史上，中国古代漆乐器是独一无二的。据考古发现，古代漆乐器有排箫、篪、琴、瑟、琵琶、笛、筑、虎座凤架玄鼓、竽、竽律、木编钟等种类。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过战国早期的13管漆排箫与两支漆篪，曾侯乙墓和长沙五里牌楚墓均出土过10弦漆琴，最为著名的要数出土的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唐代漆琴“大圣遗音”和“九霄环佩”。春秋战国时期十分流行漆瑟，目前出土最早的是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漆瑟，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虎座凤架玄鼓是典型的战国时期楚国打击漆乐器。漆瑟在两汉时期多见于画像石，唐代琵琶盛行，漆瑟只在民间流传，唐宋后漆瑟形制有所改变，与筝相似。琵琶大约在东汉时期由西域传入我国，新疆尼雅汉代精绝国遗址中曾出土过漆琵琶残片，凡此不赘列。可见中国古代乐器多用大漆髹涂，漆艺赋予乐器之美，乐器也成就漆艺之韵，它们之间同理同性，相辅相成、互为反哺。 一、品性漆艺之道与乐器之理 大漆的品性是中国古代漆乐器制作的首选因素。大漆的黏性与防蚀、耐酸碱、防潮、耐高温等品性为制造古乐器提供物理依据。大漆之道与乐器之理的同构性，正所谓“道器不二”。 髹漆是制作琴瑟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漆面坚硬, 漆膜可以保护乐器外体免受侵蚀；漆膜有弹性，对于传音、共鸣皆有改善，更可衬出乐器音韵悠长绵远；漆膜温润含蓄，不仅使乐器卓显高贵典雅，更可烘衬乐器的东方传统韵味。大漆的黏性为乐器制作提供天然“乳胶”，成语“如胶似漆”道出天然漆的重要品性黏性。漆乐器正是利用大漆的附着力而使漆乐器稳固而美观，譬如战国时期彩绘竹胎排箫各箫管的排列边，就是利用大漆粘固。大漆有防蚀、耐酸碱、防潮、耐高温等化学属性，它为古乐器物理属性提供保障。最为重要的是漆膜对乐器发音系统有一定改善作用，譬如排箫音色纯美，宛如自然流云清风，素有“天籁之音”的美称。大漆作为髹饰漆器外表的艺术，它具有音乐般的品性。漆色光泽静幽典雅，具有排箫音色之美。曾侯乙墓出土的“彩绘竹胎漆排箫”，通体黑漆为地，用朱、黄色漆髹绘三角纹样，口沿髹朱色。以当今色彩学中图谱来分析，黑与红的搭配也是一种理想的搭配。红色波长最长，纯度最高；黑色波长最短，纯度消失。由此可见，古时漆乐器多以朱黑二色髹饰是符合色彩科学道理的。漆色的黑有其他黑色所没有的含蓄、蕴藉，给人以深沉内敛的美感，更烘托出乐器典雅深邃的传统东方文化意蕴。不仅是排箫，古代琴瑟髹漆也是如此，如湖北随县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通体涂布厚黑漆。南北朝时期的古琴“万壑松风——仲尼式”，中层为坚硬的黑漆，表层为薄栗壳色漆。隋琴“万壑松——霹雳式”，面为黑及栗壳色间朱漆,底栗壳色漆。唐琴漆色也主要以黑色、栗壳色为主,朱砂琴较为少见。这些乐器之髹足以彰显中国古代乐器之韵。 漆艺材料之道与乐器之理也是同构的。材料美是古代乐器工艺美自身的必然选择，譬如大漆对颜料的选择，由于大漆含有漆酸，凡是含有锌、铜、铁、钙、钠等金属化合物与大漆之漆酸是相克的，一旦与漆酸起化学反应而变暗黑，则不能入漆。《淮南子?览冥训》曰“慈石之引铁，蟹之败漆”，同书《说山训》也曰“漆见蟹而不干”。“蟹之败漆”与“漆见蟹而不干”意思是蟹黄与大漆相克。现代漆化学研究表明，生漆主要成分有漆酚、树胶、水分等，主要成分为漆酚，漆酚遇到蟹黄后，甲壳素的水解产物壳多糖就产生了保湿作用，如蟹黄污衣，能以蟹脐擦之即去；同样漆毒患者，也可搽蟹黄治疗。“漆见蟹而不干”为同样道理，也就是漆酚遇到蟹黄后而生产过量水分而不干。说明古人不使用“蟹黄”入漆，其原因大概在
中国漆器 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中具有悠久历史的漆器的基本知识、工艺特点。培养学生欣赏古代工艺美术的能力，提高艺术欣赏水平。 教学重点： 1. 感受漆器工艺美术品的外在形式美和特有的人文内涵。 2.从掌握知识和掌握欣赏方法来讲，重点应放在掌握欣赏方法上。 教学难点： 主要是一些专业名词和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新课：简单介绍漆器工艺。（图片展示） 漆器工艺：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一般称为漆器。但这里所说的漆，是指一种天然漆，一般称为生漆，俗称大漆，系漆树身上分泌的液汁，呈灰乳色，接触空气氧化，成栗壳色，干固后成褐黑色。它作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漆，光彩照人。我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对日本等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古代漆器工艺的种类有哪些呢？请同学回答。 这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和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 二、主要作品赏析： 1.《木胎朱漆碗》（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木胎朱漆碗口径10.6×9.2厘米，高5.7厘米，底径7.6]×7.2厘米。此碗由一块木头镟挖而成，碗壁较厚，口部微内收，腹部弧线较深。碗底圈足较高且略外撇。碗表面呈朱红色，略有光泽。 整段木头镂挖而成。外壁雕刻成瓜棱形。敛口，扁鼓腹，矮圈足。斑驳的红色涂料经鉴定为有机漆，据测定应是掺有朱砂一类颜料的漆。 2.《彩绘描漆虎座双鸟鼓》（战国）战国，座长87.8厘米，高104.2厘米，宽15.9
厘米，此器是1965年在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出土时虎座、双鸟及鼓均已分散，并有残缺，拼合后经复制成了现在所见之物。它的造型新颖巧妙，极富想象力，运用漆、雕、绘三种工艺手段，创造了一个十分实用同时又非常美观的乐器，达到了实用与美观的完美统一。 3.《彩绘人物故事图屏风（局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彩绘人物故事漆屏或称彩绘人物故事漆屏、北魏彩绘人物故事漆屏，该文物出土于司马金龙墓，该墓址坐落在山西大同城东南7.5公里处的石家寨村西南。 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为木质漆屏风，上绘有多幅人物故事画，色彩艳丽,线条清晰。这一漆屏既是魏晋时期漆器珍品，又是北魏绘画史上的佳作。 该文物反映了北魏的社会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彩画漆屏风大都已经朽散，从保存较好的两段看，绘画内容大部采自汉代刘向《列女传》故事，绘画艺术和油漆工艺都有很高的水平。它继承了战国和两汉漆画的优良传统，在相当大的画面上以富丽的色彩描绘了真实生动的多种图画，而技法上却较两汉前进了一大步。 4.《车马出行图圆奁》（战国）1987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战国，直径27.9，通高10.8cm。 夹丝胎。由盖、器身相套合而成，整器呈圆筒状，平底，盖顶部隆起。奁里髹红漆，奁外髹黑漆，并在黑漆地上以深红、桔红、土黄、棕褐、青等颜色彩绘花纹。盖顶绘凤鸟纹、变形蝶纹、卷云纹等图案，奁底周边绘勾连云纹，器身外壁绘凤鸟纹、卷云纹。盖外壁绘车马出行图，共有26人、4辆车、10匹马、5棵柳树、1头猪、2只犬、9只大雁等。这幅车马出行图写景状物，栩栩如生，场面十分壮观，生活气息浓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古代漆画艺术珍品。出土时，奁里放置有花椒、铜镜、搽粉饰、骨笄、木片饰、蛤蜊壳等物。 5.《彩绘牛马鸟纹漆扁壶》（秦代）高22.8厘米、腹宽24.2厘米、厚7.8厘米1978年云梦睡虎地44号墓出土 盛水器，木胎，挖制。两腹一面绘雄壮有力的牛，另一面绘并肩前进的奔马和飞鸟。 壶体木胎髹漆，一侧绘牛，一侧绘奔马与飞鸟。此马奋蹄向前，尽管奔跑动态的表现不够娴熟生动，但飞鸟于马首之后，可见马奔之迅疾。
漆艺及中国古建筑的文化研究 以木结构为核心的建筑体系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代表着中国传统建筑的最高成就。木结构建筑虽然具有极好的稳定性，但木质结构的防潮、防虫、防腐蚀性较弱，大漆具有的防腐、防潮特性恰好弥补了木材的缺陷，又可以增强观感，所以髹绘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木料不能经久的原始缘故，中国建筑又发生了色彩的特征。涂漆在木料的结构上为的一是保存木质抵制风日雨水，二是可牢结各处接合关节，三是加增色彩的特征，这又是兼收美观实际上的好处，不能单以色彩作奇特繁华之表现。”［1］ 1如胶似漆与漆瓦 大漆具有黏性，可以作为黏合剂使用，而人类对漆的认识应该是从其黏性开始的。王世襄在《中国古代漆器》一书认为：“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史上，天然漆的利用，最初应该是用于生产工具的粘连、加固，然后才发展到漆制日用品和工艺品。”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发现大漆具有高度的黏合性，用漆液髹整的木器，不仅能防渗漏，还便于保存与清洗。到西汉初期，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了伫与漆相结合的牢固性，《汉书?张释之传》记载，汉文帝视察自己的陵寝霸陵时说：“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伫絮？漆其间，岂可动哉！用伫絮斩陈滓。”这说明伫与漆结合是非常牢固的，同时
也说明在建筑中也普遍利用漆的黏性来牢结各处接合关节。到了秦汉，漆的产量大增，秦二世胡亥曾计划将咸阳城的满城城墙涂上大漆，漆产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汉代建筑上的髹漆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汉代漆艺的鼎盛。据汉代的文献记载，富贵人家住宅的壁、柱、丹墀、殿门、门户等皆髹漆彩绘。《汉武故事》中还提到了一种罕见的漆瓦：“汉武帝起神明殿，砌以文石，用布为瓦，而淳漆其外，四门皆如之。”汉代神明殿的瓦，是以夹纻为胎并用漆反复涂刷表面而成的漆瓦。到魏晋时期，后赵武帝石虎“于襄国起太武殿……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枝巧”。全殿饰以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极尽华丽之能事。这里的漆瓦也应该就是延续汉武帝时期所使用的淳漆布瓦。唐武则天时，在洛阳的乾元殿旧址上建造的明堂用到的漆瓦应该也是沿用了汉武帝的旧制，先以木瓦为衬，再覆夹纻漆瓦。据《旧唐书?武后本纪》记载：“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上层为圆顶亭子，上立高一丈的涂金铁凤，屋顶铺木胎夹纻漆瓦。 2丹楹与画栋 古代建筑讲究装饰美，大漆的光泽使古代中国建筑文化独具魅力。“雕梁画栋”既是中国古典建筑装饰的法则，也是辨明等级的礼制。商代建筑装饰已经十分发达，一般是于墙面上涂刷彩绘，于木结构上施加漆饰。据《礼记》记载，周代依据等级制度对建筑色彩做过详细的规定，如针对柱子：“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黄。”《国语?楚语》记载“彤楼为美”，［2］即髹丹漆之楼，
一、新石器时代古朴的漆器艺术 新石器时代的漆工艺，从公元前五千年至前二千年，经过了长达三千年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漆器，目前已发现两处：1974年发现的距今七千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和1973年发现的距约五千五百年的江苏常州圩墩马家滨文化遗址。 河姆渡遗址出土两件漆器：朱漆瓜稜碗和緾藤篾朱漆筒形器。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漆器。但是，这两件漆器，已经使用了朱漆，而从本色漆（褐黑色）到色漆（朱色漆）的使用，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说明河姆渡遗址的漆器，只是中国漆器的流，还不是源。 常州圩墩遗址出土了漆筒形罐和喇叭形器，这些漆器使用了红黑两色漆，说明漆工艺进步了，但时间上比河姆渡晚了二千五百年，漆工艺在早期的进展是多么缓慢和多么不容易！ 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漆器发现增多了，主要有江苏吴江梅堰良渚文化遗址的黑漆陶罐、棕红色漆陶杯，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的嵌玉高柄朱漆杯等，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的彩绘漆鼓、案、豆、俎等。 根据上述考古资料，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很可能是漆工艺的摇篮，此后，逐渐扩展到黄河流域等地。 新石器时代的漆工艺，时间虽然长达三千年，但由于生产力低下，进展缓慢。这个时期漆器制作工艺简单，主要是用石器作工具，将木料砍制或挖制成胎，再涂漆而成。胎骨比较厚重。前期只有木胎一种，后期出现了陶胎漆器。 这个时期漆器艺术的表现手法，无论是造型艺术，还是装饰艺术，均处于古朴的阶段，其特点是朴素、单纯，像天真的儿童，像大树初生只有两片叶子一样，给人以纯真和朴素的美感。如饰带纹、回纹、云纹等简单的几何纹饰；绘红、黑等并不复杂的色彩；器形则注重实用，几乎没有附加装饰。值得注意的，是余坑良渚出土的朱漆杯，镶嵌了平平整整一周白玉珠，朱漆与白玉交相辉映，非常美观，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漆器镶嵌工艺，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二、夏商周神秘、威严、庄重的漆器艺术
从墓葬形制、随葬品、葬具 看我国古代墓葬的演进 （王皓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0） 摘要：古代墓葬在历史阶段中各具特点，但又显示了一定的演进趋势，简言之，墓葬形制跟从于地上建筑的发展，随葬品的设置逐渐向人们的生活情趣靠拢，葬具的变化表现了古人灵魂信仰的松驰。 关键词：墓葬形制随葬品葬具 古代墓葬作为考古学中重要的研究对象，为我们展现了其所处时期生产、生活、阶级斗争以及宗教信仰的真实情况。今天我们从电视、电影等媒体上看到的古代面貌，80%有赖于墓葬的发掘而还原。作为地上世界的真实表象，墓葬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各自的特点。其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演变，也体现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客观规律，本文试仅从古代墓葬包含的重要层面——墓葬形制、随葬品、葬具三方面来浅显地探讨墓葬在历史进程中的特点与演进，侧重关注墓葬形制、随葬品、葬具与社会生产、生活的联系。 （一）墓葬形制与地上建筑的跟从 最晚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就出现了有一定葬制的墓葬，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墓坑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墓，小而浅，仅仅够容纳下尸体”。[1]即使是氏族首领的墓葬，墓坑也比较小，与氏族成员的墓葬比起来，也仅是随葬品比较多而已，这是因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为磨制的石器、骨器，磨制工具在建筑上是很难有大作为的，当时的人类在建筑方面只是处于起步的阶段，这不仅表现在墓葬的建造方面，也表现在居址的建筑上。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地上建筑，由旧石器时代的岩洞进入到地穴、半地穴时代，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人们的居住条件，主要为地穴房屋或半地穴房屋。“半地穴式房屋，是在平地向下挖出方形或圆形的房身，或者是利用坑壁作墙，屋顶直达地面，好象今天的窝棚，或者是在坑边地面修起矮墙，再搭屋顶。”[2]用简单的石凿、石锛、石铲等磨制工具在平地向下挖出房身，这是艰巨的工程，在社会产品极不丰富，经常受饥饿困扰的新石器时代已经是生产生活中的大事。因而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墓葬形制受社会条件的制约，整体表现为墓坑狭小、浅显，距地表的深度大体在2米以内。而磨制工具的盛行，使得氏族首领和宗教领袖的墓中玉器的随葬比较多，这正是由于其所处的时代对玉器等坚硬石材的磨制比较娴熟。
故宫博物院 院刊 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总第１１６期 ７２ 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 及其对漆器辨伪的重要意义 陈丽华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和传世具款漆器的详尽梳理，根据漆器款识 的发展规律，将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划分为三大阶段，并对各阶段不同历 史时期的款识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同时对漆器的生产和管理制度等相关历史问 题进行了探讨。此外，还就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于漆器断代和辨伪的重要性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漆器 款识 风格 演变 辨伪 我国制漆工艺历史久远，最早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漆器实物，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纵观我国古代漆器工艺的发展历程，可知其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渐臻成熟和完善，主要体现为漆器品种、造型、纹饰和胎质的不断丰富以及工艺技法的不断提高，这些均可为我们探索中国古代漆器工艺的发展变化、对漆器进行断代与辨伪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在考古发掘出土和传世的漆器上常常可以发现一些记录性文字，内容涉及漆器的制作年代、制作地点、制作工序、制作工匠的名姓等，此类文字习称为款识。它是漆器工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工艺美术等发展成熟的一项标志。漆器款识既是我们今天研究确定漆器产地及其制作年代的依据，同时对我们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漆器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相关制度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款识作伪通常也是漆器作伪者惯用的手段之一，这无疑给漆器的断代和辨伪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除了需要谙熟不同时期漆器的品种、造型、纹饰、胎质、工艺技法等基本特征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外，正确认识和了解不同时期漆器款识的内涵及其风格特征，把握其规律，娴熟于心，更是漆器断代与辨伪的关键所在。
中国古代建筑柱子装饰之历史演变 吴梅 摘要：本文通过对古代文献、考古资料和现存实例进行研究，对以彩画为主的中国古代建筑柱子装饰在不同阶段的特点作了详尽的分析，了解柱子的装饰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与上架部分的彩画不尽相同，应将其作为一个与上架既有联系又独立的构件进行研究。 关键司：柱楹彩画雕饰朱红暖色青绿冷色 “柱，楹也”[1]。在中国古汉语中，柱和楹基本同义。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柱之言主也，屋之主也。……按柱引伸为支柱柱塞。不计纵横也。”又《释名》有云：“柱，住也。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无所依也。齐鲁读曰轻：轻，胜也。孤立独处，能胜任上重也。”可见，柱、楹是指竖向能支撑屋顶重量的构件。由于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体系中，柱是最主要的承重构件，且又孤立独处，具有独立的视觉效果，并直接与人们的生活相接触，故地位突出，所谓“屋之主也”。古人由此赋予它很多的象征意义，于是，柱子得到了精心的保护和华丽的装饰。柱子的装饰，主要有彩画、雕镂等方式，而彩画由于其快捷、方便、表现力强等特点，最终成为最为广泛使用的装饰手段。除此之外，尚有用金玉、珠翠、锦绣、琉璃等，甚至有用镜子、螺钿等材料来装饰柱子的作法[2]，更是奢华而新奇，并对后世柱子彩画的装饰纹样和构成方法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整个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过程中，柱子的装饰经历了由简到繁，又复归于简洁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先秦与秦汉时期的柱子装饰 建筑彩画等装饰手段的产生，源于原始先民的仪式活动、审美要求和对木结构的保护作用。从考古材料和文献中有关先秦时期建筑装饰的记载，可知当时宫殿建筑中的木构件已有了彩饰、雕饰等的装饰处理[3]。文献中亦有柱子装饰的记录，虽然有限，却也可以看出端倪。《春秋·谷梁传》卷三记载：“(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恒宫楹。礼，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土。”从这句话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柱子装饰的样貌：(一)用色彩涂刷是柱子装饰的主要方式之一，这是初级阶段的柱子彩画。(二)柱子都是以单色涂刷为主，不作或只作局部彩绘[4]。(三)柱子刷饰的颜色多种多样，有刷红黑、青、黄等不同颜色的，不象后世，基本上是以朱红色系为主，到明清时期，柱子更是一律刷红[5]。(四)柱子上涂刷的色彩根据礼制的要求，有明确的等级限制，不得僭越。春秋时期，以丹为贵，依次为丹、黑、青、黄。 秦汉是民族大统一时期，特别是汉代，农业和手工业大大发展，为建筑装饰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和技术的保障，而且礼制的约束相对松弛，僭越已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其时宫殿建筑和贵族宅邸装饰成风。根据有限的文献及考古资料，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汉代建筑柱子装饰的特点：(一)汉代重要建筑的柱子装饰是雕、绘并用的，但雕饰更为突出，雕刻技术已极为成熟，并被广泛使用[6]，这一点可求证于画像石与画像砖。如山东微山县两城和曲阜县旧县等出土的画像石，都很好的印证了“雕楹”之说(图1)，画中柱子满雕波浪纹或出形纹，说明汉时贵族建筑之柱大多通身雕刻几何形纹样以作装饰。彩绘的技术还不太成熟，应用范围也不如雕饰广泛。(二)雕饰一般以剪影式浮雕方式在柱子上满雕纹样；也有雕刻之上再施彩的手法，以朱色为多[7]；还有雕刻上施铜漆的方式[8]。(三)柱子彩饰还是以单色通刷的方式为主，也多用丹朱之色[9]。虽然汉代柱子饰色也是以丹为贵，这是袭自周礼的传统，但并不被严格遵守，民间也常有用丹朱之色的。(四)重要建筑的柱子经常绘有各种纹样，图案题材与当时所流行的装饰题材一致，多为云气、花卉、符瑞辟邪等[10]。(五)除雕刻彩画以外，也有不少王公贵族的府第用金玉、锦绣等包裹柱子的装饰手法[11]。 可见秦汉时期柱子装饰手法远比先秦时期丰富且复杂，装饰部位也出原来的几处重点部位到
中国建筑的演变 中国古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偏爱木材，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并以木构架结构为主。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及顺檩等主要构件组成。各构件之间的结点用榫卯相结合，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这种榫卯结合的形式，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建筑遗址中已有发现，表明它在距今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木结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井干式，即是以圆木或方木四边重叠结构如井字形，这是一种最原始而简单的结构，现在除山区林地之外，已很少见到了。二是“穿斗式”，是用穿枋、柱子相穿通接斗而成，便于施工，最能抗震，但较难建成大形殿阁楼台，所以我国南方民居和较小的殿堂楼阁多采用这种形式。三是“抬梁式”（也称为叠梁式），即在柱上抬梁，梁上安柱（短柱），柱上又抬梁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特点是可以使建筑物的面阔和进深加大，以满足扩大室内空间的要求，成了大型宫殿、坛庙、寺观、王府、宅第等豪华壮丽建筑物所采取的主要结构形式。有些建筑物还采用了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形式，更为灵活多样。 20世纪的中国建筑打破了传统建筑封闭内向的陈规。以表现空间意境为主的审美观念，突出了公共性和开放性的观赏功能，与同时输入的西方建筑重视表现实体造型的审美观念相一致。20世纪中国建筑艺术包含两类内容：一是某些大型的、纪念性比较强的建筑仍十分注重造型艺术的社会价值、审美功能，以特定的形式表现某些特定的精神内涵，如银行、海关常采用庄重华贵的西方古典形式，以显示其财力的坚实富有；一些政府机关和纪念性建筑多吸取传统形式，以显示继承传统文化，发扬国粹的精神。二是大多数民用建筑一般只从审美趣味出发，一方面追求时髦新奇，同时也受到传统审美趣味的影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流行的洋式店面、洋学堂、洋戏院和城市里弄住宅，都是所谓中西合璧的形式，以后则更多地直接采用西方流行的形式；80年代以后又兴起追求乡土风味的形式。 现在中国建筑的特点主要是现代主义和沿着后现代主义的趋势发展，现代主义建筑是指二十世纪中叶，在西方建筑界居主导地位的一种建筑思想。这种建筑的代表人物主张：建筑师要摆脱传统建筑形式的束缚，大胆创造适应于工业化社会的条件、要求的崭新建筑。因此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色彩，
中国古代玉器漆器织绣工 艺教案 The document was prepared on January 2, 2021
课题:中国古代玉器、漆器、织绣工艺 课时: 1课时 课型: 工艺课 授课对象: 高一学生 教材分析:在我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且对日 本等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和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 教学目标：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中具有悠久历史的织 绣、玉器和漆器的基本知识、工艺特点。培养学生欣赏古代工艺美术的能力，提高艺术欣赏水平。 教学重点：1. 感受各类工艺美术品的外在形式美和特有的人文内涵。 2.从掌握知识和掌握欣赏方法来讲，重点应放在掌握欣赏方 法上。 教学难点：主要是一些专业名词和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教学方法：大量收集中国古代玉器、漆器、织绣工艺材料深入研究和学习。 1.教法：从中国古代玉器、漆器、织绣工艺的基础知识慢慢地学习，由易到难。 2.学法：认真理解中国古代玉器、漆器、织绣工艺知识。 教具准备:教材、自制课件。
学具准备：制作的图片仔细观察。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3分钟） 学习和了解古代玉器、漆器和织绣工艺，让同学们知道我国工艺艺术博大精深。 二：引入新课：（5分钟） 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工艺美术中，除了陶器和青铜器工艺外，成就最突出、而且最 富民族特色的就是玉器、漆器和织绣工艺。 三：讲授新课：（30分钟） （一）：玉器工艺： １：以硬玉、软玉、碧玉、水晶等为原料而制作的工具、装饰品、祭器、陈设品等通称为玉器。根据现有资料证明，中国最早的玉器出现于距今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大家知道，我们的祖先那时就是以石头作为生活、生产工具的材料，其中比较美丽的、有光泽、有色彩花纹的石头，就被用来作为装饰品，后来人们知道了打磨、穿孔、镂雕等加工手段。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玉就从石头中分离出来成为工艺品 ２：中国古人对玉的解释除了物质的特性——质地温润缜密、光泽柔和外，还赋予它以“德”的含义。商周时代，作为玉器，有用于祭祀（si）和礼仪的“礼玉”，有用于服装佩饰的“佩玉”，以“佩玉为尚”，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对玉的特征和内涵的典型概括。中国古代制造玉器的工艺，先秦时期称琢玉，宋代称碾（nian）玉，今称碾琢。玉器的造型和纹饰均是靠碾琢而成。玉器的设计创作方法，是因材施艺，科学地利用材质、色泽，尽其玉材美的光泽。 （二）漆器工艺： 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一般称为漆器。但这里所说的漆，是指一种天然漆，一般称为生漆，俗称大漆，系漆树身上分泌的液汁，呈灰乳色，接触空气氧化，成栗壳色，干固后成褐黑色。用它作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漆，光
中国出土漆器文物及其保护研究现状 摘要：介绍和总结了中国漆器文物的特点以及漆器文物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对漆器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并进一步介绍了目前中国漆器文物的研究保护工作进展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出土漆器文物是由漆膜和漆胎两个部分组成，由于其组成和结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尽管前人对其保护进行了多种尝试，但迄今未能找到理想的解决办法。根据复合材料的原理，采用新材料技术和方法，保持出土漆器文物漆膜和漆胎完整性和匹配性，将是出土漆器文物保护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漆器，出土漆器，文物保护 一.前言中国使用漆器源远流长，其使用漆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约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下限一直延续至今。战国时期，漆器的制作已经是相当的成熟①。由于漆所具有的优良耐水性和耐久性，在宋以前，漆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②。全国各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漆器，但由于漆器自身保存困难，长期以来，漆器的保护技术不成熟，使得我国古代漆器的考古研究相当薄弱。但是，漆器作为我国古代人民的一项重要的发明，是中国极具特色的文化遗物，是文物中一个重要的大类，对研究中国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对漆器的保护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二.中国的漆器文物漆器是指采用天然漆或者经过精制的天然漆所涂饰的器物，其胎骨可以多种多样，包括有木胎，夹纻胎，布胎，竹胎，金属胎，陶胎，皮胎等等。中国漆器制造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韩非子·十过》中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在实际考古中，1978 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件木胎漆碗，外表有薄层朱红色涂料，经化学和光谱分析，鉴定为生漆，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漆器，距今约有7000年历史①。浙江余杭的瑶山良渚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漆碗和高柄嵌玉朱漆杯等；江苏吴江团结村和梅堰遗址发现漆绘彩陶杯和壶。到商代，漆器发现就稍多了，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发现了可能为盘、盒类漆器的痕迹；河北藁城台西M14中发现的一件漆器上贴有金箔，其上还刻有云雷纹。说明当时漆器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精致。西周时期的漆器发现较多，在北京的琉璃河燕国墓地发现有豆、壶、杯、盘、俎、彝等漆器，其中有些漆器上嵌有蚌片，蚌泡，并且用蚌片和漆绘构成纹饰。春秋以后，漆器的发现就多的不胜枚举了，南北方各地都有大量的漆器出土，但以南方地区特别是湖北、湖南、江苏地区出土的数量多、保存好，北方地区的出土漆器数量少，而且保存状况不佳。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器主要出土在湖北江陵楚郢都纪南城附近。此外湖南长沙，四川荥经、河南信阳等地也有较多墓葬出土漆器。汉代漆器主要出土在湖北云梦、荆州，湖南长沙、江苏扬州、连云港，安徽阜阳、天长等地。甚至有日本学者在朝鲜古乐浪郡汉墓中发现了战国秦汉漆器①。这些大量出土的漆器文物标示着在古代生活中漆器的重要作用，显示出了高超的漆器制作工艺，其纹饰器型中包含了大量的考古信息在里面，是文物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门类。但是由于漆器常用的胎料为木胎，决定了漆器在漫长的历史中必然遭受细菌分解、潮湿甚至水浸泡等不利环境影响，很多时候漆胎都已经因分解而不能起到支撑作用甚至只剩下漆皮了。但是，作为文物中一个大类，仅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的战国秦汉漆器就有四千多件，涉及的漆器种类几乎涵盖了已知的所有战国秦汉漆器类型，其中很多制作极其精良，对这些精美的漆器进行保护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三.出土漆器文物面临的主要问题漆器文物是漆膜和漆胎两个部分组成，这二种物质在组成和结构上都有比较大的差别。对于有机物质类胎体（如木质等），长期的地下埋藏作用使之发生很大的变化。 1.漆膜漆膜指的是漆器上所涂敷的生漆形成的薄膜。生漆是漆树经人工切割从韧皮层分泌出来的天然乳胶漆，未干燥时为白色粘稠液体。主要成分是漆酚、漆酶、树胶质和水。漆酚是生漆成膜的主要成分，约占生漆总量的50～80％，是含有一个长侧链的邻苯二酚取代物；漆酶是存在于
中国历史面貌与中国古建筑的演变关系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课程论文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广精深，源远流长。一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她的壮阔不断生长，千姿百态，引人入胜。这些传统文化，有形的，无形的，都是时间的刃在大地上镌刻下的美丽。 中国传统建筑作为这条浩瀚长河中的一部分，也一直不断向前流淌，奔腾。中国的自然风貌、政治风貌、文化风貌、宗教风貌总会随着改朝换代阶段性地影响着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建筑因此而妙笔生花，琳琅满目，让中国古人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流芳百世而不倾覆。 中国建筑在原始社会时期便已初出端倪。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辽阔土地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仰韶文化代表着当时的母系氏族社会，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这种社会生活体制，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建筑的发展，部落有了初步的区划布局，并且反映了“穴居→半穴居→地面建筑”的演变过程。河姆渡文化由于当时自然环境的约束而产生了干栏式居所。龙山文化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代表，古人已经产生了小家庭的概念，因此居所有了分间，体量较小。原始社会时期，虽然建筑的发展十分落后，但一点点的演变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改变，并且是中国迈入奴隶制国家前非常重要的过程。 夏朝的建立，不光标志着中国奴隶制社会的诞生，更是中华文明璀璨的开端。人们不再消极的适应自然，而是积极地整治河道，防止洪水，挖掘沟洫，进行灌溉以保障人们的生活秩序。商朝的甲骨文清晰地记录着当时人们的建筑状况。至西周，周王室建立了礼制。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周礼，是体现等级差别的各种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同时手工业开始细化，同商业被官府垄断，井田制是西周时的土地制度，直接影响着农业和城市的发展。中国奴隶社会在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完成了木结构体系的草创，并掌握了筑城与高台建筑的方法。周礼的萌芽、形成，对中国以后三千年的建筑：从城市、宫殿到民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期，最重要的则是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学说，为礼制奠定了基础。不仅出现礼制建筑明堂，更对此后的城市规划、宫殿、坛庙、陵寝，乃至民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春秋末期齐国的手工业技术的官书《考工记》被编入《周礼》，形成了中国古代工官制度发展的第一阶段。直至清朝，都还保留着春秋《考工记》中的礼制影响。 紧随其后，中国步入封建社会。秦汉时期，统治阶级的力量和权势尤为壮观。反映在建筑上，兴建宫殿，长城，陵墓之盛为前朝所不及。木构技术趋于成熟，使得高台建筑减少，多层建筑增加。整体艺术氛围十分古朴凝重。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过渡期，在300余年战火不断，社会动荡，生产力发展缓慢。在这种环境下，人民生活没有保障，只有在佛教中寻找安慰，佛教的传播对于安定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佛教的兴起使得佛寺等宗教建筑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高速发展。印度传入的佛教建筑和中国固有建筑相互影响，佛教建筑逐渐中国化和中国建筑雕刻化，同时，整体建筑艺术风格，从秦汉的古朴凝重，转向魏晋的柔和、精丽、圆润。同时，风水（堪舆）在这一时期发展趋于成熟，更是对中国建筑的布局和形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发展高峰，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成熟期。唐代前期百余年统一和相对稳定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唐中叶开元、天宝年间达到极盛时期。虽“安史之乱”后开始衰落，但终唐之世，仍不失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高潮。文化上的开放导致艺术风格上浪漫、雍容大度。反映在建筑上，木构建筑体系高峰。突出表现于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并已定型化。建筑细部，无论是屋顶、斗拱亦或是梁架
中国古代建筑史总结 Document number：BGCG-0857-BTDO-0089-2022
中国古代建筑史总结 一二章总结 1.中国原始建筑存在着“构木为巢”的巢居“穴而处”的穴居。前者经历了由单树巢、多树巢向干阑建筑的演变，后者经历了由原始横穴、深袋穴、半穴居向地面建筑的演变。 2.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榫卯结构，标志着巢居序列已完成向干阑建筑的过渡。 3.穴居分为原始横穴、深袋穴、半穴居三种类别。 4.西安半坡F1大房子遗址是现在已知的最早的“前堂后室”格局。西安半坡F24中显示出“间”的雏形。 5.辽西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属红山文化，国内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祭祀建筑。 6.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的奠定期夏、商、周三代。选择 7.从夏商都城到东周列国都城，可以看出中国城市的两种形态--“择中型”布局和“因势型”布局均已出现。 8.最早划分为外城、内城、宫城的是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选择 9.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简答题。默写画简图。 10.陕西岐山凤雏村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四合院，是第一个出现的完全对称的严谨组群，是第一次见到的完整的“前堂后室”格局，是第一次出现的用“屏”建筑，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用瓦建筑。
11.刻在铜板上标志战国时期大型组群所达到的规划设计水平的是战国中山王陵墓兆域图。 12.正式屋顶分为硬山顶、悬山顶、歇山顶、庑殿顶。 三章总结 1.中国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两汉时期。 2.明堂、辟雍、宗庙属于礼制类型建筑。 3.木构架的两种形式是抬梁式和穿斗式木构架。 4.中国木构架建筑的体系成熟期是两汉时期。 5.汉代首都是汉长安城今西安。 6.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轮廓规整、功能分区明确，南北轴线非常清晰的都城是曹魏邺城。 7.明堂、辟雍是双重外圆内方格局。 8.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台榭建筑类型，东汉盛行楼阁式建筑。 9.阙盛行于汉代时期、汉代建筑在门前设左右双阙，汉代是建阙的盛期。 10.现存仿木构型的石阙典范是四川雅安高颐阙 11.河南登封少室阙是土石型的典范形象。 12.中国现存最早的建于地上的非地下的房屋形态建筑实物是山东长清县孝堂山石祠。 13.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是秦始皇陵。 14.汉承秦制陵山呈覆斗型称为方上。 15.抬梁式构架是中国木构架结构体系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