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翻译思想
杜鹃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过西方文化的洗礼，经历过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最终走上了翻译生涯，将近半生的时间与精力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翻译事业。周作人一生著译约一千五百万字，翻译约占去一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像他那样兼事著译并取得如此成就的怕是屈指可数。
如果说周作人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地位是在五四运动中才开始得到认可的话，那么他作为翻译家的声名则成于更早时期。周作人正式从事文学翻译可追溯到1904年，译作有《侠女奴》、《玉虫缘》、《荒矶》、《天鶓儿》。其中《侠女奴》译文序基本上反映了他早期激进的翻译思想，借用异域文学作品中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来激发国人的热情，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争取民族独立与个性解放。
鸦片战争后的科技翻译和晚清小说翻译，基本目的大都在于启蒙、新民和新政，于此相比之下，周作人的翻译思想则多出了某种超越成分，他提出了“学以移情”的观点，此观点的提出已经超越了上一代翻译家，它在我国整个翻译史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纪元。翻译文体逐渐丰富，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周作人早期的翻译可划分为古文与白话两类译文，为顺应时代的要求，周作人也意识到古文译书会行之不远，他毫不迟疑地弃而舍之，成为白话文坛和译坛的开拓者。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话文学作品也应该说是他翻译的《童子Lin之奇迹》、《皇帝之公园》、《酋长》、《卖火柴的女儿》等，伴随着翻译艺术的进步，他的白话写作能力也在逐渐提高。
鸦片战争以来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逐渐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品尝了巨大的耻辱之后对民族压迫的话题分外敏。继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生，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五四时期翻译界的热切关注。回顾周作人早期的译事活动，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译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第一人。他曾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翻译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这方面的翻译更多，译有波兰、南非、新希腊、犹太、保加利亚、芬兰等弱小民族的作品。周作人对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十分推崇，曾译过他的《炭画》、《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酋长》等。在这一时期，周
作人译出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有关的作家及作品共26人约60余篇（部）。由此可见，周作人不仅是介绍欧洲弱小或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第一人，而且在整个“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译介活动中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
五四时期，我国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其规模影响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其中俄国作品为当时外国作品翻译之首。当时从事俄国文学翻译的译家有八十多人，周作人排名第四（译11种）。此时外国文学翻译有了明确的目的性，都从“足救时弊”,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学的目的出发,来开展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活动。周作人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之目的在于“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人的文学》) 。”“以前选译几篇小说,派别并非一流。因为我的意思,是既愿供读者的随便阅览,又愿积小成多,略作研究外国现代文学的资料,所以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伊孛生不同的斯忒林培格(《点滴》) 。”
五四前后，既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一个转折点。五四以前的中国翻译界，一方面非常重视，大力提倡或从事日本书籍的翻译，而另一方面又普遍认为日本的文化，文学比不上西方，因此翻译日本书籍只是一个方便的捷径，而不是最根本的目的。而这种情况，在五四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这篇演讲系统全面地梳理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20年的文学发展情况。。其中重点提到了"写实主义"的提倡者坪内逍遥及其文学理论着作《小说神髓》，"人生的艺术派"二叶亭四迷及其《浮云》，以尾崎红叶，幸田露伴为代表的"砚友社"的"艺术的艺术派"的文学，北村透谷的"主情的"，"理想的"文学，国木田独步等人的自然主义文学，夏目漱石的"有余裕"的文学与森鸥外的"遣兴文学"，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的"享乐主义"的文学，白桦派的理想主义文学，等等。这篇演讲发表后，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特别是翻译选题所起的指导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重要的是，周作人的演讲开了中国研究日本文学的风气之先。五四以后，不少文学家，翻译家，都对日本文学做了认真的研究，至少是对所译的作家作品做了研究。
以直译为主的翻译方式，是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又一特点。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主要有两类:一是以林纾、陈家麟和陈大镫为代表的老一代翻译家。二是以鲁迅、周作人、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茅盾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和翻译家,他们成为这一时期翻译的主力军。周作人是主张直译而见诸于文字的第一人。1920 年,周作人在《点滴》中这样说:“我以为此后译本,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逐字译,不得已也可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但我毫无才力,所以成绩不良,至于方法,却是最为适
当。”“逐字译”和“逐句译”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译。但也并非我们所认为的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即死译。他的直译这一主张始终如一地贯彻于那时的翻译作品之中。周作人在《空大鼓》译文序中也申明：“不像汉语，——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通汉语一般模式，就是随便乱改的糊涂文，算不了真翻译。”译者面对的毕竟是外国的东西，假如鲁迅所说的对“洋鬼子”一味地“削鼻削眼”，也就失去翻译的部分意义了。然而他们也并未把直译、意译对立起来，他们也赞成一定程度上的意译或至少兼用意译。
周氏兄弟提出的"直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周氏兄弟的这些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以日文的翻译实践为基础的，因此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而且，他们在五四时期翻译并发表的日本小说，剧作和理论着作，都体现了这些理论主张，对日本文学翻译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鲁迅的《一个青年的梦》还有他们《现代日本小说集》的书名结集出版。作为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日本小说的选集，它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是一个开创性的贡献。也象征着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的完成和崭新的时代的到来。长期以来，周作人，鲁迅提出的"直译"法，作为在日本文学翻译中被绝大多数译者普遍遵守的一种翻译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在我国新文学运动的拓荒时代，以及从翻译事业的发展史来看，不管别人如何褒贬，周作人始终坚持走自己热爱的翻译道路，他的文学生涯以翻译始，又以翻译终，翻译了多部作品，翻译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繁荣我国翻译事业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是永远都无法抹煞的。
五四时期翻译活动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摘要：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不可忽视的一段时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制度衔接、新旧知识衔接、新旧道德衔接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一风云变幻的时期，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翻译大量西方著作，引进西学，对当时社会的文学、教育、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定的历史环境因素也对翻译活动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催生了不同的翻译理论，使翻译作品各具特色，进而促进翻译界的大繁荣。 关键词：五四时期；翻译理论；翻译作品特色；繁荣 The Influence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n Society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Abstract: The May Fourth Period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period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What?s more, Chinese society of the May 4th Period is in the important turning period when system, knowledge and morals ar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During such a changeable era, numerous Chines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translated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from the west and introduced western knowledge to Chinese people in order to save Chinese nation from deep sufferings, which made a great impact on literature, education, politics, etc. Specific cultural factors also made a great impact o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ringing different translation theories into being, endowing translation works full of unique features, which led to prosperity of translation circles. Key words: The May 4th Period;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features of translation work; prosperity Nowadays, we human beings are living in the global village wher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our daily life. Actually, back to ninety years ago,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re equally important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However, the situation is different because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f that time were more complex as the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life at that time such as literature, education, politics, etc. The May 4th Period in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ten years from 1917 to 1927, a period in which western learning flocked into China, influencing a great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During the ten years, translation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研 究 生 课 程 论 文 论文题目 五四时期俄国文学翻译探究 完成时间 2017年2月3日 课程名称 副刊与五四新文学的生成 任课老师 员怒华老师 专 业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___ 年 级 2015级 ___ 成 绩 评卷人 姓 名 周姝 学 号 2015111183
五四时期俄国翻译文学探究 摘要：五四时期，俄国文学在中国真正产生重大的影响，俄国文学的译作数量明显地增加，俄国文学翻译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俄国文学热情高涨的原因主要是：两国基本国情与民族精神内涵的相似，俄国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特点五四新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两国文学社会作用的相似和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契合。同时，俄国文学对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五四，俄国,翻译文学 1 引言 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统计，自1917—1927 年，国内出版的翻译作品200 种，单行本187 种，其中俄国文学有65 种，法国文学31种，德国文学24 种，英国文学21 种。这恰好与前一阶段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表明，以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契机，中国文学界开始把介绍外国文学的重点从西欧转向了俄国。 1921 年，《小说月报》出版了《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号。《晨报副刊》中也有多篇关于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比较著名的有：李开先翻译的《俄国小说家果戈里论》，毕树堂翻译和介绍的《俄国文豪高尔基论》，徐志摩翻译的《高尔基记契诃甫》和创作的《一点点子契诃甫》，焦菊隐译述的《莫尔斯基论屠格涅夫》；另有《托尔斯泰同时的俄国文学家》等多篇都或多或少与现实主义有关。上面介绍的这些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们虽然风格角度、批判立场各有不同，“托尔斯泰站在宗法制小农的立场上进行批判，他的作品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契诃夫站在平民知识分子进步的立场上进行批判，他朦胧地看到了新的社会力量，指出了旧制度不可避免地毁灭”。但是如实反映俄国社会冷酷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露社会和批判社会的意识是一致的，所以说他们遵循的基本原则都属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克鲁泡特金在《俄国小说家果戈里论》一文中说:“果戈里不是一个深奥的思想家，但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但是没有了为人类谋幸福的思想。”他还介绍了《外套》、《巡按》和《死魂灵》这几部果戈里的代表作品。在焦菊隐的译文中曾描述屠格涅夫说:“当时的批评家以为小说家应将其环境中的事情，综合而表现于作品之中……小说家应是现实历史的撮要者，而屠格涅夫遂以良心所迫，担任了这种工作了。”高尔基在评论契诃夫时也说:“谁也没有契诃甫看得透彻，这生活的庸烦的悲惨，在他以前从没有人曾经这样不含糊的披露给人们看这幅可怕可耻的生活画……”由此，俄国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延续就清晰可见了。 2 翻译界与出版界对俄国文学的热情高涨的原因 2.1 基本国情与民族精神内涵的相似 旧俄专制的国情与中国传统社会颇为相似，中俄两国都是亚洲国家，都具有以农耕文明
关于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的误读 —对国内归化/异化翻译之争的反思 目录 摘要 引言 第一章国内归化/异化翻译之争的焦点 第二章国内译界对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的误读 2.1对韦努蒂解构主义立场的忽视 2.2对韦努蒂理论背景和目的的忽视 2.3对韦努蒂进行异化翻译的策略的忽视 第三章从误读中对国内归化/异化翻译之争的反思 3.1对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的正确认识 3.2国内归化/异化翻译之争与韦努蒂异化理论的差异第四章对国内译者翻译实践中的启示 结语 参考文献
摘要 国内译界误读了韦努蒂有关归化、异化的理论,忽视了他的解构主义立场、提倡异化翻译的背景和目的以及异化翻译的具体操作策略。国内译者在归化/异化之争中有意贬低了归化翻译的作用。通过揭示这些误读,可以让读者意识到国内的归化、异化理论与韦努蒂的理论的差异,从而正确地看待国内的归化、异化之争。 关键字 韦努蒂：归化；异化 引言 近些年来,翻译中的归化/异化问题成为国内外翻译界谈论的热门话题。在近代,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在其代表作《译者的隐身》中明确提出归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的概念, 反对“透明的翻译”(即归化翻译) ,提倡进行“抵抗式翻译”(即异化翻译) 来反对英美文化的霸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韦努蒂的观点再一次把归化、异化之间的争论引向了高潮,对世界译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刘英凯在“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率先向归化翻译发难,认为归化翻译是翻译的歧路,并总结出了归化翻译的“五大罪状”。 但是,仔细比较一下韦努蒂和国内学者的观点,我们发现两者所用的概念虽然相同,所谈的内容却相差巨大。通过国内学者的研究,我们看到的并非真实的韦努蒂。笔者认为国内关于归化、异化的讨论存在一些误区，两者之间的争论表现在有意压低归化翻译的价值的倾向，而且国内归化/异化翻译之争与韦努蒂异化理论存在着认识层面上的差异。 第一章国内归化/异化翻译之争的焦点 当韦努蒂的归化、异化理论传到中国后,国内的一些学者纷纷响应,在中国译界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争论。在历次的争论中,有人赞成归化;有人采取折中的态
五四时期翻译与明清时期翻译之对比研究 作者简介：张松炎（1982—），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助教，在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翻译。 明清时期的西学翻译和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 上两次影响较为深远的翻译活动。一方面，这两次翻译活动都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两者在译者的构成、 翻译材料的选择、语体格局、翻译思想理论及方法等方面却表现出迥 异之处。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对这两个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拟在这一方面做一尝试，以期对这两次翻译活动有更深入的认 识。 一、译者的构成 明清时期的西学翻译多由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和中国封建士大 夫合作进行。这些士大夫们本身就是科学家或某一方面的专家，杰出 的代表人物有著名科技翻译家、中国“科学译祖”徐光启，“中华才 士”李之藻，数学家华蘅芳等。意大利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几 何原本》（前六卷），葡萄牙人傅泛际与李之藻合译了《名理论》， 华蘅芳与玛高温、傅兰雅合译了《金石识别》和《地学浅释》。正是 通过中西合译的方式，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入了中国。甲午战争后，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维新派希望以变法图自强，介绍 西学为其途径之一。“这一时期译者多为政论家，他们独立译书， 不再依靠西人合译”[1]。严复和梁启超是最杰出的代表。严复曾留学 英国，精通英文，古文功底亦是甚为深厚。受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影响， 他回国后翻译了一大批西方著名的哲学社会书籍，如《天演论》《群 己权界论》等。梁启超主张翻译政治小说以开民智，虽译作不多，却 是译述西方诗歌的先驱。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主要由受过良好外语教育的生力军担当。这 些文学翻译者大都接触过新思想，都至少精通一门外语。其中有一批 是留学生出身，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刘半农、梁实秋等。 五四新文学运动尚未兴起时，身在海外的留学生，虽然所学专业不同，
第33卷第5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3 No.5 2012年5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y.2012 五四时期翻译对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影响 马婕 （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71000） 摘 要：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翻译推动文化的发展。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加强,“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处于我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时期，是翻译事业空前发展和波澜壮阔的时期，也是中国式翻译理论的大发展和大争论时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中国语言与文化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五四运动”；中国现代翻译；语言与文化；作用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2）05-0142-03 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翻译推动文化的发展，每一次人类思想史的进步与发展都伴随翻译的身影与脚步。我国翻译史上的几次高潮作为翻译史上不同时期的划分标准，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对中国语言与文化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现代翻译，处于我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时期，是翻译事业空前发展和波澜壮阔的时期，也是中国式翻译理论的大发展和大争论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翻译从孕育新思想和新知识开始，不仅为国人排除语言文字障碍，推动了我国的文学建设，更是促进了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经典著作的译介更是引发了一场文化裂变和思想革命。五四时期翻译的三重追求，即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审美情趣。翻译在承担社会功用的同时，其文学性不再受到忽略，审美情趣也纳入了译者的视野。“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在译介外来文化的同时，也逐步完善了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体系。而译者在翻译的语际间交流和语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对我国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2－04－01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新文化时期翻译特点及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影响”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1CX001）。 作者简介：马婕（1990－），女，河南洛阳人，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学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推动 和繁荣了我国的语言文学创作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不仅扩大了国人的阅读范围和知识领域，而且直接推进了中国的文学改良和新文学的建设。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丰富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五四”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敦促广大知识分子投身于民族救亡和国家建设，文学翻译在“救亡启蒙”的氛围中得以发展、繁荣。 （一）翻译范围扩大 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历史发端于五四时期。随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与拓展，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呈现出繁荣景象。据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统计，1917-1927年间出版译作共225种，其中理论25种，作品总集13种，其余分国别译作共187种，其中俄罗斯文学作品65种，法国31种，德国24种，英国21种，印度14种，日本12种。这个数字并不完全，刊行在报刊杂志上未能搜集成单行本的还有很多。据王建开先生统计，1919-1949年的30年间，我国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达4499部，其中在1919-1927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已达437部。[1]与晚清时期译者的工作形式不同，五四时期的译者们组建或参与了不少社团，如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并创建了各种刊物，如《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创造季刊》等。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形成了翻译队伍和不同翻译流派。这些社团在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同时，开展了大量的文学翻译活动。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文学翻译活动，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915—1917年是第一阶段，侧重欧洲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的翻译；1918—1921 142
青春岁月 2000年，郭先生发表的“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较系一、异化论简述 统地阐发了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他认为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1813年，德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其论文《论翻译论是进步的，在倡导国际平等对话的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同年的方法》中提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稍晚，他在专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中更系统地阐述了韦努蒂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异化翻译理论的来源、内容及其影响。至此，韦努蒂的“异化翻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当代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译”理论被基本完整地引进国内。 贝尔曼在1985年发表的论文《翻译及对异的考验》中指出翻译是近年来，国内外如火如荼地讨论着归化与异化。国内译界赞对“异的考验”，并对其作出了详尽的解释。他认为应该把异作扬并接受了韦氏异化论。以“韦努蒂”为篇名检索词在中国期刊为异去接受。在贝尔曼等人的影响下，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全文数据库中检索，从1999到2011年有74篇文章标题中包含“韦韦努蒂批判地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观点。1995年，他在专著《译努蒂”。除了对他著作的书评之外，国内对韦努蒂翻译思想的讨者的隐身》中，将施莱尔马赫谈及的第一种方法称为“异化论很多是从哲学解构主义翻译观或翻译伦理角度深入剖析他的异法”，第二种方法称为“归化法”。 化理论。这说明国内翻译界对其理论的研究已从表层的语言操作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是在文化霸权和后殖民主义背景下和转入深层次的哲学考量。 解构主义的哲学基础上诞生的。异化论不仅仅是话语策略或词语刘英凯1987年发表了“归化——翻译的歧路”后，主张翻译选择的策略问题，它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将焦点置于语言层面的要重视异化的观点成为主流。2002年，王东风表述了韦努蒂集中束缚，与翻译方法、外语文本的选择和读者的接受息息相关。异而深刻地探讨的“异化”与“归化”这两个概念，并指出二者间化翻译要尽量保留源语的语言与文化特点，让读者尽可能多的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将二者之争引入最高点。他阐述了韦努蒂和罗解异国风情、异国文化和异国的语言特点，以丰富本族语言的表宾逊对异化翻译的定义。作者认为目前在国际译坛中，异化翻译达。用异化翻译来抵抗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目的是要的声音要响亮些，归化派在理论上暂时没有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发展一种抵抗以目的与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2003年，许钧在其著作《翻译论》中对韦努蒂的理论持赞赏践，以体现译文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异化论是促进民族平的态度。他同意韦努蒂的观点：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形成文等、尊重各种文化的有效方式，在反对欧美文化霸权、保护文化化身份。对文化差异的压制会阻挡翻译的进步角色。 生态、提高译者和译文的文化地位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2004年，任淑坤从“原创与翻译”“流畅与抵制”和“主流二、国外研究现状 与剩余”三个方面对韦努蒂的翻译理论进行阐释和评析。韦努蒂美国阿肯色大学的库赛博士通过阿拉伯语译成英语的大量的的思想逆潮流而动，对翻译研究者开启了不同的思路。 案例的研究对比，阐述了他对异化翻译策略和归化翻译策略的看2005年，刘亚猛明确指出韦努蒂的著作《翻译之耻——为存法。他认为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更有助于保持原文的身份。对异伦理的最终确立鼓与呼》让读者对韦努蒂陌生化。韦努蒂由一目标语读者来说，它是可靠信息的来源。异化翻译策略是一种丰开始构筑了“异化”与“归化”的二元对立，使“异化”翻译由富化的策略，克服了寻找不可译的文化项目对等词的难题，使得边缘发展至中心；同时又对其进行了解构。经过仔细审视《翻译翻译显性，更忠实；拓宽了目标读者的知识，丰富了目标语的语之耻》这本书，会发现韦努蒂推出了“存异伦理”和“化同伦言和文化系统等等。而这些正是任何翻译理想化的终极目标。他理”。这一组处于过渡时期的新概念把“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认为归化不仅剥夺了源语言文本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造成许译”之间的对立由策略和政治层面上升到了道德伦理层面。实际多重要信息的流失，而且剥夺了目标语文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上，这一举措使得这一二元对立不可避免的内在断裂和矛盾凸显获得的知识。库赛博士通过实例分析，认为异化翻译实实在在地出来。在刘亚猛看来，这实际上实现了该对立的自我解构，即触到了翻译的本质。 “归化”同样不可忽视。此时，韦努蒂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异化翻译理论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有赞成也有反对的题。 声音。皮姆在“韦努蒂的显身”中表明异化翻译理论的软肋在于2006年，封一函介绍了韦努蒂理论中的几个重要概念来昭示夸大了翻译在集中化抑或标准化语言上的作用。他主要提出了三一种能够负载和交汇异质文化的翻译文本，彰显翻译活动的主个反对的观点：第一，即使译者拒绝采用流利的翻译方法，翻译体。他指出韦努蒂揭示了翻译话语中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现状不可能得到改变；第二，归化策略的采用与源语和目的语文主义的实质，以此提出“抵抗式翻译”、“症状阅读”和“妄用化之间的力量对比没有关系；第三，皮姆借用图瑞的干扰容忍度式忠实”诸种翻译策略。此举不仅赋予西方译学研究以后现代的法则，质疑韦努蒂的抗阻式翻译策略是否能经受实践检验。品行，也值得中国译学反思。同年，对异化论持否定态度的马会Crisafulli指出绝对二元论和错误的方法论是韦氏理论的两个主要缺娟在阐明异化论实质的基础上，以实例说明了该理论在翻译研究陷。首先，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不能促进民主文化交流，译者无中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异化论没有考虑到文学翻译的目的和接法以韦努蒂倡导的方法成功地改变民主价值观。其次，极端异化受者的需求；其次，异化翻译能否改变英美国家的翻译状况值得不仅会导致本民族人们固有观念的加强，这种“怪异化”还将疏怀疑；第三，“流畅”的归化翻译具有普遍性，不仅仅是强势国远译文与读者的距离。再有，该翻译策略是针对将弱势文化翻译家的主流翻译方法。最后，她还指出了异化翻译的理论基础及其成强势文化时，用以抵制文化霸权。在将强势文化翻译成弱势文可能的负面影响。 化时，他质疑这一策略是否能起到相同的作用。还有学者从读者2007年，蒋饶华和张景华着重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了讨论：1）的接受程度和译者选用翻译策略等角度进行评价。 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内涵；2）韦努蒂的译者著作权思想与其异三、国内研究现状 化翻译理论的内在联系；3）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是否属于解构 郭建中教授对异化翻译理论的介绍大约是国内译界最早的。 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研究综述 □ 陆少辉（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在国内外的研究已有十几年之久，相关文章也不在少数。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尤其对国内研究现状的综述，以时间为线索对近几年的研究发展情况予以概述，以期对该理论发展脉络有更清晰、系统的认识，使读者在实践过程中游刃有余。 【关键词】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国外研究现状；国内研究现状
五四时期女性翻译家研究 [摘要]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女性译者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新青年》刊行的薛琪瑛译作《意中人》和沈性仁的《遗扇记》，分析女性译者从文本选材，加写序言和翻译策略上女性意识的凸起，以及在男女平等、新式婚姻观和新女性形象上女性主见的张扬。 [关键词]五四时期女性主义翻译王尔德戏剧女性意识 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潮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政治诉求在新兴的翻译理论中引人瞩目，性别研究视角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目前我国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还停留在梳理和介绍阶段。 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促进，对中国新文化思想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女性译者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文化转型时期，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和强国保种紧密相连。女性译者作为新时期女性的代表，突破传统对女性的禁忌，从家庭生活，走向公共生活领域。奥斯卡、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文学唯美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之一，他的四部戏剧皆以英国上流社会的婚姻家庭为背景，他对世俗社会的反叛精神，他对自由不断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社会大胆的抨击，适应了五四思想的需要。他的戏剧多涉及爱情，婚姻，家庭及伦理道德等，这与五四启蒙话语关注的问题一致，他戏剧中所描述的女性形象恰恰正与五四时期试图塑造的新女性形象一致。她们把王尔德戏剧的翻译当做是争取女性平等和独立人格的手段。在以男性为主的戏剧汉译中，王尔德戏剧翻译出现了两位女性译者，薛琪瑛的《意中人》和沈性仁的《遗扇记》。 一、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的崛起 五四时期在救亡和启蒙的大潮中，女性被推向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她们被赋予了强国保种和振兴民族的双重历史责任。当时男性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文化知识的缺乏是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金一在《女子世界》的发刊词中更是强调：女子者，国之母也。欲新中国，比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救国和拯救女性相辅相成。突破了“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陈旧的观念，冲破了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中国的女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关注。五四运动的爆发，随着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等观念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女性的崛起。 西学东渐的热潮，救亡启蒙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和女留学生的日渐增多，女性积极参与具有“强国第一要义”的翻译活动中成为历史的必然。她们和男性译者一起，积极参与文学翻译，署上自己名字的译作，通过报刊和出版社，迅速走入广大读者的视野。她们在翻译作品中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传播现代观念，以自己独特的性别视角解读两性关系，建构自己心目中的新女性
浅谈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 摘要：五四时期作为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其文学翻译也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旨在通过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时代性、文学翻译选材和翻译主体的构成和姿态三个方面浅谈五四时期翻译的特点。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翻译选材；翻译主体 abstract：as a typical period，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lso special in the period of may 4 th .this article is to talk about the characters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era，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and the composing & attitud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ain body.in the author’s opinion，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the period of may 4 t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key words：the period of may 4 th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 ；main body；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2 一、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时代性 中国翻译从佛经到科技著作再到文学作品，翻译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从“案本而传”到“忠实”、“对等”再到“文化转向”，翻译标准的重心也多次演变。无论是翻译的文本还是评判
辜鸿铭《论语》翻译思想探析* ———文化翻译的范例 王东波 摘要《论语》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和体现，自其面世以后，即开始了不断的传播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翻译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翻译最为主要的功能是传递信息，进行文化交流。 辜鸿铭的《论语》译本抛却了“形式对等”的桎梏，采用损益、衔接、类比等策略，充分实现了文 化传播这一原始和终极的翻译目的。 关键词《论语》辜鸿铭翻译思想传播 中图分类号B222.1；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627（2011）02－0121－06 作者：王东波，男，1964年生，山东龙口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济南250100 儒学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中国，它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最为重要的思想体现在《论语》中，换言之，《论语》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作，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中国任何一部著作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从明末清初开始，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了对《论语》的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对《论语》的英译和传播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而辜鸿铭作为华人独自全译《论语》的第一人，以其独步神州的英语造诣以及对儒家学说的精到的理解，在其译本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准确的再现，充分实现了传播儒家思想的原始目的。 一、辜鸿铭英译《论语》的心路历程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脱离外界而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在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论语》英译研究”（项目编号：10BWXJ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与其他国家的不断交流中生存和发展。当不同民族精神之河的洪流奔涌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必将相互碰撞并不断汇合。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中西文明冲撞 交汇的特殊时期， 不仅有西学东渐的浪潮，也有东学西渐的暗流。在这两股潮流的碰撞中，翻译始终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让中国人放眼世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辜鸿铭正是生活在这一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年代。作为我国近代少有的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学者、翻译家，辜鸿铭倾毕生精力于阐扬传播东方文化，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盛誉，西 方人对之甚为推崇， 尊之为东方文化的“圣哲”。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惨败，被迫割地赔款，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睁眼看世界，思索中 国的发展道路。19世纪60年代，中国兴起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在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上追逐西方的变法浪潮。而在西方游历多年、受过西方教育的辜鸿铭，对西方的政治、经济、 文化及社会风俗习惯有着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西方文明有种种弊端，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才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髓。他指出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中国旧的秩序正在消亡，他们欢呼新知和进步文明进入中国。但我个人却不相信在中国古老的秩序会过时，因为我知道旧式秩序、中国文明和社会秩序是一个道德的文明和真正的社会秩序，它符合事 物的本性，因此不会消亡。”①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这样一种信念，辜鸿铭全力 以赴地投入到儒经的翻译中。他要让世界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他在《论语》译序中表 达了这样一个愿望：“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 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 际交往的态度。 ”②“诚如托尔斯泰伯爵所言，这些人向中国、日本，如今又向遥远的西藏出口文明，他们倒是应当认真地想一想，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 ③他希望通过对儒家道德文化的推介，弘扬中华文明，改变西方人对待中国人及中国文明的蛮横态度，抛弃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 辜鸿铭翻译《论语》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直接的动因。理雅各及其他西方传教士及汉 学家译经，其终极目的是更好地向中国传输基督教义，正如被誉为《论语》“标准译本”的 译者理雅各所称：“藉此，世界可以了解中国，在华传教工作也可以知己知彼，收到永久成 效。系统、全面译注出版儒经，必将大大惠及以后的传教工作。 ”④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是要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的真谛传播到西方。在具有中西文化背景的辜鸿铭看来，西方传教士及汉学家翻译的儒家经典并没有反映出儒家思想的精髓。他在1884年发表的· 221·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①③ ④② 辜鸿铭著，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510， 346—347页。王辉：《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文化用心》，载《外国语言文学》2006年第3期。转引自王辉：《理雅各与〈中国经典〉》，载 《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
翻译理论简介 第一部分归化与异化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 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s the reader.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writer alone, 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s the writer. 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中提出异化的观点。译者的隐身是指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即所谓“不可见性（invisibility）”。译文应该永远不会引起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作。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异化）；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归化）。 异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承认并且容忍差异，并在目的语中形成文化差异。抵抗式的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通顺可以看做是归化翻译理想的策略。而异化是建立在不连贯性的美学基础之上的；不连贯性最能保留差异，保留陌生性。 韦努蒂提倡异化翻译的原因主要有哪些？第一：异化翻译有利于发展多元文化，抵制欧美文化霸权，保护文化生态；第二：异化翻译可以促成目的语中外国文学经典的重构，推动目的语本土文学的变革；第三：异化翻译有提升译者和译文文化地位。归化派认为1）翻译就是交际，译者的责任就是避免文化冲突与误解；2）不应把原语的语言与文化规范强加给目的语； 3）归化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4）译者不应对读者的智力和想象力提出过高的要求。直译与意译是翻译方法，而异化和归化是翻译策略。 异化与归化两种翻译将永远并存，并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异化和归化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异化和归化将语言层次的直译与意译讨论升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 e.g.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二十四回）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What do you expect me to do? (Yang) I don't see what I am supposed to do without any capital.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Hawkes) rice－bread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Yang)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Hawkes) heaven-god 第二部分奈达翻译理论 奈达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圣经翻译家。主要观点：1、翻译的性质：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2、各种语言具有同等的表达力：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事情，必然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语言与语言之间没有高低优弱之分，不同的语言具有同等的表现力。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同构现象（isomorphs）；某一概念或意义在这一语言中用形式A来表达，而在另一语言中则会用形式B来表达。 e.g. white as snow 1）white as frost； 2) 白如白鹭毛，白如蘑菇； 3）很白、非常白
浅谈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翻译思想 杜鹃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过西方文化的洗礼，经历过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最终走上了翻译生涯，将近半生的时间与精力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翻译事业。周作人一生著译约一千五百万字，翻译约占去一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像他那样兼事著译并取得如此成就的怕是屈指可数。 如果说周作人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地位是在五四运动中才开始得到认可的话，那么他作为翻译家的声名则成于更早时期。周作人正式从事文学翻译可追溯到1904年，译作有《侠女奴》、《玉虫缘》、《荒矶》、《天鶓儿》。其中《侠女奴》译文序基本上反映了他早期激进的翻译思想，借用异域文学作品中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来激发国人的热情，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争取民族独立与个性解放。 鸦片战争后的科技翻译和晚清小说翻译，基本目的大都在于启蒙、新民和新政，于此相比之下，周作人的翻译思想则多出了某种超越成分，他提出了“学以移情”的观点，此观点的提出已经超越了上一代翻译家，它在我国整个翻译史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纪元。翻译文体逐渐丰富，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周作人早期的翻译可划分为古文与白话两类译文，为顺应时代的要求，周作人也意识到古文译书会行之不远，他毫不迟疑地弃而舍之，成为白话文坛和译坛的开拓者。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话文学作品也应该说是他翻译的《童子Lin之奇迹》、《皇帝之公园》、《酋长》、《卖火柴的女儿》等，伴随着翻译艺术的进步，他的白话写作能力也在逐渐提高。 鸦片战争以来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逐渐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品尝了巨大的耻辱之后对民族压迫的话题分外敏。继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生，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五四时期翻译界的热切关注。回顾周作人早期的译事活动，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译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第一人。他曾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翻译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这方面的翻译更多，译有波兰、南非、新希腊、犹太、保加利亚、芬兰等弱小民族的作品。周作人对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十分推崇，曾译过他的《炭画》、《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酋长》等。在这一时期，周
论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特点 平保兴 内容提要 本文所讲的“五四时期”,指从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到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止。这是本文所研究的一个时间范围。本文着力于翻译研究,探讨我国译介俄国文学中的五个新特点。 关键词 五四时期 俄国文学 翻译特点 五四时期,我国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而俄国文学作品为当时翻译过来的各国文学作品之首。据笔者统计,在近四年间,我国文学界共翻译了36位俄国作家的作品总共230种(这里重译的作品不计在内)。这一数量远远超过了五四前约18年翻译的105种(即1900年至1917年11月)。在这230种作品中,最多要数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计65种。其次是契诃夫的作品,计43种。不仅如此,它还大大多于阿英的统计数字。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索引》(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第六部分《翻译编目》收录1917-1927年间的译作225种,其中理论25种,文学作品200种,文学作品中除总集13种外,俄罗斯文学作品65种,法国31种,德国24种,印度14种,日本12种。由此看来,从1917-1927年间的俄国文学的译作远不止阿英所说的这个数字。这是可以肯定的。 从以上的作品数量可知,本时期中国翻译界在俄国文学的翻译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今天看来,这恐怕连当时的译家们也难以料到的。此外,据笔者统计,当时从事俄国文学翻译的译家有八十多人,其中有我们熟知的林纾、鲁迅、周作人、郑振铎、耿济之、胡适、瞿秋白、刘半农、胡愈之、茅盾、孙伏园、梁实秋等人;也有些是现代读者较陌生的,如沈性仁、陈家麟、沈颖、宋介、瞿世英、风亭、邓演存等等。他们在自己翻译的田地里,默默地辛勤耕耘,为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综观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翻译,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在数量上大大地增加了,而且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点,因而赋予了这一时期文学翻译新的内容。概而述之,有如下几个特点: 1.文学翻译作品体裁的多样性。 五四前,翻译的105种俄国文学作品中,主要是小说,其次为散文和寓言。从文学体裁来看,它们没有包含作品的所有形式。而五四时期,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的体裁在五四前的基础上有所拓展,表现为小说、诗歌、文艺理论、研究性论文和戏剧。瞿秋白译的莱蒙托夫的《烦闷》,耿济之译的普列谢耶夫的《往前》、苏里科夫的《我的道路黑暗,真黑暗》,宋介译的高尔基的《赞lenin》,是本期翻译的诗歌的代表作,虽说其数量不多,但填补了前一时期俄国文学翻译中的空白,因而弥作珍贵。此外,托尔斯泰著名的理论之作《艺术论》,首次由耿济之译了过来,并于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俄国作家的文学理论著作。与此同时,震赢译了史拉美克的《罗素与高尔基》,耿济之译的托尔斯泰的《我们要怎么办呢》,郑振铎译的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并不多见的论文。另外,戏剧的翻译较为引人注目。译家们都纷纷“抢译”俄国名家的名剧,比如,果戈理的独幕剧《仆御室》(瞿秋白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耿济之译);契诃夫的《樱桃园》(吴立译)、《海鸥》(郑振铎译)、《万尼亚舅舅》(耿式之译)、《伊万诺夫》(耿式之译);屠格涅夫的《村中一月》(耿济之译),等等,数量之多,当时在俄国文学翻译史上也是空前的。在被翻译过来的众多的俄国作家中,托尔斯泰的65种作品译成了中文,其中大多为小说。在这些小说中,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童年》、
摘要：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翻译文学初露端倪，参与了汉语语言系统的创新，在推动汉语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本文从五四运动产生的背景着手，简要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及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对五四运动的影响；阐明了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心地位的情况，并从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文学革命运动、完善汉语的需要三个方面论述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同时提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翻译中采取异化方法和英汉语言结构区别的现实。 关键词：五四运动翻译文学欧体化 一、五四运动产生的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的发展逐渐落后于西方工业国家。然而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部分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从中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其后的辛亥革命建立了新的政治体系，为文化变革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是，辛亥革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带来人们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的文化危机愈演愈烈。亲眼目睹这些失败变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任何变革都是以思想变革为基础的，必须展开一次思想领域的文化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社会陷入了对自己文化的反思，推进了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交流，因此催生了中国的五四运动。毋庸置疑，特定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也促进了五四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新的社会力量逐渐成长、壮大，获得了比以往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崭新的思想解放潮流。 俄国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虽然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制度昏庸、文化腐朽，但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我们也可以实现解放、发展和富强。这是十月革命给予我们的启示，如今俨然得到了掷地有声的证明。由于思想观念截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多领域与帝国主义进行强有力的抗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俄国宣布放弃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号召用全新且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一行为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好感”，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俄国士兵、工人、农民等群众发动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的事实，鼓舞了中国先进分子，给予了他们关于革命方法的启迪，引发了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深入思考。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但我们也无法忽视李大钊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这一事实。 二、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 回眸历史，在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翻译文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却饱受冷漠。人们用浓墨重彩的一笔描写鲁迅、郭沫若、梁实秋等知名作家兼翻译家的原创作品，而其翻译作品并未得到相应的彰显，却一笔带过。此外，受封建王朝社会制度的影响，与泱泱大国、文化霸主思想观念的相关联，译者们在翻译作品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文化优越感和文化民族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文学及语言发生巨大转变的阶段。这一时期文言文被打倒，白话文还处在稚嫩时期，此时中国文学处于断层阶段。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的理论指出，处于不同位置的不同次级系统之间通过不断的斗争变化会构成系统的共时状态。也就是说多元系统中的内部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当中。由于系统中阶层不同，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并非独一无二，而是有多个。多元系统的实质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符号系统，在这一结构中，各个系统中的阶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互相交叉、互相依存又部分重叠。同时，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一国的文学出现重大转折，危机或文学真空时，翻译文学通常会走向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作为构建新思想文化体系的媒介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