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女性翻译家研究
[摘要]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女性译者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新青年》刊行的薛琪瑛译作《意中人》和沈性仁的《遗扇记》，分析女性译者从文本选材，加写序言和翻译策略上女性意识的凸起，以及在男女平等、新式婚姻观和新女性形象上女性主见的张扬。
[关键词]五四时期女性主义翻译王尔德戏剧女性意识
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潮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政治诉求在新兴的翻译理论中引人瞩目，性别研究视角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目前我国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还停留在梳理和介绍阶段。
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促进，对中国新文化思想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女性译者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文化转型时期，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和强国保种紧密相连。女性译者作为新时期女性的代表，突破传统对女性的禁忌，从家庭生活，走向公共生活领域。奥斯卡、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文学唯美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之一，他的四部戏剧皆以英国上流社会的婚姻家庭为背景，他对世俗社会的反叛精神，他对自由不断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社会大胆的抨击，适应了五四思想的需要。他的戏剧多涉及爱情，婚姻，家庭及伦理道德等，这与五四启蒙话语关注的问题一致，他戏剧中所描述的女性形象恰恰正与五四时期试图塑造的新女性形象一致。她们把王尔德戏剧的翻译当做是争取女性平等和独立人格的手段。在以男性为主的戏剧汉译中，王尔德戏剧翻译出现了两位女性译者，薛琪瑛的《意中人》和沈性仁的《遗扇记》。
一、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的崛起
五四时期在救亡和启蒙的大潮中，女性被推向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她们被赋予了强国保种和振兴民族的双重历史责任。当时男性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文化知识的缺乏是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金一在《女子世界》的发刊词中更是强调：女子者，国之母也。欲新中国，比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救国和拯救女性相辅相成。突破了“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陈旧的观念，冲破了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中国的女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关注。五四运动的爆发，随着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等观念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女性的崛起。
西学东渐的热潮，救亡启蒙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和女留学生的日渐增多，女性积极参与具有“强国第一要义”的翻译活动中成为历史的必然。她们和男性译者一起，积极参与文学翻译，署上自己名字的译作，通过报刊和出版社，迅速走入广大读者的视野。她们在翻译作品中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传播现代观念，以自己独特的性别视角解读两性关系，建构自己心目中的新女性
The Influence of Feminism on Translation Abstract: With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y, translators and scholars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how culture factors influence upon translation work. Feminism is one of these new schools, proposed by a group of feminists that gender and sexual element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is famous school and tries to assess its influence in an objective and proper way. I.Background and Description of feminism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are mostly discussed in the interior of the text on such as lexicon level, grammar level, and discourse level. Until 1950s,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gathered their focus on the “Cultural turn”: the term us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the move towards th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from a cultural studies angle. (Jeremy Munday, 2001). A lot of theories sprout up, of which most representative three are: rewriting, feminism and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Feminism translation theories, with the most controversies among them, deserve a further discussion. In retrosp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descrip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we do find that most of them are related to gender, more specifically, to woman. Feminism translation theory is such a school focusing on this issue. To assess this series of theories critically,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analysis is made about the influence of feminism on translation theories,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ranslation works in this paper. II.Major points of view in this area Initially, feminism is not a translational notion, but a sociological one. Feminism can be defined as a collection of movements and ideologies aimed at defining, establishing, and defending equ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for women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Simon de Beauvoir’s most famous assertion, from her The Second Sex, that “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 can be seen as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feminism. Deducted from Simon’s words, translation is also gendered not by its nature, but the impacts and definitions given by human beings. So early in 17th century did people start to connect translation and gender. A famous
五四时期翻译活动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摘要：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不可忽视的一段时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制度衔接、新旧知识衔接、新旧道德衔接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一风云变幻的时期，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翻译大量西方著作，引进西学，对当时社会的文学、教育、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定的历史环境因素也对翻译活动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催生了不同的翻译理论，使翻译作品各具特色，进而促进翻译界的大繁荣。 关键词：五四时期；翻译理论；翻译作品特色；繁荣 The Influence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n Society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Abstract: The May Fourth Period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period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What?s more, Chinese society of the May 4th Period is in the important turning period when system, knowledge and morals ar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During such a changeable era, numerous Chines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translated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from the west and introduced western knowledge to Chinese people in order to save Chinese nation from deep sufferings, which made a great impact on literature, education, politics, etc. Specific cultural factors also made a great impact o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ringing different translation theories into being, endowing translation works full of unique features, which led to prosperity of translation circles. Key words: The May 4th Period;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features of translation work; prosperity Nowadays, we human beings are living in the global village wher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our daily life. Actually, back to ninety years ago,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re equally important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However, the situation is different because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f that time were more complex as the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life at that time such as literature, education, politics, etc. The May 4th Period in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ten years from 1917 to 1927, a period in which western learning flocked into China, influencing a great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During the ten years, translation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研 究 生 课 程 论 文 论文题目 五四时期俄国文学翻译探究 完成时间 2017年2月3日 课程名称 副刊与五四新文学的生成 任课老师 员怒华老师 专 业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___ 年 级 2015级 ___ 成 绩 评卷人 姓 名 周姝 学 号 2015111183
五四时期俄国翻译文学探究 摘要：五四时期，俄国文学在中国真正产生重大的影响，俄国文学的译作数量明显地增加，俄国文学翻译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俄国文学热情高涨的原因主要是：两国基本国情与民族精神内涵的相似，俄国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特点五四新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两国文学社会作用的相似和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契合。同时，俄国文学对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五四，俄国,翻译文学 1 引言 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统计，自1917—1927 年，国内出版的翻译作品200 种，单行本187 种，其中俄国文学有65 种，法国文学31种，德国文学24 种，英国文学21 种。这恰好与前一阶段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表明，以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契机，中国文学界开始把介绍外国文学的重点从西欧转向了俄国。 1921 年，《小说月报》出版了《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号。《晨报副刊》中也有多篇关于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比较著名的有：李开先翻译的《俄国小说家果戈里论》，毕树堂翻译和介绍的《俄国文豪高尔基论》，徐志摩翻译的《高尔基记契诃甫》和创作的《一点点子契诃甫》，焦菊隐译述的《莫尔斯基论屠格涅夫》；另有《托尔斯泰同时的俄国文学家》等多篇都或多或少与现实主义有关。上面介绍的这些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们虽然风格角度、批判立场各有不同，“托尔斯泰站在宗法制小农的立场上进行批判，他的作品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契诃夫站在平民知识分子进步的立场上进行批判，他朦胧地看到了新的社会力量，指出了旧制度不可避免地毁灭”。但是如实反映俄国社会冷酷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露社会和批判社会的意识是一致的，所以说他们遵循的基本原则都属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克鲁泡特金在《俄国小说家果戈里论》一文中说:“果戈里不是一个深奥的思想家，但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但是没有了为人类谋幸福的思想。”他还介绍了《外套》、《巡按》和《死魂灵》这几部果戈里的代表作品。在焦菊隐的译文中曾描述屠格涅夫说:“当时的批评家以为小说家应将其环境中的事情，综合而表现于作品之中……小说家应是现实历史的撮要者，而屠格涅夫遂以良心所迫，担任了这种工作了。”高尔基在评论契诃夫时也说:“谁也没有契诃甫看得透彻，这生活的庸烦的悲惨，在他以前从没有人曾经这样不含糊的披露给人们看这幅可怕可耻的生活画……”由此，俄国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延续就清晰可见了。 2 翻译界与出版界对俄国文学的热情高涨的原因 2.1 基本国情与民族精神内涵的相似 旧俄专制的国情与中国传统社会颇为相似，中俄两国都是亚洲国家，都具有以农耕文明
五四时期翻译与明清时期翻译之对比研究 作者简介：张松炎（1982—），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助教，在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翻译。 明清时期的西学翻译和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 上两次影响较为深远的翻译活动。一方面，这两次翻译活动都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两者在译者的构成、 翻译材料的选择、语体格局、翻译思想理论及方法等方面却表现出迥 异之处。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对这两个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拟在这一方面做一尝试，以期对这两次翻译活动有更深入的认 识。 一、译者的构成 明清时期的西学翻译多由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和中国封建士大 夫合作进行。这些士大夫们本身就是科学家或某一方面的专家，杰出 的代表人物有著名科技翻译家、中国“科学译祖”徐光启，“中华才 士”李之藻，数学家华蘅芳等。意大利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几 何原本》（前六卷），葡萄牙人傅泛际与李之藻合译了《名理论》， 华蘅芳与玛高温、傅兰雅合译了《金石识别》和《地学浅释》。正是 通过中西合译的方式，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入了中国。甲午战争后，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维新派希望以变法图自强，介绍 西学为其途径之一。“这一时期译者多为政论家，他们独立译书， 不再依靠西人合译”[1]。严复和梁启超是最杰出的代表。严复曾留学 英国，精通英文，古文功底亦是甚为深厚。受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影响， 他回国后翻译了一大批西方著名的哲学社会书籍，如《天演论》《群 己权界论》等。梁启超主张翻译政治小说以开民智，虽译作不多，却 是译述西方诗歌的先驱。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主要由受过良好外语教育的生力军担当。这 些文学翻译者大都接触过新思想，都至少精通一门外语。其中有一批 是留学生出身，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刘半农、梁实秋等。 五四新文学运动尚未兴起时，身在海外的留学生，虽然所学专业不同，
第33卷第5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3 No.5 2012年5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y.2012 五四时期翻译对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影响 马婕 （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71000） 摘 要：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翻译推动文化的发展。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加强,“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处于我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时期，是翻译事业空前发展和波澜壮阔的时期，也是中国式翻译理论的大发展和大争论时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中国语言与文化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五四运动”；中国现代翻译；语言与文化；作用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2）05-0142-03 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翻译推动文化的发展，每一次人类思想史的进步与发展都伴随翻译的身影与脚步。我国翻译史上的几次高潮作为翻译史上不同时期的划分标准，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对中国语言与文化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现代翻译，处于我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时期，是翻译事业空前发展和波澜壮阔的时期，也是中国式翻译理论的大发展和大争论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翻译从孕育新思想和新知识开始，不仅为国人排除语言文字障碍，推动了我国的文学建设，更是促进了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经典著作的译介更是引发了一场文化裂变和思想革命。五四时期翻译的三重追求，即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审美情趣。翻译在承担社会功用的同时，其文学性不再受到忽略，审美情趣也纳入了译者的视野。“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在译介外来文化的同时，也逐步完善了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体系。而译者在翻译的语际间交流和语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对我国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2－04－01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新文化时期翻译特点及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影响”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1CX001）。 作者简介：马婕（1990－），女，河南洛阳人，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学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推动 和繁荣了我国的语言文学创作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不仅扩大了国人的阅读范围和知识领域，而且直接推进了中国的文学改良和新文学的建设。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丰富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五四”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敦促广大知识分子投身于民族救亡和国家建设，文学翻译在“救亡启蒙”的氛围中得以发展、繁荣。 （一）翻译范围扩大 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历史发端于五四时期。随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与拓展，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呈现出繁荣景象。据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统计，1917-1927年间出版译作共225种，其中理论25种，作品总集13种，其余分国别译作共187种，其中俄罗斯文学作品65种，法国31种，德国24种，英国21种，印度14种，日本12种。这个数字并不完全，刊行在报刊杂志上未能搜集成单行本的还有很多。据王建开先生统计，1919-1949年的30年间，我国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达4499部，其中在1919-1927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已达437部。[1]与晚清时期译者的工作形式不同，五四时期的译者们组建或参与了不少社团，如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并创建了各种刊物，如《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创造季刊》等。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形成了翻译队伍和不同翻译流派。这些社团在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同时，开展了大量的文学翻译活动。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文学翻译活动，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915—1917年是第一阶段，侧重欧洲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的翻译；1918—1921 142
女性主义翻译： 1）Sex versus gender(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翻译也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王宁说过：“因为翻译研究总是包含这样两个方面：研究把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的狭义的字面翻译；研究把一种语言 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的广义的文化翻译，前者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语言形式的束缚，而后者则有着较大的能动性阐释的张力”。 ?翻译的生理性别也就是结构主义者所关注的表面上的语言转换，翻译的社会性别是文化。 2）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1. 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主要观点有： (1)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女性主义认为, 原作和译作的关系是平等的, 翻译不是机械性的语言转换, 而是涉及文化干预和操控的创造性活动。加拿大批评家谢丽·西蒙（Sherry Simon）说道：“译者和女人在他们各自从属的等级秩序中历来处于弱势地位：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 (2)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传统翻译过分强调译者消极被动的一面，忽视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认为任何文本都带有作者的印记，而这种印记来自于文本的创作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在此基础上，他们力求以女性的方式翻译原作，从而让翻译的主体也就是女性不再卑微而又隐形，而能够被看到。这就是所谓的“妇占” (3)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极力倡导重写的翻译策略。他们有意识的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在译文中凸显女性的痕迹， 弗洛图（Louise von Flotow）归纳出三种重写策略： 1.增补(supplementing)； 2.加前言或脚注； 3.劫持（hijacking）。 2. 女性主义翻译误区： 1）仅从译者的生理性别来判断译者翻译成果的优劣. “双性同体”翻译思想的提出可以纠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激之处。该理论给翻译界的印象似乎已经被定义为建构一种完全与传统父权制下的翻译完全对立的翻译理想，而女性译者可以成功地翻译男性作者的作品，而男性译者也可以成功地翻译女性作者的作品。（超越译者本身性别，换个性别视角去解读文本，学会换位思考，从文本中性别的角度出发来考虑，揣摩人物心理，去创作） 2）过于忠实原文或为了译文语言和语体特色而摒弃女性主义思想（既要传达原文的内涵，留下女性意识，凸显女性声音，站在女性视角翻，凸显女性主题的差异性，如麦当娜的霸气，又不能矫枉过正，贬低了女性，如译为婊子之类的）e.g. 张译:“哦,她的确是我所见过的绝色美人儿!”（”儿”是男性倾向的词） 孙译:“哦! 我从没见过她这么美丽的姑娘!” 3）过于照顾女性主义而严重偏离原文（麦当娜那句话可以采取反译处理）（可能过于激进而而发真正传达原作意思） e.g. 我是个意志坚定，雄心勃勃，目标明确的人。不喜欢随你，我无所谓。
五四时期女性翻译家研究 [摘要]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女性译者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新青年》刊行的薛琪瑛译作《意中人》和沈性仁的《遗扇记》，分析女性译者从文本选材，加写序言和翻译策略上女性意识的凸起，以及在男女平等、新式婚姻观和新女性形象上女性主见的张扬。 [关键词]五四时期女性主义翻译王尔德戏剧女性意识 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潮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政治诉求在新兴的翻译理论中引人瞩目，性别研究视角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目前我国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还停留在梳理和介绍阶段。 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促进，对中国新文化思想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女性译者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文化转型时期，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和强国保种紧密相连。女性译者作为新时期女性的代表，突破传统对女性的禁忌，从家庭生活，走向公共生活领域。奥斯卡、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文学唯美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之一，他的四部戏剧皆以英国上流社会的婚姻家庭为背景，他对世俗社会的反叛精神，他对自由不断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社会大胆的抨击，适应了五四思想的需要。他的戏剧多涉及爱情，婚姻，家庭及伦理道德等，这与五四启蒙话语关注的问题一致，他戏剧中所描述的女性形象恰恰正与五四时期试图塑造的新女性形象一致。她们把王尔德戏剧的翻译当做是争取女性平等和独立人格的手段。在以男性为主的戏剧汉译中，王尔德戏剧翻译出现了两位女性译者，薛琪瑛的《意中人》和沈性仁的《遗扇记》。 一、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的崛起 五四时期在救亡和启蒙的大潮中，女性被推向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她们被赋予了强国保种和振兴民族的双重历史责任。当时男性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文化知识的缺乏是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金一在《女子世界》的发刊词中更是强调：女子者，国之母也。欲新中国，比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救国和拯救女性相辅相成。突破了“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陈旧的观念，冲破了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中国的女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关注。五四运动的爆发，随着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等观念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女性的崛起。 西学东渐的热潮，救亡启蒙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和女留学生的日渐增多，女性积极参与具有“强国第一要义”的翻译活动中成为历史的必然。她们和男性译者一起，积极参与文学翻译，署上自己名字的译作，通过报刊和出版社，迅速走入广大读者的视野。她们在翻译作品中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传播现代观念，以自己独特的性别视角解读两性关系，建构自己心目中的新女性
浅谈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 摘要：五四时期作为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其文学翻译也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旨在通过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时代性、文学翻译选材和翻译主体的构成和姿态三个方面浅谈五四时期翻译的特点。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翻译选材；翻译主体 abstract：as a typical period，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lso special in the period of may 4 th .this article is to talk about the characters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era，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and the composing & attitud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ain body.in the author’s opinion，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the period of may 4 t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key words：the period of may 4 th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 ；main body；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2 一、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时代性 中国翻译从佛经到科技著作再到文学作品，翻译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从“案本而传”到“忠实”、“对等”再到“文化转向”，翻译标准的重心也多次演变。无论是翻译的文本还是评判
浅谈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翻译思想 杜鹃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过西方文化的洗礼，经历过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最终走上了翻译生涯，将近半生的时间与精力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翻译事业。周作人一生著译约一千五百万字，翻译约占去一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像他那样兼事著译并取得如此成就的怕是屈指可数。 如果说周作人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地位是在五四运动中才开始得到认可的话，那么他作为翻译家的声名则成于更早时期。周作人正式从事文学翻译可追溯到1904年，译作有《侠女奴》、《玉虫缘》、《荒矶》、《天鶓儿》。其中《侠女奴》译文序基本上反映了他早期激进的翻译思想，借用异域文学作品中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来激发国人的热情，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争取民族独立与个性解放。 鸦片战争后的科技翻译和晚清小说翻译，基本目的大都在于启蒙、新民和新政，于此相比之下，周作人的翻译思想则多出了某种超越成分，他提出了“学以移情”的观点，此观点的提出已经超越了上一代翻译家，它在我国整个翻译史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纪元。翻译文体逐渐丰富，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周作人早期的翻译可划分为古文与白话两类译文，为顺应时代的要求，周作人也意识到古文译书会行之不远，他毫不迟疑地弃而舍之，成为白话文坛和译坛的开拓者。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话文学作品也应该说是他翻译的《童子Lin之奇迹》、《皇帝之公园》、《酋长》、《卖火柴的女儿》等，伴随着翻译艺术的进步，他的白话写作能力也在逐渐提高。 鸦片战争以来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逐渐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品尝了巨大的耻辱之后对民族压迫的话题分外敏。继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生，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五四时期翻译界的热切关注。回顾周作人早期的译事活动，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译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第一人。他曾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翻译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这方面的翻译更多，译有波兰、南非、新希腊、犹太、保加利亚、芬兰等弱小民族的作品。周作人对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十分推崇，曾译过他的《炭画》、《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酋长》等。在这一时期，周
论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特点 平保兴 内容提要 本文所讲的“五四时期”,指从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到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止。这是本文所研究的一个时间范围。本文着力于翻译研究,探讨我国译介俄国文学中的五个新特点。 关键词 五四时期 俄国文学 翻译特点 五四时期,我国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而俄国文学作品为当时翻译过来的各国文学作品之首。据笔者统计,在近四年间,我国文学界共翻译了36位俄国作家的作品总共230种(这里重译的作品不计在内)。这一数量远远超过了五四前约18年翻译的105种(即1900年至1917年11月)。在这230种作品中,最多要数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计65种。其次是契诃夫的作品,计43种。不仅如此,它还大大多于阿英的统计数字。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索引》(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第六部分《翻译编目》收录1917-1927年间的译作225种,其中理论25种,文学作品200种,文学作品中除总集13种外,俄罗斯文学作品65种,法国31种,德国24种,印度14种,日本12种。由此看来,从1917-1927年间的俄国文学的译作远不止阿英所说的这个数字。这是可以肯定的。 从以上的作品数量可知,本时期中国翻译界在俄国文学的翻译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今天看来,这恐怕连当时的译家们也难以料到的。此外,据笔者统计,当时从事俄国文学翻译的译家有八十多人,其中有我们熟知的林纾、鲁迅、周作人、郑振铎、耿济之、胡适、瞿秋白、刘半农、胡愈之、茅盾、孙伏园、梁实秋等人;也有些是现代读者较陌生的,如沈性仁、陈家麟、沈颖、宋介、瞿世英、风亭、邓演存等等。他们在自己翻译的田地里,默默地辛勤耕耘,为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综观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翻译,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在数量上大大地增加了,而且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点,因而赋予了这一时期文学翻译新的内容。概而述之,有如下几个特点: 1.文学翻译作品体裁的多样性。 五四前,翻译的105种俄国文学作品中,主要是小说,其次为散文和寓言。从文学体裁来看,它们没有包含作品的所有形式。而五四时期,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的体裁在五四前的基础上有所拓展,表现为小说、诗歌、文艺理论、研究性论文和戏剧。瞿秋白译的莱蒙托夫的《烦闷》,耿济之译的普列谢耶夫的《往前》、苏里科夫的《我的道路黑暗,真黑暗》,宋介译的高尔基的《赞lenin》,是本期翻译的诗歌的代表作,虽说其数量不多,但填补了前一时期俄国文学翻译中的空白,因而弥作珍贵。此外,托尔斯泰著名的理论之作《艺术论》,首次由耿济之译了过来,并于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俄国作家的文学理论著作。与此同时,震赢译了史拉美克的《罗素与高尔基》,耿济之译的托尔斯泰的《我们要怎么办呢》,郑振铎译的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并不多见的论文。另外,戏剧的翻译较为引人注目。译家们都纷纷“抢译”俄国名家的名剧,比如,果戈理的独幕剧《仆御室》(瞿秋白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耿济之译);契诃夫的《樱桃园》(吴立译)、《海鸥》(郑振铎译)、《万尼亚舅舅》(耿式之译)、《伊万诺夫》(耿式之译);屠格涅夫的《村中一月》(耿济之译),等等,数量之多,当时在俄国文学翻译史上也是空前的。在被翻译过来的众多的俄国作家中,托尔斯泰的65种作品译成了中文,其中大多为小说。在这些小说中,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童年》、
读者的中心地位。同英美新批评、巴黎结构主义的本文中心论相对，接受美学提出读者中心论。在他们看来，创作作品既非文学活动的终点，也非文学活动的目的。相反，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姚斯指出，文学并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为他之物”，因此，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也就是说，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拓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在”视界融合”的理论下,接受者通过”期待视野”在阅读和诠释中,过滤掉自身不需要的东西,改造异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与自身价值观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原有“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与“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译者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 第一是“补偿”（supplementing），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在补偿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第二是通过“前言”和“脚注”对文本进行干预。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前言来解释原作的主旨，说明自己选材和翻译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 让伽达默尔的“视界”（“先见”）挑战我们的“视界”（“先见”），让我们与伽达默尔的文本在双方“视界融合”的游戏之中“忘乎所以”。这或许是我们对伽达默尔最好的纪念。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奠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读者阅读活动中所伴随的理解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译者作为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从而在接受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刘云虹，2002）；其对文学作品作出积极的反应及参与，并将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带给其他读者。使原文—译文的关系转化为作者—读者（译者）—读者（译文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存在。 “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Gauvin, 1989:9)。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让读者倾听到女性独立、自强的声音，让语言及作品起到积极地干预意义创造的作用，操纵文本，运用语言对文化，对受众进行干预。在这里，“读者中心论”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体现，“读者中心论”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基石之一。
摘要：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翻译文学初露端倪，参与了汉语语言系统的创新，在推动汉语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本文从五四运动产生的背景着手，简要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及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对五四运动的影响；阐明了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心地位的情况，并从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文学革命运动、完善汉语的需要三个方面论述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同时提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翻译中采取异化方法和英汉语言结构区别的现实。 关键词：五四运动翻译文学欧体化 一、五四运动产生的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的发展逐渐落后于西方工业国家。然而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部分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从中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其后的辛亥革命建立了新的政治体系，为文化变革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是，辛亥革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带来人们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的文化危机愈演愈烈。亲眼目睹这些失败变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任何变革都是以思想变革为基础的，必须展开一次思想领域的文化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社会陷入了对自己文化的反思，推进了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交流，因此催生了中国的五四运动。毋庸置疑，特定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也促进了五四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新的社会力量逐渐成长、壮大，获得了比以往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崭新的思想解放潮流。 俄国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虽然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制度昏庸、文化腐朽，但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我们也可以实现解放、发展和富强。这是十月革命给予我们的启示，如今俨然得到了掷地有声的证明。由于思想观念截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多领域与帝国主义进行强有力的抗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俄国宣布放弃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号召用全新且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一行为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好感”，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俄国士兵、工人、农民等群众发动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的事实，鼓舞了中国先进分子，给予了他们关于革命方法的启迪，引发了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深入思考。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但我们也无法忽视李大钊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这一事实。 二、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 回眸历史，在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翻译文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却饱受冷漠。人们用浓墨重彩的一笔描写鲁迅、郭沫若、梁实秋等知名作家兼翻译家的原创作品，而其翻译作品并未得到相应的彰显，却一笔带过。此外，受封建王朝社会制度的影响，与泱泱大国、文化霸主思想观念的相关联，译者们在翻译作品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文化优越感和文化民族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文学及语言发生巨大转变的阶段。这一时期文言文被打倒，白话文还处在稚嫩时期，此时中国文学处于断层阶段。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的理论指出，处于不同位置的不同次级系统之间通过不断的斗争变化会构成系统的共时状态。也就是说多元系统中的内部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当中。由于系统中阶层不同，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并非独一无二，而是有多个。多元系统的实质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符号系统，在这一结构中，各个系统中的阶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互相交叉、互相依存又部分重叠。同时，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一国的文学出现重大转折，危机或文学真空时，翻译文学通常会走向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作为构建新思想文化体系的媒介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现代性 任淑坤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2） 摘 要：本文区分了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翻译现代性，并缕析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体现。这有助于理解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不同流派、思潮的选择、认同、接受和转化，对理解翻译领域的论争、趋向转变、文本选择变化以及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分类；宏观；微观；体现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39（2014）04-0050-06 The Modernit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May Fourth Era Ren Shuk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lassifies modernity into enlightenment modernity，aesthetic modernity & translation modernity, and makes clear the macro and micro ref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 the May Fourth Era, which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translators’ identification， choice and acceptance of various foreign literature genres, in addition to that, which will significantly help us understand the disputes between different societies, the shift of translation trends，and the in? uence of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modernity；classi? cation；macro re? ection；micro re? ection 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异常丰富，翻译思想异常活跃，与晚清的翻译一起构成继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之后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无论在翻译的规模、组织、范围，还是在翻译理论的建树与贡献、翻译实践的摸索与探讨上，五四时期都可以看作我国翻译史上的盛世。这一时期的翻译不但前承了佛经翻译的严肃庄重、科技翻译的丰富多样，而且后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四次西学引进的高潮，为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举足轻重，关注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不能不谈到现代性的问题。 一、区分3种现代性 现代性是指“与分散世界史中的传统文化相对的导向统一世界史的现代文化的特点”，就起源而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经济层面的范例，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政治层面的范例，从德国开始的宗教改革和法国为核心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意识层面的基础，以伽利略、哥白尼、牛顿、达尔文为代表的学院性科技提供了理性思维和工具动力”（张法，2002：4~5）。我们将此称为启蒙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以“理性”为核心。 审美现代性则恰恰相反，它以非理性为核心。工业革命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科技进 ［基金项目］ 本文受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现代性”资助（项目编号：HB12WX006）。［收稿日期］ 2013-10-24 ［作者简介］ 任淑坤（1973~ ），女，辽宁省康平县人，博士，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翻译史、西方翻译理论。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