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主体是隐士。自古以来，不仅隐士人员众多，而且对于隐士的称谓也纷纭复杂。按照蒋星煜的统计，自尧舜时代一直到民国期间，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隐士不下万余人，而其中事迹历历可考者也数以千计，其名称则主要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之多（蒋星煜编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页）。以上这些名称中，最能代表其特征的仍然是隐士，所以隐士的称呼也最为流行。
隐居与隐士
隐士据说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晋皇甫谧著《高士传》记载了九十多位高士的故事，便是从帝尧时期的被衣开始讲起的，但他提到的前十几位隐士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最早的有确切记载的隐士是春秋时期的老子。与此相一致，最早关于“隐居”的说法也出现于春秋时期。《论语·季氏》引孔子的话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其中“隐居”一词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差不多。因此，就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来说，最早提出“隐居”一词的是孔子，他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这一说法。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不仕的人”。它有两层意思：一是“隐”，即隐居，隐士一定是隐居的人；二是“士”，即士人，隐士一定是士人。“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的士人”。隐居在这里是和出仕做官相对而言的，“隐居的士人”，就是隐藏起来不出来做官的士人。根据上面的两层意思，并不是所有隐居的人都是隐士，隐士必须是士人；也不是所有不做官的士人都是隐士，想做官做不上的士人就不是隐士；“隐士”是指那些有才能、有德行、能做官，但又因某种原因而不出来做官的人。
最早提到“隐士”这一术语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他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指“隐居不仕的人”。《荀子·正论》中说：“天子者……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荀子在称赞像尧舜那样的圣君时提到了“隐士”一词，“天下无隐士”的意思，就是说做到了“人尽其才”、“人尽其能”，天下没有了怀才不遇的人。按照荀子的说法，在一个社会中，若隐士多了，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隐士多，则怀才不遇的人就多，这说明贤能的人没有得到重用。当然，其原因很复杂，但无非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没有“伯乐之才“、“识贤之能”，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昏庸无道，识贤而不能用贤。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这都是社会有了问题。
“隐士”这一术语出现于春秋时期，但隐士出现的可能更早一些。因为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往往是先有了这么一类人，然后才有对这类人的称呼，这叫做“取实予名”。孔子时候就已经有了隐士，《论语》中提到的接舆、长沮、桀溺、荷蓧杖人、晨门、荷蒉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隐士。从《论语》记载来看，他们都不是一般人，都具有很高的人生与政治智慧，但他们不出来做官，也不想拯救社会，而是
选择了与孔子完全不同的隐修道路。他们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而孔子也认为自己与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若用《论语》中的话加以区分的话，孔子是“辟人之士”，而他们则是“辟世之士”。（《论语·微子》）虽然孔子与这些隐士在人生态度与政治观点上很不同，但孔子知道他们都是很有文化、很有修养、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对他们很尊重，并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请教，且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儒家经典中有不少的语句，明显是受到了隐士思想的影响，比如，《论语》中就有：“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公冶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等等，以上都是孔子的话，可以用“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句来代表，这是孔子的人生态度与政治智慧，其中“无道则隐”一点显然是来自于隐士思想。后来，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之类的话。
《论语》中提到的这些隐士，与孔子都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但思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因为他们与孔子属于不同的学派。我们知道，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是他在战国时期最主要的继承者之一，他们都是儒家人物。而这些隐士则是早期的道家人物，他们跟老子一样，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选择避世自修的生活方式。隐士一般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代表人物也往往是隐士，比如，老子、庄子、列子、河上丈人等等，都是一些有著作传世的隐士。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并不被我们所知道的道家隐士，他们隐的更深、更纯，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
隐士是怎样的人物呢？《庄子·缮性》中对古代的隐士有过介绍，说的比较经典，也比较详细，可以供我们参考。它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意思是说，古人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自己要有意识地躲起来不让别人找到，也不是有意识的不发表言论，更不是有意识的隐藏自己的智慧与才能，而是因为世道不顺，为了保全自身，他们只好选择了隐居的生活方式。若到了有道之世，他们自然会出来大显身手。这与孔子所说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并无二致。中国的士人，当他们处于顺境、治世时，就出来做官，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这时他们就是儒家人物，是“显士”；若处于逆境、乱世时，为了自保，他们就隐居避世，成为“隐士”。因此，隐居是古人保存自身的一种方式。
隐士文化的兴起
按照《庄子·缮性》中的看法，隐居实际上是古代士人的一种在逆境、乱世中保存自身、洁身自好的“存身之道”，它并不是一种人生的常态，而是一种人生的“权态”。从个人的角度讲，当个人的人生出现了问题，即身处逆境时，或者是为了韬光养晦，或者是为了避乱全身，或者是真的对世事心灰意冷，然后就产生隐居避世的想法；从社会的角度讲，当社会出现了问题，为了自保，士人才选择避世隐居，所以乱世中往往产生大量的隐士，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盛行即是如此。
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隐士文化最为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像嵇康、阮籍、陶渊明等各种类型的隐士。正如上面所说，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兴起，既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当时的隐士自身的遭遇以及生命气质有关。具体讲来，原因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时司马氏所操控的曹魏政权，以下犯上，篡位夺权，大逆不道，为士人所不齿。有气节的士人都不愿意跟他们合作，但司马氏集团为了控制士人，实行了高压政策，给士人们提出了两条路，要么跟我合作，要么
被杀。面对受辱与被杀的两难抉择，嵇康、阮籍等聪明的士人自己创造了第三条路，即逃避之路，通过隐居以躲避司马氏的迫害。嵇康等人最后之所以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并不是因为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好地坚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嵇康等并不是真正的隐士，“隐”只是他们用来逃避司马氏迫害的手段，所以他们的隐居是不彻底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看透了世事，才选择了隐居的道路，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当他们走上隐居之路的同时，又不甘心于就此沉沦，处处以怪异之举以明志，被杀自然难以避免。
其二，与当时的学术气氛有关。魏晋时期，玄风大阐，《老子》、《庄子》、《周易》（被称之为“三玄”）盛行，老庄思想成为当时学术思潮的主流，而隐士文化的理论基础即是老庄道家思想。众所周知，老子崇尚“自然”，把一切后天教化的结果都视为对人性的一种束缚，庄子崇尚逍遥之游，把一切执着与条件都视为对人性的戗害。信仰老庄哲学的魏晋玄学家们，尤其是嵇康、阮籍之流，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下，崇尚“自然”和“自由”，反对“名教”与“束缚”。但是，在司马氏政权的高压下，其崇尚的“自然”与“自由”难以得到伸展，出于无奈，他们只好以避世的方式创造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
其三，与当时的战乱环境有关。魏晋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在这样的环境下，士人要保持节操，极为困难。不仅如此，稍有不慎，还极有可能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生活于当时的士人们，从身边不断发生的活生生的事例，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生存的困难。许多隐士，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极为洒脱的道家人物，但实际上他们骨子里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名节极为看重，视名节为生命，不愿意屈己以殉名。在这种状况下，在孔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下，选择了“隐居以求其志”的方式，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名节与身躯都得以保存。
其四，与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任何一种生活态度的选择，除了上面提到一些外在因素外，也与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生命气质天生是有差别的，有的人随和，有的人执拗，有的人暴躁，有的人温和，有的人刚烈，有的人绵软等等，而且气质的因素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有时候会产生重要作用。比如，“竹林七贤”当时所处环境相同，处境一致，但后来却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不能用道德品质的高低去简单地衡量和评价，恐怕生命气质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陶渊明并不是不想出来做官，只是他天性淡泊，崇尚自然，不善官场之道，不得已才退而结庐，悠然南山，以清贫的代价换来心灵的自适。
真隐与假隐
以上提到，古代的隐士之所以选择隐居，是为了保全自身的生命与节操，也就是说，在古人那里，隐居是一种“存身之道”。但魏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其实严格说起来，自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隐士并不是为了“存身”而隐居。正如《庄子·缮性》中所说，古之隐士选择隐居这种生活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并不是他们想这样，是外在环境使他们不得不这样，所以他们是被动地选择了隐居，魏晋早期情况也是如此。从魏晋中期开始，隐居、隐士慢慢变味了，这时兴起了一种隐士文化的自觉意识，即隐居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自觉的。隐居的目的也不再是“存身”，而是代之以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获取名利、官位等等。
这种风气发展到隋唐，愈演愈烈，于是就产生了“终南捷径”这样的说法。“终南捷径”的主人公卢藏用，并不是真的想隐居，也不是不得不隐居，他之所以自觉地隐居终南山，目的是想借隐居这一形式来提高自己的名声，以便获取更大的利益，更高的官位。假若说古人为了“存身”而隐居是“真隐”，那么，卢藏用的隐居则是
“假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秀”。因此，“真隐”与“假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隐”的目的不同。“真隐”是“以隐为隐”，即隐居本身就是目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假隐”则是“以隐为饵”，隐居只是工具和手段，是获取其他外在目的的诱饵。对于“真隐”来说，“隐”就是他的存在方式或生命取向本身，不管他是因外在环境的影响为求存身而隐，还是因为对自身生命气质的顺应，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正因为“隐”是“真隐”真实生命的展现方式，是其生命的本质追求，所以这种“隐”能够得以长久。对于“假隐”来说，“隐”是外在于其生命的，其生命的追求不在于生命本身，而在于外在的功名利禄，所以这种“隐”就是一种“待价而沽”的方式，它是不能长久的，只要达到要求，隐者就会放弃隐居。
古人隐居的目的，具体讲起来虽然有很多，但总起来讲，也无非两种以上所说的“真隐”与“假隐”两种。“真隐”是为“存身”或“适性”而隐。比如，古人犯了罪，逃进深山躲藏起来，这就是真隐，但这样的人不是隐士。又如，每逢改朝换代之时，总有一些前朝遗老、遗民，为了躲避迫害而藏进深山老林，或者，即使不躲起来，也终生不仕，这就是真隐，黄宗羲、王夫之等就是这样的隐士。而“假隐”却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凡是为了某种外在目的而隐居的皆为“假隐”，因为这样的人可以隐，也可以不隐，他们之所以隐，是为了将来不隐。有时候，我们也通泛地称假隐者为隐士，因为里面有很多是士人，但他们与古代的隐士比较起来，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
大隐与小隐
对于这种说法具体出现于什么时候，很难确定。据文献记载，最早提出“大隐”、“小隐”区分的是晋代的王康琚，他有一首诗，名字叫《反招隐诗》，诗中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后来，唐代白居易又在一首诗中提出了“中隐”的说法，他的《中隐》诗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这样，“大隐”、“小隐”、“中隐”的说法就齐全了。
根据我们的研究，“大隐”、“小隐”这种观念应该产生于魏晋时期，而且与魏晋玄学有关。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玄风盛行，儒道互补，玄学家们流行以儒释道之风，即用儒家的观念去诠释道家的经典。当时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即孔老高低的问题。儒家创始人孔子与道家创始人老子，两个人都是圣人，但他们的境界到底谁高呢？魏晋时期，老庄思想盛行，老子地位大大提高，按说玄学家们作为道家人物，应该更推崇老子。但自汉武帝以来，孔子作为至高无上的圣人的地位已经确立，老子若是超过了孔子，那么，孔子的地位就会受损。所以，这是一个两难。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玄学们最终认为还是孔子的境界更高一些，原因是老子“有为”，而孔子“无为”，“有为”就不完善，只有“无为”才是真完善。老子一方面说“道可道，非常道”，但却说了五千言，这是自相矛盾；孔子则不同，他不仅“述而不作”，而且还“极高明而道中庸”，真正做了“无为而无不为”。
孔子周游列国，汲汲于事功，怎么能说是“无为”呢？魏晋玄学家所说的这个“无为”，并不是指身体或行为而言，而是指心灵而言。在他们看来，刻意地追求无为，实际上就是一种有为，无论是无为，还是有为，都是不圆满的。只有既能做到无为，又能做到有为，即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才是最高的境界。他们把有为归于身体或行为，把无为归于心灵，孔子这样的圣人，是外有为而内无为，真正达到了“无为无不为”，当然境界比老子高。西晋时期有一位玄学家叫郭象，他在注解《庄子》时有一段话，可以说是对以上说法的一种最经典的表述。他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
哉？”在他看来，圣人虽然日理万机，但内心永远清静，任何外在的琐事，都无法干扰其内心的清静。这样以来，从外在行为来看，圣人就是一位积极入世的儒家人物，而从内心来看，他又是一位永远保持清静的道家隐士，从而把儒道两家的圣人合而为一，创造出了一个更伟大、更圆满的圣人形象。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儒、释、道三家都是这样，这就是重心而轻身。身、心两者比较起来，心永远比身重要，当然修心也重于修身。按照这样的一种理论，“隐”就可以分为“身隐”与“心隐”两种。所谓“身隐”，是指身体虽然躲进了人迹罕至、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但心里却不一定能获得清静，对于这样的隐士，我们可以称他为“身隐者”。所谓“心隐”，是指身体并没有躲藏起来，仍然在市朝，但心灵却达了清静的状态，世间的任何琐事都不足以打乱其心中的清静，对于这样的隐士，我们可以称他为“心隐者”。藉于心重于身的传统，所以人们认为，心隐者高于身隐者，心隐才是隐的最高境界，所以称之为“大隐”，相比之下，身隐就低于心隐，可以称之为“小隐”。这就是“大隐”、“小隐”这种说法的来历。
古隐与今隐
最近有消息说，陕西终南山兴起了隐居之风，有2000或5000人隐居在终南山。网上炒的很热闹，在此推动之下，隐士文化悄然成为了一种风尚。但我对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有所怀疑。终南山是一个道教圣地，自古就有很多道士隐居于此，我也去过终南山，但并没有发现有那么多的隐士，只有一些佛、道教出家人住在山里。所以，我觉得这条新闻很可能是一种炒作，是为了发展旅游，或者为了推广养生文化，而刻意制造出来的。
退一万步说，即使终南山中真有那么多的隐者，他们也不可能是隐士，因为不符合中国传统隐士的标准。前面提到，隐士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士人，二是必须是隐者。以这两个条件来衡量，终南山中的隐居者，恐怕很难说他们是隐士。首先，他们大多不是士人。古代的士人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完全是，但差不多。今天我们可以扩大这个范围，不只是知识分子，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的人都可以算作是士人。那么，在终南山的隐居者中，有多少人受过高等教育，可以算得上是有文化的士人呢？可能有，但我想并不多。其次，隐士一般是终生隐居，并不是暂时的隐居。古代的“真隐”是一些终生隐居不仕的人，并不是在山上住几天、几个月就可以称隐士，若这样的话，全天下人都可以称隐士了。
除此之外，终南山中居住的佛、道教出家人或修行者算不算隐士呢？按古代隐士的意义，他们恐怕不能算。刚才提到，隐士是一些有才能、有智慧、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他们一般都是士人。而僧人与道士是出家人，是宗教信仰者，他们之所以隐居于终南山中，是教义的需要，是修行的需要，跟古代的隐士还是很不同的。他们只能被称为“隐修者”或“修行者”，而不能称为隐士，因为他们不是士，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古代很少有人称出家人为隐士，而是称他们为“隐者”。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隐士文化，不赞成隐居生活。相反，对于隐士生活，我个人非常向往，可能是因为研究道教的缘故，我总想脱离尘世的喧嚣，到空气清新、风景优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隐居，过一种真正的隐士生活。而且，我相信，有这种向往和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毕竟崇尚自然是人的天性。同样，我可以断言，不久的将来，隐士文化将兴起，成为一种真正的时尚。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面提到，隐士文化盛行的时代，往往是一个有问题的时代，可能是一个政治专制的时代，也可能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代，士人的生存才会受到威胁，才会选择隐居，成为隐士。但我们当前的时代是一个盛世，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生活富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时代就没有问题，不仅有，而且问题还很
严重。与以往不同的是，古人的问题往往是小范围的问题，小到一个区域，一个政权，乃至一个邦国，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全球性的问题。
表面看起来，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很理想的社会，但实际上因为科技异化，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片面的社会，我们也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我们只充分享受到了物质的满足，但我们没有享受到精神的真正充实，而且我们在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享受着因此所带来的各种富贵疾病的拆磨，更严重的是还受到科技异化所带来的人类灾难的威胁。残留农药，转基因食品，制假造假，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空气污染，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核武器威胁；精神空虚，道德失控，理想缺失，生活压力等等，不仅使我们生活的幸福指数急剧下降，而且地球时刻都有被彻底毁灭的危险。我们曾经试图，或许现在还一直在努力，通过科技发展与经济飞跃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最终带来的却是更大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人疲倦了，绝望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会像古代的隐士们一样，选择逃避，隐居深山，返朴归真，过起最简单的生活。
因此，古代隐士与现代隐士最大的不同在于隐居的目的不同。假若说古代隐士隐居的目的在于“存身”和“适性”的话，现代隐士隐居的目的也有“存身”的层面，但意义不同，他们不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或战争灾害，而是为了躲避现代文明。除此之外，隐士文化在现代的兴起，还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人们对现行生活方式的深层思考，对一种更简单、更健康、更自然的存在境界的追求。
中国古代隐士文化 一、陶渊明 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士族家庭，少年时曾接受儒家教化、曾幻想“科举济世”，出仕做过镇军、参军之类的小官。但当时社会动荡，统治阶级矛盾突出，政权不稳定。当他认为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时，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的影响使他愤而与仕途决裂，积极地投入到所期羡以久的田园生活之中。陶渊明创作了大量以田园生活为内容的作品，风格自然、语言质朴凝炼、意境隽永，被后人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把自己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融入到诗作中，使人读之仿佛身临其境，如同在自然恬静的田园中漫步一样，给人无穷的遐想。透过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乡村生活的写照，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面山结庐、抱膝吟歌、采菊观日、笑傲风月”的隐者形象。 （教材P70关于陶的知识性介绍）
二、陶渊明作品欣赏 （一）陶渊明的诗歌：平淡自然、内容平实、意境浑融 1、《和郭主簿》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疏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本诗写出了作者归园生活的闲适愉悦，在平和自然的语言中层层传递着作者内心油然的快乐，抒发了他内心怀古之幽情。全诗所写都是农村常见的平常之景和日常生活之景，所用也都是极朴素平淡的语言，但带给我们的是深厚的真情和无穷的回味，体现了陶渊明田园诗平淡自然，又淡而有味，意蕴醇厚的特点。此诗具有陶诗典型风格特征，在看似平淡的叙写之中，蕴含幽美而和谐的意境，生动表现了一代高人的胸襟和情趣。 2、《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静谧的山林与倦飞的鸟儿与诗人问答，这时作者的心境不是用语言所能描述的。诗人不愿与世俗同流，极力向往自然和田园生活的愿望也可表现一斑。寥寥数字将人对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热爱、对事物的描写、对世事的鄙视，表现得一览无余。 隐居田园的陶渊明积极参与劳动，自力更生，这在当时与统治阶级倡导的“耻农”思想是背离的，他歌唱劳动者，赞美劳动，他不被世俗所接受。他的很多诗中充满了对封建统冶阶级的鄙视和憎恶， 3、《归园田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隐士的由来 隐士也叫“幽人”、“逸士”、“逸民”、“高士”等，《后汉书》有《逸民列传》，《晋书》、《唐书》、《宋史》、《明史》等都有《隐逸传》，《南齐书》有《高逸传》，《清史稿》有《遗逸传》，嵇康、皇甫谧有《高士传》，袁淑有《真隐传》，称呼不一，写的都是同一类人。 隐士是与“官僚”相对而言的，它的含义是说，这个人本来有道德、有才干，原是个做官的材料，但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他没有进入官场；或者是本来做官做得好好的，后来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而离开官场，找个什么地方“隐”起来了，这就叫“隐士”。当隐士的如果改变行迹，进入官场，这叫“入世”；当官僚的如果改变行迹，离开官场去当隐士了，这叫“出世”。我们就从这一“出”一“入”上，也可以看出“隐士”与“官僚”的对应关系了。一般的农夫樵子是绝对不能称为“隐士”的，试想，如果一亿人里头有九千八百万“隐士”，那“隐士”还能值钱么？ “隐士”和“官僚”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是一对面貌不同、服装不同的孪生兄弟。它们彼此依存，有矛盾，也有联系，它们是被历代统治者用来统治国家、统治黎民百姓的两种政治势力。这对于某些愤恨官场、誓死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人来说，似乎是有点委屈，但少不能胜多，点不能概全，就几千年来滔滔汩汩的所谓“隐士”这种文化现象的总体而论，对其基本性质我们不能不下这样一种严峻的结论。 隐士的历史，应该和“官僚”的历史一样久远，应该是自从有了官僚，同时也就有了“隐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官僚”与“隐士”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说不大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资料，绝大多数都是封建时代的人写的。这里面尽管也写了某些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的人物、故事，但这些有的只是一种传说，更有些完全是带有个人目的、个人
中国隐文化 一个犁牛半块田，收也凭天，荒也凭天； 粗茶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 布衣得暖胜丝绵，长也可穿，短也可穿； 草舍茅屋有几间，行也安然，待也安然； 雨过天青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 夜归儿女话灯前，今也有言，古也有言； 日上三竿我独眠，谁是神仙，我是神仙； 南山空谷书一卷，疯也痴癫，狂也痴癫。 那日初闻此诗，即觉此诗所描绘景致的淡雅，更为诗中所展现的意境感到叹服。不禁想起那句：难得糊涂了。张养浩诚然是太过聪慧了，识透了当时朝政的黑暗腐朽，即便欲语又有何人听？宛若当年始皇母，庄襄王后淫乱后宫，被始皇打入冷宫，倒有不少识大体之士劝阻始皇莫要如此，失了孝道。哪知始皇帝不听，且又杀死了二十七位力谏之臣，倒白白浪费了二十七条人命。故蔡东藩有言：太后不谓无罪，谏官真自取亡。想来张养浩明白这些道理，倒也乐得逍遥，称父母年迈辞官归故里了。后又被召几次不赴，倒也真情实意写下来《山波羊》这样的淡雅、深境的诗作来，让我等瞻仰。从此诗中，倒是窥出一些隐士、隐居的味道，不如从此处下笔，
寻觅一些道理出来罢。 隐士隐居，在中国算得上历史悠久，被人仰慕，也被人斥责，西蜀丞相诸葛亮七擒孟获之中曾得孟获之兄的帮助，孟获之兄即是一位隐士，诸葛亮不禁想起自己躬耕于南阳的那段岁月，当时便坦言：羡慕先生的生活。被人斥责的也算是些有识之士，不想让中国贤能之人因个人仕途失落而抛弃了国家，独善其身，厌世出世，安逸于山林之论。故在我看来，中国隐居也算的上是一种文化了。就我所知道的隐士隐居者，上及尧舜禹时代的许由等，下及魏晋竹林七贤，陶渊明等，再到元朝张养浩等都算得上是中国隐居的代表隐士了。 【一、隐文化之小隐】 关于隐文化，古代诸多诗人、文人都有所谈及，有分之为大隐、小隐的，也有分之为大隐、中隐、小隐的，总之隐文化倒也成了文人们津津乐道的素材了。不妨我们先谈谈小隐，古人云：小隐，隐于野。这个野，我认为应当是山林间，与山水为乐，与自然相亲。当然也有解释说是隐于朝堂，关于这点我不太了解，暂且不提。小隐者，在贾岛的诗中可窥一二，贾岛诗云：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此诗首句便道出隐文化的重点，便是松下，此松下所代表的含义无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松、竹、梅岁寒
从《方山子传》一文探索中国古代隐士文化 发表时间：2018-09-11T10:38:57.360Z 来源：《基础教育课程》2018年9月17期作者：赵彦秋[导读] 隐士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著名的隐士。在高中选修课《中国古代诗文选编》中赵彦秋（新疆乌苏市第一中学新疆乌苏 833000）摘要：隐士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著名的隐士。在高中选修课《中国古代诗文选编》中，我带学生学习了《方山子传》，鉴于学生对隐士文化的认识比较粗浅，特进行梳理，带学生了解隐士的定义，了解历史上的隐士及归隐的原因，学习隐士身上积极的精神。 关键词：中国古代隐士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1672-6715 （2018）09-001-01 这个月，学生们上了《方山子传》这一课。苏轼评价他是一位“异人”，课堂上带着学生梳理了他“异”的表现之处：少有侠气但晚年避世；生活清贫却安贫乐道；文武双全而终生不遇；出身高贵而隐居山野。学生对方山子都很感兴趣，也很奇怪历史上会有这样一位奇人。 学习完课文提问学生：“你还了解哪些异人？”通过走访，我发现学生对隐士并不太了解，大多只知道陶渊明。因此课后让学生查找资料，搜集了解其他隐士，一起探究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 一、隐士的定义 隐士，是道家的哲学术语，指那些隐修专注研究学问的士人。由于它被称为“士”，第一个要求是隐士是知识分子。那些渴望做官但没有机会做官并且没有文化的农民不是隐士。我们不难得出隐士身上的共同特点：能够保持人格的独立性，不要求完美，不要依附权力，要有非凡的才能和知识，保持思想自由。真正的隐士，内心是不愿意入仕的。 二、隐士的分类 我们通常将隐士分为身心和身心。 身隐就是表面上隐居山野，其实内心还是想做官的，比如生于盛唐的孟浩然，曾经以隐居来赢得人们瞩目，想以此跻身仕途，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到长安游历，考进士没有成功。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投入幕府，然后退休。孟浩然的经历让我们庆幸虽然历史上少了一位进士，却多了一名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 心隐是虽然身在闹市，但是不想沾染世俗，心静如水。陶渊明29岁入仕，41岁归隐，他在生活中完成了从身隐到心隐的历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他躬耕于田野，抵御贫病的困扰，达到身心全隐的大隐状态。鲁迅先生也曾说 “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 隐藏在身心上的隐士并不依附于政要，也不愿意成为官员，但他们并不是说他们不能这样做，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例如历史上最有名的隐士许由，曾经尧跟他说想禅位于他，他听后赶紧就去河边洗耳朵，问其故。对曰 “想叫我做九州的头，我不喜欢听到他的话。这就是我洗耳的原因。” 他是隐士的典型代表。 北宋有“梅妻鹤子”之称的著名隐逸诗人林逋，常常驾着小舟游西湖寺庙，和僧人交往。每当客人来的时候，门童就会放鹤飞，林逋见到鹤一定会划船归来。林逋住在西湖，他不想成为一名官员。 “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隐士发展的历史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兴衰的历史。 三、隐士产生的原因 分析隐士产生的原因，首先是社会政治黑暗，不得已归隐。大家熟知的魏晋年间的七贤：嵇康，阮吉，山涛，向秀，闫贤，刘伟，王伟。当时在山阳县的竹林下，喝酒，唱歌，傲慢，世界上说七贤，因为同心同德，他们一起走进了竹林。他们做隐士，不拘礼法，清静无为。 其次是仕途失意，无奈为之。很少有隐士出生，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变得越来越隐蔽。士人因为种种原因仕途不顺，就有了隐居的想法，暂时隐居以求东山再起，或者无奈隐居，与山水为伴。还有一种是淡然超脱，不屑入仕。在深山幽僻处，有真正的隐士。“渔得鱼心满愿足，樵得樵眼笑眉舒。”林泉下偶然相遇的樵夫渔夫，笑着谈论过去和现在。他们不屑入仕，“蓑笠纶竿钓今古，一任他斜风细雨”这种境界，才是真正的隐士。而其实真正的隐士，也不会有多少故事流传下来的。 例如课文中的方山子就是真正的隐士，但他也不是一开始就隐的，文中说他“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的结果却让他在晚年有了归隐的想法。苏轼和他相遇时，他和苏轼在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认为是一代豪杰，眉宇间还流露出精明英武的神情，得知苏轼被贬，他会意的笑了，这一切说明他不是一般的隐士，既有对黑暗政治的无奈，也有看透世事的淡然。苏轼被他的精神感染，再加上有感于自己的身世，产生共鸣，于是为他做传。而且如果不是苏轼被贬到黄州，在山中遇到他，为他做传，恐怕后世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 四、隐士的精神内涵 通过对《方山子传》的学习和对隐士的梳理分析，我引导学生学习总结隐士的精神：那是一种觉醒的人生态度；一种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精神境界；亲近山林、与天地合二为一的智慧。带着学生了解隐士思想，感悟隐逸情怀，学习隐士智慧，引导学生在喧嚣的尘世中保持精神的独立，守护心灵的宁静。 参考文献 [1]《臆解李白诗《不向东山久》-时势广场. [2]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元明隐士书法艺术比较研究》. [3]《古时散文今时语》 [4][南开大学博士论文 -《胡祗遹文学研究》- 2013 ].
隐逸文化_现代文阅读题在线测试（附答案） 隐逸文化_现代文阅读题 隐逸文化 岳国文 （1）隐逸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尽管西方国家偶或有之，但没有中国这样的连续性、稳固性和完整性。“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2）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3）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4）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5）纵观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隐逸思想有着浓厚的传统，而且涌现了许多关于隐逸思想的作品，也涌现出了众多的隐士，以及假隐士。而隐逸思想的核心，就是逍遥林泉，走访名山大川，走进自然，感受自由气息，远离政治事务，结交鸿儒名士，陶冶心情，旷达任性，摆脱世间万事万物的困扰和束缚，使自己的心身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郁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
隐士论 —“天然”隐士和“人工”隐士之说首先我想用一个成语来开始今天我对隐士之说的论述，那就是天妒风流。隐士可以拆开来看，在我的理解中：“隐”为隐居，不出来做官，“士”为文人，主要是那种不得志的人士，文人全称可为文人骚客，他们也许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独领风骚，但一旦提到他们的仕途，就只能用惨不忍睹来概括他们的处境，毋庸置疑会出现隐士这一类特殊的群体，但是他们是属于处于真心那种隐退不问世事的“天然”隐士，还是壮士不得志于心后故作豪放洒脱的“人工”隐士。这就很难给一个准确的限定，我想在这里阐明一下我自己的观点，谈一下我对隐士的理解与看法。 在历史的洪流之中，隐士始终是以非主流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大致可以把隐士发展阶段三个阶段，一：青铜时代——先秦。二：白银时代——两汉。三：黄金时代——魏晋。先秦只能算是隐士形成的雏形阶段，我们了解的很少。最著名的也就是不食周粟的故事。《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但是总觉得牵强，我觉得与其称他们为隐士，不如称他们为遗民更加确切，但是他们依旧可以或多或少地体现出隐士那种追求自由，寻找内心真实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他们
还是属于我认可的那种天然隐士，因为他们一开始并不是因为做官求而不得后的隐居，完全是不愿做周朝的人民才决定隐居在首阳山，说好听一点他们是在执着心中的那份坚持，说难听一点他们就是固执，不管怎么评价，他们还是属于隐士的先驱人物。个人认为在此期间庄子的无为即有所为思想影响了这个时代的士人。 接下来就应该是两汉的隐士，两汉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总觉得这是一句废话，在这里我的意思只是想说明西汉和东汉两个阶段隐士选择隐居的原因是有所不同的的，西汉成立之时，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呈现大一统的局面，这个时候按理来说应该是士人出来施展个人抱负的时候，断不会出现隐居在土穴深山之林的隐士，可惜出乎人的理解，这个时候的隐士数量要比先秦的时候要多，更出自身独特的特点，引用一句话来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可以成为隐士的三种境界。“朝隐”就应该是西汉特殊的现象，而东方朔就是典型的代表。 在我个人认为，西汉出现隐士的原因可能是与士人自由的丧失有一定的联系，中央集权以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伴君如伴虎，士人那种畅所欲言的自由受到限制，加上战国动乱战争，秦朝的暴政，楚汉之争等诸多元素成为隐士决定隐居的原因，在这里我想特意说
浅析三国时期的隐士文化 姓名：张家宝 班级：地理科学1111 学号：2011113148 指导教师：赵虎
摘要： 隐士文化流传至今，大部分人都把隐士归于山川茂林之中。殊不知，不论是乱世的三国，还是当今的社会，都有多种多样不仅归心草木的大隐之士。他们或背弃理想成就霸业，或首户心中乐土为国为民，或为心中执念出师未捷身先死，或忍辱负重后发制人。 隐，字面解释就是藏匿，不显露。然而汉语言的妙处在于，一字可多用，且引用比喻之处也十分常见。所以简简单单的把隐士归心山中是偏面的看法。归心环宇，隐匿自身，才是当世之大隐。 隐士文化又与儒道文化息息相关，是一种传承。儒道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的精神信仰，是隐士文化之源，也是中华文明之源。 读史可以明智，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古人之所作为，历经了风霜，后人不应计较孰对孰错。而是通过古之事明今之事。为今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三国、隐士文化、儒道文化、
引言： 隐士：隐者，居也，归心也。士者，学也。 所谓隐士，为隐居不仕之士。隐居山林，采菊东篱，悠然南山。隐居繁市，龙藏市井，虎卧店肆。然隐于内心，居于朝野，淡然处事。士者以才治世，归心环宇，是为大隐。 世人皆以为，唯晋人靖节先生陶渊明为大隐。其采菊东篱以独行、悠然饮酒对南山的风骨已广为流传。然笔者卓见，大隐之士岂区区草庐便可容之。龙从云舞，淤泥之谭怎可卧。虎从风生，颓圮之丘又怎栖。隐者，收其本心也。靖节先生是为隐士，不为大隐之士。其饱学诗书却只独善其身。后人只看其才华傲骨。殊不知身为士人，不能抒治世之才，观残菊，饮涩酒之苦何人知晓。大隐之士，达者兼济天下。变通处事，为国为民。 笔者才疏学浅，求学于襄阳。荆襄之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樵夫渔者皆通诗赋。学者士人又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自古三千年以来，传承至今。而若以成文，必与东汉之末乱世三国密不可分。隐士文化渊源久远，博大精深。又区区数字怎可说通。此文为吾辈愚见，一家之言。
初探西汉隐士及隐逸文学
摘要： 隐士作为我国封建历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由其产生的隐逸文学也以一种独特和神秘的文化形态对我国的文学、思想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隐逸文学是表达了隐逸者隐逸思想的文学作品，其中所包含的隐逸思想同样折射出中国道家和儒家思想的精髓，渗透着中华文化的本质。同时，西汉作为我国大一统之初的发展时期，其上承春秋，下启魏晋的特殊历史地位，也为解开西汉隐士及隐逸文学的神秘面纱赋予了重大价值及意义。西汉时期的隐逸文学，继承了春秋先秦百家争鸣的思想源泉，其隐逸文化同时也对后世的隐逸起到了奠基作用。 关键词：西汉隐士隐逸思想隐逸文学
目录 1．引言 (4) 2.隐士的定义、名称及分类 (4) 2.1隐士的定义 (4) 2.2隐士的名称 (4) 2.3隐士的分类 (5) 3.西汉时期隐逸的原因 (6) 4.西汉隐逸文学 (8) 4.1隐逸思想 (8) 4.2隐逸文学的特征 (9) 4.3隐逸文学的主题 (10) 4.4隐逸文学的表现形式 (11) 5.总结 (11) 6.参考文献 (12)
1.引言 隐逸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隐逸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积极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力，进而蔓延影响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西汉作为中国五千年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在西汉之前，秦朝改变了之前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年之久的诸侯割据的复杂分裂局面成为封建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王朝。但是，秦王朝的暴政使其仅传二世而亡。相对于秦朝的短暂而言，西汉才真正意义上基本奠定了大一统的专制制度发展的基础。西汉结束秦朝暴乱，确定此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因此，西汉隐士隐逸的原因及衍生的隐逸文学都具有更为特别的特点。 2.隐士的定义、名称及分类 2.1隐士的定义 关于隐士定义并没有明确的说法。“隐士”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缮性》中“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在《辞海》中给出的解释是“隐居不仕之人”，这里只强调了“隐”而没有解释“士”的确有失偏颇。简单地来说，隐，隐藏，隐蔽，有隐居不仕之意；士，知识分子，否则隐居也就无从谈起。对于终身务农的农民，贩卖生意的商人，他们不做官就不能称之为“隐士”。《南史·隐逸》道，“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就是说能称之为隐士的必须有名且有才华的贤者，否则的话跟樵夫也没什么差别。综合来说就是具备了这些条件的贤者可以做官却没有也不为此而努力的人，看来“隐士”并不是一般的人。 因此可以认定被称作隐士要符合的条件有三。一是，他必须是士才，也就是说要有文化有才华，这是最基本的一点；二是，他有自己的正确的对待仕途的思想，他有条件但他可以拒绝，他有能力但可以不去争取；三是，他的心理对自己的作法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自己强烈的认可把自己归于隐士的行列，而并不是后人强加之名。 2.2隐士的名称
浅谈中国隐居文化 作者：↓1123↑ 关键词：隐居；隐士； 摘要：在封建时代，儒家思想一统天下，这就决定了文人士大夫的文学性格，那就是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为皇帝效忠。而《论语》上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便是文人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而一旦这种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在官场上失意了，也不能随波逐流，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隐居。 一、隐居文化 （1）隐居、隐士的历史，应该和官僚的历史一样久远，有了官僚也就有了隐士。隐士最受宠、最春风得意的是在唐代和宋代。也正因为唐、宋时代的皇帝们特别尊礼隐士，搜易在唐代也就特备兴起了一股“隐居”的风气。 （2）隐士，由于其隐居原因的不同，因而心境也不同。隐士中有被免职赋闲的，有主动辞官不做的，有平生浪迹江湖，不愿为官的，有为博取美名，待价而沽的，有避仇或被通缉而逃亡的......他们的心境有的哀凄，有的绝望，有的超脱，有的提心吊胆，有的万念俱灰，有的悠闲自在。在江湖之上，当然可以偃仰啸歌，把酒临风，浇开心中块垒，磨合点点伤疤，一洗心中的郁闷与耻辱。身在山野，心在庙堂的，可以图恢复，祈望东山再起；决意隐居的，亦可以寄情山水，吟诗作画，提高自身品位，悠然自得的过着隐居的生活。 （2）隐居，似乎成了一种心态的象征，让人向往。如果不是隐士，我们怎能领悟“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意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韵，以及“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幽美呢？“松下围棋，松子每随棋子落；柳边垂钓，柳丝常伴钓丝悬”，那分悠闲，那种心境，不是隐士，谁能有呢？ （3）关于隐文化，古代诸多诗人、文人都有所谈及，有分之为大隐、小隐的，古人云:“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隐居之成其为文化，全由隐士的思想与创作来支撑和构建，这些作品反映了隐士们的苦痛与郁闷，焦灼与无奈，豁达与优雅，潇洒与风流......隐士之精神境界、人格、品位，体现在他们笔下是那样的灵动、雍容，似潺潺小溪，闲闲地流淌。真正的隐士，没有急功近利的心态，没有卑躬屈膝的媚眼，境由心生，来去无踪，“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甚而无所谓生，甚而无所谓死，只追求学者生命的真正纯粹，只渴慕文士胸襟的永恒唯美！ （4）是一种无奈于社会，而选择释放自己的一种方式，其实这便是对于士大夫们而言，
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主体是隐士。自古以来，不仅隐士人员众多，而且对于隐士的称谓也纷纭复杂。按照蒋星煜的统计，自尧舜时代一直到民国期间，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隐士不下万余人，而其中事迹历历可考者也数以千计，其名称则主要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之多（蒋星煜编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页）。以上这些名称中，最能代表其特征的仍然是隐士，所以隐士的称呼也最为流行。 隐居与隐士 隐士据说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晋皇甫谧著《高士传》记载了九十多位高士的故事，便是从帝尧时期的被衣开始讲起的，但他提到的前十几位隐士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最早的有确切记载的隐士是春秋时期的老子。与此相一致，最早关于“隐居”的说法也出现于春秋时期。《论语·季氏》引孔子的话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其中“隐居”一词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差不多。因此，就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来说，最早提出“隐居”一词的是孔子，他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这一说法。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不仕的人”。它有两层意思：一是“隐”，即隐居，隐士一定是隐居的人；二是“士”，即士人，隐士一定是士人。“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的士人”。隐居在这里是和出仕做官相对而言的，“隐居的士人”，就是隐藏起来不出来做官的士人。根据上面的两层意思，并不是所有隐居的人都是隐士，隐士必须是士人；也不是所有不做官的士人都是隐士，想做官做不上的士人就不是隐士；“隐士”是指那些有才能、有德行、能做官，但又因某种原因而不出来做官的人。 最早提到“隐士”这一术语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他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指“隐居不仕的人”。《荀子·正论》中说：“天子者……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荀子在称赞像尧舜那样的圣君时提到了“隐士”一词，“天下无隐士”的意思，就是说做到了“人尽其才”、“人尽其能”，天下没有了怀才不遇的人。按照荀子的说法，在一个社会中，若隐士多了，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隐士多，则怀才不遇的人就多，这说明贤能的人没有得到重用。当然，其原因很复杂，但无非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没有“伯乐之才“、“识贤之能”，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昏庸无道，识贤而不能用贤。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这都是社会有了问题。 “隐士”这一术语出现于春秋时期，但隐士出现的可能更早一些。因为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往往是先有了这么一类人，然后才有对这类人的称呼，这叫做“取实予名”。孔子时候就已经有了隐士，《论语》中提到的接舆、长沮、桀溺、荷蓧杖人、晨门、荷蒉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隐士。从《论语》记载来看，他们都不是一般人，都具有很高的人生与政治智慧，但他们不出来做官，也不想拯救社会，而是
关于隐士的作文我看“隐士”“隐士”文化是中国蓓统文化中很神秘的一部分。那些古代隐士，在我们心目中总是一袭青衣小褂、逍遥自在，伴着晨霞走来，又随着清风而去。他们走入深山旷野，开始修行自我。他们避开浮华之世，选择独善其身。古来隐士不计其数。他们总被人们认为是德行高尚、视荣华富贵如浮云。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千古奇人鬼谷子独具通天之智却隐居深山密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更是种豆南山下。就连神机妙算的诸葛孔明也曾隐居草庐，而传说八仙中的韩湘子是在蓝田得道化仙的。不论是“踏雪寻梅”的孟浩然，还是曾经在茂林中抚琴长啸的王维，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隐士。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乃是一代圣贤对于隐士的理解和定义。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天下有道则见”这句话无可厚非。但天下无道之时，那些身负才学之人何必退隐？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更需要能人贤人治理天下、逆转乾坤啊，其不闻“乱世出英雄”吗？在国家混乱之时，一个人的才学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找个地方隐居，不仅愧对自身，更是愧对社会。这并不是清高，我觉得用懦弱形容反而更合适。我认为，真正的清高乃是临污秽之地念亦无邪，面对危难之境心尚坦然。那些放弃壮志理想，放弃与世俗斗争，消极避世的隐士乃是面对现实颓唐堕落的，乃是自私的、怯懦的、畏缩的。不敢接受生活的千锤百炼，跑到山里享受清静日子，找个借口美其名日“洁身自好”。六祖慧能说得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若心念本净，又怎会遭尘世玷污。隐士们放弃了承担的责任。而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的承担，都是作为一个人永远无法，也不应该推却的。我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我只知道有困难就要克服，有梦想就要追逐，有责任就要担当。
我看隐士文化 我们华夏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隐士文化是其一个亮点，也许我们不能深入理解这种博大的文化，但是作为一个中华儿女，我们应该对我们先人的做法有 自己独到的见解。 “ 隐士”顾名思义就是隐居不仕的人，《后汉书》说隐士们“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 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还有一点就是人总会被孤独吸引，静默的时候，思想就会飘向一片更广阔的天空，脱离周边环境的 纷纷扰扰，真正与时间和万物同在。这也许就是很多人思想意识里有“隐”的想法。隐士， 则是让独处的时间把自己的内心修炼到如止水般平静，思想灵动智慧，心性和善仁慈。隐 士常在深山中默默无闻，茅蓬褴衣，不留文字，却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一直被各个朝代 的人们所尊敬。放眼看去，我国历史上的隐士真让人叹为观止啊！ 从最远古就有了一位真正的隐士，晋皇甫谧《高士传》云:“尧又召(许由)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也许大家都会对许由产生一种尊敬和赞扬，但是我觉的许由太爱装逼了，作为一个学生这样的话也许不应该说，但是我自知学识浅陋，无法在找出其他 的词来表达我的意思，大家想一想，许由他在以前并未做过官，他也并不熟悉作官是如何 如何，况且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的思想并不是很灵活，远古的那种共产社会，官场也许 只是充当了一个好好服务他人的部门，那是的人基本上没有私欲，官场不会想后世那么黑暗，那么问题就出来了，许由为什么？要归隐却不愿为他人服务呢？就我自己的看法我认 为其原因有以下几个：一.许由也许是一个比较虚伪的人，因为还有后文记载说：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牛上游饮之。”可见许由是为了得到一个好的名声而已。二.许由自知无德无能，不敢胜任。三.也许 许由真是和常人不一样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和想法，他比其他人进化的快。但是不管许由他终究为何要归隐，我们暂且不谈。无论如何他都给我们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也许后 世归隐的人对他都有所仿效。 还有就是汉代隐士严子陵，然而他却更多充当了人们饭后的笑谈，因为他是人们所谓的 假隐士，:“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波茫茫何处寻？”这首诗是说严子陵反穿羊裘去钓鱼，分明是沽名钓誉，要等汉光武帝来找他，以此为成名的手段。如果真想逃名避世，只穿一般渔人的蓑衣斗笠，谁又知道富春江上多了的那位渔人便 是严子陵呢？而当了皇帝的刘秀，岂不是也找不到他了吗？因此就有人批评严子陵是有意 弄噱头，求虚名，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可见隐士也有真假之分啊！ 三国的竹林七贤也是隐士，然他们却是人生蹭蹬，经历种种不平，遭遇无数碰壁，最后心如死灰，归隐山林；抑或是胸中丘壑万千，却无可施之处，天地虽广，却难觅英雄用武之地，沮丧之余，终老泉下；要不就是生逢末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空怀满腔抱负，却 因群小当路而不得伸张，痛苦绝望袭来，遂萌引退之意；然而一旦有机会他们还选择官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也许是隐士中最为出色的一个，他的确给隐士们争了不少 面子，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更是一个佳谈。但是做文武双全的他却是孤独的.寂寞的。他
《归去来兮辞》的隐士文化解读 《归去来兮辞》是我国古代“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传世名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对这篇作品评价甚高：“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我们若穿越其田园诗清新、淳朴的狭巷，扑面而来的则是一缕中国古代圣洁、飘逸、浪漫、悠游的隐士遗风，让我们寻根到一种恬淡的隐士文化（所谓隐士文化，是古代正直文人因失意仕途或不满浊世等，而采取消极避世的一种人生态度，它是古代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高洁人格体现。从传说中的许由，先秦时代的接舆、庄周到清代的随园主人袁枚等，隐士文化延续几千年），从中窥斑见豹地透视到中国古代隐士的传统情怀。 一、厌恶官场，鄙弃功名。 陶渊明“厌恶官场，鄙弃功名”的价值取向有一个形成过程。他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大济苍生”之志，决意不肯老死穷庐，曾多方谋求一种实现“猛志”的途径，也就是出仕。但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严重地阻碍了陶渊明的仕途发展。所以，他五次出仕，也只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一些小职，前后13年时间大部分在家赋闲。这样的勉强出仕不仅对他的大志无济于事，而且使他见识了官场的龌龊和阴暗，充分地加强了他“深愧平生之志”的生命悲剧意识。于是，爱慕自然、企羡隐逸的天性点燃了他归隐山林的决心。在辞去彭泽县令后，他就断然走上与仕途生活决裂的道路，真正解甲归田了。《归去来兮辞》就是陶渊明初归家时所作。开篇即直呼“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诗人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喊出来的肺腑之言，喊出了他对于出仕的悔恨，一个“胡”字更是掷地有声，饱含强烈的谴责和质问直逼自己的灵魂，理智的认识到“今是而昨非”。他为自己“实迷途其未远”的现实而庆幸，更为有“知来者之可追’的未来理想而欣喜。其实，陶渊明的出仕除了为实现其少年大志之外，还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道出了个中缘由：“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但陶渊明不容自己的气节沾上半点污秽，他在序中感叹：“饥冻员切，违己交病”，其痛恨的心情是何等诚挚啊！他在挫折的仕途中彻底反省，视功名利禄如粪土，高唱着“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毅然归人园林。这与他在《归园田居》里发出的追悔之声——“误落尘网里，一去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其厌恶官场、鄙弃功名之心可以天鉴。 二、娱情诗酒、崇尚自然。 饮酒赋诗是隐士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隐逸文学关涉诗酒是隐士文学的一个重要表征。苏轼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虽然不失夸张，但是陶渊明题为“饮酒”的组诗就有二十首之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归隐后的第一件乐事应该也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斟满一杯酒，自饮自酌，那份悠然，那份沉醉，都是陶渊明追慕已久的个性释放。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他们是在借酒解忧。不仅如此，文人雅士的琴书之乐更添一种别致的浪漫情怀。诗中“乐琴书以消忧”“临清流以赋诗”便是陶渊明难得的雅趣。荀子曾在《乐论篇第二十》中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因为钟鼓为金石之声，雄浑壮美，适合于言志；琴瑟之音则平淡、雅和，适于养心。陶渊明推崇琴乐琴风，是在返朴归真、怡然自得的生活中体会到的隐士情趣，是诗人摆脱官场压抑生活的束缚后所得身心之乐。 历史上的隐士大多隐居山林，朝夕以山水为伴，游乐于山水之间。这种寻求山林的野趣和娱情诗酒的雅趣一样，共同点缀了隐逸之土心灵清纯的晴空。作为田园诗派代表人物的陶渊明当然不例外，他皈依自然是天性的膨胀，故而回家心情急切而舒畅，和着“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的节拍，“问征人”、“恨晨光”，实在亲切感人。诗人愉悦之情不可抑制，自家钟爱的“衡宇”、“僮仆”、“稚子”、“松菊”、“酒樽”早已激动地奏起了闲居生活优雅的旋律，让诗人领略到无尽的闲情逸致：“引壶觞”“眄庭柯”“倚南窗”“涉园林”“策扶老”、观云山、望飞鸟、“抚孤松”。这就是诗人安身立命的人生之所，与黑暗现实浑浊官场格格不入的田园。诗中提到的孤松、秋菊、白云、归鸟，无不带有某种象征意义，清代文人就有“菊令人野”、“松令人逸”的感叹。显然，陶渊明是借这些物象修身养性以澄清性情，抒发高洁雅致而独傲江湖的情志。这种物我为一，宠辱相忘的生活境界何尝不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真实写照呢？ 三、尽享天伦、体验农趣。 中国人自古崇尚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种追求血脉相连的亲情文化，是许多无为甚至有为人士的理想园地。陶渊明隐居在家，天伦之乐也随之成为他清谈人生的寄托。他曾在许多诗篇中写到小孩在他身边嬉戏，牙牙学语。如在《和郭主簿》中感受到“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在我侧，学语未成音”的天趣。陶渊明直奔家门时，温情满怀的或许就是“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真诚场景，其坦率天真的人性美熠耀着屋宇，有了这样的深情厚谊，官场的那种曲意逢迎，装腔作势就显得可鄙可憎了。所以，他下决心：“息交绝游”，完完全全地把自已放置在这温暖的窠巢里，尽享“悦亲戚之情话”的缠绵。 陶渊明是一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儒者，恪守着“穷则独善其身”的律规，但他又敢于冲破孔孟儒家鄙视劳动的思想樊篱，亲自参加劳动，尽情的讴歌劳动，这就当时文人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春天到了，他和“农人”一起去从事劳作，从中体验到劳动的乐趣，甚至是一种别样的浪漫情调。他诗化了劳动情景：“或命巾车，或棹孤舟”。这里寻不到诗人半点苦恼的踪迹，出去劳作的荷锄担物在诗人笔下仿佛神仙游历佳山胜水一般悠闲。他把春景也描写的美丽动人：“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万木逢春，小溪潺湲，一片盎然生机。诗人如置身画中“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满心的喜悦始终荡漾在他的脸上。这也是诗人自然、洒脱的人生追求。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歌颂劳动的文人，这是中国文学的幸事。 四、抚摸伤痛，不忘忧思。 陶渊明毕竟是一位刚刚归隐山林的文人，情感的欢畅和忧思交替涌现，才不算矫情，诗人也才不显天真和做作。在诗中，陶渊明没有把情感单一化，闲居心情愉快中夹杂着沉郁。这种复杂心情也时隐时现：“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他哀叹自己的不幸人生：“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消极情绪和盘托出，同时也透出不甘心自己的一生就这样也归田而“行休”的伤感。我们虽然不敢武断地说他像我国古代一些隐士（如姜尚等）一样走“终南捷径”或“亦宦亦隐，以待明主”之路以实现宏伟大志，但他那颗不忘世情之心是可以触摸到的。是客观条件限制了陶渊明（“世与我而相违”），不可能使他有什么大的作为，因而他愤恨起与他高尚节操不合的社会环境，选择了老庄的“以自隐无名”道家思想来劝慰和强迫自己，“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说明他处在极端不合理的现实中，想用这种态度消除思想矛盾，完全超越于现实之外。其实，这有违于他的初衷，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当然，至于以后他“连辟公府不就”又另当别论了，那是他彻底淡忘世情的坚决态度。而作此诗时的诗人则受挫官场，其徘徊哀伤之情是真实的，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真正的隐逸文人形象才鲜活地矗立在我们眼前。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我国古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心态，而《归去来兮辞》逼真地再现了一代隐士生活的心路历程。
论中国隐士文化内涵 曾在一篇名为《真水无香》的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话：真人，无智，无德，无功，亦无名。这类真人的事迹，谁能知解，谁能传扬?此非引德守愚，而是本已超乎贤愚得失之境。这正应和了日本名著《徒然草》里的一段话：追求金钱的人生是多么愚蠢，追求地位和名声同样不智。 所谓真人，大概与隐士是同义的吧?记忆瞬时切换到幽径通深林，世外桃源，园外人家，晨观红日升，夕赏天边霞，夜数碎繁星。流年在安详里更迭。然后带着一颗娴静的心读书学艺，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守住属于自己的山河岁月。当然，这在我看来是最高的隐士境界。遁迹山林的知识分子，从此不为名不为利，远离明争暗斗的朝野，一心一意过恬淡平凡的生活，才算“隐”到最高层次了吧。当然，若原本只是一介白丁，一生生活于田园山林，便不可算入隐士行列。 而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不过是给隐士“隐”的程度划分个深浅层次而已。真隐，放下名利之心，从此不再为世俗所累，倒挣得个逍遥自在。先官后隐，既留下了前半生的芳名，也保住后半生的安逸。半官半隐，在名利与安闲之间穿梭，该出手时便顺了名利心为朝廷出智谋，其余时间，蒲扇一摇，两袖清风。忽官忽隐，始终如犹豫着是否往园外探出头来的红杏，既想闲游四野，骑鹿访名山，又拒绝不了功名的诱惑。假隐，就是找个漂亮的借口“借”来个掩饰本心的身份。名隐实官，与假隐无大异。以隐求官，终南捷径行得通也就成名官实官了。无奈而隐，许是才华遭妒，因谗言而被弃用，只能伴着叹息声退隐。真隐而士，亦与半官半隐出手时无异。不过，无论人家想隐到什么程度，是真隐、先官后隐、半官半隐、忽官忽隐、假隐、名隐实官、以隐求官、无奈而隐、真隐而士还是所谓“隐于朝”，无论是否隐到不闻朝野、不沾染丝毫俗世气，都无妨其隐居行为的进行。我们每个人，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各种有意或无意的目的，更何况是隐士们的隐居行为呢?有时仅仅是因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或者“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单纯的客观原因。我们无法要求每个隐士都达到最深层次的隐，正如我们无法要求自己每件事情都做到天衣无缝。所以，对于隐居行为，只在表面上给其划分个深浅层次即可，无须再为其是深是浅而过分赞扬或批判，客观原因导致的“隐”都该是值得尊重理解的，真正该加以颂扬或批评的，是其隐后的结果的好坏。 并且，在某些时候，“隐”对于国家、人民来说是有好处的，而在某些时候，却会成为一把暗箭。所以“隐”还是得根据时代、社会的状况以及其隐后的作为来分好坏。 比如说，在各教派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有些人隐起来专门研究教派，并将其领悟到的思想观念人生哲理传播于世。此时，若主流思想文化是积极健康的，而隐士们的思想观念也符合主流，便可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反之，只能像绊脚石，铺装在主流思想文化行经的路上;若主流思想文化是消极浮靡的，隐士们的思想观念与世俗同流合污，便是助纣为虐，把社会推向更黑暗的
关于隐士的作文_高三作文 关于隐士作文 我看“隐士” “隐士”文化是中国蓓统文化中很神秘一部分。那些古代隐士，在我们心目中总是一袭青衣小褂、逍遥自在，伴着晨霞走来，又随着清风而去。 他们走入深山旷野，开始修行自我。 他们避开浮华之世，选择独善其身。 古来隐士不计其数。他们总被人们认为是德行高尚、视荣华富贵如浮云。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千古奇人鬼谷子独具通天之智却隐居深山密林，“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更是种豆南山下。就连神机妙算诸葛孔明也曾隐居草庐，而传说八仙中韩湘子是在蓝田得道化仙。不论是“踏雪寻梅”孟浩然，还是曾经在茂林中抚琴长啸王维，都有一个共同名字：隐士。 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乃是一代圣贤对于隐士理解和定义。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天下有道则见”这句话无可厚非。但天下无道之时，那些身负才学之人何必退隐？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更需要能人贤人治理天下、逆转乾坤啊，其不闻“乱世出英雄”吗？在国家混乱之时，一个人才学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找个地方隐居，不仅愧对自身，更是愧对社会。这并不是清高，我觉得用懦弱形容反而更合适。我认为，真正清高乃是临污秽之地念亦无邪，面对危难之境心尚坦然。 那些放弃壮志理想，放弃与世俗斗争，消极避世隐士乃是面对现实颓唐堕落，乃是自私、怯懦、畏缩。不敢接受生活千锤百炼，跑到山里享受清静日子，找个借口美其名日“洁身自好”。六祖慧能说得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若心念本净，又怎会遭尘世玷污。 隐士们放弃了承担责任。而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承担，都是作为一个人永远无法，也不应该推却。 我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我只知道有困难就要克服，有梦想就要追逐，有责任就要担当。 佳作点评 无疑，这是一个热血青年对“隐士”文化独特见解！文章欲押先扬，在简单介绍了中国文化中隐士现象，勾勒了“隐士”神秘飘逸形象，列举了“隐士们”避开浮华独善其身自我修行行为后，引出古代先哲对此高度评价——德行高尚，为自己反对归隐张本，在剖析“无道更不能隐”时，分析透彻，指出既然“身负才学”则何必退隐？正是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