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士文化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变人品，是个普遍原理，要彻底摆脱或彻底超越，是极其困难的，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是由外界对本心的干扰程度而言的，外界对本心干扰的程度越是大，就越能守住本心，“隐士”的量级也就越高，这有它的道理。但在朝的，不受影响的，能隐的，有几个？都有谁？举出几个令我服气的例子谈一谈？屈原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主张，算朝中大隐麽？包拯一直按自己的法律原则断案，算朝中大隐麽？谁肯把他们当成“大隐”？
隐士的本意是什么？核心内涵就是指宁肯隐居也不做官的人，怎么在朝为官，反而成了“大隐”了呢？以隐士本意而论，隐于野可也，隐于市可也，隐于朝，则实属荒唐也，不成立也。陶渊明在朝为官时，无论如何坚持原则办公，都不足以称其为“隐士”，只有“归园田居”之后，以感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为乐的时候，才可称其为隐士。事实上，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中国历代隐士，都是一些“小隐”，真正的“大隐”，是隐到连姓名都不曾留给世人的，根本就不屑于让任何人知道自己。
所谓“隐士”，首先是隐藏自己的人，名人，官人，招摇的人，处处卖弄推销自己的人，都不是隐藏的人，所以肯定不是“隐士”。其次，“隐士”是个名词，偏正式结构，落点在“士”。什么样的“士”？隐藏的“士”。“士”是谁？知识分子，是学者，是有学问、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不是“士”的人，你再隐藏，也肯定不能称其为“隐士”。第三，《辞海》解释“隐士”时，认为“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可见，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隐居，或者做过官的人懒怠做了隐居，才有资格当“隐士”，当朝为官的人，是断然不能称其为“隐士”的。但《辞海》这个解释，既没有强调“士”，也没有解释“士”，是不精确的。《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表明，隐士是素质很高的，多为文人，否则，跟深山砍柴的就没区别了。《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可见，“隐士”是指贤人隐，能人隐，才子隐，而不是一般人隐。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不屑于做官，不为此做出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当为世之隐匿之高人也。
中国隐士文化是颇为发达的，是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比如魏晋文人，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既和当时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魏晋至南北朝，因卷入这种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这种情况不但赋予魏晋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深化表现。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
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显示隐士风采的文字，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或是振衣而归的高士情怀，或是陶醉其中的怡然自乐。如：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凄凄。--刘安：《招隐士》
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室铭》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寻隐者不遇》
中国古代多隐士，隐士多文人。隐士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中国历代隐士，大抵可分为十种：
其一，真隐、全隐。
如晋宋间的宋炳，元代的吴镇等，从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
其二，先官后隐。
这种一般都是社会太黑暗，官场太腐败，士人不堪，辞官隐居，如陶渊明，《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均称之为“隐逸”。明代的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便安心隐居至死。
其三，半官半隐。
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果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义上不能算做隐士，但却大有隐逸思想。
其四，忽官忽隐。
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式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其五，假隐。
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
相家”。
其六，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其七，以隐求官。
如唐代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果然以高官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后来的“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已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
其八，无奈而隐。
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他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其九，真隐而仕。
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的伊尹，商周时的姜尚，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当属诸葛亮。
其十，所谓“隐于朝”。
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实际上对国家危害最大。名为“大隐”，实为大患。
中国士人隐居，多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动乱，如魏晋之际出现了“竹林七贤”、“浔阳三隐”，均是因为当时官场的黑暗。他们的个人才能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遭受排挤，个人的社会价值无法实现，便愤然远离世俗，归隐山林。但却因此成就了中国隐士文化，使中国历史更具韵味。
不过在我看来，凡是因躲避动乱、因求取安全、因官场失意、因不满现状等原因而归隐的，都算不得真正的隐士，实际上是对社会放弃责任，寻求自我安逸的自私人生态度，是企图为自己谋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自我陶醉境界。在我的视野里，老子、庄子、鬼谷子、陈抟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隐士，上述所谓隐士等辈，都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