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万明：原刊《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内容提要】晚明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变迁；同时，世界经济也正处于融为一体的进程中。明初，白银并非合法货币，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不仅拉动了外银流入，而且使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事实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从时间和动因上看，中国的社会需求曾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并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世界之时，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出来的，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创造的。
China was faced with great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en the world economy was going towards oneness. Silver as currency produced great demands and thus foreign silver came into China. China went to the world in an active way, to the contrary. China's demands of silver led to the mining of Japan and Americas. It may be said that China devoted its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primary establishment of world economy, which was not created by the West but by all countries.
【日期】2004-02-18
【关键词】白银/货币化/明代/世界/新视角silver/currency/the Ming dynasty/world/new perspective
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二百七十六年间，白银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初，白银并不是合法货币，明朝禁用金银交易。据《明会典》所载，明朝典章制度中只有“钞法”、“钱法”，根本没有“银法”。但是，到了明后期，白银通行于全社会，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一个客观的事实。迄今为止，对于白银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中外学术界均以《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根据，以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问题的。笔者通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中427件契约使用通货情况的分析，发现了明代白银不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成（化）、弘（治）以后才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1]。其中，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随着白银货币化步伐的加快，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据。它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变迁。到了嘉靖年间，这一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从而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
一、白银货币化与中国走向世界
一般来说，交换的基本推动力是供求关系，供求关系是交换的产物。以交换为媒介，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说：“贵金属将显示出经济生活逐级上升的趋势。”[2]（P192）虽然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但由于赋役折银，使白银在货币领域极大地扩展，逐渐成为了流通领域中的主币。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孝宗即位后，丘浚上《大学衍义补》，其中对货币问题的专门论述，反映了当时人对货币现实的思考，折射出的是民间白银货币化的现实。丘浚提出，“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币，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3]（《铜楮之币》下）。这说明，由于他看到了“朝野率皆用银”的趋势，故主张以银为上币，以银作为价值尺度，建立银本位制。这是符合当时货币流通现实的。其时，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已促使
国内出现了海外贸易和移民的热潮，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多的货币需求。长途贸易使国内统一市场逐步形成，并与海外市场连接起来，在这一点上，白银货币需求量的增加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白银功能的扩大和流通的要求，社会对于白银的需求量也日益增长。在这种态势下，白银供给方面又如何呢？除了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社会原有白银储藏之外，白银的来源不外有二，一是国内的白银矿藏资源，一是海外贸易通过商品交换而得的外来资源。我们首先看一下国内矿产资源方面。
明朝从开采银矿方面得到的收入，可以从《明实录》中找到比较完整的记录。自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至正德十五年（1520年），除了个别年度以外，《明实录》中均载有每年的银课收入。虽然自成化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的记录是将银课和金课合计的，但由于金课数量很少，只有几十两，所以银课是主要的。在全汉升研究列表的基础上，为了分析方便，笔者试将所知各朝银课综合列表于下[4]（P602—610）：各朝银课收入(两)
太祖朝 75070
太宗朝 4934898
仁宗朝 212864
宣宗朝 2308058
英宗朝 930833
宪宗朝 1424020
孝宗朝 983312
武宗朝 526720
总计:11395775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明太祖朝银课并不多，这主要缘于当时治国方针是厉行节俭，不事奢侈，没有大力开采，所以征课也较少；而明太宗朝与宣宗朝则是明朝银课收入最多的时期，宣德九年（1434年）达327608两，是永乐元年（1403年）80185两的4倍多，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29830余两的11倍稍低些。但值得注意的是，银课数字并非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有升有降的。明英宗朝以后，银课收入明显减少；明宪宗朝有所上升；自孝宗至武宗朝，又呈完全下降的趋势。这是从总体上而言的。如果具体来说，如弘治二年（1489年），银数是宣德十年（1435年）以后最高的，但也不及宣德九年的一半。
据此可知，明朝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大约在10万两左右；进入明后期，实际上已不足10万两。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应该考虑进去，那就是实际银课征收中的陪纳现象。根据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浙江银课在洪武年间是岁办2870余两，到永乐时增至77550余两，为洪武年间的27倍多；宣德时再增至87580余两，即又增加了1万两。可是后来据镇守太监李德和兵部尚书孙原真上奏，实办银为25790余两，陪纳为61780余两。于是，正统年间缩减为38930
余两，实际上这个数字也难达到；到了弘治二年，只办10841两[5]（卷11）。这说明，征课数字高，并不等于开采量高；征课数字激增，实际开采量并没有激增，而是陪纳增多了。
明朝时的银矿，分布于湖广、贵州、河南、陕西、山东、北直隶、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等多处，具体情况如宋应星所云：
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矿场，国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则高嘴儿、嵩县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其他难以枚举。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采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苛。燕、齐诸道则地气寒，二石骨薄，不产金银。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沅又次之[6]（《五金·银》）。
各矿时开时闭，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开采，且开采数额不足时，就括派赔补。明孝宗朝已见云南银矿中四个矿场矿脉久绝、不得已岁征银皆出自矿夫口粮陪纳的记载[7]（弘治十三年十一月壬戌）。由此可知，《明实录》中所载的银课数字，也并非就是实际矿产量的征收额。明中后期，云南银矿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银矿，但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时，明朝曾“令云南每年该征差发银八千八百九两五分，定为常例。自弘治十六年为始，每年折买金一千两……并余剩银两一同解部，转送承运库交纳”[8]（《户部·金银矿课》），即云南的银课已有部分折为金，送交承运库；并且这部分银两成为云南的年例金保存了下去。弘治十七年（1504年），云南的银课达到了31900余两[7]（弘治十七年十一月丁亥），这也是明朝在那一年全部银课的数额。因此，对云南银矿的开采数额也不能做过高的估计。
明世宗即位后，也就是自嘉靖年间开始，《明实录》终止了对每年银课额的记载。于是，晚明银课的数字便没有了完整的记录。王士性曾记万历八年（1580年）云南银课5万～6万两[9]（《方舆崖略》）。以宋应星所云，占有全国银产量之半的云南银课尚且如此，那么，全国银课在最多时每年也不过10万两或12万两，是可以推知的。这样的银课数字，表明了国内银矿开采的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白银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关于这一点，还可以由太仓银库的银出入量得到印证。
关于太仓银库的银出入量，全汉升和李龙华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笔者将嘉靖至万历初年太仓银岁出入数相互对照列表于下，以期藉此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注：根据全汉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5卷1期）第一表、《明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6卷1期）第二表制作而成。资料来源：《明实录》、《万历会计录》、《皇明世法录》、《明经世文编》。）：年代太仓银库岁入银（两）太仓银库岁出银（两）
嘉靖七年(1528)年 1300000 2410000(+)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及以前2000000(约)3470000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21253554122727
嘉靖三十年(1551年)2000000(+) 5950000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2000000(+) 5310000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2000000(+) 5790000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2000000(+) 4550000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2000000(+) 4290000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2000000(+) 3360000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2000000(+) 3020000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2200000(+) 3400000(+)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2470000(+) 3630000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2200000(+) 3700000
隆庆元年(1567年)2014200(+) 5530000(+)
隆庆二年(1568年)2300000(+) 4400000
隆庆三年(1569年)2300000(+) 3790000
隆庆四年(1570年)2300000(+) 3800000(+)
隆庆五年(1571年)3100000(+) 3200000(+)
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 2837104(+) 2819153(+)
至万历元(1573年)十一月
万历五年(1577年) 4359400(+) 3494200(+)
万历六年(1578年) 3559800(+) 3888400(+)
约万历九年(1581年) 3704281(+)4424730(+)
由上表可以看出，嘉靖以后，明朝太仓银库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中，这反映了明朝财政的拮据。这种状态在隆庆五年（1571年）有了根本的转变，出与入的数字于此年交合，因此值得特别注意。而这一年，恰恰是美洲白银大量输出开始的一年。是巧合，还是非巧合？下文还要谈到。
嘉（靖）隆（庆）之际，是钱与银的最后较量达到白炽化的时期。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基本上趋于完成，白银在社会现实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由于货币是控制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垄断货币，可以取得财政利益，因此，历朝历代都将铸钱作为重要的“利权所在”，对铸币权加以垄断。明朝也何尝不想通过铸币来得到“利权”呢？但是，实际上直至此时，明朝一直不能掌握这一“利权”。于是，何良俊提出，两京、十三省以及六盐运司都开局铸钱：“一局每日铸钱三万，易银得五十两，则终岁可得银一万八千两。总计二十一局，每岁几有五十余万矣。”[11]（卷204）这里讲得非常清楚，铸钱的实际目的就在于得银。明朝财政已经走上货币化，也就是白银化的轨道。嘉靖初年，进行了钱法改革，铸“嘉
靖通宝”，并规定只准使用好钱[8]（《户部·库藏·钱法》）。但是，事实却与统治者的愿望相背，造成了钱制的紊乱，也给市场带来严重干扰，导致“各闭钱市”的结果[11]（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但这丝毫未能改变白银货币化的主流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高拱上疏言：“臣愿陛下特降圣旨，行钱只听从民便，不许再为多议，徒乱小民耳目。如此则人心自定。人心既定，钱法自通，而买卖可行，斯各得以为朝夕矣。”[10]（卷301）这是听任市场调节流通货币的主张。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铸钱1900万贯，每贯5000文，工部铸十分之六，南工部铸十分之四。令“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供铸钱之用。可见，铸钱的工本费也是用银子来支付的。以上铸造，共需用工料银3282万多两白银，而户部太仓库只贮有153万多两银，供给京师、戍边尚嫌不足。由于一时无法筹措出这么多的银子，只能改为每年陆续铸造[11]（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乙亥）。因为即使是铸钱，其原料在民间，也要用银来购买，需要听从市场价格的摆布。另一例子更可说明这一问题。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兵科给事中殷正茂上言，鉴于财用不足，惟有铸钱“可助国计”，但是两京所铸钱用铜价格太高，“得不偿费”[11]（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戊寅）。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朝铸钱行不通，因为它最终还是要有银子才行。工料、物料都要以交换价值计算，这是白银货币化的结果，是白银在货币流通领域占有压倒优势后造成的。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私铸盛行，钱法阻滞，大学士徐阶上疏言铸钱五大害处：
户、工二部每年以二万八千两有用之银，投诸无用之地，一也；中奸猾之计，开私铸之门，二也；朝廷以此钱赏中外之人，彼受赏者得钱无用，不蒙皇上之恩，三也；官府以此钱给与民商，彼领受者有亏抑之怨，四也；局中作弊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钱法，因之阻滞，禁治之令，因之不行，亏损国体，五也[10]（卷244）。
他的着眼点首先就是不能将有用之银投于无用之地。
隆庆元年（1567年），皇帝颁令：“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8]（《户部·库藏·钱法》）由于明朝并无银法，翻检《大明会典》，散在各卷中的仅见“折银”的记载，所以这条法令的颁行，虽然其本意是朝廷对白银在流通领域的普遍行使采取的限制法令，但它却是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兼使”的法令，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就在于，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是合法货币。不仅如此，它还可以说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因此，也可视做明朝建立银本位货币体系的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颁布这一法令，正是在银荒的背景下出台的。白银的巨大需求造成了求大于供的局面出现，形成了银贵物贱，确切的说，发生了银荒。这一年年底，户部尚书马森奏称：太仓现存银1304652两，而岁支官俸银为1350000多两[12]（隆庆元年十二月戊戌）。这种入不敷出的状况，于隆庆初年的许多奏疏中清晰可见。谭纶上疏指出：“夫天地间惟布帛菽粟为能年年生之，乃以其银之少而贵也，致使天下之农夫织女终岁勤动，弗获少休，每当催科竣急之时，以数石之粟、数匹之帛不能易一金。彼一农之耕，一岁能得粟几石？一女之织，一岁能得帛几匹？而其贱如此，求其无贫不可得也。民既贫矣，则逋负必多，逋负多矣，则府库必竭，乃必至之理也”，他提出了“重布帛菽粟而贱银”之说[10]（卷332）。靳学颜则明确说，“今天下之民愁居慑处，不胜其束湿之惨；司计者日夜忧烦，惶惶以匮乏为虑者，岂布帛五谷不足之谓哉？谓银两不足耳”。他以为，“夫银者，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尔”。疏中反映当时社会流通中状况实际上已是“用银而废钱”，“天下用钱者，曾不什一”，而朝廷久不铸钱，于是，“钱益废而银益独行”，造成“银贵则货益贱，而折色之办益难”的局面[10]（卷299）。至此，无论是朝廷法令，还是大臣奏疏，都反映了一个极明显的事实——银荒的出现。
伴随着白银货币化，明朝无可奈何地认可了银本位货币体系的建立。此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家财政上银库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上从皇族到平民都有对于白银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全社会的商业性行为正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从国计还是民生的角度，都存在着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巨大的白银需求引起供给的紧张是可以想象的。交换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供求关系，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在货币需求的强烈刺激下，人们将寻求的视野投向海外是很正常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货币需求促使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以及明朝海外政策从政治层面
向经济层面转换。因此，隆庆初年，明朝不仅以法权形式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而且相应的重要举措还有在福建漳州的开海和在广东澳门的开港，也即对澳门政策的确立。关于这一问题，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笔者只想强调的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或者说基本奠定，使中国产生了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当白银的海外来源无疑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白银的重要来源时，中国市场的极大扩展、超出国界、走向世界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
二、白银货币化与日本、美洲银矿的开发
明代后期，中国社会有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但国内矿产资源又明显不足，故从海外输入便成为白银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海外输入的白银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日本，一是美洲。
第一，日本方面。这是中国外来白银最早的源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出产的金银在16世纪中叶以前就有向外出口的记载，但那时是零散的、少量的。在与中国的朝贡贸易中，日本输出的货物主要是刀剑、扇子、屏风、硫磺等，并不以银为主[13]（《礼部·朝贡》）。这种情况的转变是自16世纪40年代开始的。当时，来自中国福建漳州、泉州的商船和来自广东、浙江的船只不断航行到日本九州。他们的主要目的，不再是以往贸易中的那些以物易物，而是以物易银。关于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史料中有中国船只前往日本贸易的大量记载，而且在朝鲜李朝文献中也有确切的记录。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1544年有中国船只在海上遭遇风暴，漂流到朝鲜忠清道黄竹岛，朝鲜方面问及因何事到来，“答曰：…以贸银事往日本，为风所漂而至此。?别无他言”[14]（卷22）。这说明，中国商人前往日本以得到白银为主要目的的贸易活动已经开始。有需求就有开发和供给，与此同时，日本银矿的开发生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例如，日本兵库县生野银矿，在1542年投资开采，产量不断增加；到16世纪末，向丰臣秀吉缴纳的银课，达到了一年1万公斤。又如，岛根县岩美银矿中仅一个矿坑，在16世纪末每年向德川家康缴纳的银课高达1.2万公斤；佐渡的银矿产量，据估计每年已经达到了6万～9万公斤之间[15]（P257、58）。日本学者小叶田淳是研究日本金银贸易史的专家，他认为，日本金银矿山开发在16世纪中叶出现激增；从那时开始，到17世纪前半期的一百年里，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额最多的时代，金银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大增产，其中以银的增产最为显著。1596—1643年的五十年间是最盛期，当时是日本的石见大森、但马生野、佐渡相川、羽后院内等银矿最繁荣的时期。他还指出，在16世纪后半叶日本的输出品中，白银据有独占的地位[16]。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晚明嘉靖年间。这时正是中国白银货币化加剧进行，对白银的需求急速扩大，国内开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期。因此，日本银矿出产的突然急剧增长，应该说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而日本对中国丝与丝织品的巨大需求，则构成了银产量激增的日本方面的原因。就这样，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日本成为以中国为轴心的世界白银贸易中的重要一翼。
无独有偶，欧洲的葡萄牙人在同一时间段也加入到丝银贸易的行列中，于1543年首次到达日本。葡萄牙人是在被中国从广东驱逐后，又来到福建和浙江活动，然后随中国的海盗王直同船到达日本（注：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研究，引用日本文献《南浦文集·铁炮记》记载，天文十二年（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八月，有三名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船上有明朝儒生名叫五峰的在内。五峰即王直，日本人称他为“五峰船主”。又据《大曲记》载，“道可（日本平户领主松浦隆信）是福气和武功都很大的人，有个名叫五峰的从大唐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的中国式房屋。他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的黑船也开始驶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参见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由此，他们开始介入获利巨大的中日贸易，也就是丝银贸易。以宁波港为例，当时的港口职能正在发生从官方朝贡贸易向民间私人海上贸易的重要转变。民间海上贸易以日常用品为主，主要输出的贸易品是丝绸、棉布和瓷器等，又以丝绸为最重要；而输入的正是大量白银。根据当时来华的葡萄牙人平托记述，葡萄牙人“到岛上去收货。他们带着从主人手里借来的五六十个奴隶去收挂在树上晾晒的丝绸。此外，在两所大房子中，在很干燥的环境中储藏着许多丝料，如前所述，总值达白银十万两，有一百多人的股份。一些股东在双屿，另外一些在满剌加。当时那批货物就是准备运到满剌加去的。这两批收回的货物价值也在十万克鲁扎多以上”。后来葡萄牙人清点货物，除了以上部分外，“还有价值十三万日本纹银的货物，品种繁多，锦缎，丝绸，丝线，塔夫绸，麝香，细瓷”[17]（上册，P177、17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平托记述在16世纪40年代初，葡萄牙人到达日本，随后给双屿带来了“日本盛产白银，中国货可以在那里赚大钱”的消息，结
果是“当时一担生丝只有四十两白银，八天中竟然涨到了一百六十两。就是这样，还要千方百计才能购得，且质量不佳”[17]（下册，P408、409）。由此，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私人海外贸易的蓬勃兴起，正是用中国的货物去换取日本的白银。同时也说明，嘉靖年间中外贸易的主要结构发生了转变：以奢侈品为主的贸易，已为中国商品出口换取外国白银进口为主所取代。
第二，美洲方面。谈到美洲白银，以往大多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西方探寻新航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黄金的需求而不是白银。或者可以说，黄金是他们的首选。当1492年哥伦布航行出发时，他的目的是寻求财富，而在当时欧洲人眼里，财富首先是黄金，并不是白银。随着《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广为流传，书中对东方的描述使哥伦布相信东方遍地都是黄金，于是他带着这本游记开始航行。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纪念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哥伦布阅读过的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上面布满了小字批注，达数百之多。因此，黄金是欧洲人踏上新发现土地时所追求的头一项重要东西[18]（P341—342、366），当是没有疑义的。这一点也为以下的事实所证明，即在美洲发现和开发的早期，这条航线上运回欧洲的货物也首先是黄金。西班牙人在美洲到处寻找黄金来源，并开始在附近河流淘选黄金。1510年左右，在圣多明各的淘金达到高峰时，波多黎各、巴拿马和古巴才开始生产；而到1520年左右，这里的生产才逐渐放慢。这以后，墨西哥和中美洲又开始生产。当那里进入顶峰时，秘鲁也开始了生产。麦克劳德认为，西班牙在美洲的黄金生产在1550年前一二年达到最高水平。根据皮埃尔·肖努的统计，第一个周期运往西班牙的黄金约为25～30吨，1540年前墨西哥生产了20吨，而在这一周期结束前，秘鲁的产量可能与之相仿[19]（P347）。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黄金的开采在规模上虽然不能与后来的白银相比，但却是西班牙在美洲的主要矿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从寻求黄金到白银的转换，也是从16世纪40年代以后开始的。从时间上来看，美洲著名银矿波托西是在1545年开始开采的，最初发展缓慢；萨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则分别在1548年和1558年开始开采，产量在16世纪逐渐增加，并且达到一个相当大的数量。而我们知道，美州白银开采数量的激增，正是在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建立起联系以后。西班牙人到达菲律宾的棉兰老和宿务等岛是在16世纪60年代。到达东方的西班牙人几乎立刻了解到中国商品对他们的意义，于是几乎立即开始了鼓励与中国海商的贸易。为此，西班牙舰队司令黎牙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zpi）曾命令，舰队在海上遇到中国商船时要加以善待[20]（P116）。因为中国商人在贸易中只要白银，与中国的贸易需要大量的白银才能进行。西班牙人需要交换中国的商品，却没有比白银更能吸引中国商人的商品。当时在欧洲，实际上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如此说来，美洲白银在16世纪下半叶被大量开采出来，与对中国贸易的需求有着紧密联系。
此后，美州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就渠道而言，存在着多条。美洲白银不仅从马尼拉流向中国，带动了整个东南亚贸易，也在运至塞维利亚后通过欧洲的途径运至印度果阿，再流入中国；更由后来到东方来的荷兰人、英国人直接运往中国，以换取中国的商品。即使是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也辗转输入亚洲，大部分进入了中国。特帕斯克论述了美洲白银到达欧洲以后的系列活动，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条重要线索：
一是自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波罗的海、摩尔曼斯克——斯堪的纳维亚、俄国——波斯——亚洲；
一是自西班牙经过陆路或海路——黎凡特——亚洲；
一是自葡萄牙、荷兰、英国——好望角航线——亚洲[21]（P433）。
就这样，美洲白银经由曲折的途径，在周游了世界之后，相当大的部分流入了亚洲，并又有相当大部分流入了中国。
以上的考察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是日本银矿的开采，还是美洲银矿的开发，在时间上都与中国白银货币化产生的巨大白银需求、中国市场迅速扩张的时间相衔接，而流向也是清楚的。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
三、白银货币化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
白银是促使世界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说：“贵金属涉及全球，使我们登上交换的最高层。”[2]（P192）与白银相联系，一边是生产，一边是交换。起因于白银需求的中国市场网络的延伸，其主要特征就是将世界各处的白银吸纳进来。与此同时，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市场扩大到了世界范围。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白银需求国，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用于世界贸易。这种国际交换关系，一端联系的是中国商品，另一端联系的是白银，形成了市场网络的世界性链接。概言之，它以三条主干线，跨越三大洲，形成了三个大小不等的贸易圈，从而构建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这三条主干线是：
中国——东南亚——日本
中国——马尼拉——美洲
中国——果阿——欧洲
作为三条航线终端的日本、美洲和欧洲，均为输入中国白银的来源地。其中，日本和美洲是白银的出产地，而欧洲主要是美洲白银的中转地。建立在这种供求关系上的市场中，确立了白银的世界货币地位。伴随白银货币的极大发展，市场超越了国界，实现了世界性的扩展。中国白银货币化促使白银的世界货币职能得到了全面实现，于是，一个首先建立在白银世界性运动基础之上，以白银为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世界经济体系雏形产生了。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中国白银货币化促使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为了对此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以下笔者从白银需求与输入的关系来略作考察。
世界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中国商品和白银的交换关系。当时，世界上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最大需求国是中国，不是西方。当西方走向世界寻求财富时，他们最早寻找的是黄金而不是白银。因此，世界两大银矿开采地的白银，最终大部分流入了中国。这一现象之所以出现，关键是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供求关系则是由价值规律所决定的。当时中国的银价较高，在中外金银比价上，中国的金银比价是1：4，而在欧洲至少是1：12[22]（P53—54）。在这一特定前提下，世界开采的白银大量流向了中国。关于中国的白银输入问题，中外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始已作了大量可贵的探讨，其统计数据大多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档案文献，估算也大多建立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由于贸易情况错综复杂，造成数据庞杂，学者们的统计年代不一，统计数字歧出，以致莫衷一是。以下主要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重新考察估算。为了论述清晰，这里统一采用吨为计算单位，年代则主要以外银大量开采和流入的16世纪40年代为起点，以1644年为终点。
第一，日本方面。16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白银成为中国外来白银的重要来源。由此开始，日本的大量白银流入了中国。这里，笔者主要依据日本学者的研究估算数字。
据岩生成一统计，在明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560—1600）的四十年里，日本白银每年出口额是33.75～48.75吨；到17世纪初年，达到130～160吨。约占世界银产量的30％～40％[23]（P9—10）。山村弘造和神木哲男根据16世纪末在亚洲旅行的罗伯特·费舍所说，认为每年由葡萄牙商船运送到中国的日本白银有60万克鲁扎多，相当于22.5吨；而依据17世纪20年代的记载，由葡萄牙运往中国的日本白银则更多，每年达到45～56.25吨。他们综合估计，在1560—1600年间，平均每年由中日商船运输11.25吨，加上葡萄牙人运输的数额，总数达到1350～1950吨之间[24]（P351）；17世纪30年代末，在日本锁国政策有效实施的情况下，估计每年流向中国的日本白银是150～187.5吨，那一时期总的白银流出为1600～2000吨，或者更高，为6000～7500吨；并且粗估1560～1640年的80年间流向中国的白银总量为7350～9450吨之间[24]（P352）。
美国学者艾维泗不同意日本学者的估计，他引用小叶田淳的研究，认为在17世纪初年通过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船只，从日本每年出口白银达到150～187.5吨[25]（P71）。据里德估计，1601—1640年，东亚共得到约6000吨白银，平均每年150吨，其中4500吨是来自日本，而几乎所有的白银都流入了中国[26]（P27）。
综合以上学者的估算，考虑到日本白银输出始自16世纪40年代大量开采以后，因此将计算时间范围推前，在1540—1644年的一百年间，如果以平均每年75吨计算，那么，从日本流入的白银有7500吨左右。
第二，美洲方面。主要是通过两条渠道辗转输入。一是通过欧洲转输的渠道，一是通过太平洋转输的渠道。按照厄尔·汉米尔顿的经典著作中的统计，在1500—1650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约1.6万吨[27]（P42）。而根据沃德·巴雷特统计，1493—1600年世界银产量是2.3万吨，美洲产量就达1.7万吨，占全部世界银产量的74％[28]（P225）。他认为，美洲白银大约70％输入了欧洲，其中的40％又流到亚洲。而阿特曼从荷兰入手作出的估计，运入欧洲的美洲白银占有75％，其中高达60％以上转运到亚洲。贡德·弗兰克认为，如果采纳两种估算的平均数，那么，至少有一半而且越来越多的美洲白银被运到东方[29]（P204）。综合起来，美洲通过欧洲转手运到东方的白银大约有8000吨，除去流入印度和奥斯曼外，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国，估计约有5000吨。通过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转至中国的这条白银输入渠道，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据索萨的研究，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菲律宾的数额，在1590—1602年约为2010吨，1603—1636年约2400吨，1637—1644年约210吨，总共达到4620吨[30]（P84—85）。艾维泗指出，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每年125吨，在1597年，也就是明万历二十五年，高达300吨[25]（P74）。以此来说，索萨的估计实际上还显得低了。而事实上，索萨的估算还应该上推20年，也就是自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的时候开始计算。在1563年采用水银分离纯银的方法后，波托西等银矿获得了全面开采，以后是美洲银矿开采激增的时期。自1571年马尼拉大帆船航线开通，以平均每年150吨来计算，这20年共运输了3000吨白银。考虑到运至马尼拉的白银基本上都流入了中国，因此，综合起来，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中国的白银约7620吨。而这其中没有扣除运销费用（注：另有钱江《1570—1760年中国与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从入马尼拉的中国船只数（包括中国大陆、澳门、台湾）入手，包括1570—1649年运回白银的数字估算。吴承明据之免去运销费用，进行了再估算（参见《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经换算以后，相当于约217吨。这一数字与上面的估计数字显然相差甚远。）。
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在总量上，肖努估计美洲白银最终有三分之一流入了中国，而谢和耐估计美洲白银的一半流入了中国。全汉升认为，肖努的估计比较接近事实[31]。而通过以上的考察，笔者则认为谢和耐的估计可能更接近事实。以上根据各方面数据进行的估算，属于粗估，没有扣除运输费用。由于白银贸易涉及面宽广，规模巨大，文献数据零散，何况当时走私严重是世界性问题，更增加了估算的整体难度。所以，实际上很难确切地估算出总额。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作出的估算，证明了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极为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32]（P432—465）。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切不可忘记的，那就是，这么多的白银都是用中国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低估了，应该给予重新研究和评价。
在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白银货币化过程最终完成，中国的变革与世界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以白银为中心的贸易网络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从整体上初步建构了世界经济体系。
结语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发展最复杂、变动最大的时期。以贵金属白银为征象，明代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转折开端相联系，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一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或称经济全球化的开端，这使得明代成为中国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时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白银由民间社会自发崛起，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这一白银货币化进程，形成了强劲的发展趋势，不仅完成了货币体系的转变，而且渗透到全社会，引发了社会巨变。值得注意的
是，如西方史学家所揭示的，货币经济在西方的巨大进展归功于15世纪。1500年以前，向君主缴纳的全部税款，以及向领主和教会缴纳的部分赋税，已采用了货币的形式[33]（P645）。无独有偶，中国白银货币化所标志的货币经济的巨大进展，货币经济化发生于明代。东西方货币经济的进展，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启动，为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创造了条件。
16世纪40年代，即明朝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已经呈现出基本奠定的态势，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促使各阶层的上上下下产生了对白银的需求。这一巨大的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使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凸显了出来，需求远过于供给，白银价值增大，向海外的寻求成为必然。旧的对外贸易模式——朝贡贸易不能满足需要，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明朝海外政策发生转变。市场极大地发展，在基本覆盖了全国以后，迅速向海外拓展。中国海外贸易的开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发现和开发；与此同时，西方葡萄牙人东来，恰于16世纪40年代到达日本，他们立即发现中日间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于是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欧洲；西班牙扩张到亚洲以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需要白银换取中国商品的事实，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能以时间的偶合来说明，而只能以中国需求推动了世界矿产的开发来解释。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兹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即明隆庆五年诞生[34]。笔者认为，如以上述活跃的白银贸易为起点，那么，世界贸易的时间应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也就是中国对于白银产生大量需求并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代，则更为贴切。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形成，世界市场雏形已经开始运作；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的进程中所起的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出来。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以白银为主币，采取银本位制，促使白银成为世界货币，跨越了巨大的空间，形成了世界范围的货币流动形态。几乎绕地球一周的贸易结构，以白银轴心建立了起来，换言之，围绕白银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或称世界经济体系的雏形。于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中，第一个全球贸易体系出现了。对此，明代中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通过与世界的链接，中国社会的白银货币化最终奠定，整个社会加速走向货币经济化。
当中国市场与世界连接起来，世界市场的白银滚滚而来之时，它已成为正在变革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增长的助动力。白银货币量的增加，无疑提高了商品的产出和销售，加速了社会经济增长发展；同时，它也加剧了整个社会发生重大改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经断言：“贵金属的作用似乎从来没有像在16世纪那样重要，当时的人们毫不犹豫地把贵金属放在首位。”他引述一位威尼斯人的话说，金属不管是黄的还是白的，“都是每个政府的神经，决定政府的脉搏跳动，构成政府的精神和灵魂，赋予政府的存在与生命……它能主宰一切……有了它，也就有了一切，没有它，一切都会变得死气沉沉”[33]（P694）。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白银货币化，中国货币体系向贵金属白银的转换，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为建立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准备了条件，促成了世界范围生产出现明显增长。
晚明中国与世界有着重要的互动关系，从以下的事实中明显表现出来。从本质而言，白银货币化是一种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趋势，也即市场经济萌发的产物。随着国内市场的极大扩展，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在市场供求关系规律作用下，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方面推动了晚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却也加速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价格决定一切，随着市场的发展，白银的价格不可能恒定不变，必将缓慢地发生向生产成本的回落，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作用下，一场经济危机即通货危机迟早要到来。“美洲白银的光辉时代无疑在17世纪中叶结束了”[33]（P81）。17世纪30—40年代，当这场危机到来时，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连动作用，在欧洲猛烈爆发了所谓的“价格革命”，西班牙出现通货膨胀加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冲击，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关于这场由白银市场引发的世界危机，亚当·斯密总结说：“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价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35]（P233）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同时，在中国，由于白银价格大幅度跌落，明末崇祯年间发生了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的现象，达到了1：13[36]（《黄金》）。社会出现了通货危机，银贱物贵，既缺少白银，米谷等实物也相当匮乏，市场一片萧条。而白银单位价值下跌，与以往比较，同样数量的小麦和劳务
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才能取得，这使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银。但与此同时，美洲和日本银矿的开采量却在减少，影响流入量也在减少，无论国内还是世界，白银生产和流通都在缩减。于是，社会动荡加剧，内忧外患迭起的明王朝便在中外互动的作用下灭亡了（注：关于明王朝灭亡与白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17世纪普遍危机”的关系，在西方史学界颇多争议，问题主要集中在17世纪中叶流入中国的白银是否有所减少。世界通货危机发生，必将引发世界范围的市场连锁反应，不过对于各国程度不同而已。中国是白银的最大受益国，必然会受到打击，不应讳言。但是要说明的是，这是明朝统治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朝是在社会急剧变化，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激烈碰撞，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多重危机中灭亡的，因此，任何单一的解释都是缺乏说服力的。）。此后，以三大思想家为代表，无一例外地都提出了废银论（注：参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卷2《财计》一，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顾炎武《日知录》卷11《以钱为赋》、《银》、《亭林文集》卷1《钱粮论》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0《唐太宗》，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这说明，作为当时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白银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事实上，将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看，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然而，比王朝衰亡更为重要的，还是中国以白银货币化为先导的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即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至此遭遇了首次挫折。
从总体来看，白银货币化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内部蕴藏社会转型趋向的产物；它的奠定，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相联系的产物，也即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产物。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而不是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之时，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此而言，明代白银货币化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整体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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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的历史变迁分析 在中国货币史上，白银曾经独树一帜。明朝后期，白银从四面八方大量涌入我国，我国货币往来及经济交往主要以白银为主，白银渐渐占据着主要通货地位，白银的广泛使用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外交往来及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白银在金融史上的地位是其他货币无法取代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外国的侵略，政治经济受到冲击并逐渐走向衰弱，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导致了贸易逆差的出现，贸易逆差出现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流入国，贸易逆差出现后，我国成为白银流出国，身份也由之前的国际白银市场的信用购买者，变成之后的需求者。19世纪30年代，因为世界银价的上涨，我国白银大量向外流出，于是，金融市场发生了动荡，并出现了货币制度危机，我国发生了经济衰弱及信用紧缩。为此，我国的币制金融、民族经济等都受到严重冲击，并遭受到很大影响，由此，世界白银商品的价格决定着我国白银货币的价格。 一、白银的广泛使用 在我国古代，金是指一切金属的统称，人们还按照金属颜色的不同，把金属分为“五金”，五金包括：黑铁、青铅、赤铜、白银、黄金。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因为金银的稀缺，有了贵金属的高贵地位。可以说，金的开采之后，才有了银
的开采及冶炼，在我国战国时期的史册里，就开始有了对银的记录。由于战国时期不是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进行流通，白银更多是起到仪仗、装饰、宝藏等的作用。到了秦始皇时期，秦始皇规定，不能把白银作为货币进行流通，而只能起装饰、宝藏的作用。元狩四年，张汤向汉武帝进谏铸造白金币，汉武帝采纳了张汤的建议。白金币由银锡合金铸造而成，在历史上被称为“白金三品”。当时，因为白金币币值太高，出现了许多盗铸者，由于假币与真币真假难辨，致使白金币使用受到很大影响，即便在遭受贬值的情况下仍不受大家欢迎，政府虽然一再维持，但收效甚微，于是，白金币铸造发行一年后就被废除。到了两汉时期，随着中西方的贸易往来，我国有了丝绸之路，与此同时，阿拉伯人也开创出了华南沿海的贸易路线，于是，亚洲中部地区和西方的金银币流传到了中国。到了隋唐和南北朝时期，在外来金银币的启示下，中国一些达官贵族也开始铸造金银币，作为进贡及赏赐的礼品。宋代和元代，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白银货币开始被广泛使用，政府的主要收入和开支，都是使用白银。由于贸易经济的相互往来，到了明朝中叶，白银在我国被广泛使用，人民群众对白银的需求量增大。在当时，我国白银的来源主要有： 在万历年间，在世界上兴起了一股开矿的浪潮，而明政府由于自身对白银的需求量增大，也开始有了开矿的举动，
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 中国近代发展一般我们都金融上讨论白银化，但其实还有政的问题。明朝万历间的财政非常有意思，其国库保了会计记录，方便了们了解当时的政府状况笔者最近在读顾准关于希和西方世界兴起的研究其中涉及到政府的一些问。为什么我们政府和西方政府的况不一样，或许可以从明白银化中找到一些线索。所以对它的讨论无论是从学术发展是现实研究方面看，都很有意义的。 明代后期有大量白流入，对于这个现，外国学者的研究较多，因为主要资料在西方。其，“为什么大量白流入中国”这个问题非常值探讨，但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多。而在经济史方面，则很就有专门从钱币或货币角度进行的研究。如20世纪30年代以后，方仲先生和日本、英国的些学者从货币制度和国际贸易度进行了研究，而彭信先生、杨联升先生、日本加藤繁先生也都从货币史的视对白银有所涉及，但是一直没有人研究外部白银流对中国的总体影响到底是什么。 这还是该从中国本身找起。从经济和币层面上看，明朝白银成了重的社会现象，可翻开明朝的历史籍，明代关于典章制度记载，比如《明会典、《明实录》等等，能看到“钞法”、“法”，没有“银法”。这说，白银其实不是明王朝法定货币，没有制度可言，所以，银在明朝的货币化是历史上个不同寻常的现象。那，白银是怎么在明朝币化的？又怎么形成了实际的主币？ 明朝法定货币是宝钞，白银禁止使用。那么，禁之中的白银是怎么货币化的呢？应该从民间开始。最早注意初民间实际使用通货状的，是
傅衣凌先生。他对146件徽州土地买契约进行了初步分析，出明代前期这一百多年间所使用通货是很复杂的。洪武、乐年间以钞为主，宣德、正则钞、谷、布、银兼用，成化、弘年间开始以银为主。根据427件徽州地区的土地卖交易契约，傅衣凌先编制了一个表，从中可以看出从洪武到成化，土地买卖中原来多使用钞，到后来白银渐成为主要货币的发展过。其实，成化年间，还不弘治年间，显示土地买卖基本都是用白银了。民间白银货化的过程可以分为个阶段：第一，洪武到建文时，此时，作为法定货币推行于民的宝钞已经开始衰落第二，永乐至宣德期，这仍然是宝钞通行于民的阶段，特点是宝钞经历顶峰后衰落，在其永年间的顶峰时期，用的货币基本全是宝钞，宣德后，向白银过渡的实物交易开始现；第三，正统至成化时期这时宝钞逐渐绝迹民间流通，特点是白银渐成为实际主币，并全国展开。这427件契约文书说，民间的大宗交易基本白银为主要货币。 白银货币化不是国家令推行的结果，而是民间发起的，下而上再到自上而下历程。从史学角度进行考证一般认为，这两种趋的交界点是正统元年“金花银”出现。《明史》对此有所归纳，这个归纳高度概括，以致后来现了一些问题。像“英宗位……弛用银之禁。朝率皆用银……”这种说法太正确。经过考证，正统年间，尤是正统初年，一方面，金花银已出现，但另一方面，国仍极力维护宝钞的地位，两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并非在英宗正统年间就实了“朝野率皆用银”从整体过程可以看出，化年间才真正实现了民间用。如果说，英宗“弛用银之禁”应该有国家法令，但们没有见到任何法令显出对用银开放
浅论明代白银货币化 摘要 在中国货币演变史上，货币形态经历了从复杂到简单、从多到少的演变态势。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的货币制度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即银本位的确立。然而，白银货币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进程，是在官府与民间，白银与纸币和铜钱的博弈中造就的。白银货币化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唐宋元时期白银的使用提供了社会基础，明朝白银产量的大幅提高和外银内流使得白银供给较为充足，明朝混乱的货币制度使得白银这种硬通货的吸引力提高，政治势力的角力等等。白银货币化是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反过来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国家赋税制度、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史实介绍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分析其原因以及社会影响，以反映中国货币制度演变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明朝货币政策白银货币化 一、导论 (一) 选题原因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以白银货币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的变迁是这一时期结构变化的重要反映，并推动社会经济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明代中期，大明宝钞因严重贬值退出流通领域，白银以体积小价值高、易于分割熔铸、便于携带等天然属性，于天顺以后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隆庆元年，明穆宗颁布诏令: “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这以法律形式确定其货币地位，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 当白银努力冲破政府的禁令，逐步取代官方发行的纸币和铜钱的同时，世界经济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世界市场开始出现。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白银成为世界货币。以白银为标志，明代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转折开端联系在一起。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因此，白银货币化除了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国家财政制度和社会结构变迁之外，还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交流。总之，白银货币化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史实，从而对白银货币化的研究具有深刻意义。 (二) 文献综述 明清之际就有对白银货币化的研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中都提到了明代白银的流通情况，并以“银力竭”即白银供不应求为由提出了废止金银流通的一些主张。王夫之虽然也认为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足之处，但是白银仍然是一种优质币材。白银“藏蓄不蚀，练铄不减，藏之约而赍之也易”[1]，所以用银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人习于便利，知千百年之无以能易之矣。”[2] 在清朝张廷玉在其著作《明史》志五十七中对明朝的钱钞进行了短而精悍的综述，记述了货币政策的变革，铸钱的增长，银矿的开采等内容，为白银货币化的研究提供了史实材料。彭信威现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写成的《中国货币史》主要沿着时间脉络详细阐述了中国货币的演变。其中在明代部分，叙述了各个皇帝在位时的货币政策，并详细说明了明朝白银的使用和发展情况，便于全面了解明朝货币的沿革。
高考历史白银货币化和社会阶层流动答题术语 学生问：老师以下内容有用吗？ 老师答：必须的，下列内容将告诉你 ①答案一定要要点化、序号化 ②组织答案应考虑不同的角度、全面辩证的分析 ③答案不要抄原文、不要使用白话、不要想啥写啥 ④答案基本上是对材料的内容概括、提炼和升华（来自材料但要高于材料） ⑤组织答案一定多用学科语言，特别是要经常用常规套话和术语 ⑥绿颜色内容都是从资料中引申出来的答题术语，是我们在平时做主观题特别是材料题要常用的词句，是比较规范和科学的学科语言，大家应该把这些词句牢记心中，遇到回答其他材料题时，可以做下知识迁移（照猫画虎），这就叫做活学活用 【白银货币化】 一、原因 ①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长途贸易的发展 答题术语：商品经济的发展、长途贸易的发展 ②原有货币制度的缺陷，宝钞贬值，铜钱流通数量减少 答题术语：原有制度的缺陷 ③白银作为货币本身的优势 答题术语：自身（本身）的优点和优势
④新航路开辟后，大量海外白银输入中国 答题术语：新航路的开辟（可做背景） ⑤税制改革的推动（张居正一条鞭法赋税征银） 答题术语：*****的推动 ⑥政府法令推行，“驰用银之禁” 答题术语：政府推行政令（自上而下） 二、特点 ①由禁用到弛禁，再到成为法定货币 答题术语：由*****到*****再到****** ②从民间开始使用到社会各阶层通用 答题术语：从*****到***** ③历时时间较长（两百多年） 答题术语：时间长 三、影响 ①促进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答题术语：商品经济的发展 ②促进了赋税制度的改革，使之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转变 答题术语：促进了*****、赋税制度的改革。从******向******转变③冲击传统重农抑商思想 答题术语：冲击了*****、重农抑商政策 ④改变了人们的财富观念价值观念，促进中国的社会转型 答题术语：改变了*****观念、促进中国的社会转型
明朝白银 明朝前期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市及商业的日趋繁荣，使商品货币关系日趋活跃。加上海外贸易的开拓，使货币需求量大增，客观上就需要自身价值较高的贵金属作为货币，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以及在货币经济方面，为贵金属白银成为普遍通用的货币准备了条件。 明初为推行纸币禁用金银的作法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白银作为贵金属成为货币主体已成历史发展的趋势，尽管政府禁用金银交易，但民间一直在使用白银，白银即可应用于各种交易，又可作为贮藏手段，不受政策变动影响。上自官府经费支出、发放军饷、征收田赋、商税、下至公私交易，民间生活消费，都逐渐使用白银。白银真正取得价值尺度地位是英宗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明政权对这种情况先是默认，后是被迫承认。英宗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禁令解除。嘉靖八年（1529年）开始实施的一条鞭法以赋税折银和徭役改为代役银的形式出现，其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据《明史》载：万历三年（1575年）"八月乙亥，以陕西饥，令杂犯死囚以下输银赎罪，送边吏易米"。也就是说杂犯死罪以下的囚犯可以纳银赎罪。贵金属白银成为一种法定的秤量货币与铜币并行，白银开始正大光明的走上货币流通舞台，成为贯穿整个明朝货币流通的主体，使中国正式成为银本位的国家，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一。 明朝白银流通于市，除银铤、银锭（元宝）外，也铸造银钱。而银钱和历代金银钱一样只是货币的形态而不是正式流通的货币。传世的明代银钱有万历通宝背矿银等数种，数量不多，文献无记载。明代用银，以银锭计重使用，分为两、钱、分、厘、毫、等计量单位，银锭可以按需用切割。明后期不但大宗交易用银，而且连小买卖也用碎银。此外纸钞的贬值和铜钱铸量少更使白银用量增加，白银不足便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形成"银荒"。由于白银需求量日增，明政府遂将原已封闭的银矿，恢复开采，提高银课收入，万历年间开采银矿达到高潮。随着国内白银的大量开采，随着国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加强了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地位。白银日益成为重要通货，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明代白银形式最基本的是五十两的元宝，三、五、十两的中锭以及一、二两的小银锞子与碎银。明代银钱因种种原因，传世稀少。许昌银行自建国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不断收进小银锞子与银锭。
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 庄国土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史（二）（宋辽金元明清） 【专题号】K23 【复印期号】1995年10期 【原文出处】《中国钱币》(京)1995年03期第3-10页 货币史研究 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世界贸易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欧人在世界范围的航海探险与沿海殖民扩张基本完成。非洲、美洲、远东的沿海地区相继纳入以欧人为主导的世界性贸易网络。欧人东渐虽然破坏了传统的东西方贸易网络，但他们以通商为目的的远东扩张也极大地推动了东西方贸易。16世纪以后的中国丝绸和18世纪的中国茶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入欧洲和美洲，成为欧人东方贸易获利最多的商品之一。从16世纪到18世纪前期，传统手工业发达的中国对西方的贸易一直保持巨大的顺差，西人则以美洲的白银支付所购买的中国丝茶，导致长达280年的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的过程。 一、明季白银流入中国 明季(1567-1643)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西属美洲和日本，这两个地方是当时世界主要白银产地。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是用来购买中国丝绸，而中国丝绸的海外市场以日本为第一，其次是欧洲和美洲。 明季以前，明朝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金银在朝贡与赏赐的交易中互有出入，无论出超或入超，其数量都不会太大。 欧人东来后，其本国产品在远东缺乏竞争力，但西属美洲的白银持续流入欧洲，充斥市场，使葡、西、荷、英等殖民者在远东向中国商人采购丝绸时能用大量白银支付。葡人以澳门为采购中国货物的大本营，葡人从欧洲运到远东的西班牙银币大部分应是用在澳门购买中国丝绸，以便再运到日本出售。如果以澳门与日本贸易的繁荣时期(1569-1636)为限，为每年葡人把从欧洲带来的银币之一半（50万元）用来购买中国丝绸及为此而支付的船税（每年不超过4万两），则这67年期间，葡人就从欧洲输入中国3350万西班牙银元。 17世纪前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主要出口商品也是银币。这些贵金属（主要是银币）很多是用来购买中国货物，特别是在台湾及南洋各埠采购中国丝绸，用于对日贸易。 1580年以后，菲岛贸易进入繁荣时期，每年华船到菲均在25-30艘左右，根据金汉升先生研究，从1586-1643年期间，西班牙人每年在菲律宾输入中国货物约在133万元，而Simkin认为，通常由美洲输往马尼拉的西班牙银元在300-500万之间，最高的1597年达1200万，其中绝大部分用来购买丝货。明季从菲输入中国的白银当在7500万元以上。 明季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远过于菲岛。17世纪末，日本的银产量占世界的1/4。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有三条，都与丝绸贸易密切相关。(1)葡人从澳门贩丝到日本，再到澳门，用这些白银来购买运往欧洲的中国货物。(2)日商携银到琉球、台湾、中国东南沿海及南洋各地采购中国丝货。(3)荷兰人以台湾为基地，在17世纪30年代以后，也积极参与对日丝绸贸易。依据日本学者矢野和新井的估计，明季日本流出的白银应在25000万西元以上，这些白银绝大多数通过
关于白银的储量、存量、可交易量的数据最新的研究 这一段时间随着白银价格的上涨，关于白银的一些统计数据也各说各的，没有一个权威和可信的说法，查了一些资料，觉得各种说法之间相差实在太大，如果以此来决策，难免不犯错误。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这些所谓的数据进行分析，否则会上了一些别有用心人的当。 世界白银的储量是指地底下已经探明但还未开采出来的白银，大约还可开采12.3年，如果到现在，把这1.3年拿掉，就是11年，这是宋鸿兵在《货币战争3》中说的。 宋鸿兵多次称，地下已经探明出的储量也只够开采14年，最乐观的估计也不会超过20年。并说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世界黄金地面存量16.56万吨，黄金地下储量为10万吨，白银的地下储量约在40万吨。 存量是指地面上的现货，可交易量是指可流通的现货 宋鸿兵先生曾在央视《对手》节目中还给我们提供了如下的建议和数据： 历史上金和银有一个固定的比价，就是1：16，在中西方历史上都稳定了上千年，这种关系到了70年代、80年代被打破了，我们看到金和银的价格，到去年的时候，已经被逆转了到1：60，严重地背离了历史上传统的价格固定比价，我们再看黄金和白银存量，1940年的时候，全世界白银全部存量是30万吨，黄金是3万吨，从1940年到2010年之后，白银从30万吨下降到只有三万吨，黄金从三万吨翻了五倍上来，现在接近16万吨，换句话说在地平面以上的白银比黄金要少得多，只是黄金量的1/5，这完全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大家一直认为白银比黄金多。 我看到的比较精确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 1940年全球黄金储量约2.83万吨，白银储量约28.34万吨，黄金白银储量比为1比10，截至2009年底，全球白银储量为40万吨，而同期全球黄金储量为20.3万吨，黄金／白银储量比为1比2。 我国白银产量自从2000年我国白银市场开放以来,白银产量逐年实现大幅增长。1993年我国矿产白银产量就突破了2000吨,达到2220吨;此后,随着我国统计体系的逐步完善,一些再生银产量也被纳入了统计口径,到2003年,统计了部分再生银的我国白银产量更是突破了6000吨,达到6087吨，现在每年在10000吨以上。
《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万明：原刊《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内容提要】晚明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变迁；同时，世界经济也正处于融为一体的进程中。明初，白银并非合法货币，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不仅拉动了外银流入，而且使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事实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从时间和动因上看，中国的社会需求曾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并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世界之时，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出来的，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创造的。 China was faced with great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en the world economy was going towards oneness. Silver as currency produced great demands and thus foreign silver came into China. China went to the world in an active way, to the contrary. China's demands of silver led to the mining of Japan and Americas. It may be said that China devoted its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primary establishment of world economy, which was not created by the West but by all countries. 【日期】2004-02-18 【关键词】白银/货币化/明代/世界/新视角silver/currency/the Ming dynasty/world/new perspective 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二百七十六年间，白银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初，白银并不是合法货币，明朝禁用金银交易。据《明会典》所载，明朝典章制度中只有“钞法”、“钱法”，根本没有“银法”。但是，到了明后期，白银通行于全社会，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一个客观的事实。迄今为止，对于白银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中外学术界均以《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根据，以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问题的。笔者通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中427件契约使用通货情况的分析，发现了明代白银不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成（化）、弘（治）以后才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1]。其中，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随着白银货币化步伐的加快，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据。它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变迁。到了嘉靖年间，这一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从而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 一、白银货币化与中国走向世界 一般来说，交换的基本推动力是供求关系，供求关系是交换的产物。以交换为媒介，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说：“贵金属将显示出经济生活逐级上升的趋势。”[2]（P192）虽然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但由于赋役折银，使白银在货币领域极大地扩展，逐渐成为了流通领域中的主币。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孝宗即位后，丘浚上《大学衍义补》，其中对货币问题的专门论述，反映了当时人对货币现实的思考，折射出的是民间白银货币化的现实。丘浚提出，“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币，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3]（《铜楮之币》下）。这说明，由于他看到了“朝野率皆用银”的趋势，故主张以银为上币，以银作为价值尺度，建立银本位制。这是符合当时货币流通现实的。其时，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已促使
中国当今金融领域内流通的是金银本位下的纸币制度，贵金属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主要作用是价值尺度与储备手段，极少参与流通。中国先民对白银的认识和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白银很早就被制作成工艺品和货币。中国古代把白银用做货币大量使用，是在唐宋以后的事情。到明清，银本位制不断巩固加强，在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朝时期，即通常所说的白银货币化。 白银在明代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初，白银不是合法货币，那时候的法定货币开始是铜钱，然后是纸钞，为了推行纸币制度，曾经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交易，可是未能阻止白银的流通，民间交易活动仍习惯使用白银。作为交换媒介，货币单位价值的大小应该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由于明中叶以后，市场的发展和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铜钱已经难以完全满足市场需求，因此需要一种单位价值更大并且便于携带的贵金属来充当交易媒介，白银便很自然地成为主要的货币。明代白银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在逐渐得到国家事实认可以后，才向全国展开的。 白银货币化是有社会经济基础的。唐代以前由于白银数量稀少，使用范围因此非常狭窄，随着白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产量的提高，白银的使用获得重要的突破。在中唐时期，白银在民间就有了普遍使用的迹象了，唐宋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商品经济发展高潮到来之际，白银的使用发展为白银货币化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宋代银产量的进一步提升使白银逐步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和拥有的商品。当时政府应对白银使用采取宽容的政策，白银虽然还不是法定货币，但其货币职能已不断增强。 到了北宋时期，白银通过贸易渠道外流加剧白银短缺，银价高涨，直接制约和阻碍白银作为普通货币流通，白银发展的进程缓慢下来。明朝统一之后，对海外贸易采取了严格的控制，长期推行海禁政策，但民间的海外贸易还是屡禁不止，海外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改变了当时白银不足的情况。另外，伴随着白银货币化的深入“重钱轻银”的思想开始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重钱轻银”论的风行一方面反映了白银货币化的程度之深，另一方面揭示了以白银为代表的“货币权力“和以铜钱等传统货币为代表的”政治权力“的冲突。以白银取代铜钱将使中央政府失去发行货币的特权，国家会失去对财政的控制，后果不堪设想。从民间发展起来的白银货币化过程中，明代政府的政策是被动的，与现实脱节，丧失了对财政的控制，因此后来政府的财政危机一直非常严重。货币流通是商品经济的反映，反过来又会影响商品的流通，商品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交换媒介与之相适应，政府应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及时调整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明代政府在”重钱轻银”的思想的影响下，被动的政策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明代时期白银货币化对经济、政治、社会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在经济上，动摇了封建社会经济的基础，并促进了新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市场上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推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国外的白银流入为工商业的资本累积提供了条件，有力地推动晚明工商业发展。与此同时，使中国市场与世界接轨，中国的商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在繁荣的商业经济的刺激下，城市迅速繁荣发展，以东南沿海为中心陆续兴起了一些新的城市。白银流入不仅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对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推动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的束缚。 正如如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白银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刺激了商业投资，
中国的高货币之谜 向松祚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记录整理稿，仅供学习，切勿传播） 我想这么一个简短时间，我想谈四个看法。 一、全球经济的高货币化 第一个就是全球经济的高货币化，或者全球经济内在的失衡。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讲“中国的高货币化之谜”，但是你要理解中国的高货币化之谜，首先要理解全球高货币化现象。现在全球的高货币化现象是非常严重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我给它起了个名词，就是全球经济的内在失衡。最近我写了一些文章，这个失衡最突出的一个表现，通常我们讲是全球经济失衡。 （一）美欧的三个失衡 我经常去美国、去欧洲，美国和欧洲人他们通常谈三个失衡。一个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不一样，比如纳嘉德最近讲还有三速之说，有三个速度，创作一些新名词，过去是两个速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比发达国家高，其实这个现象不是新出现的现象，大体上从90年就开始了，2000年之后现象更加突出。第二个失衡，他们认为是顺差国家和逆差国家的失衡，这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个主要理由。所以你们要调节顺差国家和逆差国家的失衡。第三个失衡，他们讲是债权国家和债务国家的失衡，一些国家是高债务，一些国家是高债权，这个矛头也是指向中国的，要求中国要调整。这10年来美国和中国经济政策交流的问题，不就这两个失衡。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失衡是表面现象，全球经济的核心失衡不在这个地方，全球经济的核心失衡在哪里呢？ （二）全球经济的三个失衡 第一个核心失衡，就是虚拟经济恶性膨胀，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已经严重背离，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已经完全脱节，他们之间没什么太大关系，这是全球经济40多年来最重大的失衡，其他所有的失衡都是这个失衡的后果。所以这个失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铜钱在秦代之后成为中国古代通行两千多年的货币，而中国又是世界上首先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十五世纪后半叶，即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中国社会内部涌动变革的潜流，白银货币化开始全面铺开。《万历会计录》的大量数据资料，清楚展现了货币与财政的紧密联系。白银货币化参与了新的财政体系的建构，以白银货币化为重要取向的财政改革，对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极为明显，直接导向了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白银货币化一方面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解体，另一方面促进了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有学者认为是海外白银拯救了中国市场，促成了明代一条鞭法的推行。这里存在一种自后向前的推演，并未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进行实证研究。考诸史实，明代赋役改革虽然改革名称多样，内容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几乎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改革内容，一条鞭法是此前明代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伸与总结。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说明赋役改革与白银货币化是同步的，赋役折银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外在的表现，说明了内在的巨大需求。。 晚明中国面临重大变迁的同时，世界也正处于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进程之中。十六世纪大规模海洋活动帷幕的揭开，世界性断航路的开通，代表了全球融为一体的历史发展总趋势。而中国社会内部白银货币化，奠定了白银在流通领域的主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国内矿产资源明显不足，因此海外贸易商品交换而得的外来资源成为白银的主要来源。在市场供求关系规律的作用下，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海外大量输入白银的主要源头，一是日本，一是美洲。从时间和动因上的研究证明，中国社会的白银需求曾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大开发。更重要的是，中国以社会自身发展的巨大白银需求为拉力，以享誉世界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为依托，市场经济萌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促使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扩展，与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体系连接起来。 白银货币化的研究，印证了中国走向世界具有内部强劲的驱动力，晚明中国加入世界体系，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印证了中国从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是内生型的，而非外铄型的；也印证了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对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用于世界贸易有着直接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系的初步建构。明代中国与世界的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进程的趋向性发展是一致的，中国在与全球的互动中前行，为全球化开端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摘编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的白银货币化参与建构新的财政体系，可视为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B．白银货币化加速了传统封建社会的解体，在促进国家与社会转型方面作用尤为突出。C．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大开发受到明代社会白银需求的影响，符合市场供求关系的规律。D．明代中国市场经济融入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体系，促使海上丝绸之路得到极大发展。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第一段主要论述白银货币化的阐述背景及作用，并对有些学者的观点进行反驳。B．文章第二段阐释明代中国为全球化开端做出重要历史贡献的具体原因和主要方式。C．文章第三段揭示白银货币化研究的意义，指出明代中国在世界近代化中的引领作用。D．对于明代白银货币化，文章先阐述可供研究的主要视角，最后归纳若干基本结论。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介绍铜钱和纸币在中国的流通，凸显了明代白银货币化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B．文章否认海外白银对明代赋役改革的作用，认为明代发端的近代化进程属于内生型。C．晚明中国面临内部变革压力和全球化趋势，但是这些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发展契机。D．研究白银货币化，主要是为了印证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受到中国的直接影响。
第15课货币的使用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 课标要求 了解中国历史上货币的发行和使用情况，以及现代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 本节重点 中国货币发展历程，世界货币体系形成过程。 本节难点 白银货币化的影响；评价布雷顿森林体系。 知识概要 一中国货币的演进过程 1. 古代最初被用作货币的可能是海贝。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海贝、仿制贝等。(十贝为一朋) 2. 大约在商朝后期，开始出现铜铸币。 3.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分别使用布币(铲形币)、刀币、圜钱、蚁鼻钱(鬼脸钱)等铜铸币。 4. 秦朝统一货币，把圆形方孔钱作为通用的样式，后被长期沿用。 5. 历代王朝都大量铸造铜钱。从秦朝到隋朝，铜钱都标注重量，唐朝“开元通宝”开创“通宝”或“元宝”的命名，宋代开始，新铸铜钱上铸印年号。 使用铜钱的不足：本身价值低下，民间多有囤积或熔铸器皿，导致流通量不足，无法满足商业贸易需要，出现“钱荒”。 6. 北宋中期，四川地区出现纸币，称为“交子”。交子作为铺币，与铜钱兼行。 7. 元朝把纸币作为单一流通货币来发行，称为“钞”。 问题：滥印纸钞导致通货膨胀，财政崩溃。 8. 明朝，恢复铜钱、纸币并行的货币体制。明朝中期起，白银逐渐成为基本支付手段。 9. 清朝完全承认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与铜钱兼用。白银货币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推动了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代货币的发展规律：以铜钱为主，后来出现纸币，白银也成为法定货币。 10. 晚清光绪时期，清政府开始铸造银元。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以银元为法定货币。
11. 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波及全球，美英等国竞相采用货币贬值、提高关税的办法转嫁危机，美国还实行白银政策，提高银价，这些都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规定由四大银行发行钞票——法币，禁止银元流通，把白银收为国有。 结果：后来由于日本侵华和国民党发动内战，法币急剧贬值，最终彻底崩溃。 12. 1948年后，国民政府先后发行金圆券、银圆券，都遭到失败。民间自动重新使用银元。 13.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于石家庄成立，开始统一发行人民币。建国后，人民币成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坚持经济发行、计划发行和集中统一原则，至今共发行五套，形成纸币与金属币、普通纪念币与贵金属纪念币等多品种、多系列的货币体系。 (1)背景：解放战争顺利进行，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各根据地和解放区货币体系的凌乱庞杂；国统区货币体系的瓦解。 (2)作用：对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 1.金本位制 (1)背景：19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扩大，国际间货币结算日益频繁和复杂。 (2)形成：1816年，英国制定法案，实行金本位制。其他国家先后采用。 (3)特点：以英镑为中心，以金币或黄金在国际间流通为主。 (4)内容：各国的金币具有法定的含金量，人们可以根据规定铸造金币，金币可以自由流通，而且不易贬值。 (5)评价：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6)动摇：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使黄金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流通量大减。 (7)崩溃：1929年经济大危机期间，美国宣布停止兑换黄金，全面禁止黄金出口，导致金本位制崩溃。英国、法国和美国各自构建了以英镑、法郎和美元为中心的货币集团，各自为政。 2. 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1971） (1)背景：金本位制崩溃后，国际货币关系日益动荡和混乱，加剧了
浅谈中国M2/GDP为何如此之高 本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据2012年渣打银行发布的报告，根据计算，在2011年全球新增的M2（广义货币）中，仅中国就占了52%。而这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2009—2011年），全球新增的M2中，人民币贡献了48%。过去5年，中国的M2增长了146%，2011年末余额已达到85.2万亿元，M2/GDP已达到189%。 广义货币供应量即M2，亦称高能货币。它是由（M1＋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组成的。其中M1：狭义货币供应量，即M0＋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M0：流通中现金，即在银行体系以外流通的现金。在这三个层次中，M0与消费变动密切相关，是最活跃的货币；M1反映居民和企业资金松紧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先行指标，流动性仅次于M0；M2流动性偏弱，但反映的是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和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状况。M2是监测、预测未来通胀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M2的增速，理论上应该等于GDP加上CPI的增速，这样货币供给量和经济增长相适应。但事实上，中国的M2增长速度一直大于GDP+CPI的增长幅度。按照弗雷德曼的理论，货币的供给速度，大于GDP+CPI的速度，就会引起通货膨胀。但事实上，中国的M2增速大于GDP的增速，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会发生吗？当M2增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数值时，就会引发通货膨胀？M2增速大于GDP增速的部分，到底到那里去了？ 驱动M2增长的原因 推知中国M2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一种可能是中国财政系统是以银行为主的，商业银行体系对公众的新增贷款量大和中央银行新增外汇储备多，即商业银行放贷多、结汇量大所以中国比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财政系统更趋向于产生较多的M2。银行收取存款和借出资金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M2。在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政府出于“保增长”与维稳需求，推出极度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并且致力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遗憾的是，在保增长的名义下，信贷一发不可收拾，银行放贷与地方财政扩张近乎失控，最终形成天量的地方融资平台，为金融业与宏观经济埋下沉重祸根。中国的货币化过程存在着与其它国家迥异的金融制度，基础其核心是政府部门对银行体系的有效控制和居民部门对银行体系的高度依赖，这意味着不理解中国经济改革背景之下政府部门银行体系与居民部门三者之间存在的十分特殊的互补关系，就不可能顿悟内部货币扩张何以具有与外部货币如此大相径庭的货币需求，预算约束以及推动货币化的激励机制进而也就无法破解中国的高货币化之谜，由此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货币化高差，绝非多少个百分点货币化指数的数量差异，其中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金融制度内涵。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弱，民众的安全感很弱，更多时候只有通过个人的储蓄，来获得自身的安全感，居民的储蓄率比较高，居民把获得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存入银行，形成银行存款，降低了货币的流动性，从这一点看，只要居民存款增长的比率大于GDP的增长比率，就可能实现M2增速大于GDP的增长速度。另外，居民的财富主要通过货币的方式进行保存，通过各种金融资产，实物资产保存的比较少。这个导致中国M2/GDP的比率过高，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的比率。在转轨时期的中国由于制度转型市场发育和金融经济条件等基本环境的变化，在我国市场化改革推进深入，由货币深化过渡到金融深化阶段下，金融体系效率偏低，金融结构不完善，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的运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 而再究其原因，可以看到，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各地进行大规模的项目建设、商品生产和造城活动，新增贷款尤其是长期贷款需求巨大。美国早已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中服务业占比高，发展服务业是不需要太多贷款支持的。以房地产贷款为例。在中国，
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 2006-05-31 万明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打印自: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地址: https://www.doczj.com/doc/5d4391249.html,/article.php/8574 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 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 ——《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三章第一节 万明 论著选载83 第三章: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 在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朝时期。 在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和世风大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我们将晚明称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然而，关注晚明社会实态，就会注意到，一方面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翻开明代史籍，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中，惟见“钞法”和“钱法”，并不见白银，或者说“银法”。这说明了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也就没有制度可言。由此可见，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又是历史上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现象。考诸明代社会现实，白银问题作为晚明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明清之际就已引起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极大关注，三人无一例外，都提出了“废银论”。20世纪30年代以后，梁方仲、清水泰次、博克塞(C．R．Boxer)等中外学者，从赋役制度与国际贸易的角度①，彭信威、加藤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梁方仲上世纪30年代关于明代一条鞭法的系列论文，《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岭南学报》第12卷，第1期，1952年；《明代国际贸易于银的输出入》一文，《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日]清水泰次《明代に於ける租税银纳の彂逹》一文，《東洋学报》20卷3期，1935年；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0—1640，Lisbon，1959． 杨联陞(Lien-sheng Yang)等从货币史的视角①，均对白银有所论述，展开了卓越的研究，他们精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至今令人瞩目。80年代以后，对货币沿革进行系统研究的，有叶世昌、格拉汉(Richard von Glahn)等中外学者②；对外国白银流入中国及其世界影响进行考察的，主要有全汉昇、艾维泗(Willion S．Atwell)、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尔德兹(Arturo Giraldez)等中外学者。③其中对明代白银研究用功最多、成就也最卓著的是全汉昇，他对明代太仓银、国际白银流入，宋明银价变动，以及白银对北方边防及市场的影响，均有深入研究。④然而，明代白银从非法到合法的货币化过程及其时社会变迁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关系迄今未见专门研究。即使在我们的课题立项后，发现近年中外学术界特别关注白银问题，吴承明提出将“财政货币化”和“白银内流”作为16—17世纪中国经济现代化因素，但是没有展开论证；⑤安德列·贡德·弗兰克总结以往
一种被中国人称之为“银”的金属，于何时进入中国人的视线，并被深深地打上中国人的人文印迹，注入中国人的情思妙想，已无从考据。其源不显，其流则淼茫浩荡。银线、银衣、银冠、银饰、银杯、银盘、银针、银币、银印、银牌、银匣——等等，宛如银河繁星，其柔美的辉光已照耀华夏大地几千年，雕塑着中华民族的情感和审美意识，丰富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白银文化已历史地成为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在中国人的富贵梦里，黄金若是太阳，白银就是月亮，缺一就不完美。比之黄金之金光灿灿，阴柔的银辉更多一分神秘、多一种遐想。于是，爱美的女人爱上了白银，爱女人也爱白银的男人就做出了更好看的银饰。银钗、银环、银鐲、银戒、银冠，把个女人打扮得更加妩媚动人。银饰照亮了女人的幸福，也为中国几千年的服饰史增添了独特的亮色。 究竟白银是一种贵金属，或富或贵的人们银花、银饰地遂了意，寻常百姓看在眼里，那感慨就沉入了心头。“咱家的姑娘、媳妇也要有！”随着这一声狮吼——中国大众的富贵梦就这样被点燃了。真是众志成城，无论是出于嫁妆、还是聘礼，总之，中国的女人宛如暴富，都有了自己整套的银饰品。这些关乎中国家庭面子、家长荣誉的银饰，自然地不厌其精，要款式、要工艺、要时尚、要花样翻新，更要有中国人的美情、美意。巨大的社会需求所汇成的压力，把个中国银匠逼着去体会、去学习、去创新。好在白银这种金属具有良好的延展性、稳定性，花丝、錾刻、镂雕、镶嵌、熔铸等工艺技法，在聪明智慧的中国工匠手中得以发明进而完善起来。“七珍八宝”、灵枝仙草、龙凤瑞兽、神仙佛祖、“福禄寿喜”、喜鹊登梅、蜂蝶恋花、鱼水和谐……等等，喻意富贵吉祥、欢乐美好的图案，或直白、或含蓄，被精妙地錾刻进中国的白银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