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典立法的主要争议与思考
中国民法典立法：主要争议与思考 对于我国民法典争议有很多，比如是效仿法国民法典还是德国民法典，大多数学者还是赞成吸收两者长处，探索中国自己的民法典；要不要编纂民法典，还是仅仅是一个法律汇编就好；要民商合一还是民商独立；哪些单行法应当纳入民法典。 首先，关于是否制定民法典。诚然，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有很多好处，可以更好地贯彻民法原则，可以更好的避免民法规定之间的冲突，可以在适用的时候更为方便明了，或者说也可以说明我国立法的技术的提高，但这是从理论上而言；实际上，民法典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法典，更不能就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法律，而是应该从我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民法典的社会基础应该是形成的市民社会。西塞罗认为，市民社会不仅单指整个国家，而且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更通俗点说，市民社会产生于自由经济的土壤之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自由决定大概跟谁交易，交易什么，如何交易，可以平等地协商，不受他人和国家的干扰。个人的权利得以实现，财产得以保护。但我们的社会离市民社会还很远。一部旨在物尽其用，定纷止争的物权法颁布之后，频频出现的拆迁案和征收案，让物权法的实施寸步难行，步履维艰。在中国长期形成的强大公权力无孔不入，政府只是说话的法律，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不是创设者。但在这些引起社会关注的案子中，政府始终扮演着强权者的角色与民争利。在现今社会，个人的权利应更多地得到保护。所以，现今的社会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民社会，国家的权利对于个人的干涉太多，很多应该平等的地方，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也并不平等。对于没有形成的市民社会是很难产生一部相应的合适的民法典，即便制定出一部民法典，实行起来也会很有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的体系 中国民法典的体系 时间：2001年2月23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贤进楼501会议室 主讲人：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并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法经济法法学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团成员、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我国物权法、证据法起草人。） 主持人：新学期伊始，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民商法系列论坛又和大家见面了。论坛将继续邀请法学名师和法律实务部门人员到此就法学中的前沿问题和大家进行研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国民法典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王利明教授，讲座题目是中国民法典的体系。本论坛第六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梁慧星教授作了"制定民法典的三条思路"的讲座，梁慧星教授对松散式，理想主义式，现实主义式的三条立法思路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就未来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安排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万人瞩目。就同一个问题，两位民法典的主要起草人见仁见智，相信会给大家带来有益的启
发和思考。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王利明：大家好！ 我现在和大家一起研讨中国民法典的体系问题。民法典的体系对民法典的制定至关重要。 这涉及我国民法典采取何种形式的编纂体例。如果采取汇编式编纂体例，把现行的民事法律、法规汇编到一起，组成民法典，民法典的体系问题显得并不重要。有一个学者提出民法典采取松散式的编纂体例，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法律汇编，即民事法律规范大全，民法典体系不足以道。实际起草工作中，我们并没采取汇编式法典编纂体例。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开当前的民事法律，另起炉灶的制定一部体系完整，条文严谨的民法典。这是因为重新制定一部民法典是一件工作量极大的事。同时自我国民法通则颁布以来，大量配套的民事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形成了民法的基本框架。司法实践证明基本上这些法律是行之有效的。从立法技术实用性来讲，一步到位的民法典制定体例是对立法资源的浪费，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我国应采取的是汇编与制定相结合的编纂模式。首先把现行民事法律、法规中重要的内容归入民法典，然后按科学的法典体系对其进行修改、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体系完整的民法典。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步是法律汇编，第二步是制定法律。因此，在
民法典制定中的几个重大的问题 摘要: 目前所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民法典立法意义重大。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要合理解决立法的依据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情的调查研究和法律规范移植的理论研究;要合理解决民法典立法的指导思想问题,用立法扩大私权的空间;要合理解决法典内部的逻辑和谐问题,在创新理论的指导下,创新体系和创新制度。 当前,我国正在制定民法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就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的民法草案进行了一次讨论。新中国成立后,这算是第四次民法典起草工作。1954-57年、1962-64年、1979-82年所进行的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均因条件不成熟而中途停止。我们希望这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能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诞生一部21世纪适应中国国情、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型民法典。 民法典被誉为人民自由的圣经,它的制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浸染于官僚体制、忽视民法作用、甚至不知民法为何物的社会来说,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至为重要。民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的支点,关系着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千秋伟业”。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车轮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飞速前进,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五千年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正处在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历史发展的转折点。盛世的到来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盛世呼唤盛典,盛典成就盛世。为使我国民法典成为一部伟大的法典,使其立基于人民的共识而获得旺盛和持久的生命力,成为活在人民心中的法典,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过程中,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应予以合理解决。 第一,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广泛参与问题 民法典的内容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它对百姓的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将是无所不在的。确保受到影响的人们对所要规范的事项拥有发言权,是民主政治和民主立法的起码要求。正是考虑到民法典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尤有必要强调人民的广泛参与。 所谓人民的广泛参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本质来讲就是立法工作要挖掘人民大众对于社会生活秩序的所思所想,从激活人民沉睡已久的权利意识出发,提高人民参与民法典制定的能力。为此,应当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1.处理好学者的学理知识、司法部门的实践经验和人民群众的认知之间的关系;2.处理好借鉴和接轨的关系。
《民法典》的体系与变动 一、民法典的体系
二、民法典的变动（实质） （一）总则编 变动1： 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变动2： 1.由于无权代理而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依法不能由其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二）物权编 变动1：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权，是指业主对其共有部分所享有的使用、收益的权利，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 变动2：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管理权，是指业主对其共有部分所享有的管理的权利。管理权由业主通过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选举产生）行使。 业主通过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行使管理权的方式是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新增）同时应当遵守以下规则： （1）以下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面积3/4以上的业主且人数3/4以上的业主同意（双绝对多数决）：
①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②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③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 （2）以下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面积超过半数的业主且人数超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双简单多数决）： ①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②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 ③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 ④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 ⑤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⑥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变动3： 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1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变动4：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人有权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占有农村土地，自主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并且取得收益。 变动5： 注意：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上述规定。 变动6： 动产抵押担保的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标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的，该抵押权人优先于抵押物受让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是留置权人除外。 变动7： 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 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能够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可以请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论民法典“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 人类并不止步于认识局部世界，而是极力探索纷繁复杂表象背后的规律，所以具体法律制度不能满足民法学家的好奇，他们痴迷于民法普遍规则的探求和具体制度的整体构建。民法典总则是潘德克顿法学的核心，“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是民法典总则构建的核心。“提取公因式”是民法典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根源于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和对终极真理的追求。 (一)“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的思维模式 “提取公因式”作为民法典总分体系立法技术的经典表达，体现总则在分则中的普遍适用特征。总则部分针对一些确定的基本法律制度，即法律职业者无论是在债法抑或在物法、继承法或者家庭法，甚至在整个私法领域中都要加以运用的法律制度，正像古斯塔夫?博莫尔所说，提纲挈领地以一般化形式因此具体的数学概念是对无限数量的限制，完全包含在无限的时空概念中，而包括法律概念在内的普通概念则与其相去甚远。虽然我们必须把每一个概念都设想成为一个包含在无限数量的各种表象中(作为其共同性标志)、因而将这些表象包含于其下的表象，但没有任何概念本身能够被设想为仿佛把无限数量的表象都包含于其下的。法律概念只是将众多甚至是无限数量的法律现象包含其下，并不如同数学即将限制的时空包含在无限的时空之中。其下与其中的差别反映在内涵层面，后者是同质的，而前者的质始终存
在差别，表现出不同层次。所以“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停留在概念的共性与个性的逻辑层面，其实是一种分析手段，永远只是使既有概念明确化。因此，“提取公因式”的表述只是在貌似层面表达了抽象化立法技术的特点,并未达到神似的境界。当数学之术用于民法领域时，这种综合创造力已经大打折扣，甚至面目全非。 其次，同普遍逻辑一样，“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属于逻辑思维的范畴，本质是一种分析规则，奉矛盾律为最高原则。但是普遍逻辑完全突破了经验基础的限制，适用于所有对象，于是沦为纯粹的思维规则。而“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的分析对象为经验性的既有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作为一种特殊领域的逻辑思维，它的重点始终是抽象化法律思维的运用，对于前提性问题并不过多关注。正是这种经验性前提使“提取公因式”的必然性大打折扣。 (二)“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是抽象化立法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罗马法学家与实践的亲缘性决定了罗马法体系的实践导向即通俗化、直观性。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创建了“人法——物法——诉讼”的民法体系模式，此体系直接根据法律实践领域进行划分，绝非根据抽象思维进行权利“主体一客体”的逻辑划分，因为当时并不存在权利思维方式。当时的法学家进行体系化的动机是满足实践需要，而非出于民法理论的诉求。这种现象与罗马人缺乏抽象哲学思维有关，同辉
潘德克顿体系对中国民法典模式选择产生的影响 一、我国民法典立法模式观点之争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已经进入了一个草案制定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官方的草案，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草案。但最终民法典会以怎样的形式面世，我们至今也无法预测。这也是本文再探讨我国民法典立法模式选择的一点现实意义。对于我国民法典的体系选择学界一直曾有不同的观点。 （1）采用编纂模式或者潘德克吞立法模式我国大多数学者都持有这一种观点。这一种模式即是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将相关的规则、制度加以整合，形成具有逻辑层次性和体系性的法典。（2）采取汇编模式。这一思路的特点是，在制定民法典时，不必要追求逻辑性和体系性，各部分相互独立，相互构成松散式、邦联式的关系。 对于这两种立法思路，梁慧星教授认为，其差异在于其根源在于采抑或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立法形态的问题。梁慧星教授认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不仅仅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区别，更主要的是是否注重法律的逻辑性和体系性的问题。 二、我国民法典模式对潘德克顿体系的借鉴必要性分析 潘德克吞体系自创立之今天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发展，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法律生命力，笔者认为在于两点，一是其概念化、逻辑化和体系化特质所具有的判例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二是它能够以一种开放的体系吸收其他因素以致于能够适应不同土壤。所以，无论我国民法典体系未来的体系模式是采用潘德可吞模式或者说是汇编体系范式，或者学界有学者提出的现实主义路线，对潘德克吞体系的借鉴也是必要的，原因有二： （一）从我国的历史传统来看，也应该继续维持潘德克吞体系在民法典制定中的作用。因为，自上世纪初法制改革，选择、移植了大陆法系德国法模式后，德国法的这套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已经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面废除了六法全书的体系，而引入了苏联的民法，但苏联民法也同样是德国民法的推崇者，所以这仍然是我国法律文化的延续。改革开放以后，所制定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完全是采用潘德克吞立法体系。其中涉及的法律行为、请求权、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等完全是德国式的。这就说明，从德国继受的这套东西，也就本文所讲的潘德克吞体系，已经成为中国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重要组陈部分。如果说，我们现在制定民法典时对我国民法的完善，那么就应该是现有体系的完善，那么也就是潘德克吞体系的发展，所以继续深入研究并加以借鉴才是正确的思路。作文/zuowen/ （二）针对学界反对借鉴潘德克吞体系最主要原因在于潘德克吞抽象化体系难以理解，使得一般人难以进入这座象牙塔之中，从而有可能有悖于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初衷，即倡导法
《民法典》实质性修改的要点 总则编 第一编“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统领民法典各分编。第一编基本保持现行民法总则的结构和内容不变，根据法典编纂体系化要求对个别条款作了文字修改，并将“附则”部分移到民法典草案的最后。 要点一：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立法目的。 要点二：确立了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和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 要点三：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要点四：胎儿有权利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等。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要点五：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要点六：紧急情况被监护人无人照料，村居委会或民政部门应安排照料。 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要点七：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 要点八：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物权编 物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重要财产权。物权法律制度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是最重要的民事基本制度之一。第二编“物权”在现行物权法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结合现实需要，进一步完善了物权法律制度。 要点一：加强对建筑物业主权利的保护。适当降低业主作出决议的门槛，明确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属于业主共有。 要点二：明确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
民法典的立法程序问题得知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已决定在今年年底起草出民法典草案并交人大常委会讨论，作为一个民法学者，一方面非常欣慰，另一方面又有所忧虑。为了后一方面的原因，特将自己对域外民法典制定程序方面的研究写出来，以备方家参考。要言之，本文旨在说明，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什么手续，需要多长时间？关于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什么手续的问题，让我们看4个国家的例子。法国民法典的制定由4个环节构成：1、政府指定4名实务人士起草草案；2、参事院的立法局对草案文本进行加工，不完善的文本悉数被退回该局。以上为“正方”进行的工作；3、法案评议委员会对草案进行质疑，这是“反方”进行的工作。民法典在这样的对抗中达到完善；4、立法会议在不能修改草案的情况下对法案进行一揽子投票，[1]因为民法典所涉事项技术性强，条文彼此间钩心斗角，牵一发动全身，如果就其细节进行讨论，很难达到专业化水平并拖延立法进度，甚至“杀”掉某些好的条文。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与法国民法典相似，但增加了事先编订“民法典词目索引”的准备工作，以保证每个术语在民法典中都在同样的意义上被使用，O.格拉登维兹进行了这一工作，此为环节一。德国民法典众所公认的严谨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一环节决定的；环节二为由两个委员会编写草案；三、由编订委员会和编订分委员会对写出的草案进行质疑，以保证民法典之定稿的形式统一、句法严谨、语言准确。[2]环节二和环节三也构成“正方”和“反方”的对抗关系；四、表决通过。议会就民法典进行的讨论只就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进行，不涉及细节，以避免人多嘴杂，外行糟蹋内行。[3] 由于经验之积累，瑞士民法典的立法程序最为完备，分为以下阶段：1、初期准备。它表现为未来的民法典草案的作者欧根。胡贝尔受政府委托对瑞士各州的既有私法作一个综述，其成果为最终于1893年出齐的《瑞士私法制度和历史》。这是受历史法学派影响产生的程序，因为该学派把法理解为特定时空中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立法前要搞清楚这种精神的具体形式。在其他地方，这一程序表现为对法典编纂前本国的民事习惯进行调查。2、学者稿。瑞士政府专门把正在德国的哈勒大学任教的胡贝尔召回国内，以司法与警察部的名义委托他起草一部民法典草案，他于1900年完成了这一委托。3、“正方”的自我完善。司法与警察部组织专家对此草案进行讨论，加以补充，形成了司法与警察部草案，于1900年11月15日公布。4、立法理由书，胡贝尔对具体条文的起草动机作出说明，形成在1901年－1902年出版的立法理由书，它构成理解条文的权威依据。5、质疑。为了审查草案，联邦政府任命了由31名专家组成的“大专家委员会”进行对草案的批评，有所补充，形成了第二草案，完成了“反方”的工作。6、表决。在这一联邦民法典之前，瑞士各州通过私法法典时就只能就整部法典表决，不得进行逐条审议，以避免立法的统一性和融洽性遭到破坏。在瑞士议会，这部草案也只就其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然后得到整体通过（1907年12月10日）。 [4][!--empirenews.page--] 西班牙民法典的起草程序在两方面提供了独特的例证。其一，它增加了在委托专业人士起草法典前制定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基础（Base）的专门法律的环节，这一法律包含27条基础，在法典草案于1888年通过时，只允许议会讨论这些基础，不许讨论草案的细节；[5]第二，它提供了这些基础的内容的报道。例如基础6的内容是这样的：“确定下落不明和死亡推定的特征及其含义时，要保证下落不明者及其继承人的权利，允许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享有权利，他们可通过遗嘱或合法继承取得权利。在推定死亡情况下，现配偶不得再婚”。[6]可以看出，这样的基础的抽象性在具体规定与基本原则之间，是起草某个制度之条文的基本指导。议员们仅能就它们进行讨论，其对民法典的干预能力很低。这种安排体现了自罗马法以来的法学家立法的传统，因为在民法典草案被付诸表决前的各个起草环节都由法学家主持。至此可概括一下上述4个民法典起草实例中包含的程序环节：1、对本国现有的民法进行调查，包括习惯法调查；2、提出立法的基础；3、委托学者起草最初的草案；4、组织一个“正方”的委员会对该草案进行补充完善；5、提出立法理由书（其中含比较法研究报告）；6、组织一个“反方”的委员会质疑改善后的草案；7、立法机关对该草案进
我国目前关于编撰民法典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我国编撰民法典的历史 1949年建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共起草过四次民法典，1954年下半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了专门的班子，开始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因为整风运动而被迫终止，第一次民法典的起草终究草草结束；1962年3月，在毛主席的提议和大力支持下，第二次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又开始启动了，但此时，鉴于国家的政策，既反“帝”又反“修”，因此，制定出来的民法草案只能算是一部零零碎碎的民事政策汇编，而且基于特殊的国情，我们用许多自创法律名词和关系代替了原来的法律名词与关系。后因十年浩劫，我国法律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此一民法草案也未能出台；1979年我国开展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民法典的起草方针改定为先制定单行法，待单行法完善后再汇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02年年初，中国为了加入WTO，要求改善国内的法制环境，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指出要在九届人大任期内完成民法典草案并经常委会审议，但此时仅剩下一年半时间，制定草案并送交审议，此中难度可想而知，2002年12月23日，民法草案匆忙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此一民法典草案，遭到了学界很多批评。草案提交审议之后，各界批评意见甚多，于是，此一草案也不了了之。 二.我国是否需要制定民法典？ 首先，我国是成文法国家，自建国以来，我国的立法模式一直是借鉴德国日本的立法模式，而德国日本的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发源于古罗马时期的民法法系，而民法法系的核心，即是统一的民法典。中国自1949年建国至今，已60余年，可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至今仍未颁布统一民法典，这在世界成文法国家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因此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从法学情怀上来说，是必要的。其次，民法典是理性主义发展的产物，莱布尼茨于17世纪提出了民法典的构想，他认为人的理性可以找到一些不变的公理，并据此推演出整个法学体系。此一观点又由德国概念法学派发扬光大，主张建立科学的，价值中立的法律体系，自上而下层层演义，通过涵摄将现实与法条对应。法典是法律体系化的重要技术，是一个国家的法制成熟的标志，中国需要一部统一的民法典来完善自己的民法体系。 当今我国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社会发展更加需要民法典。现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理论准备、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应当乘此大好时机，加快制定民法典，使民法典成为巩固改革开放承诺过过和推进全民深化改革的重要法律工具。为世界法律文化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1 三.我国制定民法典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民法典的编撰，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时间上的积累，更是立法经验，立法实践，以及法制工作建设的积累。自中国摆脱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结束内乱，废除旧法，至今仅60余年，此间，中国的法治还曾遭受了文革十年毁灭性的打击，如此算来，仅50年的法制建设，民法基本法律体系的建设也仅仅30余年。尽管是有日本德国的法律体系供我们借鉴，有全世界的成文法国家的经验让我们学习，但短时间的学习 1魏振瀛，《我国为什么需要民法典》，中国民商法律网，2014-10-23。
《民法典》重要变化梳理汇总 一、《民法典》'第?编总则'涉及的重要变化 （一）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立法目的。 《民法典》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民法典》。' （二）确立了民法的基本原则 《民法典》确立了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和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将绿色原则（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三）规定胎儿有权利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等
《民法典》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四）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民法典》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五）紧急情况被监护人无人照料，村居委会或民政部门应安排照料。 《民法典》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六）民事权利的保护——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七）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八）要求侵害人赔礼道歉也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民法典实质性修改四十余处，这些要点必须记住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表决通过，共7篇，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在原草案基础上，共作了一百余处的修改，其中实质性修改四十余处。下述为中国青年报记者就修改内容所作的报道，分享于此，供参考。 一、强调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要定期公布 草案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公布。有的代表提出，应当强调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要定期公布，以更好地保障业主的知情权。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将上述规定修改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公布。 二、违反消防的行为，物业服务人也应当予以制止 草案第九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务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报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处理。有的代表提出，在物业服务区域内，对于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务人也应当予以制止。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对这一款作相应的修改。 三、明确物业不得用停电、停水、停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有的代表提出，实践中，有的物业服务人员采取断水、断电等方式催收物业费，对业主的基本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建议予以规范。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在草案第九百四十四条增加一款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四、要求侵害人赔礼道歉也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草案第九百九十五条规定，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有的代表提出，要求侵害人赔礼道歉是保护人格权的一种重要方式，为了更好地保护自然人的人格权，建议将赔礼道歉请求权纳入这一规定之中。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增加相应的规定。 五、有关性骚扰条款的规定针对性更明确
论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体系——我国民法典应建立新的民事责任体 系 一、民事责任的立法例及其发展-责任与债从融合到分离 研究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体系，需要研究民事责任的立法例，把握其脉络，才能了解其发展趋势。民法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体系包括其民事责任体系，主要受罗马法的影响。因此，首先需要从罗马法的民事责任体系讲起。在罗马法上，责任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与债的概念融合在一起的。“债权、债务、债之关系，夫此三种不同之名词，拉丁文均作‘obligatio’”。（注：陈朝璧：《罗马法原理（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44年发行，页123.）债，在罗马法上有时是指法律关系。债是“当事人之一方依法得请求他方为一定给付之法律关系也。”（注：陈朝璧：《罗马法原理（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44年发行，页123.）有时是指履行义务的法锁。“优帝法典所述之定义曰：‘债者，依国法而应负担履行义务之法锁也。’”（注：丘汉平：《罗马法》，会文堂新记书局1937年版，页604.）“有时（至少在优士丁尼法的文献中）还指权利人享有的权利。”（注：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283.）学者在论述罗马法时，也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债的。有时将债务与责任混用，例如说：“债之关系有两方面：一方面系要求对造履行约定或法定之义务，他方面系向对造尽履行之责任。”（注：丘汉平：《罗马法》，会文堂新记书局1937年版，页604.）有时将权利与责任相对比而言。例如说：“侵权云者，谓对于个人法益受侵害而发生损害赔偿之权利也。衡之罗马法例，权利之侵害有可以回复者，有不能回复者。其可以回复者，则为契约上之请求权；其不能回复者，则发生赔偿之责任。”（注：丘汉平：《罗马法》，会文堂新记书局1937年版，页708.）“在昔罗马法，债务与责任合而成为债务之观念，责任常随债务而生，二者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注：史尚宽：《债法总论》，台湾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页3.）在罗马法上，责任体现在债的效力之中，体现为“债受法律保护。债务人如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可诉请法院强制履行或赔偿损失。”（注：周枏： 《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页629.） 近现代各国民法典将责任与债务两个概念区别开了，但是，各国规定有所不同。法国民法典第1142条规定：“一切作为或不作为之债，在债务人不履行之
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它在1804年（甲子年）公布时的名称是《法兰西人的民法典》。1807年9月3日法律赋予它《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on）的尊称3。该法典有1804年、1807年、1816年3次的官方版本，特别以1816年的王政复古版留传下来。 一、《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 17世纪末至18世纪，法国受英美各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也爆发了工业革命，快速发展了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到18世纪中期，法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远远超过荷兰、德国，成为欧洲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但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原有的封建制度极大的阻碍。各个地方频繁设立关卡征税，征税体系混乱，人民受难深重；全国法律体系及法律制度极不统一，相互矛盾冲突的法例、法令较多；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安全极易受到侵害。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法律制度并建立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新型法律制度。《法国民法典》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 （一）确立了近代资本主义民法的三大立法原则 《法国民法典》的立法原则可以被概括为：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自由和平等原则。 1、所有权原则。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充分广泛的权利和保障。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添附于该财产的一切物。这一规定使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该法典还规定了对他人财产的用益物权和地役权，这对小农经济是重要的。 2、自由和平等原则。该法典包括两条基本的规定。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指非政治性权利，包括关于个人的权利、亲属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这就是说，在原则上，每个人从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关于这种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3、契约自治原则，或称契约自由原则。这条原则被规定在第1134条中，具体为：“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如果该契约没有违反该法典第6条所说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都具有法律效力。契约，又名合约，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之间为设立、变更或终止法律权利和义务而达成的协议。契约与其他协议的区别在于法院承认合约能够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一份契约包含一项或数项许诺。通常，契约责任是以契约自由原则为基础的。所以，契约自治，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该法典赋予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于法律的效力，来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产生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法律地位。在《法国民法典》中有1000多条条文来规定契约之债，可见契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契约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义下实行的，并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逻辑结果。对于这个原则，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二）法国民法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性与封建性相互妥协，在折中中制定和颁布 《法国民法典》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胜利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异常自下而上的革命，社会各阶层对其积极响应，具有比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的革命性。革命胜利以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政权的当务之急是巩固革命胜利果实。他说：“我们已经结束了大革命的传奇，现在我们必须着手于它的历史了，只需要在运用革命诸原则中那些现实的、切实可行的东西，不要那些纯理论的、假设的东西。”我们可以推断出法典
法律行为理论:影响民法典立法模式的重要因素 薛军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上传时间:2008-4-13 关键词: 法律行为/总则/民法典/立法模式/德国模式/法国模式 内容提要: 从各国继受法律行为理论的具体情况来看,其对民法典立法模式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法律行为理论的传播与民法典总则立法模式密切联系:采用“大总则”立法模式的民法典往往在立法上采纳“法律行为”概念,而不采纳“大总则”立法模式的民法典往往在立法上不采纳法律行为概念。在当代,对于在民法典总则中规定法律行为概念的传统做法,各国已经出台了不同的修改方案以避免该立法模式的弊端。我国编纂民法典时不宜采用德国模式,并应在立法中避免采用“法律行为”这一过于抽象的学理概念。 一、导言 法律行为概念是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之所以在中国民事立法和理论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直接在法律条文中采纳了法律行为概念,使其在中国民法上实现了立法继受,“法律行为”遂成为一个法定概念；[1]（2）自清代末期法制变革以来,对中国民法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对民国时期的民法产生重大影响的日本民法、德国民法,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中国法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前苏联民法,改革开放后对祖国大陆民法产生重大影响的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都在立法和理论上继受了法律行为理论。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中国的民法理论也非常自然地实现了对法律行为理论的继受。 这也使得在目前进行的民法典编纂中,几乎没有学者对编纂之中的中国民法典究竟是否应该在立法上接受法律行为概念,进行认真的理论反思。而笔者恰恰认为,这样的理论反思是非常必要的。理由如下:（1）综观大陆法系各国的法律体制,虽然绝大多数国家受到法律行为理论的影响,但在立法上明确采用法律行为概念的却是少数国家。这就提醒我们注意,在理论上继受法律行为概念,与在立法上采用该概念并非一回事。法律行为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并不表明在民法典之中采纳这一概念就必然是妥当的。既然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是立法活动,我们就必须根据立法活动的内在要求和准则来判断将这一具有高度抽象性和理论性的概念规定在法律文本之中是否合适。（2）法律行为理论成熟于19世纪中期的德国,距今已经有一个半世纪。在这一过程中,民法所要调整的民事生活领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支撑法律行为制度合理性的古典自由主义（其法律表现就是意志论）已经在很多方面受到修正。[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那些在理论上继受了法律行为概念的国家,也对这一理论本身的妥当性进行了深入的反思。[3]考虑到这样的背景,如果在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中,“不假思索”地将法律行为概念纳入到立法中去,似乎过于草率。（3）即使我们决定在立法上采纳法律行为概念,这也不表明我们就必须要追随德国模式,采用大法律行为概念。这是因为,在德国的大法律行为立法模式之后也已经出现了一些修正的立法模式。例如,在立法上把法律行为概念限定于财产法领域,排除其在人身法领域的适用,等等。[4]因此,出于理论妥当性的考虑,我们也应该对中国民法典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法律行为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 笔者试图通过对法律行为在世界范围内继受（包括理论继受和立法继受）的基本情况的分析,来研究那些在立法上不采用法律行为概念的国家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那些在立法
论文关键词：形式理性民法法典论文摘要：形式理性是大陆法系发达国家民法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它是强调法律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结果，也是使民法典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形式理性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对民法典内容与结构的设置具有决定意义。我国已将民法典的制定提上全国人大的议事日程，制定民法典的必要性已无须讨论，但民法法典化的深刻含义是否为人们所真正领会仍值得怀疑。民法典是根据以前的经验制定的，但要适用于现在或将来发生的事件，而社会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么民法典能否适应这种发展变化的需要呢？虽然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困难，但是如果能够发现民法法典化的合理性，那么或许可以得到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本文以作为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德国民法以及德国学者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目的是为了寻求同一法律文化传统之下民法理论与相关司法实践的结合点，从相对宏观的角度说明形式理性对民法典的决定作用以及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值得注意的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形式理性与民法典立法技术的某些联系。一、形式理性与民法典的产生本文所谓“形式理性”来源于德国著名的法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法社会学理论。在他看来，形式理性是法所追求的最高层次的合理性，即逻辑形式的合理性。这需要专门的法学家以文献为基础，根据逻辑形式的要求，进行系统地法律编纂，使根据成文法进行演绎的严格程度增大、诉讼的合理性技术增强。只有成文法才具有形式理性，而民法与民法典又是成文法的具体表现。[1]他认为，这种形式理性仅有可能出现在大陆法系的民法典中，尤其是在《德国民法典》中才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2] 法典一词既可以指通过法律汇编而成的典籍，又可以是经法律编纂而产生的正式法律文献。前者并非立法活动的结果，而后者却是立法活动的成就。大陆法系的法典就是针对后者而言的，即对某一部门法进行系统、全面的编纂，从而形成一个 《查士丁尼国法大全》正式的法律文件。民法法典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法，需要指出的是， 虽被称为法典，但它主要是法律汇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法律汇编和法律编纂的混合体。但它对于民法法典化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才可称为近现代意义上大陆法系的第一部民法典。当时制定民法典的客观原因主要是统一全国私法的主流思想，其次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冲击以及拿破伦的权威和决断力。《法国民法典》是以自然法的构想为基础的，当时的立法者认为，有一种独立于宗教信条的关于个人自治的自然原则，由此可以派生出许多法律规范，如果把这些规范有目的地以一种条理清楚的形式加以规定，那么就可以奠定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立法者即使尽其最大的想象力也不能认识到所有问题的案件类型并予以判断，因而必然要给司法判决留有余地，通过司法判决使法律在不可预见情况下具体化，并且使它能够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立法机关的任务应该是从大处着眼，确立法律的一般原则，而且必须是高度概括的原则，而不是对每一种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琐碎的规定。法律的适用是属于法官和律师的事情，他们要深刻理解立法的基本精神。需要注意的是，立法与司法一样也有技巧，但两者有所不同。立法者的技巧是要发现每一领域中对公共福利最有利的原则，法官的技巧则是要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法国民法典》确立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平等自愿原则、所有权不可侵犯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为了使法典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一方面由立法者根据已经变化的社会价值观进行了一些修订，另一方面司法判例又通过解释对法典进行了许多重要的发展、补充和一些必要的限制。[3][!--empirenews.page--] 在德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德国人与罗马法的接触虽然比法国人晚得多，但对于罗马法的继受却远远胜于法国。这是因为当时的德国中央集权不断削弱而地方邦主的力量却非常强大，这种状况阻止了普通德意志私法、普通德意志司法组织和普通德意志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从而无法抗拒罗马法思想的普及和传播。在中世纪晚期，德国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变得错综复杂，由日尔曼法发展而来的立法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而罗马法恰好填补了这个真空，并不是因为罗马法规定的内容比传统的德国法更好或更正确，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丰富的概念设置和思想方法，借助
民法典的体例和几个主要修改内容 一、划时代的法治宣示和法治洗礼 法典编纂在法制史上都是法律整合的巨大工程，罗马法的法典编纂和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编纂，都在世界法制史上产生巨大影响。虽然说现代以来，单行法的立法模式也是一种立法的发展模式，但是法典编纂的立法意义也同样重要。我国毅然决然地决策进行民法典的编纂，而且毅然决然地在法名上赫然冠名‘典’字，极尽法律渊源的彰显功能，深切回应了中国社会对民事权利发展的迫切需求。其实进行编纂，不用典字，命名民法，也是法典，以前的草案曾经也没有典字，我国刑法也是一种法典。但一个典字，非同小可，从两会审议通过民法典到现在，中国掀起了民法典的热潮，街谈巷议，形成人人议法，人人说典的蔚然景象。国际上也非常关注，中国的立法活力和法律进步令世界印象深刻。民法典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法治宣示和法治洗礼的效果非常明显，社会法治意识被空前唤醒。民法典已经隆重出台，典章巍然挺立，它是民权宣言、维权利器、规范指引、诚信镜像、执法必读。对执法者而言，尊重老百姓的权利，依照法律办事，践行政府信用，成为官员的必然责任；对老百姓而言，明确自身权利和民事行为的诚信义务，增强维权意识，敦促政府守信，成为合格公民的标准。我们都在感受这种宣示的效果和接受这种法治教育。我们都要为推进这种效果而努力。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和为什么应该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是一次中国民事权利的集中展示，因为中国民事权利的成熟度已然达到了一个高度，因为中国的民事权利还需要再提高再升华。 我国制定民法典，还有以下的缘由：一是我国基本上还是属于大陆法制定法的立法模式体系，而在这种体系中的国家，大多制定有民法典，这也是和国际接轨的需要；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统领各单行法的民法体系，需要系统化的整合，协调各法间的内容，把司法解释的规则加以适当地收纳，使民法规则更加体系化和相对固定化，解决了单行法单行修改势必带来的顾此不顾彼的问题。 二、民事权利构建的系统化工程 法典编纂的整合作用，就是要使一个部门法的规范系统化和体系化。总结这次民法典的编纂体例，体现出的编纂思路是：总结历史、适应现实、重点突出、逻辑科学、相互协调、更加精炼、自成一体。民法典整合了9个民事法律，参考世界法制历史和现实的立法体例，又结合现代立法技术和时代法意，形成总则统领六编的体例。总则对民事权利进行总体规定，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对所有民事权利概括性地进行规定和提供保护，具体在民事权利一章中，对人身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虚拟财产权的概念、种类都有明确规定，是民事权利的总纲规则。六编包括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各编。这个结构体例，和历史上的法德民法典的体例不同，法国民法典没有总则编，总则只是法典的开首部分，编的安排是人法，包括婚姻家庭（亲属），然后是财产法(包括继承法)。德国民法典总则已经独立成编，然后是债法、物权、亲属和继承。我们的民法典亲属在后，人格权独立成编，但是在物权和合同之后，其他人身权都规定在总则里，合同作为债法在物权之后，债法没有集结成编，只有合同和侵权，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作为准合同在合同里规定，侵权责任在最后。为什么是这样的体例？我理解，在总则编中规定债权的概念，既解释了合同、侵权、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性质，也没有把债像德国法那样再集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