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其一
——读陈独秀《敬告青年》这是一篇无处不洋溢着激情与热血的文章，在该文中，陈独秀先是充满诗意地将青年热情讴歌了一番，曰：“青年如初春，如朝阳，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并感言“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并由此类推，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亡；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接着，” 作者开始历数中国社会之黑暗，痛陈专制制度之罪恶，率先对青年们提出了六点期望。 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提出的这六点，总的是向青年人可以做到：民主、科学、人性、理性、改革和开放。陈独秀在阐明六项标准之后，首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它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盲从迷信、愚昧无知，简言之曰蒙昧。所谓人权，即民主，它的对立面是封建专制。
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对于这篇文章的大多数观点，我持赞成和欣赏的态度。从这些慷慨激昂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烈愿望。他满怀激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我认为这句话最值得称赞，不仅道出了陈独秀先生对青年人的希冀，也确实勉励了一代代的青年人。
有感于社会之陈腐朽败，有感于社会的“新鲜活泼细胞”——青年人中已有人丧失其新鲜活泼，而为陈腐朽败所惑，陈独秀先生发出了对当时青年们的敬告，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点要求，一如六声高昂而响亮，有力而震撼的钟声，一声一声渗入青年的胸膛，在其心中回响，绵长而悠扬，唤醒了他们渐欲沉睡的斗志，震碎了他们思想上的枷锁。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生而平等、拥有自主之权，本是理所应当、与生俱来的，然而，在当时，在封建纲常伦理的束缚下，其实现却困难重重。陈独秀先生将“自主的”放在第一位，大概是因为这是当时最为迫切的事情之一，也是实现其他所应具备的必要条件。唯有能自主，有了行动、思想之自由，才能谈得上去进步、去进取。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青年人，较之幼者，有着自主思考的能力；较之老者，受封建思想束缚较浅。因而他们接受和实践民主的、科学的新思想的能力较强，
是推动当时中国成为“善变而与之俱进者”的主力。世界不断在前行，固守原来落后的一套是行不通的，负有救国重担的青年人更不可不认识到这一点，否则不只是停滞不前，更是会不断的退步。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陈独秀先生号召青年们应“排万难而前行”，所谓退隐“以恶意解之”，乃“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我想，此处陈独秀先生并非贬低归隐一事，只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况中，身为国家重要支撑力量的青年更应勇敢担负起责任。“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读此句着实感到一股力量，仿佛催促着人向前冲，冲到最前直面恶的挑战。想必先生也是希望能鼓励犹豫退缩之人勇敢站到“战斗”的队伍中去，“排万难而前行”。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是进步、进取的重要条件之一。尽管当时中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与其他强国并不平等，但互相的交流会使得人们认识外面的世界，了解差距，使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得以传播，促进国民思想的解放。青年人是社会的新鲜血液，更应面向世界，吸取其精华以取长补短，加快进步的步伐。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这是提倡文学应经世致用，先生认为“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文学与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的国家状况下，文学的改革也会对思想起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学来自于生活，不应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而应反映现实问题，剖析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正如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用自己的笔去唤醒那些仍未对国之状况、自身状况有所觉醒的国民一样，文学与技术皆应有助于社会现实。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与想象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科学往往有理有据，而想象只是所想，并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支持。“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以科学的眼光看问题、解决问题，则步步踏实，且有助于扫除国民性中的愚昧、盲目、迷信，带来新面貌、新思想。
另外，还有一点我十分赞成，《敬告青年》“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中提出：“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他不仅认识到闭关锁国对中国所在造成的封建落后直至最后被人家无理的用大炮推开你的大门，同时也认识到西方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会一味地排外，这点在当今社会还很有参考意义。读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让我们这些当代青年真正懂得如何去爱国爱自己的民族才能富强！
从这犀利的文笔之中能体会到陈独秀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呼吁青年学生以正确的态度爱国爱民族。但是这篇文章中也有令我质疑的地方，仍有些许瑕疵。文中强调学习西方，却从未提及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犯了片面性与狭隘性的错误，而且，他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实践理论，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
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有这种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实不可能的。
陈独秀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起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总之，陈独秀认为，在目前充满着“窒息之绝望”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中国青年应深切地认识到这种情况“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的严重性，从而作出“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置于脑里”的抉择。在这个地方我并不觉得疑惑，但在后来说到：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标准，凡违反科学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这句话说的似乎太过偏激，老祖宗的东西难道都是坏的吗？难道都应该扔掉？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太过绝对，老祖宗的东西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能一味地排外，可能是当时的运动是他的热血沸腾，他对传统的封建社会太过怨恨，从而他主撰的《新青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还有，文中强调学习西方，却从未提及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犯了片面性与狭隘性的错误，而且，他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实践理论，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有这种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我想这在当时受几千年封建文化毒害下的中国社会，袁世凯和儒教派人物大搞尊孔读经的气氛下，是很不容易的，要有巨大的勇气。可能也只有陈独秀有这个勇气！
陈独秀先生所提的六点定为当时青年的思想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今，这六义对于我们也仍是十分受用的。尽管今日之中国与昔日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管何时，不管为国抑或为己，作为青年人，自主、进步、进取、面向世界、实利、科学，这些品质依然是我们理应不断学习并坚持的。“青年勉乎哉！”
对于文章的这六个关键论点，其中我认为对后代最有启发性的是第六点：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对于当时那种各种思潮混杂的年代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他给人们的不仅是理性的分析，更有追求革命创新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勇气！想象，既超托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控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而且中国的迷信思想根深蒂固，陈独秀呼吁人们崇尚科学破除旧思潮，开创新时代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而且他用辩证看法来对待问题“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尤具科学性。也只有重视科学才可避免“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的重蹈覆辙。陈独秀看到“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他的目光的前瞻性，是可敬的。文章分析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指出了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弱点，切中时弊，针对性极强。其中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就是“人权”即“民主”思想；第六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是“科学”思想；第二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四条“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则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思想，也就是说，95 年前，陈独秀先生就提出了中华民族要求生存、求发展，必须改革开放！民主是大智慧、是凝聚力、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是法治的保障、是权力制约和反腐的利器。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发展。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而重在提倡科学精神，
尊重科学规律，用科学的态度看待客观事物。
这篇文章是发表于五四运动之前的四年。用近代史的观点来说,当时的中国革命还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可以说这篇“檄文”在激励号召青年同过去决裂的时候, 还未指明决裂之后的方向。摆脱了过去,又该何去何从,这个答案,则自然留给了其后的革命来回答了。然而回到现在，我们这代青年，似乎有点堕落了。我们没有了那份激情，没有了那份上进，有些人甚至只能通过在游戏中找寻成功的喜悦。难道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就不能扛起我们应尽的责任？有很多人都有梦想，只是那些梦想同前人比起来太狭窄，还有多少人会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虽然现在这听起来有点和我们不切实际，但前人已经给我们我们做出了表率，我们也应该努力。我们总喜欢瞻仰先人，歌颂他们的丰功伟绩，但却有多少人会跟他们进行心与心的沟通，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们能成功？没有人能够预计到自己的未来，包括伟人自己，但是为什么他们最后却成了伟人。我们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他们。但是没有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能够成功吗？他们能够站到世界的顶端吗？今日之中国，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呢？却是表面平静，内里蕴含着很多不明因素。我们可以没有伟大的理想，但我们起码要对得起生我们，对得起养育我们的父母，养我们的这片土地，不要因为环境的安逸而造就了我们的堕落，麻木。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我们应该尽我们的那份力。我们要好好珍惜每一寸光阴，珍惜每一个机会，用时间来记住我们的“不可复制”，永载我们的辉煌。
所以我认为，《敬告青年》是一本不朽的经典！
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比较研究( 唐建兵 （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35000） 摘要：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享有“南陈北陈、相约建党”的美誉。他们对中国是否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不约而同地作出了肯定地回答。对政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基本纲领和奋斗目标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他们的建党思想不仅对党的成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党的建设也不乏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李大钊（以下简称陈、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享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美誉。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需不要建党，陈、李作出了肯定地回答。不仅如此，陈、李以先知先觉者之睿智与远识，审视国际复杂之局势、研判国内动荡之政局，还对“要建立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建党为什么”等系列问题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长期倾注于他们建党活动或建党中作用的考察与梳理，而对他们建党思想探讨涉足甚少，对其建党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更是盲点。基于此，笔者怀着忐忑之心，不揣浅陋，试作《陈、李建党思想比较研究》一文，略抒己见，以冀就教于同仁。 一“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政党”的问题 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政党的问题，对民国初年的复杂政局而言，的确难以回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有没有建立政党的必要性及建立政党是否利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李都作出了肯定回答。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此后，“民主共和”不过是各派政治势力高擎的招牌，一个虚空而期待充实的符号，并不具有多少实质内容。袁世凯称帝梦破灭后，取而代之的是官僚政治或军阀割据政治，政党只不过是各派系或政客们实现其意图的工具。国民党的不断革命带来的只有无休止的战争，劳动人民苦不堪言。政党在政治生活中软弱无力的严酷现实，使陈对政党政治不以为然，认为政党仅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私党。“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以为一种之营业。利权分配，戎可相容；专利自态，相攻无己。故曰，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这是陈对民国初年政党的认识和判断，足见他对中国实行政党政治的鲜明立场。既便后来面对党派客观存在和政党作用日显的社会现实，他也不改其初衷，“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陈在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其政治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他在透视中国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认为“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既然此时中国依然处于阶级社会，有阶级就有政党，劳工阶级的存在自然需要有代表劳工阶级利益，为劳工阶级服务的政党。 分析中国各阶级之现状，结合劳工阶级的特点与地位，陈论述了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侧重于从劳工阶级、党派团体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入手，阐发了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在旧中国，劳工阶级处于被剥削、受奴役的地位，他们有人身自由却无任何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也仅获得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仅仅依靠部分劳工阶级的力量，与资本阶级集团单打独斗不可能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陈认为，劳工阶级“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还没有完全成为自为阶级，因而不可能组织起来与资本家作坚决斗争。改变劳工阶级被剥削受压迫的命运，“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外，其他捷径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政治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而言，陈认为“既
陈独秀新青年 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 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昔，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且青年体弱，又不识卫生，疾病死亡之率，日以加增。浅化之民，势所必至。倘有精确之统计，示以年表，其必惊心怵目也无疑。 世界各国青年死亡之病因，德国以结核性为最多；然据一九一二年之统计，较三十年前，减少半数。英国以呼吸器病为最多；据今统计，较之十余年前，减少四分之一。日本青年之死亡，以脑神经系之疾为最多；而最近调查，较十年前，减少六分之一。德之立教，体育殊重，民力大张，数十年来，青年死亡率之锐减，列国无与比伦。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舟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也，不在读书授业之下。故其青年之壮健活泼，国民之进取有为，良有以也。 而我之青年则何如乎？甚者纵欲自股以促其天年，否亦不过斯斯文文一自面书生耳！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陵人者，竟若凤毛麟角。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吾可爱可敬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 更进而一论心理上之新青年何以别夫旧青年乎？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备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俱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人之侮我者，不曰“支那贱种”，即曰“卑劣无耻”。将忍此而终古乎？誓将一雪此耻乎？此责任不得不加诸未尝堕落宅心清白我青年诸君之双肩。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之青年，均无论矣。吾可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 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人生数十寒暑耳，乐天者荡，厌世者偷，惟知于此可贵之数十寒暑中，量力以求成相当之人物为归宿者得之。准此以行，则不得不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岁不我与，时不再来；计功之期，屈指可埃。一切未来之责任，毕生之光荣，又皆于此数十寒暑中之青年时代十数寒暑间植其大本。前瞻古人，后念来者，此身将为何如人，自不应仅以做官求荣为归宿也。 第二当明人生幸福问题。人之生也，求幸福而避痛苦，乃当然之天则。英人边沁氏，幸福论者之泰斗也。举人生乐事几十余，而财富之乐居其一；举人生之痛苦亦十余事，而处分财富之难，即列诸拙劣痛苦之内。审是，金钱虽有万能之现象，而幸福与财富，绝不可视为一物也明矣。幸福之为物，既必准快乐与痛苦以为度，又必兼个人与社会以为量。以个人发财主义为幸福主义者，是不知幸福之为何物也。 吾青年之于人生幸福问题，应有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情能识此五者，则幸福之追求，未尝非青年正当之信仰。若夫沉迷于社会家庭之恶习，以发财与幸福并为一谈，则异日立身处世，奢以贼己，贪以贼人，其为害于个人及社会国家者，宁有纪极！ 夫发财本非恶事，个人及社会之生存与发展，且以生产殖业为重要之条件，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国将由此灭，种将由此削。吾可敬可爱之青年！倘留此龌龊思想些微于头脑，则新青年之资格丧失无余；因其精神上之龌龊下流，与彼腐败堕落之旧青年无以异也。 予于国中之老者壮者，与夫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无论属何社会，隶何党派，于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怀抱悲观，即自身亦在诅咒之列。幸有一线光明者，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消沉中唤予以兴起，用敢作此最后之哀鸣！ 一九一六，九，一。
陈独秀体育思想 陈独秀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在中国近代革命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同时也是一位有着丰富教育实践经验和深刻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基于对旧中国的教育深刻反思和近代西洋教育成功经验的借鉴，他提出一系列改革中国教育的思想理论，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创新，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陈独秀的体育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充满着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1 陈独秀体育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使中国彻底陷入了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陈独秀四次东渡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民主的洗礼,由于深受日本近代教育思想的影响,他积极 倡导实行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兽性”主义教育方法,“兽性”主义正是指在青少年身心上要求通过锻炼达到体魂健壮、意志坚强、心怀坦荡、对未来充满自信心的人。他满怀热情地把改造中国、更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时代与社会赋予了青年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对青年一代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陈独秀体育观的内容 2.1 提出“智、力、德”三者并重 陈独秀深受资产阶级教育家和思想家的“人应该在身体、智慧、德行、信仰等方面和谐发展”的影响，曾提出“最大限度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造就一代生理和心理都健全的新青年和新国民”的教育目的与“智、力、德三者并重，为近代教育之通则”的教育主张。 他明确指出，“德之立教，体育殊重，民力大张，数10年来，青年死亡率锐减，列国无语比伦。”而对当时中国青年的体质状况，陈独秀曾一针见血的指出，“甚者纵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亦不过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耳！”陈独秀认为，我国国民体质低下应归咎于我国传统的训诂教育与重文轻武之风。他还认为，身体强健是人生幸福的基础，也只有身体强健才能适应日趋尖锐的生存竞争。 他还从体育与德育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角度出发指出，游戏、体操是使受教育者身心发展和情感陶冶的有效途径。他认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找种种机会，用各种方法，训练儿童身心各种感官，使他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地自由生长发育。游戏体操正是用作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的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的。 2.2 提倡实行“兽性”主义
今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在人们回顾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时，首先当追念当初开天辟地、相约建党的创始者，即“南陈北李”中的李大钊同志。 ■陈独秀来信问党名，李大钊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三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奉系军阀使用进口绞刑机对李大钊“三绞处决”，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 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 李大钊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留下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 时势造英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既有灿烂历史又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才诞生出李大钊这样为长夜难明的赤县拨云破晓的人物。先进思想从来产生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落后的土壤中。近代想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用旧的思想武器奋斗屡遭挫败，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使清朝旧有体制接近崩溃，20世纪初科举被废，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恰成为第一代学生。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为祸最烈，不过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萌
论陈独秀的新青年教育思想 ［摘要］新人教育就是教育的一切要从人出发，以人为本，分析人，关注人，发展人。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力主除旧布新，积极为打造新国民而努力。他在救亡图存的思考中提出的新青年教育思想虽历近百年却依然熠熠生辉，对我国当前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仍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陈独秀新青年教育科学精神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奔走呼号，倡导从文化入手改造国民性以挽救危局，成为他早期文化革命的出发点。为达此目的，他对新教育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从教育立论，提出了关于教育培育新青年的系列思想，主要涉及到教育的目的、方针和教育方法论、教育内容等众多方面，为今天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参考。 一、教育宗旨：培养健全的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成为当时新学人群为之奋斗的一个主要目标，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由此而发。他在1915年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开宗明义，极力倡导国家的希望在于青年，但不是旧青年而是新青年，对新青年的期盼溢于言表。他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他尖锐指出，社会遵循新陈代谢之道则隆
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然其所见社会之青年难以恭维，心力智衰者不绝如缕，不能自觉也难以奋斗。为此，他深刻指出，新青年要符合六大特征：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第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第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第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欲达到培养新青年之目标，陈独秀力陈教育之重要：“广义教育，非其力所能悉除，强毅之士，不为所挠，填海移山，行见教育精神，终有救国新民之一日。”［2］教育的宗旨不是培养几个精英分子，不是培养几个白面书生，不是培养一群升官发财苟且偷安之徒，而是培养适应时世社会需要的健全的人、健康的人、理智健全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所谓：“吾人所需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于短即适与不适也。”“今之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3］ 为击退当时卑劣无耻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增强抵抗力，完成国民培养新形象，陈独秀注意借鉴西洋教育经验。他认为，新国民教育应当多管齐下，从人格上追求独立自主人格而非依附型奴隶人格，从所学上要以科学人权并重，从思想上要与世界同流开放包容而非自国的，从社会经济角度则要经世实利于社会而非守退安隐于乱世，从生理上要锻炼身体坚强体魄，要向西洋教育学习“全身皆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蒋文祥 【论文提要】五四运动前，陈独秀首创《新青年》杂志，明确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口号，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旗手；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先后撰写各类文章和随感录多达四十篇，还亲自起草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首倡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设计师和创始人。 【关键词】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 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曾经盛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今天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候，当然不能忘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本文仅就陈独秀与五四运动作些研究与探讨，以求教于识者方家。 一、五四运动前，陈独秀首创《新青年》杂志，明确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口号，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旗手 说到五四运动，不能不说到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又是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的。《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这个刊物起初完全由陈独秀个人主办。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并委以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编辑部便随之由上海移到北京。1918年1月由个人刊物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参加了编辑部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这样就以《新青年》为中心，大体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 《新青年》创办伊始，由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得到传播，在中国思想界当时影响最大的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是五四以前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 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陈独秀宣扬的就是这种思想。他在《新青年》创刊号首篇文章《敬告青年》中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1]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2]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科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导师曾经给以极高的评价。列宁明确指出：“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继性。”[3] 当然，陈独秀的功绩并不在于宣扬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而在于向西方寻找真理，明确提出了“民主”、“科学”两大口号，即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 陈独秀明确宣告“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
新时代·新青年 ——读陈独秀《新青年》有感 一直有在床上看书的习惯，闲暇时会躺下惬意地翻上几页，欣赏大家之作。最近阅读的是一本名为品读人生的小册子，这里收录了清末至建国之初一众作家的作品，很意外地在这里读到了陈独秀先生的一篇名为《新青年》的文章，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陈老先生发表在他当年创办的杂志上的大作之一。将近百年过去了，在置身于21世纪的我看来，陈老先生的这篇文章依然有着振聋发聩，振奋人心的力量。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不仅仅是可以拯救当年的热血青年，也可以拯救迷失在现代社会中的青年。 陈独秀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是他让那个零落瘫痪的国家找到了生机和希望；是他在那个闭塞保守的年代振臂一呼，叫醒了沉睡的人们；是他在那个腐败堕落的社会看到了青年的力量。他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新青年的殷切希望，对旧青年的痛心疾首。“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新旧青年有着相似的年龄，但在生理和心理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必须指出这些差异以警觉青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老先生忧国忧民的拳拳热心，他明白一个国家的复兴与发展都寄托于青年，必须从青年身上寻找活力与气魄，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首先从生理上来讲，旧青年大多数都是斯斯文文的白面书生，最主要的特征是“悉秉蒲柳之姿，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力
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而放眼国外时发现外国青年都是壮健活泼，非常有活力。“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舟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也，不在读书授业之下。”对比的结果是发人深省的，陈先生在这里就对新青年提出了恳切的要求：“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予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新青年首先应该有着健康的体魄，而不是遵从旧社会所提倡的孱弱书生形象。其实陈先生的观点放在今天也是有警示意义的。现在的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赢在起点线上，很早就开始给孩子增加各种各样的学习负担，让年仅十岁左右的孩子身负重压，生活重心只有学习，忽视了锻炼，忽视了身体的重要性，小小年纪就老态龙钟，活力不足。今天的孩子就是以后的青年，未来的国家栋梁。这些本应该天真烂漫的祖国花朵们现在的形象是：架着近视眼镜，耷拉着脑袋，背着硕大无比的书包。尽管学习很重要，但是身体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国外学习，教育里本来就应该包含体育和锻炼，不能让素质教育仅仅成为口号。 然后从心理上来说，旧青年的头脑里延续的是做官发财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个大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对于做官发财这种腐朽思想的鄙夷和不屑，在他看来，新青年头脑中必须斩尽这种腐败堕落陈旧的思想，必须有真实新鲜的信仰。只有这样的青年才可称之为二十世纪新青年，所谓的新主要是要有新的观念，新的精神，新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去追求新的生活，才会建立起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广大血性青年身上，他用
港台及海外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 作者：陈建明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07期点击数：1585 更新时间：2007年12 月12日 一、台湾、香港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 国民党政府兵败台湾，原已投降国民党的托派任卓宣(叶青)等人，也随之到了台湾。他们偶有回忆和谈论陈独秀的文字，但无甚价值。倒是台静农、胡秋原、郑学稼三人对陈独秀的回忆和评论，有足观处。台静农的《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讲了他“为未能做仲甫(陈独秀的字)的学生而遗憾”；陈独秀“谈及(苏)曼殊的日本女友”；章士钊在陈独秀面前自称“小瘪三”；陈独秀的“笔底寒潮撼星斗”；“艺术趣味终未灭”和“晚年遗愿”。[1]晚年陈独秀的气度、风貌、理想、心态，跃然纸上。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编印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全为陈独秀的手迹影印，共有114封陈独秀书信手迹，弥足珍贵。胡秋原在1996年11月14日与郑超麟的通信中，称陈独秀《给H和S的信》中H是他自己，S是薛农山(Shich)(按：S实为孙几伊)；1997年1月8日致郑超麟信中，谓“弟自西游后即主张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陈先生入川后在民生公司演讲，亦有此主张”；1997年5月31日信中，说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坚信抗战必胜”。在他的著作《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胡秋原引了三封信和一篇文章的大段原文，作了具体精辟的评介，可见胡秋原对陈独秀确有研究。陈独秀逝世后不久，胡秋原即写了《悼陈独秀先生》的文章，说陈独秀“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政治史上的一个彗星，当年叱咤风云，此日销声匿迹，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这一形象的譬喻，倒也切中陈独秀的肯綮。台湾学者郑家稼辞世后，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在1989年出版了《陈独秀传》，该书陈独秀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马克思主义先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书中有些资料比较难得，如陈独秀晚年从江津发出的致作者的14封函件的手迹，就很宝贵。但全书反共色彩浓厚。 香港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别成一家。一是因为香港有托派及有托派刊物《先驱》。居住在香港的中国托派元老一丁(即楼子春)于1986年4月接受香港《开放》杂志记者访问时说：“到目前为止，您知道，中共对中国托派，对陈独秀个人，曾经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情。近来我们见到，他们甚至对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都企图作出比较为公正的评价。这都是好事，值得欢迎。”[2]反映了今日托派(按：还在1988年，苏联政府已对托洛茨基——季诺维埃夫联盟中的托派平反，谓托派系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并非帝国主义收买的间谍、特务)对陈独秀的看法。如《先驱》1994年第二期发表的向青的文章《似曾相识燕归来》，借评论唐宝林《中国托派史》的机会发表了托派的陈独秀观：“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前，陈独秀是中国托派里面政治能力最强的一个，他比所有别人都更懂得运用托派政纲，制订实际策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非常积极地支持并且企图影响当时的抗日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就是一个光辉的例证。”“大约从一九四○年起陈独秀倒退抛弃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民主党那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了。他认为一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民族独立，只能够是同盟国或者轴心国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
《敬告青年》读后感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 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近些天我读了下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很有感触，被他的诚挚情感、锐利的目光所折服，所震撼。在该文中，陈独秀先是充 满诗意地将青年热情讴歌了一番，曰：“青年如初春，如朝阳，如百卉之萌动，如利 刃之新发于硎”。并感言“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并由此类推， 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 则人身亡；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接着， 作者开始历数中国社会之黑暗，痛陈专制制度之罪恶，率先对青年们提出了六点期望。 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4、世界的而 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提出的这六点，总的是 向青年人可以做到：民主、科学、人性、理性、改革和开放。我也很同意他提出的这 六点，因为，它指出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研究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弱点，这也更突出了它的呼吁是多么迫切，而且也正如他所说，青年如 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 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将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也是情理之中。 对于文章的这六个关键论点，其中我认为对后代最有启发性的是第六点：科学的 而非想象的。科学，对于当时那种各种思潮混杂的年代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他给人们 的不仅是理性的分析，更有追求革命创新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勇气！想象，既超托客观 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控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而且中国的迷信思想根深 蒂固，陈独秀呼吁人们崇尚科学破除旧思潮，开创新时代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 避安闲之想。而且他用辩证看法来对待问题“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尤具科学性。也只有重视科学才可避免“是犹有锁国之 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的重蹈覆辙。陈独秀看到“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他的目光的前瞻性，是可敬的。 文章分析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指出了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弱点，切中时弊，针对性极强。其中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就是“人权”即“民主”思想；第六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是“科学”思想；第二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四条“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则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思想，也就是说，95年前，陈独秀先 生就提出了中华民族要求生存、求发展，必须改革开放！民主是大智慧、是凝聚力、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是法治的保障、是权力制约和反腐的利器。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 发展。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而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用科学的态度看待客观事物。 但仍有些许瑕疵，文中强调学习西方，却从未提及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犯 了片面性与狭隘性的错误，而且，他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 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实践理论，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有这种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实不可能的。 这篇文章是发表于五四运动之前的四年。用近代史的观点来说,当时的中国革命 还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可以说这篇“檄文”在激励号召青年同过去决裂的时候, 还未指明决裂之后的方向。摆脱了过去,又该何去何从,这个答案,则自然留给了其后 的革命来回答了。
陈独秀与李大钊留学日本的经历及其意义 陈独秀的留学日本经历及其影响 从 1901 年到 1915 年，陈独秀的留学日本经历断断续续地持续了 14 年。据记载，陈独秀在 1897年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落第后，于翌年北上沈阳，在担任地方官员的嗣父陈衍庶⑤幕中从事文案工作。考虑到陈独秀不满2 岁时丧父并在5 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22 岁的他能在1901 年11 月远赴日本留学，也应该是得到了为官多年的嗣父的资助。①关于留学日本的动机，陈独秀后来曾回忆道: “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人之一。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外国，查看一番。”②由此可见，忧虑国家命运并期待祖国振兴的爱国心，正是促使陈独秀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据统计，1901 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达 280 人，并开始出现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运动的第一个高潮，③因此陈独秀可以算做是近代中国第一代留日学生。这也是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留学，至于其入学的学校则有宏文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等四种说法。④鉴于第一次到日本留学的陈独秀既无日本语能力又无新式中学教育基础，因此他不可能直接进入任何日本高校去学习，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先到一个预备学校学习将来考取日本大
学的必要知识，包括日本语。所谓“宏文学院”应系弘文学院之误。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研究，由近代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任校长的高等师范学校，曾在 1896 年至1899 年间接受近代中国最早一批的留日学生 13 人，并专门为他们开设“连学校名也没有的学校”，亦即临时性预科班。到 1902 年 1 月，则专门为教育中国留学生而在东京设立弘文学院，第一次留日的陈独秀也是先到弘文学院学习，然后进入高等师范科进修。⑤至于所谓“东京高等专门学校”应系 1882 年由大隈重信成立的“东京专门学校”之误，东京专门学校则是在 1901 年改名为早稻田大学并设有专科部与大学部。 因此，1901 年 11 月东渡日本的陈独秀在既无任何新学基础更无日本语能力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直接进入早稻田大学去学习。就在此次留日期间，陈独秀与张继等人参加了留日学界最早的团体励志社，而这也是他最早参加社会团体并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尽管由于不满励志社标榜“对于国家别无成见”的温和立场而“先退会”，参加励志社毕竟是陈独秀生平第一次参加社会团体并开始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表明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以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心。可以说，正是在第一次留学日本期间，陈独秀的思想开始由支持立宪改良的“康党”而转变为拥护共和革命的“乱党”，⑥留学日本遂成为他革命生涯的开端。然而，陈独秀在
敬告青年 陈独秀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於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於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充塞细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於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於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寖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寖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瞻。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现象。於人身则必死。於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於自觉勇於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於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於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於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Nietzsche. ）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Borgson.）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 ）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
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 ——以“陈独秀与《新青年》为例浅谈新闻媒介对五四运动的影响714602210155 姜鹏 一、五四运动与中国人的自我救赎 人们常常从整体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角度来评判五四运动。这导致了对这场不是事先计划好的复杂事件简单化的观点，因为这一事件是不能从这些角度来分析的。随着旧政治结构和农业经济迅速解体和新的本国工商业的兴起，士绅、地主、官僚为维护他们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传统联盟开始崩溃，并由一个新形成的联盟取而代之。由此新知识分子对统治势力开始了反叛。青年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思想、制度和习惯，以及地主和官僚的利益举起了义旗。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反帝活动得到了工人、商人和实业家们的支持。在这种社会秩序的变革中，知识分子首先开始在思想意识方面开始对现状的反叛。我们可以将这种变革称之为革命或背叛。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中，从没有一个时期的人们像这个时期的青年人一样对新的知识和思想有着如此的渴望；在这个时期，新的标准开始形成，整个知识阶层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了扩大和改变。而作为思想传播的媒介工具，报刊杂志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二、思想启蒙与《新青年》的创办 从1915年冬到1917年夏，两次帝制运动使全国陷入骚乱之中，旧派官僚和士绅忙着准备即位复辟和宣扬儒家信条；不明真相的群众当中散播着“天子重归”的谣言；新建的民国遭受着外侵的国耻和内政的阴谋，整个中国又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大批的海外归国知识分子带回了他们救亡图存的新观念，这其中就包括1915年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同年秋天，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陈独秀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基本改变之后，中国才有解脱军阀桎梏的可能”。 正如陈在创刊号的首篇《敬告青年》中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泣涕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又进而提出青年行动的六大原则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其根本目的就是攻击守旧主义，并打倒没有价值的传统。 三、《新青年》的改革与创新 正如陈独秀所期盼的，轰轰烈烈的批判与改革开始了。 《新青年》首先开始倡导民主与科学，批判孔教与礼法，正如陈在《新青年》上撰文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的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倡求实态度和理性主义，反对神权，反
浅谈陈独秀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一位学者不得不提，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他就是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先生。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文化解放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陈氏云：“社会的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有良心的、以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其它对人民无用、腐朽的政党。”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几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在校期间，进行了几次慷慨激昂的演讲与空前绝后的举动，其他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给人很多启发。 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陈独秀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劳。在其它各处领域他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
关于陈独秀，360百科是这样说的，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这个简短的百科中，大家已经能够认识到陈独秀的贡献，我们把陈独秀的贡献做一简单概括。 一、陈独秀的历史贡献 陈独秀的历史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仍然是中国在努力实现的目标。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注意是上海）创办《青年》杂志，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
号问世。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首次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了区别于上海青年，从第二卷开始，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不久，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曾犹豫地说：“因为要办《新青年》，每月出一期，上海那边恐怕走不开。”“没关系，你正好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蔡元培说，“北大还要聘请一大批名流学者任教，正可以帮你编杂志。” 陈独秀随即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之后，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沈尹默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纷纷加入《新青年》的阵营，为其撰稿并参与编辑工作。 这样，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追求自由解放。《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 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所以大家可以理解陈独秀作为发起人，也是最早的旗手和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突出作用。 有的学者说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70至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