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二三事Array
1.简介
陈寅恪（读作chén yín kè，虽然“恪”字客家人念
作què，陈寅恪小名“恪（què）儿”，但陈寅恪多
次表示应按照普通话发音，念作kè，其致电牛津
大学时的署名TschenYinKoh，也可以证明），江西
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
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是中国现代最负
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著
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
开明督抚）之孙。
2.经历
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一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3.学术成就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
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4.品性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解放后，他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出版。
5.治学理念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尊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陈寅恪的“四不讲”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陈寅恪讲学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6.评价
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论语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与三代两汉之学问。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
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石泉访谈录》：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产物，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死后评价：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学术老人留给世界的隐语。文革后，陈寅恪与夫人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墓碑上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钱钟书对陈寅恪的评价片段：钱先生对陈先生“酷评”：“不学之失”、“言考据而不解辞章者”、“fanciful literal-mindedness（很能空想但是又关注字面意思的心态）”、“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考《会真记》者”、“迂谬可笑”、“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柳传）适足令通人齿冷耳”、“目盲心苦，竭学之博，思之巧，以成就识之昧”……。钱自己是这样说的：“我和陈先生从来未谈过话，二十七八年前，他忽然寄信给我夸奖《谈艺录》，并赠《元白诗笺》一本，我回信谢了。我和他的交往仅限于此。虽然他父亲和我父亲是有些交情的，但我一向不敢高攀名流，错过了想他请教的机会。我很佩服他的博学，而对于他的思想始终抵触。”
（个人认为，钱钟书先生的评价仅限于文人之争，譬如“古诗是否可为史”之类的学问之争，对于钱钟书的评价，陈寅恪若有知，大概也只会一笑置之。）
7.陈寅恪语
《编年事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8.传记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9.陈寅恪与王国维
1925年，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但是此时其身尚在德国，归国后又忙于家事，直到次年秋才到清华任教。不久陈、王二位成为邻居，因为见识趣味相契，常常一起谈论古今，遂成为知交好友。陈寅恪的挽词正文中说“回思寒夜话昌明，相对南冠泣数行”，正是对这段交情的回顾。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同仁们都怀念不已，两年后有学生为其立碑以寄托心意，请陈寅恪撰写碑铭，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碑文中陈寅恪三次提到学者对独立自由思想精神之追求，已经不仅是在悼念王国维先生一人一身，而是抽象出近代学者的一种新的人格理想，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是陈寅恪先生自己对学术界影响最为深刻的一种精神力量。
1.甲午元旦题曾农髯丈所画齐眉绥福红梅图 花枝含笑画犹存，偕老浑忘岁月奔。 红烛高烧人并照，绿云低覆镜回温。 新妆几换孤山面，浅笔终留倩女魂。 珍重玳梁香雪影，他生同认旧巢痕。 2.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因 一抹红墙隔死生，皕年悲恨总难平。 我近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 3.钱受之东山诗集末附甲申元日诗云“衰残敢负 兴亡江左自伤情，远志终惭小草名。 谁为谢公转一语，东山妓即是苍生。 4.贫女 绮罗高价等珠玑，白叠虽廉限敢违。 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灯裁作入时衣。 5.追忆游挪威诗北海舟中 孤怀入海弥难说，水鸟舟人共此游。 束地巨环迎北小，拍天万水尽南流。 斜阳大月中宵见，（Midnight Sun为挪威奇景。 ）故国新声一笑休。 （舟人共唱波兰新曲。 ）忽忆江南黄篾舫，几时归去作遨游。 6.追忆游挪威诗易卜生墓 清游十日饱冰霜，来吊词人暖肺肠。 东海何期通寤寐，北欧今始有文章。 疏星冷月全天趣，白雪沧波缀国妆。 （挪威女郎多衣绣衣一袭，所谓国妆是也。 余取以喻易卜生作品。 ）平淡恢奇同一笑，大槌碑下对斜阳。 （墓碑上刻有大槌一具。） 7. 无题 乱眼繁枝照梦痕，寻芳西出忆都门。 金犊旧游迷紫陌，玉龙哀曲怨黄昏。 花光坐恼乡关思，烛烬能温儿女魂。 绝代吴姝愁更好，天涯心赏几人存。
8.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 犹记红墙出柳根，十年重到亦无存。 园林故国春芜早，景物空山夕照昏。 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 （徐骑省南唐后主挽词：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 9.挽王静安先生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10.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 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 初升紫塞云将合，照彻沧波海不流。 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 11.阅报戏作二绝 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12.吴氏园海棠 无风无雨送残春，一角园林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 梦回锦里愁如海，酒醒黄州雪作尘。 闻道通明同换劫，绿章谁省泪沾襟。 13.残春 无端来此送残春，一角湖楼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犹忆去年人。 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 解识蛮山留我意，赤榴如火绿榕新。 14.残春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广东社会科学 2009年第6期 杜国庠先生与陈寅恪先生 兼释陈寅恪先生诗西天不住住南天!句 姜伯勤 [提 要]杜国庠先生担任广东学术界主要领导期间,尽可能保证陈寅恪先生的良好工作条件。他对陈寅恪先生的真诚尊重,源于他崇高的人品,深厚的人文精神,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良知。 [关键词]杜国庠 陈寅恪 弹词!渊源 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K825 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6-0099-04 一 1956年12月16日午后,我作为一个大学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和中山大学历史系1955级乙班20位青年同学一起,到广州东山杜国庠先生寓所,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拜望请益。 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拜访。 我中学时熟读郭沫若自传?少年时代#和?革命春秋#,后来又读过郭老所写的?洪波曲#。郭沫若先生那种流水行云的文章,生动记述了墨者杜老!的形象,使我景仰不已。 在1956年那个难忘的科学的春天!里,我和同一科研小组的江昇日同学、黄绍衣同学,在刘节先生指导下,做了一部?张衡传#。江昇日同学是部队文化教员转业的,他中学时已能写林琴南体的小说,因而负担了这部稿子十分之八的篇幅。黄绍衣同学是潮汕地区著名留日教育家、中山大学早年之中文数学两系教授黄际遇先生的嫡孙,也是杜国庠先生的乡亲,担任这部传记稿子的文学史部分,约占总篇幅十分之一。我担任另外十分之一篇幅,是思想史部分,篇名?张衡的反图讖思想及其必然性#?。我的主要参考书中有旧版的候外庐、杜守素(杜国庠)、邱汉生诸先生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由于黄绍衣学兄不时向我述说潮州乡贤杜国庠先生如何了不起,我也就尽量搜读了杜老关于先秦诸子和两汉思想的有关著作。墨者杜老!在我的心中,更清晰化为一位学富五车的硕学大家。 当我怀着敬畏的心情走进杜老之家时,只见这是一栋三四十年代建造的东山常见的二层住所。杜老的公子说话带有潮汕口音,十分亲切地把我们迎进屋内。终于亲眼拜见了杜老,一位极 99
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及答案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及答案》的内容，具体内容：现代文阅读题在高考语文考试中十分重要，为了帮助同学们练习语文阅读能力，下面我为大家带来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欢迎大家阅读练习。高考现代文阅读原文1.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现代文阅读题在高考语文考试中十分重要，为了帮助同学们练习语文阅读能力，下面我为大家带来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欢迎大家阅读练习。高考现代文阅读原文 1.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2.陈寅恪晚年，在病榻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3.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 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4.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5.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后来，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6.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7.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8.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9.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10.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二十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五十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另一篇就是《论韩愈》。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上述的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当然会注意到郭沫若其时的种种言行。但他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第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第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第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第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第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第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第一点，韩愈《原道》一文追溯道统，并有自配孟子之意，历来攻击者颇多。但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陈寅恪 ……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 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 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 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 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 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 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 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表一种之同情，
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 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 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 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 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 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 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 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 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 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 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 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 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 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 ……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 然真伪者， 不过相对问题， 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 如某种伪材料， 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 固不可也。 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 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 则变为一真材料矣。 中国古代史之材料， 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
陈寅恪先生二三事Array 1.简介 陈寅恪（读作chén yín kè，虽然“恪”字客家人念 作què，陈寅恪小名“恪（què）儿”，但陈寅恪多 次表示应按照普通话发音，念作kè，其致电牛津 大学时的署名TschenYinKoh，也可以证明），江西 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 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是中国现代最负 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著 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 开明督抚）之孙。 2.经历 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一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3.学术成就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
季羡林、贾平凹、汪曾祺、莫言，四位名家笔下的老师形象 01 季羡林：回忆老师陈寅恪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地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一九三O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渲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其意义绝对不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从坚船利炮渐渐地知道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
试析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论文关键词:孤独文化独立自由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格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雨果说:“孤独使人明白，使人燃烧，并把人引向伟大的热忱，用千种灿烂，用万种奇妙，慢慢造就一个人的灵魂。”陈寅格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漫步者。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目睹并亲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浪潮、抗日战争、“文革”等的洗礼，无法不感受到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中兴一代已成残迹的哀感，更切肤体会到社会纷乱变异下文化与社会风习的分崩离析。故此，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游学海外，博闻强识，设杏坛执教鞭，“续命河汾”，独自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他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他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这一主旨。祖父的壮志难酬，父亲的含悲而逝，兄长的命赛早疡，三位先生至亲至爱之人的相继离去，梦般消逝的世家繁华，已使他对生命的感悟中蒙上一层怨苦意识，心灵敏感、纤细、寂寞。加之王国维的自沉与临终“文化托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愈显形单影只，愈知落在他肩上的责任之重大。他更进一步思索中国文化的本质和出路问题，陷人了一种两难境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先生心中，交织着理智与情感的纠葛，理智上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随风逝去，走向歇绝的历史命运，但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文化的深深眷恋。对先生而言，做全面继承文化传统的“国粹派”很难，但要他做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西方论者”也不易。于是，他不得不选择第三条道路:既要维护传统文化的内核和民族性，又能实现其蜕变与飞跃，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重建之路。这种文化视角与那些“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或“抱残守缺”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比起前者，它多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宽容;比起后者，又多了一种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砺。穷其一生，先生无不在以近代的理性精神，探索和阐释传统文化，乃至其生命的深处无不氮氯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意绪与精神。在他看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毕生崇尚气节，贬斥义利，推扬宋贤，以士的精神自持。学术活动中，也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终必复振”为宗旨。为了这个目标，他坚持着文人的操守，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在以维系民族文化命脉为己任的同时，亦汲取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所高扬的学术独立的自由精神，倡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侄桔，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用生命呵护心灵中这片学术的净土，维护学术的尊严。在时世的动荡中，在积极人世和消极遁世之间，先生选择的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学术中寻找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选择了“边缘”与“流浪”，也就选择了寂寞与痛苦，陪伴他的，只
陈寅恪经典语录 【篇一：陈寅恪经典语录】 共收录25个陈寅恪的句子：本页收录的陈寅恪经典语录/陈寅恪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陈寅 恪名言名句可以了解陈寅恪的文字风格。如果您也有私藏的陈寅恪经典语录或喜欢的陈寅恪的句子，欢 迎出来与我们共享。 【篇二：陈寅恪经典语录】 国学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国学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国学 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2016-06-12 06:38,抑更在可论者，中国之 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 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 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然有一点可以确言，即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 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现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 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 俪之文言之，当以瘐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浮溪集一三)为第一。 《论再生缘》 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 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 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 人之讪笑也。 《论再生缘》——陈寅恪名言 吾国昔时社会惑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说，加士大夫之家，亦不 多教女子以文字。今观端生、长生姊女未，俱以才华文学著闻当世，则句山家教之力也。句山所谓“娴文事，享富贵”者，长生庶几近之。至若端生，则竟不幸如世论所谓“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 往福薄”。 《论再生缘》 文人薄命，才女亦然。 《论再生缘》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 作者：杨联升附图 引言 据「中央日报」副刊报导，史学大师义宁陈寅恪先生于五十八年十一月病逝广州。（以前传说陈先生曾被红卫兵殴打，未知确否。）先生生前自谓「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今竟不幸言中，眞令人欲哭无泪。然盲目衰翁，早一日升达天界，卽等于早一日脱离苦境。敬慕先生者，惟有虔心祝祷，共祈冥福；尊事先生者，惟有更图精晋，光大师门。联升在清华经济系，曾选修先生所授隋唐史，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亦蒙先生指导。在「清华学报」十二卷三期（民廿六）印布之拙稿「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卽是其中之一章。至于论文主旨，则与陶希圣先生及鞠清远兄之著述，大体相同，故未发表。联升于陈先生隋唐史课前，每得在教员休息室侍谈，课后往往步送先生回寓，亦尝造寓晋谒。七七事变后，曾到北平城内先生府上参拜太老师散原老人之灵柩，此为联升在国内晋谒先生之末一次。来美留学之后，曾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与周一良兄（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同随赵元任先生夫妇，到纽约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探望先生。时先生双目几己全部失明，看人视物，仅辨轮廓。因网膜脱落，在英经其国手名医，用手术治疗无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学中文讲座之聘，实未就职，但借此
前往就医。）置舟回国，道出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是日午后约三时半，先生在舱内初闻韵卿师母、元任先生呼唤之声，顿然悲哽。但旋即恢复镇定，谈话近一小时。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时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后完成博士学业，卽将回国任教。一良到燕大，联升到北大，并各兼史语所副研究员。先生又询及联升之内兄缪钺、彦威，云曾数度通信。又云，回国后拟在南京定居。此为联升在国外拜谒先生惟一之一次，亦为毕生最末之一次。当时胡适之先生已接受北大校长之任命，方在纽约准备回国，本拟一同登舟探视，临时以故未克前往。一九五六年，联升撰「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略论南北朝时代的道教清整运动」一文，在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印布，为胡适之先生祝寿。曾托人将单印本设法转呈先生，闻已收到，并传语嘉勉。联升所学伤于芜杂，虽曾列先生讲席，至多勉强升堂，绝不敢称入室。顷于悲痛之余，忽然检得当年（约在民廿四）在清华园听先生讲隋唐史笔记二册。因录其第一讲大略，以为记念。追忆学恩，倍增哀痛。 五十九年二月记于美之康桥。 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大略 应读及应参考之书： 甲：通鉴隋唐纪，通典。（宜先读）
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在晚明最后的四年，钱谦益赋闲，精神状态介于道、儒之间。陈寅恪为他的入世情怀感动，同情于他的际遇，也因此为他辩护。陈寅恪自己是一个出世者，关注的是大概念的社会—人性或文化，他对钱谦益的理解是深刻的，区别于那些喧嚣而行的斗士们。 一、人治与理治的辩证 《说剑篇》见于【初学集卷二十东山诗集（三）】，写在“起辛巳六月，尽十五年壬午” 壶公注： 辛巳年即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壬午年即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这是大明朝最后的4年。无论从任何角度说，这一段历史都是中国人应该关注的历史，这种关注更重要的是省悟，如同晨钟暮鼓。
《说剑篇》相关两篇： 其一、【燕誉堂秋夕】 雨过轩窗浴罢时，水天闲话少人知。凭阑密意星娥晓，出幌新妆月姊窥。 斗草空阶蛩自语，采花团扇蝶相随。《夜来》一曲君应记，飒飒秋风起桂枝。 其二、【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 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追思贳酒论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 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 在这里，我们惊讶地看到钱谦益和柳如是二人，在《夜来》歌唱中，在洞房清夜秋灯里，居然不是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而是感受着秋风飒飒的时局，议论着剑气吞吐的庄周论战。 从两诗的意境看，其一篇是以柳如是的口气写，浴罢、新妆、斗草、扇蝶，沉迷之际却又提醒自己新婚的夫君：飒飒秋风起矣，时局不宁。其二篇以钱谦益的口气写，东虏游魂、双鬓皤然、贳酒论兵、凉风细雨，勾画了当其时社会的内忧外
患与参与者的无边愁怆。作者叹到，多少英雄马革裹尸，我的人生也在磨蚀中进入了晚年。可是在这洞房花烛夜，清夜秋灯里，我们说的还只能是那些我们无法排解的苦难。 应该说明的是，《说剑篇》写的不是铸剑技巧、运剑方法，文章以剑为载体论述了关于力、势、道三个不同层面的战略思想。《说剑篇》与墨子的《非攻》一样是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亮点。 当然，在基本点上仍然存在差别，例如墨子的非攻思想是平民主义的战争观，墨子以立于“天下”的高度论证，任何战争都是权力者的争权夺利，却是人民深重的灾难。孟子没有墨子式的平民倾向，但是他说：“春秋无义战。”而庄子则怒斥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的激愤源于其对于大道的理解和坚持，是对公平正义的理解的和坚持。当孙中山大书“天下为公”的时候，当中共坚持其旗帜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明白庄子的“道”从三千前至于今天，至于今天仍然必须坚持。 应该注意到，陈寅恪读罢《说剑篇》相关的两篇他的心情受到两个层次的激动：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人物评价 1、家世显赫，学识过人。其父是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并了解西方文化。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今之“大师”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 2、些许便宜面包，图书馆里度日。1902年，13岁的陈寅恪开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学之旅，他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留学4年后，因脚气发作，陈寅恪回国，日本留学生活画上句号。1918年7月，归国4年的陈寅恪再续留学之旅，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一战结束后，再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美谈。 3、坚守民族大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国难当头，民族大义不忘。 4、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学人品格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
陈寅恪先生早期学术历程探究 辽河油田第一高级中学2009级6班 常亮赵一璇赵丁荻赵赫范强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中国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学者。陈三立子，陈宝箴孙。早年留学欧美，先后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对中国中古史、宗教史、西域各民族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 1.2研究背景 陈寅恪先生为当今鸿儒，陈学的研究向来是学者的关注所在。本探究旨在还原陈先生早期的学术历程，尽量清理其早年为人论学的大体思路，为当代学生对我国文化的认识提
供较良好的土壤与背景。正所谓“清华同学，薪火相传”。 谨以此探究献给有志于中国文化事业的青年学子。 1.3探究目的 鉴于近阶段普通民众对于国故的追捧和热爱，并时值陈寅恪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报告献给所有热爱景仰陈寅恪先生的普通读者。 1.4研究方法 1.4.1资料筛选法：对大量的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择优而录。 1.4.2著作考证法：回归原始资料，直接从被研究者的著作入手。 1.4.3综合比较法：与其他同时期人物的历程进行对比参考。 1.4.4实地考察法：利用假期等课余时间自行前往清华园进行实地调研。 1.4.5小组讨论法：以个人为单位进行任务分配，然后综合建议，形成文字。 2.研究过程 2.1对小组中各人分配好各自的任务 2.2筛选整理并分析资料
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作为一名即将成为语文教师的师范生，陈寅恪教授执着于钻研学术和传道育人事业的一生带给了我无尽的感动和启示。 一、学海沉浮 陈寅恪出身于世家，祖父官拜巡抚，父亲也是诗文名家。他从小受诗文熏陶，熟读经书典籍。而后，他又积极前往海外，漂泊留学十六余载。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在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重要发大都源于此。 令人惊讶的是，陈寅恪学识渊博，国外留学十六年却是半个学位也未拿。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也只留下几本笔记。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至今仍是美谈。 1926年8月，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时年37岁的陈寅恪已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王国维自尽后，梁启超也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四大导师”纷纷离散，盛极一时的国学研究院也随之解散，此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吴宓在其文集中写道：“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先生伤心过度而致眼疾，治丧完毕，先生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坚决不受，辗转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
读《莺莺传》 陈寅恪 《太平广记》四八八杂传记类载有元稹《莺莺传》，即世称为《会真记》者也。《会真记》之名由于传中张生所赋及元稹所续之《会真诗》。其实“会真”一名词，亦当时习用之语。今《道藏·夜字号》有唐元和十年进士洪州施肩吾（字希圣）《西山群仙会真记》五卷，李竦所编。（又有《会真集》五卷，超然子王志昌撰。）姚鼐以为书中引海蟾子刘操，而操乃辽燕山人，故其书当是金元间道流依托为之者。（见所撰《四库书目提要》。）鄙意则谓其书本非肩吾自编，其中杂有后人依托之处，固不足怪，但其书实无甚可观，因亦不欲多论。兹所欲言者，仅为“会真”之名究是何义一端而已。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天下篇》语。）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缘华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荡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其例不遑悉举，即就《全唐诗》一八所收施肩吾诗言之，如《及第后夜访月仙子》云： 自喜寻幽夜，新当及第年。 还将天上桂，来访月中仙。 及《赠仙子》云： 欲令雪貌带红芳。更取金瓶泄玉浆。 凤管鹤声来未足，懒眠秋月忆萧郎。 即是一例。而唐代进士贡举与倡伎之密切关系，观孙棨《北理志》及韩偓《香奁集》之类，又可证知。（《致尧自序中》“大盗入关”之语，实指黄巢破长安而言，非谓朱全忠也。震均所编之年谱殊误，寅恪别有辩证，兹不赘论。）然则仙（女性）字在唐代美文学中之涵义及“会真”二字之界说，既得确定，于是《莺莺传》中之莺莺，究为当时社会中何等人物，及微之所以敢作此文自序之主旨，与夫后人所持解释之妄谬，皆可因以一一考实辨明矣。 赵德麟《侯鲭录》五载王性之《辨<莺莺传>事略》云： 清源庄季裕为仆言，友人杨阜公尝得微之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备至。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仆退而考微之《长庆集》，不见所谓郑氏志文。岂仆家所收未完，或别有他本而。又微之作《陆氏姊志》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作微之母《郑夫人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亦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与微之为中表。正传奇所谓郑氏为异派之从母者也。可验决为微之无疑。然必更以张生者，岂元与张受命姓氏本同所自出耶？（原注云：张姓出黄帝之后，元姓亦然。后为拓跋氏。后魏有国，改号元氏。） 寅恪案: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然微之之所以更为张姓，则殊不易解。《新唐书》一二五张说传云： （武）后尝问，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 武后之语颇为幽默。夫后世氏族之托始于黄帝者亦多矣。元氏之易为张氏，若仅以同出黄帝之故，则可改之姓甚众，不知微之何以必有取于张氏也。故王性之说不可通，无俟详辨。鄙意微之文中男女主人之姓氏，皆仍用前人著述之旧惯。此为会真之事，故袭取微之以前最流行之“会真”类小说，即张文成《游仙窟》中男女主人之旧称。如后来戏曲中王魁梅香，小说张千李万之比。此本古今文学中之常例也。夫《游仙窟》之作者张文成，自谓奉使河源，与积石山窟得遇崔十娘等。其故事之演成，实取材于博望侯旧事，故文成不可改易其真姓。且《游仙窟》之书，乃直述本身事实之作。如： 下官答曰，前被宾贡，已入甲科。后属搜扬，又蒙高第。奉勅授关内道小县尉。（寅恪案，即指宁州襄乐尉而言。） 等语，即是其例。但崔十娘等则非真姓，而其所以假托为崔者，盖由崔氏为北朝隋唐之第一
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 柳青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e）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e），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 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离开故国时，他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游历西方的岁月里，陈寅恪意识到中学必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地板，你就马上跑去。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陈寅恪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漏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盲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