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 A S T E R1
摘 要：文化的传统张力是异常强烈的，可以穿越漫长的历史时间和纷繁复杂的社会时代变迁，以独特而顽强的精神内核传承并影响着后世。本文以陶渊明的诗风为切入点，通过对其整体风格的介绍，并佐以时代背景的阐述，探讨陶诗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陶渊明 诗歌 田园 影响
一、陶渊明诗作整体风格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文学界独树一帜的诗人，因为其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其诗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是其人超脱自然、任情豁达的人格体现。
（一）“真善美”的主题选择
田园诗就其所选的主题来讲，天然的与真善美契合。这也体现了陶渊明对这一主题的终极关怀，是陶诗风格的基本内核。中国诗人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创作背景，那就是存在着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纠缠，而其中内在世界是具有支配力量的。因此，这个主题的选择，就自然而然的涉及到这两个世界的共有主题。
1．外在世界的真善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从现实层面来看，普遍具备这种外在世界的真善美主题，也很好理解。如《归园田居》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因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恬淡宁谧的农村田园生活，首先在视觉逻辑上确立了真善美的主题要素。诗中提到的所有形象，几乎都以真善美的姿态在陈述。从所有形象之前的修饰语可以看出：“丘山”之前是“爱”，“榆柳”对仗“桃李”，“暧暧”的“村”，“依依”的烟。外在世界的真善美是诗人发现和选择的结果，更是赋予其灵魂的结果。
2．内在世界的真善美
前文提到，中国诗人对待外在世界的态度取决于他内在世界的结构和价值取向，即内心的真善美决定了现实的真善美。之所以能够开辟田园生活作为诗歌的陈述对象，就在于诗人内心对完美精神世界和完美人格的追求和塑造。陶渊明善于运用神思遐想以意造境，构筑理想的境界，他喜欢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勾勒和睦舒畅、淳朴可亲的社会环境。如诗人笔下的《桃花源诗》，桃花源中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其融洽，这正是农村中淳朴的人际关系的升华。这是陶渊明对现实世界不满的反映，也是他对农民理想和愿望的描画。尽管也有局限，但在他对这种境界的追求中，再现了他高尚的人格。中国诗人的理想情节浓重，内圣外王，主张构建内在的完美世界，修身为始，因此，理想中的真善美是诗人心中最终极的目标，而现实的真善美仅仅是理想中的真善美的外在形式和诗人的选择而已。
（二）朴实、生动、充满创造力的陈述方式
朴实无华，是陶诗的最明显的语言风格。在陶渊明的诗中找不到奇特的意象，瑰丽的辞藻，富艳的想象，他的田园诗中究竟潜藏着何样的魅力，令历代文人才士对其人其诗仰之若神，追摹怀想。元好问曾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醇。”陶渊明诗真醇之所以不同平淡，缘其豪华褪去之底色。浑然天成，无需雕饰，是陶渊明所开创的田园诗以清新之风吹动东晋诗坛的原因。
生动真切，同样是陶诗的一大特色。六朝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总体以奢华浮躁为主，文多佶屈，诗多矫情，文人也以追求辞藻的华丽、形式的铺张和华而不实的语言技巧堆砌为己任，缺乏最直接、最基本的生活体验，大多无感而发，无病呻吟。而陶渊明的田园诗则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农业社会背景下优美宁谧的田园风景画：东篱，南山，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真切的体验所带来的语言表述，是任何浮在虚空上面的陈词滥调所无法比拟的。陶渊明的田园诗甚至可以作为研究我国古代农业的产业结构特征和农村图景的重要文献。
创造力，表现为陶渊明作为一个诗人，却能够真正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去，以事必躬亲的态度去切身体验农事生活，同时赋予了农事田园经济功能之外的审美功能。这种创造力是陶诗独步东晋文坛的根本原因。
二、陶渊明诗风形成的时代背景
诗人的风格，与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休息相关。而研究其时代背景，能够提取出最基本、最一般的规律，用以分析诗人对后世的影响的最普遍的方式。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东晋末年产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魏晋时期，地主庄园经济进一步发展。永嘉之乱后，南逃的士族地主在东晋政权的庇护下，广置田园，掠夺土地，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崇自然、尚清谈的玄学风气极盛，加上佛教的广泛传播，儒家经学暂时没落。当时的士族文人往往生活糜烂，意志颓废，精神上纷纷向“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学寻求寄托，有的纵情山水，以隐居逃避现实，所以文学领域玄言诗、山水诗盛行一时。与此相反，一部分不满现实的文人士大夫，深感仕途黑暗，于是弃官归隐，躬耕自食，去探索人生的真谛，寻求个人安生立命的场所，渐渐与统治集团有了距离，因而 更接近于广大劳苦大众。陶渊明就是这些文人士大夫中的杰出代表。
三、陶渊明诗风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陶渊明与他开创的田园诗，对后世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唐诗的影响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对其风格的继承和创新，成为唐宋文人同类题材创作的内涵脉络。
（一）对唐诗的影响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界地位极高，始于唐代。也就是说，六朝时期那种形式主义奢靡文风仍然占主流，而陶渊明的淳朴清新的诗风则是以另类的身份存在的。陶渊明的诗风在六朝中受到的排斥远远盖过了他所受到的肯定。而正是在唐代，由于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使得陶诗脱颖而出，收到了唐代诗人的热捧。
1．奠定了初唐诗风褪尽浮华的大势
初唐诗风在继承六朝奢靡华丽的诗风的必然过渡阶段中，蕴含着变革的因素。由于陶渊明诗风的其中一部分源自他隐退官场的超脱之举，颇为迎合当时的文人追求，因此初
陶渊明诗风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杨晓
唐诗人开启了崇拜陶渊明及其诗作的热潮。以初唐四杰为例。四杰对陶渊明也有着不同于以往隐士、征君形象的认识。陶渊明形象与诗歌以另一种鲜活的生命力映照在四杰的诗歌中，四杰引用、化用陶诗的情况开始大量出现，而尤以卢照邻为甚。如卢照邻《山林休日田家》诗：“……南涧泉初冽，东篱菊正芳。2．构建了盛唐气象中的自然率真诗风如前文所说，真切生动，是陶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极为可贵的诗品。而盛唐时代，在文化上是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热情洋溢、自由奔放的时代，大多数盛唐诗人多率性真切，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个性，因此对陶诗的真切生动全情投入，褒奖有加。以王维为例。王维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也是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的优秀后继者。王维对陶渊明的批判的继承具有一定的深度，这是由于王维本身通晓佛理，因而在诗中点入了禅境。王维认为，陶诗的本是一种“无我之境”。如陶渊明的《饮酒》中。诗人采菊于东篱下，不经意间，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好象不在眼前而在诗人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一个超俗的境界。诗人仿佛是那南山、那秋菊、那飞鸟，与大自然心息相通，形神合一，达到“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境界，像“庄生梦蝶”一样，“不知我化为了蝴蝶，还是蝴蝶成了我”，真正的物我两忘。王维对陶诗的这一灵魂把握极为精准，在此之上又进行了深化，认为陶诗的“无我之境”是朴素自然的，是用“物”的视角去观“物”，因而在诗歌创作中，融入了禅境中的“无我”加以凝练。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种“无我”较之陶诗则更为深刻彻底，完全将大自然的原生态以自体的形态展示出来，而消解了主体的存在意义。同样，陶渊明的诗风还塑造了中唐平易近人和晚唐避世保身的诗风，代表人物有白居易和司空图。每一时期形成的主流的诗风，都与当时的主流诗人对陶渊明诗风不同侧面的不同理解不无关系。（二）对宋诗词的影响宋代文学的文人书斋气相当浓厚，诗风由外向奔放型转为内向思辨型，而且还诞生了新的文学样式，即词。而陶渊明因其独特的隐士身份，继续为后世文学家开启着走向终极价值关怀的巅峰之路。1．对宋诗的影响宋朝的诗歌整体风格也偏重于孤瘦嶙峋，更加关注诗人内心较为抽象的感情感性，因此同类型的诗歌流派不多。而以范成大为代表的农事诗，却是陶诗某一方面的别样继承。客观的讲，范成大对陶渊明诗歌的继承要远远次要于与他的区别。虽然同为农事田园的写作对象，但是范成大则是在时代环境和生活经历中，自觉地把自己的感情与农民的思想结合在一起，通过这种认同感，从农民的立场出发，运用同辈诗人所开创的通过“我”的内心独自这一表现手法，真实、具体地反映农民丰富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传统田园诗（粉饰、美化、歪曲）的本质，因而相对地提高了田园诗的价值。”2．对宋词的影响词是宋代文化的骄傲。词是一种纯粹抒情的文学样式，不存在任何叙事词，因此，对陶诗风格的继承则更为隐秘。以辛弃疾为例。同为隐士的身份，使得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推崇和靠近成为必要，即便二人隐退的原因和方式都大相径庭，但是隐退是不争的事实。辛弃疾词中经常出现的陶诗中常见的意象，如飞鸟、菊、柴桑等，甚至直接出现陶渊明本人，足见对陶诗所能做到的尊重和致敬。由于辛弃疾一生颠沛流离，曲折往复，与陶渊明相对简单明了的退隐经历相比难以理清，因此对陶诗的继承则更为复杂。陶渊明可以说是真正的看破红尘，融入自然，享受天年，因此能够看出陶诗风中轻松畅达的味道。陶诗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甚至可以延续到元明清。总之，诗风能够体现一个诗人的人格，而诗风的形成和对后世的影响往往能够反观该诗风的生命力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参考文献：［1］崔晓艳．论陶渊明田园诗歌的美学内涵［J］.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7.［2］赵红．陶渊明田园诗艺术魅力探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3］陆学松．论陶渊明对唐代诗风的影响［J］.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孙会黎．陶渊明、王维诗歌意壤之比较［J］.科技信息，2009.22.［5］吕慧娟．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三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6］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杨晓：河南开封市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学。）摘 要：学界一般认为《西游记》是一部体现浓厚宗教
情怀的神魔小说，本文通过细读文本，发现小说的核心主旨并没有宗教所高扬的超脱意味，相反，在世俗化的方向上却走得很远，本文结合作者吴承恩的生平经历及其他作品，从故事情节的转换、孙悟空的形象发展及人物形象塑造的世俗化三方面来阐述《西游记》的世俗情怀。
关键词：西游记 形象 世俗 情怀论《西游记》的世俗情怀
朱俊海
历来对《西游记》的解读，众多读者都认为吴承恩是在借小说中的神佛故事“谈禅”、“讲道”、“解易”等。也正是由于《西游记》取经故事的宗教题材，不少学者认为《西游记》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笔者认为，这只是对《西游记》中神佛故事的表面化的认识。其实《西游记》的思想结构与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结构是相一致的。儒家思想才是中国文化的主干，绵延两千余年，并长期为中国历代皇帝所推崇的儒家思想更是一直处于核
浅谈屈原及其开创的楚辞对后世的影响。 学号：12106049 姓名：黄智霞班级：12语教（1）班摘要：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起作品的爱国主义情感深厚而真挚。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是一座跨越时空的丰碑，也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模式”载体。屈原的爱国情感是十分强烈，两千多年来一直给后世重大的鼓励和鼓舞，屈原也因此成为不朽的爱国典范。楚辞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始，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楚辞诗歌浪漫主义屈原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说明这一名称形成于西汉初年。《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出于一个时代。楚辞是由屈原宋玉等一方文学人士所创造的，它开创了我国诗歌史方面的成就辉煌，为世人瞩目。屈原是楚辞创作的第一人，其辞是楚地的歌辞，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其中以《离骚》为代表，骚体的意韵更加显著，之后又著有《九歌》、《问天》、《九章》等作品。楚辞及其作者因思想内容的深刻和艺术表现上的巨大成就，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极其重要地位。 一、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楚辞发展到汉代时已经基本定型了，屈原辞赋以及宋玉以下汉人的伤悼屈原，以事名篇的拟骚辞赋已经发展成了完整的楚辞体。风、骚并称，由来已久，是诗歌创作的典范。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感，其爱国思想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汉初，遭遇与屈原极相似的贾谊在赴长沙任太傅途中经过湘水，凭吊屈原自沉殉国的地方，怀古伤今，写下了《吊屈原赋》，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无尽的哀思。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引用刘安语称誉屈原“与日月争光，可也”，并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自勉，在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情况下，隐忍苟活，发奋著书，几十年的心血终于结晶成为传世名作《史记》；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司马迁艰辛的写作过程和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灵魂的再现，精神的闪光。
姓名：蒋娜班级：09汉语言1A班学号：20091201479 序号：20 陶渊明归隐的原因 陶渊明（约365——427年），字元亮，或云名潜，号五柳先生，谥曰靖节先生，东晋末期南朝宋初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渊明幼年生活大部分时间在外祖父家里度过。这为他以后的思想和创作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陶渊明一生创作的作品不计其数，现今仅存诗歌共125首，其中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体裁丰富，包括田园诗，咏史诗，赠答诗，咏怀诗，行役诗等，但成就卓越的还是田园诗，陶渊明是山水田园诗的开创者，这此种题材上建树最显著，故而陶渊明又被誉为“山水田园诗人”。 虽然陶渊明身世显赫，作品云集，但一生中所遭受的苦难也是众多，对世事看的相当透彻，因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乙巳（405）年时，54岁的陶渊明决定从此隐居，这是他一生的分水岭和转折点，而陶渊明隐居的原因至今也是学术界们探讨的一个热点话题。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我简单做了如下几点概述： 1、孤傲不群的个性 因陶渊明生活在魏晋时期，故而受魏晋玄风的熏陶，他最大的特点是“质性自然”，“任真自得”。萧统《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里所说的“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即超凡脱俗、崇尚自然、为人率真的天性。 他的性情从来与世俗不合，他自称“少无适俗韵”、“性刚才拙，与物多舛”。生性耿介者，行为与俗人相异。正是这种真率耿介的独特个性，使得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个性是个体生命的真正本质，是决定人生选择的最直接因素。而陶渊明生性孤傲不群，喜爱追溯自然的性格从没消减，这是他晚年宁弃官，隐居山林的原因之一。 2、崇尚自然的性情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思考。陶渊明所崇尚的“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质而存在，依靠它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朴素而归真。所谓
《聊斋志异》的前世今生 【摘要】：鬼历来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易·睽·上九》上曰：“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这可以说是对于鬼最早的文献记载了，而在《聊斋》之前也有很多鬼怪著作，无疑，《聊斋》肯定也是受过前代著作的很大影响，但经过时光的洗涤与冲散，唯有《聊斋》最为坚挺，在文学的森林中依然枝繁叶茂。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除了在文学戏剧上的影响，电影电视的改编也不在少数。 【关键词】：《聊斋志异》前世今生 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此书素材来源泛，内容精彩丰富，思想意蕴深远，可以说是聊斋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 一、《聊斋志异》的前生 聊斋的前生即对古典文化的继承。 古人特别强调读前人的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蒲松龄也是一位博综群籍的人，他刻苦攻四书五经的同时，博览经史、诗词、野史杂录，中年以后设帐绰然堂，有毕刺史家的万卷藏书可资怡游。 在写作《聊斋志异》时，作者更是借鉴前代人的作品。《聊斋志异》近五百篇，据近人考证【1】，可以从前人作品中找到本事者达百余篇（当然，这类“本事”，有的有明显继承关系，有的较牵强。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蒲松龄特别提到了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对他的深刻影响。魏晋南北朝人鬼相恋故事，无非两种模式：是为人鬼结合，如《吴王小女》、《卢充》、《秦闵王女》。女鬼主动追求素不相识的书生，赠明珠、金枕之类，结局虽然人鬼殊途，书生却为女鬼父母认可。二为死而复生，如《父喻》、《河间男女》。男女青年爱情的自由选择和父母之命的矛盾，女方抑郁而死，在冥世与心上人结合，复回人间。但蒲松龄能入于干宝而出于干宝，他在搜奇猎异、遄飞逸兴的同时，孜孜追求爱的崇高精神，寻觅爱情更深刻更感人的内涵，更优雅更迷人的表现。 其中与前代小说有比较明显的借鉴联系的： 《画壁》－—《搜神记》卷一《徐光种瓜》； 《劳山道士》——《古今谭概》“灵迹”部之《纸月、取月、留月》； 《凤阳士人》——《说郛》卷四白行简之《三梦记》，《河东记》之《独孤遐叔》；《赵城虎》——《古今谭概》之《杖虎》条； 《三仙》——《玄怪录》之《元无有》； 《促织》——《明朝小史》； 《向杲》——《续玄怪录录》之《张逢》； 《降妃》——《酉阳杂俎》之《崔玄微》； 《黎氏》——《广异记》之《冀州刺史子》； 《续黄梁》——唐传奇《枕中记》； 《阿宝》——唐传奇《离魂记》； 《莲花公主》——唐传奇《南柯太守传》； 《胡四娘》——《鹅笼夫人传》； 《阿绣》——《幽明录》之《买粉儿》； 《侠女》——《唐国史补》卷中；
因为不懂，所以论辩----陶渊明们是否应该选择隐居 摘要：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与散文家。朱光有言曰：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很是崇高，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 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达多变化，都没有他那么纯、那么炼。渊明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为此，了解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不了解陶渊 明是遗憾的；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陶渊明这种现象也是遗憾的。陶渊明 的隐居，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窥探和思索，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颇具诱 惑力的疑点，成为中国文坛上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长久思索，未果，每次提笔，不知所言。两种声音在心头荡漾，两个观点在脑海论辩——探求渊明隐居之谜， 从论辩说起。 关键词：隐居陶渊明论辩 （一）正方观点：陶渊明应该选择隐居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的诗句，顿时复活了我们的隐士陶渊明， 虽然时隔已1600多年。他特殊的历史地位，特别的文学成就，更是其隐士价值 的体现。我方观点：陶渊明应该选择隐居。理由如下： 首先，从其内因说起，陶自身性格及兴趣爱好决定了，隐居是其必然选择。 陶渊明，崇尚自然、安贫乐道、孤高不裙、淡泊名利的性格，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甘 愿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有诗为证：“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官场 那些事儿，使他苦不堪言，官场的黑暗、社会的动荡，令他近乎窒息，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崇高气节……一切铸就了他义无反顾、 辞官归隐的人生抉择。 其次，结合外因考虑，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虽怀有兼济天下 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使庶 族寒门出生的他举步维艰。理想与现实相距甚远，当理想即将等同于梦幻时，仕 途之门在逐渐向他关闭。东晋末年，时局动荡不安：宗室内部的争斗、军阀对政 权的野心，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 也造成严重的不安，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大大消减。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 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当失望与愤慨在心中占据主导，他的仕途也接近了尾声。 最后，从其归隐后的成就来看，开田园诗派之先河、成山水田园之鼻祖、树 史上隐士之神韵，以其自身实力，构筑起辉煌的文学成就、塑造灿烂的文化符号，成为我们心中不朽的艺术典型。如今，当我们一遍遍诵读他悠然的文字时、当一 代代学者竭尽全力探寻、开发其文化内核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我们的隐士 的明智的抉择呢？ （二）反方观点：陶渊明们不该选择隐居 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观点看问题，对历 史人物的认识也应如此:要站在时代高度，洞察时代气息！正方观点是传统价值观 的典型体现，迎合了众人的传统心理，当下会很有市场，质疑之声自然压力重重。不过，事物发展事前进行与曲折性的统一，这一点我们好不质疑，但正方诸多论述，我们却不得不质疑！
《左传》叙事手法的特色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摘要：《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史书。通过对这部书的研读, 我发觉它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其叙事方式。《左传》的叙事方式不仅为后世史学家在写史书时提供了借鉴，对后世文学其他方面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是部书能长久的流传原因之一。 关键词：左传;叙事手法;影响 《左传》作者作为“中国叙事文学中第一个将倒叙手法成功运用到创作实践中的人，其首创之功后莫能比。”[1]（P52）其特色首先是将逆时序的叙事方式运用于创作之中，从而起到了避免叙事时间单一和促进史传文学心理描写发展的作用，同时也给阅读者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这就是《左传》叙事手法上的三个特色。 一、叙事时间多元化事件主旨深度化 《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出色地继承了《春秋》顺时序的叙事方式，同时为突破编年体例对叙事的限制，创造性地采用了倒叙等逆时序的叙事方式。这种以顺时序为主、逆时序为辅的叙事方式，不仅避免了叙事时间的单一，还深化了各个事件的主旨。左传是在继承了诗、书、易、国语等关于叙事方面的成就后 得以全面的发展的。 二、史传文学心理描写发展的摸索 《左传》不但继承了《春秋》的体例，而且继承了《春秋》的笔法。《春秋》笔法之一就是“不待贬绝而罪恶见”[2]（P2316）即以人物自己的言行来表现其自身。《左传》正继承了这一点，以白描手法记录人物性格化的语言和行动，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人物性格。左传在塑造人物方面是具有开创性的,它的一些方法直接被后世的史传文学所继承。比如说,在《左传》中被大量应用的通过人物的对话, 人物的行为动作,人物之间的对比等塑造人物, 也是后世史传文学塑造人物的主要方法。象史记中的“互见法”就是从《左传》中的人物对比的方法中演化而来的。在《左传》中，人物的外貌描写和心理描写并不发达，“正像《左传》里对楚灵王的皮冠、秦复陶、翠被的描写一样，如果离开人物的言语和行动，它
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造的一种新诗。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等。 《离骚》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篇自述身世、遭遇，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以及他热爱祖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同时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屈原的形象在《离骚》中十分突出，他那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并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九章》共9首，思想内容大体与《离骚》相同，但创作上较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九歌》共11首，是屈原对民间祭神曲的再创造。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氛围的描述上，瑰丽多彩，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首先，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较之《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丰富的感情。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抒情主人公的凸显、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种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诗经》与《楚辞》并称为
“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的两大源头。
科举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学号：09070624 姓名：宗祎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 翻阅历史的浩卷，中国的科举制度最早创始于隋朝，于唐代被确立制度更加完善，在宋朝臻于完备，而明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清代在沿袭明代的各种程式有所发展外，同时也是科举制度的终结，历经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科举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平等竞争性，有益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有益于文化的编制和普及，更因为其有利于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定和巩固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但科举制度自身的弊端使其日益成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进步的滞碍。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教育史上带有革命性质的变革，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带来了负面影响。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宣布废止科举、兴办学堂。一纸诏书，宣告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这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 科举制度与当今的高考有着不同之处，也有相同的地方。 不同之处，科举是一种选官制度，只要考中进士，就可以当官了。而现在的高考，只是能否进大学学习的一种资格考试。 两者相同之处，都是通过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可以说成绩是唯一的衡量标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高考制度，与古代科举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科举制度与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科举制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从汉朝开始，出现了州县官举荐人材和朝廷直接征聘有名人氏当官的制度。在魏晋时，还在各州设立了专门评估本地人材的官员，采用九品中正制来评估人才，使得一部分下层人氏（寒士）能够进入官员队伍。这种举荐与评估，尽管也有出于公心的，但更多的是为了个人或家族的私利，而且，主要集中在豪门贵族中，重家世，轻才德，还出现了不少沽名钓誉和弄虚作假的情况。隋唐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和专治制度的加强，官僚制度日趋完全，需要补充大量的官员，于是出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科举制度，这与过去的选官制度相
论屈原赋对后世的影响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骑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吟诵着这一句句耳熟能详的屈原赋，我的头脑中出现的是一幅幅壮丽的楚国山河图景，萦绕在耳际的则是祭祀的乐曲，嗅到的是各种香草散发出的醉人芬芳，触摸到的是瑟瑟秋风滑过指尖的清凉。屈原——这一楚辞大家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一、爱国主义 屈原对楚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是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者。所以近代以来，他被人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显然，这里所指的“国家”比较有局限性。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人，因此这里的“国家”单只楚国。可无论是广义上的还是狭义上的国家，屈原都是我们炎黄子孙学习的榜样，这个地位无人能够替代。 战国时代是个大变动的时代，全中国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在屈原的时代，中国历史上已有过夏、商、周三个统一全国的悠久王朝；而在夏朝以前，还有三皇五帝一类的古史传说。”（1）所以说，一个以九州为版图、以整个中华民族为成员，并具有悠久而稳固的共同历史文化的中国，不仅在事实上久已存在，而且成为次中国人共有得到祖国观念。从这一方面来看，此时的国家已经上升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生活在各诸侯国的人民便不能不关心本国的政治现实及其在列国中的处境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害与命运。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真正的爱国者都必须面对现实，首先要求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不受侵害，进而谋求全中国的统一。 “关于楚国，也有它自身的特点。由于楚国地区相对来说开发较晚，长期被中原各国称为‘荆蛮’；而所谓的‘尊王攘夷’则更是把楚国视为主要的排斥对象。”（2）屈原作为一个爱国者，他的思想感情充分体现了楚国人的特点。他所最为关心的显然是楚国的兴衰成败及其在列国中的地位与处境。但我们又应看到，在他的心目中，全中国无论从疆域、成员、历史、文化来说，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战国之世出现的分裂局面则是暂时的现象，全中国终究是要归于统一的。当然，屈原作为一个楚国人，他是很希望能够由楚国来统一全中国的。在战国七雄中，楚国是地域最大的，同时其力量也相当雄厚，它的确有统一的条件。因此，屈原迫切希望楚国能够强大起来。 屈原对楚国的深厚感情中包含着对广大楚国人命运的强烈关心，所以他的爱国主义便具有了更为具体的实质内容。在屈原的心目中，楚王朝本是代表广大楚国人的利益的；但当他意识到，这个王朝的腐败而无法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之后，便在思想感情上与之决裂了。另外，在屈原对楚国的深厚感情中，也包含着他对她对楚国乡土的深刻眷念，对楚国的历史文化以至民风习俗也怀有深情。因此在屈原的辞作中，处处流露着对故土的热爱之情。由于屈原是在楚国出生和长大的，他自然对楚国的山川风物、文化习俗最为熟悉，并在长期的熏陶感染中培育了浓郁的乡土之情。这种乡土之情对于各个时代的中华儿女来说，也都是他们那爱国主义感情的一种具体表现。 屈原的为人和他的辞作，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激励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方面，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深刻的影响，发挥巨大的作用 二、美学价值 “屈原的辞作富有美学价值，其价值之所在，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陶渊明归隐生活的现实困境 陶渊明素怀隐逸之志，下定决心归隐田园，在出仕与归隐之间最终选择了归隐田园。陶渊明出生在东晋一个世家大族，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将，官至大司马。陶渊明青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少年陶渊明曾胸怀大志，在诗作中说过：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中国儒家学说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有：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教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道德要求在个人品德修养上注重自省内化，在行动上提倡积极行动，经世致用。就向一种有限的冲动，一种内心的勇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浸淫的陶渊明，怎么最终却选择了隐居避世呢？不得不说，选择归隐田园，陶渊明内心是经历过矛盾，挣扎的。陶渊明没有践行儒家传统济天下，惠苍生，开万世之太平的理想，选择了做一名隐居者，是一种不得已的痛苦的抉择。理由有二，⑴从陶渊明的个人经历看，陶渊明作为东晋大司马的后代，年轻时是曾希望有一番作为的也希望日后能以自己的功业光耀门楣。加之幼时家贫，更能激发他积极进取之心。丈夫志四海是对年轻时一颗建功立业心的回忆。有志不获骋是对最后归隐田园结局的一种淡淡的惋惜之情。他几番归隐，又几次复出做官。先后做过刘裕幕府参军，刘敬宣幕下参军。陶渊明起初对刘裕还是怀有较大期望的，只是后来由于政局变化，加上陶渊明个人的原因，他才选择了离开。在出仕和归隐两条路前，陶渊明是有犹豫，徘徊的，一种人们习惯议论的原因是说，陶渊明这个人很烂，惦记利益又想立牌坊，宣布归隐，是因为他的倔脾气表现过头了，个性不适合做官，自己太受憋屈了。突然又宣布复出，因为经济窘迫了。这种说法没有全部的道理，但在历史上有一点影子，陶渊明自然有自知之明，会一些性格分析，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自己性格只适合安静，闲适的田园生活，个性不好，社会性人格修炼不够，做个下下品的百姓都勉为其难，怎能适应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呢？陶渊明早已下定决心归隐，他赴任彭泽令前居然说，自己再次出仕，不是为了认认真真做官，而是为了攒下以后归隐的养老本。上司也照顾他
论史传对古代小说的影响 邱瑞琳 长期以来，一般论者都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上古的神话，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实际上，神话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始祖，不仅是小说，就是所有的文学艺术，所有的意识形态如宗教、道德等等，都发端于神话。鲁迅先生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小说史略》），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再则，我国古代神话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神话和历史这两条线往往纠缠在一起，神话历史化，历史神话化，神话被历史意识所掩埋。因此，我们说小说起源于神话，并不能说明小说与神话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我国上古时代产生的大量神话，但都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先秦和汉初的古籍中，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神话故事体系。我们从各种典籍中将那些神话残片收集起来加以复原，复原的只是神话的内容，而对神话的文体形式却无从考知。这与希腊神话直接演变出相当成熟的叙事文学不同，中国神话主要向历史学方向演变，与小说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没能产生像欧洲那样的史诗和传奇，但在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为后世小说所仿效。中国古代小说在唐之前处于萌芽状态之时，便是作为一种补正史之不足的手段，在以后的发展中，小说受“史贵于文”观念的影响，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史传看齐。可以这样说，是史传孕育并催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 我国先秦两汉产生的史传著作，主要有《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它们上承神话，下启小说，是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其中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神话到史传再到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孕育了小说的产生，尤其是在唐代小说作为叙事文学自成一体后，在它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必然要顾及其与史传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史传对古代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史传本身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小说因素，本文着重从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传统三个方面来论析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所产生的内在而深刻的影响。 一 我国古代小说大多采用史传的叙事结构方式。史传结构方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类型。《春秋》、《左传》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优点是对历史宏观变化可以作连贯的记叙，但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却不能作连贯的完整的记叙。而《史记》所确立的纪传体，则对于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可以作连贯而又完整的记叙，可以对某些重大的历史场面进行从容不迫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因而能够局部地再现历史场景。纪传体对于后世小说的影响尤为深刻。 唐代传奇小说和清代的《聊斋志异》等文言短篇小说在结构方式上，就明显地受到了纪传体的影响。《史记》中的作品，大多是以人物的名字作题目，故事亦围绕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展开，前文叙述故事，后面再直接发表一段议论。对比一下唐代传奇小说的传类作品，几乎也都是这个路数，开篇即介绍主人公姓名、籍贯、家世、时代等，篇末则交代主人公的结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文学编年- 国学论 坛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创造了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时代。屈原还创造了全新的诗歌样式——楚辞.这种以楚国民歌为基础、长于抒情与铺陈的诗歌形式，因其代表作品《离骚》的影响而被后世又称为骚体，进而又把诗人称为骚人. 楚辞或骚体是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 这一新诗体比起以四言为主的《诗经》来，无论在篇幅上、句法上、表现方法上，都有了许多发展，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屈原正是运用这种新诗体成就其诗人伟业的。 屈原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思想方面。他的爱国思想和峻洁人格一直受到后世的敬仰。汉初政治家贾谊被谪迁长沙后，凭吊屈原，写出《吊屈原赋》，引屈原为知己。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可马迁很敬佩屈原的人格，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遭冤受刑之后，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报任安书》）的事迹为榜样，坚持写完了不朽的巨著《史
记》。《史记》虽是散文著作，但那种勇于正视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和洋溢着爱憎鲜明感情激越的风格，却正是屈原精神的继承，所以鲁迅称它为无韵之《离骚》.西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敬慕屈原的为人。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那种蔑视权贵、反抗黑暗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正是屈原人格与创作的继承与发展。杜甫的爱国忧民精神，也与屈原有继承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即以屈原的创作精神为榜样。总之，中华民族坚持理想，坚持斗争，崇尚节操的精神，固然是由无数仁人志士树立起来的民族之魂，但其开端，却可追溯到屈原身上。 屈原的爱国爱民精神，还深深影响到民间。屈原投江而死是为理想殉身，所以，传说在他死后不久，人们就因怀念而用包粽子、划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这种风俗至今仍流行于中国和亚洲的东部。古书上这样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汩罗之遗风也。 ——《续齐谐记》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汩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 乃歌曰：何由渡湖！因而鼓櫂争归，竞会亭上，习以
隐居后的陶渊明范文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煮”(《杂计》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仕。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辞归的想法，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柴阳居丧。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402年，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次年篡位，改国号为楚。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他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了，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于是405年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
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彭泽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为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归隐了。 辞彭泽县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夫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梁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
道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摘要：道家思想源远流长，从老子的“天人合一”到“庄周梦蝶”的变化不断推到道家思想的成熟，也逐渐扩大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在春秋战国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道家思想作为百家争鸣的一支重要学派，在时代的舞台上演绎自身的传奇，在后世社会的发展中影响深远。在现在的社会中道家思想更能为我们提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辩证法、虚实相生、无为、寡欲 哲学 道家的哲学思想源远流长，老子充满智慧的辩证法思想和无为都为后世留下了毛贵的财富，其中“物极必反，月盈则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著名的辩证词汇，不仅反映早期哲学思想所闪烁的光辉，更看到道家哲学的深邃。 道家倡导无为，但无为并不是简单的不做什么，而是不要过分的干预事物的发展，不要盲目的插手自己不该干的事情，违背了人的天性和自然规律最终会受到惩罚的。 其中“揠苗助长”的故事广为人知，这也反映了道家哲学的现实意义，在道家学派的另一位大师庄子那里，他更追求心灵与自然的和谐，追求灵魂的超脱，《庄子》中有很多的寓言故事，其中有一篇说庄子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翩翩起舞，睡醒之后却在思考是庄子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变为庄子，其思想的深邃与旷达无人能及，《庄子》中有鲲、鹏那样的庞然大物，也有朝菌、蟪枯等微小之物。但在庄子眼里，他们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自己追求的目标。 其中辩证法作为道家思想的精髓，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庄子在自己的妻子去世后，竟然鼓盆而歌，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合情理的举动，但在庄子看来这也许是一种解脱为什么他不能为这种解脱而高兴呢？老子作为辩证大师更是出类拔萃，其辩证法的思想令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 道家主张寡欲，寡欲不是节制欲望，而是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欲望，人的欲望越多就会一步步的踏入欲望的沼泽而难以自拔，消减欲望、知足者常乐更是为人处世的一种哲学，《庄子》中记载了楚王想请庄子担当宰相的故事，但是庄子却在名与利的诱惑下选择了自己要过的生活，那种闲适自由的田园生活，那种无所羁绊的生活为后世众多学者所向往。 水在道家思想中无处不在，老子说“上善若水，大智若愚”水对道家来说是不可
对陶渊明隐居的看法 ————读《陶渊明集笺注》有感 最先接触到陶渊明的就是语文教材中的《饮酒》、《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归田园居》等作品。这些作品中，字字都散发出那种清新平实的风韵，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仿佛未经雕琢，自然地流露着他特有的古朴之风，可以直接间接的看出陶渊明渴望隐居和热爱隐居的心情。现在大多数人对陶渊明的第一感觉都是“隐居在世外桃源的五柳先生”。 在古代，很多文人都把成为隐士作为自己最终的归宿。我在想，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是浑浊不堪的官场没有操守和良心的生存之地？是世俗社会容不下他们的清高和骄傲？他们这么做是一种无奈的妥协，还是一种无言的抗争？那五柳先生呢？作为一名隐居之士，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隐居呢？ 关于陶渊明的性格爱好，在他的著名作品《五柳先生传》中作了自我介绍。文章中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并自谓：“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即醉而退，曾不吝情。”他当上彭泽县令后，“公田之列，足以为酒”，上任后即下令把300亩公田全部种成酿酒的秫谷，以保证常有酒喝。他曾私下对人说：“能让我常醉于酒，平生之愿足矣。”由此可见，陶渊明一生不图名利，不慕虚荣，就是特别喜欢喝酒，总是喝得酩酊大醉。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三国归魏，司马氏专权，曾经的宏谋远图、血撒沙场化作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没有了乱世枭雄，取而代之的是将权术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小人。就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中，无数文人墨客选择了逃避现实，而将宝贵的生命耗费于空谈玄学、追求虚幻中的长生不老之上。陶渊明这等隐逸之士的诞生似乎是时代的必然，然而我们却在他身上看到了不同于同时代、同阶层人物的精神与思想。 陶渊明生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而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他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这年冬因母亲病逝，便回寻阳举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就辞官归隐了。至于这次辞去县令的原因，《归去来兮辞》说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
汉赋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角度来看，汉赋改变了旧的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汉赋将“自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开拓了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 在先秦文学中，自然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可供审美观照的对象，而汉代，数量众多的作品单独地将自然作为展现对象而并不附加其他理论思想条件。自汉赋开始，述景本身就具有了完全的审美意义。虽然从普遍理论讨论，自然物色只是文学艺术展示的对象之一，但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它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占有主导地位的展示对象。以集体的、大规模的行为来描绘山水，描述自然，汉赋始开风气之先。此后，每当有了一次这样的群体行为，便会形成中国抒情文学的一次高峰。 二、汉赋自觉地强调了自然外物所引起的人的内心感受，奠定了文学描述中物情关系的观念基础。 而东汉以后的景物描写，个别的具体的物往往体现出具有某种规定倾向的情思，这种相对固化的物情关系体系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可以认为，汉赋是这一思想观念形成的缔造者。在汉赋中，自然景物不仅仅是为人们的感觉所注意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寓言式的比况对象，它已经带上了充分的感情依附特征。自然的变化可以引起感情的变化，一定的自然景观被赋予一定的感情特点并渐渐地观念化、程式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赋奠定了文学描述中物情关系的观念基础。 三、“物”作为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展示对象，在汉赋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这最初可以从西汉的《礼记?乐记》中见到端倪，司马迁虽然不满于汉赋状物写景的夸饰之风，称其为“虚辞滥说”，但在评价《离骚》时，也强调了“志”和“物”之间的联系。至西汉末年，刘歆则直接指陈“登高能赋”，是由于“感物造端”。对汉赋“物”的描述有积极评价的是班固，《汉书?叙传》中评司马相如的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就实际的表述效果而言，汉赋可能显得过于注重物的描摹而对“志”、“道”不够重视，但站在文学发展、演变的立场上，我们却因汉赋铺张扬厉的景物描写而赞赏它，有力地刺激了人们对“物”的感受和兴趣，从而启发了述景的文学。
《诗经》对后世诗人的影响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一直以来我对《诗经》总是怀着一种类似于敬仰神灵的感情，总觉得它不仅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很远，还蕴含着深奥的意义，不是我们轻易能理解的。就像远古时期的祭文，拗口而生涩；又像那些跳着祭神舞的巫师，永远蒙着神秘的面纱，让人看不清楚面具之下的真实面孔。 到了中学时，从课本中接触了几首《诗经》中脍炙人口的诗：《关雎》、《蒹葭》，之后又陆续读到了《子衿》、《木瓜》，便以为《诗经》中都是描写爱情的诗歌，是古人的爱情诗总集。即使是到了现在，对于《诗经》的认识任然是停留在非常模糊的层面，于是对于《诗经》充满了好奇和兴趣。随着“《诗经》导读”这门课，我深入地走进了《诗经》，走近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生活，对《诗经》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诗经》按照音乐曲调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的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大部分是贵族的宫廷正乐，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 风包括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有160篇。多半是民间歌谣，拥有每个地域不同的民俗特色，甚至在诗歌中有时含有地方语言，非常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淳
朴、亲切。诗歌所描述的内容也是乡民的日常劳动、爱情生活，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勤劳作，到嫁娶、丧事，到平常的小小的油盐酱醋，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在这些诗歌中却是栩栩如生，甚至能显示出一个人脸上的喜怒哀乐之情。 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共105篇，是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相对于风而言，政治色彩更浓。其中会有尖锐的阶级矛盾，奴隶主吃喝玩乐的奢侈生活和人民疾苦生活，如《何草不黄》、《渐渐之石》、《采绿》构成了一幅奴隶和人民疾苦生活的图画，表现出人民对当时政治的不满。除此之外，雅中还有描写周王朝及其祖先兴起经过的一些篇章，具有神异色彩，有些又是夸耀功德的。另有一些描写战争的诗歌，歌颂这些战争，赞扬将士威武，夸耀赫赫战功，气氛昂扬。 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是祭祀乐歌。篇幅较“风”和“雅”长，多为对祖先的赞颂和夸耀，音乐曲调较缓，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 《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对于后世诗人的创作，无论是在诗风，写作手法、技巧，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有极大的影响。
论屈骚精神对后世的文学影响 论屈骚精神对后世的文学影响 论文摘要：自屈原起，开始出现了有人以全力来写诗，以一生的思想感情来丰富诗，并且通过诗表现了自己整个的人格，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分工。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屈骚精神中民族精神与一统意识的融合，那是楚民族精神气质与战国时代的政治文化的合力作用下产生的，而这合力所产生的支点则是屈原时对南北文化的创作性吸收。这种精神和情感随着民族间的进一步融合以及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衍生为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抽象而稳定的情感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今社会都影响深远。 论文关键词：屈原；诗人；南北文化融合；天人关系；?我?和中国
引言：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楚辞》创作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人类的。他用全部的心力去融入的诗篇浸透了他的忧愁、他的情感、他的才思、他的志向和期待以及那?虽九死其犹不悔?的坚持。那是在悠悠岁月里对时间、对楚国，更是对自己的一份执着与承诺，是不成则以死志之的决心。这样一个对祖国对信念永恒追求如同赤子般的人，这样一份饱经忧患而凝结出的伟大的民族情感与精神，对于当今社会的我们而言，又有什么意义与影响呢？在我们思考个人命运的同时，对我们思考?我?和中国的关系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自我与自我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时代的关系、与悠悠岁月之间的关系呢？在本篇论文中，将细致分析屈原精神的生成、表现以及对时代的影响。 一、屈骚精神生成的文化背景 （一）楚地文化特征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模式或者文化模式的本质是文化的主旋律或文化主导观念（1）。她所说的文化主旋律或文化主导观念指的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而我们只有靠首先理解那个社会的情感上和理智上的主要动机才能理解。是被动的接受环境的制约还是主动的采取对付环境的措施，这就体现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主体性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一种文化的灵魂与特质。 在对楚文化形成的影响下，应考虑的是中原文化和南方巫祭文化。楚族源于中原，其统治思想与治民思想方式里还深深受周朝统治的影响。在中原民族的历史上，也有过对鬼神的狂热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