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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孟修祥
（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荆州４３４１００）
摘要：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彤式上与楚辞宾无区剐；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丈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叉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妻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关键词：楚辞；汉诗；影响；以悲为美
中圈分类号：１２２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６３６５（２００３）０５－０００９－０５
诗歌自《诗经》、《楚辞》后，发展到汉代，进入ｒ一个新的历史阶段：ｆｌ】ｍｊ：汉赋在整个文坛处ｆ垄断地位，诗人已完全边缘化，传统的诗歌观念不认可新的诗歌，其结果是，汉代无论著名‘』Ｉｆ！｝｝的诗人之所作大多不留名姓。由于诗作者不以追求功利为目的，其所作更符合诗的本质意义，去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之弊，无华丽词句、奇巧的讲究，天然无饰、风华自山。或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之奉真状貌，或直抒心底之抑郁悲伤，作品不多，１：【＿ｉ大多保持了诗歌也有的本质特性。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将汉代诗歌大抵分为楚歌、汉乐府、文人五言诗三类。据该著统计，汉诗作者有名姓者，约六Ｉ－母：人，其余皆为无名氏作者。我们不妨以之为据，从楚辞对汉诗的影响与汉诗对楚辞的接受之关系来作一分析。
一、楚辞与楚歌
楚歌，从楚国原始初民中流行的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到屈原、宋玉创作楚辞，楚歌经过了第一次雅化。而楚歌并不闲为经过雅化而衰减其魅力，仍然在楚人中被传播，被接受。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是１２０人组成的配乐大台唱的歌词．到文帝时，《大风歌》被编成大型歌舞．列为宗庙祭祀颂歌．称为“三侯之章”。刘邦的爱姬唐¨Ｊ夫人的《房中乐》，汉武帝的《瓠子歌》、《秋风辞》、《天马歇》等，盛行ｒ宫廷，成为一种优雅的艺术形式。楚歌作为配乐歌唱的岂术样式，其词也就是诗。《汉书?岂文志》论《诗经》公：“《书》同：“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肓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这既是在沦《涛择》的特点，耐时也是在阐明诗‘ｊ歌的区别。现在保存下来的楚歌的歌词，也就是岩时可以歌唱的诗。与之相比较，楚辞不过是经屈、宋雅化的诗，《九歌》从“亵慢淫荒，垮有不可道者”的民间祭祀之歌。经屈原“更定其词．太奠泰甚”，成为优雅的抒情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汝代，楚辞成为供人们诵读的案头文学，也主要是从雅的打喵，直接影响汉赋和汉代骚体诗的创作。
从本质上说，楚辞‘ｊ楚歌，二：者并无太大的差异：以抒情特征而沦，楚辞与楚歌都是以哀怨悲伤为主调。救代楚歌的流行有?定的阶段性，秦末汉初，伴随农民起义上战场，进宫廷。西汉前期义由１：围绕帝国的巩嗣和皇权的争夺，出现尖锐而残酷的争斗，残酷而充满血腥昧的政治斗争，导致了一幕幕宫廷悲剧上演。每当王侯的一幕悲剧即将结束之时，便有他们的绝命辞出现，这些绝命辞都是楚歌的形式。
赵王刘友，为刘邦姬妾所生。吕氏擅权，无所不为．婚姻也成为了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她强迫刘友娶吕女为后，刘友根本就不爱她们，结果是出于歧治目的的婚姻，造成了刘友的生命悲剧。据《汉书》本传记载：“孝惠时，友以诸吕女为后，不爱，爱它姬。诸吕女谗之于太后，太后怒，铝赵王置邸，令卫围守之。赵王饿，乃作歌，遂幽北：”其歌：“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湮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靠困．自快中野兮苍天ｌｉ直！ｒ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贱。为王饿北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撤仇！”这苗绝命敬中饱禽有身不由己的悲痛，有对吕氏々权的控诉．有时诸吕女咬牙‘切齿的仇恨，悲怨交织。真实地揭示出汉初宫廷斗争的残酷性：
冉看燕王刘旦的的绝命词，也是用楚歌写成。据《汉书》燕王刘阻本传载，剌旦为武帝第四子，昭帝时，他企｜冬Ｉ
收稿｝｛期：２００３—０４—１５
作者简介：矗修祥（１９５６一），男．湖北灭ｆＪ人．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至芝竺型！！！！！！！！！！！！！！！！——————兰翌王里塑．ｉ．！ｌＬ废帝自立，结果被告发，丁是在王宫’ｉ宾客、群臣、妃妾坐的《绝命辞》就不是配乐而歌的，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饮，唱绝命悲歌。其她华容夫人也起舞唱酞，然后自杀。削语》云：息夫躬“数上疏沦事，语皆险满，竟以罪系诏狱，仰旦绝命歌同：“¨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兮固知天大呼，绝咽而死。躬以利口作奸，多Ｅ不偿责。而此词乃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歌同：“发纷纷兮寞槊，骨籍籍兮发忠忘身，号于上帝，甚矣其欺天也。”息夫躬是汉裒帝时亡居。母求死子母妻求死夫，徘徊两槊问兮君子独安居！”代一个以坑人自荣的人物，虽有才华，假品行恶劣。其《绝阳人的悲歌确实悲惨凄凉．刘旦感叹周中无人，回天无术，命辞》之内容自言忠诚，却蒙受其冤，以求上帝明察，风云一座空城．一片死寂。华容夫人感叹宫廷内的政治斗争导同情。但吁其人品相悖。从艺术上来讲，朱ｊｉ｛｝也认为“其词致死亡现象的不断出现．“母求死兮妻求死夫”，她还能孤高古”，情调悲伤．主耍是闲为汲取楚辞艺术而为抒情辞独地生活在人间多久呢？在生命即将结束之前，也是选择赋，虽为楚瞅体裁，实乃楚辞一类。
楚歌这种形式束表达心底的悲伤。从晤汉皤期到东汉时期，曾经流行宫廷的楚歌逐渐脱除了宫廷残酷的政治斗争所产生的绝命歌之外，具有离歌曲．而成为诗体语言艺术。这并不是说楚歌已完全消悲伤情调的还有离别悲歌。汉武帝时，乌孙公主细君远嫁失。事实上，东汉末在位只六个月，后被董卓废为弘农王蚌呜孙１三昆奠，而昆奠年老，且语青不通．饮食不合，居处义被毒死的少帝刘辩所写的《悲歌》，就是典型的凄惨悲协不习惯，公主悲不自禁，丁是作歌闩：“吾家嫁我兮夭的楚歌。《屙汉书》云：“董卓废帝为弘农王，使李儒进酰，方，远托异国兮ｑ孙王。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王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已。乃－ｊ其妻唐姬饮宴别．洒行，Ｅ浆。屑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身处异国他悲歌：‘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迪兮命乡，孤独寂寞之中产生的深切思乡之情自然可知，当这种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眼看董卓篡权．玉掉万乘之无可奈何的思乡之情涌上心头，唯有用楚歌表达才最为台尊不说，还被强饮毒酒，生命即将归］一幽玄，而自己无可祭话。整莳歌词的情调，凄惋哀怨，悲不自胜。何，其痛苦悲伤何可言喻？当时唐姬就有《唐姬起舞歌》：李陵在匈奴为苏武写的著名的《别苏武歌》：“释万“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王兮命天摧。死啦异路兮从此里兮度沙漠，为材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上众灭兮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完全是发自肺腑的悲伤之情，也名已隋．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安将归。”这是勺苏武诀别时是典型的楚歌形式。这只是楚歌这种艺术形在汉代最后的唱的一苒发自肺腑的凄凉之歌。苏武在匈奴ｔ＋九年，面对回光反照，汉代之后，楚散悄然消失。反思楚歌的消失，肯许多突发事件而坚贞不屈．历尽艰难困苦，最终能以不辱益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楚歌的特性：除了Ｈ在句式上，Ｊｊ使命的荣名返归故闽。而他李陵则身败名陪，全家遭罪，白兰三字句中加一“兮”字为其突出的形式特点以外，楚嗽己虽有家围却难同，故凄怆悲怨之情难抑。钟嵘《诗品》说本身没有定型的声诗格律，它既有灵活性的一面，同时也李瞳的诗是“史多凄怆．怨者之流”，这种悲繇风格源予冈为其形式的不稳定性，有被其它体裁吸收的可能。所以，《楚辞》。司马相如《美人赋》中那首写思妇悲愁的歌，也普两汉辞赋一旦兴盛，楚歌也逐渐突破短歌的形式向辞赋颇有《九歌》中《湘君》《湘夫人》的味道：“独处室兮廓靠拢。如粱鸿的《适吴诗》，按汉人的观念，它应滚被称为无依，思佳人兮情伤悲。彼君子兮来何迟．日既暮兮荣华“歌”，但后来的人们却将其视为“诗”。全诗共二Ｉ‘六句，衰，敢托身兮长自私。”佳人独处闫中，心情悲伤，感叹时句式整齐，语言优美．又具有铺陈叙事的特点。从啦体【：光流逝．而自己很快就年暮色衰，自己的心上人迟迟未来，看，它融合辞赋、楚歌和氕言新体，自成一格，实际上．已是一片悲凉之情。接近抒情赋的样式了。
以保存楚文化艺术的传统形式而论，楚歌与楚辞属同此外，“楚歌”之名，只用丁汉代，魏晋以后，但有骚一类型。语句的形式，浪漫的修辞手法，“兮”字的运用，实体，而不称楚歌。唐代元稹在江陵时作《楚歌ｆ‘首》，似那在并无大的区别。其实。最初楚辞也是可以歌唱的，近人谢是歇行体诗耿，并非汉代所流行的楚歌，元稹不过是以五无量《楚词新论》论到《离骚》的音乐特性时说：“当年言歌行体，咏楚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而已。朱熹《楚辞集《楚辞》的好处，第一种在他的音节，第二种在他所台的注》有《楚辞后语》，录项羽《垓下帐中歌》，刘邦《大风乐，第ｔ在他歌唱时那种姿势，最后才是他的文词。现在前歌》、《鸿鹊歌》，刘彻《瓠子歌》、《秋风辞》等，亦视为楚兰种都没了，单剩下这不实不尽的诗赋一般的句子，怎么辞一类。近代更称楚歌为“楚辞”体。楚歌从民间走向商能完全看出他的好处呢？”且不论《九歌》，单就《离骚》廷，又由宫廷流行于文人上大夫，逐渐由歇诗变为徒诗，而而论，它就是一种长篇的乐歌，所以在结束处有“乱同”，失去原有的岂术形式，只保留“兮”字特征和悲怨情调，成李陈玉《楚辞笺注》云：“凡曲终日‘乱’。盖八音竞奏，以为一种优雅的抒情诗。这就是楚歌在汉代的基本走向。、萧收众声之局，犹之涉水者截流而渡，将到岸也，故亦日涤非先生曾指出：“今传世三言诗之人乐着，不得不旨摊‘乱’，敞知其原人乐谱，非仪词而已。”蒋骥《山带阁楚辞《安世房中歌》，而其渊源则楚辞之《ＩＪＪ鬼》、《圉殇》也。佘论》卷Ｌ亦西：“余意乱者，盏乐之将终，众音毕会，而诗……《国殇》全篇句法皆如此。如将句腰之‘兮’字省去．职之节，亦‘Ｊ桐赴，繁音促节，交错纷乱，故有是名耳。”可即成《房中歌》之ｉ言体。或将《房中歌》丁句腰增．见楚辞最初也是配乐歌唱的。只是在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案‘兮’字，亦即成《国殇》体矣。＂【，１冈此，楚辞与楚歌，名一：头文学。楚歌中也并非垒是配乐歌唱的，如西汉末息夫躬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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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楚辞与汉乐府
众所周知，汉乐府深受《诗经》的影响，但《眦》、《骚》并源．汉乐府在接受前人的创作经验时，决不是单一的。楚辞深刻影响了汉代的辞赋创作，同样也深深影响了汉乐府。以汉乐府ｊ』楚辞两者之中非常相似的一些作品来对照分析，可以看出楚辞对汉乐府的影响之直接。如：
《固殇》：《房中歌》（第八章）操昊戈兮被犀甲，丰草羹，女萝施。
车错毂兮短兵接。善何如．谁能回？
旌蔽日兮敌若云。大奠大．成教德。
矢交坠兮士争先。长莫长．被无极。
如果把《国殇》中的“兮”换成逗号，就是《房中歌》的ｊ著体。将《房中歌》于句中增加一“兮”字，也就成了《国殇》之七言体。还有如《平陵东》之“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动义公。”《战城南》之“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呜可食。”这种一、七言的配合形式，也是从楚辞变化而来。所以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认为，《房中歇》的价值乃在｝能变化楚辞而创为兰言体。同时，也在于借用了楚辞的七言体。再如：
《九歌?山鬼》：《相和歌辞－夸有人》：
著有人兮山之阿．夸有人，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萝。被服薜荔带女萝。
既舍睇兮叉宜笑，既舍睇．叉宜筻．
子幕予兮善窈窕。子恋慕子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乘赤豹，从文狸．
辛夷车兮结桂旗。新夷车驾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被石兰。带杜衡．
折芳孽兮遗所思。折芳拔茎遗所思。
余处幽笠兮终不见天．处幽室。终不见，
路险难兮独后来。天路险艰独后来。
丧独立兮山之上，表独立，山之上．
云客客兮而在下。云何客容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昼晦，杳冥吴．羌昼晦．
东风飘兮神灵雨。东风飘氨神曼雨。
风飒飒兮木萧萧，风瑟瑟．未搜搜。
思公子兮徒离忧。思念公子徒以忧。
《几歌?【“鬼》与《相和歌辞?若有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大．汉人只是略作改动，《山鬼》就成了汉朝宫廷中的乐歌。所以，萧潦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史》第二编论“两救乐府”时说：“故吾谓‘三言体’导源于《楚辞》固可，谓＿寿体托始下庸山夫人亦无不可。《房中歌》奉楚声，则此体亦出丁《楚辞》，自可无疑也。”闻为楚歌的基本句式就是?ｊ字句中用一“兮”而构成其“ｊ言体”，而乐府中的《房中乐》，还有其它的一些作品，也是如此，所以，萧涤非先生所论其体出于《楚辞》是有依据的。《乐府诗集》卷’：Ｉ六引《唐书－乐志》云：“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监之遗声．汉世谓之专闻。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
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者，生丁楚调，与前三阐总谓之相和调。”所谓“周房中乐”即指《诗经》中周、召二南．“二南”属楚声系统，实为楚风遗韵。
由于楚辞对汉乐府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以致ｆ造成有些人淀认为楚辞产生于汉代。何天行的《楚辞作丁汉代考》（原名《楚辞新考》）认为：“《九歌》中｛＿一篇必同是武帝时的作品，而《国殇》的作期略后，作《东皇太一－》的时间略前而已。至于这儿篇作品的流传．大约到西汉之末才有人注意它，丁是将它收入《楚辞》里面。”何天行的论据就在于他把汉乐府中作品与《楚辞－九歌》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发现了有些；忤ｌ同或相似的句子，“如《几欹－大司命》’广升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汉《乐歇》中‘天门扦，跌荡荡’。叉《九歌?湘夫人》‘灵之来兮如云’；汉郊祀《乐歌》亦有‘灵之奉，结玄云’等句，从内容Ｊ一看，必蛙同一背景的产物。卫如《九歌?东皇太一》‘奠桂酒兮撤浆’；汉《郊祀歌》亦有‘奠桂酒，宾八乡’句。义洪必柑《楚辞补注》引汉《乐歌》‘奠桂酒，勺椒浆’。……“何天行注意到了汉乐府与《九歌》相同和相似的现象，竹Ｉ判断出了错误。
南丁汉乐府的收集出丁“缘事而发”，以之“观风俗，知厚薄”的目的，许多作品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从思想内容上与《经诗》很接近．ｆｕ其中不少作品却是承袭楚辞而来。从艺术形式上看，“一方面楚声——楚歌从汉初到武帝时甚流行，这为着给予影响于前汉乐府的诗形ｌ。，故当时的乐府不少《楚辞》诗形的。”闭《楚辞》作为一种固有的诗歌形态，不仪影响＝『楚歌．而且于乐府影响甚大。
三、蹙辞与文人五言诗
汉乐府受到楚辞的直接影响是勿庸置疑的事实，义人五盲诗也受益于楚辞。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就认为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古诗卜九舀》其“风神或近楚《骚》”。还有传为李陵所作的几首五言诗．钟嵘《诗品》认为“其源出于《楚辞》”，所谓“文多凄怆，怨者之流”，与楚辞的悲怨情调相一致。自居易《与元九书》将苏、李二二人之所作与届骚联系起来而作评论道：“《国风》变而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道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至于张衡的《四愁诗》，共四章，每章第一句都用一个“兮”字，并以屈原“香草美人”之意，伤世怀人，ＩＦ如涛之《序》所云：“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雩零为小人。”正道出了作者承袭屈骚“香草美人”之用义。下面主要谈《古诗十九首》与楚辞的关系。
元末明初的杨维桢说：“《风》、《雅》而降为《骚》．而降为《¨Ｌ首》，《十九首》降而为脚、杜，为ｊ李，其情性不野，神气不群，故其骨骼不庳，面目不鄙。”『，呒论从时间顺序，还是就作家作品的源流过程而论，这样描述从《诗经》到唐代“二李”中国诗歌的演变轨迹，都不会出很大的差错。其中从《骚》到《古诗十几茸》的承继关系，城该为我们所关注。《古诗十九首》经过长期的文人们集体
１２云梦学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ＵＮＭＥＮＧ２００３年第５期加上而成为汉代直肓诗歌中的最高成就，它主要源丁东汉子独守空阁，“桐去日已远．农带日已缓。”生动地描绘ｍ来年Ｆ层文人极高的文化艺术素养和对现实生活中真切因思念、孤独寂寞丽日渐消瘦的思妇形象，思念与孤独寂的生命感受。其中既有《诗经》的影响作用，也有《楚辞》寞本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于是，调整心绪，将其化而为自我的影响作埘。的安慰：“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在外的丈夫同样经刈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观其（《｝‘九首》）结体历着对家的思念的煎熬，还有旅途的奔波劳顿，世态炎凉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的折磨等等，他们Ｊ所感受到的生命的痛苦并不下１：思妇的钟嵘《诗品》评《古诗｝‘几片》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离愁别绪，但这都是那个时代士子们不得已的人生选择。心动魄，可谓儿乎一字千金！”综合两人的评述．大体有四对于一个身处社会下层的文人来说，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结构上：“结体散文”。“散文”是针对位，求取功名富贵，就必须背井离乡，奔波丁什途，他们在骈文而青的．《¨Ｌ莳》大多不是通篇对仗，结体松散，以叙外漂泊的时间愈久，念家的心情愈切，Ｊ卜如其Ｊ四所厶：述的形式来抒情，却又构成一个相对单纯完整的艺术整体；“去者日已疏，来者日已亲。出郭ｒｊ直视，帕见Ｒ‘ｊ坟。占二是风格特点：“直而不野”，“文温以丽”。直抒胸臆而语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气温和，胤格质直而不粗野，呈现出纯粹文人的气质；ｉ是里间，欲归道无斟。”久处他乡，人世变迁，而自己仍然窗艺术手法：“婉转附物”。借助干比喻或象征，婉转含蓄地表愁潦倒，前途无望，思监｜敞里，欲归不得，这才真是这些诗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阴是情感特征：“怊怅切情”，“意悲而人们最可悲哀之处。
远”。以抒发惆帐、悲怨、感伤为其主要的情感特征，直切而《古诗｝九旨》的作者作为纯粹诗人，闲其命运的相不作夸张之语，似悲情感人，含义深远。相对而言，后两个方似性，自然以求玉为知音，闲此，其软弱、感伤、悲凉的情面受楚辞影响比较明鼹。以其六“涉江采芙蓉”为例：“涉调，ｂ宋玉《丸辩》颇为相似：“慷栗兮若在远行；登…临汀采荚蓉，兰泽多芳革。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水兮送将归。…‘怆恍慵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察兮贫上失忠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里除ｒ象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帐兮而私自怜。”米硅征手法的运用，还直接借州《楚辞》中《涉江》这样现存的所列举的远行、送归、失志、羁旅等引起感伤忧怨之情，鄙词语，来表达‘Ｉ亲人离居的忧伤之情。所以，朱自清先生著在《占诗卜九首》中表现出来。潘岳《秋兴赋》说：“善乎《古诗Ｉ九苒释》认为：“《涉江》是楚辞的篇名，屈原所作柬玉之言同：‘悲哉秋之为气也！……登ｌＩＪ临水送将蚰！’的《儿章》之。＿率＝诗（《涉ＰＬ聚美蓉》）是借用这个成辞，夫送蚶怀慕徒之恋兮．遭此一途而难忍。嗟秋臼之可哀兮，一面也多少暗示着诗中主人的流离转徙——《涉¨》篇所凉无愁而不尽！”其实，《古诗Ｉ‘九苗》的作者们也是深知叙的一是屈原流离转徙的情形。”朱玉之悲的。他们身处衰败的时代，又有着惨淡人生的术《古诗Ｉ九自》惆帐、悲怨、忧伤的情感特征，是由东牵遭际，孤独、痛苦、惆伥，身心都在经受难耐的折磨ｔｊ煎汉时期尤其是在它束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发展所致。熬，却Ｘ不肯轻易放弃．仍然在渺茫的希望中．执着地追求当时政治极其腐败，官僚结党营私，外戚宦官专权，造成仕着生命的意义：“盛衰各有时，口身苦不早。…‘奄忽随物路堵塞，下层．１．人长期受到压制。仲长统《昌言?损益》指化，荣名以为宝。”但是，人都老了，荣名何在？是自我不姆出：“夫选用必取善Ｌ。善Ｊ二富肴少而贫着多，棘不足以供力的结果，还是无情的辛｝－会现实嘲笑ｒ这位为荣名井苦彝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穿，以待天下波了一生的老人？正是这种悲剧性的生命挣扎，使他仃ＪＪｊ之君ｒ也。”上人并非不知道仕途危险的陷井，但他们不然地有了与宋玉相同的对感伤文学的选择。不过他们比宋甘丁自己的生活困境，远离故乡亲人，在宦海风波中去寻玉皿得更为软弱，更缺少抗争性。
找Ｉ’分渺茫的人生理想，不能说迫寻者中没有人幸运地如综观《古诗卜九首》，最突出，也是最感动人心的，就愿以偿．１：｝【绝大多数人的追求总是悲剧性的。其结果：“或是那种强烈的生命意识，那种对生命的关怀中，从心底自身殁于他邦，或长幼而不归，父母怀茕独之思，室人抱《东然涌出的悲哀而深沉的情感的份量：“人生天地间，忽如１１１》之寝，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㈣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冈此．《古诗¨Ｌ苒》中写闺中恩妇之哀怨的作品晟多，占尘。”（《今日良宴会》）“人生忽如寄，寿无金杆同。”了七茸，这七茸是：其～、其二、其八、其九、其卜六、其卜（《驱车上东门》）“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七、其｛‘八。无论这闺中的女子是良家妇女、订婚闺女，还驾育迈》）“出国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去者日以是倡女出身的“荡子妇”，她们所期待的是及时成婚，夫妻疏》）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生命变得非常脆弱，这怎能不｝ｌ＝恩爱，家庭用聚，但现实生活义造成与她们的愿望相反的人们心头充满对生命的悲凉之感呢？当这种悲凉情绪ｔｏ羁残酷事实，或成婚不能如愿，或丈夫离家远游，她们独守空旅行役、离别相思等情绪糅杂在，．起的时候，就越发品得房，眼看春青年华即将逝去，心底充满无限的思念‘ｊ愁苦，沉郁与悲凉。对生命如此惊心的感受．必然引Ａ对生命深却又无可奈何。实际上，思妇们的哀怨就是远离故乡土子刻的反思，人生如此短促，那么生命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１¨的裒怨，不过是借思妇们的形象来表达出他们心中的悲价值和意义呢？强烈的生命主题，是当时文人世界观人，扛怨‘０感伤而已。“行行重行行”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首。在观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反映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如果那样一个时代，丈夫是妻子的唯一依靠。丈夫离别远去，妻说在西汉前期，主要是因为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帝国的
笙兰兰堂塑！塑墨堡堑：笙茎壁！！坚堕塑整婴——————————旦一巩同和空投的争夺，而展开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或虽享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成为＋种恒定不变荣华富贵，却在内心时时忧虑命运的不测，排不开的安危的倾向。而汉代下层文人凄怨悲苦的生活，追求’』失落的祸福威胁的阴影，导致感伤悲凉的楚歌的流行的话，那么，命运，更窖易使他们认同以悲为美，以感伤为美的创竹；情在东汉术期，则末要是由王纲废弛，政治衰败，民生凋蔽，调。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而人生的价值无法实现所产生动乱四起，导致艾人诗悲凉之气弥漫文坛的主要原斛。崔的焦虑，对人生坎坷、生离死别、悲多欢少而产生的悲伤１ｊ宦《歧论》云：“ｌ＂主承平日久，俗渐蔽而不悟；歧渐衰而喟叹等等，在屈、宋的作品中曾干以充分抒写和表现，从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耳蔽箴悔，厌伪忽真；或犹豫成为一种以悲为美的创作倾向，而在汉代的楚歌、《ｊ，诗歧蹄，萸所适从；或她信之佐，括囊守棘；或疏远之臣，人以ｆ九首》中卫再度复现，这种复现已预示着一个新的艾学青废；娃以王纲纵驰丁上，智上郁伊于下，悲夫！”土人群之自觉时代的到来。当然，楚辞对汉代诗歌的影响有它自体出现ｒ分化，其中一类“郁伊”智上，面临个人生活的不己的限度，我们不能把某些文学种现象中的相似性简单地幸遭趟，而将感情的痛苦１ｊ对生活的迷惘，寄寓诗的描写视为文学的循环。汉代诗歌如同汉赋，它主要是那个时代之中，却都是直感化的表现。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主要是在文化、文学斟索的从上述作品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楚辞对设代诗歌创交互作用之下．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对楚辞作出丁有选作的影响不仪仪魁Ｚ术形式上的，而且直接影响了汉人以择的接受。
悲为荚的审美倾向，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其“风神或近楚
《骚》”的原州吧！屈原、宋玉的作品中传达出一种悲音和悲涸，而这种悲音悲调再度复现于汉代人的歌诗之中，从１ｊ｛【述高丰Ｒ、武帝、戚夫人、赵王刘友、燕王刘旦、华容夫人、乌孙公主细衬等人的楚歌．就明显地体现出来。钱钟书先生说：“奏乐以啦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Ｉ，设代之楚歌的唱者‘ｊ听者亦如此。这一方面是楚戢奉身就具有寝怨悲凉的情调；另一方面，屈、宋义把●考文献：
…１萧涤非汉魏穴朝乐府文学史［Ｍ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ｊ｝｛＝．１９８４【２Ｊ青术ｆｆ．ＪＬ中国文学发凡ＩＭＪ．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３】杨维桢赵氏诗录序【ｚＪ
１４Ｊ徐十中论?谴变【ＺＪ．
１５Ｊ钱钟书管锥篇（第引丹）【Ｍ】．北京呻华书硒，１９７９
【责任编辑、校对黄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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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作者：孟修祥
作者单位：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荆州,434100
刊名：
云梦学刊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MENG
年，卷(期)：2003，24(5)
被引用次数：0次
参考文献(5条)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1984
2.青木正儿中国文学发凡 1936
3.杨维桢赵氏诗录序
4.徐干中论@谴交
5.钱钟书管锥篇 1979
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张静诗骚合流 继往开来——论汉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2005
汉代是中国诗歌发展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但这一点却为近百年来的学术界所忽视，以至“诗思消歇”成为对汉代诗歌的基本评价。本文拟从汉代诗歌与诗骚传统的关系的角度，阐明汉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本文试图把汉诗放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流变的历史中进行考察，通过诗骚传统在汉代的确立，阐明汉代诗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兼笼前美、作范后来的重要作用。而认识到这一点，将为进一步研究汉代诗歌乃至整个古代诗歌中的一些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2.期刊论文踪凡.ZONG Fan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6)
朱熹在《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其编选旨趣颇受晁补之的影响,青睐抒情写怀及思想雅正之篇什,所作注释简明扼要,瑕瑜并见,而影响甚大.朱熹在品评两汉诗赋时,崇尚古朴自然,反对靡丽夸张,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其对司马相如、扬雄、蔡琰等人的人格评判,显然有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表现出理学家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3.学位论文耿亚军先秦两汉诗赋中的讽谕研究2006
本文试图在把握先秦两汉政治实际和文化精神的基础上，通过对《诗经》、楚辞的文本研究和对先秦两汉《诗经》学、楚辞学以及汉赋创作实践的探讨，来寻绎中国诗歌讽谕传统的形成过程。
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汉代是中国文化品格定型的时期。经学思想深入士人心中以后，他们就自觉地把它运用到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去。这个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可以说，正是汉代《诗经》学的美刺讽谕说，直接影响了我国文学讽谕传统的形成。
4.期刊论文王晓平楚辞东渐与日本文学传统-职大学报2003(1)
介绍楚辞东渐后与奈良朝文学、与江户汉诗、与和歌及与江汉儒学者的关系,指出在研读楚辞的国外接受史与研究史时,需要有中国的和异国的两种眼光.
5.学位论文孙士觉古越汉诗史述及文本辑考2006
自秦统一中国，到939年越南取得独立，它原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而取得独立以后至近代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前，尽管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但是在实际上，仍然与中国保持着藩属关系，重大事情需报中国朝廷，历朝都要凭“诚意”进贡，维系着两国一衣带水的关系。这为越南封建政权主动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和积极引进吸收汉文化成果提供了广阔而便利的条件。
越中两国这件久远的历史关系，造就了文学关系上的源远流长。它包含着两国的民族信息、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等。越南汉诗的研究是东方文化、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纵观两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不难看出越南汉诗的研究已获得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不少尚待解决的问题。
汉文诗歌是越南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越南汉诗的诞生标志着越南民族文学的开端。在将近1000年的发展历史中，古代文学创作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首推诗歌。它见证和表现着越南古代文学的进步历程。从10至12世纪的佛门禅宗诗歌发展到13世纪以后的多种诗歌题材。这时期越南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多样化局面。从13世纪起，因为喃字问世，所以越南诗歌分为汉字诗和喃字诗两个较为独立的诗歌系统。这两个诗歌体系各自担任越南官方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大任务。总之，越南诗歌一直陪伴着越南古代文学由起端到终结的整个历史进程。在诗歌领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对这些诗歌作品进行考据、分析，以理清汉越文学交流历程。
为阐述越南汉诗产生、发展和兴盛的流程，本文收录了如：越南文学诞生初期的的《南国山河》(李常杰)(1019-1105)，标志着喃字文学诞生的《飞沙集》(阮诠)，以及代表一代文学并与越南民族历史紧密相连的重要作家、作品如：陈光启(1241-1294)的《从驾还京师》、范师孟的《关北》、范五老的(1255-1320)《述怀》、邓容(1287-1325)的《感怀》等。16世纪出现的阮秉谦(1491-1585)以及他的《白云庵诗集》、这些诗人的诗歌创作为越南文学增添了光彩。没有丰富的诗歌创作，越南也就没有“诗的国度”、“文献之邦”等充满自豪的美称。古代诗歌是越中文化文学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国文化文学向越南传播，并在越南播下种子的就是诗歌(汉诗)。所以采用古越汉诗歌作为越中文学交流的研究对象是颇有代表性的。
自从诞生以后，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越南汉诗不断繁荣，数量不断增加。诗人作家群体从开始的僧侣、帝王和士大夫到后来广大文人墨客，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在研究越中文化、文学交流时，笔者注重研究从越中两国历史关系，考察越南汉诗从越南诗歌的题材和体裁中发现越中文学交流的主体内容作为横线，以越中文学交流的历史发展作为纵线。从纵横两向的演变，突出越南接受中国文学影响及其积极创新的整体情况。文章对此从越南汉诗发端到兴盛，佛学禅诗和汉越诗歌的对应关系以及越南汉诗的基本特点进行了综合论述。正如越南学者张正所说：“说实话，在越南人创作汉诗时，他们完全模仿中国诗歌，严格遵守诗歌的韵律格调，不加改变，照样加工。模仿的主要形式是古风(五言、七言)；唐律(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另外还有楚辞和乐府……不久后，越南人一旦创作汉字诗，择唐律。这样唐律成为越南古代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因此，说越南汉诗是中国文学与越南文学经过融合后产出的一个混血儿，一点不过分。越南汉诗也着实是在中国诗歌的濡染下，通过国人积极的模仿和创新而出现的。
鉴于以上各方面的理由，本文分为三编：上编、史论：从越南民族历史和王朝更替的角度论述越汉的藩属关系和汉文化的传播及影响；中篇、诗论：论述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越南汉诗的发端和兴盛、模仿与创新、佛学禅宗和禅诗，归结出越南汉禅诗与中国诗歌的对应关系以及越南汉诗的基本特点；下编、古越南汉诗校注，辑录了10世纪至15世纪的汉诗进行校注。
论文主要使用传播研究、影响研究和文献考据研究等方法，突出越南诗歌在接受影响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丰富自己，创造出具有丰富特色的民族诗歌体裁的过程，同时也突出了中国文学在越南诗歌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里包括三个步骤。(一)中国汉诗进入了越南书面文学，出现在越
南文坛的过程。(二)越南文学从模仿中国文学到逐步发展过程。(三)收集17世纪以前的诗歌，对这些诗歌作了校注。体现了古代越南汉诗发展并逐渐显示出本民族特色的文学的发展过程。
6.期刊论文代绪宇.王珂论汉代至初唐是古代汉诗定型诗体建设的重要过渡时期-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19(4)
从汉代到唐初是汉诗诗体由不定型到定型建设的最重要的过渡期.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了汉诗诗体及汉诗形态的建设,出现了赋、乐府,以五言诗、七言诗为代表的古体诗,为定型诗体格律诗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代是汉诗诗体由四言向五言过渡的诗体松散的时代,虽然未建立起定型诗体,却扭转了"楚辞"开始的汉诗的较为极端的"散文化"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诗诗体多元化大发展的时代,是汉诗诗体进入自觉阶段的成熟时期.
7.学位论文夏宇汉诗诸体的消长与诗赋的交互影响2000
该文开篇就欲论述了一个"楚汉相承"是否存在的问题,结果则是所为的"楚汉相承"并不能衍及诗歌领域;并为此而引出对战国诗歌状况的猜测."楚辞"的赋化与辞赋的兴盛使两汉诗歌倒退到"歌永言"的状态,文阶层只是偶有一些歌诗作品而已,但这正蛤肉驻诗去的诗歌体裁.但是,这种歌诗体例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况且还有宾从蛰伏的五言、七言等诗体已现峥嵘,因此汉代诗歌其实有很多迷离变动,在各种诗体的此消彼长中,赋功不可没.五言缍从众多的诗歌形式中脱颖而出,这同它源出民歌、很少受辞赋影响不无关系.作为典型的例子,该文最后选择"咏史"一类入手进行循序分析,并作必要的引伸,以此管窥此后中国诗歌的大势.
8.期刊论文龚敏以《诗》释《骚》--论王逸《楚辞章句》注释方式-船山学刊2004(4)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在注释时采取了以<诗>释<骚>的方式,用两汉诗经学的解释方法来解释<楚辞>.这种依<诗>取兴的方法影响甚远,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学术从东汉末至魏晋的转变,在楚辞学史及文学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9.学位论文何仟年越南古典诗歌传统的形成——莫前诗歌研究2003
自秦统一中国以后,到取得独立之前,越南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即在939年独立以后至控,越南封建政权也积极引进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这期间一直以中国的文言作为自己的官方语文.独立后的九百余年中,越南建立了系统的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礼仪制度,也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容释道二家的意识形态.在此背景下,越南古典文学保持了与中国文学的密切交流,不仅在形式上,也在内容和审美越味上以后者作为学习的对象和创作的依据.所以,中国文学的各类体裁如散文、骈文、楚辞、古体诗、近体诗、志怪、传奇、词、章回演义等都能在越南文学宝库中找到.而其中,越南的汉诗可说是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学种类.分析表明,汉诗是在越南封建政权引进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对越南士子来说是一种外语写作.这样的状况造成的结果是,越南汉诗的产生与繁荣都与政权推动政治领域的汉化直接相关.越南汉诗直接禀承了中国汉诗的传统,因而不重视本土创作,造成了越南国内的创作结集较少,很少流行的状况.另一方面,这种外语写作也因为阙少本土文化的深厚土壤,基本上是统治阶层内部的艺术活动,而表现出艺术原动力的阙乏.具体特征是形式上严重依赖近体格律诗,词曲创作很少;虽然一部分作家有风格上的自觉追求,但越南汉诗史并未形成建设性的特色,没有不同艺术主张之间的矛盾推动诗歌的发展.但是中国古典诗歌移入异地以后,其特徵的保存和变异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如既然越南汉诗是移植中国政治文化的产物,那么它在越南的功能是否与在中国有所不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在越南汉诗中的情况如何?对这些问题,该文作出了有意义的探讨.
10.期刊论文王开元西域文化对先秦两汉诗赋的影响-昌吉学院学报2003(1)
本文就《诗经》、"楚辞"以外的先秦两汉诗赋,探讨其所受的西域文化之影响.《白云谣》、《穆天子谣》、《西王母吟》,是西域昆仑神话影响汉语文学的最早表现.乌孙公主《黄鹄歌》将西域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豪放风格带入了汉语诗歌.汉武帝的《天马歌》,是西域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结果.《匈奴歌》初当为匈奴语歌曲,后被文人译为汉语."汉赋"中涉及的西域文化素材,亦时有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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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中文系语教本132班 姓名：黄全星 学号： 130110102019 论文题目：《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黄全星 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新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它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文学也开始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本文将就于玄学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浅谈式研究，以探讨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在这一哲学范畴中收获文学的启迪。 关键词：玄学思辨文学影响 一、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 魏晋玄学,起源于魏正年间。从东汉末年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及社会矛盾问题开始日益显露，汉代儒家经学的衰落，也预示了新的统治阶级思想的诞生。在法、道、墨等思想并起的过程中，经过学人不断地清谈讨论，得出了玄学最适合解释解决时局与理想问题的结论。玄学是在乱世中产生，它具有老庄思想中无为的思想特征，同时又对老庄思想进行了全新地诠释。玄学在当时满足了魏晋时期学者、文人对于形而上学追问的渴望。所以说，魏晋玄学的兴起与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 二、魏晋玄学的重要时期及主要代表人物 （一）正始时期 １何晏，重要著作：《道德沦》，核心思想：宇宙本体是超言绝相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着；名教的衰败是由于只注重形式的缘故；圣人无情而有性。 ２．王弼，重要著作：《老子注》，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寻找世界统一性的原理。核心思想：万物本体是永恒的，寂静不动，动是相对的，是物质现象世界的东西；“言意之辨＂；自然名教，自然为文化理想，名教为此理想的载体。 （二）竹林时期 １．嵇康，重要著作：《声无哀乐论》，核心思想：声无哀乐论，他认为声音和情感具有主客观的区别；明胆论，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人性的善恶和才能，是由赋受的气质决定。 ２．阮籍，重要著作：《通易论》，核心思想：阮籍反对虚伪的名
浅谈屈原及其开创的楚辞对后世的影响。 学号：12106049 姓名：黄智霞班级：12语教（1）班摘要：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起作品的爱国主义情感深厚而真挚。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是一座跨越时空的丰碑，也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模式”载体。屈原的爱国情感是十分强烈，两千多年来一直给后世重大的鼓励和鼓舞，屈原也因此成为不朽的爱国典范。楚辞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始，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楚辞诗歌浪漫主义屈原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说明这一名称形成于西汉初年。《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出于一个时代。楚辞是由屈原宋玉等一方文学人士所创造的，它开创了我国诗歌史方面的成就辉煌，为世人瞩目。屈原是楚辞创作的第一人，其辞是楚地的歌辞，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其中以《离骚》为代表，骚体的意韵更加显著，之后又著有《九歌》、《问天》、《九章》等作品。楚辞及其作者因思想内容的深刻和艺术表现上的巨大成就，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极其重要地位。 一、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楚辞发展到汉代时已经基本定型了，屈原辞赋以及宋玉以下汉人的伤悼屈原，以事名篇的拟骚辞赋已经发展成了完整的楚辞体。风、骚并称，由来已久，是诗歌创作的典范。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感，其爱国思想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汉初，遭遇与屈原极相似的贾谊在赴长沙任太傅途中经过湘水，凭吊屈原自沉殉国的地方，怀古伤今，写下了《吊屈原赋》，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无尽的哀思。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引用刘安语称誉屈原“与日月争光，可也”，并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自勉，在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情况下，隐忍苟活，发奋著书，几十年的心血终于结晶成为传世名作《史记》；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司马迁艰辛的写作过程和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灵魂的再现，精神的闪光。
魏晋玄学的发展、主题及对文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实际是中国文明史上最长的乱世时代，在三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豪强争霸，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又短命而亡，接着北方五胡乱华，十六过纷争，南方政权也四带更迭。在漫长的乱世之中，经济、社会、环境都受到难以估量的破坏，但乱世中的文化却得到新的发展壮大，文学的繁荣，雕刻的兴盛，等等，但其中最引人侧目的，当属玄学的崛起。 （一）魏晋玄学的发展历程 西汉时，汉武帝“摆黜百家、独尊儒术”，名教（所谓名教是指“因名设教的一套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成为西汉巩固起统治的理论基础，但东汉末封建统治的危机和随后汉王朝的崩溃，名教也陷入了危机，对儒家经典的烦琐解释的经学也无法赢得人心。旧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崩溃，时代危机越演越烈，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思想家把眼光转向《老子》、《庄子》，想继承汉初的“黄老之治”，以道家统帅儒家，于是，魏晋玄学应运而生。可以说，魏晋玄学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的必然。 先秦时期道家对“有无”问题的探索，有“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的思想萌芽，因此，道家思想经两汉的孕育后在魏晋降生玄学是合乎思想史和自身逻辑的，而且玄学的创始人王弼也大量涉及了《太玄》（杨雄著）、《易经》及《论衡》（王充著）等包含道家本体论的书籍并继承了这一思想，魏晋玄学的产生是道家发展的必然。 关于魏晋玄学的分期，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分法。目前一般将魏晋玄学分为三个阶段。许多学习和多较承认第一阶段是以何晏、王弼开创的“正始玄学”，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自然”统御“名教”，主张“名教本于自然”，主张“贵无论”。何、王等认为自然是名教之本，名教处于自然。圣人无为而治，“以无为本”也成了他们解释名教的理论出发点。第二阶段是一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下合自然论”和以裴顾为代表的“崇有论”（有些学者如防天宝等主张将裴顾的“崇有论”放在第三阶段）。嵇康、阮籍等以道家的无为思想对抗名教，“非汤武而薄周礼”，公开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实这只是“正始玄学”扬道抑儒的异端。第三阶段是向秀和郭象，他们修正了何、王、嵇、阮之说，认为名教和自然是同意的关系，主张“名教既自然”，以郭象的《庄子注》为标志。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奠基者，而郭象的《庄子注》标志和魏晋玄学的顶峰。至于东晋时期的脏湛和僧肇，主张玄学与政治脱离关系，这导致了他们的玄学思想脱离了原来发展的轨道，算不上玄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有些学者将东晋玄学作为玄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僧肇在理论上取消有无、本末的对立，宣扬出世主义与政治失去联系，可以说客观的标志着玄学的终结。（僧肇是僧人，佛教学者） （二）关于魏晋玄学的主题 关于魏晋玄学的主题，有很多学者都作过研究，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先看一下一些学者的看法。 汤用彤先生指出，魏晋玄学“已不复拘守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他认为魏晋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重心是“宇宙本体论”，以辩论有无问题为中心议题。这中观点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而近年来许抗生先生有指出，“除了何晏、王弼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宇宙本题论外，玄学家嵇康、阮籍并不讨论有无有本体问题，向秀、郭象更是反对本体论的……我们认为玄学的普遍共性，并不是宇宙本体论，而确切
浅论魏晋玄学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其主流的哲学思想。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哲学本身不创造生产力，但是主流哲学却是整个社会运作的基础，统治者正是在自己认可的哲学指导下制定政策、统治国家。具体到每一个人，也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它不一定会像主流哲学那样被书面化、被宣扬，它往往存在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之中。 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积极入世，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逃名避世，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视隐逸为人生最高境界。但是，从时间的长短来看，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几乎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这与统治者的阶级利益以及儒家自身的改良有关。然而，有一个时代却是例外，儒学衰微而道家崛起了，这就是同样动乱的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的战乱，让文人们感到儒学的无力，他们为自己所信仰的学说而困惑，人们需要一种更适合当下环境的思想来给人慰藉和力量。人们想到了同样产生于战乱之中的道学。在这样的时代，避世也许才能获取平静的内心，甚至才能保住生命。但儒道两家有太多思想是相抵牾的，那些上层士大夫，既想标榜自己为老庄的弟子，却又舍不得真正摒弃名利物质，实现庄子的“任逍遥”，这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却又恰好成为了玄学产生的必要因素。 我们往往有个误区，认为玄学就是老庄哲学。其实，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玄学，一般指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的思潮，它源于先秦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原始道家，是老庄哲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变异。魏晋玄学既标榜信奉老庄哲学，但也把孔子奉为圣人。何晏是早期重要的玄学家，他采取了一种调和折中的手段，认为老子的观点与孔子一致，所以都是圣人。王弼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从“有”“无”的观点入手，认为孔子不谈“无”是与老子的“无”相互补充，同样是高明的圣人。这些玄学家看到了孔子圣人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便采取了迂回篡饰的手法，把老庄学说中的精髓灌输到经学中去。 魏晋玄学我们称之为“新道家”，新道家并不是要完全推翻孔子，他们需要借助孔子来为老庄哲学的经典性正名。而且，统治者需要儒学中的“忠孝”和等级制度来维系政体的稳定。那么，玄学中必然保留了儒学的某些成分。这就决定了，玄学是一种以老庄哲学为根基并调和了某些儒学内容的新哲学，它是儒道融合的产物。 魏晋玄学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
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造的一种新诗。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等。 《离骚》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篇自述身世、遭遇，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以及他热爱祖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同时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屈原的形象在《离骚》中十分突出，他那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并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九章》共9首，思想内容大体与《离骚》相同，但创作上较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九歌》共11首，是屈原对民间祭神曲的再创造。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氛围的描述上，瑰丽多彩，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首先，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较之《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丰富的感情。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抒情主人公的凸显、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种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诗经》与《楚辞》并称为
“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的两大源头。
论屈原赋对后世的影响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骑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吟诵着这一句句耳熟能详的屈原赋，我的头脑中出现的是一幅幅壮丽的楚国山河图景，萦绕在耳际的则是祭祀的乐曲，嗅到的是各种香草散发出的醉人芬芳，触摸到的是瑟瑟秋风滑过指尖的清凉。屈原——这一楚辞大家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一、爱国主义 屈原对楚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是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者。所以近代以来，他被人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显然，这里所指的“国家”比较有局限性。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人，因此这里的“国家”单只楚国。可无论是广义上的还是狭义上的国家，屈原都是我们炎黄子孙学习的榜样，这个地位无人能够替代。 战国时代是个大变动的时代，全中国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在屈原的时代，中国历史上已有过夏、商、周三个统一全国的悠久王朝；而在夏朝以前，还有三皇五帝一类的古史传说。”（1）所以说，一个以九州为版图、以整个中华民族为成员，并具有悠久而稳固的共同历史文化的中国，不仅在事实上久已存在，而且成为次中国人共有得到祖国观念。从这一方面来看，此时的国家已经上升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生活在各诸侯国的人民便不能不关心本国的政治现实及其在列国中的处境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害与命运。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真正的爱国者都必须面对现实，首先要求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不受侵害，进而谋求全中国的统一。 “关于楚国，也有它自身的特点。由于楚国地区相对来说开发较晚，长期被中原各国称为‘荆蛮’；而所谓的‘尊王攘夷’则更是把楚国视为主要的排斥对象。”（2）屈原作为一个爱国者，他的思想感情充分体现了楚国人的特点。他所最为关心的显然是楚国的兴衰成败及其在列国中的地位与处境。但我们又应看到，在他的心目中，全中国无论从疆域、成员、历史、文化来说，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战国之世出现的分裂局面则是暂时的现象，全中国终究是要归于统一的。当然，屈原作为一个楚国人，他是很希望能够由楚国来统一全中国的。在战国七雄中，楚国是地域最大的，同时其力量也相当雄厚，它的确有统一的条件。因此，屈原迫切希望楚国能够强大起来。 屈原对楚国的深厚感情中包含着对广大楚国人命运的强烈关心，所以他的爱国主义便具有了更为具体的实质内容。在屈原的心目中，楚王朝本是代表广大楚国人的利益的；但当他意识到，这个王朝的腐败而无法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之后，便在思想感情上与之决裂了。另外，在屈原对楚国的深厚感情中，也包含着他对她对楚国乡土的深刻眷念，对楚国的历史文化以至民风习俗也怀有深情。因此在屈原的辞作中，处处流露着对故土的热爱之情。由于屈原是在楚国出生和长大的，他自然对楚国的山川风物、文化习俗最为熟悉，并在长期的熏陶感染中培育了浓郁的乡土之情。这种乡土之情对于各个时代的中华儿女来说，也都是他们那爱国主义感情的一种具体表现。 屈原的为人和他的辞作，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激励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方面，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深刻的影响，发挥巨大的作用 二、美学价值 “屈原的辞作富有美学价值，其价值之所在，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玄学对魏晋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 摘要:嵇康和阮籍同为魏晋名士,但玄学对他们的影响却不太相同。嵇康师法老庄,刚峻激烈,阮籍师法老庄,却以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这是因为阮籍所受玄学影响,没有嵇康深刻和彻底。阮籍追求庄子的逍遥游,但他内心始终有着儒家入世思想的根基。后来的士人,景仰嵇康,仿效阮籍,使玄风以另一种方式存于士人的生活。 关键词:嵇康;阮籍;魏晋名士 汉魏之际,经学逐渐式微,玄学开始繁兴。到了魏晋时期,“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①,清谈玄虚之风,被于朝野。玄学名士们禀承老、庄余韵,蔑弃儒家礼度,以一代玄风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他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众所周知,嵇康阮籍是魏晋文学的杰出代表,那么,随着魏晋玄学的发展和演变,玄学带给当时的士人什么样的影响呢?嵇康和阮籍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反观他们的人生,我们可以看到玄学留在他们身上的深深印迹。 一 嵇康,字叔夜,《世说新语》云其有“龙章之姿”。《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嵇康传》:“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他的好友向秀后来在《思旧赋序》中说:“嵇志远而疏。”从这些描述里,可以看出嵇康追求的是一种恬静寡欲、超然自适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最基本的特点,便是返归自然,但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虚无缥缈,而是悠游适意,自足怀抱。这正是玄学思潮在人生理想上的一种典型反映。可以说,嵇康的生存方式与庄子很相似,勇于抨击黑暗现实,勇于斗争,勇于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他积极师法老庄,并深受其放达无为、亲近自然思想的深刻影响,希望自己能够摆脱外物牵累,实现精神上的逍遥自由。嵇康受庄子影响甚深,庄子思想的物我两忘、返归自然、心与道合、逍遥游境界是嵇康努力践行的人生境界。庄子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②庄子的物我两忘是他的人生理想,为此,他主张逍遥自忘。“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③这种逍遥是一种精神上的逍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文学编年- 国学论 坛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创造了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时代。屈原还创造了全新的诗歌样式——楚辞.这种以楚国民歌为基础、长于抒情与铺陈的诗歌形式，因其代表作品《离骚》的影响而被后世又称为骚体，进而又把诗人称为骚人. 楚辞或骚体是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 这一新诗体比起以四言为主的《诗经》来，无论在篇幅上、句法上、表现方法上，都有了许多发展，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屈原正是运用这种新诗体成就其诗人伟业的。 屈原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思想方面。他的爱国思想和峻洁人格一直受到后世的敬仰。汉初政治家贾谊被谪迁长沙后，凭吊屈原，写出《吊屈原赋》，引屈原为知己。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可马迁很敬佩屈原的人格，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遭冤受刑之后，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报任安书》）的事迹为榜样，坚持写完了不朽的巨著《史
记》。《史记》虽是散文著作，但那种勇于正视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和洋溢着爱憎鲜明感情激越的风格，却正是屈原精神的继承，所以鲁迅称它为无韵之《离骚》.西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敬慕屈原的为人。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那种蔑视权贵、反抗黑暗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正是屈原人格与创作的继承与发展。杜甫的爱国忧民精神，也与屈原有继承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即以屈原的创作精神为榜样。总之，中华民族坚持理想，坚持斗争，崇尚节操的精神，固然是由无数仁人志士树立起来的民族之魂，但其开端，却可追溯到屈原身上。 屈原的爱国爱民精神，还深深影响到民间。屈原投江而死是为理想殉身，所以，传说在他死后不久，人们就因怀念而用包粽子、划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这种风俗至今仍流行于中国和亚洲的东部。古书上这样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汩罗之遗风也。 ——《续齐谐记》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汩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 乃歌曰：何由渡湖！因而鼓櫂争归，竞会亭上，习以
论魏晋玄学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 浙江传媒学院14级戏美班 作者：翟雪 指导老师： 【摘要】：自魏晋时期起，从老庄思想延伸出的玄学对中国的山水画以及文学，建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庄道法自然，玄远的思想已经深深融入了文人墨客的深层思想意识层面。本文就从玄学简述、中国古代建筑特点、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美法、建筑材料选择等方面论述了玄学对中国古代建筑之影响。 【关键词】：中国古代建筑自然园林古代哲学形式美学玄学礼制五行说 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远、玄虚之学便可通称之为玄学。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自竹林名士开始，魏晋玄学实际上是以《庄子》为中心。庄学的艺术精神，在徐复观所著的《中国艺术精神》中指出：庄学的实质是在自然中方可得到安顿。玄学对于魏晋来讲的另一重大影响是人与自然的融合。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影响颇深，尤其是对于中国园林的影响。 中国园林就是以自然为蓝本，摄取了自然之美的精华，同时又注入了富有文化素养的人的审美情趣，采取了建筑空间构图的手法，使自然美典型化，变成园林美。正是魏晋玄学中所阐述的把人与自然紧密连接起来。魏晋开始山水画的兴起，也包含了玄学宗旨传神，而中国园林中所包含的情趣，就是诗情画意，即为传神；所采用的空间构图手法，就是自由灵活、运动流畅的序列设计，正是玄学之精髓自由灵活，对“有无”的辩证。中国园林讲究“巧于因借，精在体宜”，重视成景和得景的精微推求，以组织丰富的观赏画面。同时，还模拟自然山水，创造出叠山理水的特殊技艺，无论土山石山，或山水相连，都能使诗情画意更加深浓，趣味隽永。正是庄学精神所不期然而然的归结之地。 不单单是自然园林，乃至中国古代建筑都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 在整个世界建筑体系中，中国古代建筑是源远流长的独立发展的体系。以风格优雅，结构灵巧。中国古代建筑经过数千年磨练越传承，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结构和布局原则，而且传播、影响到其他国家。魏晋玄学对其产生的影响如同影魄。或可说如若没有玄学的影响，就没有今日中国古代建筑成就。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可以概括为5个方面：①很少真正的建筑学理论。建筑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是近代的事情。指导建筑发展的是抽象
汉赋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角度来看，汉赋改变了旧的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汉赋将“自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开拓了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 在先秦文学中，自然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可供审美观照的对象，而汉代，数量众多的作品单独地将自然作为展现对象而并不附加其他理论思想条件。自汉赋开始，述景本身就具有了完全的审美意义。虽然从普遍理论讨论，自然物色只是文学艺术展示的对象之一，但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它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占有主导地位的展示对象。以集体的、大规模的行为来描绘山水，描述自然，汉赋始开风气之先。此后，每当有了一次这样的群体行为，便会形成中国抒情文学的一次高峰。 二、汉赋自觉地强调了自然外物所引起的人的内心感受，奠定了文学描述中物情关系的观念基础。 而东汉以后的景物描写，个别的具体的物往往体现出具有某种规定倾向的情思，这种相对固化的物情关系体系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可以认为，汉赋是这一思想观念形成的缔造者。在汉赋中，自然景物不仅仅是为人们的感觉所注意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寓言式的比况对象，它已经带上了充分的感情依附特征。自然的变化可以引起感情的变化，一定的自然景观被赋予一定的感情特点并渐渐地观念化、程式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赋奠定了文学描述中物情关系的观念基础。 三、“物”作为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展示对象，在汉赋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这最初可以从西汉的《礼记?乐记》中见到端倪，司马迁虽然不满于汉赋状物写景的夸饰之风，称其为“虚辞滥说”，但在评价《离骚》时，也强调了“志”和“物”之间的联系。至西汉末年，刘歆则直接指陈“登高能赋”，是由于“感物造端”。对汉赋“物”的描述有积极评价的是班固，《汉书?叙传》中评司马相如的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就实际的表述效果而言，汉赋可能显得过于注重物的描摹而对“志”、“道”不够重视，但站在文学发展、演变的立场上，我们却因汉赋铺张扬厉的景物描写而赞赏它，有力地刺激了人们对“物”的感受和兴趣，从而启发了述景的文学。
魏晋玄学对陶渊明诗风的影响 摘要：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主要是由所谓的“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引发的时尚议论。这是两汉之后，思想界一次大变革，在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它对于这一阶级的文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这一时期的诗歌，所受的影响更为显著。甚至延续到唐诗。探讨玄学对诗歌的影响，一直是文学史家所关注的文学现象。然而长期以来，许多论著虽然就具体作家，作品涉及到玄言诗等问题，但很少集中阐述玄学的内涵，核心，表现方式，语言特征究竟如何影响诗歌和诗歌理论。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希望引起这一领域学界的注意。长期更进一步开掘玄学对中国古代诗歌正负两方面的积极或者消极作用。对于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史是有学术价值的。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玄学；诗学。 一、玄学与诗学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①。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玄学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这从魏晋玄学的几个重要论题就可以看出，即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辩，形神之辩，明理之辩。
论屈骚精神对后世的文学影响 论屈骚精神对后世的文学影响 论文摘要：自屈原起，开始出现了有人以全力来写诗，以一生的思想感情来丰富诗，并且通过诗表现了自己整个的人格，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分工。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屈骚精神中民族精神与一统意识的融合，那是楚民族精神气质与战国时代的政治文化的合力作用下产生的，而这合力所产生的支点则是屈原时对南北文化的创作性吸收。这种精神和情感随着民族间的进一步融合以及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衍生为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抽象而稳定的情感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今社会都影响深远。 论文关键词：屈原；诗人；南北文化融合；天人关系；?我?和中国
引言：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楚辞》创作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人类的。他用全部的心力去融入的诗篇浸透了他的忧愁、他的情感、他的才思、他的志向和期待以及那?虽九死其犹不悔?的坚持。那是在悠悠岁月里对时间、对楚国，更是对自己的一份执着与承诺，是不成则以死志之的决心。这样一个对祖国对信念永恒追求如同赤子般的人，这样一份饱经忧患而凝结出的伟大的民族情感与精神，对于当今社会的我们而言，又有什么意义与影响呢？在我们思考个人命运的同时，对我们思考?我?和中国的关系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自我与自我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时代的关系、与悠悠岁月之间的关系呢？在本篇论文中，将细致分析屈原精神的生成、表现以及对时代的影响。 一、屈骚精神生成的文化背景 （一）楚地文化特征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模式或者文化模式的本质是文化的主旋律或文化主导观念（1）。她所说的文化主旋律或文化主导观念指的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而我们只有靠首先理解那个社会的情感上和理智上的主要动机才能理解。是被动的接受环境的制约还是主动的采取对付环境的措施，这就体现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主体性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一种文化的灵魂与特质。 在对楚文化形成的影响下，应考虑的是中原文化和南方巫祭文化。楚族源于中原，其统治思想与治民思想方式里还深深受周朝统治的影响。在中原民族的历史上，也有过对鬼神的狂热崇拜，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诗经》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从《诗经》开始，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屈原《离骚》、汉乐府诗、建安诗人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如陈子昂、杜甫、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 三、比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四、《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楚辞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使得诗歌显出飘渺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有巨大的影响。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包结合着屈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从而更富有现实感，也更加充实，得到后世文人的认同，并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如蒲松龄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显然是受到了楚辞香草美人传统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玄学对文化的影响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由于不间断的战争和民族大迁徙促使了胡、汉杂居和民族之间的空前的融合，多元化的文化造就了这个思想上自由解放、个性张扬的特定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秦汉以来一直崇尚的儒学产生裂变并逐渐趋向衰微，于是源于老庄的玄学思想流行起来，崇尚思辨、注重审美、向往自然、追求超逸的人生价值观影响着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文人们对玄学的追求以及清淡无为、放荡不羁、超然物外的魏晋风度对魏晋的文化起到了导向作用。 【关键字】魏晋南北朝；服饰；绘画；书法；玄学；文化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争权更迭频繁、封建割据加剧、战争连绵不断的时期，王朝更替，朝臣争权，皇室内讧，统治阶级内部充满了虚伪、猜忌、凶杀等卑鄙龌龊的行径，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和权力争夺层出不穷，以致形成“名士少有全者”的悲剧。处于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魏晋名士内心充满了彷徨和恐怖，许多人不愿意涉足政治，也不敢评议时政，他们既要全身远祸，又要填补生活上的空虚，缓解精神上的痛苦，不谈政治而专言玄理的清谈自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士族阶层滋生出人生无常的观念，过去敬仰、崇拜的东西顿时灰飞烟灭。随即产生了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并主导了士人们的思想，他们极力放纵、奢靡享乐、愈气豪迈。文人雅士纷纷放弃礼法，行为放旷。因此强调返璞归真，一任自然的玄学在士人之间成为了一种时尚。 魏晋玄学在服饰上的影响：由于玄学崇尚清谈、放荡不羁、超然无物、潇洒飘逸，以表达自我为主，所以在服饰方面对传统礼法表现得非常蔑视，因此在这个时期，男子主要流行的是大衫，其大袖衫有单夹两式，一般做成对襟，中间用襟带相连，有的不用襟带就敞开。而且有的人是穿着在身，有的则是披搭在肩上，文人多是衫领敞开，袒胸露怀，或赤足，或散发，放任不羁，轻蔑礼法；此外，受玄学飘逸潇洒之风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人中还有披鹤氅的。例如东晋王恭“尝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谈曰：‘此神仙中人也’”，还有追求个性用孔雀毛为裘。且由于玄学的影响，还出现了玄学士族服饰，其服饰特点：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族阶层以穿大袖宽衫、褒衣博带、袒胸露腹为尚，在服制礼仪上不受古法拘束，甚至出现了男子穿女装的现象。[1]这种服饰境界，表现了士族阶层既开放又孤独、既浪漫又压抑的心理。阮籍以宽袍大袖、旷放任诞、蔑视礼法而著名。嵇康于众目睽睽之下坦然裸态或者宽衣大袖，不修边幅，笃信神仙，研究养生之术。刘伶解衣而饮，以深林为衣裤与客人抗辩。阮仲容见邻院晾晒绫罗绸缎，自己穷无以晾，便以竹竿将大裤头高悬院中以互相映衬等。这种粗服乱头、不拘礼法的浪漫与超脱，消减了《周礼》以来服饰的威仪与等级，形成了玄学士族服饰的主流。 在绘画上，在老庄哲学和魏晋玄学的影响下，中国绘画往往追求一种空灵通透的境界，体现出超然物表的审美风格，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的人物画中的“线条”上，我们可以看到，其绘画的线条自由动荡，在捕捉对象骨格气韵中荡漾出
试述诗经和楚辞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影响 《诗经》和《楚辞》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风（诗经）、骚（楚辞）是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诗经》在艺术上最值得一提的是“赋”、“比”、“兴”。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过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在赋、比、兴中，赋是基础。它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诗经》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比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拟诗，如《魏风?硕鼠》、《小雅?鹤唳》，独具特色。《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的“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特殊的意义。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性质，早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 “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与“六经”并列。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 说到楚辞，不能不提到屈原——中国文学史第一位伟大的诗人。《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相对于《诗经》，《离骚》在形式上有新的特点。《诗经》的形式是整齐、划一而典重的，而《离骚》则是一种新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新诗体。《离骚》还吸收了大量
魏晋玄学的兴盛及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 摘要：魏晋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虽是一个混乱、动荡的时代，但在精神上却是较为自由、解放的，它富于智慧和浓于热情。由 于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使得玄学之风大盛，也形成了其重视 个体意志，提倡自由表达的社会风气 关键词：魏晋风骨名士玄学个性张扬 每每一提到魏晋时期，那些诸如“魏晋风骨”、“魏晋情怀”这样的词就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相对于汉的敦实厚重、三国的慷慨悲歌、唐的繁盛、宋的清丽，魏晋作为一个特殊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率性洒脱，玄远放况。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放荡的时代，同时又是精神上最自由最富于情怀的时代。迄今，竹林七贤们那白衣飘飘、迎风伫立的背景还在文人的情思中挥之不去。 一、何为魏晋玄学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融合道家和儒家思想为主的哲学思潮，它所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本末有无的理论。以“清谈避俗”“议而不治”为基本特点。魏晋玄学的兴起极其背后蕴含的社会和思想价值，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人肯定和研究的。 二、魏晋玄学兴起的背景 玄学在那个时代的兴起有其独特的原因。 从政治上看，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热衷于军事斗争，文人
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这一场场的争斗硝烟中，人民丧亡流徙，中原人口，万不存一。《三国志·魏书·杜畿》言杜恕上疏云:“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1可见当时社会之混乱，生命之无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大夫想要出仕是很困难的事情。并且，除兵祸战乱之外，政治方面的迫害，也是导致文人们隐遁的一大原因，《晋书·阮籍传》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2当时的政治斗争极为残酷，造成了十分恐怖的政治气氛，士人稍有不慎就会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惨遭杀害。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得士人的希望完全破灭，为避免罹谤遇祸，不得不消极避世。所以他们只能将自己放到那虚无的玄学世界中去自我陶醉，自我麻痹。 从社会上看，世家大族把持权柄，门第观念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严重的；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贵族时代。雅量、放达、通脱、清简……数百年的门阀风范，才能发酵成那样一种优雅的风度，才能孕育出那样一种清奇的魏晋风骨。 从思想上看，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道文化合流交融的必然结果。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思想界独以儒术为尊，它既是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又是整个封建文化的代表。可以说，儒学思想文化是和封建统治紧密结合的。老庄玄学的出现导致儒学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儒学的统治地位崩溃了；文学思想史上的建安时代也随之结束了。另一批重要文人，如何晏、阮籍、向秀等相继出现，文学思想的发展1陈寿．三国志［M］．中华书局，1971．第499页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诗经》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从《诗经》开始，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屈原《离骚》、汉乐府诗、建安诗人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如陈子昂、杜甫、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 三、比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四、《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楚辞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使得诗歌显出飘渺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有巨大的影响。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包结合着屈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从而更富有现实感，也更加充实，得到后世文人的认同，并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如蒲松龄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显然是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