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科斯（ R．Coase）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中，研究了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17世纪以前，灯塔在英国是名不见经传的，17世纪初，由领港公会造了两个灯塔并由政府授权专门管理航海事务。科斯注意到，虽然领港公会有特权建造灯塔，向船只收取费用，但是该公会却不愿投资于灯塔。1610－1675年间，领港公会没有建造一个新灯塔，但同期，私人却投资建造了至少10个灯塔。但在当时的灯塔制度下，私人的投资要避开领港公会的特权而营造灯塔，他们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证，希望政府同意授权向船只收费。该申请还必须由许多船主签名，说明灯塔的建造对他们有益，同时要表示愿意支付过路费，过路费的多少是由船的大小及航程经过的灯塔多少而确定的。久而久之，不同航程的不同灯塔费，就干脆印成册，统一收费。私营的灯塔是向政府租地而建造的，租期满后，再由政府收回让领港公会经营。到1820年，英国当时的公营灯塔有24个，而私营灯塔有22个。在总共46个灯塔中，有34个是私人投资建造的。后来，政府开始收回私营灯塔。到1834年，在总共56个灯塔中，公营（即由领港公会经营）的占42个。到1836年，政府通过法规将剩余的私营灯塔全部收回，在1842年以后，英国的灯塔全部由公会经营了。
灯塔是经济学家探讨公共产品理论时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从穆勒到萨缪尔森，都认为灯塔收费困难而只能由政府经营。科斯的论文却提出了一个命题：公共产品非得由政府提供吗？科斯的挑战有没有成功呢？关于收购私营灯塔的理由，英国当局的解释并不在于私人收
费的困难，而在于私人收费过高。科斯自己说，他调查英国灯塔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证明灯塔的私人收费是可能的，从而表明从穆勒到萨缪尔森关于把灯塔看作必须由政府经营的观点是枉费心思的。但是，正如张五常教授所言，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我们要问，假若政府不许以特权，私营收费能否办到？”科斯似乎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例如，有人准备在适宜建造灯塔的地方购买或租借一块土地，并在公布其计划之后，就跑到船主那里要他们签约并支付买路费。签约的船主得到灯塔的服务，当然就要按约交费，否则就会惹起官司。这样一来，收费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有多少个船主肯签约？科斯在文中提到了船主联合申请的步骤，但究竟有多少船主会在申请上签名？船主的签名只是帮助灯塔建造者向政府申请特许权，而特许权被批准之后，不签字的船主也要交费，在这种情况下，又会遇到收费的困难。因此，张五常教授指出，在灯塔的例子中，收费困难有两种，而包括科斯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两者混淆起来。第一种就是船主否认从灯塔中受益，从而不愿付费。这类收费的困难不太大，因为船只进入港口在航线上显然是要经过灯塔的，否认是不容易办到的。只是对于经过有灯塔的航线但未进入港口的船才与这种收费困难。当然这种情况不多，因而第一种收费的困难并不重要。第二种困难是“搭便车”，就是承认从灯塔中受益，但不肯付费。对于这一困难，科斯没有提供解决的办法。张五常教授的主要证据就是政府给予私营灯塔一个专卖权（Patent），这意味着每一艘船只要使用灯塔都必须交付费用。这种专卖权就好像向发明者授予专利权一样，本质上
是一回事。用“专卖权”来压制“搭便车”的行为，是解决公共产品收费困难的可行途径。必须指出，无论何种收费办法都难以彻底解决收费问题。因为灯塔和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其自然属性决定了使用上的“非排他性”，要真正设计或发明一整套排他的装置和制度将公共产品“私有化”，必须考虑制度设计的成本以及执行和监督的费用。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成本是昂贵的。这就是为什么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刺激和效率的根本原因。可见，科斯的分析是在政府许以特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政府许以特权事实上就是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如果公共产品由私人提供，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妨再举一个事例来说明。据《新民晚报》1989年8月30日报道，上海市北京路上有幢房子，7户人家合用一个6平方米的灶间。每当夜幕降临家家烧饭的时候，7盏灯齐放光明，把个斗室照得通明。各家“划地为牢”，围绕煤气灶炸、炒、爆、煮。殊不知，多少度电在“空耗”中白白浪费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公共走道、公用卫生间等地方也有发生。这则并非虚构的故事告诉人们：公共产品（即电灯或灯光）的完全私有化（即每户拥有一盏灯）并非是一件好事，对于社会来说，公共产品的完全私有化会导致资源重复配置，造成浪费。虽然公共产品的这般私有化解决了收费的困难，每户都按表付费，但由于公共产品已经变成每户的私人产品，因而，私有产权制度每户所缴纳的费用（即为购买灯光的价格）大致上等于7户人家构成的社团产权制度下所需费用的7倍，因为在私有产权下，电力资源的配置将7倍于社团产权制度下的电力供应。显然，公共产品的私有化会造成费用的过多支出和重
复配置电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从而可以证明公共产品的私有化并不是社会最佳的制度选择，尽管这一办法可以解决收费困难问题。因此，在公共产品的私有化与公共产品的合理配置之间，也有一个比较成本的问题。公共产品私有化的代价包括资源重复配置的浪费以及设计排他装置的费用（如每户要安装一个独用电度表和独用开关等），而对公共产品设计一种社团产权制度的代价只包括收费的困难或“免搭车”造成的逃费损失以及谈判的交易费用。对这两种代价或费用的比较是考虑产权制度变革或制度安排的主要参数。
这个例子实际上反映了合用一间厨房的邻居关系的复杂性。为什么7户人家当中没有一户出来提议由7户人家共用一盏灯而不要同时使用7盏灯呢？这里面大多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人际关系的因素，是这些因素阻碍了这个建议的提出。但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可以转化为成本的因素。所有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实则都是使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的“交易费用”。因此，“交易费用”的存在阻止了从私有产权制度向社团产权制度的转变，而且参与者人数越多，这一交易费用越大，制度的转变难度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推行社团产权制度，就需要外在力量（如政府、居委会）的努力。
居民楼里单元防盗门由谁安装更好？
朋友一直抱怨所住楼房的安全问题。原来他住的楼房是原所在单位管理的住宅小区，由于多种原因，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很不健全，小区的生活环境不太好。某些家庭屡次发生失窃事件，原因之一是该
居民楼里各单元没有加装公共防盗门。每次失窃案发生以后，大家都希望楼里能装上一扇单元防盗门，各家进出有钥匙，朋友来了就在楼下通过电话喊一声，使整幢楼的安全性增加。但防盗门一直没有装上。向单位房管部门反映，说是住在楼里的已经不完全是本单位的人，费用难以协调；再说这些住房已经出售给私人，装防盗门应该由居民自己出钱。于是该居民楼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没有一个机构出面负责解决“装防盗门”这样的公共事务。
先看着防盗门问题能否通过私人方式去解决。在没有加装单元防盗门的情况下，一些最担心家里被盗、被抢的人首先出资给自己家里加装防盗门。对个人来说，这要花更多的钱，但比起费时费力地去搞“制度创新”还是合算的。从长远来讲，由于有钱的人加装防盗门，窃贼的盗窃难度大了，成功概率低了，盗窃行为的净收益小了，边际收益降低。因此，窃贼要么设法提高盗窃技能，要么就是光顾那些不装防盗门的家庭。这样一来，那些原以为自己没有多少钱，小偷不会光临，毋需加装防盗门的家庭会受到损失。最后的结局是：不管有钱还是没钱、钱多还是钱少，家家都装防盗门。
对每一个家庭来讲，投资于防盗门的支出与自己对家庭财产被盗的预期损失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盗窃的预期损失越大，投资防盗门的愿望和实际投资越大；盗窃的预期损失越小，投资防盗门的愿望和实际投资越小。就整幢楼而言，每个家庭用于防盗门的支出远远大于统一安装一扇单元防盗门的费用，两者之差额，代表一种制度成本，它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却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如何以公共方式提供的安全服务——加装防盗门成为可能？这种事情该由谁来管？怎样管？其实，加装单元防盗门应该是政府管的事，因为“安全”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第一，如果没有公共治安，犯罪必定泛滥，个人用于防治犯罪的成本大量增加，全社会用于防治犯罪的总支出也增加，不如建立公共治安体系来得经济，而防盗门的安装正是公共治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安装单元防盗门比大家各自投资更有效率。第二，政府是社会中惟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来保护产权的机构，也是惟一能够借助于强权来征税的机构，拥有提供公共产品的便利条件。因此，加装防盗门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管。当然，政府的职能是负责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不一定要由政府自己来生产防盗门。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是相对而言的，是针对特定的消费群体的，因此，对公共产品的理解也是相对的。从大的方面讲，公共治安在全国范围内是公共产品，每一个公民的消费均具有非排他性，公民享受这种消费通过公民纳税来支付。从小的方面看，防盗门对于同一幢居民楼的消费者来讲，具有非排他性，他们应该为消费公共产品负责，也就是说，应该支付该公共产品的成本。通俗地讲，谁受益谁付费，居民应该为加装公共防盗门付费。虽然居民都是单元防盗门的受益者，但对于每一个居民来讲，他们实际的边际收益是不同的，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举个极端的例子，对于家中没有什么财产的赤贫者来讲，根本没有财产失窃的可能，他是不愿意为单元防盗门付费的。一个百万富翁就很愿意付费。既然加装单元防盗门会给不同的消费者带来不
同的收益，因此，他们为加装防盗门而愿意支付的成本也不一样，即边际收益高的居民愿意付较高的价格，边际收益低的居民愿意付较低的价格。当实际价格超出预期时，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上限就是心理价格。人们的心理价格是不固定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最近发生的失窃事件，会提高居民愿意支付的心理价格。由于团体压力的存在，出于对团体的认同，人们在共同商议的过程中，也会作出让步以便达成协议。加装单元防盗门的成本如何分摊呢？假设一扇公共防盗门的成本为C，该幢楼有n套住房，单元防盗门给每户家庭带来的私人收益分别是V1，V2，……Vn。只要∑Vi＞C，防盗门就应该装。为了防止每户家庭“免费搭车”最终导致防盗门无法安装，可以设计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由政府（户籍警、居委会、单位房管部门等）出面组织召开居民大会，让每户家庭认捐。设每户家庭认捐的数额为P1，P2，……Pn。假如∑Pi＜ C，单元防盗门就不能安装，政府将款项退回每户家庭；假如∑Pi＞C，则可安装防盗门，多余款项按捐赠比例退回。如果第一次失败，再让大家重新认捐，直到某次∑Pi＞C 防盗门安装为止。事实上，由于∑Vi ＞ C，所以安装单元防盗门会使每户家庭的私人收益Vi超过认捐数额Pi。这就意味着，每户家庭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认捐过程中逐渐增加认捐数额，直到最后可以安装单元防盗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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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的故事——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 案例： 在一个靠海的渔港村落里住了两三百个人，大部分的人都是靠出海捕鱼维生。港口附近礁石险恶，船只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礁沉没而人财两失。如果这些村民都觉得该盖一座灯塔，好在雾里夜里指引迷津；如果大家对于灯塔的位置、高度、材料、维护也都毫无异议，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钱找出来，分摊盖灯塔的费用?村民们怎么样分摊这些费用比较好呢? 既然灯塔是让渔船趋福避祸，就依船只数平均分摊好了!可是，船只有大有小；船只大的船员往往比较多，享受到的好处比较多。所以，依船员人数分摊可能比较好! 可是，船员多少不一定是好的指标，该看渔获量。捞得的鱼多，收入较多，自然能负担比较多的费用。所以，依渔获量来分摊比较好!可是，以哪一段时间的渔获量为准呢?要算出渔获量还得有人秤重和记录，谁来做呢?而且，不打渔的村民也间接地享受到美味的海鲜，也应该负担一部分的成本。所以，依全村人口数平均分摊最公平! 可是，如果有人是素食主义者，不吃鱼；难道也应该出钱吗?即使素食主义者自己不吃鱼，他的妻子儿女还是会吃鱼啊。所以还是该按全村人口平均分摊。 可是，如果这个素食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独身主义者，没有妻子儿女，怎么办?还是船只数为准比较好；船只数明确可循，不会有争议!如果有人反对： 虽然家里有两艘船，却只有在白天出海捕鱼，傍晚之前就回到港里。所以，根本用不上灯塔，为什么要分摊?或者，有人表示： 即使是按正常时段出海，入夜之后才回港，但是，因为是航海老手，所以港里港外哪里有礁石，早就一清二楚，闭上眼睛就能把船开回港里，当然也就用不上灯塔! 好了，不管用哪一种方式，如果大家都(勉强)同意，都好(也许决定是自由乐捐)!可是，由谁来收钱呢?在这个没有乡公所和村里长的村落里，谁来负责挨
《西方经济学》案例精选 案例1：价格到底谁说了算 2003年7月15日，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在北京举行。虽然此次听证会受非典影响延期两个多月，但社会对它的关注丝毫没减。值得回味的是，中国的改革就是从价格改革入手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革这些多年，我们还停留在要由政府出面，为民航这样的垄断行业扩价格听证会的阶段，而不能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呢？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政府为了把垄断行业推向竞争的市场，是做了不少工作的。1999年底，中国电信一分为四；民航也早就各路诸侯分治，航空公司林立。于是乎，真的竞争来了，为打折打得头破血流。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一片叫好；经济学家也喜出望外：总算与市场接轨了，该来个优胜劣汰了。可这时，“婆婆”忍不住出面了——都是国有资产嘛，手心手背都是肉，干吗非拼个你死我活呢！在政府的倡导下，民航各路诸侯今日歃血，明日盟誓，又是“生死合约”，又是价格联盟，但结果总是拧不过市场法则的“大腿”，该打折还是打折，该降价还是降价，只不过“明火执仗”变成了“暗度陈仓”。结果，竞争总是深入不下去，该死的死不掉，该长的长不大，市场真的“失灵”了。价格成了苦孩子，打折变成了瞎折腾；政府总“舍不得”放手让市场来裁决价格，苦孩子也永远不能长大成人。经济学家常说，市场具有比任何权力更绝对的权威。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国营企业应该民营化。过去十几年来，经营不善的国企转为民营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美国将邮政民营化了；英国在撒切尔零售价当政期间，就将原来由政府经营的航天、汽车、电子通讯甚至铁路移转为民营，成效显著。我们的民航、铁路、电力等为什么就不能姓“民”？为会么不能像食品、家电、服装等行业，取消政府管制，取消那么多的“局”、“部”呢？ 案例分析： 我们经济生活中有两种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市场机制和命令经济。所谓市场机制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即单个消费者和企业通过市场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经济组织的三个中心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所谓命令经济是指这样一各制度，其资源的分配由政府来决定，命令个人和企业按照国家经济计划行事。亚当·斯密把市场机制比喻为“看不见的手”。所谓“看不见的手”，是指当每个人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时，他好像被子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最好的公共福利。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导着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和其他机构根本不需要干预社会资源的配置，“看不见的手”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政府有什么作用呢？根据微观经济学，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高效率；二是促进公平。在提高效率方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有必要利用
1.1我国垄断行业：坚冰渐融 1.2食品不安全信息不对称 1.3野生动物保护、光污染的负外部效应 1.4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常态 1.5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是社会和谐基础 1.6：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1.7：医改、教改背后的公共物品供给缺位 1.8：公共物品供给越位 1.9究竟什么是公共财政？ 1.10：弥补市场缺陷，配置社会公共资源（一项重要的财政职能） 1.11：我国收入调节政策取向应该是“促富治贫” 1.12：2007年宏观政策重心：激活内需增长动力 2.1：财政花钱当量力而行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8月7日 2.2：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全面启动 2.4：公平与效率，漏桶里的水？ 2.5：财政支出面临扩张压力 9.1：2006年中央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２００６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总体思路 9.2:建复式预算体系用制度管住干部 9.3：我国的零基预算改革 9.4: 看好13亿人的“钱袋子” 9.5:全国人大财经委拟通过《2004年中央决算（草案）》 9.6：摘自：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基础——规范非税收入管理潘承祥 9.8：“国库集中支付”反腐作用有多大？ 9.9：政府采购：谨防腐败转移 10.1：日本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划分 10.2：美国的财权划分方式——财源共享和分率计征 10.3：分税制10年 10.5：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实践 11.1：我国财政赤字计算 11.2：格林斯潘警告美财政赤字危及经济前景 12.2：2005年中国财政赤字大幅降低意味着什么？2005-06中华工商时报 12.1：促进财政政策由投资向公共服务转型 12.2：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历程
【下载本文档，可以自由复制内容或自由编辑修改内容，更多精彩文章，期待你的好评和关注，我将一如既往为您服务】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 R．Coase）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中，研究了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17世纪以前，灯塔在英国是名不见经传的，17世纪初，由领港公会造了两个灯塔并由政府授权专门管理航海事务。科斯注意到，虽然领港公会有特权建造灯塔，向船只收取费用，但是该公会却不愿投资于灯塔。1610－1675年间，领港公会没有建造一个新灯塔，但同期，私人却投资建造了至少10个灯塔。但在当时的灯塔制度下，私人的投资要避开领港公会的特权而营造灯塔，他们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证，希望政府同意授权向船只收费。该申请还必须由许多船主签名，说明灯塔的建造对他们有益，同时要表示愿意支付过路费，过路费的多少是由船的大小及航程经过的灯塔多少而确定的。久而久之，不同航程的不同灯塔费，就干脆印成册，统一收费。私营的灯塔是向政府租地而建造的，租期满后，再由政府收回让领港公会经营。到1820年，英国当时的公营灯塔有24个，而私营灯塔有22个。在总共46个灯塔中，有34个是私人投资建造的。后来，政府开始收回私营灯塔。到1834年，在总共56个灯塔中，公营（即由领港公会经营）的占42个。到1836年，政府通过法规将剩余的私营灯塔全部收回，在1842年以后，英国的灯塔全部由公会经营了。 灯塔是经济学家探讨公共产品理论时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从穆勒到萨缪尔森，都认为灯塔收费困难而只能由政府经营。科斯的论文
却提出了一个命题：公共产品非得由政府提供吗？科斯的挑战有没有成功呢？关于收购私营灯塔的理由，英国当局的解释并不在于私人收费的困难，而在于私人收费过高。科斯自己说，他调查英国灯塔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证明灯塔的私人收费是可能的，从而表明从穆勒到萨缪尔森关于把灯塔看作必须由政府经营的观点是枉费心思的。但是，正如张五常教授所言，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我们要问，假若政府不许以特权，私营收费能否办到？”科斯似乎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例如，有人准备在适宜建造灯塔的地方购买或租借一块土地，并在公布其计划之后，就跑到船主那里要他们签约并支付买路费。签约的船主得到灯塔的服务，当然就要按约交费，否则就会惹起官司。这样一来，收费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有多少个船主肯签约？科斯在文中提到了船主联合申请的步骤，但究竟有多少船主会在申请上签名？船主的签名只是帮助灯塔建造者向政府申请特许权，而特许权被批准之后，不签字的船主也要交费，在这种情况下，又会遇到收费的困难。因此，张五常教授指出，在灯塔的例子中，收费困难有两种，而包括科斯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两者混淆起来。第一种就是船主否认从灯塔中受益，从而不愿付费。这类收费的困难不太大，因为船只进入港口在航线上显然是要经过灯塔的，否认是不容易办到的。只是对于经过有灯塔的航线但未进入港口的船才与这种收费困难。当然这种情况不多，因而第一种收费的困难并不重要。第二种困难是“搭便车”，就是承认从灯塔中受益，但不肯付费。对于这一困难，科斯没有提供解决的办法。张五常教授的主要证据就是政府给予
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 ——城市公厕的私人提供案例 邱谦汪佳王慧勤彭云进 （一）公共物品及其特性 公共物品是指公共使用或消费的物品。公共物品是可以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别人同时消费该产品及其从中获得的效用，即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为另一个消费者提供这一物品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零。所谓非排他性，是指某人在消费一种公共物品时，不能排除其他人消费这一物品（不论他们是否付费），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 （二）从公共厕所的特性分析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问题公共厕所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便于对城市公厕的管理及保持城市的干净整洁，但政府常常将公共厕所交予私人管理，而私人在管理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清洁费用，又往往通过向使用者收取一定的费用来实现。 从公厕的使用特性来看，它并不是为某一个人需要而特意建设，是为了满足公众在外方便的共同需求而建设，它具有共同消费的特征，公众都可以使用公厕，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公厕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一个人使用了公厕，而另一个人也需要使用时，
不会增加公厕的生产成本，即不需要为另一个人的使用再建造一座公厕。 从公厕的所有关系来看，公厕不属于某一个个人，某一个个人在占有公厕物品使用时，他无法排除其他人来使用公厕，因为公厕并不由个人投资建设，或仅为个人的需求而在社会环境中建设，公厕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公厕设置的目的本身就是为公众方便服务 （三）私人提供的可能性 第一，公厕服务可以收费。建设部以1990年第9号令发布的《城市公厕管理办法》中第21条规定，“在旅游景点、车站、繁华商业区等公共场所独立设置的较高档次公厕，可以适当收费”。这说明政府允许特定场所的一些公厕可以有一定的资金流入，一些城市将某些人流量较大地段的公厕经营管理权进行招标拍卖，就是利用了公厕的这种特性。 第二，公厕由于在城市设置的广泛性和设置地点的趋人流性，因而占有较多的土地资源优势，使得公厕附设一些其它商业功能、开展多元经营成为可能，例如许多城市将公厕与小商铺等联建，为私人投入公厕建设奠定基础。 第三，公共建筑业主如商场拥有者，出于完善商场功能、增加经营收入需要，自愿将商场自己建设而非政府建设的“私人厕所”向其服务对象开放使用，既满足商场利益，又具有一定社会公益性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 R．Coase）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中，研究了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17世纪以前，灯塔在英国是名不见经传的，17世纪初，由领港公会造了两个灯塔并由政府授权专门管理航海事务。科斯注意到，虽然领港公会有特权建造灯塔，向船只收取费用，但是该公会却不愿投资于灯塔。1610－1675年间，领港公会没有建造一个新灯塔，但同期，私人却投资建造了至少10个灯塔。但在当时的灯塔制度下，私人的投资要避开领港公会的特权而营造灯塔，他们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证，希望政府同意授权向船只收费。该申请还必须由许多船主签名，说明灯塔的建造对他们有益，同时要表示愿意支付过路费，过路费的多少是由船的大小及航程经过的灯塔多少而确定的。久而久之，不同航程的不同灯塔费，就干脆印成册，统一收费。私营的灯塔是向政府租地而建造的，租期满后，再由政府收回让领港公会经营。到1820年，英国当时的公营灯塔有24个，而私营灯塔有22个。在总共46个灯塔中，有34个是私人投资建造的。后来，政府开始收回私营灯塔。到1834年，在总共56个灯塔中，公营（即由领港公会经营）的占42个。到1836年，政府通过法规将剩余的私营灯塔全部收回，在1842年以后，英国的灯塔全部由公会经营了。 灯塔是经济学家探讨公共产品理论时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从穆勒到萨缪尔森，都认为灯塔收费困难而只能由政府经营。科斯的论文却提出了一个命题：公共产品非得由政府提供吗？科斯的挑战有没有成功呢？关于收购私营灯塔的理由，英国当局的解释并不在于私人收
费的困难，而在于私人收费过高。科斯自己说，他调查英国灯塔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证明灯塔的私人收费是可能的，从而表明从穆勒到萨缪尔森关于把灯塔看作必须由政府经营的观点是枉费心思的。但是，正如张五常教授所言，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我们要问，假若政府不许以特权，私营收费能否办到？”科斯似乎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例如，有人准备在适宜建造灯塔的地方购买或租借一块土地，并在公布其计划之后，就跑到船主那里要他们签约并支付买路费。签约的船主得到灯塔的服务，当然就要按约交费，否则就会惹起官司。这样一来，收费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有多少个船主肯签约？科斯在文中提到了船主联合申请的步骤，但究竟有多少船主会在申请上签名？船主的签名只是帮助灯塔建造者向政府申请特许权，而特许权被批准之后，不签字的船主也要交费，在这种情况下，又会遇到收费的困难。因此，张五常教授指出，在灯塔的例子中，收费困难有两种，而包括科斯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两者混淆起来。第一种就是船主否认从灯塔中受益，从而不愿付费。这类收费的困难不太大，因为船只进入港口在航线上显然是要经过灯塔的，否认是不容易办到的。只是对于经过有灯塔的航线但未进入港口的船才与这种收费困难。当然这种情况不多，因而第一种收费的困难并不重要。第二种困难是“搭便车”，就是承认从灯塔中受益，但不肯付费。对于这一困难，科斯没有提供解决的办法。张五常教授的主要证据就是政府给予私营灯塔一个专卖权（Patent），这意味着每一艘船只要使用灯塔都必须交付费用。这种专卖权就好像向发明者授予专利权一样，本质上
说明：下列两个设计公共物品的案例，请任选一个进行分析。 海上的灯塔非得由政府来提供吗？ ——析论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 一、描述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 R．Coase）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中，研究了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17世纪以前，灯塔在英国是名不见经传的，17世纪初，由领港公会造了两个灯塔并由政府授权专门管理航海事务。科斯注意到，虽然领港公会有特权建造灯塔，向船只收取费用，但是该公会却不愿投资于灯塔。1610－1675年间，领港公会没有建造一个新灯塔，但同期，私人却投资建造了至少10个灯塔。但在当时的灯塔制度下，私人的投资要避开领港公会的特权而营造灯塔，他们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证，希望政府同意授权向船只收费。该申请还必须由许多船主签名，说明灯塔的建造对他们有益，同时要表示愿意支付过路费，过路费的多少是由船的大小及航程经过的灯塔多少而确定的。久而久之，不同航程的不同灯塔费，就干脆印成册，统一收费。私营的灯塔是向政府租地而建造的，租期满后，再由政府收回让领港公会经营。到1820年，英国当时的公营灯塔有24个，而私营灯塔有22个。在总共46个灯塔中，有34个是私人投资建造的。后来，政府开始收回私营灯塔。到1834年，在总共56个灯塔中，公营（即由领港公会经营）的占42个。到1836年，政府通过法规将剩余的私营灯塔全部收回，在1842年以后，英国的灯塔全部由公会经营了。
二、评析 灯塔是经济学家探讨公共产品理论时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从穆勒到萨缪尔森，都认为灯塔收费困难而只能由政府经营。科斯的论文却提出了一个命题：公共产品非得由政府提供吗？科斯的挑战有没有成功呢？关于收购私营灯塔的理由，英国当局的解释并不在于私人收费的困难，而在于私人收费过高。科斯自己说，他调查英国灯塔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证明灯塔的私人收费是可能的，从而表明从穆勒到萨缪尔森关于把灯塔看作必须由政府经营的观点是枉费心思的。但是，正如张五常教授所言，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我们要问，假若政府不许以特权，私营收费能否办到？”科斯似乎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例如，有人准备在适宜建造灯塔的地方购买或租借一块土地，并在公布其计划之后，就跑到船主那里要他们签约并支付买路费。签约的船主得到灯塔的服务，当然就要按约交费，否则就会惹起官司。这样一来，收费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有多少个船主肯签约？科斯在文中提到了船主联合申请的步骤，但究竟有多少船主会在申请上签名？船主的签名只是帮助灯塔建造者向政府申请特许权，而特许权被批准之后，不签字的船主也要交费，在这种情况下，又会遇到收费的困难。因此，张五常教授指出，在灯塔的例子中，收费困难有两种，而包括科斯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两者混淆起来。第一种就是船主否认从灯塔中受益，从而不愿付费。这类收费的困难不太大，因为船只进入港口在航线上显然是要经过灯塔的，否认是不容易办到的。只是对于经过有灯塔的航线但未进入港口的船才与这种收费
第3章_公共物品理论 第3章公共物品或服务一、公共品的特征和类型 1，公共品的特征 * 2，公共品的类型 1)公共品与私人品划分的标准* 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程度 2)公共品的类型* 第3章公共物品或服务 二、纯公共品的需求分析 11>.私人品的需求分析* 2.纯公共品的需求分析* 3.纯公共品的配置效率分析 * 市场提供:无效率(个体理性) 合作提供:可实现有效供给(集体理性) 第3章公共物品或服务 三、纯公共品的供给 1.自愿捐献或成本共同分担供给公共品* 2.林达尔均衡理论* 均衡条件难以满足* 3. 搭便车问题* 4.现有的解决办法及局限 办法:政府强制性融资(税收) 局限:可能存在政府失灵 * 5.公共品的生产* 公共品很难通过市场得到有效供给
第3章公共物品或服务 四、准公共品 1. 准公共品的概念及类型* 2.准公共品的供给 (1)拥挤性公共产品:政府融资为主，但要收费 (2)俱乐部式公共产品:私人提供，政府补贴* 3.案例分析: (1) 教育应界定为什么产品?* (1) 田亮事件* 案例分析 200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某市6>110指挥中心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是一个工人，因前一天晚上加班太累，不想起床，但肚子饿了，指挥中心能否派 一辆警车帮他代买早点，并到家门口。 考虑到公安部曾经许愿:有事找110，有困难找警察。该市110指挥中心最后还是派警察帮这位工人买了一份早点。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市民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件事体现出警察与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也有人说，警察这样做是不务正业。 请根据公共经济学的知识评析警察的这一行为。 本章结束 谢谢～ 公共品的特征* 效用的不可分性: 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共同受益，共同消费。如国防，外交。 受益的非排他性:
MPA公共经济学案例分析 案例三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方式的改革——以各国教育为 例 [案例正文] [案例A] 国际视野下政府提供教育公共物品的方式 (一)美国的合同学校与特许学校 美国的私营机构管理公立学校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当地的学校委员会直接与一个教育管理组织签订合同，由其去管理一所公立学校。这称为合同学校。第二种形式是非直接的合同形式，教育管理组织作为学校特许经营实体管理特许学校。 尽管合同学校是由私人管理的，但是学校所有权和投资仍旧属于公共部门。学生进入这类学校不需要支付费用。私营机构通常被引导进去学区内一个最薄弱的学校。私营机构的学校管理或者按照“管理合同”模式，或者按照“操作合同”模式经营学校。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教学和工作人员的聘请权在当地的学校委员会，并接受教师协会合同管理;后者由私人经营者聘请，待遇和条件都有别于教师协会合同的规定。 (二)菲律宾教育服务合同 菲律宾的教育服务合同计划，是政府“资助私立教育学生和教师”计划一系列项目之一。教育服务合同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试验项目开始，80年代后期就作为一项永久项目固定下来。教育服务合同是政府与私立学校签订合同，为那些公立 高中不足地方的学生提供入学机会。每个学生付给私立学校的费用不能超过在公立高中的费用，达到4000菲律宾元。
“资助私立教育学生和教师”计划的资助一般限定于收取低额学费的学校的学生身上，也优先资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资助私立教育学生和教师”计划是由私立教育资助基金会组织——一个非营利组织——管理。该国教育部最近对参与教育服务合同项目的学校进行了资质认证，目的是强调要关注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 2005-2006年，有383000名学校在1800个该项目的私立学校上学，他们获得了教育服务合同计划的补助金。1986-1987年，受资助的学生是4300名，参与学校仅158所。2002-2003年，教育服务合同项目资助了私立高中22,的学生(占全部私立学校学生数的13,)。2005-2006年的教育服务合同预算是150亿菲律宾元，差不多是2003-2004年69亿元的两倍。 (三)英国的地方教育当局职能让渡合同 在英国，当地方教育当局的教育政绩被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的报告评估为不良时，让渡教育合同可能就会产生。在2002年4月合同让渡法案(2002年)(可以合同让渡的功能有103项)和合同让渡法案(2003年)(增加了三项可以通过合同让渡的功能)通过后就更多了。这些政府法案通过的结果是: 1、允许地方教育当局自愿通过合同让渡教育职能(当然对关键计划和预算的批准职能是不能让渡的); 2、明显扩大了地方教育当局可以让渡给私人机构的教育职能，像学校推进和干预、课程与评估事务等。 有相当一些地方教育当局的教育职能已经被让渡给私人机构。被让渡的教育职能包括了核心服务(如教育改进、课程咨询服务、阅读写作与计算策略和监督/咨询服务)和支持服务(如预算和资金管理、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服务)。爱迪生学校，美国最大的非营利教育提供者，最近赢得了一个给爱塞克斯郡的考贝因斯高级中学提供课程和其他服务的合同，而且还正在与其他学校谈判提供服务的问题。
公共管理学案例分析题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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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题【共l题，20分） 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动向 2010年上海市强调在公务员考试录用中提高录用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的比例2010年该市公务员招收70%需要有基层工作的经历。广东省也加大从基层一线考录公务员的力度，计划到2012年，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应全部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四川省也于2010年初规定，省级党政机关录用公务员，原则上应有2/3左右的录用名额面向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和生产一线工作经历的人员。并且，上海市将进一步扩大从优秀村干部和居委会干部中录用乡镇街道机关公务员。市公务员管理部门要求设村的乡镇拿出一定的职位，专门招录任职三年以上的优秀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以及符合条件的选聘到村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有条件的街道经批准可从符合条件的居委会干部中招录街道机关公务员，把熟悉基层、了解民生的基层干部选用到合适的公务员岗位上。 上海市市将建立“先选调、后招录”选拔机制，推动公务员跨部门、跨地区交流。在每年公务员录用考试前，本市将组织开展全市公务员选调交流工作，市级机关、区县机关一般先从区县、机关、乡镇（街道）机关等基层单位选调，一般按从一线专业岗位到综合管理岗位，从基层单位到上级管理部门进行公务员内部选调交流。 此外，上海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将有计划组织市级机关公务员到基层锻炼，其中市级机关中担任处级领导职务，以及市级综合部门的公务员，任职前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将在三年内有计划地被安排到区县或企事业单位进行为期一年以上的锻炼。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将每年组织一批市级机关公务员到基层锻炼，各区县、各部门也将结合自身特点，制定本区县、本 部门公务员基层锻炼计划。 上海市公务员主管部门还将对部分职位推行聘任制：各级机关中经济、金融、信息、规划等特殊专业技术职位，将部分通过公开招聘或直接选聘的方式，选拔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济组、社会组织的优秀人才任职，实行合同管理。 试分析案例中体现的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动向及其效果。 要求：请大家根据所给案例材料，用所学理论进行分析论证，说明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理论运用要恰当，逻辑阐述要清楚、观点陈述要明确、字数不少于400字。 13年1月题目 案例中主要体现了我国公务员的招募、任用等方面的动向。（5分） 具体如下：其一，公务员招募时面向基层，由逐步扩大有基层工作经验人员的参考比例到全部从基层工作人员中考录。其二，录用时注重向扎根基层、熟悉基层、了解民生的基层干部，尤其是“三支一扶”的高校毕业生倾斜。其三，做好选调与招录相结合的公务员选拔机制，推动公务员跨部门、跨地区交流。其四，在公务员任用方面，推进公务员的基层锻炼计划，要求增加公务员的基层工作经历和体验。其五，对部分专业性较强的特殊职位，引入聘任制，实行合同制管理。(10分) 这些新动向有利于建立来自基层一线党政领导于部培养选拔链；有利于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解决公务员队伍来源比较单一、结构不尽合理等迫切问题；有利于加强在职公务员的基层工作体验；有利于引导和鼓励优秀大学毕业生、一流人才到基层去，熟悉基层、了解民生、锻炼成长；有利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进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5分）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R . Coase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中，研究了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17世纪以前，灯 塔在英国是名不见经传的，17世纪初，由领港公会造了两个灯塔并由政府授权专门管理航海事务。科斯注意到，虽然领港公会有特权建造灯塔，向船只收取费用，但是该公会却不愿投资于灯塔。1610—1675 年间，领港公会没有建造一个新灯塔，但同期，私人却投资建造了至少10个灯塔。但在当时的灯塔制度下，私人的投资要避开领港公会的特权而营造灯塔，他们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证，希望政府同意授权向船只收费。该申请还必须由许多船主签名，说明灯塔的建造对他们有益，同时要表示愿意支付过路费，过路费的多少是由船的大小及航程经过的灯塔多少而确定的。久而久之，不同航程的不同灯塔费，就干脆印成册，统一收费。私营的灯塔是向政府租地而建造的，租期满后，再由政府收回让领港公会经营。到1820年，英国当时的公营灯塔有24个，而私营灯塔有22个。在总共46个灯塔中，有34个是私人投资建造的。后来，政府开始收回私营灯塔。到 1834年，在总共 56个灯塔中，公营（即由领港公会经营）的占42个。到1836年，政府通过法规将剩余的私营灯塔全部收回，在1842年以后，英国的 灯塔全部由公会经营了。 灯塔是经济学家探讨公共产品理论时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从穆勒到萨缪尔森，都认为灯塔收费困难而只能由政府经营。科斯的论文却提出了一个命题：公共产品非得由政府提供吗？科斯的挑战有没有成功呢？关于收购私营灯塔的理由，英国当局的解释并不在于私人收
费的困难，而在于私人收费过高。科斯自己说，他调查英国灯塔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证明灯塔的私人收费是可能的，从而表明从穆勒到萨缪尔森 关于把灯塔看作必须由政府经营的观点是枉费心思的。但是，正如张五常教授所言，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我们要问，假若政府不 许以特权，私营收费能否办到？”科斯似乎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例如, 有 人准备在适宜建造灯塔的地方购买或租借一块土地，并在公布其计划之后，就跑到船主那里要他们签约并支付买路费。签约的船主得到灯塔的服务，当然就要按约交费，否则就会惹起官司。这样一来，收费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有多少个船主肯签约？科斯在文中提到了船主联合申请的步骤，但究竟有多少船主会在申请上签名？船主的签名只是帮助灯塔建造者向政府申请特许权，而特许 权被批准之后，不签字的船主也要交费，在这种情况下，又会遇到收费的困难。因此，张五常教授指出，在灯塔的例子中，收费困难有两种，而包括科斯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两者混淆起来。第一种就是 船主否认从灯塔中受益，从而不愿付费。这类收费的困难不太大，因为船只进入港口在航线上显然是要经过灯塔的，否认是不容易办到的。只是对于经过有灯塔的航线但未进入港口的船才与这种收费困难。当然这种情况不多，因而第一种收费的困难并不重要。第二种困难是“搭便车”，就 是承认从灯塔中受益，但不肯付费。对于这一困难，科斯没有提供解决的办法。张五常教授的主要证据就是政府给予私营灯塔一个专卖权（Pate nt），这意味着每一艘船只要使用灯塔都必须交付费用。这种专卖权就好像向发明者授予专利权一样，本质上是一回事。用“专卖权”来压制“搭便车”
着名经济学家科斯（ R．Coase）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中，研究了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17世纪以前，灯塔在英国是名不见经传的，17世纪初，由领港公会造了两个灯塔并由政府授权专门管理航海事务。科斯注意到，虽然领港公会有特权建造灯塔，向船只收取费用，但是该公会却不愿投资于灯塔。1610－1675年间，领港公会没有建造一个新灯塔，但同期，私人却投资建造了至少10个灯塔。但在当时的灯塔制度下，私人的投资要避开领港公会的特权而营造灯塔，他们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证，希望政府同意授权向船只收费。该申请还必须由许多船主签名，说明灯塔的建造对他们有益，同时要表示愿意支付过路费，过路费的多少是由船的大小及航程经过的灯塔多少而确定的。久而久之，不同航程的不同灯塔费，就干脆印成册，统一收费。私营的灯塔是向政府租地而建造的，租期满后，再由政府收回让领港公会经营。到1820年，英国当时的公营灯塔有24个，而私营灯塔有22个。在总共46个灯塔中，有34个是私人投资建造的。后来，政府开始收回私营灯塔。到1834年，在总共56个灯塔中，公营（即由领港公会经营）的占42个。到1836年，政府通过法规将剩余的私营灯塔全部收回，在1842年以后，英国的灯塔全部由公会经营了。 灯塔是经济学家探讨公共产品理论时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从穆勒到萨缪尔森，都认为灯塔收费困难而只能由政府经营。科斯的论文却提出了一个命题：公共产品非得由政府提供吗科斯的挑战有没有成功呢关于收购私营灯塔的理由，英国当局的解释并不在于私人收费的困难，而在于私人收费过高。科斯自己说，他调查英国灯塔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证明灯塔的
私人收费是可能的，从而表明从穆勒到萨缪尔森关于把灯塔看作必须由政府经营的观点是枉费心思的。但是，正如张五常教授所言，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我们要问，假若政府不许以特权，私营收费能否办到”科斯似乎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例如，有人准备在适宜建造灯塔的地方购买或租借一块土地，并在公布其计划之后，就跑到船主那里要他们签约并支付买路费。签约的船主得到灯塔的服务，当然就要按约交费，否则就会惹起官司。这样一来，收费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有多少个船主肯签约科斯在文中提到了船主联合申请的步骤，但究竟有多少船主会在申请上签名船主的签名只是帮助灯塔建造者向政府申请特许权，而特许权被批准之后，不签字的船主也要交费，在这种情况下，又会遇到收费的困难。因此，张五常教授指出，在灯塔的例子中，收费困难有两种，而包括科斯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两者混淆起来。第一种就是船主否认从灯塔中受益，从而不愿付费。这类收费的困难不太大，因为船只进入港口在航线上显然是要经过灯塔的，否认是不容易办到的。只是对于经过有灯塔的航线但未进入港口的船才与这种收费困难。当然这种情况不多，因而第一种收费的困难并不重要。第二种困难是“搭便车”，就是承认从灯塔中受益，但不肯付费。对于这一困难，科斯没有提供解决的办法。张五常教授的主要证据就是政府给予私营灯塔一个专卖权（Patent），这意味着每一艘船只要使用灯塔都必须交付费用。这种专卖权就好像向发明者授予专利权一样，本质上是一回事。用“专卖权”来压制“搭便车”的行为，是解决公共产品收费困难的可行途径。必须指出，无论何种收费办法都难以彻底解决收费问题。因为灯塔和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其自然属性决定了使用上的
政策工具案例分析 2014.04 政策工具的研究： 政策工具成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并正在成长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或主题领域。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突然出现的话题。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以及行政学等领域早已关注这一问题。 经济学领域，经济政策工具历来构成经济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工资、价格、利率等往往被当作政策工具看待。二战后，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政策工具成为各学科关注的问题。 政治学领域，达尔和林德布洛姆在《政治、经济和福利》(1953年)已论及政策工具的基本原理，在此之后，政治学中的政策工具研究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是注重对工具的政治属性的研究，它以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的研究为基础；另一个发展方向是沿袭结构—功能传统，力求通过对工具的研究来确定公共政策功能。 公共行政学领域，行政工具及行政方法也早已构成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 法学领域，法律法规也往往被当作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 理论基础阐释：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一、政策工具的内涵 政策工具是人们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府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方式和方式。注意理解一下五点： ★政策工具是具体的，是实现特定目标的途径，其作用是实现既有的政策目标。 ★政策工具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政策工具的范围相当广泛，对工具的选择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政策工具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 ★政策工具的运用会改变政策过程，因而具有某种制度安排的性质。 ★政策工具的实际运用会受到具体政策环境的影响，同一种政策工具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中可能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 二、政策工具的类型 （一、）自愿性政策工具 自愿性政策工具的特征是它没有或很少有政府参与，其作用是在社会群体自愿提供的基础上实现的。 （1）家庭和社区 ——优点： ※公共成本低而产出质量高（不花政府的钱）； ※在许多服务领域（如残疾人的照顾），家庭和社区比其他工具更合适；（时旺可说说居家养老） ※这种工具容易受到广泛的政治支持。 ——缺点： ※在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上常常虚弱无力，它们往往只能作为一种辅助工具来使用； ※规模经济效应也要求由政府集中提供公共服务； ※依赖这种工具来解决公共问题可能产生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