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真相
慈禧愿意启动新政，是受了载泽谬论的误导
载泽告诉慈禧，可以借助“立宪”把权力从地方督抚手里夺回来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这是清末皇族少壮派代表人物载泽的一句“名言”，近年来引用率颇高。清末新政的核心是“立宪”，载泽又是新政核心决策层里的人物；引用者们大抵是希望借这一名言，来说明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其实很有诚意。
但引用者们忽略或者故意无视了载泽这句话的背景。1905年，慈禧派了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这句“名言”，就出自该密折。引用者往往只顾着拿这句“名言”来证明清末新政的诚意，却忘了去领会载泽为什么会得出“宪法唯独最不利于官”这样一个结论。个中逻辑，其实载泽在密折里说得非常明白。载泽说，现在“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当中，有不少人以立宪会损害君主大权为由，不遗余力阻挠立宪；殊不知，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这些督抚大臣们之所以频频阻扰，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立宪后，“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朝廷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泽还以日本宪法为例，列举了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进而得出结论：立宪后，“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君权不减反增，如此，可使“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换言之，在载泽看来，立宪可以帮助君主从地方督抚手里把更多的权力夺回来。
但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完全是错的
这个逻辑显然是错的。无论是证之学理，还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一定都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八个字；至于“官权”是否会受到损害，则是不一定的事情。载泽拿日本举例，也是大错特错。明治维新前，天皇只是个摆设，清廷却是古老的皇权专制体制；就君主立宪的客观需求而言，天皇确实需要增强一些权力，清廷皇室的权力则严重过剩。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如此荒谬，其“名言”——“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自然也说明不了清廷有多少改革诚意。
立宪不但不削弱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君主的权力，这种特殊历史现象，只会出现在日本近代那般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载泽以日本作为立宪可以“巩固君权”的有力证据，其见识之浅陋，可见一斑。但吊诡的是，恰恰是载泽这份浅陋乃至荒谬的密折，打动了慈禧。究其原因，一者，载泽身份特殊，不但是皇室成员，还是慈禧的侄女婿，其岳父桂祥，是慈禧的兄弟；桂祥的另一个女儿，则是光绪的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二者，慈禧本来对立宪知之甚少，一直担心立宪会损害君权；自庚子年体验了一把督抚们不理会她的勤王诏书、自行筹划“东南互保”后，削弱地方督抚们的权力，又一直是她念兹在兹的一块心病。载泽密折里一番天花乱坠，不但极大地消解了慈禧的戒心，还让她看到了削弱督抚权力的某种希望。故而，载泽8月23日进呈密折，慈禧9月1日即宣布“预备立宪”，清末新政的实质性内容由此开启。载泽也一度被时誉称颂为立宪的“开幕元勋”。
载泽这种荒谬的认知，来自伊藤博文。1905年受命出洋，载泽的任务是“考察各国政治”，并不专为“考察立宪”。回国后，载泽之所以对立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伊藤博文等人的影响关系甚大。先是伊藤博文告诉载泽，“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而后，当载泽不断问及立宪对皇权的影响时，伊藤又一再肯定回答：“贵国如行立宪制度，大权必归君主”。载泽密折里所列举的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其实全都是从伊藤博文那里听来的。
载泽曾询问伊藤博文所言是否都已付诸实施，伊藤告诉他，自己所说的这些，都已“实行有效”，绝非一般“学问家”的空谈。伊藤没有欺骗载泽，他替日本设计的宪法，的确保证了军政管理大权牢牢掌控在天皇手里。但伊藤没有告诉载泽，中日两国改革的起点完全不同，而以他的政治眼光，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迫不及待用“立宪”向地方督抚夺权，结果惨遭失败
受载泽密折的鼓舞，慈禧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9月2日就宣布要改革官制，打算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了，史称“丙午官制改革”——载泽、端方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说得很明白：“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官制改革的内容，分中央和地方两块。中央这一块，“略与日本现制相等”，换言之，就是继续保持君主高度集权的模式不变；地方这一块，“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
具体的做法，是在地方按照“立宪”的理念，搞“三权分立”，新设地方审判庭、地方议事会、地方董事会，从督抚们手里分割行政权和司法权。“立宪”是一种“政治正确”，督抚们自然不能有异议，于是“人民程度不够”，就成了督抚们一致反对立即搞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的主要理由。当然，也有一些督抚回奏得很直白，比如河南巡抚张人骏说：“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明确反对中央把司法权从地方手里夺走。
督抚们的集体反对，直接导致“丙午地方官制改革”的彻底流产。尽管载泽曾上奏慈禧，力劝其“勿为各省督抚异论淆惑”，但慈禧终究不敢冒险。督抚们挫败朝廷的地方官制改革后，转守为攻，竟又欲以“三权分立”改革中央官制，改军机处体制为内阁总理体制，结果迫使慈禧不得不下达“五不议”谕旨：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这是载泽借“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的首次尝试，据张之洞在北京的坐探报告，载泽对此次失败表现得相当沮丧。
督抚们比载泽之流更懂得利用“立宪”来获取自身利益
其实，老于宦海的地方督抚们，远比血气方刚的载泽之流，更懂得如何利用“立宪”来谋取自身利益。张之洞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1906年9月以“立宪”为名的官制改革，张之洞是坚决的反对者，据张氏年谱记载，他对此事“愤懑填膺”，并致电浙抚张筱帆说：“外官改制，窒碍万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太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不解是何居心！”
1907年7月，慈禧将权势最大的地方督抚张之洞和袁世凯调入中央，阳为尊崇，阴实裁抑。此时，张之洞对“立宪”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8月份的一次觐见慈禧的谈话中，张大声疾呼朝廷要速速立宪。对话如下：
皇太后旨：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张之洞对：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皇太后旨：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张之洞对：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有些学者对张之洞前后立场的突变感觉很迷惑。其实很好理解：1906年的官制
改革要剥夺张之洞湖广总督名下的许多权力，张自然是要“愤懑填膺”；1907年张已任职中央，在同僚中的声望、资历一时无两，速行“立宪”，组阁的机会多半会落在张身上，他如何会不赞同速速“立宪”呢？
慈禧临终时相当后悔“允彼等立宪”
自“预备立宪”宣布后，“立宪”就成了皇室与地方督抚们互相争权的重要工具。在争斗中，因为皇室受了载泽的误导，誓死以“巩固君权”为依归，违背了立宪精神，所以常常在舆论上陷于不利。慈禧也渐渐觉察到了这一点，开始想要通过更多的途径去了解“日本立宪”究竟是怎么回事。1907年曹汝霖觐见慈禧，因其曾留学日本，即被问及“日本立宪”的真相。据曹汝霖回忆：
“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太后）问：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对：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权比较重，故日本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太后）将手轻轻地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对：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遂带上官帽从容退出殿门。”
有些学者误读了曹汝霖与慈禧的这段对话，先是搞错了时间，说成是在1905年（曹汝霖说自己觐见慈禧时袁世凯已经从地方调入中央，如此可以肯定觐见发生在1907年7月份之后），进而判断慈禧受曹汝霖影响加快了立宪的步伐：“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
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这样的解读，恐怕已经与史料的原意截然相反——如引文粗体所示，曹汝霖就“立宪”总结了“三个中心”，“立法的中心”、“领导的中心”、“行政的中心”，可是，没有一个“中心”是属于皇权的，这与载泽所描绘的“日式立宪”截然相反，慈禧听完，“若有所思，半顷不语”，心中所想，恐怕不是在赞赏“立宪”。
1908年初冬，慈禧去世。其对“立宪”的终极态度，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国史馆总纂恽毓鼎，在日记中有记载：“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是则侈言维新之足以亡国，圣母盖悟为深悔之矣。”
“皇族内阁”合影。皇族内阁非一日之功，1906年“丙午官制改革”即以增强满人中央权力为重要目标
结语
慈禧主持的清末新政，始于被谬论误导，终于悔恨交加。所谓的“改革诚意”究竟何在，史料里实在是找不出来。
[收稿日期]2005-12-23 [作者简介]杨冬磊(198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旧权威的衰亡 ———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 杨冬磊 (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上海 20037) [摘 要]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 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 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时 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 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 物。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 [关键词]新政;旧权威;整顿吏治;新军;科举制;振兴实业;改革瓶颈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96(2006)01-0070-02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与八国联军战争,以慈禧为首的 清朝皇室逃亡西安,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 机。政治危机带来的《辛丑条约》被迫支付的4.5亿元巨额赔 款,以及之后在军事上、外交上主权的丧失殆尽,最终使清廷翻 然醒悟,开始了一场旨在自救的革新运动———即清末新政改 革。此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 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挽救因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带来的旧传统权 威的不断丧失,从而达到统治地位的转危为安。然而民族危机 下传统社会中改革的瓶颈效应(改革之目的乃为旧权威创造新 的通知合法性。其实现同时需要一定旧权威的存在支持,然而 改革的进行却又在不断的消减这样的合法性支持),最终未能 使没落的清王朝达到其改革的初衷,改革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而清政府却没有能力与决心妥善处之。最终,改革反而加速了 传统权威的衰亡。一、业已存在的信任危机戊戌年间,因甲午战败而导致的光绪皇帝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人人皆庆幸“吾国终可富强矣”。这体现在 清末曾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所提到的那样:“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1](P360)然而,不幸的是此次变法运动终因领导者———无实权的皇帝采用的过激行为而促成的反对派最大的联合,瞬间将变法扼杀于摇篮。然而,令人啼笑的是,时隔6年之后,这些曾经凶残镇压旨“变法图强” 改革的罪魁祸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又一次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其动机和效果自然遭到了国人的怀疑,使国人产生了一种“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做秀感。加之改革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腐化堕落本性在民众内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决定“新政”改革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这对于旧权威改革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无疑是“原罪”性的。“假维新”、“伪变法”之说层出不穷。就连曾是清廷卫道士的梁启超也曾以此等词句相讥。改革者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权威影响已大不如前。二、整顿吏治收效甚微,财政危机引来统治阶层腐败的变本加厉乾嘉以来,统治阶层的腐败业已成风,清末新政却未能在整顿腐败上有所作为,反而使贪官污吏者借以新政巧立名目,聚敛 钱财,情况之严重随着新政期间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所带来 的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更显巨之。众所周知,一项改革的成败除决策的正确与否之外,还要求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清末新政时期,经济困难却出现了某些恶性循环。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2](P306)由此可见,清廷要推行新政,必须投入必要的改革经费。然而,严重的财政危机却使此项经费无从来源。致使,清廷一面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敷衍了事,一面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榨取名目之多,手段之苛为民之怨声载道。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性的榨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 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毒害,至于不可纪极。”[3](P309)其腐败之厉不言自明。这样,在民看来,政府已不再是为民之所愿,官吏也不再为民之父母了。改革者的权威遭到了削弱,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引发了质疑。三、效忠国家而非效忠王朝的新军“1840年以来外侮的不断屈辱局面亟需一支现代化的强大 武装力量来加以改变;同时,一个愈来愈感到由于人民的不信 任而产生的统治危机的政权也必定更多地依靠掌握在手中的武装力量。”[4](P224)因此,出于对外患与内乱的考量与应对,军事改革,特别是新军的编练顺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这支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看来算是极高的军队却未能 成为改革者用以维护旧权威的利器反而异化为促成其旧权威衰亡的催化剂。首先,新军的编练从筹饷到训练成军,皆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并且,所募之军均为“土著”———即招募之兵需在此省居住并有家,此一要求无疑增加了所编军队的地方独立性。加之中央对地方财权、军队控制有限,当王朝面临政治危机之时,新军的效忠与否更多地取决于王朝对于各省督抚的 政治威慑与控制(这在当时显然已是 “微不足道”的了),而非取决于旧权威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所产生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这 在当时,更是 “驱之即散”的)。其次,新军的官兵,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大部来源于国内新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或是被派遣出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这些军官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对于历史的发展潮流,特别是介于此种潮流之下的清王朝 的腐败、无能,看得更为清楚。由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激进反清者的极力拉拢与鼓动,在他们心中,对旧王朝权威的效忠已经转化为对“新国家”的憧憬。至此,旧权威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捍卫者和支持者,权威丧失已无可挽回。 四、科举制的废除———一项近似于“休克疗法”的改革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宣布“自丙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 科考试亦即停止。”[5](P5394)至此,在中国自隋唐以来,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止。首先,科举制的停废就现代化的意义上讲,无疑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不仅加剧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更从观念上转变了士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的无知顺从。而后者更是为民 众,特别是为原有社会精英的民主参政意识的提升提供了必不 第23卷 第1期 河 北 建 筑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社 科 版) Vol 123 No 112006年3月 Journal of H 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ocial S cience Edition ) Mar 12006
清末新政 主要内容 1、筹措军饷，训练新兵 2、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3、废除科举，育才兴学 4、改革官制，整顿吏治 清末新政的评价 1、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 2、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 3、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 深远影响 1、首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 2、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例如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提倡人格独立） 清末新政的消极作用 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 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 清末新政的积极作用 首先在经济上，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其次在政治上，清末政权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在军事上，清末中国军队发生了较大变化，提升战斗力。 第四，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清末新政，在这万面的变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其二，清末出现了办学热潮。其三，由于清朝政府的号令及地方官和个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现了留学的热潮。其四，政治思想界也有所变化。 第五，在阶级关系上，清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增长， 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清末新政的原因 一、改革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清末政治制度改革的前期领导是慈禧太后，后期是摄政王载沣。纵观慈禧一生，思想并不守旧。不过她日常关注较多的是她个人的权势、地位。1898年在顽固大臣的挑唆和包围下，西太后一手扑灭了戊戌变法，然而两年之后，她又在西安亲自颁谕宣布变法，1905年则进一步接受臣僚的意见，同意实行宪政。慈禧对于变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给人以一种感觉，认为她同意改革“不过是对于国内不满的搪塞、贿赂和对于外国无力的软弱屈服，都是政府无能的表现”〔2〕。使人们对她发动改革的诚意表示怀疑。不过，由于她临朝听政数十年，掌握清朝大权，尽管有人对立宪不满和怀疑，但惮于她的专制淫威，对她的懿旨懿训还不敢违抗，在她去世前，各种新政尚能照常推行，朝政大局也尚能保持相对稳定。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使王朝失掉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加速了人们久已期待的内部崩溃的危险”〔3〕。继承皇位的是3岁的溥仪，由其父载沣监国。载沣主持朝政，使“朝廷当时失去了中心人物，令人发生一种空虚之感”〔4〕。“他没有时代所需要的魄力和才干”〔5〕。皇族内部围绕着权力，明争暗斗。光绪帝的皇后隆裕太后与载沣不谐。当时满洲贵族新派人物、两江总督端方是载沣的左右手，1904年11月隆裕太后借故解除了端方的职务，想以对端方的罢免“在政治上制服摄政王”。在朝政的处理上，载沣“施治寡术，用人无方”。他监国后，有见大权旁落，深感皇室的危险，拼命加强皇族集权。官制改革中，政要多用亲贵，竭力排斥和打击汉族官僚。他以戊戌年间袁世凯曾出卖其兄光绪，借口袁有“足疾”，解除袁的兵柄，将他逐回河南老家。湖广总督张之洞有见于此，“震惊无所措”，为求自保，自动交出所编新军，请改隶陆军部，于是，载沣任命铁良为兵部尚书，将兵权收归到自己手中。载沣的所作所为“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一切努力只是拼命抵挡或推迟国家的破产和政治革命”〔6〕。在第一届责任内阁中，新内阁以奕劻为首，皇族成员占了5名，且掌握军事、财政、外交等重要部门。载沣这样做，只是“形式上的加强，非但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且这种做法只能激起汉人的排满情绪”〔7〕，“越发加深种族的反感……并认识到当此内忧外患日深之时，为了保住国家，决不能把政权交给如此自私自利的满洲朝廷”〔8〕。从而使统治集团内部本来就已很深的矛盾更加激化。主持军机处和外务部、负责官制改革实际领导的庆亲王奕劻素以贪黩著称，与其子载振屡遭言官弹劾，奕劻怀疑言官受大学士瞿鸿禨指使，唆使学士恽毓鼎弹劾瞿，又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结果瞿被革职开缺回籍。领导集团内部如此，其他各部尚书之间也是势如水火，互相攻击。学部尚书张百熙与侍郎唐绍仪“因事互相揭参”，结果张遭到申饬，开缺归里，忧愤成疾去世。1907年云贵总督岑春煊入京任邮传部尚书，弹劾靠贿赂而当上侍郎的朱宝奎，为奕劻所不容，于是借口广东会党起事，调岑为两广总督，将岑逐出京师。岑行至沪上，托疾不行，拒绝赴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如此，而其他“在位诸臣，人各有心，或阳奉阴违，或始勤而终怠”。这就严重削弱了对政治改革的领导，加深了王朝统治的危机。 二、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使改革流于形式。
简析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改良 ——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 摘要：20世纪初，清政府为国内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实施一些“新政”措施，其中包括修订与狱政管理有关的法律。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全国各地新式监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新式的狱政管理制度，使当时的狱政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中国新式监狱的转型。受传统监狱管理制度以及观念的影响，清末监狱改革仍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清末监狱改良京师模范监狱 北京市宣武区有两条著名的街道：半步桥和自新路，据说这两个地名来源于坐落于此的京师第一监狱。犯人戴着脚镣只能走半步，但是犯人在这里走向了自新。因狱中的五排监舍以中心岗楼为圆心散射开去，状似王八，故俗称“王八楼”。京师模范监狱兴建于1910年，起因是清末迫于国内国际形势，必须抛弃笞、杖、徒、流等刑罚，引入现代监狱管理体制。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市监狱。 一．京师模范监狱的缘起及建造过程 监狱作为执行刑罚的场所，是体现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监狱始终被看作是野蛮和黑暗的象征。鸦片战争以后，监狱改良思潮迅速兴起，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清末统治者为解决其政治困境，不得不打起“预备立宪’的旗号，为了响应这一旗号，光绪31年(1905年)诏令载泽、载鸿慈等五大臣分赴各国考查宪政。回国后，奏准将刑部为法部，设典狱司掌管全国狱政，并改“刑部监”为“管守所”。光绪34年(1908年) 在京师法律学堂内增设监狱专修科，请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担任教授。并协助草拟监狱法律。 当时很多大臣都极力主张设立新式监狱，法律修订大臣沈家本就是其中之一。清政府也认识到了建立新式监狱的必要性，在清政府的催促之下，不仅在京筹建新监狱，还通令各省一律筹建新式监狱，新式模范监狱的建设工作在各省陆续展开。京师模范监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并成为当时新式监狱中的模范。 监狱的选址是法部在奏请获准后，清政府实拨地120亩，作新监狱建设用地。这里原是前清八旗(满蒙汉军)校场旧址。监狱的规划设计由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博士负责，设备
清末新政的成败 2011-10-03 第09版：中外历史 作者：高放来源：学习时报字数：6181 清廷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1898年镇压了维新派的戊戌变法之后，很快引发了 1900年义和团的暴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在国难加深的险境下，慈禧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大清王朝的世代威权，不得不从 1901年重新开启变法，推行新政。以往史学界对新政多加否定，甚至认为“新政实际上是一种苛政”。这有失偏颇。我认为清末新政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政府在新世纪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清末新政历经10年多，大体上可分为前5年与后5年两个时期，在经济、政治、军事、文教、法制方面的成就后期比之前期更为显著。但是新政终归失败。其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非常值得重新总结。 经济方面，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较快。1902年 2月的上谕强调提出：“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同时又指明：“振兴农工商业，以保利权。”（《光绪朝东华录》总节 4830页）可见振兴农工商业，旨在保护国家利益主权以抵御外国资本入侵，这个宗旨是明确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尤其是义和团的内乱和八国联军的外祸给农业造成很大破坏，所以新政从恢复农业起步。主要措施是激励开荒屯田，扩大耕地面积，改进农业技术，大力兴修水利。由官方兴办农事试验场，是破天
荒的新举措。1902年首先在保定办一所农事试验场，1906年进而在福州、北京、济南、盛京（沈阳）等地增设开办，引进日、美等国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和新农具（如洋犁、畜力机器、割麦器、玉米自束器）等。现代化工业也开始由官方倡导。1901年开始由北京进而在多省设立工艺局或劝工局，用招股办法开办股份制企业。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并举。我国的民族工矿企业到1901年仅有156家，到1911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就达到700多家，资本总额拥有1.3亿元，产业工人增加到60万人。20世纪的头10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高峰。新政期间铁路发展尤其迅速，到1911年约达9000公里，比1895年约增长20倍。其中京张铁路在詹天佑总工程师领导下从1905年开工到1909年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完全自立自建，又有“詹天佑挂钩”的创新，震惊中外。电报、电话业务开始独立自立发展。1905年北京建立的京师华商电气公司，发电设备为150千瓦。这是我国自办的第一个发电厂，标志着我国迎接世界电气化新时代的开端。电气化开始起步。1905年天津首建电产品工厂（制造电震子、起电盘、电铃、电池等），1906年天津出现有轨电车，1907年上海设官办市内电话局。工商业和金融业随即获得新发展。清廷于 1903年设商部，鼓励各地兴办商业公司、轮船公司，保护私营商业权益。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第一次有明显迅速增长，1907年比1900年几近翻一番。部分商品如耐火材料、棉纺织品、面粉等开始投进国际市场。1903年开设铸造银钱总厂，发
如何评价“清末新政”，在史学界尚有明显的分歧。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的后果、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略抒管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清末新政的后果。历时10年的清末新政，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笔者认为，正确估量新政的后果，是确认它的历史地位的关键。 清末新政的推行，其消极作用是明显的。 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对此已有多论，此不赘述。 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
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清朝最后十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时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满清皇室威严丧尽，颜面扫地。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走狗，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社会矛盾加剧。在统治内外交困之际，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宣布实行“新政”，企图力挽狂澜，延续统治。然而事与愿违，“新政”非但没有能够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反而半路夭折，连累清王朝本身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垮台。这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比洋务运动更能体现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决心与实效更具有社会转型色彩的“新政”会失败，而成为清朝灭亡的助推器呢？就我理解，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一、改革者魄力不足，“新政”具有欺骗性 亨廷顿认为，“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成功者必须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⑴细数世界史上改革成功的案例，德国有“铁血宰相”俾斯麦，俄罗斯有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日本有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等，而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人。主持这次改革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先看慈禧，虽不能说慈禧没有做过一点好事，但作为封建专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代表，她绝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她大半生都是在政治权力中度过，她关注的是如何维护自身权力，如何让清政府免于灭亡，至于救亡图存不过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她或许具有改革的意识，但是她并没有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的能力，而在国人心中，她只是个擅玩小聪明的权利狂，“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再看载沣，他比慈禧太后没有能力也没有手段还没有威望。他主持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驱逐袁世凯、重用亲贵、成立皇族内阁、拒绝立宪派的请愿及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等，均激化了社会矛盾，起到了反面作用。有这样的改革者，改革焉有不败之理？ 再者说，“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统治，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根基，因而被斥责为“假维新”“伪变法”，陈天华曾说﹕“见从前守旧惹的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人耳目”。⑵从1901年1月颁布了所谓变法诏，说要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但是回避了变法自强的关键——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几个月回国后，向慈禧太后力陈实行宪政以达到皇位永固，内乱可弥的母的，清廷才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预备立宪”上谕，宣称要“仿行宪政”，这才勉强与政治改革沾点边。但其根本原则仍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所谓“新政”做的不过是发展实业、充实武备以及办学堂、办警察、清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更何况新政还有讨洋人欢心之意，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签订和约的用意。买办官僚盛宣怀看到前引变法上谕后即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释前嫌。”他为清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这样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实质。 二、国内财政拮据，社会矛盾全面激化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 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
第九讲：“他败”抑或“自败”：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 教学目标： 识记、认知清末新政在不同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正确理解清末新政失败的“他败论”和“自败论”两种观点。通过学界对清末新政的不同看法，客观评价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树立对历史事件，正确、客观的评价观。 教学重点： 1、清末“新政”的主要改革措施。 2、正确对清末新政的进行评价。 教学难点： 1、如何理解学界对清末新政失败的“他败论”和“自败论”两种观点。 2、探讨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时，如何树立对历史事件正确的评价观 教学内容： 一、清末“新政”的概况 第一阶段主要推出了官制、学制、兵制、工商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另还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法令。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清末新政进入第二阶段，核心是进行体制变更。主要内容包括：宣布“预备立宪期”，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成立咨议局，全国成立资政院；成立责任内阁等。 二、学术界有关清末新政失败原因的探讨 （1）“他败论”。其基本观点是“辛亥革命导致了清末新政的中断”。 （2） “自败”论。将清末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内部因素，认为即便没有辛亥革命，清末新政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3）综合因素影响。 三、探讨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韬略层面上：看“新政”重大战略出台的动机、时机。 谋略层面上：看清政府有关“新政”改革的整体规划 。 策略层面上：看清政府如何处理推行“新政”过程中所碰到的两难困境。 晚清最后十年，清政府厉行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方方面面发动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宣布改革的恰恰是不久前发动戊戌政变的西
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于后世，非同小可。可以说，清末新政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后世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聚讼纷纭。纵观各文献，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无意义，认为清朝再过几年就有立宪，便废除君主专制；也有人否认清末新政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无非是清朝快崩溃前的苟延残喘，与辛亥革命并无直接联系。 我认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是息息相关的，无论从经济、文化、法律……辛亥革命的发展都是与清末新政极有关系的。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下面我分别阐述下我的观点： 一、君主立宪削弱了清廷的控制力 1901年开始的仿行立宪对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表面看来，君主立宪似乎既能让屡战屡败的清政府恢复体面，维持君主统治，又能稳定社会，强国富民，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一种比较稳妥的渐进式改革。 但政治改革风险极大，它尤其需要最高领导人（层）在长期执政经历中形成的领导权威。这种权威是攻克改革难点，稳定改革成果的关键所在。而清政府在与外敌入侵的较量中却一败再败，大失人心，1900年与八国联军开战前，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重臣合奏：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提出：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紧接着抗旨发兵救京，实行东南互保。反击八国联军的失败使慈禧的执政能力受到极大质疑，而1908年光绪、慈禧的相继去世，使得形势更加恶化，清政府也失去了稳定和控制社会政局的最有力法码。这样，君主立宪的主要领导权就落到了以醇亲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手里，而政治资历和权威的缺乏使得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困难重重，也迫使他们更多地依赖本族亲信，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维系满族高层的实权，而这恰恰同君主立宪要求的权力开放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改革中的许多做法使一大批被点燃改革热情的有识之士感到失望与不满，清末的政治新政进入了不改不行，越改各种政治势力越不满的怪圈之中。 而与君主立宪配套的中央官制改革加剧了更多官员的离心倾向。1906年，“五大臣”组成的政治考察团结束日、美、欧访问回国，在随后的考察报告中，他们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而随后的改革事实也验证了这一观点，这也是相当多的官员在君主立宪与共和之间采取骑墙态度乃至最终抛弃清朝的原因。1906年起，中央官制改革开始实施，三权分立、分职专任、责任内阁等西方先进的行政体制初露端倪：实行内阁成员大臣制，做到“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中央机构则通过留、改、并、增，使设置更合理；官员人数采取以事而定，以职而定的方式，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清末的官制改革却使部分汉族官员丧失了一定权力，而对满族官员影响较弱，因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大权不旁落满族之外。如政府规定凡涉及皇族、宫廷事务的机构，如宗人府、内务府等或予保留，或改换名称，导致在军机处和11个部中，满人、王公亲贵占
清末新政失败原因和启示 内容摘要：20世纪初，内外交困的清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旨在挽救统治危局的革新运动，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自身局限，改革终告失败，清政府最终走向覆亡。 关键字：清政府、不得不、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宪政、辛亥革命 1．改革背景 那是一个值得全中华儿女永远铭记的时期。八国联军侵华，尽管有义和团战士和部分清军的英勇抗敌，但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中国战败了。首都北京成了侵略者烧杀抢掠的天堂，中华民族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屈辱和深重灾难。侵略者是无情的，在弱肉强食法则的支配下，她们奉行了一套侵略逻辑：我打了你一棍，震痛了我的手，所以你必须付出代价。向侵略者祈求或投降是无用的，反而会遭嘲笑、鄙视和变本加厉的侵略。全民族奋起抗争，并把斗争的矛头越来越多的指向了腐败的清政府。 清政府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展开了垂死的挣扎。对外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背负上巨额外债；另外，由于清政府的岁收入不足以支付巨额外债，而不得不向列强进行政治大借款。这样清政府就不得不每年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和借款利息，而财力匮乏的清廷不得不将此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一方面，老百姓不得不支付清廷的沉重赋税；另一方面，各级管理更借收税之名巧立名目，对广大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敲诈。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奋起反抗，深刻震撼了清朝统治。再者，甲午战争抗击八国联军的失败，清政府治理国家的自主权受到极大削弱，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而这更暴露了清政府的虚弱，人民群众对清政府的失望是革命党获得了更大的市场，清廷统治危机进一步加剧。面对摇摇欲坠的统治，最高统治者慈禧老太后坐不住了，不得不改弦更张，抓起了两年前拼死反对的维新变法的大旗。 2．对改革措施的评价 早在慈禧逃难西安的时候，就发布了改革上諭，痛下决心改革图强。改革是从经济领域里开始的，不能不说清廷的的经济改革是一场推进经济近代化。首先，从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看，都是为了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不仅适应了世界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大趋势，而且还有利于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在同外国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更重要的是笼络了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扩大了统治基础，稳定了统治秩序；其次，这种经济改革也有利与人们思想的解放，是清政府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创新。以往朝代，她们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重农抑商，而清政府却大力鼓励发展工商业，不能不说是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否定，而对这一实行了数千年政策的否定确实需要极大的改革魄力﹑决心和勇气；同时，这种政策也是对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农本商末”、“重义轻利”思想的巨大冲击，引起了人们价值关念的巨大变化，人们的价值追求开始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由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清廷的的经济的改革是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经济改革的成果来看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新设立的资本额超过万元的民族资本厂矿达800家，资本总额
清末社会改革对今天的影响 摘要： 上承鸦片战争，下至辛亥革命的晚清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李鸿章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上演了一场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政三步曲构成的改革运动。三次改革在认识层面逐步深入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虽然三次变革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字：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政运动 一、洋务运动：改革的起步 洋务运动的改革范围包括科技、军事、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对于改革者来说，政治改革难度最大，遭遇的阻力也最大，改革者自身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对政治改革认识不足。因此，洋务运动这个阶段的政治改革，力度很少，只是针对旧有的行政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从晚清政治改革的全过程看，洋务运动是政治改革的起步。其改革的内容有：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南、北洋通商大臣；设立总税务司署；设立同文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权很广泛，总揽了清政府的外交、国防、经济建设大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政府第一次拥有了正式的外交机关。设立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目的是为了避免外国人直接进京，让外交活动的场所远离京城，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多大意义，这两个重要职位长期被湘、淮军阀势力所攫取。总税务司署的特点是聘请洋员管理，英国人赫德长期担任总税务司。总税务司署有洋员数百人，他们大胆引进西方管理模式，尽力让中国海关与国际接轨赫德执政期间，积极改革海关制度，把西方的海关制度、人事制度和财务制度引入中国，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财务纪律及其审查制度，海关财务舞弊现象被有效扼制，海关的行政效率也大幅度提高，海关税收增长迅速。同文馆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洋务运动这一阶段的政治改革只是动了行政体制的一些皮毛，然而就是这点皮毛的触动却遭遇了极大的阻力。改革的领导人恭亲王奕訢被讥讽为“鬼子六”（恭亲王行六），洋务派官员被斥责为数典忘祖的卖国贼，曾经有限度的支持改
清末新政背景、过程、措施、定性、影响 简要介绍 章佳杰著联系方式williamsocq@https://www.doczj.com/doc/4d3300064.html, 博客地址：https://www.doczj.com/doc/4d3300064.html,/s/blog_49f2a9e30100zvkm.html 未经本人允许，严禁复制转载。 一、背景：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屈辱的签订了《辛丑条约》，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加剧，名义上中国还是保持统一独立，而实际上已经成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国家，而清政府则成为列强在华共管的有利工具，中国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在华共管的需要，缓和民族、阶级矛盾，笼络人心，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二、过程： 1901年1月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任命奕劻、李鸿章等6人为政务大臣，5月增补张之洞、刘一坤等3人为参赞，全权负责新政各项事宜，但新政的各项主张和推广实施权力仍集中在慈禧太后一人手中，7-8月间，两江总督刘一坤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三折，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慈禧太后称赞，便以此二人主张制定新政措施蓝本。之后在1901-1905年陆续颁布新政措施30余项。 三、措施：
（1）政治：减冗衙，修刑律。1901年7月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省，位列六部之首；撤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詹事府、通政司、太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停止捐纳实官，整顿吏治。 1902年令沈家本、伍廷芳参酌各国法律，修订刑律，此二人对《大清律例》进行大规模修改，废除如凌迟等一系列酷刑。 （2）经济上：重工商，振农业。1903年成立商部，管理工、矿、交通等企业;设立商会，兴修水利，清查田亩，颁布《商律》对兴办实业有贡献者进行奖励，设立农务学堂、农事试验场，1903年7月设立银钱总厂。 （3）军事方面：改军制，扩新军。1903年设练兵处，总管全国练兵，全国各省设立督练公所，淘汰绿营和防勇，编练新军；同时，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而编练新军也成为清政府“新政”核心内容。 （4）文化方面：废科举，建学堂，兴留学。清政府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时颁布新学制，命令各省办大学堂、府设立中学堂、县设立小学堂。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童年12月成立学部，主管教育。之后清政府要求各省选派优秀分子出国留学，学成归国后委以重用。 四、定性： 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也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1、试述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其失败原因 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到1905年12月成立学部，清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逐步推出了各项新政，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制度改革。主要是调整机构，整顿吏治。1901年7月，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位列六部之上。1903年，设立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巡警部是随着军事改革设立的。在军事改革中，清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兵制，将军制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保安三种，把维持治安的军队分立出来，专门负责地方治安。为了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1905年，清政府又设立了学部，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清政府还采取措施整顿吏治，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停止捐纳买官。 （2）经济改革。1903年8月，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商部。其管辖范围不仅包括工商业，还包括农业。商部在各部中位于第二位，仅次于外务部，反映了清政府对农工商业的重视，1906年，商部扩展为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即着手建立联系官商的机构，以沟通商情，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商部成立后，推行了一系列法令，改变了中国社会长期视工商为末业的现象，促使当时出现了一个举办工商业的热潮，使中国厂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3）军事改革。1901年8月，清政府下诏停止武举，并令各省裁撤绿营防勇，改练常备、续备、巡警等军，操练新式枪炮。1902年底，清廷在北京设立练兵处，派奕劻总理其事，袁世凯充会办练兵大臣。1902年袁世凯练成北洋常备军一镇，约12500人。张之洞也练成湖北常备军两翼，约7000人。袁世凯在1905年编成北洋新军6镇。直到清朝灭亡，总共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约17万人，称为新军。袁世凯通过其势力控制着北洋新军的实权。 （4）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包括创办新学堂、鼓励留学和改革科举等，目标是建立近代教育制度，1901年废武举，1905 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失败原因：（1）失去权威，由兴到衰。西太后和光绪帝先后离世，清王朝没有一个权威人物能够驾驭新政，故新政不可避免要失败。 （2）上层不和，元气大伤。统治者上层满族贵族与汉族官僚的矛盾，及满族贵族内部的矛盾不可调和。特别是溥仪上台后，载沣与袁世凯的斗争更加激烈。（3）军队失控，无以保障。北洋新军的实权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袁世凯尾大不掉。另外对革命党人对争取新军的活动防范不够。 （4）处置不当，丢失民心。解散政闻社，镇压国会请愿运动，成立皇族内阁，这些违背民意的做法，使得各阶层人民都开始反对清政府。 （5）操之过急，欲速不达。立宪改革出台过于迅速，铁路国有政策严重失误。因小失大，给整个改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评述”清末新政”(内容\原因\结果\影响) 清朝末年，由于义和团运动盲目排外，八国联军入侵首都北京，慈禧太后下令和谈，接受八国联军提出的《辛丑条约》.此举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加上列强在政治上不断给清廷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迅速改变当前的无能状态。当时的清政府及其军队已经无法应付当时的政治局势，财政上也早已严重亏空，这使清朝统治者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因此，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成为统治者们面临的首要课题。(背景) 于是，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上增设了一些适应近代化的机构，修改了《大清刑律》，废除酷刑峻法，注入了一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在经济上，允许和奖励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承担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责任，提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文化教育上，给西学以合法地位，允许学习和传播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军事上，采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建军理论和原则，使古老的封建军事制度发生了一些变革，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大纲共23条，其中“君上大权”14条，“臣民权利义务”9条，满篇“议院不许”干涉君主，臣民需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利。而且先后有《钦定大清报律》、《报纸条例》等出台，伪立宪的嘴脸暴露无遗。 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正如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这正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目的．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立宪之名加强皇权．１９１１年５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１３名大臣中满族就有９人，其中皇族占７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可以说,清末新政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首先,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也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其次,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基本架构在晚清新政时期奠定。然后,清末“新政”的某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如兴学堂），或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如奖励工商），因而也有利于辛亥革命的到来，加速了清王朝的最终覆灭。更值得重视的是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陈独秀\严复等人的文化著作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启迪作用.\最后,在新政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新政促进了革命的爆发。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互相影响着的两个运动：由于民主革命活动的开展，触动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清末新政有转移人们斗争视线、破坏革命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革命活动促使了清末新政的实行。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另外一个客观事实，这就是由于清末新政的开展，又在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主要表现是：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列强的经济侵略,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