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貧窮問題的成因及解決方法
黃洪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香港貧窮問題惡化經已成為民間社會及政府的共識。據報章近期報導財政司說不會「 錢來扶貧」，而其他政府官員則多提出以改善再培訓來改善「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的狀況。政府提出上述的問題及建議，可見其對貧窮的成因仍未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未能對貧窮問題提出具體及有針對性的方案。
筆者認為香港貧窮的成因可以分為三大類型：微觀、宏觀及中程(meso-level)的原因。過去政府多以微觀的原因來考察貧窮問題，微觀分析著重於個人的層面認為個人行為及文化是貧窮的主要原因。民間及學者則多提出宏觀的原因，宏觀分析則認為政治經濟結構的轉變才是貧窮形成的主因。這兩角度的不足，是因為缺乏中程角度尤其是對社會組織變化的分析對貧窮的影響。筆者認為必須加上這角度才能以歷史及動態的角度更全面地理解香港貧窮的成因，並以此提出解決貧窮問題的依據。
香港九十年代的貧窮原因?
微觀的層次(micro-level)：個人行為及文化
貧窮文化論
微觀層次的分析集中於個人的文化或行為，認為這是造成貧窮尤其是貧窮循環及延續的重要原因。微觀層次其中最典型的說法是認為貧窮的原因是貧窮家庭或社區所造成的。Oscar Lewis (1965)在<
Lewis認為貧窮文化一方面是窮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適應(adaptation)，而另一方面是對他們邊緣位置的回應(reaction)。由於窮人未能達到大社會所訂出的成功，貧窮文化代表著窮人對失望及絕望的對策。很多貧窮文化中的特點是由於窮人、不合資格、不能負擔或基於無知或懷疑，而並沒使用現存社會中的機構作出回應來解決問題。如窮人未能向銀行借貸，所以組成非正規儲蓄互助社。馬碧容以東頭 居民為對象的香港本土赤貧的研究，基本上是以上述貧窮文化的視角來分析香港貧窮的原因。馬氏指出由於社會政策如房屋政策對貧窮者的誤解與無知令他們法律及福利的基本人權被剝奪，令貧窮者缺少金錢及物質。而生活及物質的匱乏令貧窮人士減少與他人的交往而令他們被排斥。亦因此令貧窮人士缺乏有
關服務的知識，及為領取福利而感到羞恥。所以這些人士無力去爭取本身的法律及福利權利。馬氏的分析思路比Lewis簡單，而且比Lewis更悲觀，只看到貧窮者孤立、無助的困境，而忽視Lewis的另一重點:貧窮者作為主體對結構回應的可能性。實際上香港近年有不少貧窮者包括老人、單親、家庭的綜援領取者經己成立不同的自助組織，積極爭取本身的權益。貧窮者不完全是孤立、無助及無能的一群，只要有適當的支援與組織，他/她們亦有能力和有意願去改變有關的結構及制度。因此文化因素或與主流社會的疏離似乎並不能全面解釋貧窮的形成，另一派微觀分析則認為是政府的政策而不是貧窮者本身的匱乏才是令貧窮者「依賴」或「感到羞恥」的主要原因。
政府政策創造貧窮?
貧窮文化的觀點多強調家庭及社區如何形成貧窮社區的次文化外，依賴文化(dependency culture)的觀點則強調是政府過好的福利制度削減窮人的自助精神，令他們變成依賴福利為生。香港政府官員亦曾公開宣揚這類看法，認為政府水平過高的福利制度會造成接受福利者的工作意欲下降，令他們有一依賴文化。在98年前社會福利署署長梁建邦便公開提出「綜援養懶人」的觀點。而在綜援檢討文件中亦強調三四人綜援家庭的金額比一般工人家庭的收入為高，會減低領取綜援者的工作意願。
香港並不是一個福利國家。一方面市民可以依賴國家的範圍並不如西方福利國家那樣多；而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市民並不希望依賴政府，反而過份地強調要自食其力，非到必要時不願意接受國家或社會的「救濟」。可以說香港人根本上並沒有一套倚賴文化，反而有一套自立文化。這引申到另一角度來解釋貧窮：「建構的自立文化」：過於強調要自食其力才是令窮人，尤其是大量非領取綜援人士的生活陷入困境之中。
這套自立文化一方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而另一方面亦受香港政府所鼓吹。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家庭成員間的互助回饋，形成中國傳統上重家庭而輕國家為最重要的福利提供者。香港政府在推動社會福利的政策時亦不斷強調個人及家庭自助的重要性。其剩餘模式(residual model)強調政府的服務是作為最後的防線，是當個人及家庭無法自顧時才作出補救性的介入。
這類政策的設計及推行一方面強化了傳統的自立文化，另一方面亦成功了進行了「標籤效應」(labelling effect)，將接受社會福利者建構成為「最不能自助者」的弱勢社群，是值得動用社會資源來救濟的一群。這可以說是建構的自立；而在這界定誰是「值得獲得協助的貧窮者」(deserving poor)的討論中，亦很容易造成貧窮者的分化，令貧窮者忙於互相競逐有限的資源或甚至互相鬥爭，而減輕要求政府要解決貧窮問題的政治壓力。
上述微觀層面的分析，著眼於貧窮者本身對貧窮問題的回應與適應，尤其是受文化及國家所提供的福利所形響，而產生的文化與行為是造成貧窮的原因，其中一派則強調過多的福利會構成窮人的倚賴文化，令窮人失去自助的能力和意願。筆者亦是提出另一角度，認為貧窮的源起亦可能由於政府所建構的自立文化，令不少窮人生活在貧困生活之中，及造成窮人之間的分化，令他們未能積極要求政府作出改善。
宏觀層次原因：社會及經濟結構的轉變
資本全球化及地區化
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斷捲入新的國家，以及跨國企業以大量直接外來投資帶來資本加速的流動均促成國際生產體系的一體化，資本大量的遷移無論對己發展國家或第三世界的勞工均造成嚴重的打擊，勞工的邊緣化是造成這些國家貧窮問題的主要原因。
Frobel等(1980)認為西方國家家勞工的大量失業與邊緣化是由於生產性資本尤其是勞動力密集的工序由己發展國家遷移往發展中國家的結果。Frobel 等（1980）強調這個生產遷移的過程並不單是基於兩地工資的差距，而是資本要重新奪回或重建對勞工的控制。Southall (1988)將「新國際分工」討論的焦點由資本的自由流動轉移國家的關鍵角色。Southall指出由於資本的國際流動擁有獨裁的權
力，令新興工業國中的高壓迫政權紛紛要降低勞工的成本及保證勞工嚴守紀律及靈活適應，用來增強對外資來投資的吸引力。
Sassen (1987) 則將勞工與資本的流動扣連起來。她指出在世界體系的資本重整中，勞工的流動是與國際中資本的重新組合有關。勞工向核心國家的遷移是與世界體系中的舊中心在衰落的過程中經濟結構的轉型有關；而在邊陲國家的勞工遷移則與在中製造及文職活動的重組及集中於某些邊陲國家。這類活動的地域集中及勞動力密集的特性令大量移民勞工流向新興的工業區。上述理論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架構用來解釋香港與珠江三角洲之間大量的勞工及資本流動。總結而言，在七十年代之後全球資本累積過程中空間的重整而大大增加了資本及勞工的地理流動性，這是轉變國際分工的特點。
上述轉變國際分工的理論解釋了香港在八十年代出現急速的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ation)。自中國在一九七九年開始經濟開放改革後，香港經濟己逐步與華南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經濟連結起來。香港大部分的製造業將生產遷移往中國，利用國內廉價的勞工及租金（Chiu et al. 1997）。港資是中國最大的外來投資者。港資(包括澳門資本)在1979年至1993年共在中國已到位的資金達3,852億美元佔所有外資投資的62.3%。
總結而言，香港生產性資本的遷移至中國的過程符合轉變中國際分工的基本推斷：生產性資本由己發展地區流向新發展地區，而資本外移亦造成資本輸出地的失業增加。
去工業化與失業者
自八十年代初開始香港製造業的生產性工序快速遷移到中或大陸及東南亞，造成大量製造業工人失業，這是導至香港貧窮惡化的主要結構原因。自1986年開始，製造業的工作人口便由九十四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35.8%)持續下跌，到1996年製造業只剩下五十七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18.9%)，十年間製造業共淘汱了三十七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了近17%。另一方面留在香港製造業的生產工序主要以產品設計、產品銷售、及財務控制等以文職人員為主的非生產性工序，所以製造業本身亦出現白領化的趨勢。在非工業化及白領化的影響下，受打擊最大是長期在製造業工作的體力勞工，包括中老年的男性技術及非技術工人，以及女性的操作工，這些工人面臨裁員及關廠的威脅，出現失業、開工不足及提早退休的狀況。這些勞工大多流入低職級、低工資的服務業工種。限於他們的工作經驗、年齡和學歷，他們多數缺乏條件轉當文職工作，很多時候能夠在服務業內找到工作，維持原來收入者，已經是比較幸運的了。不少制造業的藍領工人--尤其是中老年及女性工人--更面對失業的困境。
香港的失業率由1991年的1.8%持續上升至1995年的3.2%，而在1997年10月亞洲金融危機後,，香港的失業率更再大幅標升，在1999年首季失業率高達6.2%。由1991年至1999年首季間，女性的失業率由1.6%上升至4.6%,而50至59歲年齡組別的失業率亦由1.5%升至7.5%。另外年青人的失業的情況亦愈來愈嚴重，15-19歲年齡組別的失業率亦由8.1%大幅標升至25.0%。顯示婦女、老人及青年的失業問題特別嚴重。
工資下降及兩降化
而留在製造業工作的工人．情況也不見得怎樣好過。不少製造業工人亦面對「吊鹽水」開工不足的情況，而其實質收入亦出現減少的情況。制造業技工及操作工的實質工資指數由1993年101.1至1997年的96.9，亦即是說制造業工人的收入在1993年至1997年期間追不上通脹,收入實質下降了4.2%,在1997年制造業工人平均日薪只有329元。另外其他行業的工人的實質工資在93年至95年間亦出現實質下降的情況1。這顯示基層工人的工資出現下降的趨勢，令有工作的貧窮者日漸增加。
另一方面，服務業的工資亦出現兩極化的傾向。高技術的專業職位工資增長大幅高於低技術的基層職位。據96年7月恒生經濟月報的報導，在86年至96年十年間經理及專業職級的平均收入每年實質增長5%，而工人職級收入的增長率只有
1政府統計處(1998) 香港統計年刊1998。頁26。表2.12。
1-1.6%，而同期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每年質增長達5.1%。可見服務業的工資呈兩極化的發展，低薪服務業工人的工資增長緩慢。
勞工邊緣化
自八十年代以來，無論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亞洲的新興工業國家，勞工及其運動均面臨「邊緣化」的趨勢。在「非工業化」及大量失業的情況下，資方及政府有足夠權威去推行「經濟轉型」或「轉變生產地」，但這些轉變真正的目的在於打破勞動力市場的剛性，建立一個彈性的經濟。在新右派的思想影響下，各國政府紛紛推行「私營化」或「非公營化」的政策。私營公司亦以「彈性管理」為時尚，只保留少量固定長期的「核心工人」，這些核心工人要有「多種技能」可以擔任不同工作，來增加勞工的「功能彈性」，而在核心的外圍大量聘請兼職、外發、外判、臨時、合約等邊緣勞工，以增加勞工的「數目彈性」(Atkinson 1985)。無論是政府或私人機構，新增的職位大多是兼職、臨時或合約的職位。
另外，香港很多行業的僱主為了減低及逃避勞工法例的開支，以各種辦法割斷與勞工僱佣關係。例如製衣廠中的裁床、熨部轉為「承包制」，由工頭或一組工人承包有關業務；洋服業的裁縫，由計件工改為須向老閭租日常工作的工作桌，由僱員改為商業伙伴；打金工場的師傅亦因大量工作轉回內地，只餘下部份技術水平要求較高及附加值較高的金飾才在港進行，僱主亦關閉工場，只以外發形式將餘下的工作分配至部分前僱員。簡言而之，資方便是以外發、外判、合約
各種不同的形式，將與員工的「僱佣關係」改變成為「商業關係」，來逃避支付勞工法例所規定的開支。
不單在私營機構，連政府公務員亦出現邊緣化情況。在「私營化」及「非公營化」的策略下，不少政府及公共服務改由私營公司，以投標的方式去承辦有關服務，例如房屋署的停車場管理、護衛、清潔及小型維修服務等等。由於投標的方式一般是以「價低者得」的方法分配，所以這些承辦商往往要壓迫勞工成本，才能以低價獲得及進行有關服務。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員工的薪酬、福利、工作條件大幅低於以前擔任同樣工作的公務員。由於投標的不穩定，這些承辦商的員工亦以兼職、臨時的員工為主。
在公務員編制方面亦出現愈來愈多的臨時及合約員工。以市政署為例，署方為免在未來進行私營化時需大量裁減長俸編制的固定工，避免員工及工會作出激烈的反對，所以改以聘用臨時員工，這樣做可以用自然流失的方法去裁減原有固定員工，令管方有更的彈性。市政總署在95年3月有1,224名臨時員工佔僱員總人數的7.28%，至97年3月臨時員工增加至1,471人,佔僱員8.35%。
勞工的邊緣化，令其職位及收入的穩定性大減，另外由於缺乏勞工法例的保障，所以當這些勞工面臨失業，或遭到工傷意外時，便無法獲得應有的補償。對於這些「手停口停」的勞其令生活立即陷入困境，所以勞工邊緣化亦是造成香港貧窮的結構原因。
總結而言，九十年代香港大部份勞工面對經濟轉型所帶來高失業、低工資、低保障的處境。但政府並無一套完整及適當的勞工政策來協助這些勞工去面對這「曼克頓化」的趨勢。所謂「曼克頓化」是指香港正逐步晉升為一個「世界城市」，成為一個國際級的財經中心。這種發展將帶來新的機會和就業。但其他「世界城市」的經驗顯示，這些新的機會主要集中在財務、貿易及有關的專業活動方面，受惠者大多是高教育水平的專業、經理及行政人員。對一般勞動階層來說，「曼克頓化」的另一面，就是製造業式微，他們被迫轉到低檔的服務業去，成為一批「服務業無產者」，困在低工資和缺乏保障的「次等勞動市場」裏面。簡單來說，這是一種二元化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城市發展格局。
泡沬經濟的出現、房地產市場的畸形發展
除了經濟轉型及失業上升令收入下降的因素外，泡沬經濟的出現、房地產市場的畸形發展令低開支住戶的開支上升亦是造成貧窮惡化的結構性原因。在「低開支住戶開支模式研究」中，黃洪及蔡海偉(1996)指出香港貧窮狀況在九十年代惡化的主要原因與低開支住戶房屋開支急速增長有關，低開支戶被迫壓縮食物及其他開支，造成赤貧狀況出現惡化。
表五:一人住戶最低0-5%開支組別食物及房屋支出增長(89/90-94/95)
表五顯示低開支戶房屋開支增長急速：一人住戶中最低百分之五開支組別在94/95年的食物支出與89/90年比較，五年間增幅是41%，低於同期通脹的57%；但房屋支出則劇增122%，超過通脹的兩倍。顯示香港八十年代開始出現泡沫經濟，房地產價格大幅標升，連帶租金亦快速增長，加重了低收入住戶的負擔。
房屋開支增長對人數較少的住戶及私人樓宇住戶影響較大。這些住戶房屋開支比例最大，其貧窮程度亦最為嚴重。相對其他人數較多的住戶，有較大比例的低開支一人住戶居住在私人樓宇中。原因是由於在出租公屋供應方面，一直忽視興建一、二人家庭的小型單位。單身人士現時雖然可以申請輪候公屋，但配屋時間非常之長，導至這類低收入的一人住戶要到私人樓宇市場尋找出租居所。
在94/95年一人住戶最低百分之五開支組別的每月房屋開支是四百八十三元。四百五十元至五百元是當年籠屋及床位的平均租金。由於籠屋及床位已是私人市場中租金最廉宜的房屋類型。約五百元的租金對於最貧窮的一人住戶經已是
減無可減。所以，這類人士須動用總支出的四成來支付租金，亦令他們需要壓縮其他方面的開支。
貧窮私人樓宇住戶在房屋方面的開支遠多於同組別的公屋住戶。一人住戶最低十分一開支組別中，私人樓宇住戶的房屋佔總開支比例是48%，比較公屋住戶的34%高出14%；而二、三、四及五人或以上住戶亦出現同樣情況。可見居住於私人樓宇的赤貧戶較公屋住戶支付較高比例的房屋支出。居住在公屋的一人住戶亦同樣面對高租金的壓力。房屋委員會在訂定出租公屋的租金時，以新訂租金不會超逾準住戶入息中位數的15%為標準。但這計算方法沒有考慮一人住戶只有單一入息來源及入息可能不穩定的情況。在公屋一人住戶最低十分一開支組別的房屋支出平均是五百一十九元，亦是他們平均總入息的31%，是房委會所訂租金標準的兩倍。
黃及蔡(1996)認為導至香港有赤貧現象亦即是低開支戶「縮食」的原因是由於他們房屋開支彈性比食物開支低。八十年代以前，香港的低開支戶主要是申請出租公屋來解決居住需要；而在輪候公屋時唯有在私營房屋市場中租住床位或房間。面對租金過於昂貴時，低支出戶仍可以透過在「非正規經濟」(informal economy)去解決房屋需要，例如購買木屋或天台屋，亦可以用自力的方法自行蓋搭木屋或艇棚。
但隨著木屋、天台屋以至籠屋等受到管制和清拆，香港的私營房屋市場愈來愈「正規化」。赤貧戶的選擇變得愈來愈少。對於未能入住公屋的單身人士及新移民，現時的選擇便是在市區舊區的床位和板間房居住，由於面對市區重建的威脅，這類住戶面對籠屋和板間房供應愈來愈少的危機。這類赤貧戶的房屋支出的彈性非常之低，若不接受這租金水平和惡劣的居住環境，便可能要變成露宿者。而居住在公屋的赤貧戶，情況亦不好過，新的租金政策加上三至六型公屋之重建計劃，令公屋租金大幅提高，亦令貧窮公屋居民的負擔愈來愈重。由此可見，泡沫經濟所帶來的房屋開支的急遽增長是造成香港貧窮問題的關鍵因素。
人口結構的轉變
史文雄及吳俊雄(1997)對香港不同貧窮人士的素質分析，提出貧窮的不同面貌可分為普遍性及特殊性。在普遍性的原因方面人口老化是重要原因，這不單是香港社會並無養老金制度，而是低下層無法面對經濟急劇發展的社會，結果無法克服老人貧窮問題。不少獨居老人不單收入低，更缺乏家人照顧和聯繫反映家庭瓦解的問題。另外失業及單親都是造成貧窮的重要原因。而社會關係疏離與貧窮可謂互為因果。而在特殊性原因方面，因為香港城市化及生活水準高，而令大量新移民家庭在香港面對貧窮問題，另外居住問題帶來的困擾亦是香港貧窮問題特殊原因。簡單來說，在人口結構方面，老人、單親及新移民家庭的增加亦是貧窮的結構原因。
小結
以上宏觀角度分析香港貧窮的原因著重於經濟全球化及地區化，帶來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令失業上升，工資增長緩慢，加上服務業工資兩極化及勞工邊緣化造成大量有工作的貧窮人士(working poor)。而香港的經濟過於偏重房地產發展，高地價高樓價及高租金的情況，令貧窮人士要將大部分入息放在房屋開支之上，令他們百上加斤。另一方面，人口結構的轉變，老人、單親及新移民家庭的增加，亦構成貧窮的原因。
中程角度：未來的研究方向
對於造成香港貧窮的原因，上述香港的研究主要以微觀及宏觀兩大類型的角度來分析，無疑兩類角度各有優缺點。微觀分析較能帶出能動者(agent)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及能動性，強調了窮人對貧窮問題可以作出回應和策略，指出能動者能夠改變結構的局限，但另一方面微觀分析所強調的文化因素，似乎過於強調貧窮的穩定和延續，這種悲觀的論調未能指引消除貧窮的方向，而且亦有責怪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s)之嫌。此外，能動者的多元性每每會帶來很不同的分析如依賴文化及自立文化的兩種對立的理論，微觀的視野很多時未能提出有共識的看法。
宏觀角度的優點是其著眼於政治經濟結構的歷史發展，纙輯思路比較清晰。另外宏觀角度亦突顯了造成貧窮問題是源於社會上的不公平，資本的剝削以及國家對資本的協助而非貧窮者本身才是貧窮的主要成因。但宏觀角度過於結構
化的觀點，忽視了能動者改變結構的可能性，亦令宏觀角度對消除貧窮與微觀角度顯得一樣悲觀。資本全球化、去工業化、曼克頓化等發展似乎是歷史潮流，大勢所趨，貧窮者面對這些龐大的結構變遷，顯得力量渺小，改善貧窮只能是蹚臂擋車之舉。
明顯地，微觀及宏觀的優缺點能夠互相補充，這亦帶出中程角度──透視微觀及宏觀因素在一具體歷史時空互動──的優點。Wilson(1987)及Wacquant and Wilson (1989) 便是以中程角度來解釋貧窮成因的成功例子。Wilson分析芝加哥黑人貧民區的形成，認為是地區經濟的衰落令大量職位流失，繼而令區內黑人的工人及中產階級家庭相繼外移，亦令社區中的機構沒落，令留下的居民無法再像以前可以在社區的地域經濟中求獲得經濟的來源，亦令這些居住在貧民窟居民不與主流社會中的個人及機構產生互動。Wilson 這套產業區位理論可能並不適用於其他國家，但他分析貧窮問題的方法，透視結構與能動者的互動卻很有參考價值，筆者認為這是香港貧窮問題研究應多留意的方向與方法。
筆者有份參與的另一份貧窮研究<<香港低收入住戶的探索性研究>>(呂大樂及黃洪, 1995)，亦曾嘗試以一中程的角度來分析造成香港貧窮的原因。呂及黃(1995)提出以「去權」(disempowerment)的角度來理解貧窮現象。所謂「去權」,就是社會裏某些住戶因為受到外在因素影響，而未能保護及運用一些他們有權享用的社會資源－－例如基本的居住條件、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教育及技術的訓練、
接收資訊的條件等－－以至無法維持經濟獨立，進而陷於貧窮的狀態。簡單來說，貧窮的成因是一些住戶被剝奪了獨立地維持經濟生活的條件，造成他們無法再效地參與各種經濟生活。
「去權」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經濟方面，這是指一些人無法隨其意願而調配時間參與工作（如單親家庭）或因環境變動而令其技能失去市場價值（如前製造業工人）。二是社會方面，這包括喪失了居住的基本條件、家庭或社交生活中的支持網絡（如露宿者）、接收資訊的條件（如殘疾人士）等。第三是政治方面的「去權」，一般低收入住戶都因為經濟壓力而難於抽身參與政治。由於缺乏政治動員的資源，他們往往在面對社會問題（如城市重建時）顯得無能為力，難以政治的手段來保護自身的利益。
呂及黃認為在上述三方面去權的情況下，造成一些住戶陷於經濟力脆弱(economically vulnerable)的位置，而這是造成香港貧窮問題的關鍵原因。所以香港所要關懷的不應只局限於生活在赤貧邊沿，完全缺乏生存條件的住戶，而是應該包括在近年經濟轉型過程中日趨困難及邊沿化的住戶。他們現時的經濟條件日趨脆弱，只要經濟出現風浪，便很容易變為無法獨立生活的貧困戶。
在經濟轉型中工業矮化而被替代的勞工，他們的技能不斷貶值，聘用條件逐步下降，連入職也困難重重。就算獲得職位，大部分是兼職、時薪、合約或外判的服務業邊緣工種。他們被迫成為新的貧窮者。再者，那些受工業轉型影響的
勞動階層人士，他們較其他階層有更多機會受到工業意外、職業病的打擊、或因住天台屋、板間房而受舊區重建影響、或因回內地結婚而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處理家人團聚所帶來的生活壓力。而這些困難，一經發生往往就是接二連三的出現。本來在經濟位置已經是脆弱的一群，往往因此而進一步被邊緣化，跌入貧窮的深淵。
呂大樂與我所作對貧窮原因的上述分析，仍然有很多粗糙和不足的地方，例如我們便無有仔細分析社會／社區組織的弱化如何造成貧窮，所以我們建議以合作社來重建社會組織而達到充權的目的只能是非常初步及抽象的建議。我們亦沒有對社會歧視、社會排斥等如何構成貧窮者與主流社會的關係，所以未能將充權的概念進一步思考為社會權力關係的轉變。但我相信我們以中程理論的角度比單用微觀及宏觀的其中一類分析，更能提出貧窮的具體及歷史的原因，以動態的角度來分析結構與能動者的互動，較能強調貧窮者作為能動者能夠改變貧窮的命運，及以較樂觀的看法去支持消除貧窮的工作。而在消除貧窮中要面對既是貧窮者的意識及價值觀以及不公平的社會制度。筆者希望日後香港有更多以中程角度對貧窮問題的分析，包括社區經濟的破落與重建，居民／勞工組織的弱化與重建等等，為消除香港貧窮提供而努力。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香港金融保卫战 一、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东南亚经济 在1994年12月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就指出东南亚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P·Krugman ）指出，东亚奇迹并不是来源于总生产能力的增长，而是由于过度的投入、过高的投资、过速的资本流入、过量的人工资本输出，这种模式下形成的所谓“经济奇迹”是不会长久的。 1995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遵义（Larry·Lau）、1996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戈尔斯坦（M·Goldstein）都指出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 遗憾的是这些中肯的意见并未受到有关国家的重视，经济问题未能得到有效、及时地解决，经济不平衡现象愈演愈烈。 因美元对日元升值不已，使得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强劲，导致泰国贸易账户恶化。同时，被地产市场泡沫掩盖的泰国银行体制坏账问题十分严重。泰国经济高度依靠外资特别是日本资本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股市和地产市场上扬。日本经济衰退，亦严重影响到泰国。一方面日资大量撤出泰国，另一方面，泰国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大幅减少，贸易账户更趋恶化。外贸赤字持续上升。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大致相同，
Development Economes（TOKYO）：EIU Country Report，1996年、1997年为预测数。 1996年时，光在曼谷就有相当于200亿美元的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价格的崩溃其实无可避免。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据银行业贷款总额的50％。到1997年，一半以上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是坏账！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坏账从1990年的770亿铢猛增到1996年的1420亿铢。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办公楼宇的空置率达 25%，还有大量的在建项目。 同时，东南亚各国的外债迅猛增长，短期外债比重过大。 二、金融危机的爆发 1997年5月，国际货币投机商（主要是对冲基金及跨国银行）开始大举沽空泰铢。炒家沽空泰铢，分为三个步骤：（1）以泰铢利率借入泰铢；（2）在现汇市场卖出泰铢，换入美元；（3）将换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当泰铢贬值或泰铢与美元利率差扩大时，炒家将获利。 一开始，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干预，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动用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投机商、大幅调高利率以提高炒家资金借贷成本，等等。但对泰铢汇率的攻击潮水般地袭来，货币投机商狂沽泰铢，泰铢兑美元的远期汇率屡创新低。1997年6月19日，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启示 一、金融危机的爆发 2007年2月13日，作为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的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次贷危机的影响逐渐蔓延，5月到6月，一些西方对冲基金破产；7月次贷问题导致私人股本运转失灵；8月次贷危机扩散至股市，全球主要股市每个交易日股价下跌2%以上的事件经常发生；8月至9月，出现全球性信贷紧缩，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次贷危机的爆发。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再度激化，金融风暴很快从美国的抵押贷款机构、投资银行蔓延到保险公司、储蓄机构和商业银行。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美国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9月14日，美国银行收购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9月16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宣布向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9月25日，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接管华盛顿互惠银行，并将其部分业务出售给摩根大通公司……越来越多的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次贷危机演变成为金融危机，而且越来越失控。更为严重的是，这场危机很快扩展到全球，使得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部分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陷入衰退，主要金融市场急剧恶化，全球股市遭受重创，多国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世界贸易环境恶化，多国就业形势严峻，失业人数不断攀升。时至今日，虽然说全球经济整体呈现复苏态势，但一些国家仍然深受其累。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使国际金融体系遭受到严重的冲击与考验，同时也逆转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 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直接原因 第一，过度的金融创新。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起因于美国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的证券化，而次贷证券化和次贷证券买卖正是为满足金融家们对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的追求。“两房”通过资产证券化，将购买到的商业银行及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购买。投资银行再利用所谓的金融工程技术，把这样的债券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出售。经过这一系列的工序之后，金融交易的链条加长了，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价值，大家关心的是它们更高的投资收益率。于是，美国本土和海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对担保债务权证(CDO)等金融衍生产品疯狂追求，大量金融机构参与其中。美国房地产泡沫的风险随着这些金融衍生产品扩散至全球，最终使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形成全球金融危机。 第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的货币政策长期以来倾向于宽松状态，低利率在刺激美国民众的消费欲望的同时又导致了储蓄下降和股价上涨，股市财富效应的显现又会再度刺激消费，导致楼市不断上涨。持续走高的房价使得贷款公司放贷的欲望以及各类投资者分享房产增值收益的野心随之增加。于是，以股价和房价互相推动的泡沫逐渐扩大，并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房产和股票为资产的中产阶层。大批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影响着许多美国民众，这样就直接导致了整个美国以透支的方式进行消费。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美国民众从金融机构借钱，金融机构再从金融市场借钱，整个美国从全世界借钱。最终，美国进入了一个债务链，上述链条中任何一环的脱节都将导致泡沫破灭、危机爆发。 第三，金融监管的缺失。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也曾对金融体系实行较严格的管理制度，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和分业经营。而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以后，美国实行金融自由化，形成一种介于分业监管
金融危机后香港银行监管方法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香港金管局顺应监管环境和监管目标的新变化，对银行业监管架构进行了局部调整。一是于2010年设立了两个全新常设部门：银行操守部和银行法规部，专门对银行的操守和行为进行监管。银行操守部主要负责推动及鼓励银行机构采用适当的操守准则，以及稳健与审慎的经营手法；银行法规部主要负责跟进和调查银行不良销售和其他不当操守事宜。二是对银行监理部的内部架构及监管方法进行了调整。为了加强对风险与监管资源的有效匹配，经过深入讨论研究，香港金管局于2014年3月初重组了银行监理部。重组后，银行监理部划分为两大组织模块：系统性风险管理模块和机构管理模块，每个模块分设3个分处，每位监管人员的角色定位和监管任务随模块划分而发生变化，同时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关注重点和监管方法也随之调整。 金融危机后监管环境和目标发生深刻变化 从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反思金融监管。香港金管局在总结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时，认为既有全球共同面对的普遍性问题，又有从自身特点出发需要应对的挑战，主要包括：一是宏观审慎监管至关重要。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监管受到了不同经济体的高度重视，并广泛应用相关政策应对系统
性风险。因香港存在大量的境外银行，所以香港金管局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特别关注，该效应不仅有可能削弱宏观审慎政策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实施成效，也可能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稳定带来不良影响，特别是当经济和金融周期不同步时影响更甚。香港金管局认为，不同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导致不同的溢出模式，加之资产负债表特征的差异或导致银行的不同反应，从而对决策者实现宏观审慎政策全球协调构成很大挑战。二是金融创新、合约安排、会计制度对金融稳定产生很大影响。在美国次贷危机前，银行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包括多样化的证券化资产、金融期货期权以及其他衍生产品在内的金融产品得到了迅速发展。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了金融创新产品在激励、透明度、风险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缺乏监管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行为极具风险。三是风险扩散模式异常复杂。以欧债危机为例，欧债危机在国家、市场、部门和相关领域不断蔓延和传导，致使全球避险情绪高涨和跨境资本过度流动，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并通过国际贸易路径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四是风险累积和爆发的时间跨度长。本轮金融危机显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虽然已经建立了涵盖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体系，但由于在复杂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中缺乏宏观审慎视角的监管，从而致使监管空白和薄弱环节的存在，加之市场透明度的缺失，
世界主要国家地区住房调控政策经验与启示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陈卫东 [ 2010-04-22 ] 共有0条点评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住房市场蓬勃发展对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房价过快上涨、投机气氛渐浓，许多购房者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在归纳和总结主要国家和地区房地产市场调控背景、抑制泡沫政策和住房保障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破解房地产市场难题的政策建议：政府要高度重视房地产问题，力争在“住有所居”和“保增长”之间取得最佳平衡，“保低放高”，继续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覆盖范围，增大住房市场交易和保有环节税负，实行以实物建房为主的住房保障模式，加快我国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的法制化进程。 关键词：房地产泡沫、住房保障模式、国际经验、住有所居 1998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对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拉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近几年，房价节节攀升，超出了许多购房者的承受能力，超出老百姓承受能力的房地产市场必定是不可持续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归纳和总结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住房市场调控政策的背景、经验与教训，对完善我国住房政策、破解当前住房市场难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主要国家和地区出台住房调控政策的不同背景 住房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又是特殊商品。短期内需求大幅增加而供给难以及时跟进，决定了住房很容易成为投资品。生活必需品要求价格的稳定性和投资品价格的波动性之间的矛盾，是房地产市场最基本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决定了不能把所有住房问题全都交由市场这只所谓“无形之手”去解决，客观上要求由政府“有形之手”加以调节，以弥补市场失灵。 （一）提供公共住房，保障居民“住有所居”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住房矛盾不断突现，保障居民“住有所居”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住房调控政策的重中之重。新加坡有460万常住人口，国土面积仅699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建国初期，面临严重的房荒，新加坡住房形势十分严峻。为解决住房短缺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早在1960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成立建屋发展局，1964年推出了“居者有其屋”的政府组屋计划，将政府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普通收入者的居住问题上。 香港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始于1954年，当时石硖尾大火导致5万多人丧失家园，政府不得不进行安置，并于当年成立了香港房屋委员会，负责建立和发展与商品房市场并行的公共经济房系统。1972年，房屋委员会制定了公共房发展规则，耗资5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影响 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次危机极为严重，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称之为“金融海啸”。那么，此次金融危机是怎样形成的？对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对我们 大学生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何谓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工商企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在金融危机期间，人们往往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会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严重的金融危机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大幅度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 层面的动荡。 此次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一般认为浮现于2007年下半年，自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到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家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又 演化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 何谓美国的次贷危机？它的影响为什么那么大？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称应当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危机。什么是次级按揭贷款？所谓次级按揭贷款，就是给资信条件较“次”的人的按揭贷款。次级按揭贷款是相对于给资信条件较好的人的按揭贷款而言的。相对来说，按揭贷款人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或还款能力证明，或者其它负债较重，他们的资信条件较“次”，因此，这类房地产的按揭贷款，就被称之为次级按揭贷款。相对于给资信条件较好的按揭贷款人所能获得的比较优惠的利率和还款方式，次级按揭贷款人在利率和还款方式方面，通常要支付更高的利率，遵守更严格的还款方式，以控制金融机构在次级按揭贷款上的还款风险。这种做法是常规的做法。但是，由于美国过去7、8年以来新贷款松、金融创新活跃、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由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这种常规措施并没有得到普遍实施，这样一来，次级按揭贷款大幅度增加，次级按揭贷款的还款风险就由潜在转变成现实。在这过程中，美国众多的金融机构为了一己之利，纵容次贷的过度扩张及其关联的贷款打
南京理工大学 课程考核论文 课程名称：风险管理 论文题目：亚洲金融危机案例分析 姓名：孙浩 学号：914113590125 成绩： 任课教师评语： 签名： 年月日
亚洲金融危机案例分析 目录 1.案例简介 (2) 2.原因分析 (6) 3.启示 (9) 4.参考文献 (11) 一、案例简介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货币危机，早在1996年泰国经常贸易项目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8.2%，为了弥补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满足国内过度投资的需要，外国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股票市场，泡沫经济膨胀，银行呆账增加，泰国经济已显示出危机的征兆。 1997年5月中旬，以美国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对泰铢发动猛烈冲击，更加剧了泰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泰国宣布放弃自1984年以来一直实施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改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即贬值20%，这标志着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由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也面临着与泰国相似的一些问题，再加上所谓的“接触传染”效应以及国际投机者的不断狙击，危机开始蔓延到整个东南亚。
7月11日，菲律宾首先步泰国后尘，宣布允许比索在更大范围内与美元兑换，比索当天贬值11.5%，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同一天，马来西亚则通过提高银行利率阻止林吉特进一步贬值。印度尼西亚被迫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比价，印尼盾7月2日至14日贬值了14%。一向稳健的新加坡元也于7月18日跌至3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1.4683新元兑换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当天印尼盾再次贬值5%；8月16日，马来西亚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来的最低点。东南亚外汇市场的震荡，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外资大量撤离，东南亚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国货币危机由此逐步发展成为更为广泛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港元联系汇率制也接受了严峻的挑战，香港特区政府采取果断对策，成功地捍卫了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但是，由于利率飙升，香港股市为此受到较大冲击。 继泰国等东盟国家金融风波之后，台湾的台币贬值，股市下跌，掀起金融危机第二波，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在经济状况良好,经济项目盈余,外汇储备充足,有能力维护新台币稳定的情况下，突然主动放弃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当日，新台币兑美元的汇价即跌至29.5，为1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不仅进一步动摇了投资者对东南亚的信心，加剧了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混乱，10月28日，香港恒生指数再次下探，自1996年来首次跌破1万点，最低见到8775.88点，跌幅达13.7%。至此，与8月份最高点相比，香港股市跌幅几乎过半。 11月，韩国汇市、股市轮番下跌，掀起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三
香港貧窮問題的成因及解決方法 黃洪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香港貧窮問題惡化經已成為民間社會及政府的共識。據報章近期報導財政司說不會「 錢來扶貧」，而其他政府官員則多提出以改善再培訓來改善「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的狀況。政府提出上述的問題及建議，可見其對貧窮的成因仍未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未能對貧窮問題提出具體及有針對性的方案。 筆者認為香港貧窮的成因可以分為三大類型：微觀、宏觀及中程(meso-level)的原因。過去政府多以微觀的原因來考察貧窮問題，微觀分析著重於個人的層面認為個人行為及文化是貧窮的主要原因。民間及學者則多提出宏觀的原因，宏觀分析則認為政治經濟結構的轉變才是貧窮形成的主因。這兩角度的不足，是因為缺乏中程角度尤其是對社會組織變化的分析對貧窮的影響。筆者認為必須加上這角度才能以歷史及動態的角度更全面地理解香港貧窮的成因，並以此提出解決貧窮問題的依據。
香港九十年代的貧窮原因? 微觀的層次(micro-level)：個人行為及文化 貧窮文化論 微觀層次的分析集中於個人的文化或行為，認為這是造成貧窮尤其是貧窮循環及延續的重要原因。微觀層次其中最典型的說法是認為貧窮的原因是貧窮家庭或社區所造成的。Oscar Lewis (1965)在<
一、香港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 透明的房地产市场交易信息。为遏制楼市投机行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香港政府不断加强新房屋预售、销售环节的透明度，降低开发商对房屋售价与现房供应的操纵，从而抑制了因新房销售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哄抬房价现象。香港政府对开发商预售、现售环节、信息披露、首次放盘量等方面出台了多项指引文件，还明确规定了有关预售新房(含楼花)示范单位的细则。 健全的土地管理制度。香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使用权批租给受让人，土地批租主要采用公开拍卖、招标、私下协议和临时租约四种形式。香港有比较健全的土地法例体系，包括《香港房地产法》、《收回官地条例》、《土地征用法令》、《地契条款》、《拍卖地产条例》等。政府只是根据这些法例进行管理，实行有偿、有期、有条件使用土地。所有要使用土地的人都需要通过土地市场获得土地。既有垄断控制，又有自由转让。在楼市出现泡沫的时候政府采取增加住宅用地供应的做法，在楼市萧条时期政府采取减少土地供应的措施，以保持楼市的平稳发展。 完善的公屋制度。香港的公屋制度不仅包括政府出资建造建筑实体，还包括货币化的综援金制度。到1997年，香港650万居民中居住在出租公屋、政府补助出售房屋的人口达331.38万，占全港人口的51%。公租房制度与香港的房地产大规模开发几乎同步，不仅解决了众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还为香港节约了土地资源，保持了社会稳定，提高了城市竞争力。
短期交易“额外印花税”。为了抑制投资者炒房，香港引入了短期交易“额外印花税”。目前，香港物业交易须缴纳最高4.25%的从价印花税，而“额外印花税”则分为三级税率：6个月或以内转售的交易，税率为该转售交易金额的15%；6个月以上至12个月之间转售，税率10%；12个月以上至24个月之内转售，税率为5%。换言之，持有物业的时间愈短，业主需要缴纳的“额外印花税”税率便愈高。 楼宇按揭成数调整。楼宇按揭成数也是香港调控楼市的主要手段之一，且效果比较明显。香港楼宇的按揭成数一般在5成左右。香港金融管理局根据楼市冷热程度适时调整楼市按揭成数。在楼市萧条时期上调楼市按揭成数，一般楼价越高按揭成数越高；楼市出现泡沫时下调楼市按揭成数，一般楼价越高按揭成数越低。2010年11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下调楼宇按揭成数。新政一出，之前热火朝天的香港楼市顿入寒冬。据香港美联物业的统计显示，在楼市新政出台的首个周末，香港十大指标性二手楼盘的成交量已经比前一周减少近八成，二手楼看楼量普遍下跌五成以上，还有许多楼盘罕见地出现“零成交”。 二、香港与内地房地产政策调控的比较 香港楼市调控的针对性比内地强。一般来说，香港政府楼市调控的针对性很强，目标直指短期炒楼行为，加大炒家转手成本，进而遏制楼价快速上涨。在遏制纯投资购房者以金融杠杆炒楼的同时，也确保了真实自住型需求不受政策影响。所以香港楼市调控政策的短期效应比较明显，特别是楼市泡沫期间，每一轮楼市新政出台后的数周内，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 因及启示 HEN system office room 【HEN16H-HENS2AHENS8Q8-HENH1688】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合生产控制室林勇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危机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那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危机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
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线。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显然是卑劣的。 二：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者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容的瓦解。美国当然不允许亚洲经济继续如此发展，于是，他开始收回他的经济损失。对于索罗斯的行为，他是纵容的。 三：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他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这场危机，概括起来，有4个特征：即全球性、持续性、紧缩性和投机性。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时期，韩国公司从海外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借到了大约1200亿美元，泰国借了790亿美元，马来西亚借了690亿美元。发生危机的国家受泡沫经济的影响，形成了企业、银行的大量坏账，银行和企业纷纷破产，金融危机暴发。日本、韩国、泰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 比较分析及其引起的思考 摘要：频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总共发生了四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本文通过对这四次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从成因背景、影响程度、各国治理措施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共性和特性分析，从而为我国经济在日后如何应付金融危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金融危机；比较研究；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四次比较大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分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1993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衍生的金融危机（2007年至今）。从历史进程来看，金融危机频发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普遍呼声，我国应当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来分析探讨以前各时期、各个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特点，以期发现其中的一些共通之处，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上面提到的四次危机都是近期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其产生、发展都有其自身深刻的背景原因。因此，本文分别从危机的背景和成因、危机的传递和影响以及解决危机采取的对策三个大的方面来分别对上述四次危机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比较，从中寻找一些经验和教训，希望能对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风险的防范等有所启示。 一、四次金融危机简介 第一次是1992年9月的欧洲货币危机,又称“9 月危机”。是年9月,在欧洲外汇市场出现了大量抛售英镑和里拉、抢购马克的风潮,一时间,英镑和里拉对马克的汇价急剧下挫,在官方干预无效的情况下,英镑和里拉先后退出欧洲货币机制,实行自由浮动。西班牙的比塞塔、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以及爱尔兰也受到重创。在这场危机中,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以及瑞士等国的中央银行向外汇市场投人了近10 0亿美元的资金,损失约60亿美元。欧洲货币体系因此面临自建立13 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它迫使欧洲货币体系在短时间内两度调整汇率,这就给欧洲货币体系乃至经济与货币联盟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次是1994岁末199 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 94年12月19日墨西哥财政部长突然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15%。次日,政府又宣布中央银行不再
反思全球贫困——对西方道德思考的内部批判 [美]托马斯·博格 西方忽视全球贫困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的死亡总数中有1／3与贫困因素有关。世界贫困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但是西方人却并不注意它，很少在媒体、新闻、书籍以及学术刊物上加以讨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为什么这些人会忽视它，认为它不重要呢？他们可以找出如下几个肤浅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在20世纪70、80年代占主导地位，很多人认为消除或减轻贫困会导致人口过多，而人口过多又会导致未来更加贫困。但是经验证明这种观点不对。事实是，什么地方贫困减少了，出生率也会降低。因为如果人们有退休保障，或知道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少生孩子。所以减少人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消除贫困。 第二个理由是，西方人认为贫困问题太严重了，穷人太多，无法让他们都获得帮助。西方著名思想家理查德·罗蒂就说过，如果富人赞成与成千上万的穷人分享一块面包的话，那么所有的人包括富人在内都会饿死。很多人都同意罗蒂的看法。富国人民只占全球人口的16％，而每天购买力低于2美元的穷人占了46%。从这点看，似乎罗蒂是对的，我们无法帮助那么多的穷人。但是，从全球收入的分布情况看，富国人民享有全球收入的81%之多，而几乎占全球人口一半的穷人，只享有全球收入的1.22%。从这点来看，很明显，富国可以做更多的事来消除或减少全球贫困。为什么全球社会产品增加的同时贫困却如此之多？原因在于不仅世界的平均财富在增加，而且全球不平等也在增加。占全球人口20%的最富者与占全球人口20%的最穷者收入差距比在1820年时为3：1，而今天这个比率是70：1。可见，收入不平等的比率增加非常快。因此，世界平均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全球贫困的实质减少。 另一个理由认为，无论如何贫穷都正在消失，随着全球化和WTO的发展，贫困会很快被消除。在中国，这确实是个事实，贫困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减少。就整个世界而言，这却不是事实，世界的贫困是在增加。 最后一个理由是，我们已经为消除贫困做了那么多事，我们的政治家一直致力于此。我认为这个看法也是错误的。事实上，自1990年以来，富国提供给穷国的政府发展援助金的平均额在严重减少。1990年，富国的政府发展援助金额是他们国内生产总值的0.33%，而到2001年，他们只拿出了0.22%。自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每年可以节省500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美国的国防预算每年是4000亿美元。与之相比，富国拿出的政府发展援助少得可怜。即使这些极少的援助金也大多被用于政治原因，如支持本国企业出口，以及与穷国政府交好。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援助最穷国，而用于援助基本需要如基本教育、基本医疗、食物、清洁水的钱就更少了，甚至不到40亿美元。所以说富国为减少贫困提供大量资金，这不是事实。这些钱分摊到富国人民身上，平均每人每年只有区区4美元。 西方伤害了穷国 大多数西方人假定了与世界穷人的关系是潜在的帮助关系，可以帮助他们，也可以不帮助他们，因为自身对他们的贫困完全不负有责任。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明显错误的。 如果我们自问这样巨大的贫富不平等如何产生？那么这是历史形成的，通过殖民主义、奴隶制度、种族灭绝，西方国家、欧洲国家严重干扰破坏了其他洲的文化和国家。所以，如果认为我们富国的财富是我们自己的，穷国的贫穷是他们自己的事，这种说法显然不对。 除了历史缘由之外，第二个原因是，现有的全球秩序、全球经济制度安排严重影响了每年的全球财富和收入分配。但是许多西方人却忽视了这点。他们相信，经济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完全由一国的国内原因造成，国内原因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继续贫困或减轻贫困的唯一原因。他们会说，看看香港，如此成功地消除了贫困，就是个例子。现在的中国，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也成绩显著。而其他国家，如非洲一些国家却每况愈下，越来越穷。所以，不同国家如此大的差别不能归因于全球秩序，只能归因于各国国内的实践。因此，我们的全球经济秩序没有错，它与全球贫困没有关系。我认为这是个谬误，谬误就在于强调某种因素重要性的同时，得出其他因素不重要的结论。所以如果想说明任何一个国家贫困发展的原因，就必须同时考虑国内因素和全球因素。如果想说明世界范围的贫困发展，全球因素是一个
香港的公屋 周昀皓发表于2013-04-16 08:57 一般人想到香港可能会联想到大厦林立的商业区，或者亮丽的购物中心，但其实对很多香港当地人来讲，公共屋村（简称公屋）才象征了香港普罗大众的生活。 从香港的统计来看，香港人口约有710万人以上，而且这数字年年有上升的趋势，香港土地面积是1104平方公里，大约是上海的1/6，人口密度自然非常高，在世界上也是头三位高密度地区之一，而且香港的地形是山地较多，平地较少。 所以，一般住宅的购入金额非常高，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富裕阶层才有能力拥有。一般市区高层住房(私家楼)的价格，大约需要一个普通香港人11年的薪资，比起在日本东京首都圈买房需要的5-7倍年薪，在香港买房更为困难。 居者有其屋 为了解决香港地少人多、楼价高带来的中低收入人士住房问题，香港政府通过公屋政策及政府资助，给大部分香港人提供了一个安身之所。 目前，香港700多万人口中约半数都住在这类政府资助的公营房屋里，其中租住公屋的人数为三成。以公屋为例，每月租金只为一般低收入家庭收入的一成左右。每个屋村都有配套的文娱康乐设施，球场、公园、诊所、商场和商店街等。 以一般一家四口为例，居住面积大约只有50平方米，生活空间较为狭窄。但香港的公屋制度不但保障了每个香港人都能获得城市生活的基本居住需求，更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安定的起点。 很多香港人都在公屋长大，毕业后或许先帮父母搬去环境更好的公营房屋(例如居屋)，然后自己再存钱搬去私家楼。或结婚后，夫妇继续住在旧的公屋单位里，买复数的住宅单位作出租或炒卖的投资目的，最终达到更好的生活水平。 在街头访问一般的香港单身人士，人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听到最多的回答是“买屋”。比起结婚优先考虑买屋，这可能是像香港这类环境才有的现象。狭窄的居住环境或许正是鼓励香港人一步一步往上获得更舒适的生活环境的动力，也是很多人的共同原点，或许正因为如此，很多香港人都对公屋带有很特别的感情。
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 133农村合作金融（1）班邵舒琪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工商企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在金融危机期间，人们往往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会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严重的金融危机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大幅度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一、背景 2007年4月4日，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2007年8月6日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服务提供商美国住宅抵押贷款投资公司申请破产保护。2008年9月7日美国财政部不得不宣布接管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2007年7月16日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关闭了手下的两家对冲基金，爆出了公司成立83年以来的首次亏损。2008年3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促使摩根大通银行收购了贝尔斯登。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申请破产保护。2008年9月15日晚些时候，美国银行发表声明，它愿意收购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2008年9月16日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亿美元短期紧急贷款。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出面接管了AIG。2008年9月21日，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接二连三地倒下后，美联储宣布：把现在只剩下最后两家投资银行，即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两家投资银行，全部改为商业银行。这样可以靠吸收存款来渡过难关了。至此，历史在2008年9月21日这一天为曾经风光无限的华尔街上的投资银行画上了一个惊人的句号，“华尔街投资银行”作为一个历史名词消失了。2008年10月3日布什政府签署了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市方案。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包括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等实体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实体产业危在旦夕。美国金融海啸也涉及全球，影响到了全世界。 二、概括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被称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又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信用危机、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崩溃、金融海啸及华尔街海啸等名称。2008年的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浮现于2007年下半年，自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到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家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称应当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危机。而所谓次级按揭贷款，就是给资信条件较“次”的人的按揭贷款。次级按揭贷款是相对于给资信条件较好的人的按揭贷款而言的。相对来说，按揭贷款人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或还款能力证明，或者其
东南亚金融危机始末 东南亚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货币危机，而泰国货币危机早在1996年已经开始酝酿。当年，泰国经常贸易项目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8.2%，为了弥补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满足国内过度投资的需要，外国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股票市场，泡沫经济膨胀，银行呆账增加，泰国经济已显示出危机的征兆。1997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未偿还债务急剧上升，泰国金融机构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并且发生了银行挤兑的事件。5月中旬，以美国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对泰铢发动猛烈冲击，更加剧了泰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并由此揭开了时至今日尚未平息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 （一）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波及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 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自1984年以来一直实施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改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即贬值20%，这标志着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由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也面临着与泰国相似的一些问题，再加上所谓的“接触传染”效应以及国际投机者的不断狙击，泰铢的暴跌在东南亚各国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货币风潮迅速波及到整个东南亚市场。 7月11日，菲律宾首先步泰国后尘，宣布货币自由浮动。菲律宾比索当天贬值11.5%，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印尼则宣布印尼盾汇率的波幅由8%扩大到12%；一向稳健的新加坡元也于7月18日跌至3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1.4683新元兑换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当天印尼盾再次贬值5%；8月16日，马来西亚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来的最低点。东南亚外汇市场的震荡，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外资大量撤离，东南亚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国货币危机由此逐步发展成为更为广泛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港元联系汇率制也接受了严峻的挑战，香港特区政府采取果断对策，成功地捍卫了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但是，由于利率飙升，香港股市为此受到较大冲击。 为了帮助东南亚国家早日摆脱危机，国际社会伸出了援助之手。7月份在上海召开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8月份又在东京举行了由IMF主持的有关对泰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会议。为了协助泰国走出困境，IMF等国际组织和包括中国及中国香港在内的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共同承诺向泰国提供17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面对泰国银行高达1万亿泰铢的呆账以及900亿美元的外债，国际社会的172亿美元贷款援助显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泰国的经济、金融危机，但至少增强了泰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 (二)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主动贬值,香港股市暴跌,并引发全球股市大幅下滑,东南亚金融市场再度动荡. 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在经济状况良好,经济项目盈余,外汇储备充足,有能力维护新台币稳定的情况下，突然主动放弃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当日，新台币兑美元的汇价即跌至29.5，为10年来的最低水平。新台币主动贬值，从经济上讲是竞争性贬值，从政治上讲是别有用心的政治预谋，它不仅进一步动摇了投资者对东南亚的信心，加剧了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混乱，并且在心理上进一步孤立了香港，使得投机者再次将目光转向香港。为了维持港元联系汇率制，维护香港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稳定，香港政府和金融管理局一方面动用外汇储备在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另一方面只得提高银行间市场短期利率。10月23日，同业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由7%上升至300%，港元兑美元汇价也一度升至联系汇率制实施14年来最高水平（7.6150）。而香港股市在汇价和银行短期利率高企的影响下，受投机沽售力量冲击大幅滑落。
二、公租房管理模式的国际经验比较 （一）经验介绍 香港特别行政区，面积1104 平方公里，分为18个行政区域，约706万人口，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1953 年12 月, 香港九龙石硖尾寮屋区遭遇火灾, 五万多居民变得无家可归。香港政府为安置因为火灾而失去住房的居民采取了急救计划,为灾害的受害者和赤贫人员兴建了一些紧急及基本的安居住所, 也是从那时起, 香港政府把公共住房变成了政府建设的计划。自1954 年开始实施公屋制度起，经过50 多年的努力，香港政府通过住房保障制度较好地解决了香港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成为世界上解决住房保障问题的一个成功典范。 香港政府于1973年4月1日颁布并实施了《香港房屋条例》，从并成立了专门的法定机构—香港房屋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委会”）。房委会主席由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兼任，房屋署署长则为房委会副主席。房屋署是房委会的执行机关。除主席及副主席外，房委会成员还包括两名官方及26名非官方委员，全部由行政长官委任。所有非官方委员都是以个人身份接受委任。 根据房屋委员会的资料，至2011年6月，香港共有公屋72.13万套，超过200万香港人居住其中，约占香港人口的1/3。香港的住房市场包括四个部分：公营永久房屋，47.7%的香港人居住在公营永久房屋中，其中租住单位30.0%、资助出售单位17.7%；私人永久房屋51.8%；公营临时房屋（自2006年起不再适用）；私人临时房屋0.5%①
（数据截止2011年第三季度，下同）。从住宅套数上看，公营房屋共计1137千套，其中房委会公营租住房屋单位708千套，房委会中转房屋单位5千套，房协租住单位34千套，房委会资助出售单位374千套，房协会资助出售单位16千套；私人房屋1433千套。类比我国公租房在建设档次、供给方式和保障对象上的情况，香港的公营租住房屋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全港公屋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内，分别为市区(包括港岛及九龙)，扩展市区(包括东涌、沙田、马鞍山、将军澳、荃湾、葵涌及青衣)，新界(包括天水围、大埔、粉岭、上水、屯门及元朗)和离岛(不包括东涌)。房委会设有公屋轮候册，以便为符合资格的申请人提供公租房，轮候册可于各屋办事处、分区租约事务管理处、深水房屋事务询问处、房屋署公屋申请分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免费索取。申请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公屋轮候册，房屋署对所有符合资格的公屋申请者依先后顺序进行登记，并将严格依照轮候册上的申请书编号及申请人所选择的地区，依次办理审查及配房手续。所有申请者必须通过公屋轮候才能获得公屋配置。 1.公租房保障对象的界定标准 （1）配租对象 房委会根据申请人不同，将公租房计划分成四种类型。（1）一般家庭申请计划。这种申请计划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向房委会提交申请。申请人在填写公屋轮候册时，必须满足下列基本条件：申请者必须是年满18周岁，其家庭成员拥有在港永久居住权；18周岁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