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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述评
陈向阳
进入90年代以来,清末新政研究逐渐升温,出现了一股颇具规模的研究热潮。一批新成果、新观点脱颖而出,随之涌现出一些新热点或新领域,并呈现出若干新的发展趋势。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研究中出现的这些新动向作一概略介析。限于学识、资讯与篇幅,不当与不周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新成果、新观点
近年来,清末新政研究成果明显增多。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90年至1997年初约7年时间,国内共发表清末新政及与其直接相关的研究论文两百来篇,而此前从1979年至1989年11年间仅约百篇出头。尤其是近年还出版了《清末新政史》(张连起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清末宪政史》(韦庆远、高放、刘文源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侯宜杰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朱英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多部较有份量的研究专著,更是前所未有。至于部分涉及清末新政内容的著述为数亦不少。
大批新成果的出现,扩大了清末新政研究的规模和范围,也使清末新政研究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许多传统观点和定论受到质疑和挑战,大量新观点纷涌而出。兹择要述之。
(一)关于清末新政的性质
长期以来,对清末新政的定性基本上是负面的,一言以蔽之曰:“反动运动”。这一观点目前仍不时可见,但近年也出现了更多的新认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否认清末新政的反动性质,转而给予较为正面和积极的评价。具体表述又各有不同,主要有四种意见: 1、认为清末新政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季云飞等持此论。①
2、认为清末新政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持这种观点的有蒋华志、王建科等人。②
3、认为清末新政是一场近代化或现代化性质的改革。如王守中认为“是清政府所领导的一次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全面改革运动”③。郭世佑和曹立前、郭大松等人也有类似看法。④虞和平则认为是中国近代化“正式启动阶段前夕的准备阶段”⑤。而萧功秦称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和阶段”⑥。近来,持此论者颇众。《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①②③④⑤虞和平:《试论中国近代化的概念涵义》,《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2期。
郭世佑:《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曹立前、郭大松:《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王守中:《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5期。
蒋华志:《清末新政新论》,《乐山师专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王建科:《再论清末新政》,《学海》1993年第6期。
季云飞:《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二)关于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
过去对清末新政历史作用的认识同样以“反动”概之。不过,近年人们开始注意到清末新政既有消极作用,更有积极作用。目前对清末新政积极作用的讨论相对多一些,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共同认识:
1、经济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
2、政治上,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实施;
3、思想文化上,造就了一个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为民主
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① 此外,王守中还认为在外交上也“挽回了已失的部分利权”②。张连起在其专著《清末新政史》一书中更是详细列举了清末新政在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所带来的十大变化和积极效果。总之,清末新政“带来了新世纪的某些胚胎”,“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化
进程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③ 至于清末新政的消极作用,张连起认为主要有如下表现:一是“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二是导致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三是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负担”;四是“某些经济政策……
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
④ (三)关于清末新政的历史地位
由于以往对清末新政持基本否定态度,因此,清末新政一直未被赋予正面和重要的历史地位。随着对清末新政性质和历史作用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述评①②③余丽芬:《清末新政评议》,《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刘平:《慈禧新政评议》,《学海》1993年第5期。
王守中前揭文。
参阅前引各论著。
的重新评估,人们开始为清末新政重新定位。如张连起认为清末新政“属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按历史顺序应该排在义和团运动之后,辛亥革命之前”①。
对清末新政的重新定位更多地是通过对清末新政与其前后其它历史运动和重大事件的关系进行比较和重新评估体现出来的。在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关系问题上,王守中认为清末新政“实际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但前者从“改革的决策领导、广度、深度
以及结果来看”,都比洋务运动“提高了、深入了、发展了”。②对于
清末新政与戊戌变法的关系,蒋华志认为清末新政“是戊戌变法的深入和发展”。季云飞、王守中等人也指出了二者在性质、特征及内容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之处,王守中还认为清末新政的成效“大大超过了”戊戌变法。③一些学者还将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三者同时比较,认为清末新政无论在实绩、规模、影响和水平等各方面都远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上。④在清末新政与义和团运动关系问题上,郭大松指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致使民族危难进一步加深”,“增强了实行新政的力量”,且“清除了实行社会变革的最大阻力”,从而“为清末新政的推行开辟了道路”。⑤廖一中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激发了晚清新政的产生。”⑥至于清末新政与辛《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①②③④⑤郭大松:《义和团运动与清末新政》,《人文杂志》1992年第2期。
郭世佑前揭文;陈向阳:《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社会科学研究》
1996年第1期;周力:《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暨南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周积明:《从洋务到辛亥:得失成败的再评估》,《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蒋志华前揭文;季云飞前揭文;王守中:《从甲午到清末中国两次改革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王守中前揭文。
张连起前揭文。
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述评
亥革命的关系问题,更是近年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详情将在下节论述。
(四)关于宪政改革
宪政改革历来是清末新政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近年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更趋热烈,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新成果、新观点。与以往不同的是,肯定的意见和正面评价占了压倒多数。
宪政改革从官制改革起步,学者们对此有赞有弹。徐军肯定其“一方面扩大和完善了国家的职能,缩短了在国家职能方面中国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为后来中央和地方机构的设置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依据”。而在“选官制度方面废除捐纳制度,尤其是废除科举制度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但又认为它“只属于方式、方法范畴的统治术改革,不是根本统治制度的改革。①沈振群从结构分析入手,通过对表层官称、中层机构设置及深层机构运转三个层面近代化状况的剖析,肯定官制改革“突破了绵延千年的封建政体臼窠,开创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政体的先河”。②袁亚忠则认为它“加速了社会总危机的全面爆发”,“实为清末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最终亦付之东流。③
1908年,清廷颁布《九年筹备清单》和《钦定宪法大纲》,计划用九年时间完成正式立宪的准备工作。这两个文献近年引起了人们较多关注,但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褒贬分明。韦庆远、高放、刘文源等人批评《九年筹备清单》“是一个以欺骗为目的,从上而下强加给中国人民,缺乏任何真正的社会基础的扰民闹剧”,并总结了它的五个特点:一是“凑篇幅”;二是“拖延时间”;三是“绕开难题,
徐军:《试论清末官制改革》,《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①
②沈振群:《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刍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
避重就轻”;四是“残缺不全”;五是“本末倒置,法理不通”。①不过
多数人持基本肯定态度。侯宜杰认为该清单实际上“就是筹备立宪的总体规划方案”,“使预备立宪进入到一个实质性阶段”,也“使政府的筹备工作摆脱了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盲目性,变得心中有数,各级官员有了措手之处”。同时也指出其诸多不足,如一些因素没有考虑,“有些不分轻重缓急”,“有的缺乏可行性”等。②多位学者讨论了立宪进程速缓问题。董方奎指出:“实事求是地分析九年预备期的内容及实施方案,就会清楚地看到,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不仅不是骗局,而且是一个并非缓进的方案”,“还有许多过激之处”。
“九年之期不仅不长,而且过促”。③季云飞从国情角度、曹晓君和
余林南从国际比较角度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④ 对于《钦定宪法大纲》,韦庆远等人持传统否定态度,但予以肯定的人越来越多。侯宜杰认为它已“不是纯粹的封建主义性质,而是已经具备了以宪法和法律限制君权的君主立宪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初步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是立法权属于议会和君主的二元制君主立宪的宪法大纲”⑤。王建科、曹晓君和余林南及张连起等人均有类似看法。
有关资政院、谘议局的评价也出现了与传统迥异的观点。侯宜杰指出资政院虽“不是正式的议会”,存在许多可“非议之处”,如没《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①②③④季云飞前揭文;曹晓君、余林南:《也谈清末的所谓“假立宪”》,《齐齐哈尔师院学报》
(哲社版)1995年第3期。
董方奎:《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211—212页。韦庆远等:《清末宪政史》,第261—270页。
有“完全的立法权限”。但它“拥有议决国家财政预算、决算、税法和公债的职权”,“拥有议决宪法以外各种新定法典及其嗣后修改的职权”,“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立法权限不太完全的立法机关,其结构成份、内部组织、纪律处分等等,均与立宪国家的议会雷同。其会议程序、议事规则、表决方法及两届会议的实际表现,都证实它的独立性和民主性,说明绝不是封建专制机关”;“决不是政府控制下的咨询或御用捧场机构”。而谘议局已“具备了本省的立法权和监督行政、财政权,职责权限与立宪国家的地方议会类似,体现了它是一个初级形态的地方议会”。①罗华庆认为“民选”议员始终扮演了资政院的主角,在院里起了“关键作用”;而“钦选”议员并未能真正左右资政院。资政院整体性倾向“突出表现为力争宪政法权”,并开始酝酿“议会政党”,大多数议员由议政而“问政”、“监政”,说明
资政院已“初步具备”“在法理上所属的宪政性质”。②韦庆远等人
也肯定“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这样多多少少反映一点民意的法定机构还是亘古以来的首创”;“对于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客观上多
少起了一点促进作用”。
③ 对责任内阁的评价也产生了一些新认识。董方奎倾向于肯定的态度,理由是“由在野党组织内阁的条件还不成熟”,而“内阁中的7名皇族,都是支持立宪的”。对于奕内阁,“应以其是否赞成君主立宪为准,而不应以是否皇族为准”,故“反对者仍是从狭隘的反满出发,其持论是不可取的”。“皇族内阁”“作为权宜之计,作为过渡内阁”,“又何尝不可为”。④侯宜杰认为“若单纯就人事而言,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述评①②③韦庆远等前揭书,第456页。
罗华庆:《略论清末资政院议员》,《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
侯宜杰:《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这个内阁是违背立宪原则的”,“若从制度本身而论,较之军机旧制则有很大进步”。①
在清末地方自治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陆建洪持基本否定态度,认为它是“在各种压力之下被迫进行”的,名自治而实官治,充满反动性和腐朽性及缓慢性、不平衡性、不可行性等特征。②马小泉则肯定其“作为近代地方政治革新的先导,构成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阶梯”,但又带有“浓厚的官办色彩”。③
围绕立宪问题,不仅朝野之间斗争激烈,朝廷内部也纷争不断,畛域分明。王开玺根据清廷内部对君宪制的不同态度划分出速行、缓行和反对三个派别。④董丛林认为这只是思想分野,而“非组织分野”。⑤雷俊把急进和缓进两派统称为“官僚立宪派”,并把一向被视为保守和反对立宪的慈禧、瞿鸿、铁良等人也归入其
中。⑥一些学者还具体分析了清末政争的焦点丁未政潮及其影响。程为坤、雷俊都认为袁瞿党争实质是官僚立宪派或改革派内部缓、
急两派的权力之争。⑦张践指出,政潮“使满汉矛盾全面加深”,“是
预备立宪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⑧郭卫东则分析了康梁立宪派卷《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程为坤:《袁瞿党争及其对清末宪政改革的影响》,《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雷俊前揭文。
雷俊:《官僚立宪派与清末政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董丛林:《清末筹备立宪期间统治集团内部的思想分化》,《河北学刊》1990年第3期。
王开玺:《清统治集团的君主立宪论与晚清政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年第5期。
马小泉:《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论纲》,《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马小泉:《晚清政府对地方自治的操纵与控制》,《历史档案》1995年第4期。
陆建洪:《清末地方自治剖析》,《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6期。
侯宜杰前揭文。
入政潮的过程、目的及后果,认为“失大于得”。①
宪政改革从总体上究竟作何评价?改革前贬之为“伪宪政”、“假立宪”;改革之初有贬有褒;近年明显以褒为主。董方奎指出,以“骗局”说、“行不通”论断定“`只有民主共和国’才是中国历史的`选择’,这个结论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用政治学观点去考察清末社会特点、政体与国情的关系,具体分析预备立宪的内容及进程,就不难发现,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其民主进程起步的最佳方案,并不是英式虚君制或美式共和制,仍以二元君主立宪制较为适宜。”②曹晓君、余林南也认为这一体制“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尽管清政府确有欺骗人民、消弥革命的主观意图,但
以“假立宪”蔽之未免失之偏颇。③黄达诚、侯宜杰、李育民等人视
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国民主化或政治制度近代化的起点或开端。④至于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侯宜杰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清廷“缺乏主动性和紧迫感,刚愎自用,拒绝接受意见,措施保守而迂缓”;二是“缺乏将改革事业进行到底的坚强领导核心”;三是“政府腐败
透顶”。⑤杨小川则认为,“皇权弱化注定了宪政的短期而亡”,“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宪政失败的根源”。⑥
宪政改革是在立宪派领导的立宪运动的直接而强有力地推动下产生和发展的。近年有关立宪运动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新成果,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述评①②③④⑤侯宜杰:《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
黄达诚:《国情与民主进程——兼论清末“预备立宪”与中国民主进程的起步》,《广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侯宜杰前揭文;李育民:《试论清末的宪政改革》,《求索》1992年第4期。
曹晓君、余林南前揭文。
董方奎前揭文。
郭卫东:《丁未政潮中康梁派活动考略》,《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此外,新政教育改革、法制改革研究也产生了不少新成果并愈益获得较为正面的肯定和积极评价;新政军事和传媒研究亦有一些新进展。篇幅所限,恕不在此一一历述。
二、新热点、新趋势
伴随清末新政研究新成果、新观点的纷涌迭出,近年也涌现出一批新热点或新领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一)新热点
近年出现的清末新政研究新热点主要有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清末新政经济改革、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等几个方面。
1、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问题是近年学术界讨论最为热烈、争论也最激烈的话题之一,其影响已超出史学领域。歧见和争论主要围绕如何看待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这一问题展开,而这一争论的产生又源自对辛亥革命的批评。90年代初,有人提出辛亥革命有无必要的问题,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它“扫荡已有的社会积累”,“打倒了皇帝,又没有创造出`新权威’”,“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①从而否定了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也隐含着对辛亥革命中断清末新政的责难。1994年,李泽厚公开提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认为“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
①转引自陈小雅《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东方》1995年第
军阀混战。”结果造成了“不断革命”的局面,而“`革命’在中国并不
一定是好事”。①这样就正式拉开了关于辛亥革命评价问题论战的
序幕。继而有学者更直接、明确地论述了辛亥革命对清末新政的负面影响。如有人认为:“如果不是武昌起义爆发,新政将按计划进行,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人认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新政早就有一个肯定的客观的说法了。”② 上述观点一反传统定论,对辛亥革命和清末新政重论褒贬,在学术界激起轩然大波。辛亥革命究竟该不该发生,它终止清末新政是对抑或错,人们各持一见。马勇认为辛亥革命的崇高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和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不是不应该发生,而是因为志士的觉悟太早了些,人为的力量太大了些,如果按照革命党人所反对的天演的规律持续发展,次序推开”,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辛亥革命式的社会变动肯定在中国迟早要发生”,不过结局会“好得多”。③陈小雅认为辛亥革命的产生首先是“清政府的政策失误”特别是新政政策失误的结果;其次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宿疾与调节功能的丧失”所致;还与革命党“整合无策,制度建设`交白卷’”有关。指出“革命党的错误”不在于推翻了清政府,而“在急于一口吞下一个难于消化的`果实’”,“急于求成确是会把事情`搞糟’的”。并把李泽厚等人的观点视为“近年来思想界`保守主义’思潮的一个典型事例”。④他们不赞成简单否定辛亥革命,但也流露出“过早”、“过急”的检讨与遗憾。朱英也认为“清末新政的终止或曰失败,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因为辛亥革命推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述评①②③马勇:《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转引自谢俊美《“清末新政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综述》,《辛亥革命研究动态》
1995年第2期。
李泽厚:《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上),《东方》1994年第5期。
翻了清朝统治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到此为止,则未免失
之简单和片面”,还应分析其它各种主客观原因。
① 更有人针锋相对,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及其终止清末新政的合理性,否定清末新政。胡松认为,“清政府颁布`新政’和`立宪’,并不是为了使中国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完全是为了适应外国侵略者和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其举措“也不可能使中国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即使没有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台也是命中注定了的。”他指出:“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是辛亥革命”,恰恰是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倒是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
造了条件”。②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绮骅、龚书铎等。
③ 目前这场论战仍在继续进行。人们不仅关注论战内容,也关注论战的方式、气氛、趋向及影响。不论观点有多大差异,有一点应是共同的,这就是坚持客观公正、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2、清末新政经济改革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使借鉴早期经济改革经验成为必要,清末新政经济改革因而成为近年学术界关注的新热点。目前对新政经济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廷经济政策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两个方面。
(1)新政经济政策研究。 新政经济改革首先表现在清廷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与改变。周武、张雪蓉认为清末经济政策有其“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不应“一笔抹煞”,“但也不宜把它捧得太
高”。
④《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①②③参阅绮骅《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新观点”》,《当代思潮》1996年第3期;龚书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5期。胡松:《辛亥革命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吗》,《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5期。朱英:《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关于投资和开放政策。罗大正肯定清廷奖励华商投资实业的政策对于提高工商业资本家的社会地位、调动华商投资实业的积极性和人们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促进经济现代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①。多位学者探讨了自开商埠问题。张践指出:“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有本质区别”②;方小芬、曹均伟肯定自开商埠为利用外资“开创了更为开放的投资环境”。指出“从借外债来利用外资,到招洋股以举办合资企业,再到这时开商埠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工商业”,反映了清末利用外资政策和活动的不断深化和扩展。③郑义凤和张九洲也认为自开商埠的最大特点是“主权在我”,并促进了社会开放和经济发展。④
关于财政政策。梁义群指出新政财政政策如清除积弊、开辟财源、增加收入等均未奏效,最后只得借外债弥补财政赤字。财政问题的出现,客观上是由于“协定关税”的束缚,主观上则是督抚独揽地方财政、中央和地方财政划分不清及筹款引起人民反抗所致。这正是清末新政无法推行并致失败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⑤。张神根分析了清末划分国家财政、地方财政的过程和失败原因,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具有近代性质的财政改革”⑥。马陵合探讨了地方外债问题,指出清末“地方政府往往以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亏空和满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述评①②③④⑤梁义群:《清末“新政”与财政》,《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
郑义凤、张九洲:《论清末之“自开商埠”》,《天府新论》1996年第1期;郑义凤、张九洲:《论近代中国的“自开商埠”》,《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方小芬、曹均伟:《论清末新政期间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2期。
张践:《晚清自开商埠述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罗大正:《清末奖励实业政策剖析》,《齐鲁学刊》1993年第4期。
足私利”,使“地方外债已完全成为一种恶债”①。指明则评析了新政的通货膨胀政策及其严重后果,最后“致使新政陷入困境”②。 关于铁路政策。崔志海分析了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过程,认为它“非通常所说,愈来愈走向反动,而是在不断地吸收和借鉴西方经验,朝着专业化、合理化、制度化和自主性的方向迈进”。对于以什么方式兴办铁路,“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商办便是正确的,借款官办便是反动的”。在资金、人才匮乏的情况下,“借款官办政策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不失为加快中国铁路建设的一条捷径。关键是如何正确运用,使之既促进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又保障路权不
因借款而被列强操纵”。③马陵合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是清廷为
挽救统治危机“在经济政策演变上的一个逻辑发展。其外在动力则包括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以及立宪派的舆论推动”④。萧功秦则指出该政策“是在对过去商办铁路失败作出反思之后形成的,是合乎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经济逻辑的”⑤。
(2)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法制的建设,二是公司制度的初创。
朱英对清末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法规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充分肯定了它们“在中国法律史有着前驱先路的重要历史地位,对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工商业者的权利首次《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①②③④马陵合:《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
崔志海:《论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指明:《清末新政与通货膨胀》,《求索》1990年第1期。
马陵合:《论晚清地方外债的阶段性特点》,《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
人”地位,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还“使传统的官商关系较前有所改变”;也“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指出其明显局限,如“法规种类不够全面,内容也不够详尽”,缺乏配
套规定以及“某些法规缺乏连贯性”等。
① 李玉、熊秋良对清末公司制度的创立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他们肯定了清廷制订的《公司律》的积极意义:一是开中国公司立法之先河,第一次确立了公司的合法地位,为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二是确立了商办企业的法律地位,使民族工商业者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三是约束了各级官员的行为,改善了官商关系;四是促进了清末中国公司经济的发展。②同时也检讨了清末公司制度的局限,如公司法规本身概念模糊,理论上有许多不足;经济指导作用不强;未能充分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封建政府对公司经济的干预、专利制度及庇护洋商等都制约了公司经济的发展;而国人的“官利”意识、家族意识等对公司制度也有消极作用。③ 3.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
近年学术界展开了有关中国现代化史的研究,清末新政与之关系问题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不过,对于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和成效,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却不尽一致。
孙代尧、王文章认为由于清统治者“动机极其狭隘,内部纷争”,也“由于满清朝廷失去了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所应必备的权威,因此,清末`新政’最后也未有任何功效,并且反而成了清朝崩①②③熊秋良、李玉:《清末公司制度检讨》,《求索》1995年第4期;李玉:《制约清末公司李玉、熊秋良:《论清末的公司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朱英:《论清末的经济法规》,《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人”地位,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还“使传统的官商关系较前有所改变”;也“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指出其明显局限,如“法规种类不够全面,内容也不够详尽”,缺乏配
套规定以及“某些法规缺乏连贯性”等。
① 李玉、熊秋良对清末公司制度的创立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他们肯定了清廷制订的《公司律》的积极意义:一是开中国公司立法之先河,第一次确立了公司的合法地位,为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二是确立了商办企业的法律地位,使民族工商业者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三是约束了各级官员的行为,改善了官商关系;四是促进了清末中国公司经济的发展。②同时也检讨了清末公司制度的局限,如公司法规本身概念模糊,理论上有许多不足;经济指导作用不强;未能充分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封建政府对公司经济的干预、专利制度及庇护洋商等都制约了公司经济的发展;而国人的“官利”意识、家族意识等对公司制度也有消极作用。③ 3.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
近年学术界展开了有关中国现代化史的研究,清末新政与之关系问题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不过,对于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和成效,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却不尽一致。
孙代尧、王文章认为由于清统治者“动机极其狭隘,内部纷争”,也“由于满清朝廷失去了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所应必备的权威,因此,清末`新政’最后也未有任何功效,并且反而成了清朝崩①②③熊秋良、李玉:《清末公司制度检讨》,《求索》1995年第4期;李玉:《制约清末公司李玉、熊秋良:《论清末的公司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朱英:《论清末的经济法规》,《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评述清末改革 摘要：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加重。这一时期的中国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先后进行了多次变革，这些改革历经了洋务运动、戊戍维新、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四个阶段。改革的目的虽然只是挽救清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改革是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迈进的。受形势所迫，政府高层不得不发动改革。此后，改革便成为时代潮流，不可遏阻，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入。改革没有达到它的最初与直接目的，但改革的启示、经验教训对现实中国的改革依然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引语：清朝末年，内外交困的危局唤起王朝统治者的自救意识，从而上演了一场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四步曲构成的改革运动。这三场改革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迈出了面向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仍有重大借鉴意义。 关键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经验教训 一、起步——洋务运动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是惊醒了魏源等少数中下层政府官员，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圆明园的那把大火则彻底震惊了整个清王朝。而洋务运动就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经过两次战争，中国出现了一批较为开明的统治阶级官员，他们较为关心国家命运，探究失败原因，认为外国只是船坚炮利，若学习了西方造船与制造武器技术，中国便不会失败。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大偏差，但是他们迈出了走出封建的第一步，睁眼看世界由他们开始，限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思想并没有付诸行动。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等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接受部分开明思想，他们认为“办洋务，师夷长技，造炮舰，可以剿发捻，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在清政府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首肯下，洋务派成员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他们的指导思想后来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虽然兴办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这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洋务运动的改革范围包括科技、军事、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1.兴办近代企业，他们从自身目的出发，首先兴办军事工业。包括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大的工业项目，对现在仍有很大影
[收稿日期]2005-12-23 [作者简介]杨冬磊(198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旧权威的衰亡 ———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 杨冬磊 (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上海 20037) [摘 要]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 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 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时 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 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 物。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 [关键词]新政;旧权威;整顿吏治;新军;科举制;振兴实业;改革瓶颈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96(2006)01-0070-02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与八国联军战争,以慈禧为首的 清朝皇室逃亡西安,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 机。政治危机带来的《辛丑条约》被迫支付的4.5亿元巨额赔 款,以及之后在军事上、外交上主权的丧失殆尽,最终使清廷翻 然醒悟,开始了一场旨在自救的革新运动———即清末新政改 革。此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 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挽救因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带来的旧传统权 威的不断丧失,从而达到统治地位的转危为安。然而民族危机 下传统社会中改革的瓶颈效应(改革之目的乃为旧权威创造新 的通知合法性。其实现同时需要一定旧权威的存在支持,然而 改革的进行却又在不断的消减这样的合法性支持),最终未能 使没落的清王朝达到其改革的初衷,改革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而清政府却没有能力与决心妥善处之。最终,改革反而加速了 传统权威的衰亡。一、业已存在的信任危机戊戌年间,因甲午战败而导致的光绪皇帝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人人皆庆幸“吾国终可富强矣”。这体现在 清末曾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所提到的那样:“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1](P360)然而,不幸的是此次变法运动终因领导者———无实权的皇帝采用的过激行为而促成的反对派最大的联合,瞬间将变法扼杀于摇篮。然而,令人啼笑的是,时隔6年之后,这些曾经凶残镇压旨“变法图强” 改革的罪魁祸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又一次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其动机和效果自然遭到了国人的怀疑,使国人产生了一种“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做秀感。加之改革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腐化堕落本性在民众内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决定“新政”改革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这对于旧权威改革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无疑是“原罪”性的。“假维新”、“伪变法”之说层出不穷。就连曾是清廷卫道士的梁启超也曾以此等词句相讥。改革者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权威影响已大不如前。二、整顿吏治收效甚微,财政危机引来统治阶层腐败的变本加厉乾嘉以来,统治阶层的腐败业已成风,清末新政却未能在整顿腐败上有所作为,反而使贪官污吏者借以新政巧立名目,聚敛 钱财,情况之严重随着新政期间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所带来 的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更显巨之。众所周知,一项改革的成败除决策的正确与否之外,还要求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清末新政时期,经济困难却出现了某些恶性循环。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2](P306)由此可见,清廷要推行新政,必须投入必要的改革经费。然而,严重的财政危机却使此项经费无从来源。致使,清廷一面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敷衍了事,一面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榨取名目之多,手段之苛为民之怨声载道。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性的榨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 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毒害,至于不可纪极。”[3](P309)其腐败之厉不言自明。这样,在民看来,政府已不再是为民之所愿,官吏也不再为民之父母了。改革者的权威遭到了削弱,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引发了质疑。三、效忠国家而非效忠王朝的新军“1840年以来外侮的不断屈辱局面亟需一支现代化的强大 武装力量来加以改变;同时,一个愈来愈感到由于人民的不信 任而产生的统治危机的政权也必定更多地依靠掌握在手中的武装力量。”[4](P224)因此,出于对外患与内乱的考量与应对,军事改革,特别是新军的编练顺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这支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看来算是极高的军队却未能 成为改革者用以维护旧权威的利器反而异化为促成其旧权威衰亡的催化剂。首先,新军的编练从筹饷到训练成军,皆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并且,所募之军均为“土著”———即招募之兵需在此省居住并有家,此一要求无疑增加了所编军队的地方独立性。加之中央对地方财权、军队控制有限,当王朝面临政治危机之时,新军的效忠与否更多地取决于王朝对于各省督抚的 政治威慑与控制(这在当时显然已是 “微不足道”的了),而非取决于旧权威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所产生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这 在当时,更是 “驱之即散”的)。其次,新军的官兵,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大部来源于国内新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或是被派遣出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这些军官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对于历史的发展潮流,特别是介于此种潮流之下的清王朝 的腐败、无能,看得更为清楚。由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激进反清者的极力拉拢与鼓动,在他们心中,对旧王朝权威的效忠已经转化为对“新国家”的憧憬。至此,旧权威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捍卫者和支持者,权威丧失已无可挽回。 四、科举制的废除———一项近似于“休克疗法”的改革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宣布“自丙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 科考试亦即停止。”[5](P5394)至此,在中国自隋唐以来,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止。首先,科举制的停废就现代化的意义上讲,无疑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不仅加剧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更从观念上转变了士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的无知顺从。而后者更是为民 众,特别是为原有社会精英的民主参政意识的提升提供了必不 第23卷 第1期 河 北 建 筑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社 科 版) Vol 123 No 112006年3月 Journal of H 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ocial S cience Edition ) Mar 12006
清末新政的原因 一、改革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清末政治制度改革的前期领导是慈禧太后，后期是摄政王载沣。纵观慈禧一生，思想并不守旧。不过她日常关注较多的是她个人的权势、地位。1898年在顽固大臣的挑唆和包围下，西太后一手扑灭了戊戌变法，然而两年之后，她又在西安亲自颁谕宣布变法，1905年则进一步接受臣僚的意见，同意实行宪政。慈禧对于变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给人以一种感觉，认为她同意改革“不过是对于国内不满的搪塞、贿赂和对于外国无力的软弱屈服，都是政府无能的表现”〔2〕。使人们对她发动改革的诚意表示怀疑。不过，由于她临朝听政数十年，掌握清朝大权，尽管有人对立宪不满和怀疑，但惮于她的专制淫威，对她的懿旨懿训还不敢违抗，在她去世前，各种新政尚能照常推行，朝政大局也尚能保持相对稳定。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使王朝失掉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加速了人们久已期待的内部崩溃的危险”〔3〕。继承皇位的是3岁的溥仪，由其父载沣监国。载沣主持朝政，使“朝廷当时失去了中心人物，令人发生一种空虚之感”〔4〕。“他没有时代所需要的魄力和才干”〔5〕。皇族内部围绕着权力，明争暗斗。光绪帝的皇后隆裕太后与载沣不谐。当时满洲贵族新派人物、两江总督端方是载沣的左右手，1904年11月隆裕太后借故解除了端方的职务，想以对端方的罢免“在政治上制服摄政王”。在朝政的处理上，载沣“施治寡术，用人无方”。他监国后，有见大权旁落，深感皇室的危险，拼命加强皇族集权。官制改革中，政要多用亲贵，竭力排斥和打击汉族官僚。他以戊戌年间袁世凯曾出卖其兄光绪，借口袁有“足疾”，解除袁的兵柄，将他逐回河南老家。湖广总督张之洞有见于此，“震惊无所措”，为求自保，自动交出所编新军，请改隶陆军部，于是，载沣任命铁良为兵部尚书，将兵权收归到自己手中。载沣的所作所为“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一切努力只是拼命抵挡或推迟国家的破产和政治革命”〔6〕。在第一届责任内阁中，新内阁以奕劻为首，皇族成员占了5名，且掌握军事、财政、外交等重要部门。载沣这样做，只是“形式上的加强，非但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且这种做法只能激起汉人的排满情绪”〔7〕，“越发加深种族的反感……并认识到当此内忧外患日深之时，为了保住国家，决不能把政权交给如此自私自利的满洲朝廷”〔8〕。从而使统治集团内部本来就已很深的矛盾更加激化。主持军机处和外务部、负责官制改革实际领导的庆亲王奕劻素以贪黩著称，与其子载振屡遭言官弹劾，奕劻怀疑言官受大学士瞿鸿禨指使，唆使学士恽毓鼎弹劾瞿，又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结果瞿被革职开缺回籍。领导集团内部如此，其他各部尚书之间也是势如水火，互相攻击。学部尚书张百熙与侍郎唐绍仪“因事互相揭参”，结果张遭到申饬，开缺归里，忧愤成疾去世。1907年云贵总督岑春煊入京任邮传部尚书，弹劾靠贿赂而当上侍郎的朱宝奎，为奕劻所不容，于是借口广东会党起事，调岑为两广总督，将岑逐出京师。岑行至沪上，托疾不行，拒绝赴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如此，而其他“在位诸臣，人各有心，或阳奉阴违，或始勤而终怠”。这就严重削弱了对政治改革的领导，加深了王朝统治的危机。 二、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使改革流于形式。
清末新政 主要内容 1、筹措军饷，训练新兵 2、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3、废除科举，育才兴学 4、改革官制，整顿吏治 清末新政的评价 1、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 2、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 3、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 深远影响 1、首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 2、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例如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提倡人格独立） 清末新政的消极作用 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 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 清末新政的积极作用 首先在经济上，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其次在政治上，清末政权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在军事上，清末中国军队发生了较大变化，提升战斗力。 第四，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清末新政，在这万面的变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其二，清末出现了办学热潮。其三，由于清朝政府的号令及地方官和个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现了留学的热潮。其四，政治思想界也有所变化。 第五，在阶级关系上，清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增长， 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2006/7 清末新政期间毁学风潮探析 晏婷婷 摘 要:清末新政期间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体系的创始之期,然而与此同时却出现了诸多捣毁新式学堂和攻击学堂师生的事件,甚至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毁学风潮。本文通过对新政期间各地毁学风潮发展的阶段、原因和各界的态度与各地采取的补救措施三个方面的分析,揭示出新式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以及新政举措的不同步性。 关键词:毁学风潮;原因;不同步性;挽救措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6)7-223-03 作 者: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基础课部;湖南,长沙,410004 20世纪初年,随着朝廷兴学谕令的颁布,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从中央到地方学务机构的不断完善之后,举办新式学堂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推行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式学堂的大量涌现有力推动了新式教育体系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各地捣毁学堂的事件却层出不穷,据作者接触的资料,整个新政期间的毁学事件即不下百起,特别是在1909-1911年更为严重,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大风潮,这对刚刚兴起的新式教育体系打击不小。长期以来,学术界侧重于民变的研究,而对于新政期间针对于新式学堂的毁学风潮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①,本文拟就清末新政期间的毁学风潮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毁学风潮的发生与发展 庚子国难之后,清廷朝野上下亟待改革的愿望日益明显。1901年1月29日,远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同年9月清廷宣布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要求各省、府、州、县分别设立大、中、小学堂。1902年张百熙就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后着手厘定学制,并于年底编成《钦定学堂章程》。此章程虽未实行,但却成为后来各届政府编制学制的蓝本。1904年编定的“癸卯学制”便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此学制明确规定了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在近几年内应完成的目标。1905年清廷宣布自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作为替代的新式学堂无疑是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的新目标。1906年前后,兴办新式学堂成为各地举办新政中的一大要政。 新式教育一开始便遭遇很大的阻力。除了因资金困难和师资短缺等原因外,整个新政期间各地爆发的毁学事件一直不断,并且呈现出不甚明了的阶段性。 新政早期的毁学事件多与仇外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多以西方为蓝本,这给饱受传统伦理观念影响的士绅阶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一些保守分子眼里这与媚外别无二致。庚子国难期间的仇外情绪并未因列强们的联合干涉而消失,相反的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以另外的方式再次表现出来。他们将对列强的仇恨转嫁到新式学堂之上。1905年,四川犍为县神拳教教民四处攻击教堂和教民。当他们进入县城打算捣毁教堂时,因官方事先已经严加防范未能如愿,于是便转而“指各场所办小学堂为洋学,肆意捣毁”,并将该学堂学董和师范生等人杀害。②1906年,河南永宁县在修理小学堂校舍之时,因为摊派捐款1000余两,被乡民们指为建造教堂而进城肆闹。③各项新政事业的举办无不需要巨额资金。中央政府为了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规定各省应予分摊的数额,新政款项只好由各地的官员们自行筹划。开办新式学堂为各地举办新政的重点,因此各地的学捐名目特多。不堪重负的民众便将对苛捐的不满转嫁到学堂之上。1906年4月8日,贵州都匀府因官府举办初等小学堂收取学捐过重,苗民们苦不堪言,于是进城捣毁习艺所、大堂、二堂等处。④1907年,陕西华州因举办路捐,乡民们在各地遍发传单并于12月30日进城,“先至中学堂,将门窗器具概行焚毁,并沿路打毁厘局卡门牌”⑤。到了宣统年间,各地毁学终于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风潮。其间以江苏、浙江、湖南、广东等地最为激烈。 1909年11月,四川威远县刘香廷、刘幅安父子借官府调查户口之机,召集乡民起来反抗。刘香廷自号为元帅,率众抢劫团、局、公所,拉开了宣统年间因调查户口事件而导致毁学风潮的序幕。1910年3月,江苏宜兴县各地在调查户口之时,规定向每人收取调查费20文,且因在调查之时详细记载了男女老少的姓名生庚等情况,引起了乡民们的疑虑。于是各地谣言四起,有谓调查户口系“取男女生辰为修筑铁路镇压黄河桥工之用”。再加上户口调查员多为学堂教员,于是触发了乡民们对学堂的积忿。3月8日,乡民们鸣锣聚众,将各个学堂捣毁后,又将主持学务的学董们的房屋一并捣毁。几天之内,宜兴县境内被毁的小学就达5所,几十家绅董的房屋也遭此厄运。⑥从3月到5月,江苏因调查户口而引起的民变就达十几起。8月21日,浙江长兴县在调查户口之时,巫婆神汉们散布谣言,谓“调查户口系卖与洋人作海塘打樁之用,若不从速收回,将于三十日(9月3日)解省,八月初二(9月5日)必将死尽”。再加上知县文海在调查须知中规定每调查一百户给调查员银元一元,于是乡民们对谣言更是深信不疑。在此之前乡民们本已对修建学堂征收各类苛捐杂税而深怀不满,加上谣言的耸动,于是掳去调查员,捣毁两等小学,次日又捣毁诚正小学堂和简易识字学塾。⑦9月,广东连州在调查户口时因遍钉门牌,乡民怀疑为学堂筹办人捐,聚众商议抵制的办 223 DOI牶牨牥牣牨牰牥牭牴牤j牣cn ki牣cn牬牫牠牨牥牥牳牤c牣牪牥牥牰牣牥牱牣牥牱牰
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综述 文章对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综述了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张之洞与百日维新；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有利于学界更好的了解研究的不足，推动对张之洞其人及思想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标签：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研究綜述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清末名臣，晚晴洋务派代表人物。近年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不断解放，对张之洞的研究突破了固定僵化的格局，研究的角度不断拓展，视野更加开阔，新的论点及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近三年来，关于张之洞研究的文章近百篇，另有5本专著出版。 一、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 关于张之洞其人综合性研究的主要有：胡克夫、陈旭霞、戴逸、吴剑杰等等，各有侧重。 胡克夫，陈旭霞的著作《晚清燕赵社会大变局以张之洞的改革观和文化观为考察主线》在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制度变迁，文化结构变迁，教育制度变迁，军事制度变迁，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变迁，思想领域变迁等这些方面为经，以燕赵近代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过程中的路径抉择与约束条件为纬，分析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及其实践，以此揭示引发近代燕赵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由裂变向质变的主因。[1] 在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戴逸《清代人物研究》的书中，从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张之洞的历史功绩，张之洞从官脉络清晰，基本按时段分，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2]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研究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研究张之洞其人的一个侧重点，许多学者如蔡红、石文玉等等进行了关于其中体西用思想实践的研究，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有期刊和学位论文等。近三年来，一些学者也尝试从一些侧面挖掘其更深刻的内涵。 学者谢放从学术与政治文化层面比较梁启超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异同，并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两者思想的分野和对立。[3] 张勇从《劝学篇》这个角度认为，其主旨思想“中体西用”起到了汇通中西、平衡新旧的作用。张之洞所建构的“兼采中西而又调和新旧”的文化结构，在近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演绎成一种文化实践，其重要价值在于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转型
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清朝最后十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时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满清皇室威严丧尽，颜面扫地。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走狗，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社会矛盾加剧。在统治内外交困之际，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宣布实行“新政”，企图力挽狂澜，延续统治。然而事与愿违，“新政”非但没有能够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反而半路夭折，连累清王朝本身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垮台。这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比洋务运动更能体现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决心与实效更具有社会转型色彩的“新政”会失败，而成为清朝灭亡的助推器呢？就我理解，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一、改革者魄力不足，“新政”具有欺骗性 亨廷顿认为，“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成功者必须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⑴细数世界史上改革成功的案例，德国有“铁血宰相”俾斯麦，俄罗斯有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日本有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等，而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人。主持这次改革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先看慈禧，虽不能说慈禧没有做过一点好事，但作为封建专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代表，她绝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她大半生都是在政治权力中度过，她关注的是如何维护自身权力，如何让清政府免于灭亡，至于救亡图存不过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她或许具有改革的意识，但是她并没有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的能力，而在国人心中，她只是个擅玩小聪明的权利狂，“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再看载沣，他比慈禧太后没有能力也没有手段还没有威望。他主持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驱逐袁世凯、重用亲贵、成立皇族内阁、拒绝立宪派的请愿及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等，均激化了社会矛盾，起到了反面作用。有这样的改革者，改革焉有不败之理？ 再者说，“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统治，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根基，因而被斥责为“假维新”“伪变法”，陈天华曾说﹕“见从前守旧惹的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人耳目”。⑵从1901年1月颁布了所谓变法诏，说要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但是回避了变法自强的关键——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几个月回国后，向慈禧太后力陈实行宪政以达到皇位永固，内乱可弥的母的，清廷才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预备立宪”上谕，宣称要“仿行宪政”，这才勉强与政治改革沾点边。但其根本原则仍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所谓“新政”做的不过是发展实业、充实武备以及办学堂、办警察、清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更何况新政还有讨洋人欢心之意，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签订和约的用意。买办官僚盛宣怀看到前引变法上谕后即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释前嫌。”他为清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这样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实质。 二、国内财政拮据，社会矛盾全面激化
由于帝国主义不断的对中国的入侵掠夺，以及各种不平等条约等签订，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从他们的自身利益出发，探索着如何能使中国拜托种种困境。他们先后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也是在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 在这些变革中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洋务运动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实例，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问题分裂为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要是以恭亲王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主张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的封建统治。 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就是兴办近代企业，他们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例如：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但是由于军事工业中资金奇缺，原料和燃料供给不足及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因此兴办了一些重点在采矿、冶炼、纺织、工矿、航运、铁路、电讯等方面的事业。例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由于受到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其次是建立了新式的海陆军，京师、上海、天津等地方的军队纷纷用上了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同时由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侵略，清政府筹办建设了海军，随之兴起了以北洋水师为主力的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的晚清海军部队。所有水师共有舰艇八九十艘。最后就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学堂主要分为翻译学堂、工艺学堂、军事学堂，先后派遣赴美留学生200多人。 洋务派兴办的一系列的事业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购买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加强海防空防；第二是为了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经济实力。所以奕欣提出“探源之本在于自强，自强之本在于练兵”。李鸿章认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他们的主张基本一致，就是认为俄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列强均可以通过外交方式进行和谈！而主要的心腹之害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的捻民组织的农民起义。 令人惋惜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甲午海战爆发了，洋务派经营了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对于洋务运动的失败我个人觉得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虽然已经具有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都几乎是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发展极大的受到了限制，同时在管理上大多是由政府的“专派大员”直接管理，他们在企业内部非常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的恶习。更重要的是这些官吏只知道之乎者也，根本不懂任何先进的技术，造成了生产力极低，商品质量难以保证！从制度上讲的话洋务派既想学习西方的先进工业生产方式，又想维持封建阶级的上层建筑，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就导致的他们最终的失败。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是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发展起来的。他们既要发展近代工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农民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却又不想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再次就是洋务派对西方国家的过于依赖，西方国家已经与中国签订了各种的不平等条约，他们不断的对中国进行掠夺、侵犯，他们要的是中国的资源，而非洋务派心里
简析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改良 ——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 摘要：20世纪初，清政府为国内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实施一些“新政”措施，其中包括修订与狱政管理有关的法律。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全国各地新式监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新式的狱政管理制度，使当时的狱政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中国新式监狱的转型。受传统监狱管理制度以及观念的影响，清末监狱改革仍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清末监狱改良京师模范监狱 北京市宣武区有两条著名的街道：半步桥和自新路，据说这两个地名来源于坐落于此的京师第一监狱。犯人戴着脚镣只能走半步，但是犯人在这里走向了自新。因狱中的五排监舍以中心岗楼为圆心散射开去，状似王八，故俗称“王八楼”。京师模范监狱兴建于1910年，起因是清末迫于国内国际形势，必须抛弃笞、杖、徒、流等刑罚，引入现代监狱管理体制。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市监狱。 一．京师模范监狱的缘起及建造过程 监狱作为执行刑罚的场所，是体现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监狱始终被看作是野蛮和黑暗的象征。鸦片战争以后，监狱改良思潮迅速兴起，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清末统治者为解决其政治困境，不得不打起“预备立宪’的旗号，为了响应这一旗号，光绪31年(1905年)诏令载泽、载鸿慈等五大臣分赴各国考查宪政。回国后，奏准将刑部为法部，设典狱司掌管全国狱政，并改“刑部监”为“管守所”。光绪34年(1908年) 在京师法律学堂内增设监狱专修科，请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担任教授。并协助草拟监狱法律。 当时很多大臣都极力主张设立新式监狱，法律修订大臣沈家本就是其中之一。清政府也认识到了建立新式监狱的必要性，在清政府的催促之下，不仅在京筹建新监狱，还通令各省一律筹建新式监狱，新式模范监狱的建设工作在各省陆续展开。京师模范监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并成为当时新式监狱中的模范。 监狱的选址是法部在奏请获准后，清政府实拨地120亩，作新监狱建设用地。这里原是前清八旗(满蒙汉军)校场旧址。监狱的规划设计由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博士负责，设备
清末新政的成败 2011-10-03 第09版：中外历史 作者：高放来源：学习时报字数：6181 清廷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1898年镇压了维新派的戊戌变法之后，很快引发了 1900年义和团的暴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在国难加深的险境下，慈禧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大清王朝的世代威权，不得不从 1901年重新开启变法，推行新政。以往史学界对新政多加否定，甚至认为“新政实际上是一种苛政”。这有失偏颇。我认为清末新政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政府在新世纪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清末新政历经10年多，大体上可分为前5年与后5年两个时期，在经济、政治、军事、文教、法制方面的成就后期比之前期更为显著。但是新政终归失败。其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非常值得重新总结。 经济方面，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较快。1902年 2月的上谕强调提出：“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同时又指明：“振兴农工商业，以保利权。”（《光绪朝东华录》总节 4830页）可见振兴农工商业，旨在保护国家利益主权以抵御外国资本入侵，这个宗旨是明确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尤其是义和团的内乱和八国联军的外祸给农业造成很大破坏，所以新政从恢复农业起步。主要措施是激励开荒屯田，扩大耕地面积，改进农业技术，大力兴修水利。由官方兴办农事试验场，是破天
荒的新举措。1902年首先在保定办一所农事试验场，1906年进而在福州、北京、济南、盛京（沈阳）等地增设开办，引进日、美等国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和新农具（如洋犁、畜力机器、割麦器、玉米自束器）等。现代化工业也开始由官方倡导。1901年开始由北京进而在多省设立工艺局或劝工局，用招股办法开办股份制企业。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并举。我国的民族工矿企业到1901年仅有156家，到1911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就达到700多家，资本总额拥有1.3亿元，产业工人增加到60万人。20世纪的头10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高峰。新政期间铁路发展尤其迅速，到1911年约达9000公里，比1895年约增长20倍。其中京张铁路在詹天佑总工程师领导下从1905年开工到1909年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完全自立自建，又有“詹天佑挂钩”的创新，震惊中外。电报、电话业务开始独立自立发展。1905年北京建立的京师华商电气公司，发电设备为150千瓦。这是我国自办的第一个发电厂，标志着我国迎接世界电气化新时代的开端。电气化开始起步。1905年天津首建电产品工厂（制造电震子、起电盘、电铃、电池等），1906年天津出现有轨电车，1907年上海设官办市内电话局。工商业和金融业随即获得新发展。清廷于 1903年设商部，鼓励各地兴办商业公司、轮船公司，保护私营商业权益。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第一次有明显迅速增长，1907年比1900年几近翻一番。部分商品如耐火材料、棉纺织品、面粉等开始投进国际市场。1903年开设铸造银钱总厂，发
陵川一中2013届高三9月月考历史试题 第Ⅰ卷（选择题，共50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5小题，每小题2分，共50分。 1.“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权’归于吏部” A.加强了政府对官吏的监察权的控制 B.完全剥夺了地方举荐人才的权力 C.有助于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D.使政权的贵族政治色彩更加浓厚 2.“阁臣之预务（参预机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管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 奏事，亦不得相关白（陈述）。”这说明，此时的内阁 A.成为下辖六部的重要中枢机构 B.成为法定的中央一级行政机构 C.由皇帝的亲属组成且把握决策大权 D.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是权力机构 3. 亚当·斯密曾指出：“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特别在雅典，普通的法院都是由许多无秩序的人民团体组成的。 他们所做的判决，几乎常是胡乱的，常是决定于一时的宗派意见或党派精神的。”其意在说明 A.古代雅典民主是典型的人民民主B泛滥的直接民主将背离社会正义 C雅典民众有较充分的言论自由权D古代雅典法院的判决具有随意性. 4.《十二铜表法》第九表条款之一：“不得为任何个人利益，制定特别的法律。”从当时背景看，该条款之规定 A.有利于稳固城邦的统治 B.缓和了帝国的内部矛盾 C.体现出对个人权益的漠视 C.有助于保护平民的利益 5.《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中指出，“在专制时期，国王是权力的重心；专制制度消灭后，上院成为权力重心；19世纪开始，重心明显向下院转移……”19世纪开始，权力重心的“转移” A.标志着责任内阁制的形成 B.反映了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 C.说明国王退出了政治舞台 D.体现出英国议会内部的分裂 6.下图摘自某同学的课堂笔记内容（部分）。可见，该国政府成立遵循的原则是 这个国家 1.她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 2.体现这样的顺序 建国理想与精神宪法政府和总统 A.打谈结合 B.分权制衡C以法立国 D.联邦制 7.如果把俾斯麦称作“白色革命家”，“革命”表现为历史进步性，“白色”则说明了历史保守性。当时，德意志民 主政治明显具有“白色”特征的是 A.确立了君主立宪体 B.帝国议会由选举产生 C.皇帝有权召集和集散议会 D.各邦拥有一些自治权 8.有学者分析，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水猛兽。洛克、伏尔泰、孟德 斯鸠、康德这些先哲们，对民主最大的恐惧是所谓“多数暴政”。而19世纪中期，“到处都在促进民主”。这位学者认为民主制度形成的动力是 A．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B．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 C．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D．欧洲君主制普遍瓦解9.俾斯麦从19世纪50年代末以来就在考虑一种特殊的德意志型的制度，既能保持普鲁士王朝和容克阶级的政治统治优势，又能在经济方面照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使两个阶级利益互相融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基础。这种设想在1871年帝国宪法中加以定型，最终促成了德意志新体制的形成。上述材料表明 A．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可以相互补充 B．统一使德国资产阶级利益全面保障 C．统一后德国制度更具有专制色彩 D．德意志开创了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 10.阅读下列两幅图片。导致图一到图二贸易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 图一黑奴贸易路线图图二19世纪晚期英国海外贸易示意图 A．政治文明程度B．经济发展水平C．物质利益驱动D．交通工具革新 11.《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并未在国内予以公布颁行，当时连清朝办理“夷务”的官员都“未见其文”，社 会各界对条约具体内容更是缺乏了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帝颁发上谕，准允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印刷成册，颁发各省。这说明 A．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社会影响有限 B．闭关锁国体制对不平等条约有抵制作用 C．清政府对条约体制从不接受到逐渐认同 D．列强的侵略促进了清政府政治公正透明 12．以下是“清政府学部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学堂课程及课时统计表”，从中获取的正确信息是 A．教育出现近代化趋势B．殖民地教育特征明显 C．传统教育仍占主导地位D．近代教育已取代传统教育 13.“如批准条约，不仅台湾人民反抗闹事，各省军民也‘必致痛哭深怨，断不甘心。……”结果会弄得“战争无 能布置而海防又立穷，中国将来必无可办之洋务”。此处所指“条约” A.使台湾全岛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 B.规定在北京设立的使馆区成为列强侵华的大本营 C.中国人民开始肩负起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双重任务 D.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 14.陈独秀指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据此，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政权组织形式，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是一党专政还是轮流坐庄？是虚君共和还是开明专制？等等，都经过实践的检验。
课时作业 1.(2019·百校冲刺)[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东汉自和帝开始，继位的皇帝大多年幼，且不长寿，并多次出现皇帝无嗣的情况。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形势是，上层外戚、宦官专权，兄弟子侄、姻亲故旧罗列朝廷、布列州郡。秦汉时期是回避制度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在官员的任官过程中实际执行了一些回避。东汉桓帝时，政府对官员的任官回避制度有了第一次的明文规定，即“三互法”，规定：州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守国相、郡丞、长史不用本郡国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人，且严格意义上也不用本郡国人；地方长官自行辟用之属吏原则上用本籍人，也可用外籍之人。如果分居不同的州郡的两家结为姻亲，那么两家人任官之时要回避对方之籍。如果甲州人在乙州任刺史，那么乙州人就不能在甲州任刺史。郡县亦然。 ——摘编自籍晓蕊《东汉“三互法” 及“幽、冀尤甚”探析》 (1)根据材料，概括东汉“三互法”实施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东汉的“三互法”。 答案(1)背景：东汉中后期，社会政治日益黑暗；外戚、宦官专权；朋党之风盛行；皇权旁落。 内容：地方长官回避本籍，而属吏原则上用本籍；任官时两州(郡)婚姻之家回避对方的籍贯；两州(郡)官员的籍贯回避。 (2)简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东汉中后期政治正常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地方官员在本籍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是，“三互法”的实行并没有能够完全遏制割据势力的形成，也并不能挽救日益衰落的东汉王朝。 解析第(1)问，第一小问，结合所学可知，东汉中后期，社会政治日益黑暗；根据材料“上层外戚、宦官专权”可知外戚、宦官专权，皇权旁落；根据材料“兄弟子侄、姻亲故旧罗列朝廷、布列州郡”可知朋党之风盛行。第二小问，根据材料“州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守国相、郡丞、长史不用本郡国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人，且严格意义上也不用本郡国人；……属吏原则上用本籍人”可知地方长官回避本籍，而属吏原则上用本籍；根据材料“如果分居不同的州郡的两家
如何评价“清末新政”，在史学界尚有明显的分歧。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的后果、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略抒管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清末新政的后果。历时10年的清末新政，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笔者认为，正确估量新政的后果，是确认它的历史地位的关键。 清末新政的推行，其消极作用是明显的。 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对此已有多论，此不赘述。 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