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政治演变概述:
说西方民主政治,得从古典民主政治说起一,苏格拉底 苏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大弊端是外行治国, 他反对抽签选举官员,认为此法愚不可及：“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方式去雇用一位舵手和建筑师”。即使掌握在人民大众手里的权力也需要接受某种制约。苏的殉难直接证明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荒谬。
二，柏拉图
其《理想国》基本否定了民主制，但他反对的并非是自由平等原则本身，而是这些原则的滥用。它是吸收了君主制和民主制的“第三种形式”的混合国家制度。
三，亚里士多德
亚对其师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他克服了其师重君主轻民主的偏颇，强调民众的集体智慧。主张建立一种能使穷人和富人利益兼顾的共和政体。即中产阶级（重装步兵）掌权的政体。中产阶级不会像富人只会统治而不会服从，也不像穷人只会服从而不会统治。他说“人是政治的动物。”
四，波里比乌斯
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前200-前120）。其《通史》通过对罗马政制的分析，初步提出了国家权力中的分权和制衡原则。他说罗马政体是典范：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三大权力机构并存，它们有各自的职责范围。执政官是国家最高行政首脑、军队总司令；元老院掌国家财政、外交事务和审理重大案件；人民（大会）在名义上拥有国家最高主权，有权通过或否决所提交的议案、决定战争与和平、批准条约的签定、选举高级行政长官、对判重刑的公民上诉案件进行终审判决、审查高级行政长官的述职等。它们间是彼此协作和互相制约的关系。
五，罗马的西塞罗（前106-前43）
他是波氏的追随者，他坚决维护人民大众的参政权利，但反对把实际决策权交人民大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最高权力赋予人民，实际权力掌握在元老院手中。”平等的口号下，仍然是实际的不平等。他的思想有明显的“精英政治”的印记，他拥护的实际是贵族共和制。远没有摆脱与现代民主观念格格不入的个人“身份意识。”他认为“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
六，基督教的突破之功
现代民主政治的两大前提：个人和民族两个层面上的自由意识的觉醒。其中个人层面的更具基础意义。
个人意识觉醒，基督教有突破之功。这是因为：希伯来文明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它仰望苍天，渴望灵魂的救赎，以“他世”取向为特征；希腊文明则没有真正的宗教意识，它俯瞰大地，热衷于探索人生奥秘，带有深切的“此世”关怀。两希文明合流联姻引发的重要后果就是基督教的兴起。基督教从希腊那里学会了对理性的尊重，通过运用理性来理解上帝
可以增进对上帝的信仰。它还吸取了大量的思想要素，其中有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正因为其海纳百川的世界主义胸怀，兼顾贫富的共和主义倾向，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罗马帝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具有其它宗教的关爱——普天下皆兄弟，“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上帝虽然无所不能，但从不剥夺人们的自由，因为他要人们作他的孩子而不是奴仆。基督教又从希伯来文化中学到他世的取向，有了个人得救的宗教关怀，而希腊文化的此世取向缺乏对个人的真正关心和尊重，亦即缺乏个人自由意识。古希腊真正关心的，从来就是城邦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城邦的重要性远高于个人的重要性，个人的价值取向主要取决于他对城邦的贡献，每个个人都必须以城邦公民作为自己的第一身份（其实也是唯一的身份），都必须绝对服从城邦的利益，随时准备为城邦牺牲自己的一切。个人完全被政治化的情况下，是不会有真正的个人自由可言的。但基督教的成功传播使人们逐渐产生这样的一些疑虑：此世未必真实，他世未必虚幻；尘世也许只是瞬间，而彼岸才是永恒；城邦的安危固然重要，但个人身后灵魂的居所呢？如果信仰可使灵魂得救，那么又何必将此身仅与城邦捆在一起，当一辈子的“政治动物”？个人就这样多了一重基督教徒的身份，而不再只是“城邦公民”了。这说明希腊罗马原来的一元化（政治化）的社会生活走向二元化了，即呈现出此世关怀与他世关怀并存的局面。个人与政治间关系的松动，实际是个人自由意识开始萌生的标志：人们第一次朦胧意识到，一个人一辈子只为城邦这个集体活着未免太亏，个人多少还应该有一点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基督教破天荒的拓荒之功。
七，文艺复兴的贡献
基督教虽有突破之功，但他不是有意而为，有意而为的是漫长岁月的极力压制个性自由，直至文艺复兴，西欧才盼来了个性解放的第二个突破，由此开始了个人自由意识的真正觉醒。
文艺复兴对世界文明的最伟大贡献，是昭示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伦理观。它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个人自主自立的强调，二是对私人生活的尊重，三是对个人全面发展的追求。个人主义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为福社会，也能为害社会，关键是要有一个度，并应协调以一定程度的集体主义。但是，就当时西欧而言，个人主义的危害性显然还没有踪影，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却是个人主义的合法性（正当性）的问题，一旦解决，以往一直受到严重抑制的个人创造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才能开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进程。
由此看来，个人自由意识的觉醒和现代民主政治的确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
八，但丁——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萌发
在中世纪，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民族的认同中心——封建王权的权威总也树不起来。因罗马教会把西欧变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宗教统一体，所有教徒以罗马教会为首要效忠对象，各民族世俗统治者的权威只能是一个附属性的存在，它实际受罗马教廷的干涉和控制，在包括教职任命，王室婚姻等等上不能自主，加之封建割据普遍存在，领主根本不听中央号令。这使得西欧历史上缺乏君主专制主义的强劲传统。对现代民主政治有相当意义。但也阻碍民主政治的必要背景——统一民族国家的诞生，从而延缓社会转型的进程。尽管强大的王权将来注定要成为政治民主化的否定物，但为了政治民主化的最后成功，首先还须肯定它的正当性——也就是说，为了最终实现民族的自由，首先必须实现王权的自由：而认识到王权自由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实际上也是民族自由意识觉醒的开始。
导致民族觉醒的根本动因是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工商业的主要从业者，一般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内市场，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他们进行国际商业竞争的坚强后盾。为此，他们很自然地充当各国国王强化王权、实现国家统一的同盟者。
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但丁（1265--1321）他的名著《论君主制》的中心论点是：实现人的尘世幸福的前提是和平，但没有国家统一作保障和平是不可设想的，而要国家统一，权力就必须集中到君主手中。这样，他就从人的尘世幸福这一人文主义的理想出发，首先明确提出了国家必须统一，王权必须强化这个时代的重大命题。
九，马尔西略的的世俗政权独立论
继但丁之后，帕多瓦的马尔西略（约275--1342）就世俗政权对于教权的独立性问题做出了更系统的论证。他在《和平的保卫者》中说，教会认定教会是一种能够行使任何“强制性权力”的机构，是对教会性质的误读，是对基督教义的背叛。在他看来，教会不仅没有对任何人实施强制的权力，而且在财产上也受尘世统治者的支配。非但教权不能干预俗权，相反，教会的人事权也须由俗权定夺。他的理论对教权至上做出了毁灭性的批判。马尔西略还明确宣布了他的“人民主权”思想。他认为，国家权威含立法权和执行权两部分。立法权高于执行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威，执行权（政府）只是立法机关者的代理人和执行者。立法者就是全体公民。马尔西略的国家理论，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先导。
十，马
基雅维利（1469--1527）提出了一套功利主义的国家理论
一，他从“人性恶”的基点出发，说国家的目的就是限制人的贪欲，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二，一个国家选择那种政体，要依据国情，像意大利充满内忧外患，还是以君主制为好，应由铁腕人物的君主一统天下，建立秩序；三，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应兼有狮子和狐狸两种品性，无须有道德上的顾虑。这种世俗化的政治观已经是一种真正现代的政治观了。
十一，马丁.路德的政治观
他鼓吹“唯信称义”、俗权至上、“君权神授因而必须得到无条件的服从”的思想，从而在理论上为西欧绝对君主制铺平了道路——无怪乎有人感叹：“假如没有路德，就根本不会有路易十四。”
十二，加尔文教对路德教非主流成分的发展
他们宣称：如果统治者是暴君或压迫者，那他们就不是上帝任命的，因此我们在拒绝和反抗这样的统治者时，并不是在反抗上帝的意志。后来，加尔文教就演变成一种反对专制王权的革命意识形态，成为西欧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但加尔文教始终也没悟出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即现代国家必须是世俗化的国家，政治社会必须只为世俗政治的目的而存在。
十三，法国的让.博丹（1530——1596）的现代国家理论
历史需要更完善的主权国家观念。胡格诺战争长达36年，给法国造成巨大破坏。引起博丹等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和深思，他们认识到：为了民族国家利益、国家强盛，必须坚决淡化在国家问题上的宗教情感，以世俗王权为中心实现国家的统一。国君必须摆脱任何特定宗教信仰的义务，决不应为宗教事务进行战争。在西欧，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家权力世俗化的主张，由此也成为首次出现的真正的关于现代国家的理论。
博丹和马基雅维利都是用人的眼光而不是用神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克服了宗教改革派政治伦理特有的宗教意识。但马氏是以国家利益的角度，博氏是以法学的角度来看君主绝对权力的，故博氏学说更受资产阶级欢迎。
从15——18世纪这四百多年是西欧国家绝对君主制的成长期，欧洲的主权民族国家群在这时期形成。它意味着现代国际社会的诞生，现代民主政治创制试验进入了它的实质性阶段。
就现代民主政治而言民族与民族间的矛盾最具首要意义，因为绝对君主制的固有弊端就是通过这种矛盾最先暴露出来的，由此引发了限制和反对绝对王权的一些最初的改制思考和革命实践，而后来的各种现代民主政治的创制和试验只不过是这些思考和实践的逻辑发展。
十四，格老秀斯的《战争和平法》
17——18世纪是绝对王权国家间战争
最频繁的年代，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最惨烈，激发了有关自然法的一些创造性的思考。这种思考不仅产生了一套旨在限制国际战争破坏性的现代国际法体系，同时也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一块极重要的理论基石。
在格看来人类有普遍适用的伦理法则——理性和良知（这是斯多噶派的自然法理论），要约束国家间的战争暴行，除了以人类社会普遍有效的自然法为理论依据外，别无它途。他依据传统自然法，又吸收了神学自然法（尊重神圣法则、人类自爱自重法则、家庭法则、社会道德法则、承认自由平等法则等等）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从而实现了自然法理论的现代化，之后又强化了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他说，自然法是人类理性或本性的体现，是判断社会是非曲直的标准，是真正的理性的命令，此法万世不易。他将自然法则归纳为五点：第一，不得侵犯他人财产；第二，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应归还原主；第三，应当赔偿由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损失；第四，应当守信守约；第五，违法犯罪应当受惩。他还系统论述了宗教宽容思想，认为不存在任何把一种宗教信仰强加于人的正当理由。古代万民法的主体是个人，近代国际法的主体是有主权的国家，这一转折是以格为标志的。这一套现代自然法理论，成为现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它反映了人类，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渴望和平的愿望。
十五，英国革命的贡献
尼德兰革命对现代民主政治学的作用并不大，虽成立了共和国，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还是老式的“三级会议”，根本没想到去设计一套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制度。教会势力太强，且缺乏宽容意识。相比而言英国更成功，因为它第一次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了对绝对王权的民主化改造。英国革命的典型性首先表现在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共和——独裁——复辟——立宪；其次实现了对王权的限制，其中有国王不得和罗马天主教徒结婚，王位不得传给天主教徒，国王不得赦免任何有罪的人等等；其三，议会内部权力的分割和制衡；革命后的危险是议会专权——如果它不受任何限制而成为某种“绝对权力”，结果对于国家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是苏格拉底早就发现的一条真理。幸运的是英国在发展中形成了有两个重要的传统特质——两院制和两党制。传统是上院可以否决下院通过的法律，下院有征税计划的最终批准权，这种制度一直维持，暗含分权制衡的意味。而美国的两院没有贵贱分野的意思，只是对“无法完全信任的立法权力”实施某种分割的需要。总之，两院的分裂，也体现了对立法权力的一种分割、削势或
限制，这对于防止议会专权是有积极意义的。两党制是英国对现代民主政治创制事业的另一重大贡献。其虽发生在复辟时期，但仍与革命精神密切相关。两派对垒，发展为谁在议会下院中占多数谁就有权组阁执政的制度。英美政治文化两党制传统由此滥觞。两党制传统的基本特点是“和平竞争、轮渡坐庄。”其四，对个人的自由权利表示了相当程度的承认的尊重。1695年，英国永久性地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从法律上保障了言论出版自由，这个伟大的创举不仅有力地伸张了个人的自由权力，而且自然也会通过舆论监督的力量大幅度地促进议会政治的理性化。复辟期间，英国还通过“人身保护法”，规定在逮捕人之前应先公布其罪状，被捕者有权要求立刻依法审讯，上院曾力图阻挠这项立法，但下院不屈不挠，终于三读通过。
英国革命是伟大的，它创造的一套法律制度，实际上已初步搭好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大体框架。但这个框架的严重缺陷也明显的，那就是人民受财产资格的限制还没有获得参政权，英国革命建立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种贵族民主制，或者说是一种贵族共和制。
英国政治革命的同时，科学革命在英国也达到了高潮。其集大成者牛顿于1687年发表了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两大革命由此构成了一幅17世纪的“双元革命” 奇观，与18世纪的“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交相辉映。如果说18世纪的双元革命的综合效果是启动了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现代化，那么17世纪双元革命的综合效果是启动了启蒙运动。
十六，启蒙运动的业绩
牛顿以他对支配天地万物的寥寥数条规律的精美绝伦的概括，彰显了人的理性的伟大，暴露了宗教非理性主义的荒谬。人们也从对牛顿和自然规律的崇拜发展为一种探询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热情，也就是说科学革命是通过牛顿来影响启蒙运动的，牛顿可谓是启蒙运动学的第一位精神导师。
英国的启蒙运动的的第一位大师是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他第一次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平等观。也是自然法的一项原则。他认为宗教是无知和恐惧的产物，但宗教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君主的权力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但人们一旦将权力交给君主，就必须绝对服从。第二位大师是洛克。他认为公民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而政府的职责就是保卫这些权利，如果政府不能履行这些职责，人们就有权推翻它重订社会契约。洛克还提出了“多数原则”，认为多数人的同意即可被视为全体人民的同意，政府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管理国家
——正是这一看法，奠定了现代民主代议制的基础。洛克针对霍布斯的君主主权论，响亮地提出了他的“人民主权”的主张。洛克提出了著名的“主权有限论”，为了保障个人的各项自由权利主权要受到一些必要的限制，如何限制呢？首先，人民有革命权，即人民在政府不能保障其自由的时候可以推翻它，就是一种限制的方式。其次，对君主的主权进行分割，将它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三个部分，让三者互相牵制，以杜绝权力的滥用和专制现象的发生。这种三权分立的思想，后来经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主要是把对外权换作司法权），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又一块极其重要的基石。洛克的思想是他在“光荣革命”的酝酿时期表达出来的，具有为清教徒发动的英国革命辩护的性质。洛克为欧洲的立宪语言创造了前提条件，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
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主战场。其中三位斗士最引人注目，那就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启蒙运动直接促发和指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事件—--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正是这两个革命，把从英国革命正式开始的现代民主政治创制试验大幅度地推向了深广，并最终完成了现代民主政治基本形态的构筑。
启蒙运动从中华儒家文明那里找到了支持。在启蒙思想家中。出现了一股“中国热”。伏尔泰是个典型的中国迷，这位睥睨一切传统权威的批判家，对中国的传统权威孔子却非但不敢小觑，反而推崇至极。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朝夕膜拜，并以儒家思想为武器，抨击欧洲基督教的一神专制。在他的心目中，奉行儒家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国民的宗教信仰。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显然他看到了中国有一种欧洲现实中难得见到的宗教宽容。其它的思想家还歌颂中国的科举制，说中国一切官职均经考试获得，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这是因为中国思想里有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学，伏尔泰认为中国和斯多噶派的伦理学一样纯粹，一样严格，也一样合乎人情。孔子和西方贤哲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孔门弟子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启蒙家们了解到的不是真正的儒家文化，至少不是儒家的全部。事实上儒家文化在他们那里是在
很大程度上被不切实际地理想化了。也有孟德斯鸠和卢梭毫不客气地批判中华文明的专制、愚昧。
十七，美国早期民主化的成就
美国革命有特色，它的斗争对象不是封建性质的绝对王权，而是一个新兴的、已经具有了民主化的取向和发展趋势的资产阶级国家。从这个意义看，美国革命实际是现代民主政治创制运动内部的一场冲突。同时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次具有突破意义的提升或深化。美国革命本来就胚胎于英国民主政治体制本身所固有的一种非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缺陷引发的一个后果。七年战争后，英国向北美转嫁困难：开征新税和限制殖民地的外贸。进而引发了一场更高的现代民主政治创制试验。英国在痛失北美后，还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现代民主化改革方面遮蔽了作为首创者的母国的光荣。
美国民主大约源于三要素：一是英国特有的地方自治传统，二是富含民主精神的清教教义，三是新英格兰地区特殊的环境。北美人接受了比当时大部分欧洲人更熟悉的权利观念和真正自由的原则。人民主权说、地方自治已深深扎根于英国人的习惯中，来到北美南方的英国人素质比较差，大都出身于有劣迹的家庭，是一些脾气暴躁喜好闹事的流氓淘金者，后来也来了些讲道德的人，但他们仍属于英国下层阶级，再后来是引进了蓄奴制。而到北美北方落户的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讲道德守秩序的清教徒，不贵不贱不贫不富，是基本上平等的自由人，他们到新大陆，根本不是为了淘金发财，而是为了他们极为珍贵的、不惜为之牺牲一切的宗教理想。这种清教教义，既是宗教学说，也是一种政治理论。五月花号公约就是这些理想的生动写照。到了殖民地，他们有了高度的自治权，自己任命官员，缔结和约和宣战，自定公安条例，自己立法，人民参与公务，自由投票决定税额，为行政官员定责任，陪审团参加审判，个人自由，好像他们只臣服于上帝。那里有殖民地议会，也有上下两院，下院由直接选举产生，上院由总督及其助手组成，但没有什么贵族色彩，事实上，这种议会体制已经预示了后来美国议会民主的基本模式。
独立后的美国民主政治带有一种可贵的特色，那就是“原则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并重。所谓原则民主，是把民主当作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人类核心价值的体现而加以赞美的态度。而程序民主，是把民主当作治理的最好手段予以认同的态度。后者更多地关心如何实现人民大众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实际参与，富于务实的精神，美国的开国者们，以他们过人的才智把两者巧妙地联系起来并
双双落到了实处，在现代民主政治创制史上留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独立宣言》集中体现了对原则民主的认同，《联邦宪法》主要是一套“地域和体制的双向平衡机制”，亦即通过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分权以及联邦政府内部的分权，来实现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全面平衡，以防止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单独控制全国的政治生活。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分权，有效地防止了中央权力的专制化，也防止了地方割据。联邦政府内部的分权，道理还是波里比乌斯的那一套混合政治的理论，然而实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三个层次的分权制衡是由对立法权的再分割（即分为参众两院）。由于任何立法必须经过两院批准才能生效，故参院和众院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互有对于另一方的绝对否决权。美国把国会分为两院根源是英国的两院，也反映人民对民主（实际是直接民主）的不放心。但和英国不同的是，两院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已不再是贵族政治的体现（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必须劳动，以劳动为生，基本上没有寄生的贵族阶层），而只是“人民的一种双重代表制”；参院（上院）也不再有任何“贵族院”的色彩，而只是“人民的另一种代表方式”；之所以还必须实行两院制，纯粹是因为人们对于立法权“无法完全相信”的缘故。
在美国，民主的一个最具根本性的特征就是对于选举问题的极端重视，被人们认为是人民大众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必由之路，是程序民主。原则民主和程序民主并重是对于英法政治文化民主性精华的综合。学者们一般以“三大妥协”来概括费城制宪会议，这就是大州和小州就国会代表权的妥协，北方和南方就税收和代表权上如何计算奴隶人数的妥协，以及北方与南方就管理对外贸易和征税达成的妥协。其实其它妥协还有不少，至少应包括两院制和总统选举法等问题上的妥协。事实上，整个现代民主政治都是妥协的产物。因此也可以说，一个民族不善于妥协，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民主。
十八，法国革命民主的成就和教训
法国革命是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块划时代的里程碑，是全球性的政治民主化潮流开启的标志。法国的民主政治，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民主化事业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完全抛弃宗教外衣的人民主权说来自英国的洛克，但人民主权观念被确立、占主导，却是启蒙运动的功劳——而且主要是卢梭的功劳。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性很大程度上是和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激进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尽可能忠实地贯彻了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法国革命才走了一条与英美革命迥异的道路而成为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革命。但卢梭的因素是第二位的，法国并非一开始就是采用激进的，第一位的是来自封建阶级方面的阻力太强。这种阻力有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其直接后果是促成了革命的一步步激进化。由于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使卢梭的人民主权观念在法国革命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弘扬。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看：首先，1789年8月26日通过了《人权宣言》。它和美国独立宣言在精神上并无二致，美国的主旨是说明美国独立的理由，并不在于对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刻意的宣扬；而法国则主要阐明人所天然拥有的一切基本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法律保护和思想自由等等。《宣言》用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神圣的话来道出人民主权的绝对性，它是要以绝对的人民主权来取代绝对的君主主权。其次，卢梭极力提倡人民主权统一不可分割，人民整体的政治参与。第三，通过对“平等”价值的执着追求，革命彻底捣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为人民主权的充分实现开辟了广阔的通道。为了民主，甚至不惜牺牲部分自由权（财产权），如雅各宾派对财产的一系列干预；为了平等，以至后来连反民主的独裁者也不得不通过公民投票之类的程式攫取权力，似乎不披上民主的外衣就无法实现稳定的专制——这种以“全民批准的个人独裁”为特征的始作俑者是拿破仑。法国革命者追求平等的超常努力，还使法国大革命成为许多现代政治思潮的总源头。主要有欧陆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还包括了女权主义等等，它们以承认人民主权为共同特征，从不同侧面对现代民主运动产生积极的影响。
法国革命的教训
法国革命的主要贡献是解决了英美革命所没有解决的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适用性问题，从而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但不免引起了一些问题。其一，卢梭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是直接民主，这就自然有点模仿古典民主，古典民主的弊端——缺乏对民众权力的制约和个人自由意识。法国革命最终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代价之一，是使革命带有和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气质：议会专制、群众专政（雨果说，群众走进议会的景象是最令人惊奇的景象之一）。因它会压制辩论,影响议事。议会在群众集会和请愿压力下往往不得不随波逐流。代价之二，个人自由在法国革命时代受到严重压抑。在激进年代，公民美德实际是爱国，是大公无私，革命作为一种新的宗教枷锁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已无法区分，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公而忘私，一切都成为政治，简朴
劳动成了爱国主义的表现，贪图享受是缺乏公民责任心，不戴三色帽的人被认为有反革命倾向，甚至在政治上持不冷不热的逍遥态度也会招致可怕的猜忌，这种爱国主义终于成为个人自由的枷锁。法国革命的种种失误，从反面证实了英国的代议制原则和美国的分权制衡原则的价值。
综观英法美三国革命，我们可以对它们各自的特点做出这样的认定：英国革命突出了自由而忽略了平等，法国革命突出了平等而忽略了自由，而美国革命的经验，则显示了这两个价值中和、结合起来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