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
“湖广”一词，最早是指元代设立的“湖广行省”，相当于湘、鄂、桂及粤黔部分地区，元末明初，因连年战乱，湖广一带田园荒芜，人口减少，明朝政府将江西等省民众迁徙至湖广地区，允许其“插旗占地”，明末清初，历经战乱的四川荒凉凋敝，地旷人稀，清政府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就是广泛流传于巴蜀地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民谣的历史背景。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
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一）、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康熙
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二）、瘟疫、灾害接踵而至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从地
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移民入川的形式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麻城移民人数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
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前不久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向国家社科办提交的研究成
果《“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却表明，“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难道这些有名的历史移民真的是破坏四川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影响一：植被资源破坏严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影响二：华南虎等物种逐渐消失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影响三：旱灾发生频繁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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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与安岳姓氏源流 安岳县古称普州，位于四川东部，东邻重庆大足，南连内江，西接资阳，北靠 遂宁，西北距成都 166 公里，东南到重庆 174 公里，是成渝两市捷径中点，古为 巴蜀分治地。北周建德 4 年(575)置 县，因治所在铁峰山，“安居于山岳之上”，故名安岳。县域面积约 2700 平方公里，辖 70 个乡镇，人口 154 万，地形以丘陵为主，鱼龙乡、乾龙乡一带为县地理中心。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湖广填四川”这一史无前例浩荡的移民大潮中，当时“户不盈十，丁不满百”的四川安岳，在历代尤其是康熙 29 年 (1690)以后，就大量接收了来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福建、陕西、甘肃等省数 万移民来县定居。 根据安岳县志及热心网友提供的相关资料，我最近收集整理出了历代外省移民（当今许多安岳人的入川始祖）迁播安岳县姓氏源流及分布状况，希望对苦苦寻祖的你有所帮助。
氏族迁入时期迁出及定居地点 杨氏明、清年间由杨俸英于明洪武年间自湖北麻城孝感乡迁安岳永康乡；一支于清雍正年 间由江西 吉安迁安岳县永康乡。 清康熙年间湖南泸溪县一都阳始祖杨景聪后裔在康熙35 年至58 年间先后迁居安岳县各乡：康熙 58 年（ 1719）景聪公第 14 世孙杨宣泰由湖南泸溪县永兴场乡一都阳桐木冲迁安岳喜井 乡石庙寺（遗 址在三耳石罗家坡）下庙河沟 (今鱼龙乡高塘村九组 )；一支由杨启海迁喜井乡长徐沟（今协和乡）； 一支由杨启像迁喜井乡石庙沟（今鱼龙乡彭堰村龙桥坝）；一支由杨启银迁喜井乡半边 寺（今横庙 乡）；一支由杨秀益迁喜井乡石板场（今石板乡）；一支由杨秀兴迁永康乡毛店子场朝 阳洞（今朝 阳乡）；一支由杨秀聘迁喜井乡鱼龙嘴（今乾龙乡）；一支由杨荣韬迁喜井乡龙桥（今 兴隆镇）； 一支由杨再思后裔各房康熙年间自湖南湘西州迁安岳各场。 一支由杨承金、杨承裕、杨承著、杨承璋、杨承瑛于清朝康熙36 年（ 1697） 10 月自湖广靖洲府会同 县若水乡管洲村迁永康乡吴家凹（今千佛乡桥亭村）、刘家扁（今千佛乡桥亭村）、胥 家沟（今千 佛乡庙坡村 6 组）、杨家沟（今周礼镇马鬃岭）。 一支由杨登贵于康熙 36 年（ 1697）自湖广永州府东安县宣义中乡新塘石除岩迁安岳县永 康乡高石坎 （今驯龙镇）；一支由杨应学于康熙 54 年（ 1715）二月初十自湖广永州府东安县宣义中乡 新塘石除岩 迁安岳县同化乡九龙寺河边场（今九龙乡李家沟）。 龙氏清朝年间一支由龙习承于康熙 3 年（ 1664 ）迁安岳县折桂乡吞口房子（今龙台镇花沟）；一支由 龙玉升、龙当升于康熙丙午年（ 1666）自湖南零陵县开善乡隆庆里中旱冲沙田坝迁安岳县 长林乡菜 子沟（今石羊镇冷家坝），又于康熙 57 年（ 1871）再迁今思贤乡白石岩；一支由龙朝科于 康熙 36 年 （1697）自湖南新宁县太平村迁安岳县附廓乡天堂观（今通贤镇花台村），一支由龙 正实于康熙 35 年（ 1696）自湖南新化县大阳乡八都湖清坪迁安岳县附郭乡龙家沟、关田沟（今石鼓乡、八庙乡）； 一支由龙胜德于康熙 36 年（ 1697）自贵州石阡府杨焉口司铜仁坪乡后寨坡迁安岳县附廓 乡五显庙（ 今人和乡）；一支由龙有灼、龙有焕、龙有秀、龙有松、龙有文于康熙 36 年（ 1697），龙有纯于康
2008年5月 第5期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Journal of Changshu I nstitute of Technol ogy (Phil os ophy &Scocial Sciences )M ay .,2008 No .5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人口迁徙及其影响 张 敏,柯 立,孙上茜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210093) 摘 要:“湖广填四川”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跨越多个朝代。本文选取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事件,对其迁徙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并阐述其对迁入地的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湖广填四川;空间格局;影响;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94(2008)05-0080-03 收稿日期:2008-03-20 作者简介:张 敏(1976—),女,江苏盐城人,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 城市地理学和城市文化。 文化传播学派的先驱F 拉策尔认为:“一切的民族连同自然民族都有其历史性,有必要研究他们 的遭遇,这些遭遇大部分是迁徙的结果。民族及文化在迁徙时,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其相互影响程度,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每次大规模人口的迁移对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文化都会带来影响,在此,我们择选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进行论述。 一、“湖广填四川”中移民人口分布格局及成因 明末清初,持续数十年的战乱造成四川的人口 锐减,“数千里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丛,狐狸豺虎之所游”,“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无一存”。同时,瘟疫流行。至顺治18年,四川总人口只有“50万左右”。四川人口的锐减,不但造成了四川经济文化的萧条,限制并延缓了科技的发展,还降低了中央政府的赋税收入,四川的残破,不但危及西南,而且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不利后果。因此,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的措施。于是,由清政府倡导并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四川的活动拉开了序幕。此次移民籍贯复杂,由于移民中以湖广人口为多,所以称之为湖广填四川。“湖广填 四川”从清初开始,到道光朝为止,前后百余年,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而人口“填四川”不仅有效缓解 了湖广地区的人口压力,避免了社会动荡,而且使人口分布趋于合理,“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图1 “湖广填四川”移民来源 从移民的来源看,以湖北、湖南、陕西为主(见图 1)。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志》中的《陕西会馆田记》一文说:“……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选,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杂处”。《成都通览》是这一论点的另一个佐证:当时填四川者,湖广籍占25%,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陕西籍占10%,安徽占5%,山东占5%,广东占5%,广 8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这个事件发生在那个朝代？之间又相距多久？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这点可以从当年移民活动流传下来的“走西口”、“闯关东”、“充军云南”等民谚中，得到一丝信息。本文将回答你：今天的湖南、湖北人从何而来! 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移民的来源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 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 移民的分布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和作用谈点看法。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
湖广填四川 “湖广”一词，最早是指元代设立的“湖广行省”，相当于湘、鄂、桂及粤黔部分地区，元末明初，因连年战乱，湖广一带田园荒芜，人口减少，明朝政府将江西等省民众迁徙至湖广地区，允许其“插旗占地”，明末清初，历经战乱的四川荒凉凋敝，地旷人稀，清政府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就是广泛流传于巴蜀地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民谣的历史背景。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 绪论 绪言 公元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5月的一天，刚刚于上个月过完60岁生日的清圣祖康熙大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之上，开始临朝理事。他首先把主管田粮户册的户部尚书、四川遂宁人张鹏翮(he，音"和")宣进殿来，询问有关四川大移民的事情。 原来，上个月康熙大帝在接见各省老人祝寿团时，已同一位来自四川的87岁长者、张鹏翮的父亲张娘有过接触。他从这次接触中了解到，当时各省移民响应朝廷的诏谕，源源不断地涌进四川，大事垦荒种地，使得"四川之荒田，已尽开垦"。由此，他决定就四大移民起因背景等问题，诏问张鹏翮。于是，一段关乎本课题研究内容的君臣诏对就这样开场了。 康熙帝首先问："明末时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张鹏翮奏："无有记其事者。"康熙接着说："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这段对话，虽然一问一答，只有寥寥数语，但却富于史料价值，故被收录在《清朝实录》里面。这次宠遇，使张氏家族满门生辉，同时此事也被保存在遂宁《张氏族谱》之中。 不久，张鹏翮遵旨，根据其父张煨的口述，由他缮疏上闻，总算向康熙帝交了一份答卷。至于是否令皇上满意，不得而知。不过，他的父亲张娘却从这次人京觐见和诏对中受到了启发，是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这段大移民起因的背景，以填补这段历史空白的时候了。后来，他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果然写出了一本名叫《烬余录》的书。该书以他的生平见闻为依据，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一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记述了明末清初80余年自己在四川的所见所闻。其中，对康熙皇帝所特别关心的张献忠据蜀时期的情况，记载得尤为详尽。．根据《烬余录》可以知道，张氏家族从明朝起，即由湖北麻城迁居遂宁，300年间，族姓繁盛，计十三房，人口凡万余人。但是经过明末四川大乱之后，该族仅存"三世一宅，童仆百余人"。及至清初，四又遭浩劫，居民死伤无数，于是，
四川话 现今四川话形成于清朝康熙年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运动时期，是由明之前流行于四川地区的蜀语和来自湖广、广东、江西等地的各地移民方言逐渐演变融合而形成的。成都话是川剧和各类曲艺的标准音，同时由于四川话内部互通度较高，各方言区交流并无障碍，因而四川话本身并没有标准音。 语言学家认为，四川话并不等同于“四川方言”，因为除四川话外，四川省境内较为常见的汉语言还有土广东话（属客家话）和老湖广话（属湘语）等，其都以方言岛的形式分布于四川各地。同时，四川省境内还拥有大量藏语、彝语、羌语的使用者。但由于四川话在四川具有强势地位，是事实上的通用语，一般而言，土广东话与老湖广话的使用者同时也是四川话的使用者[，而部分藏族、彝族、羌族地区，特别是康定、雅江、昭觉、马尔康、松潘、丹巴等州府、县府所在地，也通用口音接近的四川话。 中文名：四川话 外文名：Sichuan Language 使用地区：中国西南大部、缅甸掸邦 使用人数：9000万 语系：西南官话- 汉藏语系 口音：26种
明此时的蜀语已经属于汉语的一个分支。 西汉末形成的蜀语作为上古时期汉语族的一个独立分支，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声调与词汇两方面。在声调方面，陆法言《切韵序》有“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的记载。同时黄鉴《杨文公谈苑》中称：“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声。春秋胥臣、汉雍齿旨是也。蜀中作上声、去声呼之，盖蜀人率以平为去。”这说明此时蜀语声调具有自身特色。而词汇方面，此时蜀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吸收了来自非汉语的古蜀语的词汇。扬雄《方言》以及其他一些历史文献中都记载了大量四川地区的特殊词汇，来自古蜀语的词汇包括“坝”（平地）、“姐”（母亲）、“不律”（笔）、“养”（您）、“曲鲙”（蚯蚓）、“阿婸”（我）等，其中“坝”、“姐”、“养”、“曲鲙”至今仍保存于四川话之中。 中古时期 中古时期，蜀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鼎盛，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区，蜀语继续得到发展，此时的蜀语独立性很强，与蜀地区以外的语言较难沟通。宋范成大旅居蜀地时在《石湖诗集》卷十七《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注中有如下记载：“蜀人乡音极难解，其为京洛音，辄谓之…虏语?。或是僭伪时以中国自居，循习至今不改也，既又讳之，改作…鲁语?。”从中可以看出蜀与中原语音完全两异。以宋代蜀语为例，首先蜀语韵部与宋代通语比较，韵部的分野或归字不同，如阳声韵寒先部的“言”字读人眞文部、药铎部的“祈”读与屋烛部的“秃”相同等。其次，蜀语介音有合口化倾向，在一些字音上三个阳声韵尾相混。同时，蜀语声纽保留了诸如“古无舌上”、“照二归精”等的古音遗迹。此外，声调方面，蜀语在平声字与上去声字归派与通语也有较大不同，如通语音归平声的“青雍句”在蜀语中“青”归人上声，“雍句”归去声。 近古时期 宋末元初，长达52年的蜀抗元战争使自唐以来经济文化高度较发达的蜀地区遭受重创，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蜀地区有259万户（约1200万人，占南宋全国的23.2%）；而到元占领蜀之后的至元十九年（1281年）便只余12万户（约60万人，占元全国的0.7%），减少了约95%。元末明初，在这种低人口背景下，来自湖广、广东、江西等地的移民开始陆续进入蜀，形成了蜀历史上的第一次“湖广填蜀”大移民运动。中古蜀语和各地移民方言融合演变，现今四川话由此开始逐步形成。明代四川土著居民人数较移民仍占优势，蜀话也仍以宋元蜀语为基础继续发展，但已经与现今川西、川南一带的老派四川话（灌赤片）较为接近。 根据明末清初成书的《蜀语》以及其它文献的记载，明代蜀话音韵上的主要特征包括： 一、入声仍然保留，独立成调，但川东、川北地区的入声尾（喉塞音）已经式微。 二、平声未分阴阳，因而明代蜀话中仅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 三、[-m]韵尾已经消失，并入[-n]韵尾。这三个特点与此时的官话迥异，首先，依据《中原音韵》记载，北方官话早在元代就已经入声消失，平分阴阳；同时北方官话中[-m]韵尾并未消失，因此蜀话与北方官话并没有同步发展。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大迁移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大迁移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这点可以从当年移民活动流传下来的“走西口”、“闯关东”、“充军云南”等民谚中，得到一丝信息。本文将回答你：今天的湖南、湖北人从何而来!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移民的来源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
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 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 动形象。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移民的分布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 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
“湖广填”蜀湘氏简介 ——作者：居高2019.7 目前南宋宰相浚后裔主要分布在南、浙北、川东、渝西及全境。 浚后裔多出自其长子南轩先生栻，按其源流及居地，主要由四大集团组成。即： 一、以镗为始祖的龙塘集团，该集团世居宁乡龙塘，其后主要分布在湘中宁乡、安化（含涟源）、新化、桃江等处。 二、以铿为始祖的集团，该集团元末明初由迁湘，其后主要分布在湘中宁乡、、湘乡等处。 三、以炳为始祖的江左集团，该集团始居江浙杭一带，宋末至明初经临淮、、永福、、谷城等处辗转迁湘，其后主要分布在湘中宁乡、、湘乡、湘东浏阳、湘北、汉寿等处。 四、以翔为始祖的江右集团，该集团原籍江右（一说洪州，一说），后因官居沅陵，分为庚、申、器、允四大房，后裔散居湘江、资江中上游及沅江流域诸县市（即湘南、湘西、
湘北地区）。庚房居湘西溆浦，后有迁武冈、洞口等处；申房居湘西沅陵；器、允二房宋末迁、丰城、庐陵等处，元末明初返迁。器房主要居湘北、沅江、汉寿，允房主要居湘南、、永州零陵、祁阳等处。 四大集团按其汉唐族系源流（即良至九皋世系）又分属两大体系。其中龙塘、、江左属同一体系，本《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其世系为： 良——不疑——典——默——金——千秋——嵩——壮——胤——皓——宇——逊——孟成——平——华——祎——舆——次惠——穆之——弘籍——缵——伟——守礼——君政——子胄——弘愈——九皋。 江右翔公集团属另为一体系，其世系为：
良——辟疆——释之——琪——游——霸——楷——义——颢——英——硕——富——祐——崇——朝——宣——名——懋——虔——滉——后宗（字军政）——宁（字子）——左恩（字宏愈）——九皋。 蜀湘氏：川东及渝西氏多言先世来自南楚（湖广填时迁入），为江右集团之后。 ?栻先祖唐宋世系（即九皋至栻世系）：九皋——抗——仲——孟常——克勤——浔——纪——璘——庭坚——文矩——紘——咸——浚——栻。 始祖南轩先生栻，先祖为南宋名相浚，原籍绵竹，后谪居潭州，葬于宁乡，后栻占籍宁
湖广填四川的由来 尽管四川盆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但四川的历史竟然是一部移民史。今天看来丰饶多产的天府之国，从远古时期开始就不断接受着来自各地的移民，让川渝文明变得多彩。这当中也有着不少的历史传说，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湖广填四川”的历史。 “湖广填四川”的序曲开始于宋末元初，兵荒马乱的年代。 蒙古军队南下四川，和川地宋军耗了整整半个世纪，四川人口损失严重。宋末四川的600 万人口，到元初只剩下了60万。由于失衡的男女比例和元末的战乱，到了元末川人只剩下了40万。富饶的四川盆地变成了地广人稀的荒野。 宋末元初，四川就被蒙古人大肆屠戮了一番 元末明初又是一次... 明末清初更是一次... 巨大的人口损失给明代的移民留下了空间。抗元将领明玉珍从湖北带兵二十万进入四川，驻扎在四川盆地和湖北相接的前线重庆。这20万士兵陆续又接来了滞留湖北的家属，保守估计这一波移民有40万之众，和残留土著人数相等。 这一波大规模移民，也带出了“湖广填四川”这个历史事件中最重要的地点——麻城孝感乡。今天很多对家谱感兴趣的四川人还会说自己祖上是从”湖广麻城“或者”麻城孝感乡“迁 来川地的。但是这个乡很难在史册中找到踪迹。 大量迁入四川的移民都以小小县城为故地，显然是不合理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入川的明玉珍是湖北随州人，这支军队的创始人徐寿辉和邹普胜则都是黄冈人，都在麻城附近。没有文化的底层士兵套用大帅的籍贯作为自己的籍贯省心省力。（《南溪县志》的说法） 第二，为了逃避明朝廷的税收，后来的四川居民往往几户冒称一户，共用一个籍贯和祖宗。年深日久，人们也就忘记了自己的真正籍贯。（胡世宁·《胡瑞敏公奏议》的说法）这些明朝的居民，则是从明初洪武年间以后迁入四川的80万两湖移民。这些人主要起到的作用还是充实四川盆地内的人口数，完成四川的复苏。“成都故田数万亩,皆荒芜不治。请以迁滴之人开耕，以供边食，庶少抒民力。”（《明实录》） 今日川渝的人口相当于日本全国 很难想象整个四川只有百万左右的人口 这其中当然也有打散陈友谅旧部和为明军攻打云南作准备的意味，但绝非主要考量。 可惜前后120万移民还是没有让四川恢复到宋末的人口水平和繁荣程度。甚至因为明末张献
中华五千年 2007年12月05日16:15 （来源：中华五千年） 【简繁大中小】【收藏此页】【打印此页】【关闭】四川话在西南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属于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语音、词汇、语法等和普通话有很大的一致性，也有自己不同的特点，而以语音方面的差异最大。四川话语音系统共有20个声母、36个韵母、4 个声调，还有韵母儿化现象。声母 四川话有20个声母，总数比普通话少。只有舌尖前音，没有舌尖后音。[n]与[l]不分等特点。 韵母 四川话有36个韵母，总数比普通话少。 声调 四川话通常有阴平、阳来、上声、去声4个声调，古入声字绝大多数归入阳平调。4个声调的调值分别为55、21、53、213，在条目中，本馆以1、2、3、4分别表示。名词名词约占四川话方言条目总数的三分之一， 特点是其与普通话的词干相同，词缀不同。四川话常在名词后加“子”、“巴”等词尾构成方言。动词四川话的普通话差异较大，有的与普通话的动词貌似相同，但词义和使用范围不同；有的由于语音和词义不同。四川话中动词一般不用重叠式。短暂动作常用动词后面加“一下[i21 xa213]”来表示，例如“转一下”、 “看一下”，不用“转转”、“看看”。 形容词 四川话里的形容词，有的用特有的方言字来表示，如莽[man55]（意：傻、憨、身材粗壮等）。有的借用普通话中的同音字，如汤水[tan55 suei53]。四川话中形容词的生动形式相当丰富，在形容词词根的前后都可加单音节或多音节词缀构成生动形式，表达各种不同的状态、感情色彩。如“瓜（傻）”，除了“瓜稀稀”，还常说“瓜不稀稀”、“瓜眉瓜眼”、“瓜眉日眼”等形式。代词四川话的代词主要有哪个[na53 ko21]（谁）、啥子[sa213 ts53]（什么）、哪阵[na53 tsen213]（什么时候）、咋个[tsa21 ko213]、啷个[nan53 ko213]（怎么）等。量词四川话的物量词，如：匹：一匹瓦、几匹肋巴骨。坨：一坨钱（一万元）、一坨线。动量词，如：道[tau213]（遍、次）：他试了一道又一道。副词四川话表示程度的副词较多，如：多[to55]：她对你多巴适的。飞[fei55]：飞辣。焦[tciau55]：焦苦。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北、东、南、东南、西、中部6全方言。四川彝族分布在凉山州、攀枝花市、乐山市、甘孜州、雅安地区、宜宾地区有关各县，主要讲彝语北部方言。使用彝语的人口约有150多万。彝语外 来词占一定比例，其中汉语借词校多。 彝文旧称罗罗文或倮文，史书上又彝文。各地的字数多少不同。四川彝文字数1万余个。1980年国务院批准使用四川省凉山规范彝文常用字数为21150多个，是表音文字，现已在教科书，广播、书刊、报纸、公文上大力推行。 规范彝文已进入彝区中、小学使用。 藏文7世纪上半叶图弥三菩扎参照当时梵文创制。属拼音文字，由30个表示辅音的字母和4个表示元音的符号构成。书面语和现代口语有一些距离。自左向右横写。读音和各地方言有对应规律，各地都可拼读，故能成为藏共同使用的书面交际工具。历史上曾用藏文撰写和翻译过大量书籍，对藏族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四川省出版有藏文杂志、报刊，开办有藏语语文专业，甘孜州和阿坝州有藏文学校。藏文教学已进入中、小学。 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卫藏、安多、康三个方言。四川省有安多和康方言，安多方言分布在阿坝州的一些县，康方言分布在甘孜州和凉山州的木里县。全省使用藏语的人口约65万。有较丰富的借词和仿制词。羌语属汉藏语系藏顷语族羌语支。羌语分布在阿坝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以及北川、丹巴等县部分地区。黑水县部分藏族操羌语。使用羌语的人口约134200人。分为南部和北部两种方言。南部方言有声调；北部方言 没有声调，但有较为丰富的复辅音韵尾。 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系藏缅语族，语支末定。分布在黔江地区的石柱、西阳、秀山、北部方言。现能讲土家语的，只分布在酉阳县酉酬、大溪和秀山县的石堤3个区的部分地方，约有居民中。四川土家族使用的土家语与邻 近湖南省湘西土家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一致。
“湖广填四川”蜀湘张氏简介 ——作者：张居高2019.7 目前南宋宰相张浚后裔主要分布在苏南、浙北、川东、渝西及湖南全境。 湖南张浚后裔多出自其长子南轩先生张栻，按其源流及居地，主要由四大集团组成。即： 一、以张镗为始祖的龙塘集团，该集团世居宁乡龙塘，其后主要分布在湘中宁乡、安化（含涟源）、新化、桃江等处。 二、以张铿为始祖的吉安集团，该集团元末明初由江西吉安迁湘，其后主要分布在湘中宁乡、湘潭、湘乡等处。 三、以张炳为始祖的江左集团，该集团始居江浙钱杭一带，宋末至明初经安徽临淮、福建漳州、永福、江西吉安、湖北谷城等处辗转迁湘，其后主要分布在湘中宁乡、湘潭、湘乡、湘东浏阳、湘北益阳、汉寿等处。 四、以张翔为始祖的江右集团，该集团原籍江右（一说洪州，一说吉安），后因官居湖
南沅陵，分为庚、申、器、允四大房，后裔散居湘江、资江中上游及沅江流域诸县市（即湘南、湘西、湘北地区）。庚房居湘西溆浦，后有迁武冈、洞口等处；申房居湘西沅陵；器、允二房宋末迁江西吉安、丰城、庐陵等处，元末明初返迁湖南。器房主要居湘北益阳、沅江、汉寿，允房主要居湘南邵阳、衡阳、永州零陵、祁阳等处。 四大集团按其汉唐族系源流（即张良至张九皋世系）又分属两大体系。其中龙塘、吉安、江左属同一体系，本《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其世系为： 良——不疑——典——默——金——千秋——嵩——壮——胤——皓——宇——逊——孟成——平——华——祎——舆——次惠——穆之——弘籍——缵——伟——守礼——君政——子胄——弘愈——九皋。
江右翔公集团属另为一体系，其世系为： 良——辟疆——释之——琪——游——霸——楷——义——颢——英——硕——富——祐——崇——朝——宣——名——懋——虔——滉——后宗（字军政）——宁（字子曹）——左恩（字宏愈）——九皋。 蜀湘张氏：川东及渝西张氏多言先世来自南楚（湖广填四川时迁入），为江右集团之后。 ?张栻先祖唐宋世系（即张九皋至张栻世系）：九皋——抗——仲方——孟常——克勤——浔——纪——璘——庭坚——文矩——紘——咸——浚——栻。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这个事件发生在那个朝代？之间 又相距多久？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这点可以从当年移民活动流传下来的“走西口”、“闯关东”、“充军云南”等民谚中，得到一丝信息。本文将回答你：今天的湖南、湖北人从何而来!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移民的来源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
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 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 动形象。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移民的分布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 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
湖广填四川 作为一个300年前的移民后裔，我深知“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艰辛、悲壮、欢欣、痛苦与惆怅。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十一二个省的移民怀着各自的理想和对于天府之国的憧憬匆匆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在夕阳西垂的古道和潮湿幽暗的渡口，操着各地口音的移民踽踽而行，他们迷茫而坚毅的身影在已然褪色的传说和故事中若隐若现。 300年过去以后，我依然能够清晰地看见他们的身影，看清他们背上的行囊和衣襟上的尘土，甚至听清了他们的谈话。那些飘散在艰辛旅途的话语如同瑟瑟秋风之下的树叶，带着飘零的姿态和成熟的颜色落满我的稿纸。 悲惨世界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明军、清军、农民义军在四川持续鏖战。作为清军在四川的头号劲敌，张献忠的大西军令清廷头痛不已。为此，清军的精锐部队和临时招募的地方武装被紧急调往四川，对那支擅长流动作战的农民军进行围剿。顷刻间，四川的城市乡村开始遭受铁蹄的践踏和战火的摧残。 当时领军来镇压张献忠大西政权的清军将领名叫李国英，出于战事所需他派遣军营中的幕僚刘达到西北购买战马。刘达到达西北购买战马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当他兴冲冲地带着一批战马返回四川时，沿途的情景令他惊疑不已。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稿中写道：“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这是刘达途经家乡四川阆中时的亲眼所见，短短一个月的残酷战事已将他原有的记忆完全颠覆了。 刘达的这段话写于清初顺治十五年，正是大西政权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特殊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将盆地中的许多城镇夷为平地，原有的居民大半死于战事，侥幸逃生的人都隐藏到荒山僻野和贵州、云南，苟且偷生。 连续不断的战争像天空的云飘走以后，整个四川盆地呈现出的荒凉凄惨景象令人心痛。《荒书》记载成都城遭受劫难后的情形说：“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这样的情景在成都是不多见的，人们记忆中的成都是何等繁华热闹啊，怎么会跟老虎和人吃人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呢？ 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从战火中偷得残生的人会变得脆弱和失去理智。本来残存的百姓就寥寥无几，这自然给里巷豪强提供了发泄兽性的机会，他们啸叫一声，像绿林好汉般聚集起来，然而面临的现实却是十室九空，没有金银也没有粮食，于是他们就把活人杀掉，腌成腊肉似的肉干充饥。残垣壁间的腐尸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发出阵阵恶臭，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瘟疫的流行。在人烟稀少的城市中，野草慢慢从街道和住宅的废墟间生长起来。被称做“吊睛白额大虫”的斑斓大虎也从野地来到城市，它们懒洋洋地迈动着粗壮的四肢，有时在城市的中心散步，有时也登上诗人们曾经登临的楼台，望着这片残破的土地引颈长啸。 《四川通志》总结当时的情景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
重庆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 作者：黄权生 移民对地名影响巨大，移民史研究为地名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而地名研究也为移民研究弥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两者可以相得益彰，共同进步[1]。“湖广填四川”在重庆地名中有较强的反映。但重庆市移民地名研究还鲜有人涉及。本文以重庆直辖市行政区域为范围，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地名进行探讨。在我国古地名中，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名有史可证，有章可据，而今县级以下的镇、乡级及乡级以下的地名则文献记叙相对较略，甚至没有记载。明清之际，整个四川因战乱造成土著川人有“百不存一”、“土著仅十之一二”之说。由于居民剧烈减少，甚至整乡整村地消失，一些乡村地名也随之减少消失。在后来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必然产生大量新的地名，这些地名反映了明清移民情况，名成为“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见证。 本文希望通过对移民地名的探讨，进一步认识“湖广填四川”的问题。笔者以上世纪80年代原四川省编修的川东(今重庆)的区县地名为基础进行统计研究，将移民地名信息分为两个层次：一级移民地名，其地名信息中移民籍是非四川籍，注明移民后所在地及命名缘由，如“谢家坪：湖广进四川，姓谢的在此为业”；二级移民地名：此类地名没有移民来源地，
但确定时间是明清之际，其地名是移民而产生的，如：“马家沟：清初，马家迁此沟内定居，故名”。另外还有相关地名，如反映明清战乱的地名及战乱后移民恢复经济的地名，本文只作辅助参考。 一、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 笔者将重庆市移民地名分为三块统计，即上川东地区老重庆、中川东涪陵地区、下川东万县地区。统计结果列表如下： 如表所示，重庆直辖市区域(城口未统计)一级移民地名共有293个，二级移民地名共212个，共有移民地名504个。这些地名看似杂乱，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重庆移民地名分布具有一定规律与特点。 (一)上、中、下川东移民地名分布特点的横向比较 以上、中、下川东地理空间横向看，上川东一级移民地名183个，二级移民地名163个，合计346个。上川东统计的20个行政区县，平均每区县一级移民地名9.15个，二级有8.15个，平均每区县17.3个。如果将渝中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南岸区、九龙坡区、江北区作为整个大市区，与涪陵市、万县市统一统计口径，则平均每区县一级和二级移民地名分别为12.2和10.87，平均每区县23.1个。中川东一级移民地名33个，二级移民地名17个，合计50个。
谭氏“湖广填四川” 四川、重庆内的谭氏，多源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湖广填四川”的外迁移民。随着时代的湮没，不知入川始祖，何处迁出，落到何处，多数只是仅知“湖广填四川”而已。 元朝、明朝末期，四川战乱不断，人口大量耗损，加上天灾和瘟疫又接踵而至，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废，烟火绝断，森林灌丛复生，猛兽四处，伤人十之一二。据记载：老虎竟跑到今重庆市大街伤人，可想当时之虎患。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明、清初期，从两湖、两广、江西、陕西，采取鼓励扶持与“奉旨入川”移民。俗称：湖广填四川。 四川《大竹志》记：“洪武四年，廖永忠平蜀大肆杀戮，复徙徒之麻黄人来兹土。”重庆《云阳志》“迁于明代33姓，其中26姓里由湖广迁入的。”外省迁川人户：一是元末因徐寿辉红巾军在湖北争战而“避乱入蜀”；二是元末随明玉珍10万大军入川定居。公元1363年正月，明玉珍在重庆改元称帝，建立大夏王朝。公元1366年病死，其子明昇继位。朱元璋派汤和率军从湖北，经三峡攻重庆，傅友德率军从陕西，攻巴蜀夏灭，官军定居四川；三是李来享率众走川东，分据川湖间耕田自给，川中旧将王光兴、谭弘等附之众犹数十万众；四是明初朱元璋组织从湖广移民四川。截止洪武十四年，四川人口从明初仅15万户计75万人左右，增至21万户共146万人。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湖北麻成县孝感乡（今孝感市）洗脚河高家堰谭玉珍，因先世于宋景定年间（1260—1263）平西南夷僚有功，开基龙渊授世袭宣抚司职。到了其子朝祯荫袭祖职时，正值“汉壤平原，难经兵燹一藓”。朝祯率弟兄十七人，携子倒眷属军兵等逐弃楚入川。洪武二年（1369）三月初二日出发西行，到达泸陵（湖北巴中县广渡口）决定各奔东西，即赋诗一首，作为以后认宗时记证。诗曰： 元朝本是将相家，洪兵赶散入西涯。 泸陵岸上分携手，时遇江边一柳芽。 咬破指头书血字，一家分作百千家。 若是本家来相会，对得诗句是一家。 今四川重庆乃至之后散居全国各地谭氏，只要属此诗一支谭氏，便认宗合谱。谭玉珍妻一向氏生五福四佑共九子。福一朝祯，下马走了云邑洞溪坝（今重庆云阳县高阳镇）数年。朱元璋即位后，诏“川省流寓所其采插入籍。”朝祯又才迁万县磨刀溪落业（今湖北利川市谋道镇）。明末，朝祯九世孙一门三侯：谭文，明末任国子监祭酒加封涪侯；谭宏，敕封新津侯，降清后顺治帝诏封慕义侯，镇守四川为川北总兵；谭诣，明末封仁寿侯，清诏封向化侯，任云阳水师都督时，率其子侄转战川东长江天险。清末，云阳举人涂凤书，在“盘石城晚秋”对谭侯称赞。诗曰：“薄暮岩携飞瀑去，新晴天放远山回。谭侯霸业华亭记，却付昙华劫后灰。” 谭氏三侯共拟三十二派。即“天地钟英，修德立名；学优登仕，佐时平衡；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