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湖南人才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
作者：郭辉东来源：湖南名人网
一、四次大融合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作为湖南这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经过一代代湖湘士子的呼唤风雷和一阵阵中外思潮的汇合激荡，汇纳群流，融合中西，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传统和基本特征。湖湘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
1、南宋时期的第一次大融合形成古代湖湘文化。
在吸收楚文化涵养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湖湘文化，起源于湖南道县人周敦颐与河南洛阳人程氏兄弟，福建崇安人胡安国父子在衡山开其端，四川广汉人张木式在长沙兴学建学术基地，与江西婺源人朱熹在福建创立的闽学同出一门。湖湘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有胡安国、胡宏和张木式。胡氏之学由胡宏的得意高足张木式传到长沙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使发源于衡山湖湘学派重心转移到长沙，岳麓书院逐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心基地，使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和系统化。
湖湘学派从宋末到清代道光时期，经历了由兴而不旺再到引人注目的转变过程。经过“两起两落”的流变，明末清初王夫之又一次“兼容并包，融合贯通”，从而发展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把湖湘学派推向新的阶段。
2、洋务运动时期的第二次大融合，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兴盛于一时。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汤鹏、邓显鹤、曾国藩、左宗棠等开创近代湖湘文化的先驱，致力于探索拯救社会的道路，大力倡言并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由陶澍、魏源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为特征的近代湖湘学风，已基本成为湖南士人的一种学术传统和风格。
鸦片战争前后，湖南人开始成批地大量地走出湖南，对于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一是成批的湖南士子经过科举的道路步入仕途，并与京城和江浙等沿海地区风雅之士建立了较为广泛的联系；二是大批加入太平军，为湖南人大批走出湖南提供了条件；三是湘军的兴起，为湖南人登上军事政治舞台提供了空前的机会。
3、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次大融合，使湖南全省风气大开。
甲午中日之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表明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中国变得富强，应致力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各项制度的更新。戊戌变法兴起后，经过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志士的努力，原来被反动派看成“安静世界”的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曾经说过“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的梁启超，这时赞扬湖南“全省风气大开”。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社会思潮由改良转向革命，孙中山成了二十世纪初期探索中国走民主之路的先行者。辛亥革命时期，湖南是重要的革命基地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是湖南人才开始进入世界文化网络的时期，湖南人的足迹遍及日本和欧美各国，对于吸纳世界各国文化精华，丰富湖湘文化的内涵，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第四次大融合，湖湘文化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近代中西文化的第三次冲突与融合已从制度层进入精神层面。“五四”运动的洗礼，浩浩荡荡的中外新思潮涌进了湖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革命先驱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抉择，在文化选择上具有更高的理论视野，在道路选择上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并把新文化运动的工作重点由思想启蒙转移到造就一代新人和直接的政治运动。此后，在湖南发展起来的湖湘文化，其作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湖南的范围。
二、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
湖湘文化的显著特征是重实践的经世致用务实学风，主张通今学古而致诸用，主新反旧，顺时而动，以天下为已任，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弊端。它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六个方面：
1、格物究理不囿成说
湖湘学派以性为本体的哲学思想，主张格物究理，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本质，亦即统一万物的本原之性。以性为本体的哲学思想，对湖湘士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不论是王夫之的朴素唯物辩证法理论，曾国藩的理学，谭嗣同的仁学，还是杨昌济康德式哲学，无不具有重视哲学的特点，都主张注意把握事物大体大势，深入堂奥，直取根本。
2、经世致用不喜空谈
湖湘学派第二个突出特点是重实践的经世致用务实学风。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十分注重引导人们走向实政、实用、实行的经邦济世之路，贵实践而耻空谈，主张通家国天下治安之计，通今学古而致诸用，以天下为己任，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而不是只寄情于山水、埋头于经史、着笔于风花雪月，做到把研习经史和通晓时务结合起来。
3、博采众长不偏一说
湖湘文化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存门户之见，又自成一体。南宋时，理学派别很多，湖湘学派对这些学派，采取兼容并包，融合众家之长的态度，即不盲从，也不持门户之见，而是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进行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还欢迎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到湖湘学派的中心基地岳麓书院传授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交流切磋。
4、重视教育不偏一方
在我国历史上，儒家及理学家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在教育方法上不偏一方，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变化，不拘一格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英才。
5、自强不息不畏强暴
湖南素有民风强悍，朴实耐苦之誉，人们还把“石头”、“骡子”、“辣椒”的习性来比喻湖南人的性格。湖南英烈表现出来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赴汤蹈火、舍生取义的精神，尤为世人称颂。他们居险阻而不颠，遭危困而不辱，厄其身而不屈，困其志而不降；在大是大非面前，无私无畏，大公至正，不随波逐流，不媚世苟安；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卓厉敢死。履凶游浊、守贞笃志的王夫之，维新运动中英勇就义的谭嗣同，庚子之役英勇献身的唐才常，为抗议日本政府投海自杀的陈天华，舍生取义的夏明翰，宁死不屈的蔡和森，无不显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些人的悲壮情怀，是湖南民风和社会心理的反映和升华。
6、主新反旧不泥于古
湖湘文化的第六个显著特点是主新反旧、不泥于古、切于时务，为社会变革服务。湖湘文化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都主张，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弊端，必须变法改革。胡宏认为：“国家之政，必有坏乱不起之处，深知其处大变革之者其功大，小变革之者其功小，不变革者必沦胥以亡”。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主张认清社会发展的总趋势，顺应和驾驭时代的潮流，顺时而动，遇机而发，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三、湖湘文化和湖南人才社会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使湖南从“碌碌无所轻重”的闭塞地区渐次变为对中国全局影响至深至巨的地区
湖南北阻大湖，东南西三面环山，早期的湖南，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等沿海地区很少往来，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地方。“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直至清代前期，湖南既非形胜之地，又非财赋充盈之区。湖南在鸦片战争前的古代历史上很少有闻名全国的人物，也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正如毛泽东1920年8月指出的那样：“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由此以观，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然而，鸦片战争前在昔日楚国版图内的湖南没有出现过“惟楚有材”的现实。在南京大学编写的《中国历代名人辞曲》载入2993位历史名人中，湖南籍的只有23人，仅占0.77%。在载入二十四史的5783位历史人物中，湖南只有55人，仅占0.95%。明代翰林出身的163位内阁大学士中，湖南只有4人，仅占2.4%。直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仍然是“湘士殊少知名”。
近代以来，湖南成了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要冲，从而成为新旧思想撞击、中西文化融汇的场所，使湖南在思想解放、对外开放等方面走到了时代的前列。湖南人成批地走出湖南、走向世界，在三次中西文化的大融合中使湖湘文化兴盛于一时，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出类拔萃的杰出人才，使湖南与粤闽、江浙、四川一样，成为近代史上对中国全局影响至深至巨的四个地区之一。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经历过三次交汇与融合。先是知器械不足，搞了洋务运动；再是知政治体制不足，搞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接着是知思想文化不足，搞了新文化运动。近代以来，“湘省士风，云兴雷奋”，最早办洋务且成效较大的是湖南人，倡导变法并身体力行的是湖南人，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也有一大批湖南人。
鸦片战争后，魏源及其稍后的郭嵩焘等人，成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把人们从闭塞的狭小天地引入各异其彩的多元世界。
洋务运动创始人曾国藩和享有绝世奇才之誉的左宗棠一起，用实际行动第一个打开了学习西
方的窗口，兴办了近代军事工业，造轮船、制机器、开矿山、建译书局、办新式学堂、选派幼童留学等等。
湘军的兴起，为湖南人登上军事政治舞台提供了空前的机会。湘军集团走出湖南征战12年，一跃成为清王朝的主要支柱和最大的实权派。据罗尔纲对湘军人物182人的考查，在各级实授官职的将官中，官至总督13人，巡抚13人，其他文职在布政使、按察使，武职在提督上下的有143人。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是重要的革命基地之一。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领衔组成同盟会，参加7月30日筹备会的共79人，其中湖南籍20人。同盟会最初两年会员为976人，湖南籍158人，在各省中排列第一。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总司令和代总司令是湖南的黄兴和蒋翊武，12天以后湖南又是“首义之省”。
二十世纪，湖南人走向世界数量之多、进出之频繁，不仅为史所罕见，而且成为各省之冠。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2395人，湘籍学生达373人。1919—192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者约1600人，湖南达346人，是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五四”运动以后，湖南成了革命的策源地。北伐战争时期，广东成了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湖南既是广东的大后方，又是北伐的前哨阵地和主战场。在《壮哉，黄埔—黄埔军校大纪事》所列的330名黄埔名将中，湖南籍81人，占总数的24.5%。国民党方面的著名湖南籍将领有宋希濂、郑洞国、廖耀湘、唐生智、程潜、陈明仁等。
在把新文化运动工作重点转移到直接的政治运动方面，毛泽东一开始就着眼于用革命理论唤起民众参与自身解放的政治运动。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团组织，是全国最大的地方党团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湖南籍的党员就有近30名。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是革命运动最发达的省份。1937年初湖南有组织的工人已发展到40万人，1937年6月湖南农会会员已达600万人，占全国农会会员人数的一半。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后，毛泽东领导工农群众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近代出现的三次中西文代融合的同时，湖南出现了三次人才群起的局面。一是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时期，在全国出现了“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二是以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以守旧闻天下”的湖南成了最有生气的省份；三是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籍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杰出人才灿若群星，辉映神州。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连华侨居美国华人主编的《北美日报》（纽约）1986年7月1日社论也认为：“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来一直居各省之冠。”
1840年到1919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种知名人物1238人中，湖南为116人，占9.4%；在著名的761位历史名人中，湖南为83人，占10.9%。在495名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中，湖南有89人，占18%，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48%；在195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籍的有73人，占28.7%，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黄克诚、杨勇、杨得志、肖克等人均是一代名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10人。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的17名政治局委员中，湖南籍的有7人。这一时期，湖南还涌现了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和文学艺
术家，如齐白石、杨树达、李烛尘、胡庶华、萧三、成仿吾、周谷城、李振翩、欧阳予倩、田汉、翦伯赞、吕振羽、沈从文、丁玲、周扬、周立波、辛树帜、贺绿汀等。
四、在新的历史时期，湖南人才的状况发生了新的转机和新的变化，湖湘文化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在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王震等老一辈湖南英才相继去世之后，湖南人才的数量由高峰期进入了低谷期，曾经辉煌一时的湖湘文化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多少新的发展。然而，有低潮，就会有高潮；有沉寂，就会有惊雷。
（一）在新的历史时期，湖南人才的状况发生了新的转机和新的变化
这种新的转机和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过去主要产生政治、军事人才向涌现经济、科技、文艺人才的转变。以财经治国饮誉世界的朱镕基总理成为邓小平之后“江朱时代”中的重要一极，表明湖南籍的著名经济人才已经出现，还说明湖南不仅能出帅才、将才，也能出相才。周光召曾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两位湖南籍人士出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界的领头人，已预示湖南高层科技人才凸现的端倪。李谷一、宋祖英、谭盾等一批新面孔的出现，代表湘籍新一代文艺人才已登上舞台。与此同时，湖南这个产生过大量军事人才的地方，也代有传人，驻港司令刘镇武（现任广州军区副司令）等人都代表了和平时期成长的新一代军人形象。
二是湖南人才出生籍贯与活动地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人才的流动和社会的开放，一些外省市籍在湖南工作过的人才陆续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一些湘籍人才在外地正以出色的表现为人称道，一些年青的湖湘学子也正以崭新的风貌走向世界。人们把这种现象形容为“在湘是虫，出湘是龙”，“墙内开花墙外香”，也反映了新一代湖南人才在新的天地施展才干的良好开端。
（二）湖湘文化的发展正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今天，二十世纪的帷幕将徐徐降落，新世纪的曙光照临人类的窗口。在世纪之交和千年更迭的光辉里程碑前，人类已处在新的转折点上，东西方文化都面临着新的抉择。目前西方文化在辉煌了二三百年之后所暴露出的矛盾与弊端越来越多，它急需东方文化（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纠正，否则这个世界就难以持续发展下去。一些西方学者曾经预言，在全球形式的未来世界中，文明将从西方转向东方，“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时代”。早在1974年，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著名社会家池田大作进行的《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汤因比就断言：中国文化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器。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类的希望。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交往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是经济一体化，二是知识化、信息化。人类正从以财富为主导的“经济社会”转向以科学为主导的“智力社会”，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的传播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地球真地变成了小小的村落。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文化结构也应从单一结构向多元结构转变。在文化趋同发展的同时，区域文化的发展也将出现新的机遇。
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或各种文化生生灭灭的历史。追昔抚今，放眼未来。我们既不能为湖湘文化曾有的辉煌而盲目陶醉，也不必为湖湘文化出现的衰微而过度忧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中，只要我们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大胆吸纳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根除自傲与自卑的双重心理定势，正确选定整体文化的发展目标，构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式，以超迈前古的大度和宽容与友好的心态去发掘人的潜能，而且保持人与自然间的平衡，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在文化上重构开放式的现代湖湘学风，努力培养适应现代化潮流的新型人才，湖湘文化必然会有更加灿烂的明天，湖南人才必然会再度群起，湖南将再度为中国全局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湖南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副厅级研究员，湖南省人才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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