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的“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湖湘文化主要是指以今湖南为主体的近代区域文化。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所谓“洪杨之难”，是指洪秀全，杨秀清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中一战成名，由此确立了湖湘文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举凡一切军国大事，几乎都少不了湖南人的身影。
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发达，有两大源头；其一是传统楚文化的孕育，这是间接源头；其二是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这是直接源头。
湖南曾是楚文化重要腹地，屈原南游沅湘，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尤其是相传作于湖南的《天问》，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质问。这种精神后来深深扎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之中，可以说，楚文化的因子已逐渐融汇到湖湘文化的小传统之中，成为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湖南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保证了这些楚文化因子不致流失，当近代西方文明冲击湖湘大地时，楚文化因子历久弥珍，喷然而出，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阵营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创始人胡宏，字仁仲，号五峰，福建崇安人，后迁居湖南衡山，隐居衡山20余年，终老于此。张木式，字敬夫，号南轩，今四川绵州人，8岁随父亲张浚到长沙定居，后拜胡宏为师，成为胡宏的得意弟子，其学术思想较之乃师更胜一筹。张木式的名声之大，还引起了另一位大学者——朱熹的注意，由此导致了学术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当时(1167年)朱熹37岁，张木式34岁，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这二位青年才俊，在岳麓书院幽静的环境里，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的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他们的学术讨论是公正无私的，研究探讨的结果是：两人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朱张会讲”以及朱熹在岳麓书院的讲学，几乎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象征。
到了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又出现了另一位杰出学者——王夫之。
王夫之生长在湖南，肄业于岳麓书院，他在山长胡道行的教育下，受岳麓学术传统的影响，对宋代湖湘学派大师胡宏、张木式的学术思想极为推崇，并在人性论、知行观及治学思想上直接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王夫之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华文明史上居有崇高地位。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当代学术大师侯外庐先生也认为王夫之的思想，“蕴含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他不止是将湖湘文化，而且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湖湘文化塑造了湖湘士人外倾感应型人格，当面临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时，经世致用的学风使一批湖湘知识分子率先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意义。
早在1842年，湖南邵阳人魏源，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编写了《诲国图志》一书，详细介绍英、美、俄、西等5大洲90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知识，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他逝世10年后，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又率先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付诸社会实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1876年，湖南人郭嵩焘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一任驻英法公使，他在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率先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设议会，实行
君主共和制。1895年开始的维新变法运动，湖南人又一次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新文化运动，湖南人易白沙历数孔学辅助帝王独裁，实行文化专制等弊端，提倡“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同竞争而进”，呼唤学术思想自由。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组成以提倡文化革新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成为湖南五四运动的中坚组织之一。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刘少奇成为共和国主席……湖湘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民国奇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无不自负地吟唱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综观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变化，湖南人的所作所为，的确担当得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评价。
二、“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当代著名文化散文家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写道：
岳麓书院存在于世已经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
。中国的事，说“老”人家相信，说“高等学府”之类常常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这个问号面对岳麓书院完全可以撤销。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家朱熹、张木式、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从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近代湖南人才兴盛，一是得自岳麓书院的培养教育，二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晚清的崛起。早在湘军创立之初，曾国藩就十分重视人才的遴选，他认为：行军用兵，以得人为第一要义。曾国藩选才不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一节之用，不论年限资历，均在录用之列。
湖南地处内地，所受西方冲击相对较弱，传统的基层社区组织保存较为完整。曾国藩在训练湘军时，首先就把军队制度建立在一种浓郁的乡党亲情氛围之中，士兵将官多是相同地域甚或同乡同里之人。
乡情、亲情、师友之情，三者叠和，使得湘军极具凝聚力和战斗力。随着湘军在晚清的崛起，湖湘人才也开始冲出湖南，走向全国。在湖湘人才中，最多也最具特色的，首先是军事人才。
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学说的影响，近代湖湘人才大多深具务实的学风，他们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抽象的思辩工作，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章句考据之学。在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立节”四不朽中，湖湘人才更看重立功和立德。在他们看来，有功无德是霸才，有德无功是庸才。
左宗棠要求“识得一字即行一字，”评价学问的标准不在于读书多少，而在实践多少，由此
构成一种乡土社区型的文化精神传统，甚至把“老农”推崇到“识字”，读书人之上的地位。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事业相结合，在一般士人眼中不啻为荒谬之举(孔子就曾反对弟子学农)，但在湖湘士人看来，却是极其平常之事。湖南人毛泽东一生崇尚“踏着人生的实际”说话，其著名的“卑贱者最高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大约可以追溯到湖湘文化的乡土精神传统。
湖湘人才讲求实际，热衰于治道政术，但并不排斥探究学问。但他们的治学往往与治术纠缠不清，不象江浙学人在学术研治方面那么纯粹罢了。于实际应用，分不分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实在关系不大。
中国传统儒学有所谓“内圣”“外王”之学，由“修齐治平”的修养工夫可以达致“外王”的事功。但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使得原有的“夷夏之辨”所具有的文化优感丧失殆尽，儒士阶层感到无法轻易通过道德“内圣”推导出“外王”事功的陈旧渠道。面对这一亘古未有的巨大冲击，岭南学者康有为、梁启超总是希图在“内圣”方面寻求转换，多在思想领域掀起变革波澜。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第204页。但在湖湘人士看来，国力的强劲轻弱似乎只存留在物质与武力的角逐对抗之中，其中并不涉及道德“内圣”的层面。这种以事功成事实的态度，反而使他们能认识西方物质文明的长处，而不必纠缠于隐藏于物质层面背后的“内圣”因素，从而也使湖湘人士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占得先机。
近代湖南人材辈出及其重要原因
1、漫長古代湖南人才廖若晨星
汉代：蔡伦
三国蒋琬、刘巴；
唐代欧阳询、怀素；
宋代：周敦颐；
元代：欧阳玄；
明代：劉大夏、杨嗣昌、李东阳；
明末清初，王夫之。
佔同期全國的0、77%。与江西比，二十四史有籍贯可考人物5783人，湖南57，占0.88%；江西378，占6、54%
2、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辈出。先后涌现五个人才群体。
一是嘉道年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
陶澍、贺长龄、贺熙龄、何凌汉、唐鉴、罗绕典、李星沅、劳崇光、常大淳、魏源、汤鹏、严如煜等；
二是咸同年间的湘军集团：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罗泽南、江忠源、刘长佑、郭嵩焘、曾国荃、杨昌浚、杨岳斌、刘岳昭、刘蓉、刘典、李续宾、李续宜、劉坤一、梁錦棠、田忠恕、陈士杰、曾紀澤等等；
時人稱：“中興將帥，什九湖湘。”
三是光绪中叶的湖南维新志士群体：
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杨毓麟、皮锡瑞、毕永年、樊椎、易鼐等；
“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
甲午以前“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甲午至戊戌湖南成爲“最富朝氣的一個省。”
四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志士群体：
革命領袖人物：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谭仁凤、刘揆一。革命骨干人物：禹之谟、秦力山、毕永年、刘道一、姚洪业、蒋翊武、刘复基、宁调元、杨毓麟、焦达峰、陈作新；
愛國主義軍事家蔡鍔；
女傑张默君、唐群英；
立宪运动风云人物楊度、谭延闿等；
还有教育、实业、文化人士范源濂、范旭东、王先谦、王闿运等；
五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
萌芽于五四，初成于建党，发展于大革命时期，成熟于土地革命战争，辉煌于抗日与解放战争。
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湖南人五个。
七届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碧时五人为中央书记，湖南人三个。正副秘书长任弼时、李富春，都是湖南人。
七届中央委员44人，湘籍13人，除上述6人外，还有林伯渠（临澧）、醴陵李立三、衡山罗荣桓、桑植贺龙、湘乡蔡畅、麻阳滕代远、长沙徐特立、攸县谭震林，占总数29.%。
七届中央候补委员33人，湖南10人：永兴黄克诚、浏阳王首道、湘乡谭政、陈赓、湘潭刘先胜、会同粟裕、浏阳王震、宋任穷、宜章张际春、长沙肖劲光，占总数的30.3%。
在中共有一批著名的老革命家，号称“五老”。苏区时期是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林伯渠、谢觉哉，湖南四人。延安时期吴玉章取代何叔衡，仍是五个，湖南有三。
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63人，湖南11人，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六人，刘少奇是其中之一。除毛、刘外，还有贺龙、林伯渠、彭德怀、罗荣桓、李立三、徐特立、蔡畅、李烛尘（永顺）、程潜（醴陵），占总数的17.5%。
民主革命时期，湖南涌现出一大批战功卓著的军事家，1955年被授予元帅和各级将领军衔者有187人，其中：
元帅十人，湖南有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
大将十人，湖南有六：会同粟裕、永兴黄克诚、湘乡谭政、长沙肖劲光、湘乡陈赓、长沙许光达。
上将五十七人，湖南二十人。即浏阳人王震、宋任穷、杨勇、唐亮、李志民，醴陵人杨得志、宋时轮、陈明仁，平江人苏振华、钟期光、傅秋涛，汝城朱良才、李涛，宁乡甘泗淇、陶峙岳，郴州邓华，安化李聚奎，嘉禾肖克，湘潭彭绍辉，永州人李达。占了35.2%
. 中将175人，湖南45人，占25.6%。
少将792人，湖南129人，占16.2%。
在民主革命的艰苦岁月里，还有大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先烈。其中有著名的湖南籍革命家蔡和森、向警予、何孟雄、邓中夏、夏曦、左权、黄公略、何叔衡、夏明翰、毛泽覃、毛泽民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有一批湖南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哲学家、革命文学家、艺术家。翦百赞、吕振羽、向达、周谷城、杨东莼、刘大年、黎澍、李
达、丁玲、田汉、夏衍、周扬、周立波、欧阳予倩、萧三、张天翼、等。此外，
还有著名画家齐白石，语言学家杨树达、黎锦熙，哲学家金岳霖、贺麟等。
还有一些早期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革命家，经过了曲折和反复，有的走向反面，如周佛海；有的终成正果，如李达、李立三、罗章龙。
近代以来佔同期全國人才的11、22%。军政人才则首屈一指。
谭其骧：“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3、近代湖南人才蔚起之原因
首先，湖南人的基本素质和特殊性格是人才蔚起的基础。两次大移民，血緣族緣，特性：尚氣、強悍、霸蠻、“騾子脾氣”。
其次、湖南建省、南北分闱为湖南士子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
第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是湖南多军政人才的重要原因。
第四、重教向学之风极盛，促使湖南教育事业及留学迅速发展，为湖南人的成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为湖南改天换地的军政人才提供了现实舞台。
第六、人才链的师承效应、期望效应、共生效应也是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成因
湖湘文化传统是近代湖南人材辈出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
1、湖湘文化的概念，湖湘文化是在今天湖南這塊土地上逐步形成起來的帶有鮮
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它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由湖南人和流寓湖南的外省
人共同創造的。
2、湖湘文化的源头：楚文化。
3、湖湘文化的发展，宋代，湖南出了一人、一楼、一书院、一学派。
4、元明時期湖湘文化的低迷與復興
5、王船山与湖湘文化的形成。
6、湖湘文化在晚清时期的辉煌。
三、湖南人的精神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湖南人精
神）
文化精神是指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所特有的精神取向和精神风貌，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行为观念总和。
那么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呢？
这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综合各学者的观点，加之我的思考，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兼收并蓄
具体可分为：
一、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
有人说，这种精神可用一个“蛮”字概括，辛亥革命时期湖南志士杨毓麟将这种精神特质概括为“独立根性”，他说湖湘文化“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它省之外。”如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息让经纬成一学说遂成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夫之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宋儒，自立宗主”。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在辛亥革命之前对孙中山精诚合作，在国内埋头苦干，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对孙中山宣誓效忠，黄兴坚决反对。
在湖湘这块热土上代代传承，经历千年的漫长岁月而今不息。
从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直到毛泽东等等，这些湖湘人行事、性格中无不深深浸染这种“独立根性”精神。
二、心怀天下，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
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他在担任楚国左徒期间，积极向当政者提出了不少改革内政、修明法度、发展经济的主张。屈原遭放逐后，不愿和当政同流合污，楚国灭亡后他在汨罗江投水自尽，以身殉了他的爱国主义。
西汉初期政治家贾谊受朝廷排挤，被贬长沙，他想起自己经历相同的屈原，写下了《吊屈原赋》，对屈原表示哀悼，身不在其职，仍向文帝上奏折，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
南宋时期，这种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当时是宋金交战、国家危亡、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湖湘人士坚决反金，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在向宋钦宗所上的《时政论》中就坚决主张抗金，收复失地，胡宏在上高宗书中对朝廷的步步退让极为不满。甚至痛斥最高统治者“顾虑畏惧”，朝臣“欲偷安江左，贪图荣辱”。胡宏弟子张栻就曾跟其父张浚北伐。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在明朝灭亡、清朝追剿农民起义军余部和南明朝廷进入湖南之际，挺身而出，毅然举义兵于衡山，组织抗清斗争，失败后著书立说，实诚“六经责我开生面”的重任，以寄国家之仇，终不做清朝统治下的臣民。近代湖南人士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御西方侵略和向西方学习结合起来，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例如：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开明宗义地揭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更是推行了洋务运动。尤其是左宗棠在古稀之年还出兵新疆，完成祖国统一。早年战败后，谭嗣同本可逃过劫难，却甘愿赴死。他慷慨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之中国未有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在思想界理论领域，还是在斗争实践方面都涌现了一批英雄人物，如宋教仁、黄兴、刘揆一、陈天华、刘道一等，。五四运动文化运动时期，在岳麓书院弟子杨昌济先生经世济国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南人士
乘势而起，他们创立新民学会，继承湖湘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传统，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格”为宗旨，为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传播作出了极大贡献。
三、关注现实、体现结合的经世学风
所谓经世致用，又称通世济用，即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是儒家的一种优良作风，经世就是经邦济世，致用就是学术研究中应当为治理事务服务具体表现为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③注意联系实际，学于致用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学风，可以上溯到先秦汉唐时代，战国的屈原，西汉的贾谊，其学问文章与安邦济世的报复，忧国忧民的心怀，理想的追求实践浑然一体，他们是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学风的先行者。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泽被后世；三国的蒋琬，以实干精神而为诸葛亮赏识：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学问高文章好，忧国忧民振时济世，推动了经世致用学风在湖湘文化中的发展。
到了宋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风正式形成，胡安国、胡宏父子、张栻不断丰富了它的精神内涵。南宋之后这一思想得以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明清时期，王夫之追求济世实践，陶澍、魏源、贺长龄积极践行经世致用，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经世学派。到了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这种学风为杨昌济等继承发扬，并对毛泽东、蔡和森等新一代湖湘文化代表人物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实事求是，琴面笃实的务实作风
湖湘文化的求真务实的精神由楚文化发展而来，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湘人。（在此将不做详细介绍）
五、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意识
1.在长期历史发张过程中，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主要体现为一、
不同名族的融合：例如上古华夏文化和三苗文化，先秦楚文化好汉、苗、瑶、土家、等少数名族的交流
2.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这既包括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也包括和
其他文化的交流
3.不同学派的交流，例如法家，道家、儒家，宋学和汉学的沟通
和融合
六、自强不息，坚韧不磨的奋斗精神
陈独秀对湖南人这种精神风气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湖南人精神是什么?‘若到我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来做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破带着冰蹄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
这种精神和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是湖湘人物产生了强烈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并产生出“舍我其谁”的高度自信。
湖湘文化的繁荣孕育了大批湖南英杰，这些湖南英杰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湖南人的精神。
对于湖湘文化精神的概括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
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
我的概括是：经世、爱国、务实、奋斗
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文章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要讲一下杨度的《湖南少年歌》，1903年发表于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上，其中有几句这样写道：
“如今中国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如今中国是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表达了湖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感人至深，影响很大。
陈独秀在文章中写道，湖南人的这种精神不是杨度说大话，而是可以拿历史来证明的。他一连举出了几个确凿的历史事实，指出：
“两百多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十几年前的黄克强，带着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陈独秀进一步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一种“奋斗造桥的精神”，“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使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伟大精美得多。”
历史事实已经表明，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扬了湖南人的奋斗造桥的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们所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座桥，确实比他们的前辈所造的桥，要“伟大精美得多”。
四、湖湘文化的转换
湖湘文化实质上是在农耕社会中形成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人才结构不合理，多军政，少工商。
湖南人的性格强悍、霸蛮、尚气有为，但有缺陷，不能虚衷受益。
革命性强，斗争性强，政治性强，必须向经济建设和市场文化转变。要讲沟通、妥协、互利、双赢和包容。
时代变了，历史上形成的湖湘文化也必然要转型。但历史又不能割断，湖湘文化的辉煌至今还鼓舞着广大湖南人士。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发扬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的优良传统，克服湖湘文化固有的缺陷，实现现代转换，争取新的辉煌。有人提出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10大转换，即：
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转换；
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换；
人治文化向法治文化转换；
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转换；
崇官文化向崇商文化转换；
军事文化向产业文化转换；
游击文化向集团文化转换；
争斗文化向和合文化转换；
自负文化向自信文化转换。
清末湖南學者葉德輝說：“湘學肇于鬻熊，成于三閭。”鬻熊是戰國七雄之一楚囯的開國先驅，三闾是三闾大夫，屈原，湖北秭归人。出身于楚国贵族，司马迁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楚怀王左徒和三闾大夫，曾扶助怀王内修政治，外抗强秦。他起草法令推行政治改革，主张张明法度，任用贤能。受到上官大夫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遭谗去职。后长期被流放于沅湘一帶，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先后写下了二十多篇楚辞作品，诸如《离骚》、《九歌》、《九章》、《招魂》、《天问》等，楚辞按其名称本义而言，是指楚地的歌辞，是具有浓厚楚地色彩的新诗体。汉成帝时期学者刘向整理古代文献，将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人仿效这一文体的作品汇编成集，称为楚辞。楚辞在汉代又被称为“赋”，文学史上称之为“屈赋”、“楚赋”“骚赋”。因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在文体分类上人们习惯称之为“骚体”或“骚”。楚辞作为一种新体诗歌，是屈原的伟大创造。屈原借鉴传统形式，又吸收楚地民间文学楚声、楚歌、乃至巫歌的丰富营养，加以推陈出新，使之与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双峰并峙，这是屈原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杰出贡献。屈原的《离骚》表现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和追求真理的顽强精神，比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歌颂威武不屈的人杰鬼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都已成为千古绝唱。
关于楚文化和屈原，梁启超在其著作《屈原研究》中深情写道：
“那时的楚国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成长的新分子，好像社会仲裁成年的新青年。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归底民族，很含些神种意识和虚幻理想，像小孩子喜欢虚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的突出体现就是屈原赋二十五篇为代表的楚国文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其篇书是二十三篇）屈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屈原的作品大都是在流亡沅湘一带的十年中写成的。最后又在湖南的汨罗投江殉国。梁任公评论说；：“我们这位文学老祖宗留下二十多篇名著，给我们民族诺打一份遗产，它的责任算是全尽了，末后加上这汨罗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几倍权威，成就万劫不磨的生命，永远和我们相摩相荡。屈原不死，屈原惟自杀故，越发不死。”
屈原死后一百多年，出现了汉初著名的政论家贾谊，被砭到长沙担任长沙王吴产的太傅。
贾谊，世称贾生，河南洛阳人。18岁时以能诵诗书又善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为郡人所称誉，并为郡守吴公所器重。吴公升任主管全国司法的廷尉之后，力荐于汉文帝，说贾谊年纪虽轻，却通宵各家各派的著作，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被任命为议论朝政、制定礼法的博士，年仅20岁。贾谊以其卓越的才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人们爱称其为“洛阳少年”。也受到汉文帝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掌管议论国家大事的太中大夫，提出过许多建议，并为汉文帝所采纳。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写了《过秦论》、《治安策》、《大政》、《阶级》、《权重》、《藩强》、《俗激》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治主张。西汉学者刘向将其比肩于伊尹、管仲，将其著作集为《贾谊新书》。贾谊在太中大夫任上，表现了卓越的才能，但因其年轻气盛，直言敢谏，触怒了朝中权臣周勃、灌婴、张相如等人，受到排挤、毁谤，渐被文帝疏远，贬为长沙
王太傅。在到长沙的途中，经过湘江，贾谊想到屈原，触景生情，以激愤忧伤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追悼先贤，以泄愤怨。在《悼屈原赋》中，愤怒控诉社会之不公，是非之不明。他说，高贵的凤凰被逼到地上抬不起头，而猫头鹰一类丑恶的鸟雀洋洋得意，在高空中任意飞舞。真正的好人受到侮辱，卑鄙的小人反受到重用。处在这种好坏不分、是非颠倒的社会环境之中，绝不应向恶势力低头，也不能委屈求全。要像凤凰高高飞翔，要像神龙到海底深藏，再找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从中可以看出贾谊的高洁品德和不满现实的反抗精神。
贾谊和屈原處於不同時代，但是他们卻有很多共同之处，司马迁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作《史记》是把他們合在一起，撰成《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三年，他忧国忧民，也忧自己的前途，甚至忧虑自己的寿命。
四月的一天，一只服鸟飞进了贾谊的房子。他疑心自己寿命不长，于是写下了十分伤感的《服鸟赋》。他要服鸟告诉他吉凶祸福，并借服鸟之口说明万物变化无常，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命不可说，孰知其极？前173年汉文帝诏贾谊回长安，向他询问关于鬼神的问题，不久将其派到文帝儿子梁王刘胜那里做太傅。贾谊因而有所振作，不断向文帝上书言事，四年之后，梁王堕马而死，贾谊陷入悲伤愁苦之中不能自拔，不到33岁，就英年早逝。作为一个杰出的政论家，加以的政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他主张以民为本，以禮治囯，慎重刑赏，重视教化，“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弱化地方割据势力。
贾谊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民本、礼治、德化、强干弱枝等主张对曾国藩有着深刻影响。
湖湘人士大都视自己的家乡为“屈贾伤心之地”，并以承继“屈贾流风遗韵”而自豪。
魏源写《过洞庭》诗云：“积水何年始，下连南极深。纵浮吴楚去，难尽屈子心。”
郭嵩焘写过许多记念屈原的诗赋、联语
谭嗣同《画兰》诗云：“雁声吹梦下江皋，楚竹湘妃起暮涛。帝子不来山鬼哭，一天风雨写《离骚》。”
陈天华滔海渊源于屈原的自沉汨罗。
彭超的遗书亦以屈子之自沉汨罗为榜样。
向警予长沙读书时作文《湖南地型记》云：灵均虽渺，“流风余韵，久沁心脾，异日者又恶知夫湖南之果不为中国之普鲁士也。”，（第2页）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即深受屈原影响。她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和《九歌》的全文，1918年作七律《纵宇一郎东行》中云：“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诗中称颂屈原贾谊的才智与精神。纵宇一郎即罗章龙，罗赠毛泽东的诗中亦有“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之句。他们都把屈原视为精神偶像。直到晚年，毛泽东一直喜欢阅读和研究楚辞，特别是《离骚》。据《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记载：“1957年12月，毛泽东曾要求我们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尽量收集给他。我专门请何其芳裂了一个书目，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各种有价值的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五十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以后他又在1959年、1961年两次要《楚辞》，1961年6月16日，他还特别指示要人民文学影印出版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楚辞中，毛泽东尤爱屈原的《离骚》，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篇《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离骚》是一篇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对于光明和理想的追求，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正是这些，吸引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到晚年。”
可见，楚文化、特别是屈原的人格与精神是湖湘文化的源头。讲湖湘文化不能不从
屈原讲起。
3、湖湘文化的发展，宋代，湖南出了一人、一楼、一书院、一学派。
一人，周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州人，晚年讲学于庐山濂溪书堂，世称濂溪先生，其学被称为濂学。著有《太极图说》《通书》，探索宇宙本源，描绘了一个从无到有、阴阳对立、五行相生、变化无穷的宇宙生成图式，提出了一系列哲学范畴和理学命题，诸如无极、太极、动静、性命、阴阳、五行、生死、善恶、以及诚、敬、中和等等，上乘孔孟，下启程朱，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
一楼，岳阳楼，建于北宋庆历五年，即1045年，藤子京修书，范仲淹作《岳阳楼记》。突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精神。曾国藩即受其深刻影响。他写《圣哲画像记》。为三十二圣哲画像，其中就有“葛陆范马”。致诸弟书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尧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一书院，岳麓书院。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建立，后不断扩建，真宗御书匾额，康熙：“学达性天”，乾隆：“道南一脉”。倡导“礼义廉耻”“实事求是”“道中庸”
“严肃整齐”“慎独”“诚敬”等。理学气息，文化氛围，湖湘人才摇篮，号称“千年学府”。
一学派，即湖湘学派。创立者为闽人胡安国、胡宏父子，重要传人是四川绵竹人张栻。这一学派的特色是：
湖湘学派的主要特色有五：
一是把天道與人道結合起來，追寻宇宙的大本大原，將“性”作爲“天下之大本”，以“性”解釋“天地之所以立”。南宋理學的各種派別都在探討宇宙之本源，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宇宙本體論。朱熹一派以“理”為宇宙本體，所謂“理本論”，主要從客體意義上解釋儒家倫理，將儒家倫理上升為先天的理，即天理；陸九淵一派以“心”為宇宙本體，所謂“心本論”，主要從主題意義上解釋儒家倫理，將儒家倫理視爲發自于人們主觀内在的本心。湖湘學派與上述“理本論”和“心本論”不同，提出“性本論”，將“性”視爲宇宙本體。胡宏說：
“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知言疑義，胡宏集，328）
“性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同上，333）
“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同上，28頁）
張栻說：“太極，性也。”（南軒文集，答周允升）
“性”原本只是一個討論人性的範疇，胡、張等人把它發展成爲一個宇宙本體的範疇，將性視爲具有萬理、化生萬物的“太極”，把“性”看成連接天、人的中介，即具有天理的客觀意義，又具有人心的主觀意義。可見，湖湘學派的性本論實際上就是把天道和人道統一起來所建立的宇宙本體論。
二是把形而上與形而下結合起來，強調道器不可分離。這是湖湘學派的另一個特色。
宋代理學家都將世界分爲形而上與形而下兩部分，形而上者是道，是太極；形而者是器、形、物和氣。湖湘學將“性”也納入形而上的範疇。並以形而上的道、性和太極作爲宇宙本體。但是湖湘學派的特色在於，他們反對將二者割裂開來，反對“離形
以求道”的觀念，認爲形而上存在于形而下之中，二者不可分離。他們指出：
“性外無物，物外無性。”（胡宏集，6頁）”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有風之有動，尤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胡宏集，4頁）
“道不離形，特性而上者也；器異于道，以形而下者也。”（南軒易説，卷一）
湖湘學者肯定形而上的道、性與形而下的器、物是不可分離的。器是指物質世界，“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也。”（南軒易說，卷三）道是物質世界的本質和運動規律。胡宏說：“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陰，陰-陽，此太和所以為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謂也？謂太極也。”（胡宏集，第32頁、41頁）陰陽二氣屬於形而下的器物世界，形而上的道、太極、太和則是陰陽之氣的運動規律，故而只能存在于器物世界之中。强调一阴一阳之謂道，也就是肯定对立统一是萬事萬物的運動規律。
三是理欲、義利之辨有自己的思想特色。
理慾和義利之辨是中國思想史上長期爭論的問題，儒家、特別是理學家一直以存理窒慾、重義輕利爲其價值取向。湖湘學派對此作出了自己獨到的闡發。
胡宏否定理和慾、天理和人慾的兩極對立，認爲天下之大本的性既體現天理，也體現人慾，提出了“天理人慾，他同體異用”的命題。指出：“天理人慾，同体異用，同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也。”（胡宏集329頁）他將人的性体比作水，而人之心、人之情、人之慾則如水之下、水之瀾、水之波浪。其本體都是水，心、情、慾是天理還是人慾，只是已發之後的功用不同，他認爲，符合道德的天理和不符合道德的私欲，要看一個人的感性心理喜怒哀樂已發之後是“中節”還是“不中節”。他還說：“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慾可知。”（胡宏集，330頁）這就是說，區別理慾，只看是否中節，是否有度。這是有其合理性的。
張氏把義利之辨與理學家常講的天理人慾之辨統一起來，認爲義即“天理之公”，而利則是“一己之慾”，義利、理慾、公私，顯然是對立的。但張氏對義利、理慾、公私之別作了富有特色的理論概括。他以道德實踐是不是“有所為而然”區別義利、理慾的根本標準。他說：“無所謂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慾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有所為然還是無所謂然，指的是行爲動機是否純正，是否懷有私心雜念。
四是把体與用、内聖道德與外王事功統一起來，追求“明体達用”之學，注重經世致用，是湖湘學風的重要特徵。
以天道解釋人道，強調心性哲理的思辨，凸顯内聖道德的修養是宋代理學的重要特徵。但是一種傾向會掩蓋另一種傾向，人們大談“天道性命”，卻產生了流于空談的情況。多尋空言，不究實用，平居高談，臨時茫然，所在多有。在這種情況下，湖湘學派堅守儒家的务实品格，旗幟鮮明地反對“多尋空言，不究實用”的傾向，堅持内聖品德與外王事功的統一，追求明体達用之學，認爲聖人之道，有体有用：“學聖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無用，與異端何辨？”（胡宏集，131頁）這裡所說的体，就是聖人内在的道德本体，而所謂用，就是經世致用，建立事功。誠如胡宏所說：“口誦古人之書，目睹今日之事，心維天下之理，深攷撥亂致治之朮。”正因爲如此，經世致用，康濟時艱，成爲湖湘學派的治學宗旨。
胡宏治學的著眼點集中于研究國家治亂興亡之道。在他看來，“知亡者，然後可與圖存者也；知亂者，然後可與圖治者也。”他通過研究，寫出治國方略《中興策》，並多次上書皇帝，提出自己的忠言讜論，主張改革弊政，富國強兵。他指出，“治道以卹民
為本。而卹民之道，必先除奸惡，然後善良得安其業；而除奸惡之道，則以得人爲本也。”（胡宏集，118頁）他主張“保民如保赤子”，“為治安立生葉，勸其耕耨，平其收斂，哀其憂而賀其喜，使之生足樂而死無憾”(同上，119-120頁)要以仁心施仁政，”“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推食食之。”（19頁）
張栻也具有強烈的民本思想，特別關注“得民心”之事，關注國計民生的“經濟之學”。張氏繼承其父張浚的抗金遺志，“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為己任”，積極主張“修政立德，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戰守”，並以岳麓書院為基地，培養大批愛國志士。前面提到的一大批以吳獵、趙方為代表的岳麓書院著名學生，都在保衛中華民族的英勇鬥爭中做出巨大貢獻，《湘學略》的《南軒學案》稱，“南軒岳麓之教，身後不衰。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無算。”這就是說，在湖湘文化發展到湖湘學派這一個階段，經世致用、爲國捐軀就形成為它的一大傳統。
五是知行关系上，主张知行互发，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然后力行。
胡宏很強調知的重要性，認爲：“大則知乎！天下萬事，莫先乎知。是以君子必先致其知。”又說：“不知天道，是冥行也。冥行者，不能処己，焉能處事？”他更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性，指出：“人雖備天道，必學然後知，習然後能，能然後用。”在胡宏看來，知與行雖有先後，但知與行是合一的。他說：“道學須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力行，則不差耳。”“故務聖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見，方力行以終之。”又說：“學也，行之也，行之行之又行之。”《胡宏集》43、28、11頁。
張式在胡宏知行觀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知行互發”的思想。他說：
“致知力行，互相發也。蓋致知以達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南軒文集，送鈡蔚序。）從而揭示出人們的認識是一個知與行相互促進的過程。
不僅如此，他還論證了人的認識是在“行”的過程中不斷由淺入深、由粗至精的向上發展過程。
“始則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近，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論語說敍) 朱熹肯定湖湘學者“知先行后”的知行觀，同時批評“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
乃是“湘中學者之病”。從朱熹的批評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重實行、重踐履、务實際正是湘中學者的一大特色。
五、元明時期湖湘文化的低迷與復興
元代湖南地區的文化教育不及宋代發達，科舉考試中進士者143人，比較著名的人物有詩人和史學傢瀏陽人歐陽玄，曾授湖廣省右丞。還有詩人李祁（插令人）呼天游（岳州人）史學傢琛任子（茶陵人）經學傢陽輈（慈利人）唐彌昌（劉陽人）歐陽龍生等。整個説來，元代湖湘文化處於低迷時期。
明代湖南地區仍屬湖廣省管轄，共有七府八州五十六縣，還有十八土司。明太祖特別重視學校教育，他認爲，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大力倡導各機官學的發展。令全國各郡縣皆立學校，府州縣學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
國子監生“厚給廩餼，嵗時賜布帛文綺，襲衣布靴”，還供養諸生妻子，助其婚娶，並規定“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勿得與官。”在這種背景下，湖南官學得到了普遍發展。洪武年間即大量恢復和重建了各府州縣原有的學宮，隨後又增設與興修了一批縣學和府學。明代中葉湖南各府州縣還創建了一批新的書院。諸如，善花惜因書院、湘陰昂高書院、寧鄉與山書院、茶淩雲亞書院、蜜江書院、衡山文昌書院、文定書院、集賢書院、東廓書院、甘泉書院、南岳九龍書院、耒陽白氏書院、永州宗濂書院、東岸清溪書院、寧遠會濂書院、寳慶愛蓮書院、城南書院、新化文昌書院、武岡鰲山書院、花容尤峰書院、辰州崇正書院、沅陵虎溪書院又名陽明書院、沅州明
山書院又名文清書院、桂陽蒙泉書院等共計26所。
由於教育事業的發展，明代湖南通過科舉成爲進士的人大量增加，据《湖南通史》的初步統計，明代會試凡82場，湖南進士題名的共541人，其中狀元一人，華容黎淳；亞魁一人，安仁鄧偉奇；探花一人，臨武曾朝書。這些進士眾官居顯位並對時局產生重大影響的有：弘治、正德年間的兵部尚書劉大夏（華容人），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茶陵人），嘉靖年間的太子太師、左柱囯、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巴陵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茶陵人），崇禎年間的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參軍機掌兵部事宜的楊嗣昌（武陵人）。
在文學藝術方面，茶陵劉三吾、湘陰夏原吉、攸縣王偉等都有所建樹。李東陽及其爲首的一批詩人形成具有全國影響的“茶陵詩派”。明史稱，“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xi）然宗之。”李東陽一生著述宏富，有《懷麓堂全集》100卷，包括詩30卷、文60卷、雜稿10卷。1983年岳麓書社點校出版，更名為《李東陽集》。诚如晚清湘籍经学家皮锡瑞所说，出现了“骎骎始盛”的局面。
“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欧阳原功、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昌诸人，骎骎始盛。”这时就湖南自身而言的。就全国而言，据张步天《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一书统计，明代湖南列传人物27人，占全国的1、54%；进士及第427人，占全国1、9%。
明代湖南文化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王阳明学说在湖南的传播。
王阳明，原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学者，因筑书室于其会稽山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王华，状元，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王阳明生当大明中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崩颓之时，仅就学术而言，当时的士大夫尽管都读宋代五子之书，但多数不过以为猎取声名利禄的途径，实际上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有见于此，王阳明以天下为己任，起而校正之，他一生做了三件大事，一是镇压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的社会动乱；二是平定了宁王宸濠的反叛；三是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发展成独树一帜的阳明学，受到当时及以后广大士大的推崇，被视为“文事武备”兼具的“儒家第一流人物”。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号文成。
阳明学说渊源于南宋陆九渊，并有所发展，后人称陆王心学。陆九渊不同意朱熹以理为本、格物致知的说法，认为天理就在人心之中，主张“以心为本”“理存心中，不必外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阳明对朱熹的理学多有批驳，其心学的主要内容可用十个字加以概括，即“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王阳明“心即理”的思想是陆九渊心学的继续。陆说“万物皆备于我”“心即是理”，王以此为起点，发挥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他还把心，也就是“我的灵明”看成是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就是物，心就是理。
心之知和心之行是一致的，知与行原本就是一个功夫，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有知便有行，有行便有知，知行是合一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兼恶臭是知，恶恶臭是行；见好色是知，好好色是行。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解释“知行合一”时说，知行两个字，原是一件东西，事到临头，良知自有主宰，善使知善，恶使知恶，丝毫瞒他不得，世未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如小孩看见到火，伸手去摸，成人决不去摸，因为成人知道烫人，小孩不知道烫人。又如，桌上放好臭鸭蛋、臭豆腐，不恶恶臭的人吃，恶恶臭的人就不吃，只许你一知道，要吃或不吃，立即可以决定，这便是知行合一。朱子以为先要致知，然后
实行，把做学问的功夫，分成两个橛，阳明主张，方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方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只是一件，决不可分。阳明教人下手方法与朱子教人下手方法不同。
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致良知。致良知是王学的核心。他自认为是操舟之舵，是成贤成圣的关键，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
何谓良知？何谓致良知？孟子说过，“人之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人生而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四善端，扩而充之，可以事父母，足以保四海。王阳明说：“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他指出，良知是有的，问题在于很多人“不能致之耳”。《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王氏认为致知就是为善去恶，就是格物。他曾说过“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难就难在“不能致”。心中贼就是良知之贼，即以自己为本为的“成见”和“私欲”，所谓致，就是致力于去恶的意思，就是扩充善良的意思。他说：“《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又引《大学》“诚其意者勿自欺也”的说法，将“致良知”解释为“诚意的功夫”，“不欺良知”。也就是一切言论行动要服从良知的命令，对心中之贼要下很大的“洗涤”和“克治之功”，把成见、私欲剪除净尽。他引《大学》“所恶于上，勿以使下”，指出“‘所恶于上’是良知，‘勿以使下’是致良知”。也就是说，良知是知，致是行。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有四句话，可以概括他的学说，即有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人心的本体是无善恶的，意念发动时才有善恶之别，“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也就说，是善是恶自己的良知是知道的。而能自觉地为善去恶便是致良知，便是格物致知。由于致良致的致不同，可以区分出人格之高下。
阳明的学说，旨在教学者立志成为圣贤。他说：“君子之学，无时无处不以立志为事。”要立“必为圣人之志”“求真为圣人的心”，“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在阳明看来，虽分量不同，只要都能“纯乎天理”，“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所以，“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圣贤质同而量别，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
关于阳明学在湖南的传播情况，《湖南通史》有专门小节介绍，1507年王守仁因触犯刘瑾贬谪贵州龙场驿丞，三年后还京，前后两次在湘讲学，1539年王门季本任长沙知府，接着王门弟子罗洪先、张元忭、邹元标先后在岳麓书院将手阳明学，有力地推动了王学在湖南的传播，但他们在湘讲学，亦多兼收程朱，注重实用之学，纠正王学末流之空疏，强调经世致用。罗洪先就十分典型，他被当时学人奉为王学正宗，任公也称其最得王门真谛，他在讲学中强调阳明“良知”的要义，认为“良知”二字是阳明先生一生经验的积累，是得之于身而后“使发于心者”，阳明一生行事皆与其良知相应，“一与所知不应，即非其本旨矣”。罗洪先同时又对天文、地志、边塞、战阵等经世致用之学无不精究，对国计民情十分关切。《湖南通史》的作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传播于湖南的王学，实际上已是被湖湘学改造了的王学。
阳明学在明代是显学，“在近代学术界极其伟大”，对后世颇有影响，对湖湘世人亦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魏源“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方寸撑尘寰”，“去人心之积患”（除寐患、虚患）
曾国藩的“已诚为天下倡”；“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但问耕耘，不问收获”；
左宗棠：“天下之盗贼易去，心中之盗贼难除”。“神明之在吾心”“心圣贤之心”“能克己者，必能克敌”“心忧天下，神交古人”，只要精诚笃道，就“无不可办之事，无不可为之时”。
宋教仁“吾人当服膺之不暇”，“克复之功”“进德之功”“一转念间，不为圣人，即为败类”；“但求于我心之良知无愧”“无善无恶是物，有善有恶是知，审善辩恶是格，为善去恶是致。”
蔡锷的“耿耿精忠之衷”；
毛泽东早年强调“文明其精神”，后来主张“人要有一点精神”，强调“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人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六、王船山与湖湘文化的形成。
王夫之生平事迹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自称船山遗老，后人尊其为船山先生。船山的家世与师承：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王朝聘“以真知实践，为湘南学者”，叔父王庭聘，哥哥王介之、王参之都是书生。王夫之七岁读完《十三经》，十四岁中秀才，曾就学于岳麓书院，二十四岁与大哥一同考中举人。其时，闯献造反，天下大乱。张献忠率军攻入衡阳，招请王氏兄弟，夫之逃匿衡山。献忠执王朝聘，要他命王氏兄弟出来扶助，朝聘不允，并准备自缢。船山闻讯，剐面刺腕，叫人抬到张军驻地，又谎称其兄已死，自己已不堪任使，张献忠才允许其父回去。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贞自缢煤山，王闻讯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吟罢辄哭。1645年清军攻入南京，南明福王宏光政权覆亡。王船山写《续悲愤诗》一百韵。1646年清军攻入福建，南明隆武政权覆灭，王写《再续悲愤诗》一百韵。1648年王船山30岁时与友人在衡山举兵抗清，旋即失败，遂偕侄儿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坚持反清斗争，抗清将领瞿式耜si推荐他出任永历朝行人司行人。瞿式耜兵败殉难后，他知事无可为，右手人排挤，秘密返回湖南，但誓不降清，亦不剃发，浪迹湘南，变姓易服，自称徭人，“栖伏林谷，随地托迹，以至于殁”。1661年清军攻入缅甸，永历帝被杀，王船山作《三续悲愤诗》一百韵。自此，自称“南岳遗民”、“亡国孤臣”，字题墓碑曰：“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自题墓铭曰：“抱刘越石（刘琨）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以永世。”嘱咐其子“不可增损一字”，并要求他们“老而好学”，“勿庸问世”，“背此者自昧其心”。刘继庄说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赞曰：‘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广阳杂记，卷二）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病逝，终年74岁，“完发以终”。
王夫之的主要著作据有人统计，约有一百余种、四百余卷、八百余万字；流传至今者，还有七十三种，四百另一卷，四百七十余万字，一百多种版本。1996年岳麓书社出版《船山全书》共十六册，主要有：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尚书稗疏，诗经稗疏，春秋稗疏，四书稗疏，礼记章句，四书考异，四书笺解，四书训义，说文广义，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相宗络索，楚辞通释，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姜斋文集，姜斋诗集，姜斋词集，姜斋诗话，等等。唐鉴《学案小史》称其云：”“先生理究天人，事通古今，探道德性命之源，明得丧兴亡之故，流连颠沛而不违其仁，险阻艰难而不失其正。穷居四十余年，身足以砺金石；著书三百余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恒苦，寄怀弥远，见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撄，渠逆莫之能摄，嵚崎(qinqi)莫之能踬（zhi），空乏莫之能穷。先生之道可以奋乎百世矣。”
王夫之的学术趋向，人们有不同的说法。王（吾文yu）说他父亲：“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阳明之谬”，唐鉴也说他“由关而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轨。”不少学者还认为船山思想渊源于《正蒙》。梁启超则说：“非朱非王，独立自成一派。他这一派，叫着湖湘学派。”
实际上，船山确实尤神契张子《正蒙》一书。“谓张子之学切实高明，以《正蒙》一书人莫能读，作《正蒙》注，与《思问录》内外篇互相发明。王夫之特别崇拜张载。也特别推崇朱熹，认为朱熹是旷代不易见之大贤，尊其为夫子，依据《四书集注》作《,四书训义》，38卷，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说此书是王船山生平著述中字数最多、论述最详而内容无所不包的一部代表作。朱说：“礼者，天理之节文，出于自然之理”“三纲五常，理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变。”王氏循之，认为：“理者，事物始终循用之条理，礼者，天理自然之则也。”他说；“周以礼立国，周礼可为万世法”。“夫理之为教，至矣大矣。”它范围天地、鬼神、五伦，并由此区分人禽、治乱、贤不肖。他强调，三纲五常者，礼之本也。他大力提倡有天理无人欲、有义无利之说。刘人熙称赞《四书训义》为“儒林鸿制，伟矣皇哉！”“自有讲义以来，未之或能先也。”梁启超人为船山学风"与程朱比较接近，不过，谓之程朱，毋宁谓之横渠。”
王夫之影响于后世的思想
王夫之著《黄书》一卷、《噩梦》一卷。鼓吹民族主义。有人将《黄书》比之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并不确切。章太炎说得好：“衡阳者，民族主义之师；余姚者，立宪政体制师。”“《明夷待访录》所持重人民、轻君主。衡阳所著，则有《黄书》《噩梦》，其和汉族而拒羯夷，成文具在。”他说，治之不古，自高帝始。他只承认汉族建立的汉、唐、明。持夷狄禽兽论。王船山提出了三义三罪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在君臣之义与民族大义面前，“如其不可两全矣，则先君之义犹私也；中国之义，人禽之界，天下古今之公义也。不以私害公，不以小害大。”于此相对，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祸在一代，则一代之罪人；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他将民族大义视为衡量功过是非的最高标准。并且认为，君权可禅、可继、可革，但却“不可使夷类间之。”
王夫之认为，“词赋之源流，莫高于屈宋”，“屈子以哀怨沉湘，抱古今忠贞之恸，其情莫有传者。”因此作《楚辞通释》十四卷。并仿屈赋之体作《九昭》，引言称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聊为《九昭》，以旌三闾之志。
在湖湘士人中，王船山是较早系统研究屈原的学者，他作《屈原通释》，旨在“达屈子之情”，他的《九昭》更是代屈子抒情言志之作，他高度评价屈原是“千古独绝之忠”。这一评价继承了明代学者“屈原之死乃殉社稷。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的思路，（屈原学集成，35页）使屈原的形象趋于完善。
在此之前的近两千年中，屈原的历史地位与评价一直存在争议，人们褒贬不一。在屈原去世百余年后，贾谊作《吊屈原赋》，感叹屈子身世和遭遇，对屈子的自杀颇有微辞。司马迁强调屈原的怨愤之情，因怨愤而抗争。班固不赞成司马迁的看法，指责屈原怨天尤人，处世“不智”。其沉江而死乃出于“忿怼不容”。东汉时王逸开始提出屈子之死非由于“忿怼”，乃是“杀身以成仁”。魏晋到隋唐，人们充分肯定屈原在文章辞赋方面的崇高地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代辞学大家洪兴祖和朱熹，都将屈原视为忧国、爱国志士。洪兴祖不纠缠于司马迁的因怨作赋之说，也不同意班固“愤怼不容”之讥，指明“屈原之忧，忧国也。”也就是说，屈原之忧，不是忧己之不逢，不是忧君王之不察，而是忧国之存亡。朱熹在其著名的《楚辞集注》中，综合汉代以来的两
种评价，以纯儒之眼光重新审视屈原及其辞赋，认为屈原的自杀行为和激愤情绪均不足为训，但其出发点是源于忠君爱国。明清之际，人们力辩屈原自沉的动机和价值，大力弘扬其忠贞之志。李贽的《屈原传赞》说屈原之死因宗国颠覆，君主愚于贼臣，不忍坐视，又不能改，于是不得不死。在这个基础上，王船山进一步论断说；屈原是“千古独绝之忠”。
王夫之思想的评价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然梨洲贡献在学案，而自所创获者并不大。船山则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
蔡尚思认为，王夫之的思想进步与保守两方面都很突出。王夫之认为，器决定道，气决定理，有唯物论倾向。认为阴阳相对，相反相成，物物相依，变化无穷，有辩证的方法论。他认为，知以行为功，行可兼知，有实践的认识论。
梁启超说：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船山死后，气学暂无传人，故淹没不彰。道光年间新化人邓显鹤搜集王氏著作，加以刊布，同治中，曾氏兄弟在南京设局刊布船山遗书，使之广为流传。王夫之遂成为继屈贾濂溪之后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
谭嗣同称其“五百年间，真能究天人之际者，船山一人而已。”船山思想成为谭嗣同《仁学》的主要渊源。
张岱年认为，王夫之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有四个方面，即体用胥有、即事穷理、珍生务义、相天造命。大体而言，实体与作用、本体与现象时都有的，是相与存在的，由用以得体；就事以求理，而不是先立个理以限事；珍视生命，舍生为义，比生命更珍贵的是道德，是务义；人可以发挥能动性，以积极的态度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船山的民族主义被清末革命党人视为珍起国魂的瑰宝。1902年杨毓麟著〈新湖南〉，指出：“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喑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自欲一日不能离于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1903年章士钊在〈国民日日报〉上发发表〈王船山史学申义〉称：“船山之史学，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50多年后他还夸张地说：“果也！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振，不数年而清室以亡。”（〈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地43页）
民国初年成立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至今仍有《船山学刊》，衡阳建有船山公园，船山学院。
王船山的思想对曾国藩、曾国荃、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杨昌济、毛泽东都有深刻影响。
曾国藩说他是“命世独立之君子”，
谭嗣同说他，“五百年来学者，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船山是古代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船山学是湖湘文化形成的标志。
六、湖湘文化在晚清时期的辉煌。
经济发展、湖南建省、南北分闱等等，促进了湖湘文化在晚清时期达到辉煌的局面。主要表现在：
(1)、嘉道时期湖南出现了一个影响巨大的经世派，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
代表。
湖南社会科学 2010年第1期 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价值理论;通过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研究,探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核提出了资本经济这个新概念和知识经济时代资本异质化理论;通过对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和科斯产权理论的研究,探讨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了国有资产商品化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对策;通过对工业化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探讨湖南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提出了湖南工业强省的赶超发展战略思路和建议等,带动了整个全省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发展和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湖南经济建设服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就我个人而言,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我从一名学徒工成长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是改革开放造就了我,而我也为改革开放奉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30年来,我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圣殿里学习和耕耘,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学术思想体系,先后提出了“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理论”、“农业工业化理论”、“垄断结构企业范式理论”、“企业家阶层经营占有制理论”、“家庭经济行为理论”以及“农资商品物流管理最优化理论”等带标志性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研究成果先后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新华文摘》、《中国工业经济》、《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城市经济》、《中国软科学》、《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杂志》和《美中经济评论》等国内外学术权威刊物发表,有一批成果获得省政府颁发的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还有一批研究成果被高层决策部门采纳,如1995年8月25日我在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学习中心组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辅导报告中,向省委省政府建议,快速发展湖南经济应该采取“区域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高度化”的工业强省战略,得到了当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充分肯定,为后来全省提出的“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导;又如2008年7月12日参加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同志主持召开的“推进湖南新型工业化专题调研座谈会”,我向省委和省政府提出实施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打造超级产业和发展农业工业化等战略建议,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肯定,张春贤书记在同年7月21日湖南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座谈会议”讲话中采纳这些建议,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以年平均9.8%的高速度增长,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成就斐然,举世瞩目。但也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出三大中国特色:一是在与发达国家巨大差距的压力下寻求经济追赶式的大发展;二是在在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约束下推进工业化的大发展;三是在传统行政治理方式下实现GDP的大扩张。这样一来便形成了长期立足于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大多数产业和产品的生产仍处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低端化阶段。因此,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的增长”方式,便是当前我国经济在后危机时代提高国际竞争力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经济学者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所以,我们一定要肩负起这个历史的使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现代市场经济规律,深入研究“化落后增长之危,抓结构调整之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全面转变”的理论和对策,为后危机时代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更大发展贡献经济学者的智慧和力量。 湖湘文化与中国文化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湘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类型,与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紧密相连。一方面,它的形成发展是在中国文化演变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另一方面,它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湖湘文化的历史源流 湖湘文化是有着自己的历史源流、主要特质的地域文化。当然,作为中华文化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湖湘文化,总是随着中华文化史的变迁、发展而不断地演变、重构,从而转变自己的文化形态。但是,这种不断演变、转型的地域文化又有着明显的继承性,从而表现出文化类型固有的区域性的特质。 湖湘文化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下述不同的发展阶段。 1.湖湘文化的孕育期 在湖湘文化成型之前,这里已经出现了区域性文化形态———苗蛮文化与南楚文化。史前时期在现在湖南一带主要是三苗、南蛮人活动的地方,盛行作为部族文化的苗蛮文化。以后出现的楚文化则是一种以方国为基础的区域文化,其幅员包括后来的几个省区。楚文化是一种有特色、有成就的文化形态,尤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民风民俗、工艺器物等方面成就突出。文化总是前后相继的,楚文化的产生,就是中原文化与苗蛮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同样,湖湘文化的产生,也是中原的儒家文化与本地的楚文化遗存相结合的结果。
湖湘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集团文件版本号：（M928-T898-M248-WU2669-I2896-DQ586-M1988）
湖湘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是的支脉，是湖南各族人民长期积累的具有特色的民风、民俗、民族性格、、等因素的总和。的历史，它的历史源头是。战国时期的长沙已是聚居、人口稠密、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反映的文献有中的《》、《》、《》、和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以及各种习俗的考古资料。此外，由与湖南共同创造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散文、音乐、绘画、雕塑、等，在春秋战国时都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与水准。隶属中国传统儒家。其重要特点是“思想、文化、道德、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中，并为政治服务。 在宋代，湖南出现了理学开山祖—，他创建的理学，就是以为核心，吸收了道学、而形成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开“”的先河。理学又称道学、，是后来出现的“”的思想渊源。 “”的奠基人，曾在创办文定书院，他于1138年春在湖南去世，安葬于。 明清之际，湖南出现了理学，从而使湖南成为理学思潮形成和发展的，而这一时期在大地建立了闻名全国的、则成为理学思潮的主要学术文化基地。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形态。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的诗歌艺术、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后产生了理学鼻祖，主张经世致用而反对程朱理学的，以及“睁眼看世界”的等一系列思想家，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湖湘文化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等的洗练之后，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盛誉。 根据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暗合，人们对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产生了再认识：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尽管炎帝与远古湖湘文明的渊源难以考证，在近代上却一直是最可信的故地，具有最浓厚的文化氛围。早在公元976年就“立庙陵前”，1371年明洪武帝又“考君陵墓在此”，到清年间祭道旁刻下“邑有圣陵”的石刻，而1993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又亲笔题写了“”，至此，鹿原陂作为始祖长眠之地(“茶乡之尾”)的历史地位就更趋稳定。从等资料记载可以看出，舜帝传说很可能源自湖湘一带，史记记载舜帝“崩于之野，葬于江南九嶷”，《》记载了“湘水出，舜葬东南陬”。在流放楚国，留下不少千古绝唱，《》，《》，《》，这些很可能源自湖湘地域的民间传说，尤其是《》，可以肯定是源自当时“二妃寻夫”的传说。公元前210年到洞庭湖望祭，到718年委派张九龄遣祭，再到2004年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在拜祭，2006年公祭舜帝大典在九嶷山举行，悠久的祭舜历史和繁多的舜陵祭文似乎已将“根在九嶷”的传说化作了无可争辩的史实。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并不完全适合于当代湖湘精神 本报记者赵晶长沙报道 “所谓…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反映的是近代湖湘精神，并不完全适合于当代。”前日，长沙市政协副主席、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秋光提出自己对湖湘精神的新见解。在他看来，湖湘精神可概括为4句话32个字：勤勉质朴、务实笃行；内圣外王、经世致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变通包容、开拓创新。 “没有一种文化是一成不变的” “要理解湖湘精神，要从古到今全面理解。”周秋光说，“勤勉质朴、务实笃行”，指的是古代原生态的湖湘精神。以前的湖南，交通不便，处在相对闭塞的空间。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个地方的人如一块璞玉，勤劳，质朴，做什么事情都很实在。 “内圣外王、经世致用”则对应宋至明清及于近代。周秋光介绍，自宋代周敦颐开创理学，胡安国、胡宏父子创立湖湘学派，湖南便一改昔日边鄙蛮夷的形象而入汉文化的腹心。王夫之集百家之学，变虚化之道为实有之道，将湘学推上了极致。湘学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摒弃了那种空疏高谈不切实际的学风，注重与经世之务的结合。 湖湘人文精神需要充实新的内容 “所以湘人并不空谈性命，闭门修炼；而是务实笃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周秋光说，每当国运衰危、民生涂炭之际，湘人便挺身而出，发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的呐喊。“近代以来的历次救亡与革新运动，湘人力挽狂澜，舍身殉国，前仆后继，使内圣之学与外王之业相得益彰。” 发展到近现代，湖湘精神呈现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把天下的事当做湖南人的责任。别人不敢做的，湖南人敢去做。”周秋光说。 而“变通包容、开拓创新”，是周秋光特别强调的一点。他说，传统的湖湘文化虽然创造了往日的辉煌，但是到了今天，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也已发生变化，一些核心价值虽可继续保持，但也需要不断地转型和提质改造，充实新的内容。“如果不能变通包容，又怎么能开拓创新？” “重构湖湘人文精神正当时”
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的“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湖湘文化主要是指以今湖南为主体的近代区域文化。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所谓“洪杨之难”，是指洪秀全，杨秀清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中一战成名，由此确立了湖湘文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举凡一切军国大事，几乎都少不了湖南人的身影。 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发达，有两大源头；其一是传统楚文化的孕育，这是间接源头；其二是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这是直接源头。 湖南曾是楚文化重要腹地，屈原南游沅湘，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尤其是相传作于湖南的《天问》，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质问。这种精神后来深深扎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之中，可以说，楚文化的因子已逐渐融汇到湖湘文化的小传统之中，成为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湖南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保证了这些楚文化因子不致流失，当近代西方文明冲击湖湘大地时，楚文化因子历久弥珍，喷然而出，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阵营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创始人胡宏，字仁仲，号五峰，福建崇安人，后迁居湖南衡山，隐居衡山20余年，终老于此。张木式，字敬夫，号南轩，今四川绵州人，8岁随父亲张浚到长沙定居，后拜胡宏为师，成为胡宏的得意弟子，其学术思想较之乃师更胜一筹。张木式的名声之大，还引起了另一位大学者——朱熹的注意，由此导致了学术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当时(1167年)朱熹37岁，张木式34岁，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这二位青年才俊，在岳麓书院幽静的环境里，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的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他们的学术讨论是公正无私的，研究探讨的结果是：两人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朱张会讲”以及朱熹在岳麓书院的讲学，几乎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象征。 到了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又出现了另一位杰出学者——王夫之。 王夫之生长在湖南，肄业于岳麓书院，他在山长胡道行的教育下，受岳麓学术传统的影响，对宋代湖湘学派大师胡宏、张木式的学术思想极为推崇，并在人性论、知行观及治学思想上直接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王夫之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华文明史上居有崇高地位。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当代学术大师侯外庐先生也认为王夫之的思想，“蕴含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他不止是将湖湘文化，而且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湖湘文化塑造了湖湘士人外倾感应型人格，当面临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时，经世致用的学风使一批湖湘知识分子率先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意义。 早在1842年，湖南邵阳人魏源，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编写了《诲国图志》一书，详细介绍英、美、俄、西等5大洲90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知识，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他逝世10年后，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又率先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付诸社会实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1876年，湖南人郭嵩焘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一任驻英法公使，他在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率先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设议会，实行
《湖湘文化》课程教学大纲 第一部分课程说明 一、课程性质 《湖湘文化》课程是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立项建设的特色课程，是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弘扬湖湘文化精神、打造地方特色课程品牌、提升学校整体品牌形象的重大举措。本课程为公共选修课，3学分，课内学时54，适用于开放教育、高职高专及各种形式的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学生，开设一学期。 二、教学主要内容与整体目标 湖湘文化是一个兼具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理）双重属性的区域文化系统。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及湖湘文化的涵义；湖湘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环境及其历史发展轨迹；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或湖南人的精神；湖湘哲学；湖湘教育；湖湘文学；湖湘艺术；湖湘史学；湖湘科技；湖湘宗教；湖湘饮食文化；湖湘民俗风情；湖湘风物名胜；湖湘文化与湖南现代化。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使学生理解湖湘文化的内涵及其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了解湖湘文化与其它地域文化的异同，掌握湖湘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原因、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各个子系统，增强对湖湘乡土的热爱，自觉以自己的行动加速湖南的现代化建设。本课程理论知识层面的教学，基本上可以分为了解、理解与掌握三个层次。 第二部分多媒体教材总体设计初步方案 一、学时分配
二、教学资源 根据湖湘文化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我们选择文字教材、录像教材和网络文本资源三种主要教学资源。 （一）文字教材 文字教材是本课程教学的基本依据，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本课程采用的文字教材为聂荣华教授主编的《湖湘文化通论》一书，约43万字，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录像教材 录像教材是对主教材内容的系统讲授，共12讲。录像教材由聂荣华教授等湖湘文化名家担任主讲教师，以岳麓书院等湖湘文化胜地为场景，将全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认真梳理，强调重点，解答难点，同时穿插大量的素材（包括音像资料和各种照片、图片），使录像教材生动形象、内容丰富，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视野，加深学生对文字教材的认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与掌握学习内容。 （三）网络文本资源 网络文本资源是本课程一种重要的教学资源。网络文本资源以课程教学大纲为指南，结合录像教材和文字教材的内容编写，包括各种指导性的教学文件、系统的教学辅导、学术动态、复习指导等内容，以满足学生自主性学习的要求，确保教学质量。 第三部分教学内容与要求 绪论 [教学目的要求] 1、了解文化的含义 2、理解文化的两种基本形态与结构层次 3、掌握湖湘文化的内涵 [教学内容] 1、文化的内涵 2、文化的诸现象
论湖湘文化精神 湖湘文化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一个分支，其精神内核中蕴涵着丰富的和谐精神。这种精神始终贯穿于湖湘文化的发展中。无论是其历史传承、哲学思考、传统的经世致用学风，还是敢于破旧立新的革命精神，都体现了湖湘文化既遵从于传统文化的和谐内核。又别有发展的独特风貌。这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地理环境造就独特群体个性，并培育造就了独特的湖南人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不同地域的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地带的不同气温和降水，直接影响到水文、植被和人民生产生活，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文环境，又影响人们习俗风情、饮食习惯、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并形成具有该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湖湘文化。
基本精神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具体表现在：一是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二是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继为贾谊。三是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 新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就在于它具有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今天湖南人应当发掘与弘扬的湖湘文化优良传
湖湘文化创新与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3 □金 乐 邓和秋 摘 要:湖南是一个经济上欠发达、地理上相对封闭的内陆省份。但千百年积淀的湖湘文化赋予了湖南人一种经世济用、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正是这种精神特质,使湖南人在文化产业的认识和实践上先行一步,从而较快地促进了文化事业的改革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章全面的分析了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在历史上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创新以及提出了基于湖南实际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关键词:湖湘文化 湖南文化 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0)02-142-05 湖湘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它有着自己稳 定的文化特质,也有自己的时空范围。湖湘文化的“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湖湘文化主要是指以湖南为主体的近代区域文化。从空间上说,它是指湖南省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说,它是两宋以后建构起来并延续到近现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从内容上说,它主要包括湖湘哲学思想、湖湘文学艺术、湖湘史学、湖湘教育、湖湘宗教、湖湘民俗民风、湖湘饮食、湖湘广播电视、湖湘新闻出版、湖湘科学技术等等。湖湘文化产业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湖湘文化为依托、以赢利为目标、以实现湖南文化强省为归宿,借助现代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手段,从事湖湘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在外延上湖湘文化产业要比湖南文化产业内容丰富,我们所说的湖南文化产业都包含在湖湘文化产业之内[1]。就普遍意义而言,湖南文化产业等同于湖湘文化产业。 一、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 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是指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它与文化事业相对应,都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分为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 文化旅游业、网络文化业、图书报刊业、文物和艺术品业、艺术培训业等九大门类。实际上,文化产业的范围远远不止以上门类。我国文化产业的范围最起码还应该包括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学艺术、信息产业的成分。 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源头。最早称湖南为“湖湘”者是五代十国时担任潭州军府事的武陵人周行逢。到宋代时,朱熹称南宋时由胡宏和张栻先后在南岳和长沙岳麓、城南书院讲学的这一派为“湖湘学派”。元、明、清以来,“湖湘学派”的称法被学者们沿用,但同时又有“湖南学派”、“湖南一派”、“湖南道学”、“湖南学统”、“潭学”“湘潭学派”、“湖南理学”、“湘学”等一些称法并列。到了近现代,学者们则多盛称“湘湖学”、“湖南学”或“湘学”。而真正称之为“湖湘文化”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早、中期,其时因为大陆出现“文化热”,海内外一些学者对于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湖南地方文化发生兴趣并展开研究,从而便创造了这个名词。 楚文化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化。楚文化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中期,它融合了周边地区的异族文化,特别是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加上楚人博采众长、因时变革的创造,从而形成了具有楚地诸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种文化一经形成,便立即向四周辐射。据载向南辐射到两广,向东辐射到江西和安徽,向西辐射到四川,向北辐射到河南等地。楚人入湘后,湖南土著居民便普遍地学习由楚国输入的文 2 413 基金项目: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立项,项目课题(0809ZZ33) 作者简介:金 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湖南娄底,417000; 邓和秋,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研究员,湖南娄底,417000。
开心温暖的集体 “实力+活力”班级申报材料 ----文学部汉语0803班
目录 ?申报材料总概 ?1. 招生工作圆满完成 ?2. 迎新工作 ?3.庆祝祖国60周年华诞系列活动： ?庆祝祖国60周年华诞·大合唱 ?“中华颂·09经典朗诵” ?4. 班内成员任职、入党情况 ?5. “青春杯”篮球赛 ?6. “大家一起行”班级活动 ?7. “防控甲流”知识宣传系列活动 ?8.第五届校“田径运动会” ?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 暨第二次学生社团代表大会 ?10.“感受人文精神”----参观一师范旧址 ?11. 听取讲座：谢南斗讲授----“湖湘文化” 张长青讲授----《文心雕龙》和人文精神?12. “新苗杯”英语演讲比赛
“实力+活力班级”申报材料总概： 平安班级·安全稳定和谐 1.班级安全稳定，未出现任何安全事故 2.班级学生严格遵守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无带早餐进教室、穿拖鞋、穿背心进教室、不佩戴校徽等情况 3.班级成员无夜归、夜不归和租住民房等违反大学生 日常行为规范的现象 4.班级心理健康教育情况：良好 文明窗口·班风学风优良 1.学生到课情况：平均到课率：95% 2.班级考试成绩平均合格率情况：93% 全班学生考试优良率：60% 及格率：90% 3.班级学生获得奖、助金情况： 奖学金： 钱程：校一等奖学金李俊：校二等奖学金王诗薇：校三等奖学金黄珍妮：校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李俊助学金： 黄铭：国家一等助学金 谭晓冬：国家一等助学金 谢新伟：国家一等助学金 李俊：国家一等助学金 （均按要求完成，无投诉现象） 4.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的参考情况： 参考率（不低于尚未通过学生总数的50%）5. 英语、计算机过级情况:（通过率不低于本期参考总数的80%）
从“新时期”湖南小说看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 摘要湖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支系文化，其形成和发展受到了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湖湘文化名人对湖湘文化的塑造及定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新时期”湖南小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长期受湖湘文化影响和浸润的作者创作的作品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湖湘文化精神的“影子”，“新时期”湖南小说从小说中的人物这个侧面反映出了湖湘文化的强烈的担当精神。 关键词“新时期”湖南小说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秉笔直书 文学的地域性，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区域的作家在题材、主题选择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特定的地域历史文化精神的传承。随着源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化湘军”的兴起，带有典型“湖湘文学”烙印的“新时期”湖南小说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些土生土长或者长期生活在湖湘大地上的湖南作家创作的小说或多或少融入了以湖南人、湖湘地域及湖湘文化为创作背景的素材。这些小说题材、内容虽有不同之处，但源于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却一脉相承。 一、“新时期”湖南小说 从时间方面界定，“新时期文学”是指76年4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尤其是78年12月十一届山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还很短，作为一个独立时段的文学成就还有待历史的验证，但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文学是与这个时期的经济一样繁荣。这个时期社会现实急剧变化，受到冲击的文化观念不断变化，不同时空的价值共同交汇，大众文化的兴盛、精英文化的转型、主流文化的分化使一些貌似对立的命题和谐地共生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之中。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文化湘军”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成为文化界的一朵奇葩。这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深刻的变化，反映社会思潮的文学作品雨后春笋般的呈现出来。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是真实生活的一种反映。本文拟以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古华的《芙蓉镇》以及阎真的《沧浪之水》为例，探讨一下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 二、湖湘文化的影响因素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湘文化作为中华大地上的一支地域性文化，自有其特点。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一种特定的“生态文化”，也就是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关于这一点，钱基博先生曾就湖南的地理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发表过独到的评述：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
湖湘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是湖南各族人民长期积累的具有特色的民风、民俗、民族性格、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等因素的总和。湖湘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的历史源头是楚文化。战国时期的长沙已是楚人聚居、人口稠密、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反映宗教与神话的文献有屈原楚辞中的《九歌》、《楚辞》、《九章》、《天问》和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帛书，以及各种墓葬习俗的考古资料。此外，由楚人与湖南土著居民共同创造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散文、音乐、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在春秋战国时都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与水准。湖湘文化隶属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文化。其重要特点是“思想、文化、道德、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中，并为政治服务。 在宋代，湖南道州出现了理学开山祖—周敦颐，他创建的理学，就是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了老庄道学、释家佛学而形成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开“三教合流”的先河。理学又称道学、新儒学，是后来出现的“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 “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曾在衡山山麓创办文定书院，他于1138年春在湖南去世，安葬于湘潭阴山。 明清之际，湖南衡州出现了理学集大成者王船山，从而使湖南成为理学思潮形成和发展的大本营，而这一时期在湖湘大地建立了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则成为理学思潮的主要学术文化基地。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后产生了理学鼻祖周子，主张经世致用而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夫之，以及“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一系列思想家，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湖湘文化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等的洗练之后，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盛誉。 根据湖南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暗合，人们对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产生了再认识：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尽管炎帝与远古湖湘文明的渊源难以考证，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湖南却一直是最可信的神农故地，具有最浓厚的炎帝文化氛围。早在公元976年宋太祖就“立庙陵前”，1371年明洪武帝又“考君陵墓在此”，到清乾隆年间祭道旁刻下“邑有圣陵”的石刻，而1993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又亲笔题写了“炎帝陵”，至此，湖南炎陵县鹿原陂作为始祖长眠之地(“茶乡之尾”)的历史地位就更趋稳定。从史记等资料记载可以看出，舜帝传说很可能源自湖湘一带，史记记载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山海经》记载了“湘水出，舜葬东南陬”。屈原在流放楚国，留下不少千古绝唱，《离骚》，《九歌》，《湘夫人》，这些很可能源自湖湘地域的民间传说，尤其是《湘夫人》，可以肯定是源自当时“二妃寻夫”的传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洞庭湖望祭，到718年唐玄宗委派张九龄遣祭，再到2004年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在九嶷山拜祭，2006年公祭舜帝大典
湖南九章 由湖南大学文学院倡议发起并在红网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湖南九章》征集评选活动，历时两个月，经由广泛热烈的网络评选和权威审慎的专家评选最后选定。这九篇经典之作是：屈原《湘君》、贾谊《鵩鸟赋》、陶渊明《桃花源记》、范仲淹《岳阳楼记》、周敦颐《爱莲说》、米芾《潇湘八景图诗序》、王夫之《船山记》、杨度《湖南少年歌》、毛泽东《沁园春·长沙》。其中米芾的《潇湘八景图诗序》，是网友推选并经专家议定入选的作品。 《湖南九章》评选活动的倡议开展首先缘于对湖湘文化的传承。湖湘文化是湖南人的血脉和精神支柱。培育并饱受湖湘文化滋养的湖南的山、湖南的水和湖南的人，自古以来，深受世代文人墨客的青睐，他们泼墨如水，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堪称经典的文学篇章。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对这些描写湖南的优秀文学作品的精心萃取和集中展示，深入发掘与解读其中所体现的湖湘精神内涵，推进广泛阅读和广泛传播，促进三湘子弟湖湘文化自信的提升，为建设美好新湖南提供新的精神支撑。
目录 1.潇湘晨报2012年7月12日文章：《重温经典九章，品味湖湘文化精髓》……………………………………………………………3-8 2.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9) 3.杨度《湖南少年歌》…………………………………… 10-14 4.陶渊明《桃花源记》…………………………………… 15-16 5.米芾《潇湘八景图诗并序》……………………………17-22 6.周敦颐《爱莲说》 (23) 7.屈原《湘君》…………………………………………… 24-25 8.范仲淹《岳阳楼记》…………………………………… 26-27 9.贾谊《鵩鸟赋》………………………………………… 28-29 10.王夫之《船山记》 (30)
课堂心得体会 当初怀着一份敬仰的态度报选的“湖湘文化”公共课，自身的兴趣使我十分想了解湖南这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想深入的了解这里的文化底蕴。 在前两周的课堂上，吴老师首先向我们概述了湖湘文化的体现方面，其中包括有各民族的信仰、图腾、婚庆习俗、丧葬习俗和农耕文化、服饰文化等等。 课上我了解了湖湘文化的渊源，用官方的话来说：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
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课上，老师生动形象的为我们讲解了湖南湘江两岸文化，运用实例向我们具体的解说了文化的起源，更进与发展。使我充分的认识到湖湘文化的源远流长，进而以此类推，我可以解释我们陕西地方文化的特色形成原因。比如说，湖南苗族人会在木窗上雕刻蝙蝠或者石榴，是取蝙蝠中“福”的谐音和石榴多籽“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 我还从这几堂课上认识到，文化因为地域而产生差异，但是也有共通之处。比如说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两位公众信奉的神，以寄托人们心灵上的愿望，或者祈祷年岁平安，除此之外，很多人对蟾蜍多有“招财进宝”的认识。文化受地域影响，往往有着差异化的发展，但是因为同是人类这一个物种的生活习俗，必定是大有共通之处的。 因此湖湘文化这一门课程应当抱着以局部概观全体的态度去深入学习。说不定，还能总结出一点我陕西文化特点来。
湖湘文化是啥？
湖湘文化的定义与内涵 学者们普遍认同湖湘文化不是一个学派，而是长期来在现今湖南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但如何确定湖湘文化的内涵，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是湖南各族人民具有特色的民风、民俗、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和科学文化等的总和。一种认为从文化的层次上看，湖湘文化可划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方面；从文化的表现形式上看，可分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两大部分。第三种认为科学和广义的划分法，湖湘文化应是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社会心理)的三个层次在内的地域文化，三个层次中都含有“雅”和“俗”的内容，也包含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内。 湖湘文化的源流和发展 关于源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湖湘文化发祥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楚文化中的祝融文化和蛮夷文化是它的直接源头；另一种认为湖湘文化不能与楚文化划等号，一是楚的地域比湖湘要广阔得多；二是楚文化没有理论的哲学体系，这种观点认为湖湘文化是以宋代讲究义理之学的湖湘学派为其源头的。第三种认为从广义上说，湖湘文化起源于楚文化，它不仅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现在的和先秦、秦汉的文化在内；而狭义上的湖湘文化则是个学术概念，形成于宋代，这种狭义的湖湘文化现已消失。关于发展，有的学者认为经历了四个阶段：南宋时期的第一次大融合形成了古代湖湘文化；洋务运动时期的第二次大融合，使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兴盛于一时；戊戌
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第三次大融合，使湖南省风气大开；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四次大融合，是湖湘文化发挥巨大社会功能的时期。有的学者指出近代湘军的崛起，堪称湖湘文化重要的发展阶段，湘军深远的影响成为弘扬湖湘文化的动力。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传承起了重大作用。 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 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主要有如下四种表述：第一种从湖湘人物的个性上，认为湖南人政治上具有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勇于投身政治洪流的献身精神；思想上具有上下探索、敢为人先、富于开拓与创新的意识；行动上具有脚踏实地、刻苦而劳、勇于任事的实干精神；行为准则上，刚正不阿、讲求气节、一以贯之。第二种从湖湘学派的角度，认为湖湘文化的特点一是重视心学；二是反对佛教；三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四是“不定一门，不私不说”，具有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第三种从湖湘文学的角度，认为湖湘文化的特点有五：一是具有以天下为已任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求实务实，讲究经世致用；三是追求理想；四是革故鼎新的历史观；五是具有浪漫主义情调；第四种从士习民风的角度，认为近代湖湘文化表现出二重性：既继承了古代湖湘士风民气的基本传统，主要是勤劳、勇敢、笃实、俭朴，富于爱国心和奋斗精神，以及闭塞、倔犟的一面；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明显的变异，表现出特别强烈的爱国情怀、经世务实作风、善变趋新风貌的奋斗牺牲精神，同时也滋长了某些虚骄心理和偏激思想行为。
朱汉民：朱汉民，1954年7月生，湖南省邵阳市人。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获得湖南省第七届“徐特立教育奖”，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与教学，先后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遴选为校级、部级跨世纪学科带头人，被湖南省委、省政授予“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湖南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被评为湖南大学首届“师德标兵” 、“科研标兵”，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担任的学术兼职有：国际儒联理事、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客座研究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学会理事、湖南省人民政府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中国实学会副会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船山学社副社长等。 湖湘文化与湖南人精神 朱汉民 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我跟大家在这里一起讨论一个话题，我想在座的可能大多数都是湖南人，也有很多是从外省到湖南来学习的，可能都对我们湖南文化感兴趣。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就是“湖湘文化与湖南人精神”，也想试图把我们湖南人的一些地域文化以及地域文化里体现最突出的湖南精神做一些介绍。回头我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再作交流。 我分几个方面来讲，首先讲一个提要，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大家知道中国文化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地球上唯一连续的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之一。四大古文明中其它的古文明基本上都中断过，唯一能连续到现在的只有我们的中华文明。我们要有这个概念，像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他们是历史上的文明，因为比如古代的埃及和现代的埃及不是一个概念。古代的印度和后来的古印度也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只有后来的中华文化和古中华文明是一个概念。我们追述最早的古文明和我们今天的文明是连续的，包括我们的文字都是连续的。我们今天用的文字实际上往前追溯就是我们最早的青铜器上的文字，还有甲骨文。 中华文明是这样的一个文明，到了21世纪中华文明正在崛起，以不可阻挡地趋势在崛起。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大的时间和空间的实体。说时间我们通常讲五千年文化，讲空间是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一个文明，它是由许多具体的区域性的文化所组成的，是由非常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所组成的。今天我们讲的湖湘文化就属于这些区域文化之一。同学们来自于中国的各个地方，而各个地方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区域文化。那么我们的湖南区域文化叫湖湘文化，它应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也是一个非常由区域特色的文化，其原因就是出了一大批的人才。我来自于岳麓书院，书院大门上有一副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句话大家很关注，当然这句话也受到许多人的非议，因为这幅对联说得的口气有点大。他们对“惟”字不了解，其实这个“惟”在古代是个发语词。当然历史上湖南人是有点自我，比如毛泽东写的诗很有大气，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像这样一种精神气质，确确实实体现了湖南人的一种特色文化。 所以我今天就讲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区域文化，讲一下它的来龙去脉，第二个就是区域文化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称之为湖南人的精神。第一个我们来讲湖南文化的内涵与源流。为什么叫“湖湘文化”而不叫“湖南文化”，不叫“楚文化”（因为惟楚有材），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叫法？为什么大家认同“湖湘文化”，在大家讨论湖南文化命名的时候，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大家都在讲湖湘文化，我们就来定义一下湖湘文化。首先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东西就是文化与自然。在人没有产生之前的茫茫宇宙，我们称之为自然，由于产生了人之后，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了很多东西，比如房子、工具、技术等等，我们不是自然采集，而是种植、养殖，植物、动物来供我们的日常之需，这就是我们称之的文化。所以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所以我们讲“湖湘文化”，通常是广义的。大家到湖南农业大学来，知不知道湖南农业的源头?以前世界上最早的稻谷最多也不过8000年前的，而在湖南道县发现的稻谷，是在12000年前。但是那些考古学者发现这个稻谷的时候，他们几乎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个人论文 论湖湘文化对近现代史的影响 指导老师：江燕 作者：左超 班级：传媒113班 学号：1109010340 完成时间：2012年4月20日
论湖湘文化对近现代史的影响 【引言】2011年作者在参观岳麓书院时看到这样两幅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和“吾道南来，原 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湘楚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人杰地灵，到了近代更是人才辈出。翻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本书，我们不难发现，活跃在中国近现代史舞台上的湖湘名人出奇得多，而且他们大多对近现代的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近现代湖南人才群集现象的出现仅仅是因为偶然吗？这种特殊历史现象与独特的湖湘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摘要】本文将就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湖湘人才群集现象进行统计分析，并由此现象总结出湖湘文化中影 响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六大特征，进而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分为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时期、维新变法时期、亥革命前后到民国时期、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分别讨论这五个时期涌现出的杰出湖南人士对近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最后，总结性的论述近现代湖湘文化于今日中国的意义。 【关键词】人才群集近现代史湖湘文化影响 【正文】 一、近现代湖湘人才群集现象 近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见史传。【1】一部《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的仅23人，占同期全国名人总数的0.77%。而近代以来，情况就大不同了。据统计，从1840年到1919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类知名人物1238人中，湖南籍的就有116人，占总数的9.4%，而在著名的761位历史名人中，湖南籍的竟有83人，占总数的10.9%。 另据《中共党史人物简介》列举的515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的有89人，占总数的17.3%；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总数的48%；在195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45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籍的有73人，占总数的28.7%。这种现象常令世人惊叹不已。一篇刊登在纽约《北美日报》上的"社论"这样称道："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 为了更直观、明了地分析并讨论近现代湖湘人才群集现象，我们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一百年的时间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 （1）鸦片战争前后 （2）太平天国时期 （3）维新变法时期 （4）辛亥革命前后到民国时期 （5）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按照时间顺序，列出各阶段涌现出来的湖湘杰出名人，如下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