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自然主义文艺思潮
与其说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自然主义文艺思潮，毋宁说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中曾出现过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这样说也许更为客观。作为文艺思潮的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它从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母体中萌发衍变，既继承了母体中的种种基因，又在自然科学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条件下把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推到极端，从而产生了质的变异，成为一种既与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独立于母体之外的新的文艺思潮的历史形态。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不仅在与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关系方面，而且在其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都表现出纠缠不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至于这一思潮流出法国而成为国际性的文艺思潮之后，更由于时代、地域和国情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变异。无疑，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体现的自然主义既具有来自欧洲的思想渊源，又有着自己的独特面貌和时代与国情所赋予的种种复杂性。因此，首先了解法国自然主义的面貌与特质，可以为认识中国的自然主义思潮提供必不可少的参照系统。
第一节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渊源
一、自然主义的社会土壤与思想特征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是现实主义传统和自然科学革新组合的产物。”的确，19世纪中后期法国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表现为科学精神的大举渗入，与社会历史、文学传统诸因素形成一股巨大合力，引发出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出现在拿破仑三世统治的第二帝国时期。这一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萌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气候。1789年法国人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大力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显示出近代化的进步性与巨大力量。但是，1848年一月革命以后，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放弃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从此，法国的资产阶级丧失了进步性。拿破仑三世统治的第二帝国存在的20年是法国历史上最反动的时期之一。这个帝国的出现和存在意味着战争，它梦想恢复拿破仑一世的霸业与疆界，所以不断地进行战争冒险。在如此反动的时代中，资产阶级文化的没落不可避免，自然主义的出现当然与此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从拿破仑三世的宫廷到整个法国上流社会，到处都在寻欢作乐，骄奢淫逸的风气比过去任何王朝更为炽烈，更为露骨。如此恶浊堕落的社会现实，必然引起广大民众和生活在相对清贫状况中冷眼旁观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不满，激起他们的揭露与批判意识。《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非常憎恨第二帝国的资产阶级法国，甚至认为法国当代整个资产阶级制度是人类的愚蠢与庸俗的体现。由此可知，这个时代具有产生某种继承19世纪前期的现实主义批判精
神的文艺思潮的历史必然性。
进人19 世纪的最后30 年，法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复杂。1870年，拿破伦三世在普法战争中可耻的失败，给法兰西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与耻辱。至此，长期以来人们对第二帝国的憎恨与愤怒在整个法国社会中一下子高涨，达到了极点，在政治上导致了巴黎公社革命；在文学中，这种憎恨和愤怒的情感体现为对第二帝国时代彻底的、无情的暴露。事实上，左拉的长篇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的产生正出自于对第二帝国进行总清算的创作动机。
第二帝国虽然是法兰西民族的耻辱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时期；法国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而科学精神的昌明与自然科学的进步及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要使从事精神文化、文学活动的人们在观念和方法仁受到新的启迪，出现新的变化，形成新的思想规范体系。
首先，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国思想文化的复杂性。这一时期对法国科学与文艺思想的影响尤为突出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的主要思想特征是强调感觉经验，反对形而上学。孔德把人们能够感觉到和经验到的现象、事实和相对的东西作为哲学和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他觉得这些对象才是最实在的东西，行学和科学的任务在于描述这些能够感觉到和经验到的事实和现象，找出存在于它们之间的规律——恒定的先后关系或相似关系，而不是研究现象后而的本质、宇宙的起因、自在的和绝对的东西。因为这些所谓本质、本体、自在或绝对的东西，在他看来是根本不能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是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无聊想象或繁琐论证的对象。实证主义者还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理论，运用实证主义精神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建立了实证的社会学。他们认为，社会与生物机体一样，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担任各种不同职责的人和机构如同生物机体中各种具有不同机能的器官，而人的情感、本能、人性和理智等精神因素则是决定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本质的根本力量。在实证主义的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形形色色的遗传学和生物学、实验科学的精神与相应的方法大肆渗人文学领域。
丹纳创造性地将实证主义哲学的科学精神运用于文学理论研究，建立了关于种族、环境与时代三个因素决定文学发展的理论体系，而且把生物学、动物学以及生理遗传学的观点运用于文学批评，成为这个时期实证主义文学批评的大师。实证主义哲学精神通过丹纳建立的文学理论中介，从不同的途径深人渗透到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领域。左拉就是在继承丹纳的实证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自然主义创作理论。
其次，达尔文学说在这个时代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在英国发表。几年后，《物种起源》就被译成法文在法文出版，很快就在法国产生了广泛的巨大影响。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学说，阐述了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的理论，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在文学领域，同样还是丹纳最先接受了这种影响并加以运用，他的决定文学的“三条件说”体现了达尔文关于环境对自然的影响与选择的理论，其中的种族之说更是达尔文生物遗传学的一种演绎。达尔文学说通过丹纳的这些理论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而言之，达尔文学说促使文学家更重视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观察人和认识人，将人视为是自然人，把民族看成自然人的族类，为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提供了如何认识人和如何表现人的理论基础。
此外，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还直接得助于法国生理学与实验科学的发展。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生理学家贝尔纳的论著《肝脏的糖合成机能》与《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出版，开辟了从生理机能与神经现象认识人的新领域，使文学家对人的认识又增加了新的角度，为他们的生理描写提供了理论依据。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就明显体现了这些医学理论的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19世纪后期自然主义文艺思潮在法国产生的主要社会背景不外是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没落所导致的以反感和不满为主流的社会心理。实际上，倾向于反政府的社会批评是所有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共同特点。虽然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左拉和莫泊桑等自然主义作家们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他们从根本上都是彻底的非顺应主义者。第二方面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孔德的实证主义、丹纳的决定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理论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使自然科学中的某些新观念与新方法迅速地渗入文学活动系统，最终形成一股文艺思潮。
二、理论设计与创作实践
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以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接受自然科学的原则与方法，同时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发展到极端。不过，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直接理论来源是丹纳的社会学派理论。他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的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时代三种根源，他把文学与生物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相类比，主张从生理和遗传的角度解释文艺现象。这些主张在左拉的《实验小说论》、《戏剧中的自然主义》等论著里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标榜科学、排斥情感和想象、强调客观精神、排斥提炼和概括，成为第一次得到明确阐述的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的主旨，同时，也成了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基本特征。
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以自然科学的决定论为前提，主张在文学创作中运用生理学、遗
传学、临床病理学、解剖学原理去观察生活和刻画人物，不再需要想象与情感表现，正如左拉所说，自然主义小说不插手对现实的增删，也不服从一个先入观念的需要。自然就是全部的需要、全部的观念，创作时无需想象的参与，只须如实地接受自然。于是，直觉、想象为观察、实验所取代，人物的个性被看作是生理学意义上或遗传学意义上的各种生物现象，人物的社会性则简单地等同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结果。因此，自然主义创作中人的偶然性和生理性大大突出，而社会性和理性则消失殆尽，小说家成了“人们和人们的感情的冷冰冰的检察官”。显然，按照这种自然主义理论所塑造的形象必然是毫无内在艺术生命的行尸走肉而已。左拉说：“自然主义是回到自然和人；它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剖解、对存在物的接受和描写。”这种意识表现在实际创作中，就是满足于生活素材的搜集，把艺术创作等同于对生活事实的单纯的记录，在强调客观精确的同时，排斥艺术的提炼和概括，热衷于堆砌罗列生活的细节和照相式的冗长细节描写。而且，他们所描写的自然及其细节多是狰狞可怖的。为了突出遗传学的观点，他们偏爱描绘那些受着强烈自然本能支配的简单人物；为了说明由环境产生的压抑性感受对人们的支配作用，他们热衷于选择沉闷的题材，在诸如贫民窟、矿并、小酒店等环境中，力求纤毫毕备地记录那些消沉、委琐生活的细节。作家对生活的热情感受和认识、作为作家创造力标志的具有深刻概括性和艺术震撼力的艺术典型等等，在自然主义创作中全无踪影。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最大分歧就在于反对典型化，这是一目了然的。
在理论设计上，自然主义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主张文学面对现实应当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客观，自然主义作家不能向政治家或哲学家看齐，而应该去做一个科学家，成为单纯的事实记录员；二是必然要求作家运用生物学、遗传学的观点来把握人物、观察社会，使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即作家通过从现实生活的观察搜集到关于人的大量资料后，再把人物置放到各种环境中去，以便试验出他的情感在自然法则决定下的活动规律。
自然主义理论设计的局限性十分明显。
首先，自然主义主张文学面对现实应当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客观，要摆脱政治和道德的束缚，鼓吹“无思想性”，要求作家冷静、客观地记录生活现象，反对主观评价。从逻辑方面而论，所谓“无思想性”的中立、客观在文学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虚构，“中立”和“客观”本身也是一种“思想”倾向。从自然主义的创作实践看，“表面上无倾向，实际上是有倾向性的”。即使是自然主义理论的设计者，例如左拉，也未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论主张去创作，他的《萌芽》、《娜娜》、《猎物》等不少作品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正如韦勒克所指出：“左拉提出过一种写作小说的科学方法，并把小说家想象为收集人类文献的社会学家。客观性，就左拉这时心目中的意义来说，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企图
这样的客观性，它只是导致粗劣的艺术，导致小说艺术同报道、文献之间的混淆。”自然主义的客观、中立要求，必然导致作家放弃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方法，反对艺术加工和概括，不区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偶然和必然，只是照相式复制随便观察到的、偶然的、琐碎的乃至庸俗的、丑恶的事件与细节。因而，大部分的自然主义作品拘泥于细节的真实描写，缺乏远大的展望、积极的理想和社会意义。
其次，自然主义理论强调文学向科学看齐，要从生物学、病理学和遗传学的观点来研究人、描写人，显然否定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具体性。自然主义作家由于相信“遗传问题对人类的智力与情感的现象具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往往着重描写病态的社会现象、人物的变态心理和异常行为，并将这一切社会病态的产生归因于人的天性和遗传性。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的如此创作对社会的观察、认识和表现是多么片面甚至是极大的歪曲，其结果恰恰违背了自己的“中立”与“客观”的初衷，更远离社会生活的客观真实。由于社会观和艺术观的偏颇，自然主义理论设计不免具有先天的不可操作性，带来了极为突出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性与创作的复杂性。自然主义理论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践，作家构思故事和刻画人物时，必然有违于自然主义的理论设计。
这样，我们可以在共时的维度上看到两种自然主义：一种是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自然主义理论，另一种是既接受这种理论指导又不自觉地违背这种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之相互矛盾的自然主义创作。
创作上的复杂性同样体现在历时的维度上，显露出与其他种种文学思潮相互混淆的情况。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纠缠不清，法国人自己一直没有对二者做严格的区分，反而常常把它们混同起来。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们自认为是现实主义，些文学史家则把现实主义称为自然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两大文学思潮都是在同样的时代、社会条件下和哲学美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在文学观念上不乏一致之处。现实主义一开始便带有自然主义倾向，与后来的自然主义一样，强调在文学里注入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巴尔扎克说他写《人间喜剧》的最初动机是对人类和动物的比较，想模仿法国生物学家布封在《自然史》一书中描绘全体动物那样，替社会写一部卓越的著作。其次，还应该重视的是，由于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形式的影响而导致的自然上义不仅与象征主义甚至与后来种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相通性。“白然主义”成了包罗广泛和值得赞美的名词。”到最后，几乎所有的作家们都成为自然主义者了。那些不辞辛苦，细心模仿外部世界的全部细节，严格保存一切偶尔巧合或无关宏旨或不相连贯的凌乱面目的人，是自然主义者。那些沉浸于内心世界，如饥似渴地辨寻心灵活动的每一细微踪迹的人，也是自然主义者。终至每个浪漫主义者都成了自然
主义者。每个优秀诗人都成了自然主义诗人，不论他们的姿态是理想主义的，还是象征主义的。”
不论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自然主义视为一种思潮还是一种倾向，我们面对的并不是理论上的自然主义，而是在理论和创作中已经失去19 世纪自然主义的本来面目而又似曾相识的与种种其他思潮和文化因素相交叠的极端复杂的自然主义。
第二节新时期文学思潮中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的实证色彩和专事于人的生物本能的考察与细致摹状，一直备受关注，或褒或贬，论争不绝。在中国，“自然主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贬义用语，人们经常用它指称那些死板的、色情的、血腥暴力的、令人厌烦或恐怖的艺术描写和创作。而在文艺思潮的角度上，人们一般都把自然主义称为现实主义的蜕变甚至称之为“堕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爱情题材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创作，有人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拓展，有人觉得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流衍，更有人惊呼这是自然主义的回归。不管将其归人何种“主义”，似乎都不能否认其确实带有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
一、爱情小说的性欲张扬
在中国，描写爱情的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产生了不少的杰作。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诗经》的开篇《关雎》是对美好爱情的歌咏，后来的《孔雀东南飞》、《西厢记》、《红楼梦》等等作品都表达了对爱情自由的热切追求和婚姻白主的强烈愿望，显示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对封建礼教、伦理道德和禁欲主义不断反叛的历史轨迹。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爱情描写几乎成为禁区。尤其是新时期以前，涉及爱情的文学创作往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令人望而生畏，不敢着笔。例如，1957年前后发表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小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过去爱情描写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探索了人物内心的情感隐秘，闯入了人为的文学禁区，而在不久后的“反右派”斗争中都被打成了“毒草”，不少作家也因此被错划为右派。从此，有关男女爱情的描写在文艺作品中逐渐淡出，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禁欲主义窒息了一切合理的必要的性爱描写。
爱情小说在新时期成了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和文学发展的生长点。从1978年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问世以来，作家们创作了许多激动人心、富有社会意义的爱情小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提出了关于婚姻与爱情分离的社会间题，由于婚姻与爱情的离异，使人陷于无爱的婚姻中爱其所不爱、不得其所爱却又无法忘怀的双重痛苦之中。《爱，是不能忘记的》喊出了无数处于没有爱情的婚姻或没有婚姻的爱情中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声，揭示了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的真谛，说明维护没有爱情的婚姻是
不人道的。还有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贤亮的《灵与肉》和张抗抗的《北极光》等作品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主题。如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爱情这一角度批判了极左路线对青年男女身心的戕害。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爱情，都是纯洁高尚的爱情。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作为一部爱情小说看，标示着由“情”到“欲”演进的一道分水岭。这部小说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冲破了爱情题材小说的禁区。以前的爱情题材小说着重表现的都不是灵魂与肉体情欲的冲突，而这部作品却首次在当代文学史上将性和肉欲提升到作为完整人生的一个先决条件的高度。小说通过一个人性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生理上也被摧残的形象来反映一个可怕的时代。此外，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和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等作品也都冲破了对性爱描写的禁区。
从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仅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改变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一些作家由于文化修养的不足或出于商业的营利日的而滥用性描写，爱情小说创作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间题。这些问题并非仅是偶然、个别的创作表现，而是带有一定范围的普遍性，既败坏了文艺的风气，也污染了读者的思想情趣。有些作品往往离开题材范围和主题任务，生拉硬扯地塞进许多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性爱场面。性爱描写中出现的病态，原因可归结为：首先，是对过去“左倾”禁欲主义、文化禁锢主义的反拨；其次，是对外开放、西方社会思潮和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引进，对当代文坛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再次，主要是适应厂日趋严重的文艺商品化趋向的市场需要。
1993年，长篇小说创作达到高潮，以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出版为标志，性描写也跃上峰巅状态。贾平凹的《废都》问世后轰动了整个中国。评论家超越作家或作品本身称之为“废都现象”，引发人们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性欲关系的诸多思考。贾平凹在《废都》中描写了一个作家的幻灭和颓废行为。主人公庄之蝶及其身边的几位文人全无骚人雅士的高贵和自信，却像一群围着城市中心打转的背时闲人。他们理想崩演，信仰丧失，精神郁闷，灵魂不知所归，于是堕落于肉欲享乐之中。为庄之蝶献身的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等女人，更是边缘人的边缘，她们一无文化，二无地位，更无肉体外的任何本钱，在她们与庄之蝶之间只剩下性的交换。在大量不洁不美的性描写中，男女关系除肉欲之外已看不到任何精神上的交流，更看不到两性做爱的肉体快感向精神境界的审美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贾平凹自称“呕心沥血”地写成的《废都》，说明了“当代文人对现实的承受能力的虚弱和无能，只想躲到女人的石榴裙下，得一时是一时，得逍遥处且逍遥”。展示了作家文人的精神逃亡、肉欲放纵以及灵魂的破碎
状态，曲折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某些人的精神处境和价值趋向。尽管陈忠实的《白鹿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小说开篇直接涉笔主人公白嘉轩同他的七房女人之间的性生活，接着又通过另一个女人的性活动联结了四个人物，其后又在五、六章出现大量的性描写。其场面的露骨，气氛的热烈，语言的开放，较之《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这些作品性描写的细致和低俗已把自然主义的消极因素推到了极端。
“新写实小说”也往往以饮食男女来展露人的生存状态，因而常常回避或消解人生的社会意义，张扬性本能、生命欲望的自然属性，疏淡社会时代和人生的内涵。例如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被称为表现“食”与“性”两大主题的代表作。
如上所述，新时期爱情小说从一开始具有强烈的悲剧力量和审美价值，到逐渐演变为对人的自然本能的刻意描写，80年代后期完成了以形而上至形而下的审美位移过程。很显然，有些爱情小说受制于人的生物本能、自然欲望的视野，不可能展示人生的本相。文艺作品仅仅从人的自然欲望描写人们的生存状态，则必然如19世纪自然主义那样，把人降低到动物的层次。
贾平凹发表《废都》以后，很多原来深爱他的读者报之以唾骂。贾平四因《废都》所背负的诅咒超过了他以往所遭受到的批评的总和。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当然，文艺作品不是不能写性爱，但文艺作品又不能仅仅为了性爱而写性爱。描写性爱不是文艺创作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把人写好，丰富和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文艺作品表现性爱，要尽可能地切合作品本身所规定的题材范围、主题任务和人物塑造的实际需要。文艺作品涉及人的自然欲望时，有必要把它提升到灵与肉的互化互融，即人的社会本质和自然本质一致的境界。惟其如此，文艺作品才能通过性爱描写，使其与广泛的人性内涵、社会内容、思想意义、价值观念等联系起来，丰富并深化作品的内蕴。
二、“新写实小说”的崛起
“新写实小说”是在新时期小说创作处于低谷阶段出现的重要创作潮流。80年代中期，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轰动文坛，但随即被读者冷落。1986年前后，“寻根文学”由于对现实和社会的疏远，对历史和文化的抽象思考，受到读者的冷落而开始走向沉寂。先锋小说则因为过于注重叙述、结构和语言技巧的玩弄，把文学变成了故弄玄虚的智力游戏，远离中国老百姓的审美情趣与欣赏习惯而孤芳自赏。正在文学似乎已陷于困境之际，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刘震云的《新兵连》、《单位》、《官人》等一批“新写实小说”相继问世，如同一股清新自然的春风，给文坛带来了新的转机，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什么是“新写实小说”？《钟山》杂志1989年第3期隆重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
联展”《卷首语》是这样界定的：所谓“新写实小说”，是一种既“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上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的“新的文学倾向”。其特征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写实”仍是这些新写实小说的“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第二，是在观察生活与对世界的艺术把握方面，“新写实小说”“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
如此界定和概括“新写实”的性质与特征并没有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说法确实反映出了“新写实小说”同传统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等等新旧文学思潮之间既吸纳又消解的纠葛。大体说来，“新写实小说”在内容方面，传统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而在形式技巧方面，则更为接近先锋小说。
“新写实小说”在80 年代后期的崛起，有其种种必然原因。
首先，“新写实小说”脱胎于社会转型时代的务实意识。“社会的世俗化需要一种世俗化的文学。”随着商品意识的日渐抬头，整个社会急剧趋向世俗化，不少人的信仰转向了“一切向钱看”的实惠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他们抛弃了憧憬未来的崇高理想，皈依于对现实眼前物质利益的功利满足和肉欲享受的孜孜追求，以努力适应世道人心的变化，来使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充实”。然面，强烈的物质欲求与难以满足这欲求的现实条件之间所存在着的尖锐矛盾，沉重地压抑着和困扰着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人们不得不以全身心的力量来对付庸俗琐碎的日常生活。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精神乌托邦的幻灭，青春的浪漫诗意已经让位于磨尽棱角后的中老年务实精神，务实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新写实小说”正是这一社会意识的美学体现，它密切地关注着当前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和忧情愁绪，将人们的生存之累向世界展示出来。
其次是外来思潮的激发。新时期以来所引进的西方各种哲学思想、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潮，对中国作家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种种影响。这些外来思潮扰乱、打破了原有的思维格局，增强了中国文坛走向世界的开放意向和当代意识。其中，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法国的新小说派，以及反英雄、反崇高、反文化、反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催生“新写实小说”的思想文化因素。其中，在小说创作方面，马尔克斯与昆德拉在80年代的影响很大。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
主义，直接影响着“寻根文学”的问世；而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作品，则对“新写实小说”的产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再次是对50 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的反叛。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进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时期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然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变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再对社会一味否定和批判，而采取充满热情和理想的歌颂革命和展望未来的态度”。不可否认，“17年”文学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为建国之初的新的社会现实和生活气象，唤起了作家们高度的创作激情，使他们自觉地歌颂新生活，缅怀革命史。“17 年”文学富有革命激情和鲜明的社会政治性，如《六十年的变迁》展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红旗谱》写出了中国农民觉醒奋斗的历史道路，《不能走那条路》、《三里湾》、《山乡巨变》和《创业史》等作品，则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一代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历史跋涉。
“17年”文学把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任务放在首位。为了追求文学的史诗性效果，必然要把英雄人物放在创作的中心地位。《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等正面英雄人物形象，代表这一历史时期文学以历史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于文学史上的时代气质。然而，另一方面，“17年”文学由于过度强调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的统一和一律，限制了作家创作个性的发挥和探索的可能性，影响了各种风格和不同流派的竞争与繁荣。比如说，1951年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关连长》和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金锁》等作品的批判。此后，即便是像茅盾这样的著名作家也只写评论文章，不再从事创作了；巴金、老舍、曹禺等人也没有创作出超越其原有代表作水平的新作品。虽然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对作家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是不久，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从5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艺术与政治的矛盾统一中．忽视了个人和艺术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也根本没有考虑集体和社会也有失误和错误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似歌颂为主，不允许批判的“17年”文学一直在为“文化大革命”文学的出现创造着某种条件，积累着某种动力。
总而言之，“17年”文学是比较封闭的以歌颂为主的文学，“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化了的文学，而“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则是以反思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但都缺乏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创新，也没有足够地表现出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勇气。这些创作上的空白，无疑为“新写实小说”的出现预置了广阔的艺术空间。
三、“新写实小说”的“情感的零度”
可以说，标示和宣扬所谓“情感的零度”是“新写实小说”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主
张。围绕着所谓“情感的零度”所展开的论争，一定程度上反映出80年代后期中国文艺领域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立。
有人认为，“新写实小说”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原则，要求文学创作反映和表现出一种绝对客观的“纯态现实”，这实际上消解和否定了创作主体的精神创造性和思想倾向性。与之相反的观点则以为，“新写实小说与新潮小说都不是非意识形态性的文学现象，新写实小说和新潮小说都是从价值选择的根本点上来完成‘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消解’”。“其实，‘零度情感’、‘终止判断’只是这种小说叙述方式上的特点，是一种叙述策略。新写实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性不仅鲜明，而且是强烈得很的。”这两种不同观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新写实小说”究竟有没有作家的主观倾向性和“新写实小说”是不是要消解时下的意识形态。
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新写实小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从创作实践上看，被一些理论家和评论家划到这一圈子里的作家、作品是如此之多，范围是如此广泛，这些作家和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其实存在很大差别。在我看来，有的甚至还存在着实际上是对立性的差别。”“新写实小说”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范式和类型。
（一）批判意识
相当多的“新写实小说”只停留在冷静地描写普通人的平凡生存状态上。如池莉的《不谈爱情》、《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刘恒的《教育诗》，范小青的《顾氏传人》，叶兆言的《艳歌》，方方的《白驹》、《桃花灿烂》等作品，都是以表现庸常“纯态事实”的叙写手法取代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本质的体悟、揭示和剖析，放弃了对现实生活中团顿的、消极的乃至丑恶和腐败现象的深层思考和开掘，缺乏理性的审视和评判。这势必冲淡和消解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那种震撼人心的理性自觉、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时代精神。
然而，有些“新写实小说”由于贴近生活，有主观意识的参与，仍然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诸如刘震云的《官人》、《官场》、《新兵连》、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等作品，正是在对普通人极为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中，隐含着对人的庸常恶劣的生存环境的警示，对改变人的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质和失衡的价值观念的企盼和对滥用社会政治权力所造成的恶果的保怒、指控和抨击。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在这方面可以说最有代表性。方方是从中国心腹地区的大都会武汉崛起的女性作家。她置身于市民生活的环境和氛围之中，积累了细微而又深挚的人生体验和审美经验，带着温馨的人文关爱，以敏感的眼光观察和领悟与她具有血缘亲情般的市民阶层的个体生存状态。她通过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危机的不动声色的描绘，寄托并流露出对恶劣到几乎要达到“非人境地”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的不可遏制的批判情绪，使读
者看过这部小说后，从心头涌起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隐忍而又强烈的感受。
《风景》描写的是挣扎在城市的贫困而又脏乱的流民杂住区的一对夫妇从解放前直至现在的种种沉浮际遇的生存风景。他们栖息在汉口市江边自己搭起的一间只有13平方米的“河南棚子”里，竟生下七男二女。生存空间的极端狭窄、龌龊和恶劣，致使“夫妇打架、父子斗殴、兄妹吵闹”诸如此类的家庭纠纷成为最常见的人伦风景。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非常穷酸、愚昧和粗野，只能被禁锢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河南棚子”中。作者虽然只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平直真实地再现了青年们各自生活成长的过程，描写得十分客观、冷静和含蓄，并没有刻意表达自己的爱憎态度。可是，一旦这种真实的故事展示和话语叙述被读者解析之后，总会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深深地品味到作品中所包含着的深层意蕴：不是作家没有情感，而是作家的这种情感被强大而又威压的现实生存环境挤迫得不得不藏匿起来。因为面对这种极其恶劣的生存危机和生存困境，一切思想和感情都仿佛变得苍白无力。正如方方自己所表白的：“将新写实主义说成是批判现实主义也行。”
当大多数“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将小说的主人公放在现实的平凡的生活流中去表现时，却有一位新写实小说作家刘震云独树一帜，他集中聚焦，瞄准了“官员”、“官场”和与“官员”、“官场”相关联的创作天地，并用他那不动声色却又力透纸背的笔对滥用和扭曲社会政治权力的现象进行了无言的批判。有的评论家带有几分夸张地说，刘震云窥视和穿透了权力这个隐秘的部位，笔锋如刀，剖析下去，“好像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有余。那些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一旦投入权势方程式，顿时异常简单，简单得荒诞不经，简单得令我们膛目结舌，不敢接受。一个单位是一张权势之网，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部历史、一切人生的设定，都无非是权势之手导演的滑稽透顶的戏剧，既不复杂，也无神秘性可言，人是权势的奴隶”。从刘震云的《官人》、《官场》、《新兵连》、《单位》等一系列小说所营造的世界中，人们不难发现，作者把小说人物置放于一种与特定的“官员”和“官场”有着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纷纷扰扰关系的环境中，表现他们如何艰难挣扎和怎样曲意奉迎以至攀附升迁。《新兵连》主要写了一群新兵，即穿上军装的农民在接受训练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琐事，表现了特殊的有悖常规常理的军营生括对普通人性格的扭曲及其裂变，带有一定的悲剧性和喜剧的色彩。这篇小说描写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平凡惯常的新兵生活，通过展示既质朴又落后的农民与反常的庸俗的政治和军事体制的矛盾和冲突，揭示了人的异化与人性的畸变和失落。这些小说体现了作家对创作取材的特殊切入点，赋予作品以尖锐而又深刻的思想锋芒，带有强烈的审视和批判现实的自觉意识，集中地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某些制度和机制的病态，显示了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勇
气和现实主义精神。
总之，面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某些弊端，这些具有不同程度的现实批判性的“新写实小说”，不像“先锋派小说”那样采取回避和拒绝的策略和态度，而敢于对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某些弊端进行嘲讽、揭露和批判。不言而喻，对这些“新写实小说”的作者来说，所谓“情感的零度”的说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小说作者的内心和文本的深层都存在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倾向性。表面上作者和作品都好像没有明显地流露出情感和思想的倾向性，但实质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文本叙述的策略罢了。
（二）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
小说的叙事态度实际上是作家观照生活的态度在叙事过程中的形象体现。创作主体的叙事态度引发着、决定着对文本叙述方式和叙述策略的选择。作为叙事文学的叙述模式发展至今已经逐渐形成了三种类型：一是叙述者大于人物的后视角，即现实主义的全知全能的视角；二是叙述者等于人物的同视角；三是叙述者小于人物的外视角，即用局外人的观察点来消灭叙述者的方式。
“新写实小说”采取的多半是一种局外人的叙述方式，表现为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叙述者总是以一种超然于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的态度来写作，以客观化的叙事态度作为情感介入的准则，叙事手段追求还原性的呈现。这种还原性的呈现要求作家从观念回到现实，注重观察而弱化判断，从有选择的描写生活的局部返归到勾勒生活的本真原型的全景，透过主体的感受和体验，承载起对生活的所谓“原生态”、“原汁原味”和“纯然事实”的展览和显示。这种被某些评论家概括为“冷面叙述”、“消解深度”和“中止判断”的叙述方式和叙述策略，势必使“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将主体情绪冷却到零点，使叙述客体和叙述过程尽可能地避免主体意图的介入和主观倾向的干扰，以便遏近“原生态”的“纯粹”和“本真”。
在相当部分的“新写实小说”作品中，文本的叙述者不加任何评议，不想对阅读作出明确的启发和引导，始终保持局外人的姿态。即使有的小说出现作为叙述人的“我”的形象，也只不过是一个冷漠的参与者，既不是全知全能，更不去指点江山，评判是非。这正是许多评论家之所以认为“新写实小说”的文本叙述进人“情感的零度”状态的缘由。
应当指出的是，有些评论家们所认定的“情感的零度”指的只是文本中叙述者的“情感的零度”，而不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情感的零度”。因此，探讨所谓“情感的零度”的时候，应当将作家的“情感的零度”和文本中叙述者的“情感的零度”区分开来。
可以说，“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对待意识形态的两种不同的态度相应地决定了他们
的文本叙述也必然具有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一类是作家抗拒意识形态介入他们的作品，从而使他们在文本表达方式上采取回避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一类是作家想通过文本叙述对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而必然有主观情感的参与。不管是回避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还是批判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作品文本中叙述者的态度都是以所谓“冷面叙述”为主，不掺杂人物形象对生活现实和生活事件的强烈的主体情感评价，以达到回避或批判意识形态的目的。综上所述，不管对所写的现实生活是否具有批判性，可以说，所有的“新写实小说”都具有主观倾向性，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不可能不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些新写实小说的评论家和作家提倡绝对的“情感的零度”，只不过是固执于文艺非意识形态或淡化意识形态的一种偏见而已。
四、追求“真实”的两面性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尽管存在着主题意蕴单薄、典型形象匮乏和哲学思想肤浅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但也有一批作品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种种矛盾进行了揭露，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显然是对“十七年”文学的超越。“新写实小说”的“情感的零度”追求和生活“原生态”的呈示，极易于使人联想到19世纪的自然主义。不可否认，虽然两者产生的时代和区域不同，但在文学观念、人物塑造、写作方法以及语言叙述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有人指出：“自然主义在欧洲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有着完整的界定，它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某些相似之处，不是枝枝节节上的相似，两者在历史的趋向件与意识的演化中确实存在着同一性。”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与自然主义极为相似的文学现象，在对客观真实的追求方面所体现出的两面性——它的优长与缺陷，也值得我们深人地总结和反思。
（一）对生存环境的真实展示
人生活在世上，下管他（她）有多高的理想、多纯洁的精神，生存仍然是他（她）的第一需要。步入9O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己经深刻地意识到生存环境这个基本问题了。
从武汉崛起的两位女性作家方方和池莉，双双将她们敏感的双眼投注到市民阶层个体的生存环境上来。从池莉的《烦恼人生》到方方的《风景》等小说在对城市下层市民的生活环境、生存心理的不动声色的描绘之中，都流露出对恶劣生存环境的批判情绪。
池莉的《烦恼人生》是“新写实小说”的开篇之作，作品在一个普通工人一天生活流程的记录式真实叙述中，展示出人生的烦恼和无奈，具有强烈的感受性。小说主人公印家厚从半夜里被孩子掉到床下的响声惊醒，开始了他那琐屑、沉重和烦恼的一天。他
匆匆起床料理，排队上厕所，排队洗脸，然后给儿子热饭，催儿子起床，急忙忙地背起儿子汇人了滚滚的人流。赶车赶轮渡上班，令人烦恼的事也接踵而来。紧赶慢赶，到工厂时还是迟到了一分半钟。中午去食堂的路上，女徒弟雅丽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情，使他思绪纷乱，与日益变得庸俗的老婆相比，年轻漂亮而又善解人意的雅丽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但他还是婉拒了她的追求。吃午饭时，又在菜中发现了一只肥胖碧绿的青虫。下午应付了参观的人们，工会小组长义为一个工人的结婚来收账。然后是下班接孩子，再挤车，再乘渡轮，回家吃饭。刷碗时又听到所借住房将要被拆掉的消息，接着又洗衣服。上床时已是11点36分，老婆又告诉他：她的表弟明天要来武汉，要准备接待，住在他们家里。作者具体而又琐碎地展示了印家厚一天的生活，像一份流水账。这一桩桩、一件件杂乱繁琐而又不得不去应付的事情，都在纠缠着印家厚，使这一天显得如此漫长和难耐。这种漫长和难耐之感不仅仅来自于生活过程本身，而且也来自于由这种生活而引起的主人公心路历程上的一连串的烦恼。这一切烦恼——“心情恶劣，家庭的纠纷常常归结到一点上：生存环境太差”。在《烦恼人生》中，作者所要展示的正是那贫困的物质生活条件如何造成了人们无穷无尽的烦恼，那狭窄的住房，菲薄的工资，日常繁杂琐事的纠缠，使印家厚难以潇洒自如，无法喘息，只能默默地忍受生存烦恼的困扰。
（二）对当下社会矛盾的批判意识
有的评论家认为：“在当代文坛，刘震云稳扎稳打而又有声有色的创作，以自己引人的可读性、强烈的现实性和深邃的启悟性，加强了小说创作直面现实、关注时代、切近读者的倾向，从而在文学的总格局中占有了自己一席重要的地位。”
确实，刘震云的创作表现出一种超常的机智。表面上他装出不偏不倚、宽容大度的模样，内里却满含讽刺，犀利异常。他对准了“官”、“权力”以及那些由意识形态推论所造成的假正经、伪道学，往往用一两句话就将伟大变成渺小，把辉煌化为黯淡。“他总是不断地解构不断地嘲弄历史教科书教给我们的经典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刘震云之所以显得重要，“因为他是90 年代中国文学罕见的一位讽刺现实权势的作家”。
《官人》作为刘震云的代表作之一，强烈地嘲讽了某些陷入权力斗争的庸俗官僚。《官人》里的官老爷们的生存处境也非常艰难——芸芸众官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八个局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高招，各有对策。他们搞小宗派、打小报告，明枪暗箭，目的无非是把对手搞下去，维护自己的权力位置。调整班子激化了本来的矛盾，各种手法都用上了，然而权力如同一张大网，庸官们同样逃不脱权力运作的愚弄，官大一级压死人。老张身为常务副局长，然而却要对副部长的小秘书极尽巴结之能事，陪着小秘书钓鱼不算，还不惜坐在前座上抱着已经睡熟的小秘书的小女儿，足见其卑躬屈膝到何等地
步。没有权力固然要承受权力的制约，然而有了部分权力还要承受权力更加全面的摆布。《官人》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干部阶层的一些人在官本位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影响下，自觉不自觉地陷人这种政治漩涡和文化泥沼的情形，其庸俗卑琐，人格丧尽，令人触目惊心。
刘震云的另一部代表作《单位》，则是主人公“小林”的生存实录。个人生存条件的优劣，自尊实现的程度，人生的浮沉荣枯，皆围绕着一个“官位”而旋转。小林要从充满是非的合居房间里调出来，必须寄托于入党提升。简言之，摆脱生存困境的必由之路只能是入党做官。“钱、房子、吃饭、睡觉，一切的一切，都指望自己在单位混得如何”。这是小林终于看破的“世道”。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他不得不向世俗低头，学习逢迎拍马，惟命是从，心口不一。作者对这类生活中数不胜数的“单位”现象做了真实的再现，进行了无声的揭露和批判。《单位》描写了普通人无奈的生活。他们被庸常的生活折磨着，摧残着。他们无可奈何地忍耐着，顺应着，在忍耐中消解志向与个性，在顺应中磨灭意志与热情，从而消极地承受生活的愚弄。但最令人绝望的却也许“不是愚弄本身，而是民众对于愚弄的认可和承受”。
如上所述，刘震云在自己的创作中倾注全力去刻画小人物、普通市民的可悲的生活景观，表现了对小人物、普通市民被有形无形的政治文化任意摆布的生存困境和生活态度的人性关注。通过这些创作，刘震云展示了人性中丑恶的东西——例如为生存、为权力所采取的种种卑鄙手段、种种见不得人的暗中盘算。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政治——特别是权力意志、对中国传统的“官本位”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揭露、批判和无情的嘲笑。
（三）追求“真实”的局限性
“新写实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作品的崇高与理想精神的失落，造成反典型化，消解深度，消平价值，消解主观倾向性等明显的局限性。可以说，“新写实小说”的这些局限性很大程度上产生于作家们对“真实”的认识上的偏颇和倾斜。
一般来说，“真实”可分为“本质真实”与“非本质真实”。现实主义认为“本质”是能够反映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运动，是一些社会性的重大的题材和主题，是可针砭时弊、达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善的力量之目的；“非本质”是生物性的人，琐碎的日常杂事、偶然事件、没有社会内容的种种现象。“新写实小说”恰恰在对“真实”的认识上和现实主义背道而驰。诚然，这些所谓的“非本质真实”都是带有自然主义特征的“新写实小说”乐于描写的对象。遗憾的是，“新写实小说”所揭示的“本质”往往变成了“非本质”，而“非本质”却往往变成了“本质”。
另一方面，对“真实”的处理方法上，现实主义选择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经过提炼和概括，反映出某些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面“新写实小说”认为提炼和概括是作家主观倾向性的介入，因而反对提炼和概括，试图在作品中保持生活的原生态和本来面；同时，“新写实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是琐碎的日常杂事、偶然事件以及没有重大社会内容的种种现象。因此，非典型化、拒斥崇高和理想精神，导致思想深度和主观倾向的消解，成为“新写实小说”的严重局限。
第一，“新写实小说”最大的缺陷之一是非典型化。为了达到审美态度的客观化，“新写实小说”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主要是从生活的偶然性领域进人必然性的概括，由现象而到本质的探索。而“新写实小说”在放弃自我对生活流程的过多干预时，无意去寻求生活的本质，而把生活现象作为描写的重点，这必然削弱对生活事件和人物形象典型性的重视。
从人物塑造方面说，现实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世界的中心，因此，人物、主人公在作品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人物联系着全部故事。现实主义不仅仅满足于细节的真实，还要求创造从一定的视角和层面反映时代精神、体现生活本质趋向的生动的典型人物。“新写实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最主要的分歧正表现在对典型人物的理解和塑造上。由于“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和评论家信奉的是追求“原生态的”现象的真实，排斥和反对对现实生活的本质、主流和发展趋势进行艺术提炼和典型概括，势必放弃了对相应的典型人物的塑造。由于“新写实小说作家们把切人物当做普通人来审视”，甚至认定典型人物都是作家拔高生活的产物，处处透出人为的痕迹，所以，“在人物处理上，新写实小说不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以追求英雄化、典型化为目的，而是把笔墨倾注到广大普通人身上，表现普通人生的喜怒哀乐”。“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舍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英雄形象，而多是一些似乎不十分明确生活日标，或者说人生追求并不是十分远大的、听凭命运驱使的凡俗之人。相比之下，现实主义作品里的很多人物，虽然清寒与卑微，但有高尚的情操；虽然弱小，但却是不可战胜的。“新写实小说”力图再现人物的本来面日，尽可能让人物自己去自由地展示自己的生命形态，尊重人物的个体生命，不去人为地拔高或丑化人物。它致力于写极其平常的普通人，写他们为衣食住行的操劳、为生老病死的忧虑。人生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经历，也没有大起大落的命运波折。人物性格也模模糊糊，好坏难分，美丑难辨。的确，小人物的尴尬人生是“新写实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没有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都是一群没有地位也没有使命的小人物。
总之，“新写实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完成了由典型到原型的还原和转移，放弃了塑造英雄典型的努力，专写凡人中的小事和小事中的凡人，因而带来了比较严重的负面
影响。由于“新写实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性格缺少强烈的自主精神，他们仅仅游荡于重大事件的边缘而无法进入核心。可悲的是，这种还原方法还往往注重生活中阴暗丑陋的一面。实际上，生活也有美好、高尚的一面。可以设想，如果现实生活中和文艺创作里完全是不能自主和自助的世俗小人物，是无法推动社会进步和改善人的生态和心态的，概括地说，是无法弘扬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新写实小说”将人物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剥离出来，大量表现所谓的“人生困境”和“生存之累”，甚至还原人的兽性，挖掘人生中的“恶”与“丑”，使文学变成了笼罩在人生图景上的一团混乱和阴暗的烟云。
第二，“新写实小说”创作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导致人的崇高和理想精神的失落。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始与发展，是与讴歌英雄主义的描写保持着同步状态的。然而，正式出现于1958年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倡，影响很深。由于对“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理解的偏颇，后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脱离现实主义而片面夸大浪漫主义的不良倾向，实际上导致了玄想、浮夸和虚假的歪风邪气。诚然，在当代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些体现出“两结合”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为鼓舞人们的奋斗精神和改造人们的灵魂世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反对文学的“假大空”并不意味着必须全盘否定文艺创作中的崇高和理想之光。如以“文化热”作为界标，80年代前期，作家们的文学信念是追求为人生而艺术，弘扬理想和崇高精神，而80年代后期的文学则看重表现个体生存状态，回避乃至消解理想与崇高。
对于80年代后期的中国作家来说，理想主义的雄风已经不复存在。王朔这样说：“我以为激情这种东西含有虚伪，你冲着谁而来呀？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怎能还抱有幻想？”“人类社会、人类生活中有很大一块是灰色地带，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是非观和道德观去衡量的。”所以，“我的小说靠两路活儿，一路是侃，一路是玩”。作家们对意义的怀疑导致了对意义的放逐，对权威话语的反抗导致了对话语的权威性本身的质疑。由于他们不再相信有一种绝对的救世真理的存在，因而放弃了传统的启蒙主义立场以及某种洋溢着理想激情的救世行为，拯救人类渐渐演化成个人的自我救赎。意义的缺席、中心的消解造成一种众声喧哗的话语现象。
“新写实小说”消解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理想主义精神，有意避开英雄主义而回到日常生活和普通的人群。由于将生存环境视为阻塞与扼制人的价值才能的枷锁，将人物变成对恶劣生存环境无可奈何的可怜虫，因而很多“新写实小说”作品失落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那种激励人生、引导人生的理想之光。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人之所以为人，重要在于不仅有着不同于动物的感觉，而且有
着更高的理智，有着对美好社会理想和道德境界的追求。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正是不断追求理想的前进的历史。理想，是烛照人类前行的火炬，人类对进步和理想的追求永不止息，对光明前途的向往和憧憬是作家艺术家情感世界中最可宝贵的道德情操。遗憾的是，“新写实小说”没有点燃理想的火光，使人体验不到文学作品应有的牵引、鼓舞和振奋的力量。“新写实小说”淡化了理想和崇高的观念，使作品充满灰暗阴冷的色调，使读者感到沉重压抑和无可奈何，感到没有希望和出路。固然，生活中也有阴暗面，人的生存是艰难的，但是作家的职责正是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引导人们积极向上，把新的理想和新的生活信念传达给读者，给读者摆脱和战胜艰难困苦的信心和勇气，使他们去追求光明和美好的未来。尽管过去一段时期的作品宣扬的理想是一种盲目的空洞的理想，但不能因此拒斥、躲避和消解理想和崇高本身。带有程度不同的自然主义痕迹的“新写实小说”，由于轻视理想和崇高，必然从审美表现上趋向于世俗精神和媚俗形态，缺乏深刻的和高度的文化审视和宏观视野。为了优化和提高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克服和摆脱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
外国教育史备考知识点：进步主义教育 思潮 (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 1.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始末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是指产生于19世纪末并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的一种教育革新思潮。进步主义教育是作为进步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发端的。进步主义运动是19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广泛的社会改良运动，旨在反对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弊病。进步主义者们力求同时改革教育和社会事务。 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实验室”主要是美国的公立学校。相对欧洲的“新学校”来说，进步学校更关心普通民众的教育，更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重视从做中学，更注意学校的民主化问题。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兴起(19世纪末至1918年)、成型(1918-1929)、转折(1929-1943年)和衰落(1944-1957年)。 兴起：19世纪末，帕克先后在马萨诸塞州昆西市和芝加哥库克师范学校进行教育革新实验，创造了“昆西教学法”，被杜威称做“进步教育之父”。赖斯则大力揭露美国学校教育的弊端，引起了人们对教育变革的关心。1896年，杜威创办“芝加哥实验学校”。在他的影响下，许多进步教育实验以各种形式展开，如约翰逊创办有机教育学校，帕克赫斯特创立道尔顿制，沃特创立葛雷制等等。 成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公立教育已成为世界先锋。美国的许多社区和学校当局表示愿意实验新方法。普及进步教育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1919年，进步教育发展协会成立，后改称为美国进步教育协会。1920年，协会提出了进步教育的七项原则或纲领。1924年，协会创办《进步教育》杂志，向读者介绍欧洲的教育革新和美国的进步教育实验。进步教育运动日益专业化，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成为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中心。由于运动的这种专业化倾向，失去了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进步教育运动内部出现分化。以拉格为代表强调“儿童中心”的教育;以康茨为代表主张“社会中心”的教育。 转折：1929年的大萧条严重影响了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发展。一方面使进步教育运动的重心逐步从初等教育转向中等教育。此前强调儿童中心和个人的自由发展，此后则更加意识到学校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大萧条加剧了进步教育运动内部的分裂，出现了“改造主义”教育思潮。1940年后，进步教育仅限于空谈理论，失去了原有的感召力。 衰落：1944年，美国进步教育协会更名为“美国教育联谊会”，成为欧洲新教育联谊会的一个分会。1955年，协会解散。1957年，《进步教育》杂志停办，标志着美国教育史
世纪金榜2013届高三考前百天新课标历史必修三试题精选预测卷（解析版）：专题2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专题训练 一、选择题 1．（2012年11月山东潍坊市四县）从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主流文学表现形式的变化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是 A．逐渐平民化B．逐渐贵族化 C．逐渐神秘化D．逐渐宗教化 2．（2011年1月扬州市调研15题）右图是某电影的宣传海报，它再次引发了世人对国粹京剧的关注。以下相关的说法，正确的是（） A．京剧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剧的成熟 B．这部电影，可以做为研究京剧艺术的可靠史料 C．通过该电影，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京剧“旦角”的知识 D．在乾隆年间，徽剧与汉剧合流，京剧出现 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主流表达形式从诗、词转变到散曲、小说。这反映了（） A.自然经济缓慢解体 B.城市经济逐渐繁荣 C.中央集权不断加强 D.儒家地位逐步提高 4．在2008年8月8日晚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晚会上，京剧被作为表演的重点内容之一，其主要原因是 A．京剧是中国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 B．京剧服饰华丽，体现了中国文化雍容华贵的一面 C．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 D．京剧代表中国戏剧的最高水平 5．杜甫的诗歌被后人称为“诗史”。形成这种诗歌风格的社会根源在于（） A.科举制度助长了吟诗的风气 B.现实动荡影响了创作的情绪 C.史学出现了用诗歌写作倾向 D.西方民主思想渗透文艺作品 6．（2011年11月浙江调研14题）“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这首古代著名诗歌反映了 A．西周农夫的劳动生活B．东汉地主的庄园生活 C．唐代诗人的“诗中有画”D．宋代文人的抒情写意 7．从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主要文学表达形式的变化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是A．逐渐神秘化B．逐渐贵族化C．逐渐宗教化D．逐渐平民化 8．（2012年辽宁省大连市一模）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虽是建筑、水利、机械、纺织大国，但物理成就不多；作为发明造纸术、火药的国家，可化学并不突出；农业技术高度发达，而生物学理论却相当薄弱。这反映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是 ①具有较强的经验性②重视实用技术 ③缺乏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④注重以实验事实为根据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9．（2011届福建名校样本分析14题）《诗经·卫风·氓》中写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从中可获取的历史信息是 A．青年男女恋爱完全自由B．商品交换仍然存在实物交换形式 C．父母不再干预子女婚姻D．封建纲常礼教严重束缚人们思想 10．依据你所学知识判断下列所示京剧角色的四大行当，正确的是 A．①生②净③旦④丑 B．①净②生③旦④丑 C．①旦②生③丑④净 D．①生②净③丑④旦 11．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在京剧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上均进行了独树一帜的艺术创新，被称为梅派大师。《贵妃醉酒》是其代表作之一，在戏中梅兰芳饰演的角色属于（）
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 一现代中国文学的源流 广义：中国文学史整体认同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源流 狭义：指与现代中国文学相对关系紧密的此前文学史 （一）中国现代文学直接源于元明清文学： 1、元代文学 汤显祖“尊情说” ：以情反理《牡丹亭》 2、明代中叶：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童心说” 。 3、晚明公安派主将袁宏道“性灵说”： 4、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颇具现代思想意识的小说。 《红楼梦》中现代思想意识举例： 1、以“情”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精神 2、现代情爱观、婚恋观： （二）白话的倡导溯源 注意：古典白话与现代白话的不同。 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拉开了新旧文学的距离，划分出一种语言的分界。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历史发展 （一）发生：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及文学思潮演变 1、中华民族面临的三重危机： 民族生存危机 封建政治危机 传统文化危机 2、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及文学思潮演变 （1）鸦片战争及洋务运动时期(1840--1894) 经世致用文学思潮，“师夷长技以治夷”，中体西用。 （2）维新变法时期（1895――1905）： ①维新文学思潮两大观念深入人心： A进化观念：维新派是进化观点主要阐释者和应用者。 B民主自由观深入人心 ②清末维新派的文学改良是文学现代化的最早尝试 1898年开始，维新派先后提出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一系列口号。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格，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③西方作品的译介：林纾与“林译小说” 1898年夏，林纾尝试着与王寿昌合作翻译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逸事》即《茶花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3）辛亥革命时期（1906――1916） 文学出现多元化取向，革命的趋势，并成为启蒙的主要手段，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自然主义教育是西方教育发展史上影响重大的教育理论之一。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夸美纽斯，再到现代教育家杜威，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在中国，也产生了如道家老子和庄子所主张的“道法自然”教育思想，其实质都是强调教育要遵循人的自然本性，返璞归真。 2013年，学术311统考，针对“自然主义教育”考了一道超级大的论述题——“试析近代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一下子就定位到了“整个近代西方”。今天，心意跳出“近代”，带大家捋捋从古代至今的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西方历史上首次论述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他认为外来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是将存在于学生身上的潜力吸引出来的过程。“知识的种子存在于每个人 的心灵之中，教师的作用是帮助学生自己去发现真理，教师的任务是帮助心灵走向光明，这是完全自然的运动”。自然教育是实现理想国的重要手段。 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教育遵循自然”的原则。提出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儿童心理发展的自然特点，主张按照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对儿童进行分阶段教育，提倡对学生进行和谐全面发展的教育。 到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学之父”夸美纽斯明确提出了教育适应自然原则，并且将其作为贯穿整个教育体系的一条根本的指导性原则。夸美纽斯的“自然”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自然界存
在的普遍顺序。教育的秩序应以自然为鉴，模仿自然，适应自然应从儿童时期开始。二是人的自然本性和儿童年龄特征。教育要适应人的天性，适合人的年龄，使每个人的智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德国教育家康德也提出了自己的自然主义教育主张。在他看来，人的所有自然禀赋都有待于发展，“人是唯一需要教育的动物”，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充分发展人的自然禀赋，使人人都成为自身、成为本来的自我并得到自我完善。 卢梭是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被成为“教育史上的哥白尼”，其主要著作有《爱弥儿》，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概念为自然教育。自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然人”。他指出，“教育有三个来源：或来自自然，或来自人，或来自事物。人的器官和能力的内在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学习利用这种器官和能力发展是人的教育，从周围事物经验中获得的是事物的教育。”在这三种教育中，应该以自然的教育为中心，使事物的教育和人的教育服从于自然的教育，使这三方面教育相互配合并趋于自然的目标，才能使儿童享受到良好的教育。 裴斯泰洛奇受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但又有所不同。他认为，教育一方面要遵循儿童的天性，但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教育的作用，把人性提升到更高的道德境界。只有教育才能把人身上的能力发掘出来，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的一切天赋能力和力量的全面和谐的发展”。他进一步将自然教育思想深化，在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了“教育心理学化”的口号，使教育适应自然的理论有了新的内涵，开拓了西方教育心理学化运动。
外国教育史备考知识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 Document number：BGCG-0857-BTDO-0089-2022
外国教育史备考知识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 (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 1.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始末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是指产生于19世纪末并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的一种教育革新思潮。进步主义教育是作为进步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发端的。进步主义运动是19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广泛的社会改良运动，旨在反对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弊病。进步主义者们力求同时改革教育和社会事务。 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实验室”主要是美国的公立学校。相对欧洲的“新学校”来说，进步学校更关心普通民众的教育，更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重视从做中学，更注意学校的民主化问题。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兴起(19世纪末至1918年)、成型(1918-1929)、转折(1929-1943年)和衰落(1944-1957年)。 兴起：19世纪末，帕克先后在马萨诸塞州昆西市和芝加哥库克师范学校进行教育革新实验，创造了“昆西教学法”，被杜威称做“进步教育之父”。赖斯则大力揭露美国学校教育的弊端，引起了人们对教育变革的关心。1896年，杜威创办“芝加哥实验学校”。在他的影响下，许多进步教育实验以各种形式展开，如约翰逊创办有机教育学校，帕克赫斯特创立道尔顿制，沃特创立葛雷制等等。 成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公立教育已成为世界先锋。美国的许多社区和学校当局表示愿意实验新方法。普及进步教育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1919年，进步教育发展协会成立，后改称为美国进步教育协会。1920年，协会提出了进步教育的七项原则或纲领。1924年，协会创
明清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对比 明清时期： 明清：明清建材、装修、设计渐趋成熟 明朝（1368—1644年）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族地地主阶级政权。 明初采用各种发展生产的措施，使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建筑上进一步发展了木构架艺术技术，装修陈设上也留下许多砖石、琉璃、硬木等的不朽之作。 自1840年至解放前的近代建筑时期，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国人大量接受西方文化，部分建筑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新形象，园林里也常有西洋门面、西洋栏杆、西番花样等，成为我国建筑演进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明代建筑进步的表现主要为： 一、砖已普遍用于民居砌墙。砖墙的普及又为硬山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琉璃面砖、琉璃瓦的质量提高，色彩更丰富应用面更加广泛。 三、木结构方面，经过元代的简化，到明代形成了新的定型的木构架：斗拱的结构作用减少，梁柱构架的整体性加强，构件卷杀减化。因此，明代官式建筑形成一种与前不同的特色，形象较为严谨稳重，但不及唐宋的舒展开朗。 四、官僚地主私园发达。尤其江南一带为盛。 五、官式建筑的装修、彩画、装饰日趋定型化。 明代的家具也闻名世界。另外，风水术在明代已达极盛期，这一中国建筑史上特有的古代文化现象，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清代建筑 1）供统治者享乐的园林达到了极盛期。 2）藏传佛教建筑兴盛。 佛寺造型多样，打破了我国佛寺传统单一的程式化处理，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是清代建筑中难得的上品。 4）简化单体设计，提高群体与装修设计水平。 在清代建筑群实例中，群体布臵已达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园囿建筑，在结合地形、空间处理、造型变化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 5）建筑技艺仍有所创新。 如水湿压弯法加工木料技术，玻璃的引进使用及砖石建筑的进步等。 风格特征 注重群体组合的美，或取中轴对称院落式布局，或为自由式，以前者为主；注重与自然的高度协同，尊重自然；艺术性格特别重视对中和、平易、合蓄而深沉的美的追求。中国建筑艺术是中国人的伦理观、审美观、价值观和自然观的深刻体现。 文艺复兴时期： 一、风格特征 抛弃中世纪的哥特建筑风格，认为哥特式建筑是基督教神权统治的象征。采用古代希腊罗马柱式构图要素。符合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观念。 二、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 意大利复兴建筑的第一个作品：佛罗伦撒主教堂大穹顶。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19届高三高考模拟卷（一） 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作为近代社会新因素的下层市民文艺和上层浪漫思潮,在明末发展到极致后遭受了本不应有的挫折。李自成的失败带来了满清帝国的建立,落后的少数民族总是更易接受和强制推行保守、反动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资本主义因素在清初被全面打了下去,在那几位所谓“雄才大略”的君主的漫长统治时期,巩固传统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全面闭关自守的儒家正统理论,成了明确的国家指导思想。从社会氛围、思想状貌、观念心理到文艺各个领域,都相当清楚地反射出这种倒退性的严重变易。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面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作为明代新文艺思潮基础的市民文艺突然萎缩,上层浪漫主义则一变而为伤感文学。《桃花扇》《长生殿》《聊斋志异》则是这一变易的重要杰作。 浪漫主义、感伤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是明清文艺思潮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三阶段(乾隆),时代离解放浪潮相去已远，眼前是闹哄哄而又死沉沉的封建统治的回光返照。复古主义已把一切弄得乌烟瘴气、麻木不仁,明末清初的民主民族的伟大思想早成陈迹,失去理论头脑的考据成了支配人间的学问。“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那是多么黑暗的世界啊。像戴震这样先进的思想家也只能以考据名世,得不到人们的任何了解,他自已视为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痛斥宋儒“以理杀人”的《孟子字义疏证》,连他儿子在编集子时也把它排斥在外,视为无足轻重。那是没有曙光、长夜漫漫、终于使中国落在欧洲后面的十八世纪的封建末世。在文艺领域,真正作为这个封建末世的总结的要算中国文学的无上珍宝《红楼梦》了。 无论是爱情主题说、政治小说说、色空观念说,都似乎没有很好地把握住上述具有深刻根基的感伤主义思潮在《红楼梦》里的升华。其实,正是这种思潮使《红楼梦》带有异彩。笼罩在宝黛爱情的欢乐、元妃省亲的豪华、暗示政治变故带来巨大惨痛之上的,不正是那如轻烟如梦幻、时而又如急管繁弦似的沉重哀伤和喟叹么?还是鲁迅的几句话比较精粹：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①……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中的儿童观及启示 [摘要]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他的教育巨著《爱弥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实现儿童观的历史性转变，本文以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为依据探讨卢梭的儿童观及其现代价值。 [关键词]卢梭：自然主义：儿童观 一、儿童观的性质及研究意义 （一）什么是儿童观 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总的看法，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容的儿童观，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其发展主要受到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西方古代，儿童被人们看成是缩小了的大人，儿童与成人没有本质的差别，人们完全以成人社会的标准来要求儿童，儿童处于被忽视、轻视或任意丢弃的境地。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思想武器。基督教崇尚上帝，认为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是真善美的化身，人不能违背上帝的意旨，认为人生而有罪，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赎罪，在基督神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儿童生而有罪的，《圣经-旧约》箴言篇中说道：“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从地狱的深渊救出他的灵魂。”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认为只有鞭打和惩罚才能赎清他们身上的罪孽，儿童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到了18世纪，卢梭提出了：“尊重儿童，解放儿童”的口号，建构了全新的儿童观，促进了儿童研究的心理学化运动，儿童发展问题进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儿童心理学之父霍尔率先运用实验方法研究儿童发展，此后，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都开始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研究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特点，为儿童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解放儿童，尊重儿童”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从远古时代的小大人形象，到中世纪的原罪说，再到20世纪的儿童权益优先原则，儿童观的变迁与发展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道路。 （二）儿童观有何问题 儿童观问题一直是教育学者研究的课题之一，许多专家从不同的维度研究儿童观，究其根本，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问题，即儿童是什么和儿童应当什么。前者是从实然性上对儿童的评价，它指向儿童的发展现在。后者是从应然性对儿童的评价，它指向儿童发展的将来。 首先，儿童是什么？儿童的上位概念是人，那么，人是什么？人类学认为，人具有生物性和文化性。人与动物一样，他们的生命之源都来自于自然，都具有生物性，而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文化性，在文化中生活的人，才真正算得上是一个人，同时，人又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相互促进而发展。因而，理解儿童是什么就必须将
永恒主义和进步主义关于教育影响的思想比较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飞速发展和新的理论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西方教育哲学逐渐兴盛并出现了众多的流派。它们都以自己的哲学观为基础,对教育的诸多问题,如教育的本质、功能、目的等进行了研究。教育影响虽不是它们研究的“显问题”,但它确实散见于诸教育哲学流派有关其它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因此,从这些问题中提取有关教育影响的思想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在教育哲学中对教育影响的界定是这样的:教育影响是置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一切中介的总和,它包括作用于受教育者的影响物以及运用这些影响物的活动方式和方法,它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工具、媒介和手段。 一、永恒主义关于教育影响的思想 永恒主义亦称古典文科教育或古典人文主义传统。它是对西方教育在新旧交替过程中所产生的混乱和动荡,采取复古主义态度。作为一种教育哲学流派,永恒主义坚持主张过去的东西是卓越的,特别是由伟大的著作家及其著作所代表的过去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其代表人物有赫钦斯、艾德勒及马利丹等。永恒主义把教育目的分为两极:第一位的目的是培养人性,“塑造人”;第二位的目的是传授特定文明区域的文化遗产,使受教育者为将来参加某种社会生活作准备。为了达成这种教育目的,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课程的设置和安排,到教学方法的运用等。 (一)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的“物质”基础基于“使受教育者为将来参加某种社会生活作准备”的教育目的,永恒主义以生活准备论作为其课程的理论基础,强调教育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生活的准备。他们在古典遗产、名山之作中找到了作为“生活准备”的理想课程,认为教育最大的价值就是探索和传播真理,因为真理是永恒的。在他们看来,古典学问、名山之作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这些著作可以培养学生的理性,使学生由理性的潜在状态上升为现实状态,达到为未来生活作准备的目的。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古典学问、名山之作是各种学问发展的基础,它现在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由于它研究和论述了当代的青年人所要考虑的许多问题,因而在现时仍具有价值。所以传统思想和遗产是训练精神的法宝,是对培养人最适宜、实现教育目的最合适的课程。教育气氛作为一种潜课程,在实现教育目的的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永恒主义教育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中国素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说法，这种说法以文化链的形式，概括出华夏神州对人类社会所贡献出的精神财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四颗璀灿的明珠，也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的宝贵财富。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小说，构成了一卷几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史。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奏出了唐宋元明清时代艺术的最强音。并且超越了它们本身的意义，成为各自时代的一种艺术符号，形成一条中国文化内在的规律性，一条内在美的主线、美的历程。 中国是一个诗乐的国度，有“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思想。在中国人思想中，文明的进程、朝代的更替是宇宙节奏的一种呈现，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活动也是一种有节奏的运动。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就表达了中国文化史一种有节奏的美的运动。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的创作在广义上讲都与音乐有关，在文字上都追求适合吟咏或歌唱的韵律，在内容上体现天地节奏和人类心音。中国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从内容和形式上既有传承又有自我独立，形成了一部中华文化美的乐章，其中“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这部乐章中最美妙的音符。唐诗中运转不息的生命之力和千姿百态的生命节奏；宋词里轻巧尖新的意境美学和缠绵绮靡的人生情感；元曲苍茫寥廊的宇宙意象和风流倜傥的浪子情怀；明清文艺中的色彩斑斓的人世画卷。构成中国文化史中美的旋律。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唐代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自由，中外交流频繁，国力强盛，呈现出一派兴盛的辉煌局面。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诗歌特别繁荣。唐代诗歌体裁多样，风格各异，他们的作品之多、题材之广、内容之丰、技巧之精，都是空前绝后的，流传于后世的诗歌就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代诗歌的繁荣造就了很多伟大的诗人，唐代的诗人特别多，他们有的被后人贴上了“标签”，成为“品牌”，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怪李贺等。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表达人生悲欢的；有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在形式上有五言和七言、绝句和律诗。唐代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 词，又名近体乐府、琴趣，还被称作诗余、长短句。这许多名称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并与汉乐府、唐诗等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宋之词就是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的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相当于现代歌曲的歌词。词是在汉乐府曲调和唐诗格律的基础上加以发展，
文学概论综合练习题 填空题 1、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其中的作品大部分是四言一句，称为_四言诗_。 2、从四言诗向五言、七言过渡时期的诗体，是_楚辞_和汉初的__杂言乐府_ 3、唐代五七言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体诗 4、中国古代的诗大多是合乐歌唱的，在宋代的代表是词，又称诗余、__长短句_。元代的代表体裁是_散曲_ 5、在中国诗体形式规范的发展中，一个重大的演变是从古代的格律诗过渡到现代的_自由诗_ 6、在西方，“诗”一词源于希腊语，包括_韵文_和非韵文形式的作品，古希腊的__荷马史诗_开叙事诗之先河。 7、彼德拉克创立的_十四行诗_是西方典型的一种格律诗，而西方的自由诗，是由美国的_惠特曼_创立的 8、西方自由诗的代表性作品是惠特曼的_草叶集_，自由诗还包括散文诗，鲁迅写于1924年的_野草_是中国散文诗的代表作。 9、中国古代散文最初分为记言和记事两种，记言逐渐演变为论说文，如诸子百家，记事发展为史传文，司马迁的史记是其范例 10、南北朝时的著名文论家刘勰把各类文章分成两大类，其中有韵的诗赋称为文，不押韵的各种散体文章称为笔。 11、明代主张“独抒性灵”的散文流派是_公安派_，清代占统治地位的散文流派称为_桐城派_，他们思想保守，可取之处是文章写得谨严精炼 12、西方的随笔（essay）这个名称，是由法国作家_蒙田_创造的，随后_培根把这种文体引进了英国。 13、中国小说真正的渊源是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前者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后者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 14、唐代小说的代表性体裁称为传奇，以《莺莺传》《霍小玉传》《枕中记》等为代表，宋代的小说主要体裁为话本，是说书人讲述古史旧事、英雄传奇的底本。 15、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小说达到巅峰，章回体小说发展成熟，代表性作品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等。 16、进入20世纪，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推动了现代小说在中国的发展，成功的白
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的核心是“归于自然”（backtonature）。“自然的状态”在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和国家的起源学说中固然是指人类的史前时代，但在教育上更侧重指人性中的原始倾向和天生的能力。它与人类的“自然状态”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善良的人性存在于纯洁的自然状态之中。只因社会的文明特别是城市的文明才使人性扭曲、罪恶丛生。因此，只有“归于自然”的教育，远离喧嚣城市社会的教育，才有利于保持人的善良天性。 卢梭在《爱弥儿》中表示，自然教育的最终培养目标是“自然人”。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的核心是“回归自然”。一方面，他认为善良的人性存在于纯洁的自然状态中。另一方面，卢梭还从儿童所受的多方面的影响来论证教育必须“回归自然”。他说每个人都是由自然的教育、事物的教育、人为的教育三者培养起来的。卢梭为之呼吁的“自然教育”，是针对专制制度下的社会及其危害人性的教育发出的挑战，“回归自然”、遵从天性，就是开创新教育的目标和根本原则。 卢梭注意到儿童天性的个体差异，要求因材施教。他指出，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有它自己的形式，必须按它的形式去指导它。这个理论在当今教育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课程再三强调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对学生要因材施教，要抓住其闪光点，创设情境，极力弘扬学生的个性，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卢梭还十分重视受教育者的实践行为，他认为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书本知识基教育者的口头训示即“填鸭式”的教育是毫无效果的，重要的是要身临其境，身体力行。其次，他十分推崇自由，强调要让孩子在游戏活动中学习。这一点也符合新课标的精神。 总的说来，卢梭的思想是先进的，但也存在某些历史局限性，有的观点比较矛盾甚至偏激，但至今仍闪耀着光芒。总之我们在理解他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内容时必须同时体会到他的激进的启蒙思想。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后，随着科学心理学的发展，随着人们对儿童心理特征的逐步了解和认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在西方已不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自然适应性原则不重要，反而正是以卢梭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家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为西方国家在形成崇尚自由、尊重个性、以人为本的教育风格方面奠定了基础。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与新教育运动的比较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期欧美的教育革新运动主要包括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和欧洲的新教育运动。二者皆以反对传统教育为己任,把儿童作为教育的中心,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重视课程的改革,主张以科学和生活代替古典知识在学校中的主导地位,重视儿童的自由、兴趣、主动性、经验及活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提倡个别化的教学方式等。两者之间虽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但由于其发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及对改革的着眼点不同,又使其表现出诸多的不同之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试图通过对传统教育的全面清算,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符合现代工业社会要求的教育制度,它对传统的批判是彻底的,在教育改革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激进的批判和全面的指责,力图通过对西方教育传统的深刻反思,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上,以新的理论为指导,建立起以儿童为中心,以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为目的的新的教育秩序。而新教育运动对西方教育传统的“反叛”远没有进步主义教育运动那么激烈,他们试图在总结近代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如果说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是激进的、全面的教育改革的话,那么新教育运动则是较为温和的、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与改良。他们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有统一的理论基础,试图对教育进行全面变革;新教育运动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对教育的革新也是局部的 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学校与社会》等教育著作以及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大量论述,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在这些著作中,杜威对教育目的论、教育价值观、儿童观、教学论和课程
论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回顾,分析和批判了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各种重要的教育理论,阐明了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经验的改造”等观点，这种论述以后被看作是以杜威为代表的“现代教育”与以赫尔巴特为代表“传统教育”之间的对立。杜威也成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精神领袖,为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杜威也指出,工业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全面变革对教育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因此,仅仅对教育作“细节上的变更和学校内部机构的改良”是远远不够的。在深刻的变革形势下,教育所需要的是根本革新、改组、重建。杜威的这种总体教育改革观影响巨大,这可以从进步主义教育协会提出的七项原则,从克伯屈、拉格等进步主义教育家的思想,从学校所开展的进步教育实验上得到充分的证实。他们试图对教育全面改革,打破教育与生活的隔裂,把学校建成为一个小型社会,改革传统的书本式教材,建立起活动性、经验性的主动作业,用单元教学、小组教学来代替班级授课制,这种改革是彻底的、全面的,反映了他们雄心勃勃的教育理想。欧洲的新教育运动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尽管爱伦·凯强调重视儿童,德可乐利注重以“兴趣中心”改革教学,罗素强调自由教育,怀特海认为智慧教育是重要的,凯兴斯坦纳提倡公民教育与劳作学校等,从实验学校的实施来看,既有阿博茨霍姆为代表的新学校,也有凯兴斯坦纳倡导的旨在培养有熟练技能的公民的劳动学校,蒙台梭利所创办的儿童之家等等,新学校之间存在的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反映了新教育运动的思想家对教育认识的多样性,从而说明新教育运动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所以说虽然新教育运动的思想家也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和反思仅仅是集中在儿童身上,他们认为传统教育压抑了儿童的本性、创造性,要求改革教育,以促进儿童多方面的、均衡的发展,但他们对教育与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刻地认识,没有看到教育变革对社会变革的
语文周测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作为近代社会新因素的下层市民文艺和上层浪漫思潮,在明末发展到极致后遭受了本不应有的挫折。李自成的失败带来了满清帝国的建立,落后的少数民族总是更易接受和强制推行保守、反动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资本主义因素在清初被全面打了下去,在那几位所谓"雄才大略"的君主的漫长统治时期,巩固传统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全面闭关自守的儒家正统理论,成了明确的国家指导思想。从社会氛围、思想状貌、观念心理到文艺各个领域,都相当清楚地反射出这种倒退性的严重变易。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面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作为明代新文艺思潮基础的市民文艺突然萎缩,上层浪漫主义则一变而为伤感文学。《桃花扇》《长生殿》《聊斋志异》则是这一变易的重要杰作。 浪漫主义、感伤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是明清文艺思潮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三阶段(乾隆),时代离解放浪潮相去已远，眼前是闹哄哄而又死沉沉的封建统治的回光返照。复古主义已把一切弄得乌烟瘴气、麻木不仁,明末清初的民主民族的伟大思想早成陈迹,失去理论头脑的考据成了支配人间的学问。"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那是多么黑暗的世界啊。像戴震这样先进的思想家也只能以考据名世,得不到人们的任何了解,他自已视为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痛斥宋儒"以理杀人"的《孟子字义疏证》,连他儿子在编集子时也把它排斥在外,视为无足轻重。那是没有曙光、长夜漫漫、终于使中国落在欧洲后面的十八世纪的封建末世。在文艺领域,真正作为这个封建末世的总结的要算中国文学的无上珍宝《红楼梦》了。 无论是爱情主题说、政治小说说、色空观念说,都似乎没有很好地把握住上述具有深刻根基的感伤主义思潮在《红楼梦》里的升华。其实,正是这种思潮使《红楼梦》带有异彩。笼罩在宝黛爱情的欢乐、元妃省亲的豪华、暗示政治变故带来巨大惨痛之上的,不正是那如轻烟如梦幻、时而又如急管繁弦似的沉重哀伤和喟叹么?还是鲁迅的几句话比较精粹：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这不正是人生空幻么？尽管号称"康乾盛世",这个社会行程的回光返照毕竟经不住内在腐朽,一切在富丽堂皇中,在笑语歌声中,在钟鸣鼎食、金玉装潢中,无声无息而不可救药地垮下来、烂下去,所能看到的正是这种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糜烂、卑劣和腐朽，它的不可避免的没落败亡。严峻的批判现实主义于是成熟了。与前一阶段市民文艺的现实主义对富贵荣华、功名利禄的渴望钦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及其理论基础 一、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针对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残害人性和违反自然的弊端，卢梭提出了自然教育原则：教育要“顺应自然”。他强调，“如果你想永远按照正确的道路前进，你就要始终遵循大自然的指引。” 卢梭所提出的自然教育原则，是与他的自然哲学观点紧密相联的。《爱弥尔》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在他看来，人类由于上帝的恩赐，生而秉赋自由、理性和良心。自由、理性和良心构成了人的善良的天性。显然，善是人人相同的，并不因人的贵贱而异。人之罪恶，是后天残害所致，并非天性之过。 卢梭的性善论体现在教育上，便要求教育脱离社会文化的樊笼而使人天性得到自由发展，教育要以“天性为师，而不以人为师，要成为天性所造成的人，而不是人造成的人。”卢梭把教育归于三种来源，即“天性”、“人为”和“事物”。他说：“我们身体器官和机能的在发育，是天性的教育；我们通过努力来促成这种教育，是人为的教育。我们由环境经验所获得的则是事物的教育。”又说，在这三种不同的教育中，天性的教育完全是不能由我们决定的；事物的教育只在某些方面能够为我们所决定；只有人为的教育才是我们能够真正加以控制的。为使这三种教育配合协调，“人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必须以“天性”教育为主轴，围绕着它旋转。因此，我们要永远以本能作为教育的指引。
二、“自然人”与“自由人” 从自然教育原则出发，卢梭明确提出，自然教育以培养“自然人”为目的。这种“自然人”是身心调和发达、体脑两健、良心畅旺、能力强盛的新人。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活的。他不依从于任何固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业，不受传统束缚，能适应各种客观发展变化的需要。因此，他也是自由人。形象地说，这种人既有哲学家的头脑，又有农夫或运动员的身手。卢梭笔下的“爱弥尔”就是这种“自然人”与“自由人”的典型。 曾有人指责卢梭的自然人是脱离社会茹毛饮血的野蛮人，这种人是与公民相对立的。其实，并非如此。卢梭认为，这种“自然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自然人，既不是一个回到原始社会的无文化的人，也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野蛮人。因此，他强调说：“虽然是我想把他培养成一个自然人，但不能因此就一定要把他成为一个野蛮人，一定要把他赶到森林中去。”在他看来，“自然人”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人，而是社会中的一个成员，并能够尽到社会成员的职责。在理性的社会制度中，每个人既能很好地发展自己的天性，又能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一分子。这样的人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公民。 自然人更不是无以为业或依靠家产为生的懒汉。卢梭愤然职责不劳而获的人是流氓。自然人应该要能够独立生活，养成从事劳动的能力。无疑，卢梭所憧憬的自然人，是资产阶级或手工业者的化身。 第三节自然教育分期理论 卢梭指出，“每一个年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它适当的完善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特征及价值 08中师2班史斐20084021072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积极的思想斗争中向前发展的现代中国面一个动荡的大变革的时代，处於这样历史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不同阶级、不同趋向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纷然杂陈，彼此冲突而又互相影响与吸收的复杂面貌。这种情况决定了现代文学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取得自身的辩证发展。在现代文学的历史发轫期，新文学即是通过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在对封建传统文学的猛烈批判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此后，新文学每前进一步，都遇到旧文学的顽犟反抗。从20年代封建主义的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文学，到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直至40年代的战国策派、“勘乱文学”，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文学，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逆流。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与上述形形色色的文学逆流的斗争，决定著新文学的命运。 新民主主义文学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缐性质，决定了其内部各种成分的文学之间，存在著既团结又斗争的关系。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文艺思想同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之间，展开过反覆的讨论和斗争。从20年代的现代评论派，到30年代的新月派、“第三种人”、论语派，直至4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尽管政治倾向十分复杂，就其文艺观而言，则是属於资产阶级范畴的。通过这些讨论和斗争，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获得了更健康的发展，为文学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流；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首先是“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作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对於现代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现代文学史上的多次论争都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曾经发生过否定或贬低小资产阶级作家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也有过混淆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放弃或削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右的偏差，这两种倾向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消极影响。正是在纠正上述错误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渐渐团结了大多数小资产阶级作家，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小资产阶级作家仍然作为可靠同盟军，与无产阶级作家一起组成了新中国的文艺大军。 “五四”文学革命由倡导白话文开始，就体现了文学必须能为最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历史要求。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并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以表现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会人生为文学的根本任务。在创作实践上，出现了中
新历史主义（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在欧美思想界兴起的一种文化理论和批评方法。２０世纪末，随着新历史主义思潮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更多的西方纪录片工作者转向编年史纪录片的制作，纪录片界出现了偏重于回顾历史的“新纪录电影”潮流。８０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思潮引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新时期中国文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在小说创作领域，出现了书写各种“家族史”、“村落史”、“心史情史”和“野史秘史”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以及“重构”、“戏说”、“调侃”和“解构”历史的影视剧，在文艺批评界，则掀起了轰动一时的“重写文学史”和“重写电影史”运动。作为一种以历史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艺术形式，中国当代文献纪录片在创作实践中已经常采用新历史主义的某些叙事策略，但是因为文献纪录片本身的复杂性和中国特色文献纪录片的特殊性，所以在理论上，学界还极少有人论及新历史主义思潮与中国当代文献纪录片的关联。 文献纪录片并不是中国的专利，而是发源于苏联的一种纪录片样式。文献纪录片在西方通常被称为汇编影片（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ｆｉｌｍ），意指利用以往拍摄的资料片（有时辅以新拍摄的素材）编辑的纪录片。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在《世界电影史》中提到，早在１９２１年前苏联导演吉加?维尔托夫就通过对新闻片的剪辑制作了历史长片《内战史》。美国电影史学家埃里克?巴尔诺认为，文献 纪录片是苏联电影工作者艾瑟?苏勃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确立的一种纪录片类型，其完成于１９２６年的影片《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是世界文献纪录片的开端。中国纪录片学者单万里认为，１９２７年黎民伟完成的影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是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发端，如果以此为起点，中国的文献纪录片迄今已走过了８０年不平凡的历史。 大历史，小细节 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中国纪录片创作的主流其实是那些主题先行，先写好解说词，然后再根据解说词去搜集影像资料或拍摄画面的专题片的方式，其创作视角大多采取居高临下的俯视，创作素材也基本来源于官方文献或正史档案，而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却全然不同，新历史主义“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逸闻逸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至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兴趣。历史的这些方面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在“诗学的”意义上对待史料促使中国文献纪录片在叙事策略上发生了重要转向，中国近２０年的文献纪录片从宏大叙事走向个人视角、细节叙事就是这一转向的具体体现。 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文献片是中国特色文献片的主要片种，主要内容涉及重大节日、重大事 新历史主义思潮与当代中国 文献纪录片的叙事策略 张 宗 伟 Ａｒ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２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