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后半叶日本
对华政策渐变的思想根源
渠长根
内容提要 19世纪后半叶是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西方势力的强力渗入打破了幕府的锁国政策,对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形成了巨大压力;幕府的倒台与明治政权的建立,集中实现了社会变革的价值;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的渐次解体,则为日本的变革与崛起提供了双重动力———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激发了日本发愤图强的意志和决心,清王朝的腐朽堕落激起了日本步西方后尘走对外扩张之路的野心和行为。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日本对华态度和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亲和膜拜理念,加入了疏离、贬抑的色彩,继而采取窥视、试探的手法,最后孤注一掷地发动了甲午战争,向中国的权力和权威挑战。导致这种渐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日本社会各界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以不同的方式炮制出了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扩张思想主张,并最终付诸实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些扩张思想来自于日本社会的不同层面和领域,对明治政府的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通过酝酿、传播,或包容于政治家、学者、文学艺术家及其他社会权威人物的言论作品里,或流布于国民教育、战争动员、道德评判、社会规范之中,或潜藏在民间人士的野史絮语中,甚至广泛地渗透于国民的心理意识、风俗习惯里。它们间处杂陈,相与为进,共同写实了侵略中国基调下的近代中日国家关系。
关键词 日本 19世纪后半叶 对华政策 思想根源
19世纪后半叶日本渐改传统的对华政策,从一种状态走向一种极端,其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渐次加深的过程;也不是无端的、随意的,有一个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激发、诱导的历史背景。其中,越来越明朗、系统、坚定化的离华、反华、侵华思想是极其重要的精神性因素。
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华政策的渐变
19世纪后半叶时值日本江户幕府末期和明治天皇政府的确立和鼎盛时期。
众所周知,19世纪上半叶之前的中国一直处于东方文化的中心地位,引领着整个东方世界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方向,成为该地区公认的权威和顶礼膜拜的对象。地理上孤悬汪洋、独处一隅,疏离于中国中心而处边缘的日本,源于文化的后起和荒陋,对繁盛的中国恭诚遥望,崇尚有加,主动交通,从中国汲取了大量的文化涵养。因此,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东亚政治格局里,中国始终处于上势主导地位,日本处于下势依附地位;而且,在中国的传统国际视野里,日本的地位和影响是极其微弱的,甚至比朝鲜、越南、印度、阿拉伯等其他亚洲国家都要逊色得多。但是,自从中日发生邦交以来,两国基本能够和平相处、友好交往,形成了友好敦睦的历史传统(除却13世纪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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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烈东伐和16世纪丰臣秀吉私欲膨胀至极而致短暂的脱轨之外)。总的来看,在19世纪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日本是在充满对中国的敬畏和尊奉的心理定势下,谦恭地与中国进行沟通的。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扩张深入到东亚地区,野蛮如洪水般的资本潮流冲击着亚洲,也逐渐打破了东亚地区的常态。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天朝上国的权威被撕裂,坚固的宗藩体制摇摇欲坠,东亚地区地动山摇。此时,海中的日本也未能幸免于西方的蹂躏,继中国之后也成为了资本扩张的又一个牺牲品。但是,就是在这个民不安、国自危的历史转折时期,相似的命运没有勾起日本与中国患难与共的深度默契和一致对外的坚定信念,相反,日本对中国的敬重态度反而开始发生细微的变化。这种变化随着中、西拼杀力度和深度的增加而发展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急速,从疏远、孤立中国走向轻视、蔑视中国,到19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对中国已经彻底从友好的邻国、敦睦的邦交走向了对立。
日本逐步改变对华态度和政策的过程是明晰的。从主体的角度看,它是从一部分了解中国的武士、知识分子开始,逐步影响到越来越宽泛的精英阶层的;从空间区域的角度看,它是从一些面对中国的大名、领主藩地逐步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执政范围里的;从转变的强度上看,它是从个体的、散乱的思想认识慢慢汇聚、上升为群体的、多层次的对华理念,最后演变成国家的对华政治决策和邦交理论的。
首先,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真相,令日本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并无任何明显征兆的鸦片战争的突然爆发给日本的民间武士、知识分子和地方执政者以至幕府以极大的震动,甚至于相当大的打击,而中国的最终败绩更让他们如感晴天霹雳。日本社会的精英们急切地要了解事情的真相,弄清楚其中的原委。大批介绍鸦片战争的书籍被引入,日本的知识分子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各抒己见。当然此时的这些活动主要还是出于对中国的关切。毕竟积久以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一直就是一个极其强盛和辉煌的国度。只是由于后来江户幕府颁布了“锁国令”,在200年左右的时间里日本对中国的接触和了解越来越少,且多是间接的,主要借助于固有的文化典籍和朝鲜半岛中介,总好像是隔着一层面纱。
1862年,幕府派商船“千岁丸”号前往上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情。此行目的有二:一是尝试与中国展开贸易,二是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随船前去的人员有两类———幕府官员和各地派遣的武士,著名的有高杉晋作、中牟田仓之助、名仓予何人等。他们在上海共计逗留了59天,贸易活动进展不大,但对中国社会的考察却取得了巨大成果。回国之后,他们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报告、日记、随笔、游记等考察作品,如《游清五录》、《长崎到唐国上海航海日记》、
《清国上海见闻录》、
《支那见闻录》等。上海之行的中国印象出乎其意料之外,他们不仅看到了殖民地贸易的发展给中国沿海租界地区带来的空前而畸形的繁荣,还看到了鸦片的泛滥、官场的腐败,以及殖民者的傲慢无礼与清政府官员的奴颜面目,而上海的市政混乱、人心惶惶和麇集的难民,更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的病态。“清国当今,岂止心腹之病,病像已露于面容,显于四体,一指一肤,无有不痛之处。以上海一地而推查十八行省,大概可知矣。”①“嗟乎,殷鉴不远,就在一衣带水之外,可不令人危惧也!”②———中国已不是一般日本人心目中想像的“天朝上邦”、圣人君子国了,而是蕴藏着大量严重社会问题并且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衰落中的国家。
其次,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引发了日本观察中国、把握中国、交通中国的心理的偏移,进而产生了对华国交的新思维。由于是在彼此隔绝很长时间后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因此,此次“千岁丸”号成员们关于中国社会的观察体验以及其他有关书面、口头的信息交流和传播,在日本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应,使得幕末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尽管其所见所闻未必就是全面的。一些政治目光敏锐的人甚至对在列强面前步步退让的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感到了失望和绝望,进而表现出对中国的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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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鄙视,尤其是对中国政治腐败与军事衰弱的直接体验,刺激其中的一些人产生了中国不堪一击,必要时可以牺牲之的欲望和念头———“按兵之要在精而不在众。然而今之清人,徒以其兵多将广为傲,却不知其已露微弱之耻也。今次我等到上海其兵营中所观,士兵皆敝衣、垢面、跣足、光头、无刀,人人如乞丐般颓然,无一人而见有英武之气。如斯之士兵,则我国之一人,可抵其五人也。若率一万骑之士兵征讨彼等,直可纵横全清国矣!”③
“千岁丸”号的中国之行只不过是一次集中的认识中国的行动,进而成为其后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引信和焦点罢了,其实,早在此前就已经有一些日本人在旁观侧思中国的遭遇了。如1852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皇帝热河“蒙尘”的消息传达日本后,当时的强藩之一萨摩藩主岛津斋彬就对群臣说:“万没想到,清国竟至惰弱如此,真乃柔弱之国也……恐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治也。”④“想支那之将来,势必安于孤立退婴之旧习,其前途令人不胜寒心。”⑤
总的看来,发生在“千岁丸”号中国行前后的幕末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基本上还仅限于日本社会一部分阶层的一部分人中,并未在全社会广泛传播,也未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它业已为日本新的世界秩序观的提出和新的对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思想基础。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变化起始于对中国腐败衰朽的哀叹和对中国军力的蔑视,延伸至外交政策的批判,进一步发展到在文化上对中国的轻侮。关于是继续“锁国”还是“开国”,是“提携亚洲”还是“征服亚洲”,是视中国为外交伙伴还是竞争敌手的大讨论的展开,就是这种转变轨迹的真实写照。等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文明开化日深,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引进日多,这种争论和变化就有了鲜明的结论和基本的取向,向中国文化一边倒的传统终于转变成了向欧美一边倒的新风潮。明治前期设计出的清晰的大陆政策,特别是1894年悍然挑战中国,发动甲午战争,标志着日本的离华、反华、仇华态度和政策完全确立了。
19世纪后半叶日本改变传统
对华政策之思想渊源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共同欺侮中国,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凭借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优势,在后来的历次侵略中国的行动中日本获利最丰,成为中国人民最为穷凶极恶的敌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中期开始,并以甲午战争为界限,日本逐步转变对华态度和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述,西方势力的强力渗入打破了幕府的锁国政策,形成了日本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巨大压力;幕府的倒台与明治政权的建立,集中实现了社会变革的价值;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的渐次解体则为日本的变革与崛起提供了双重动力———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激起了日本发愤图强的意志和决心,清王朝的腐朽堕落激起了日本步西方后尘,走对外扩张之路的野心和行为。在所有这些内外因素之中,有一种潜在的精神性因素发展得越来越鲜明,越来越真切———向中国扩张、侵略中国的思想。可以说,侵略中国的思想主张,不仅引导、支撑了19世纪后半叶及其以后日本对华的新态度、新政策,而且长期指导、落实了日本的这种态度和政策。
日本侵华思想发源于日本社会的不同层面和领域,首先对明治时代的对华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影响,直到昭和时代挑起侵华战争并最终毁败于自衅,甚至还继续暗藏潜伏于直至今天的日本社会里。在近代日本不断扩大对外侵略的过程中,占领中国、主宰东亚以至霸占亚洲、分割世界的侵华思想花样繁多、形态各异,成为对外侵略战争的战略指导和精神支柱,既是号召民众、发动战争的旗帜、动力,又是扩大侵略的借口和根据,它不仅驱使本国民众奔赴战场,甚至让一部分被侵略的中国人也为之蒙蔽,成了近现代中国备受日本侵害的最深厚、最隐蔽的历史根源。
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如果从16世纪末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征服中国的战争计起,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丰臣秀吉多次坦露过吞并中国的远大“蓝图”。他在1583年说:“……鲧之三韩、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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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大明,盖非吾所欲,天所授也。”⑥1587年5月,他在征讨九州的军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590年,丰臣秀吉接见朝鲜通信使黄允吉时对这一点明确地做了表达,并命朝鲜于其发动战争时作向导。他在致朝鲜国王复书中说:“……不屑国家之远,山海之隔,欲一越直入大明国,易我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之中。贵国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⑦1592年5月18日,丰臣秀吉给关白秀次的《二十五条觉书》更具体地表明了他征服中国的野心:(1)宜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车幸唐都,呈献都城(指北京———引者注)附近十四国(州)与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其中下位者将增十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2)大唐(明)国之关白,授予秀次,并与(大明)都城附近之百余国(州),日本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择一人任之。(3)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子)或八条宫智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弟)继之。(4)高丽(朝鲜)国由岐阜宰相(羽柴秀胜)或备前宰相秀家统治。
(5)天皇居北京,秀吉居日本船来泊之宁波。⑧丰臣秀吉的这种妄想不可谓不狂大勃勃,直到今天,仍让人心惊胆寒。他曾先后两次远征朝鲜,都以失败结束,美梦终成泡影,但是其侵略大陆和征服中国的思想,却给日本留下了很大的遗毒,为日本后继的“海外雄飞”、“海外扩张”、“大东亚共荣圈”、
“大日本帝国”等军国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和传统的“样本”。
日本侵华思想的存在形态复杂多样。既有转变成公开的国家侵略政策的部分,也有包容于政治家、学者、思想家、理论家、文学艺术家及其他社会权威人物的言论作品中流传于世的,还有散布在国民教育、战争动员、道德评判、社会规范之中的,也还有潜藏在广阔的民间人士的野史絮语中的,更有广泛地渗透于国民的心理意识、风俗习惯里的成分,可以说是显性的与隐性的、零乱的与系统的、权宜性的与战略性的间处共陈,互为表里;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有“神国”思想、
“八 一宇”观念、民族优越论、国家主义以至军国主义,还
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民族自卫论”、“解放亚洲论”、“驱逐白人论”等等,面目纷繁,变化多端。
“日本人对外发展的风气,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所有这些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记载”⑨。丰臣秀吉是日本具体营造侵略、征服中国构想的始作俑者。如果以政治发展的脉络为主线,以具体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活动为标志,把日本侵华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作阶段性划分,可以较为清晰地区分为江户时代、明治时代和昭和时代。
第一,江户时代。江户幕府的缔造者德川家康作为新一代的日本统治者继承丰臣秀吉的衣钵,继续觊觎朝鲜和中国,并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1700年,他的政治顾问罗山在起草致中国皇帝的信中说:日本“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上表输贡”。这种“德化宇内”意识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狂躁心态。到了江户幕府中期,侵略中国的思想又渐渐活跃起来,集中表现为以并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为代表的“海外雄飞论”和以佐藤信渊、桥本佐内为代表的“宇内混同说”。
并河天民(1679～1718年)在1716年向幕府呈献《开疆录》,说:“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⑩这是日本“大日本帝国”的思考和行动样式的最初版。仙台藩士林子平(1738～1793年)著《海国兵谈》、
《三国通览》,在详述日本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地图后说:“……熟虑之下,后世唐山(中国)、靼靼之地必起侵掠日本之事,不宜怠慢。”这是以中国为日本潜在敌国而予防备思想的首次流露。差不多与林子平同时期的本多利明(1744～1820年)竭力排斥中国文明,鼓吹大日本国主义,痛骂儒者为顽迷古陋。他在《经世秘策》一书中说:“大日本国号应移地至……满洲、山丹、唐太(库页岛)……琉球……” λ?,并应迁都至堪察加,建设一大北方海洋王国。
佐藤信渊(1769～1850年)继领前人之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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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经济要略》、
《宇内混同秘策》、
《吞海肇基论》、《防海余论》等多种书籍,在《宇内混同秘策》一书里,提供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行动计划。佐藤信渊的侵略策略,是先取“满洲”,再进一步征服全中国。他说:“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 λω佐藤信渊还主张日本天皇亲征:“取南京应天府,定为假皇宫……明定‘产灵法教’(即神道),……为除人民疾苦,处处营造神社,以祭皇祖大神。”这些构想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型”。1825年,水户藩士藤田幽谷也主张“宇内至尊天日嗣,须令万国仰皇朝” λξ。
坚决主张“尊王攘夷”的倒幕代表人物吉田松阳脑海里也有浓厚的“神国”观念,在狱中苦著《幽囚录》时仍然不忘“日本今宜急修武备,……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 λψ。另一倒幕志士桥本佐内(1834～1859年)认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λζ。具有类似侵华思想的同期倒幕派人物还有真木和泉(1813～1864)、平野国臣(1828～1864)等。
可以看出,在日本幕府末期,无论是幕府藩士谋臣,还是倒幕运动参加者,他们野心勃勃,无不主张侵略中国,不仅首次提出了“大日本帝国”的概念和模式,具体筹划了它的蓝图,还提出了中国是日本潜在的假想敌国观念。明治开国重臣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井上馨等都是他们的门生,在继往开来的意义上,进一步提出了以侵略并吞中国为核心的经营大陆的思想,即所谓“大陆政策”。
第二,明治时代。1868年,日本开始了通向资本主义的明治维新。在经过大约30年的奋斗之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随之就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历史。“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很显然,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和争夺地盘的地区。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一
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 λ{因此,通观整个明治时代,日本的侵华思想形成了以民族优越论为实质、以大陆政策为主线,同时漂浮着“大东合邦”、
“脱亚入欧”等思想观念的发展态势。
大陆政策源于1868年明治天皇继位时发布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是以侵略朝鲜为端始的,明治开国元老山县有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880年,山县有朋把所著《邻邦兵备略》呈进给明治天皇,在对中国作了详细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日本侵华行动方针的基本依据。1890年3月,他又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公然提出“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的侵略理论,把所谓的“守卫主权线”和“保卫利益线”作为日本“国家独立自卫”的基本方针,十分明确地把中国列入日本的利益线之内,从而使大陆政策具体化、公开化。甲午战争之后,山县有朋奏献《陆军兵制改革案议》,进一步阐述了所谓的两权线思想,提出了日本“成为东洋之盟主”、“开辟利益线、称霸于东洋” λ|的目标。
为此,1878年,日本设立了直属天皇、意在向中国开战的最高军令机关“参谋本部”。1880年,编辑出版汇集中国各种情报的六册《邻邦兵备略》,着力鼓吹为打败清国而扩军备战。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征讨清国策》,计划攻占中国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地,吞并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下游两岸地带,肢解其余中国国土,使之成为日本的属国;或者直接在“中国大陆建立一大日本” λ}。当思想准备到位后,日本在1894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这是其实际运作大陆梦想的一次大规模尝试;1904年在对俄战争中的胜利使日本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和朝鲜的势力,推进大陆、侵略中国的胃口随之大增。1907年,日本首次制定由天皇批准的《国防方针》,正式提出对外扩张攻势战略,强调日本的发展命运有赖于中国大陆,把中国作为侵略掠夺的主要对象。1908年,日本桂太郎内阁通过了《对外政策方针决议》,对华政策主要是:“扶植我国在该国的势力,以便当该国发生不测事变时,能够确保我国的优势地位;同时必须采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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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使满洲的现状永远持续下去。” λ～该决定的中心内容不仅要维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所获得的种种特殊权益,而且要进一步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以后的问题,只是如何选择时机和将计划步骤付诸实施了。20世纪前半期日本侵华的一个又一个高潮,就是这一政策的延续实施。
大陆政策思想给日本朝野以巨大影响,尤其是知识分子。作家二叶亭四迷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了探索所谓的对俄战略主动来到中国。1902年10月,他在北京遇到了川岛浪速,向其表达了自己的心迹被川岛引为同志,并抒己见道:“对俄和对支,看似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归根到底,我们的理想对象是整个亚洲。” μυ1889年,日本“政治小说”《浮城物语》作者、时任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还借文学形式袒露了日本国家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我等生在这个地球上,也就应有横行全球的自由。焉有因为生于日本,便只能活动于日本之理,我等既已生于地球,就应以地球为舞台,成就稀世大业,……西洋人种以地球作为功名之地,而日本人以日本国作为功名之地,岂非不堪痛息?我等今将蹂躏整个地球,席卷无人之地,为日本开拓数十倍之大版图,以献于(天皇)陛下……” μ?这一年的3月,他向政府提出把中国福建省划为日本势力范围的主张。
受大陆政策思想的影响,明治时代日本的对外经营表现出强烈的“伸国权”的色彩,无论是大臣贵胄,抑或是政客浪人,从“脱亚论”到“兴亚论”几乎都是同一观念体系,虽然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在把寻求日本的强大,与欲“并吞”中国、朝鲜的要求缀合在一起的本质方面,却是一致的。其中,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以国家主义为核心,从“宇内混同”方策翻版而制造出的20世纪前半期日本政治地图的雏形。
“大东合邦论”是樽井藤吉以“未定稿”公开于1891年5～11月份的《自由平等经论》杂志上。其基本主张是面对世界列强,日本应该与朝鲜“合邦”,与中国“合纵”,定国名为“大东”,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从而振兴东亚。这是日本近代化肇始之初,日本侵华思想国家主义思潮把
观念向实体化方向推进的重要步骤,是幕末以来所谓“宇内混同”方策与“西进南下”方策以“振亚”、
“兴亚”等作为旗帜而更加具体化的表现。所谓与中国“合纵”,樽井藤吉认为,面临着被西洋列强分割的危险,“日本对于清国的开明,承担着指导性的作用”,清朝政府应该与日本联合以抵御西洋。因为日本现有的国力还难以与中国完全地“合并”,所以应该先期实行“合纵”。“大东合邦之事,与清国有益无害矣。”樽井藤吉对中国创导“合纵”,目的是把中国变成日本皇统的一部分。为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樽井藤吉又辩陈这与欧洲的殖民地方式并不相同。他认为欧洲社会是“异种族混合的”,其文明进步靠“竞争”取得,而东亚社会则是“一种族繁殖的社会”,应用“亲和”创造同种相和,造成一大势力,以与欧洲相对抗。樽井藤吉的所谓“亲和”概念,日后便被衍化成“共荣”的战略思想,成为“大东亚共荣圈”观念的最基本的核心理论成分。正因为如此,他的以“东亚亲和”面貌现世的“大东合邦论”,举起了“兴亚论”的旗帜,在日本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层面。
“为建立今日大计,吾人决不犹豫等待邻国开明后一起振兴亚洲,相反,吾人应该离脱此一队伍,与西洋国家共进退。吾人虽与中国、朝鲜为邻国,但在交往上也不必特别精心关照,应同西洋人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处分中国。因为与恶友相亲者则不免共负恶名。吾人应从内心谢绝此一东方之恶友。” μω这就是福泽谕吉的所谓“脱亚入欧论”,它大大加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步伐。当甲午战争真切地爆发时,福泽谕吉立即在《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社论,鼓舞人心,引导舆论,赞美日本的军事行动。对于台湾的反割让、反统治,他则主张“消灭所有抵抗者,没收其地土属政府所有”,并坚决主张“把台湾变成无人岛”,消灭全岛的台湾居民,或驱逐全台湾住民,使之成为日本人的移住地。福泽谕吉的“脱亚”思想,其实是一种“夺亚”思想,它既是日本扩大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武器,又是通过扩大侵略战争并取得胜利后的思想总结和目标再定位。需要指出的是,在构造、孕育明治时代的侵华思想的过程中,福泽谕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从思想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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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提出的所谓“东洋政略论”、
“脱亚入欧论”和“补偿论”,无一不是立足日本民族立场强调对中国的扩张、侵略的。因此,福泽谕吉对近代日本思想解放的伟大作用,跟对近代日本侵华思想与行动的发展、蔓延的巨大影响,是同样不容否认的。
与“大东合邦论”、
“脱亚入欧论”前后,日本侵华思想还有以曾根俊虎、长冈护美为代表的所谓“兴亚会”,以白井新太郎、副岛种臣为首的“东邦协会”等亚细亚主义组织的所谓“兴亚论”。只不过“兴亚论”主张实现日本强权之道在于保存中国,“脱亚论”则认为是在脱离中国,二者的最根本之点都在于谋求建立一个成为亚洲盟主的强大的日本帝国,立足点都是为了日本的利益。
通观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发生、发展,诚如日本军国主义政论家德富苏峰所言:“日本近代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虽然是丰臣秀吉,但
憾’的是,日本国民的帝国主义‘雄心’暂时地受到了压抑。不久,到了18世纪90年代,其‘复兴的第一声’从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中有关入侵勘察加、库页岛、满洲的论调上迸发了出来。而在下一代的佐藤信渊那里‘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只有在皇室中心主义之下才能被有效地和充分地付诸实践的真理’得到了阐明。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1823年)一书中宣称:‘皇国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 μξ———这令我们不得不把这充满自信的精神梳理看作是侵华思想的自我暴露。
第三,昭和时代。这是日本坚持幕末、明治时代形成的明确的侵华路线,实施大规模的侵华活动的历史阶段。尽管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共同战斗,使得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欧洲的德、意法西斯最终葬身于正义和公理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昭和时代横跨战争前后两个时期(一个是穷凶极恶地野蛮侵华时期,具体地实施着各种各样的侵华思想;另一个是战败之后的数十年间,日本依然没有彻底放弃对侵略战争的美化),依然在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延续着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形成的侵华思想和离华、反华、仇华政策———第二种就是在战后为侵华战争辩解,歌颂战争,美化战犯(鉴于本文所论之主题,此段具体情况另文述之)。
①[日]峰源藏:《航海日录》,转引自刘天纯等《日本对华政策与
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②[日]日比野掬治:《文久二年上海日记》,节自[日]比野丈夫
编《文久二年上海日记》,全国书房昭和21年刊。
③[日]峰源藏:《清国上海见闻录》,转引自刘天纯等《日本对华
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④[日]稻页岩吉:《支那近世史讲话》,第260页。
⑤[日]黑龙会:《西南记传》上卷之一,第31页。
⑥⑦⑧[日]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之检证》,节自戚其章、
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270、320页。
⑨
λζ[日]黑龙会:《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东京原书房1977年版,第7、9页。
⑩[日]本庄荣治郎:《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有斐阁1960年版,第34页。
λ?[日]大点笃四郎:《大陆政策论的历史考察》,《国际法外交杂志》第68卷5、6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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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渠长根,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季 鹏〕
371论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华政策渐变的思想根源
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 标准化管理处编码[BBX968T-XBB8968-NNJ668-MM9N]
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 刘江永 2013-2-22 10:38:38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2年5期【英文标题】Japan's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Strategy and China Policy 【作者简介】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在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则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较大起伏。这与国际格局变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影响有关，同时也折射出日本“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日本“国家利益观”受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上升，其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对“国家利益”的认定一直各执一词，尖锐对立。每当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时，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也会随之右摆。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利益分歧，防止和化解利益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势和走向。
【关键词】国家利益/对外战略/中日关系/日本对华政策/钓鱼岛 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利益，日本语中简称为“国益”。但是，究竟何谓国益，各国之间、一国内部，以及一国在不同时期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更确切地说，“国家利益观”与对形势的战略判断才是决定国家对外战略的关键。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一个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行为却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而发生较大起伏。例如，21世纪初，由于小泉纯一郎在执政期间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矛盾现象。2006年中日关系开始走出谷底，通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等两国高层互访，终于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圜与发展。但遗憾的是，2010年中日关系又因钓鱼岛争端和日本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而急剧恶化，回暖乏力。这说明，除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外，与国内政治思潮相关的日本决策层的国家利益观，对日本的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和论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及其对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 一、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其对外战略的演变
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梁长平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基于其和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的需要,历经了牺牲中国的绥靖政策、与中国结盟的现实主义政策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三个阶段,暴露出美国企图称霸世界,控制中国的反动本质。 关键词 中国抗日战争 美国对华政策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 梁长平,男,1962年8月生,郑州大学团委书记、讲师。(郑州 450052) 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中美关系史上至为重要的一页。八年中,其对华政策不断演变,随着日美矛盾的发展和战争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先后经历了“不干涉”、“不承认”的绥靖政策阶段、现实主义政策阶段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阶段。其核心思想就是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牺牲中国、利用中国和控制中国。而中国作为弱国,基本上没有外交发言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三个阶段及其演变规律作以初步探讨。 1 抗战爆发以前,中国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西方列强在中国都有大量的经济利益和特权。但是,在奴役中国的过程中,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它们都企图独霸中国。特别是美国,自从进入20世纪以后,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地增长,渐有排斥其它列强之势。所以,对日本侵略中国,美国采取了“不干涉”和“不承认主义”的政策。 1937年8月27日,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致电国务卿赫尔说:美国对战争的“基本目标应该是:(1)避免卷入,(2)极力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3)在保持完全中立的同时,维持我们同交战国双方的传统友谊”。格鲁强调指出:“关于上述最后一点,我们需要特别努力,以巩固我们同日本的关系……任何道义的干涉,可能被解释为对交战国一方的偏袒,将不会有良好的效果。”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基于国际上对日本将进攻苏联的宣传和国内种种利害得失的考虑,于1937年9月14日宣布了“中立法”,规定:“合众国政府拥有的商船今后不得向中国和日本运输……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这就是所谓的不干涉政策。就连日本也承认:“如果美国对中日冲突运用中立法……这对我国无所谓,因为我国对国外供应军火并不感兴趣。可是对于中国,这将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中国所有这类的物资都要从外国输入”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美国执行“中立法”的三年中,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消耗掉的四千万吨石油,有70%来自“中立”的美国,它用以制造枪炮所进口的废钢铁,90%以上是“中立”的美国所供应。 罗斯福也不得不承认:“对中日战争运用中立法,吃亏的是中国,占便宜的是日本。” 美国对中日战争采取“不干涉”的政策,有其险恶的用心。一方面,它可以利用战争同交战双方做生意,趁机掠夺中国的资源,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并希望中日双方互相消耗,等到两败俱伤时,再由美国出面收拾残局,迫使中日双方让步,以最小限度的牺牲,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幻想借日本之手,扼杀中国人民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浪潮,希望用牺牲中国的方法换取日本对苏联的进攻。在美国看来,如果中国有足够的力量驱逐日本人,它也能依靠自身力量驱逐其他外国人。同时,它对日本的所谓“反对为中国撑腰的大国”寄以极大的厚望。它希望“保全日本作为苏联的对立物存 Vo l.30 N o.3JO U RN A L OF ZHEN GZHO U U N IV ERSIT Y M ay.1997 收稿日期:1996-11-15
原子论的思想根源 当古希腊人接触物质世界时，他们始终致力于追问客观事物的来源，起初，神话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以米利都学派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家们转变思路，开始用自然解释自然。最早的哲学家们把世界的本原定义为在世界的变化中始终不变的东西，万物都从其中产生且万物消逝后又重归于其中。所以抵消之后，从根本上看没有什么产生，也没有什么消逝，故世界得以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中。他们从变化不居的世界中总结出了统一性，那就是本原都是物质性的。世界的始基是确定的物质，具有特殊性，却也有单纯的普遍性。 米利都学派创始人泰勒斯就认为万物本原为水。因为，第一，万物都要依靠水来滋养，干燥的东西都会死亡，并且热也是由湿气中产生的，且要靠水来维持生机。第二，万物的种子都是潮湿的，水则是潮湿的根源，且植物都从种子中生发，死亡时又都会留下种子，所以万物的本质可归结于水。从客观地理条件上看，米利都乃至整个希腊都被地中海所包围，泰勒斯“大地浮于水上”的宇宙论可能就来自于对此的直观感受。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与水息息相关，万物无一可以离开水，把水与世界本原联系在一起，这在逻辑上也是很自然的。米利都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气，气先于水，是一切简单物体的本原。气是无限而确定的，兼备具体性与一般性。阿那克西美尼还进一步阐释了气产生万物，万物又复归于气的具体机制，稀薄的气就是火，聚集的气是风云，进一步聚集就得到水、土、石等一系列实体。这样通过气的聚集与分散就产生出了万物，气的具体呈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而气作为本体还是不变的自然基质。也就是说，气的相对密集程度是物质的本质特征。阿纳科斯美尼首次尝试阐述由本原组成万物的方式，虽然这种阐述仍然不够具体。米利都学派的另一个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则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认识，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是阿派朗，即无定形无定性的东西，这是把本原归结为“无限”的起始，“无限者”比水、土更适合阐释万物的本原，因为水、土不够基本，总是能被对立面所毁灭。总体而言，以米利都学派为代表的古代希腊哲学家们都认为世界在发生着无限的、永恒的变化。 赫拉克利特进一步发展了米利都学派的观点，认为变化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强调万事万物都无时无刻不在处于流变之中。他把火视作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火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一定尺度燃烧，一定尺度熄灭。既然万物是运动变化的，那么万物的本原也一定是可运动变化的，例如水、气，而活火的运动变化是最活跃的最明显的，所以他选择火作为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的开拓性在于他否定了本原作为一种实体而存在的必要性，火虽然也是物质性的，但不同于水、气，它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而且，把水、气视作物质本原是将本原纯粹地归结于质料因，指出了变化所依赖的物质，却没有说明驱使这种变化产生的动力。而火不但自身处于永恒的变化，更能使靠近它的其他物质燃烧而发生改变，火既是变化又是产生变化的原因。火是宇宙中自身生成的，那么宇宙也就是自己生成的。万物和火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是对米利都学派宇宙论的继承和深入发展。 毕达哥拉斯学派则把数看作万物本原。对比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数比水、气、火、土更类似于世间万物，更有利于描述世界的本质，因为世界上不但有物质实体这样的存在，也有相对抽象的存在，用物质性的元素去解释抽象的原理是很困难的。万物之中都存在着数量关系，数量关系才是万物不变的本质特征，用数来表达显然更为合适，数可以作为标准和尺度来衡量世界。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一”可以视作一切的开始，从“一”可以产生数、产生基本的几何
论19世纪后半叶日本 对华政策渐变的思想根源 渠长根 内容提要 19世纪后半叶是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西方势力的强力渗入打破了幕府的锁国政策,对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形成了巨大压力;幕府的倒台与明治政权的建立,集中实现了社会变革的价值;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的渐次解体,则为日本的变革与崛起提供了双重动力———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激发了日本发愤图强的意志和决心,清王朝的腐朽堕落激起了日本步西方后尘走对外扩张之路的野心和行为。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日本对华态度和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亲和膜拜理念,加入了疏离、贬抑的色彩,继而采取窥视、试探的手法,最后孤注一掷地发动了甲午战争,向中国的权力和权威挑战。导致这种渐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日本社会各界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以不同的方式炮制出了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扩张思想主张,并最终付诸实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些扩张思想来自于日本社会的不同层面和领域,对明治政府的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通过酝酿、传播,或包容于政治家、学者、文学艺术家及其他社会权威人物的言论作品里,或流布于国民教育、战争动员、道德评判、社会规范之中,或潜藏在民间人士的野史絮语中,甚至广泛地渗透于国民的心理意识、风俗习惯里。它们间处杂陈,相与为进,共同写实了侵略中国基调下的近代中日国家关系。 关键词 日本 19世纪后半叶 对华政策 思想根源 19世纪后半叶日本渐改传统的对华政策,从一种状态走向一种极端,其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渐次加深的过程;也不是无端的、随意的,有一个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激发、诱导的历史背景。其中,越来越明朗、系统、坚定化的离华、反华、侵华思想是极其重要的精神性因素。 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华政策的渐变 19世纪后半叶时值日本江户幕府末期和明治天皇政府的确立和鼎盛时期。 众所周知,19世纪上半叶之前的中国一直处于东方文化的中心地位,引领着整个东方世界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方向,成为该地区公认的权威和顶礼膜拜的对象。地理上孤悬汪洋、独处一隅,疏离于中国中心而处边缘的日本,源于文化的后起和荒陋,对繁盛的中国恭诚遥望,崇尚有加,主动交通,从中国汲取了大量的文化涵养。因此,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东亚政治格局里,中国始终处于上势主导地位,日本处于下势依附地位;而且,在中国的传统国际视野里,日本的地位和影响是极其微弱的,甚至比朝鲜、越南、印度、阿拉伯等其他亚洲国家都要逊色得多。但是,自从中日发生邦交以来,两国基本能够和平相处、友好交往,形成了友好敦睦的历史传统(除却13世纪忽 761
1949年前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影响 摘要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制定各种对外政策的原则。近代以来，美国在不同时期制定了各种对华政策，也是以维护和扩大其在华利益为主导原则的。但通过回顾清末至1949年前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我们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美国对中国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下面，在中国无奈接受美国的利益侵蚀背面，美国却一直用自己的理想主义企图塑造一个美国心中的中国。由于各种现实问题和国际势力的消长，中国的进化过程缓慢。但却因着这样点点滴滴的变化，中国步履蹒跚地朝近代化前行着，在这条道路上慢慢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关键字：美国中国对华政策影响近代化 一．前言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制定各种对外政策的原则。近代以来，美国在不同时期制定了各种对华政策，也是以维护和扩大其在华利益为主导原则的。但通过回顾清末至1949年前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我们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美国对中国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下面，在中国无奈接受美国的利益侵蚀背面，美国却一直用自己的理想主义企图塑造一个美国心中的中国。由于各种现实问题和国际势力的消长，中国的进化过程缓慢。但却因着这样点点滴滴的变化，中国步履蹒跚地朝近代化前行着，在这条道路上慢慢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本文通过回顾清末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在约百年的时间内对华的政策，企图站在当下的立场，返回历史中浏览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也企图在众多关于美对华政策的消极评价中发掘出其对中国近代化的积极影响。以求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所产生的综合影响。 二．美国对华政策 根据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分段，本文将从清末中美关系、辛亥革命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二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国共内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这四个阶段来回顾美国的对华政策。 (一)清末中美关系 1）中美订立望厦条约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英订立了《南京条约》，这个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总统泰勒向国会做了报告，希望能够在中国获得同样的权益。显然，美国视鸦片战争为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一个契机。经过中美一系列的磋商，中美双方代表于1844年7月3日正式在议定的《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即望厦条约）上面签字。《望厦条约》共34款及税则，部分内容与中英《南京条约》相似，而突出的特点则是对领事裁判权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如其中一款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中国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此外，条约内容还包括五口对美开放；美国在华享有最惠国待遇；中国关税如要变更，须经美方同意等等。 与《南京条约》相比，《望厦条约》使中国给与美国更多权益，把中美两国关系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由于这一特点，它成为以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的蓝本，是近代中国苦难开始的一个结点，它的签订过程反映了美国不惜手段扩大在华利益。中国在签订这个条约后所遭受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但望厦条约的一个积极作用是与先前订立的
【考点阐讲】 1、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一成一败原因分析 社会背景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前，农民的起义和市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而猛烈，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越来越不满，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不满增强，幕府统治己成为众矢之的；而中国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 领导力量不同：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中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对旧势力清扫的任务，保证了国内革命的顺利进行；中国的维新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地主势力的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 政策措施不同：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 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现。 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持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向帝国主义阶级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2．明治维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①从历史进程来看，明治维新是日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是日本由弱小的封建国家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转折点，是日本成为亚洲唯一能够继续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也是近代日本从受外敌入侵迅速走上对外扩张侵略道路的分水岭。 ②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它发生在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发展时期，反映出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是这时期历史进程的主要任务，也可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是这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潮流。 【经典例题】 【例1】19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相继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实现富国强兵，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分别进行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 请回答下列有关问题： （1）从内容和影响方面比较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有何异同？ （2）分析造成不同的原因。 【题解】（1）相同点：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不同点：中国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只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不学先进的思想和政治经济制度；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日本不但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强国。 （2）不同的原因：经济方面，中日两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中国洋务运动时，民族工业虽然已产生，但力量薄弱，发展缓慢，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而19世纪中期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献给抗日战争胜利63周年福建福鼎茶痴老农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制定各种对外政策的原则。近代以来，美国在不同时期制定了各种对华政策，也是以维护和扩大其在华利益为主导原则的。 1840年以后，当英、法、俄、日等帝国主义使拥有独立主权的，封建落后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过程中，美国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丑角。如强迫中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提出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不断破坏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支持蒋介石篡夺革命果实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等。一战后的华盛顿体系确立后，美、苏、日等大国为争夺远太地区的霸权和利益的斗争愈演愈烈。美国在中国和亚洲的进一步扩张，不但同日本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也受到苏联的强烈抵制。当时，美、日、苏三国在远太地区的争夺和斗争就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基本格局。基于此，美国制定的对华政策是同处理日、苏关系紧密相联的。综观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即从1931年到1945年的近15年间，美国的对华政策历经了“不干涉”政策，“以华制日”政策和中美结盟共同抗日的三个阶段。现本文略述这三个阶段的演变。美国对华的“不干涉”政策是远东慕尼黑阴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期间，美国等帝国主义对日本侵夺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略行为采取“不承认主义”和“不干涉”政策。前者反映日美矛盾，因美国不愿放弃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后者反映美日妥协，即美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条件，纵容日本侵略中国以期使美国实现“坐山观虎斗”和“渔人得利”的险恶用心。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以美日为主导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下面简要介绍这一阴谋的演变过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了全部东北三省并威逼南窥中原。日本的野心和侵略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也威胁和沉重打击了美英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利益。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美国政府不断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政府交涉，对日本的侵华行为表达了美国的“不承认主义”。例如，1932年初，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日本外务省，郑重表明：“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到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①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其给日本外相有田的复文中表示：“任何在远东所发生的变动，……美国政府不承认一个国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的主权的地区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并自命为这个‘新秩序’的掌权者及司令者”。②当然，美国对日本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侵略扩张持口头上的“不承认主义”和“不干涉”政策的险恶用心是昭然的。其实质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日本同意维护其在华和远东地区的既得利益。日本扩大侵略，美国采取“以华制日”方针 1939年后，德、意法西斯军队席卷西欧，兵锋直指英伦，美英在欧洲战局中形势极为严竣。在此背景下，日本法西斯认为是千载难逢的良机，遂锐意南进扩大侵略，企图建立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特别是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标志着以法西斯轴心国为核心的以重新瓜分世界的军事同盟正式建立。它同时还意味着这个法西斯军事同盟由此前主要针对共产国际和苏联而转向针对美国了。对此，美国是心知肚明的。在美日矛盾日益紧张和激化，英国自身难保无力东顾的前提下，美国开始制定并推行“以华制日”的方针。具体的做法是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上不断加大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援助；另一方面，与日本进行外交周旋和谈判。美国这些外交举动是基于如下二点考虑的：1、援助国民政府是其采取的“以华制日”方针的具体
二、明治维新制度移植成功的原因 （一）审慎的选择所移植的制度 前已提及，后发国家在进行制度移植时要尽量选择与自身 基本制度相容的制度。一个国家基本制度的形成取决于其初始 的地理情况即生产的原始条件，是自然形成的，并非是有意识 活动的结果。在西欧和北美地区，由于气候比较湿润，土地肥 沃，个人或家庭可以不需要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合作就可以独立 使用生产要素，并有效组织生产独立支配所获取的成果，这就 使得在这些区域形成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联邦政治结构制 度、自主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制度、个人价值高于社会 公共价值。而在亚细亚、俄罗斯和拉美地区，由于人们进行生产 的原始物质技术环境比较恶劣，所以人们在进行原始的耕作时 必须要联合起来发展灌溉系统等公共设施，这就使得在这些地 区发展出了体现中央权力的分配主义经济制度，公有意识占统 治地位、集体和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5] 日本处于亚细亚的边缘，国土面积狭小，人们在进行原始 耕作时面临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其基本制度具有典型的集体 主义制度的特征，这就决定了它在进行政治体制的移植时不能 采用英美的模式。日本政府在1871 年派出的全面考察西方世 界的岩仓使节团在对欧美各国的宪法作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 并加以比较后，得出了尽管英、法、美在当时最为繁盛，但其政 治体制不适合日本国情的结论。大久保说：“民主政治……实乃 至合天理……但不适合于习惯旧习、盲崇宿弊之国民”。在日 本，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也“不能简单地模仿欧洲各国 的军民共治之制，当按照我国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 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订法宪典章”。宪法应“上定军权、下制 民权，使人君安于万世不朽之天位，使生民保有自然固有之天 爵”。重点研究欧美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认为，德国的情况和日 本的国情极为相似，其统治经验和专制主义制度尤为值得日本 效仿。木户明确地表示，“尤当取者，以普国为最”，而“建国之大 法，唯在专制”。维新者决心在日本建立集权主义政体，实行专制 主义的统治。而且后来的情况也表明，日本的制宪工作和国家专 制主义官僚体制的建立正是沿着普鲁士的道路进行的。[6]日本 选择的普鲁士道路无疑是符合日本的基本制度的，这样引进制 度与原有制度间较小的紧张程度促进了日本制度移植的成功（二）江户经济和明治经济在制度框架上存在连续性 明治政府除了引进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外，最为重要 的是还引进了西方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制度等的经济制 度。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日本在江户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国内 场和商品经济，而且有了一定的货币金融制度基础，具有公司 功能的原始形态的共同企业也已经出现了。正是由于这些制度 基础的存在，日本的制度移植才能够顺利进行，并产生了有效 率的新制度。 1.国内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形成。日本是一个从东北到西南
科学技术哲学：属于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内容。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实际上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史、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思维科学、科技社会学、科技方法学、科技伦理学、技术经济学等多个学科。 科学主义（scientism）的主要思想可概括为：认定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即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最权威的世界观，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知识，其高于一切其他类的对生活的诠释。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科学精神就是指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 哥白尼革命的科学意义：宇宙就不用再有限了，宇宙从此可以是无限的。在此之前，西方的宇宙是个有限的宇宙，否则天怎么围绕地球每天转一圈？ 哥白尼革命的哲学意义：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被解放出来，教会的权威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哲学开始和神学走上了决裂。 机械论自然观渊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勃兴于近代科学革命中，19世纪后半叶受到挑战，20世纪初渐趋衰微，在西方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居于统治地位有年，其成就骄人其缺陋也尖锐。由它所产生的并反过来支持它的主客二分论形上学思维也与它一样命运波舛，成为被指摘的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层思想根源。 还原论（Reductionism）主张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的一种哲学观点。它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可看成是更低级、更基本的现象的集合体或组成物，因而可以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还原论派生出来的方法论手段就是对研究对象不断进行分析，恢复其最原始的状态，化复杂为简单。 系统泛指由一群有关连的个体组成，根据预先编排好的规则工作，能完成个别元件不能单独完成的工作的群体。系统分为自然系统与人为系统两大类。 科学假说应该可以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这里所说的可检验性指的是原则上的可检验性，而非技术上的可检验性。有的假说根据目前的理论水平来看，是可以检验的，但由于技术上的条件尚未具备，检验不能立即实施，所以此假说具有原则上的可检验性，而不具备技术上的可检验性。 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 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伪科学是指把没有科学根据的非科学理论或方法宣称为科学或者比科学还要科学的某种主张，如星占学、维里科夫斯基碰撞理论、李森科的无产阶级遗传学等。伪科学不同于一时的科学错误，它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要害在于，它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冒充科学，把已经被科学界证明不属科学的东西当作科学对待，并且长期不能或者拒绝提供严格的证据。 消费主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流行的一种社会道德现象，是指导和调节人们在消费方面的行动和关系的原则、思想、愿望、情绪及相应的实践的总称。其主要原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它是当今西方资产阶级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区别与联系。
第八单元日本明治维新 【考点阐讲】 1、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一成一败原因分析 社会背景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前，农民的起义和市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而猛烈，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越来越不满，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不满增强，幕府统治己成为众矢之的；而中国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 领导力量不同：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中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对旧势力清扫的任务，保证了国内革命的顺利进行；中国的维新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地主势力的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 政策措施不同：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 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现。 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持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向帝国主义阶级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2．明治维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①从历史进程来看，明治维新是日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是日本由弱小的封建国家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转折点，是日本成为亚洲唯一能够继续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也是近代日本从受外敌入侵迅速走上对外扩张侵略道路的分水岭。 ②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它发生在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发展时期，反映出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是这时期历史进程的主要任务，也可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是这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潮流。 【经典例题】 【例1】19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相继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实现富国强兵，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分别进行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 请回答下列有关问题： （1）从内容和影响方面比较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有何异同？ （2）分析造成不同的原因。 【题解】（1）相同点：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不同点：中国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只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不学先进的思想和政治经济制度；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日本不但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强国。
Analyses of American President Trump’s Policy towards China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政策分析 1. Introduction On January 20, 2017, Donald Trump sworn in as the first African-America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tnessed this unforgettable mo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Trump took office with high expectation from the people and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Trump administration”. So now people from everywhere follow closely how he will honor the campaign commitment of “new” and “change” after the election and restore America’s leadership and how he will handle foreign policy. And up till now, we can tell,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ino-US relations have been emerging a series of positiv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Washington will continue to stress the China relationship as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bond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work toward a “more active and constructive” in-depth partnership in all directions. But we also realize that the foreign strategies of the U. S. are affected and restricted by complex factors, bilateral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has not been fully resolved because of Trump’s coming to the power.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alism theory and will focus on the hot topic of chang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rump’s China policy together with th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before us. 2. President Trump’s Policy towards China 2.1 Trump sees the two countries’ relationship as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his point of view, “China is neither our enemy nor our friend, they are the competitors”. Therefore, he advocated that, in one hand, enhancing US’s own competitiveness as well as Sino-US should expand the areas of cooperation. In The Next American Century, Trump comprehensively expressed his views on Sino-US rela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he stressed the consistency these two nations had in security interests and Sino-US should keep the partnership and shoul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On the other hand, he said, “I will put the diplomatic center to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cluding China. Apart from the reason of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region, many hot spot issues and potential issues are still needed for us to face in the diplomatic policy.”2.2 George Bush took office in 2001 with a deep-seated prejudice against China. His public definition of China is quoted as “strategic competitor”. While by contrast, it is another story with the Trump team, which makes a good start for relations with Beijing. Both the new president and 7-1
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 Document serial number【UU89WT-UU98YT-UU8CB-UUUT-UUT108】
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 刘江永 2013-02-25 16:07:08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2年5期内容摘要：在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则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较大起伏。这与国际格局变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影响有关，同时也折射出日本“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日本“国家利益观”受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上升，其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对“国家利益”的认定一直各执一词，尖锐对立。每当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时，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也会随之右摆。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利益分歧，防止和化解利益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势和走向。 关键词：国家利益；对外战略；中日关系；日本对华政策；钓鱼岛
作者简介：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利益，日本语中简称为“国益”。但是，究竟何谓国益，各国之间、一国内部，以及一国在不同时期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更确切地说，“国家利益观”与对形势的战略判断才是决定国家对外战略的关键。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一个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行为却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而发生较大起伏。例如，21世纪初，由于小泉纯一郎在执政期间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矛盾现象。2006年中日关系开始走出谷底，通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等两国高层互访，终于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圜与发展。但遗憾的是，2010年中日关系又因钓鱼岛争端和日本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而急剧恶化，回暖乏力。这说明，除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外，与国内政治思潮相关的日本决策层的国家利益观，对日本的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和论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及其对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 一、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其对外战略的演变
1898年戊戌变法复习学案答案版（性质： ） 选修一归纳 3、戊戌变法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意义：（注意史论结合） ①政治上：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揭开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序幕。 ②经济上：维新派在经济上提倡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③思想上：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对激发人民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文化展开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百日维新中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设立新式学堂，也为改革封建教育制度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 ④社会生活上：维新派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如主张男子剪辫子、妇女不缠足）等，对促进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近代化也起了重要作用。 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对比表
选修一归纳综合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与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对比表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昔彼得为欧洲所摈，易装游法，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视东方。此二国者，其始遭削弱与我同，其后的强盛与我异。闻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 材料二 1682--1725年在位的彼得一世，采纳西欧模式，对俄国进行彻底改革。1697-1698年，他率团往德、荷、英考察，学习其政府管理模式和军事技术，大量招募外国专家为俄国服务，对军事、行政体制和生活方式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期中，强制剪须割袍即是其改革的戏剧性一幕。在当时的俄国，大多数贵族饱食终日，往往懒洋洋地拖着长袍，留着被视为“上帝赐予的装饰品”的大胡须，无所事事。彼得下令：除神职人员外，一律禁止留须，他甚至亲自将贵族的胡子剪掉，还在宴会上亲自剪短贵族的旧式长袍，规定只穿西欧式的短袍。改革引起包括其子阿历克基在内的一些人的反对，几经犹豫后，彼得将儿子处死。“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恩那个产生如此重大的个人影响······他通过各种方法急切地把一种新的文化强加于俄罗斯，从而为他的帝国确定了未来性质······由于他的努力，俄国显然拜托了孤立的状态······此后，俄国的历史成为欧洲史的一部分，并愈益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 --摘编自（美）帕尔默等《近现代世界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康有为的主要观点。（6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彼得改革和明治维新的共同之处。（9分） 答案： （1）俄、日改革，由弱变强；中国应仿效日本，更易见效 （2）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向西方学习，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风俗等各方面；改革成效显著，国力增强，摆脱了封闭与孤立状态。 解析：此题重在考察学生的归纳和比较能力。第一问康有为的主要观点，要抓住材料的主要意思，稍加概括就可。第二问比较二者的共同之处，在改革这一方面的比较，无外乎背景，目的，性质，方式，内容，结果，影响，评价等。只要找到这些比较项，就能顺利作答。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宪法，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然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明书佳画，墨迹尚存，而易于临摹，如宫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铺设，则莫如取鉴于日本之维新矣。 ……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议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日本之强，效原于此。——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 材料二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并上毅说，英国的政治制度符合英国的需要，普鲁士的政治制度却比较接近日本的国情，……日本在制宪工作中定下了基调是：“按普鲁士方式组成一个不想国会负责的内阁。”——摘编自钱乘旦《论明治维新的失误》 （1）据材料一说明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取鉴于日本之维新”的理由（不得照抄原文），指出这份奏折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8分） （2）结合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主张效法日本“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的实质及其局限性。（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