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ＯＤＡ政策的演变和中日关系
[ 2004-05-26 18:50 ]
金熙德
自1979年末以来，日本一直是最大的对华ODA（即政府开发援助，下同）提供国。在历年日本ODA的受援国顺序上，中国始终占据第一、第二位。日本ODA中金额最大的对华日元贷款，已构成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一环。近几年来，日本的对华ODA政策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势必对今后的中日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追溯日本对华ODA政策的演变过程，揭示其政策调整的前因后果，对于全面把握中日关系的现状和今后动向不无裨益。
一、战后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的基本特点
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是在由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交织成的战后国际关系框架中形成的，并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得到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外援助成为东西方冷战的重要战线。50年代中期以后，“战略援助”逐渐为“开发援助”所替代，南北关系在各国援助政策上的地位变得突出起来，ODA就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援助下实现了经济复兴，并以1951年为转折点，由受援国逐渐转化为援助国。日本最初的对外援助与战争赔偿息息相关，1954年加入“科伦坡计划”后，开始以援助国的身份正式提供政府援助。1958年，导入了政府直接贷款这一新的资金援助形式。它是比民间贷款条件优惠得多的长期低息贷款，由于其提供和偿还都是以日元进行，故叫作日元贷款。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表现出如下特点：（1）以日美基轴为前提，在制定援助方针、加入援助组织、实施对外援助等方面，均向西方一边倒；（2）追随美国的“遏制”政策，把社会主义各国排除在其援助对象范围之外；（3）把对外援助和本国的经济发展像结合，最大限度地获取援助国的好处。
如果说，美国的对外援助以服从于政治、军事战略为特征，那么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外援助则主要是在经济外交中发挥了作用。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也不断有所调整，其在各个时期的重点目标、对象及作法可以概括如下：
50年代以来，日本把扩大出口、确保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保证日本企业向海外顺利扩展作为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为此把政府援助资金重点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973年秋石油危机爆发后，为了确保能源的供应，日本对中东、非洲、中南美等地区的能源生产国增加了援助。
70年代后半期，在因贸易盈余膨胀而受到来自各援助国压力的情况下，日本制定了ODA 中期计划，由此确立起援助大国的地位。
在80年代前半期“新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在对外援助中增加了“战略援助”成分，援助金额分配中的政治性考虑比重明显增大。
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把对外援助变成了争取各国支持、提高国际地位、争当政治大国的有力手段。
在多年的援助实施过程中，日本ODA的决策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模式。从决策的主体和过程来看，日本ODA的决策受到以下各因素的制约。
第一，预算分配。这可分为ODA总额及项目别金额的决定、ODA总额的国别分配两个层次。ODA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一般会计支出、财政投融资、国债等。日本ODA的预算方案，是各省厅分别计算的各项事业预算的合计。
第二，“四省厅协议体制”。ODA中的无偿援助主要由外务省负责，而占ODA大半的日元贷款，则为大藏省、外务省、通产省、经济企划厅等“四省厅”的协议事项。这些省厅各自从不同的政策角度参与ODA的立案和决策过程，并采取“否决权体制”或“一致同意型体制”。此外，根据援助对象领域的不同，分别有农林水产省、运输省、文部省等18个省厅参与对外援助事务。[①]
第三，国会。国会所参与的审议部分，只有ODA预算的总额和各省厅别预算额。具体援助内容由行政府决定。
第四，政府首脑和政治家。在“四省厅协议体制”下，特定援助政策一经决定便很难改变，每年的援助额和国别、地区别分配呈现出渐进倾向。这种援助政策的大幅度变化，往往是国际环境的激变或其他“外来压力”促使政府最高决策层作出政治决断的结果。特定政治家、执政党或国会议员个人也常参与援助问题。
第五，经济界。与ODA的实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界，也通过各种方式对援助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②]
第六，其他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日本的ODA遵循“申请主义”原则，即在接受了他国政府的援助申请后才考虑是否提供援助。此外，设在经合组织下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也对各国的援助政策提出要求，其他发达国家也往往对日本提出对特定国家实行援助的建议。
ODA的一般决策过程是，在接受他国的援助申请及其援助项目清单后，日方对此进行审查和判断，决定援助金额和方式，然后与对方国家交换公文，最后由负责管理资金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OECF）”和负责技术合作的“国际合作事业团（JICA）”予以执行，把援助资金落实给中标的企业。
二、第一次对华日元贷款的决策过程
70年代末首次作出的对华日元贷款决定，是日本政府根据当时国内外环境变化，中日关系的进展及其本国政治、外交、经济需要而作出政治判断的结果。
在70年代，亚太地区的政治格局由美苏两极对立向中美苏大三角关系转化。中日两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超级大国的牵制而发展友好关系，于1972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又于1978年8月签定和平友好条约。两国间经贸关系迅速扩大，而中国的建设资金和出口能力不足现象日显突出。日本从发展对华关系和开拓中国市场的战略考虑出发，决定以优惠条件对中国提供资金援助。我国也把日本视为资金和技术的主要提供国。[③]
70年代末期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是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建交；二是中国于1978年末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不久又决定从西方导入包括政府直接贷款在内的外资；三是由于中日经贸关系扩大和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中国作为日本的工业品出口市场和能源来源的潜在能力与日俱增。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加紧研究对华资金合作的具体途径，提供日元贷款的设想应运而生。这个设想，最初由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于1978年9月访华时提出，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也曾向中国领导人积极介绍了运用日元贷款的意义。根据日方的“申请主义原则”，由中方提出贷款申请是进入双边贷款谈判的前提。同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访日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日本政府贷款予以研究。[④]1979年9月访日的谷牧副总理正式向日方提出了对8个建设项目提供12000万日元（折合约55亿美元）贷款的要求。
对日方来说，对华提供日元贷款必须解决两个问题：（1）在财源上，由于贷款数额较大，因而并非一般事务级别所能决定；（2）在对外关系上，率先对华提供政府直接贷款，涉及到与美国等其他援助国和东盟等日本ODA受援国的关系。总之，这项决定需要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协调。
在对内协调过程中，日本国内的各种行为主体参与了此项决策。
首先，对决策过程影响最大的是负责制定日元贷款政策的“四省厅”。其中，通产省的态度最为积极。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以来，该省就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积极推动中国原油和煤炭的进口。为此，从河本敏夫通产相到矢野俊比古通产政策局局长，都积极主张对中国提供资金合作。但在具体条件上，通产省主张附加“限制采购条件（束缚性）”的条件，以确保本国产业的利益。外务省也很重视日中经贸关系，[⑤]但考虑对苏关系等因素，起初持慎重态度，[⑥]园田外相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便采取过这种态度。[⑦]园田的后任大来外相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对策的观点出发，积极主张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⑧]至于贷款的具体条件，他以美欧各国反对为理由，主张按“无条件采购（非束缚性）”的条件来提供。[⑨]大藏省则从预算的角度出发，对此项贷款表示反对，其理由是：由于
对华贷款不能算入ODA，势必给ODA预算造成压力，影响ODA中期目标的完成。[⑩]
其次，各政党也对这个决策过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执政党，自民党的领导层从总体上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大平正芳首相、河本敏夫自民党政调会长等都明确表示要积极实现对华政府贷款。自民党内也有一部分人以应与各国协调为理由，提出了“慎重论”，[11]但由于日中政治、经济关系处于良好状况，加之大平内阁积极协调，使这种论调并未形成大气候。各主要在野党均支持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社会党的态度尤为积极。
再次，就经济界来说，以日中经济协会和经团联为中心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经济界上层人士积极推动日本政府作出政治决断，同时对中方提出了各种有益的建议，积极促成了对华政府贷款的实现。
上述各行为主体均程度不同地对决策过程产生了影响，但最终决定则有赖于大平内阁的政治决断。这项早在福田内阁时期就曾酝酿的方案，在大平内阁任内得以实现。
在对外协调方面，大平首相于1979年9月3日向访日的谷牧副总理提出了对华援助的三原则：（1）与欧美各国保持协调；（2）注意同亚洲各国特别是同东盟各国保持平衡；（3）不对军事领域提供合作。[12]以此为方针，日本对有关各国作了如下协调工作。
第一，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征得西方各国的赞同。这个协调包括3项内容：（1）日本积极说服以美国为首的各援助国，使中国于1979年11月被DAC 认定为“发展中国家”，使对华援助被各国正式列为ODA项目。（2）为消除西方各国对日本独占中国市场的怀疑，日本强调“日美欧在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上应避免相互竞争”。
[13]（3）美欧各国纷纷要求日本在提供政府贷款时不要附加“限制采购对象”的条件。在大平首相的决断下，决定了“无条件采购”的方针。
第二，强调“对华经援不影响对其他国家的援助规模”。日本政府在1979年11月26日召开的日本与东盟经济部长级会议等场合，再三强调了继续重视对东盟经济援助的方针。
第三，强调“日中关系不针对第三国”，对苏联进行安抚。在决定对华日元贷款前，日本尽量避免刺激苏联。决定后则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进一步声明不提供军事援助。[14]
经过以上协调，中日双方就日元贷款的具体事项进行了反复磋商。关于援建项目，最终确定了以煤炭开发为重点的6个项目。关于贷款金额，通产省的方案是：照顾日中双方的优先项目和与东盟关系的平衡，在6年期间提供3500亿日元（折合15亿美元）；对放弃战争赔款的中国，应积极进行经济合作，援助金额应与对印尼的日元贷款持平。在提供方式上，外务省以违背“单年度主义预算制度”为由，反对向中方一次性地提出贷款总额。这些问题直至1979年11月30日才得到解决。其结论是：第一年的对华政府贷款为500亿日元，对象是6个援建项目，利率3%，偿还期为30年（其中包括10年宽限期）。至于贷款总额，日本决定向中方申明在其后的年度继续对这6个项目提供日元贷款，其规模以
现价计算折合15亿美元。
同年12月5日，大平首相访问中国，正式通报了上述决定。日本决定对华提供日元贷款，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对外战略上的需要。随着经济高度发展，日本开始追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政治地位；日美经济摩擦的不断上升，使它意识到扩大外交范围的必要性；日本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着历史感情、领土、安全等问题。这些因素都促使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关系。同时，对华援助还含有支持中国改革开放路线、希望中国保持安定的意义。
2.对外经济上的要求。对华日元贷款，主要用于与中国煤炭的对日出口有关的运输设施建设项目上。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煤炭开发和运输，更有利于整个中日经贸关系的加强。
3.历史的原因。对华日元贷款的决定因素中，也包含着对过去侵略中国的历史负债感和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补偿心理。
三、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及其效果
1979年末决定的对华日元贷款，是日本承诺多年度一揽子ODA的首例，也是中国首次从DAC的成员国接受ODA。日元贷款隶属于反映政府外交政策意向的、带有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由于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日本的对华经济合作从复交初期的“官民携手”阶段进入了“政府主导”的新阶段，意味着中日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
由大平内阁作出的对华日元贷款决定，定下了日本对华ODA政策的基调。只要该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对华日元贷款的继续提供便无需许多对内、对外协调及重大政治决断，从而变为官僚主导型的决策事项。80年代的国际环境及中日关系的发展，都促进了日本对华经济合作的不断扩大。在此期间，两国之间发生了诸如1981年的“宝钢合同变更问题”、1982年的“教科书问题”、1985年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1987年的“光华寮问题”等涉及到贸易、历史、台湾问题的摩擦，但中日关系的基本框架及日本的对华ODA政策没有出现大的改变。
在80年代初美苏“新冷战”的局势下，1980年7月组阁的铃木善幸首相在重申大平三原则的同时，把对华经济援助说成是作为西方一员“分担责任”。[15]1982年执政的中曾根康弘首先也基本上继承了前任的对华ODA政策。以此为背景，日本忠实地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从1979年开始连续5年提供了日元贷款，共3309亿日元。同时，日本从1981年起对中国提供了一些无偿援助，并根据双边经济关系的需要，提供了资金还流等其他形式的有偿资金合作。在贷款形式上，从起初的建设项目贷款逐步扩大到商品贷款。
当第一次对华日元贷款于1983年提供完毕时，中曾根内阁于1984年3月决定从该年度起到1990年提供总额为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对华日元贷款，并在首相访华时予以宣布。80年代中日政治关系健康发展，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有了长足进展。在此背景下，第二次对华
日元贷款的实施也很顺利。
在中日政治、经济关系不断的情况下，竹下登首相于1988年8月访华，表明了日本政府的如下决定：提前一年（即于1989年）提供完第二次日元贷款，并从1990年起6年内提供总额为8100亿日元的第三次日元贷款。然而，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动乱时，西方国家挥舞“人权”大棒，对我国采取了停止政治、经济、军事交往的制裁措施，对华日元贷款也被停止执行。在这种形势下，宇野、海部两届内阁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性着眼，利用其西方一员和亚洲一员的双重身份，为尽早解除对华制裁作了努力。1990年7月末，“四省厅”代表团访华。第三次日元贷款从同年11月起正式开始提供。
此外，到1993年底对华无偿援助金额为878.11亿日元，技术合作折合金额为635.14亿日元。
在具体援建项目方面，各时期日本的对华ODA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次日元贷款的最初重点用于有关山东、山西煤炭运输的铁路和港口的建设，显示出日本欲把对华援助与本国的长期能源战略结合起来的意图。[16]但由于世界能源形势好转、日商不再需要中国煤炭等原因，煤炭的“开发进口”本身在日元贷款中逐渐失去了重要性。在项目的选择上，日方较更倾向于用日元贷款支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从根本上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随着日本加快“政治大国化”的步伐，对华ODA政策中的政治色彩也不断加深。
80年代初以来，日元贷款在中国的能源、资源的开发等基础产业，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农林、城建、环保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功建设了众多大项目。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展，而且也成为衡量中日关系状况的重要象征。在“无条件采购”的原则下，援建项目均由我国实行国际招标，而中国企业的中标率较大。由于中方对日援项目项目高度重视、积极配合，从前期立项到上马事实均作了慎重、严密的部署，加之管理得力，在日本ODA的众多受援国当中，中国在消化日元贷款、发挥其效益方面成绩突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子。[17]
然而，日元贷款毕竟不是无偿援助，而是要由受援国偿还的债务。截至1994年底，对华日元贷款按合同计算约达17000亿日元，已实际提供约14000亿日元，约占日本对外日元贷款总额的11%、外国政府对华贷款总额的50%。对华日元贷款经过10年的宽限期，1990年进入了偿还期。迄今为止，中国每年按时偿还了债务。1992年连本带息偿还额约为450已日元，1994年为500多亿日元，偿还高峰还在后面。
由于日元的一再升值，对受援国来说，折合成美元的债务负担大大增大。按美元计算，中国的偿还额将增加50%（80亿美元）。而日元贷款大都没有防止日元汇率变化影响的保护措施。因此，我国今后有必要考虑日元升值对策。譬如增加按日元结算的外汇储蓄，同时要求日方采取相应措施，诸如降低利率、减少偿还额、延长偿还期限、或按提供年度的对美元比价来计算偿还金额等，以真正体现对华ODA的初衷。目前日方坚持主张日元贷款必须用日元偿还的原则，不愿把日元升值因素列入谈判范围。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的官员明确表示，由于新的日元贷款换算成美元的价值剧增，不能说日元升值一概不利。[18]
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将是中日双方今后面临的课题之一。
四、日本对华ODA政策的调整和中日关系
进入9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加快了争当政治大国的步伐，为此更加倚重经济外交手段，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工作力度。以此为背景，ODA在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有增无减，其表现如下。
1．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继续增加对外援助。1993年度日本ODA总额为114.74美元，超过世界ODA总额的20%，在援助实绩总额上实现三连冠。在世界性的“援助疲劳”倾向中，日本的1994年度ODA增加7.8%之多。[19]但由于税收大减，1995年度ODA增长率可能被限制在4%左右。
2.加深ODA的政治色彩，增强其作为外交手段的作用。宫泽内阁于1992年6月30日制定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提出了ODA四项原则：（1）把环保和开发结合起来；（2）避免用于军事用途和助长国际纠纷；（3）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的开发及制造、武器的进出口等动向予以注意；（4）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和导入市场经济的努力及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保障情况予以注意。外务省有关文献把它定义为促进受援国向“好的统治”转变的原则。[20]
3．以增减援助来加强对受援国的影响。这包括如下几种类型：（1）以支援民主化、市场经济化为理由实行的援助，如1992年11月对越南恢复援助等。（2）积极发起或参与国际援助组织，如柬埔寨复兴委员会等。（3）加强对冲突国家或热点地区的援助，如1993年5月对伊朗恢复曾停止17年的日元贷款，在此问题上对美国也说了“不”字。[21]（4）对一些受援国减少或停止援助，如对缅甸一度停止经援等。
4.在援助资金的投向上，突出其环境外交的特色。为此大力增加环保、人口问题、人才培养、软环境等领域的比例。
以上述动向为背景，日本的对华ODA政策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可以从第四次日元贷款的决策过程初见端倪。
第一，把对华日元贷款同中国的核试验挂钩，直接向中国施加压力。在1994年第四次日元贷款的决策过程中，直至同年11月11日，外务省经济合作局局长平林博、外务事务次官斋藤邦彦、河野外相及其他政府高官先后多次表示，中国的核试验将有可能对日元贷款的决定产生影响。但当11月14日村山首相和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谈后，日方于11月16日透露：“不会把停止核试验作为提供日元贷款的条件。”据传，日本外务省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反对把ODA四原则适用于中国。[22]然而，这个因素却有可能在贷款总额的一再削减方面发生了作用。
第二，把过去5到6年的时间单位改为“3加2”方式，即先确定前3年的贷款，在3年
期满时在协商后2年的贷款。这个政策修正动向，至少从1993年起就散见于传闻和报道中。这次日方提出要同其他国家一样，改为一年磋商一次，其理由是：（1）时间过长，不能灵活地对应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情况；（2）要考虑与其他国家的平衡。通过中日双边协商，“3加2”方式得以确立。羽田外相1994年1月8日访华时向中方正式转达了这一决定。
第三，日方于1994年11月19日决定：前3年的对华贷款金额为6000亿日元左右。而中日政府代表团于1994年12月21、22日在东京商定的结果是：作为1996～2000年（中国“九五”期间）的前3年，日方在1996～1998年期间对中国的40个建设项目提供5800亿日元贷款。平均每年1933亿日元，比第三次的1350亿日元增长43%，超过对印尼的年平均1800亿日元，成为最大规模的两国间ODA。由于中国的日元收入少，要用日元贷款来偿还数百亿日元的老债务，所以实际增长率不会太高。
第四，在项目的选择上，着重增加防止大气污染装置等环保项目和中国内陆地区建设项目。这个方针在细川首相于1994年3月访华时就已向中方提出。有人认为，对环保项目的援助固然有防止酸雨等使日本受害的污染源的因素，同时也旨在相对地减少将来很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道路和港口建设等项目。
在本次对华日元贷款的决策过程中，反映出了若干引人注目的动向。
日本政府内欲把日中关系“普通化”的主张有所抬头。据报道，日本政府官员声称：“日中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能再是过去那种友好第一的关系，而应该成为就事论事的、该说‘不’就说‘不’的成熟关系。”外务省内以中坚和年轻干部为中心，出现了不把中国放在特别地位来考虑对称的气氛。通产省通商政策局中也有一些人主张大幅度减少对华贷款总额。而自民、社会两党的某些国会议员也在1994年10月向外务省建议：“是否可以重新认识对已成为大国的中国实施援助时应循的方针。”
对此，村山内阁表现出举棋不定、受制于政府内上述动向的迹象。村山首相是以放弃社会党原有立场而当上首相的，但还保留着某些动摇不定的侧面。执政伊始，他在对华政策上态度不够明朗，与身兼自民党总裁的河野副总理兼外相的态度也不甚一致。1994年8月间，他曾表示要尽快实现访华，以便“对过去的问题作个了结”。一些官员说去中国访问是“朝贡外交”，“唯唯诺诺提供日元贷款”，对APEC会议期间村山的对华态度也通过新闻媒介表示不快，使村山放弃了1994年内访华的想法。从这些迹象来看，今后的各届内阁难保不对以往的对华经济合作政策作出更大的调整。
日本对华ODA政策的调整，有着政治、经济方面的深刻原因。
在政治上，日本出于在亚太地区掌握主导权的目的，开始对中国采取既合作又牵制的两手策略；助长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意在中国和邻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之间制造隔阂；扩大和加深日台经贸关系，并在探索发展日台政治关系的途径。
在经济上，在中国已成为日本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国和日本在亚洲的最大投资对象的情况下，日本在力保中国市场的同时，又不愿中国在经济上变得过于强大。据传，日本政府意欲使第四次日元贷款成为“日本所希望的中国发展速度的指针”。提供日元贷款必须考虑“将来日中两国的经济力量平衡的问题”，即以打“贷款牌”来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
关于今后的对华ODA政策，据说日本外务省正在研究大幅度修改2001年以后的对华日元贷款方式，对过去以优惠条件提供对华ODA的方针进行大幅度修改。[23]这个动向从一个侧面表明，中日关系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定位的新时期。（原载：《日本学刊》1995年第2期）
[①] [日]渡边昭夫编：《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有斐阁，1991年版，第289页。[②] [日]有贺贞等编：《国际政治讲座4：日本的外交》，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196～201页。
[③] 1978年9月3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客人时的谈话。参见[日]《朝日新闻》1978年9月4日。
[④] [日]《日本经济新闻》1978年10月26日。
[⑤] [日]世界经济研究协会编：《世界经济评论》，1979年11月号，第36页。[⑥] [日]《朝日新闻》1978年10月12日。
[⑦] [日]《朝日新闻》1979年3月13日。
[⑧] 《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3日。
[⑨] [日]《朝日新闻》1979年11月10日。
[⑩] [日]《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1978年10月12日。
[11] [日]《日本经济新闻》1979年3月13日。
[12] [日]《朝日新闻》1979年9月3日。
[13] [日]外务省：《外交蓝皮书》1980年版，第381页。
[14] [日]《日本经济新闻》1979年12月11日。
[15] [日]《朝日新闻》1981年3月5日。
[16] [日]《朝日新闻》1980年5月29日。
[17] [日]世界经济研究协会编：《世界经济评论》1988年12月号，第6页；1995年1月11日《人民日报》。
[18] [日]《日本经济新闻》1994年7月13日。
[19] [日]《日本经济新闻》（晚刊）1993年8月12日。
[20] [日]外务省经济合作局编：《我国的政府开发援助》1993年版上卷，第7页。
[21] [日]《日本经济新闻》1994年4月12日。
[22] [日]《日本经济新闻》1993年 11月3日。
[23] [日]《日本经济新闻》1995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