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学报】廉德瑰：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治原因
分析
摘要：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治原因有三：日美同盟、派阀政治和中日互动。日美同盟是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结构性原因，也是基本的国际背景，它决定了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由敌视变为和平友好，再进入合作，最后出现防范和对立的过程，是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前提。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是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原因，亦即内在原因，它决定了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由于不同的派阀执政而经常出
现摇摆的现象，是日本对华政策变化的内因。中日互动是由两国围绕争端焦点而表现的不同反应所引起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良性的，有时是恶性的，良性互动使得日本对华政策比较理性，恶性互动则使得日本对华政策比较僵硬，它是日本对华政策思考的重要变量。关键词：日美同盟；派阀政治；中日互动２０１６年３月８日，王毅外长就中日关系说，由于日方在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做法，这些年中日关系确实伤得不轻，尽管在双方有识之士努力下，两国关系出现了改善迹象，但是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他还说因为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一方面不断地声称要改善日中关系，一方面又不断到处给中国找麻烦，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双面人”的做法。王毅这番话显然是对日本对华政策的批评。那么，日
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双面人”式的对华政策，其对华政策背
后的动因是什么？答案要从战后日本对华政策形成与变化
的基本脉络中去寻找，其中影响其政策形成与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原因，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日美同盟、派阀政治和中日互动。这三个方面其实就是学术上关于影响对外政策的三个主要因素：国际环境因素、国内政治和双边互动因素。日美同盟代表了国际格局的大背景，重点是指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倾向制约了作为盟国的日本的对
华政策思考；派阀政治主要是指日本国内各党派的政治立场，本文重点分析自民党各派阀的政治倾向及其对日本对华政
策的影响；中日互动主要是指中日两国之间伴随国力和国策的变化围绕争端焦点（比如台湾问题、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和海洋问题）展开的外交博弈，这种博弈也左右了日本的对华政策走向。这三个方面不仅是研究战后历史上日本对华政策特点的重要角度，也是分析当前日本对华政策及展望未来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方法。一、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前提对于日本来说，影响其对外政策形成的国际因素，主要是日美同盟，所以，本文为了论述简洁，把国际因素集中在日美同盟上重点进行分析。日美同盟制约日本战后对华政策表现为国际格局的背景条件和日本对美国的追随政策
以及美国对日本的制约。从日美同盟特别是美国的外交战略角度看国际背景，与日本对华政策有关的美国战略可以分为
两大阶段：冷战阶段和后冷战阶段，冷战阶段经历了从反共到反霸的变化，后冷战阶段表现为反华和反恐的矛盾，目前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求日本在相关海域给中国制
造麻烦，遏制中国的海洋“扩张”，日本作为盟国必须与美国
保持一致，所以说日美同盟构成了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前提。首先，冷战阶段，美国的外交战略经历了从反共到反霸的变化，与之相适应，日本的对华政策也经历了从“民间外交”到“和平友好”外交的变化。美国的“反共”立场与日本的“民间外交”阶段。美国的冷战政策也是“反共”政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国家，而美国和日本不仅是盟国而且还属于资本主义阵营在东亚的主要国家，由于两个阵营的全面对抗，导致双方不能发展正常的外交和经贸关系。即使在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之后，由于意识形态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中美关系也未及时缓和，美国继续敌视社会主义中国，认为中苏关系破裂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地缘政治原因，美国自然极力阻止日本同中国的接近，因为对于美国来说，中日的密切合作总归会成为美国的噩梦，所以要求日本与美国保持战略选择上的一致。结果，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只能以“政经分离”的形式，推行民间外交以避免刺激美国，动摇日美同盟关系。１９５２年６月，中国接待了日本政治家高良富等人的访问，开启了两国民间交流的序幕，①
１９６２年９月，日本政治家松村谦三访华，奠定了“Ｌ－Ｔ贸易”的基础，使民间贸易上了一个新台阶。“Ｌ－Ｔ贸易”是池田内阁默许的，但尽管这种贸易以民间形式开展，还是受到了美国的压力，美国指责日本在援助共产主义中国。当时的外相大平正芳曾经解释说：中日之间的经济往来“完全是商业性质的，我们没有考虑过这是不是援助性的问题”。②大平的解释不可能让美国相信，但在美国上述态度的背景下，日本也不可能再进一步使中日关系上升到政治层面，所以，民间外交和政经分离都是在美国“反共”政策背景下的权宜之计，日美同盟关系左右着日本的对华政策。美国的“反霸”立场与
日本的“和平友好”外交阶段。中苏两国从分裂到对立，再到
冲突，最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同样是在地缘政治的驱使下，促使中美两国在战略上走到了一起，美国终于意识到中国可以成为平衡苏联势力的砝码。尽管因为美苏对抗仍在继续，冷战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由于中国也采取联美抗苏的反霸策略，使得冷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美两国贯穿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共同反霸的统一战线，美国不再反“中共”，只反“苏共”的霸权。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也被“编入”到反霸阵营，所以，日本的
对华政策获得“解放”，美国不再阻止中日接近。最后在田中
角荣内阁时期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制定了以和平友好为主基调的对华政策方针，双方就邦交正常化发表联合声
明，１９７８年还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表示要世代友好，永不再战。其次，在“后冷战”阶段，美国的外交战略表现为反华与反恐的矛盾，日本对华政策也相应处于合作与对抗的矛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当时的俄罗斯软弱无力并且推行亲西方的政策，已经不是美国的威胁。而失去苏联这个共同的威胁之后，中美反霸统一战线也迅速瓦解，原来在反霸战略掩盖下的意识形态问题重新突出起来，中国成了美国和平演变的对象，美国开始公然推行反华政策。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也早已在１９８９年之后，配合美国的反华政策，参加对华制裁，表现了一贯的对美协调特点。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日美同盟经过短暂的徘徊和“漂流”，①终于找到继续存在的理由，日本与美国协调外交战略，鼓吹中国威胁论，修改防卫合作指针，②强调所谓“周边威胁”，还通过了所谓的《周边事态法》，剑指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中日之间出现明显的互不信任。同时，伴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还发动了海湾战争，把战略目标指向了中东，导致美阿（阿拉伯世界）矛盾突出，终酿成“９·１１事件”的发生，于是美国进攻阿富汗，之后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导致恐怖主义势力更加猖獗，美国受到了严重安全威胁。美国不得不把反恐作为对外政策重点，转而谋求中国的支持，于是中美关系呈现了既斗争又合作的特点，美国外交也就不得不在反华与反恐中寻找平衡。在这种背景下，日本
一边积极反华，宣传中国威胁论，参拜靖国神社，一边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提倡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维持反恐“统一战线”，因此其在对华政策上陷入了合作还是对抗的
矛盾中。其中，自民党大部分成员主张亲美，民主党大部分成员则主张脱美，自民党鹰派注重价值观外交，其鸽派则更注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反华派说中国的崛起是威胁，亲华派说中国的发展是机遇。目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就日美同盟这个原因而言，是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制定的，日本出笼
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把中国定为假想敌和“地区与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③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安保相关法案，日美两国决定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剑指中国。日本还
按照美国的要求干涉南海问题，公然支持菲律宾同中国对抗，还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日本对华政策因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而出现波动，这个特点至今仍在持续，这是安倍对华政策的钟摆不能摆脱美国的控制，一方面主张与中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南海等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国际原因。二、派阀政治是日本对华政策变化的内因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因素主要是以长期执政的自民
党派阀政治为主。自民党是主导战后日本政治的主要力量，而日本对华政策之所以经常出现调整，除去短暂的政权更迭外，主要是因为自民党内的不同政治集团，即所谓的派阀，他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外交理念和不同的中
国观。自民党的派阀虽然经常发生分裂组合，有动态变化的特点，但是基本上可以分成鸽派与鹰派两大类，其中，鸽派的对外态度比较温和，鹰派则比较强硬，鸽派主张维护宪法，鹰派主张修改宪法，鸽派相对来说较多地呈现亲华特点，鹰派则相对来说较多地呈现比较反华的特点。两派的轮流执政导致了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经常出现左右摇摆的现象。在自民党的长期执政过程中，鸽派组阁往往采取相对温和的对华政策。自民党的鸽派起源于吉田茂，形成吉田派，吉田茂主导日本政治的时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虽然推行亲美路线，但同时也主张维护和平宪法，集中发展经济，暂缓重新武装。吉田茂虽然执行美国的“反共”政策，签订《旧金山和约》，选择台湾为媾和对象，但是，同时在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期间，他也主张与中国建立经济联系，旨在获得经济利益。他认为：“中共”与“苏共”不一样，“中共”可以成为日本的贸易伙伴。④吉田派的继承人是池田勇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他主张“政经分离”，积极推行对华民间外交。池田的继承人是大平正芳，是日本著名的亲华派代表，他曾积极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发展中日友好关系，１９７９年，大平内阁决定对华提供日元借款。这一派在自民党内以“宏池会”为组织形式，参与政治活动，现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目前是“宏池会”会长。古贺诚、小野寺五典、野田圣子等人都属于这一派成员（铃木善幸、宫泽喜一、加藤弘一等人也曾经属于这一派），
谷垣集团和麻生派也是这一派的分支，谷垣祯一虽然支持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麻生太郎虽然时有较强硬的发言，但是，宏池会的对华政策基本还是维护同中国的合作关系。吉田茂的另一位继承人是佐藤荣作，他虽然是岸信介的胞弟，但是政治上继承了吉田茂的衣钵，是吉田派另一股政治势力的代表。自１９７２年田中角荣成为这一派的核心人物之后，佐藤及其追随者保利茂集团便合并到岸信介集团中去，佐藤派的其他成员则聚集在田中角荣周围形成田中派，田中派也是吉田派的政治遗产，也属于鸽派。田中派与大平派是自民党乃至日本政界推行亲华政策的主要力量，田中角荣的继承人有竹下登、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野中广务等人，他们的组织形式是“经世会”，都是亲华派。现在自民党的额贺派是“经世会”亦即田中、竹下派的延续。被称为安倍晋三政治对手的石破茂也出身于田中派，田中角荣最得意的门生小泽一郎于１９９３年率一批亲信脱离自民党，曾导致自民党下台，２００９年，小泽集团与民主党合并再次把自民党拉下马，实现了短暂的政权轮替，所以，政权更迭的实质也是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延续。自中日邦交正常化至２０００年小渊惠三执政的三十多年时间，除了个别例外，日本政治绝大多数是田中派和大平派主导，日本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比较理性，中日之间有关将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的共识就是在鸽派掌权时达成的。鹰派取得主导地位时，日本的对华政
策会变得比较强硬。自民党的鹰派，起源于岸信介，１９５５年，他与鸠山一郎等人一起将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旨在为修改宪法奠定组织基础。１９５７年，他组阁后推行亲台政策，中日民间经济交流受到挫折，直到池田上台才有所恢复。福田赳夫在自民党内属于岸信介和佐藤荣作的继承人，该派内部亲台势力较强，导致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没有发挥作用。这一派阀现在仍然以福田赳夫时代成立的“清和会”为组织形式进行政治活动，现任会长是细田博之，
所以叫“细田派”。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都属于这
一派阀，所以，他们的政治理念都有右倾色彩，他们的执政也必然导致日本对华政策出现倒退。小泉执政期间曾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经热”状态，安倍晋
三是现任首相，他主张修改宪法，参拜靖国神社，推行价值观外交，构筑对华外交包围网，使中日关系陷入僵局。当然，鹰派与鸽派的划分是以其内外政策，意识形态等因素为基准的，并不是以对华政策为基准的，对华政策的变化，是各个派别基本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的必然反映，但不是唯一反映。比如，在承认一般政治倾向的前提下，虽然说鹰派相对强硬，鸽派相对温和，但不能说鹰派成员中都是强硬分子，鸽派成员中都是理性人士。事实上，在中日关系大局视野下，鹰派中也有为促进中日关系做贡献的政治家，如，福田赳夫在１９７８年主政时期，决定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福田康
夫在２００８年执政期间，积极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即使是安倍晋三，在２００６年也为解冻中日关系做出过贡献。自民党内另一派系的鹰派政治家中曾根康弘虽然参拜靖国
神社，但是同时也重视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因为中曾根内阁得到了田中派的支持。不过，个别例外不能代表鹰派整体上对华政策的强硬和非理性特点，同样鸽派中也会有人参拜靖国神社或支持修改宪法。另外，各派之间也有合纵连横，轮流坐庄和互相妥协的特点，导致派阀在动态平衡中发挥政治作用。目前，自民党分成八个派阀：细田派、岸田派、额贺派、麻生派、山东派、二阶派、石破派和石原派，如果加上谷垣祯一集团（该集团不以“派”自居），自民党实际上有九大派阀。其中，细田派是鹰派，石原派有中曾根派的“血统”，所以也是鹰派，其余的岸田派、麻生派和谷垣集团都是大平正芳的“部属”，是鸽派；额贺派、二阶派和石破派是田中角
荣的“部属”，也是鸽派。如今，中日关系陷入又一次困境，
鹰派安倍晋三内阁再次面临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局面。２０１４年９月，安倍对内阁进行了改组，维持了各派在权力分配中的平衡。安倍新内阁中细田派只有三人入阁，三人中法务大臣松岛绿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是高村正彦）成
员并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而另一鹰派石原派则一度没有人入阁，所以当时的新内阁其他阁僚均属鸽派。即使加上安倍的亲信，无派阀的高市早苗，内阁中鹰派人物也只有三人。
自民党领导层中除政调会长稻田朋美之外，副总裁高村正彦、干事长谷垣祯一和总务会长二阶俊博均属于鸽派。鸽派与鹰派的轮流执政或者相互牵制，必然导致日本对华政策不断摇摆，甚至出现“双面人”的现象。而目前是日本派阀政治中自
民党的鹰派细田派执政，他们要篡改历史，参拜靖国神社，拒绝向亚洲国家道歉，还要搭美国的“便车”，利用中日两国
围绕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的恶性互动宣传中国威胁论，试图修改宪法，使日本成为正常军事国家，遏制中国的崛起。三、中日互动是日本对华政策思考的变量中日互动决定着日本
对华政策的走向，特别是围绕中日两国之间的争议问题往往成为日本对华政策思考的变量，左右其对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中日之间的争议主要包括台湾问题、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三个方面，台湾问题主要体现在其法律地位和日台关系的性质方面，领土问题包括岛屿争端和东海资源划分两方面，历史问题则体现在对靖国神社和慰安妇等历史认识方面，现在又围绕海洋战略问题进行明里暗里的较量。两国之间围绕这些问题，既有良性互动又有恶性互动，良性互动会使日本对华政策表现出一些灵活性，相反，恶性互动则会使日本对华政策出现僵化情形，甚至破坏中日关系。台湾的法律地位问题和日台关系问题自从１９５２年《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后，就一直是困扰两国交往的重要障碍，曾经导致中日邦交正常化推迟了二十年才实现。战后历史表明，每当台湾问题
突出时，都会破坏中日两国关系，导致两国关系出现停滞。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良性互动，日本对华政策就会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日方具有“两个中国”政策倾向，所以，双方无法恢复邦交正常化，日方以“政经分离”方式，暂时与中方进行民间交流，出现过良性互动，但是，岸信介上台之后以首相身份访问台湾，还公开提出“反共”政策，于是两国出现恶性互动，中断了双边的民间交流。１９７２年，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的焦点是台湾问题，建交“三原则”的内容全部涉及台湾问题，当时中方要求日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废除《日台条约》。对此，日方只明确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于台湾的地位则以“理解和尊重”，并承诺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的形式基本接受，至于废除《日台条约》问题，日本以外交大臣谈话形式宣布其由于中日邦交正常化而终结，中方同意了日方的建议，两国良性互动，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是，邦交正常化是在自民党鸽派主导之下实现的，鹰派并不赞成，他们不想放弃台湾，比如，佐藤内阁时期曾提出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言外之意是台湾也是一个政府，被周恩来拒绝了。①所以，当鹰派掌握主导权时，他们就会与台湾勾结，中日邦交之后，发生“光华寮事件”“李登辉访日事件”等就是证明，两国恶性互动，严重破坏了中日和
平友好的关系。如今台湾民进党上台，日本自民党亲台派与台湾民进党暗中勾结，试图加强双方的政治关系，如果今后自民党亲台派推动通过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必将引起中
方激烈反弹，恶性互动在所难免，两国关系将出现大倒退。领土问题包括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
划分争端。钓鱼岛问题出现在邦交正常化谈判前后，东海问题出现在九十年代中期两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中日两国深化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为此两国曾经顾全大局，将钓鱼岛争端搁置起来，这是周恩来与田中、大平之间达成的默契，即双方都不触及这个问题，以邦交正常化为当务之急。周恩来认为：“钓鱼岛问题可以不提，和邦交正常化相比，这个问题是个小问题，不会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化。”①日方对于周恩来的提议没有表示反对，两国后来甚至还曾就共同开发问题进行过初步协商，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４日，日本外务省曾提议双方就共同开发钓鱼岛周围海域进行谈判，９月６日，谷牧副总理访问日本表示赞成日方建议，②此次互动导致双方于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１日举行了大陆架事务级别谈判，是一次良性互动。在良性互动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也趋于理性，两国关系相对比较平稳。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钓鱼岛问题总是牵动着两国民族主义者的情绪，登岛、国有化等不理性的行为导致两国之间必然出现恶性互动，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日本的
对华政策经常变得比较强硬。日本新世纪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中国一起深化战略互惠关系，但是，同时日本也越来越担心伴随中国的崛起，钓鱼岛将不保，特别是担心中国独占东海油气资源，因此，日方拒绝承认两国之间领土存在争议，拒绝搁置争议，并要求中国放弃开采东海油气田，无端指责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干扰中方正常执法活动，这种恶性互动导致其对华政策陷入困境，两国关系陷入僵局，甚至有擦枪走火的危险。为了牵制中国在东海和钓鱼岛方面的所谓压力，日本还积极配合美国在南海频频出手，支持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对抗，迫使中国两线作战，旨在压中国在东海让步，这是日本目前给中国制造麻烦的最明显事例。比如，日本于２０１５年４月修改的《防卫合作指针》，其中的“重要影响事态”旨在应对南海问题，也就是针对所谓中国威胁。美国为了应对南海局势，特别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明确指出了日本对美合作的范围可做进一步扩展。“指针”除了强调日美双方维护亚太地区以及超出亚太地区范围的
稳定、和平与繁荣之外，还特别强调了日美同盟的全球性质，为此，“指针”内容写入了对于日本和平有重要影响的事态，日本可以对战斗中的美军提供后方支援，比如，在南海和中东等远离日本周边之处发生的重要影响事态。③这一举动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也导致了中国对日本的极端不信任。历史问题是日本思考对华政策的又一重要变量。在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和平友好，历史问题并不突出，两国曾出现良性互动。中方宣布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而日方则表示对于那场战争要进行“深刻的反省”，在这种良性
互动背景下，日本决定以提供日元贷款的方式，支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两国的和平友好交往一度曾达到高潮。田中角荣曾经说过：“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最值得高度评价的是中国方面放弃了一切对日赔偿要求，日本应该对中国进行经济合作。”④在良性互动的氛围中，虽然鹰派的中曾根康弘首相于１９８５年参拜了靖国神社，但是，鉴于中方的激烈反应，中曾根给中国领导人写信保证今后不再参拜，所以，中日关系并没有出现倒退，这件事没有进一步影响中日和平友好关系。但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当日本民族主义者需要增加军备，制造中国威胁论时，就会利用历史问题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导致中日关系出现恶性互动。日方不断释放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中方则出现此起彼伏的反日运动，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否认官方参与强征慰安妇，日本政客怂恿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则出现抵制日货和反日大游行。安倍内阁还曾经试图修改“村山谈话”，拒绝向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道歉，并试图否认
侵略战争罪行。在这种恶性互动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变得僵硬，没有回旋余地，甚至有人利用这种恶性互动鼓吹中国威胁论和推行积极的防卫政策，扩张军备。四、结语从
本文提出的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三个政治原因的观点看未
来日本对华政策走向，可以这样思考：如果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发生变化，如果日本自民党鹰派主导日本政治的现状不发生变化，如果围绕争议问题的互动不向良性方向转变，那么，日本目前僵硬的对华政策也不大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相反，如果中美关系能够走上稳定轨道，美国调整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特别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得以建立，如果自民党鹰派能够与鸽派合作，或者鸽派能够对鹰派发挥较大的影响，特别是鸽派能够主导日本政治，如果中日两国之间能够围绕争端焦点出现良性互动，争议问题得到有效管控，那么，日本的对华政策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当然，对外政策是处于持续的动态变化和多元互动进程中的，本文提出的三个政治原因本身也是互相影响的，日美同盟与日本国内的派阀政治之间也有互相影响，鹰派同鸽派之间也有互相影响，中日之间的互动也与日美同盟之间有因果关系，特别是日本的对华政策与中国的对日政策也是互相影响的。另外，除了本文涉及的三个政治因素之外，也不排除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比如，经济因素，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战略文化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分析日本对外政策的重要方法和角度，但是笔者认为本文提出的这三个政治原因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影响更加直接，对于认识日本“双面人”特点更加直观，所以，有必要突
出加以分析，这是本文要完成的任务。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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