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
摘要：
刑事被害人由于受到犯罪侵害，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许多刑事被害人“求偿不能”、“求助无路”，有的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治致使病情恶化，有的被害人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陷入困境，损害了法律公正感。所以，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这对帮助被害人度过难关，重拾生活的信心，对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等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必要性；注意问题
一、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内涵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指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其一定物质救助的制度。因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是由犯罪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所以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既不同于犯罪人对被害人进行的损害赔偿制度，也不同于国家赔偿制度，而是国家对犯罪被害人遭受的损害依法给予一定救助的一种法律制度。在这里，救助的主体是国家；救助的对象是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救助的方式是支付金钱；救助的原因通常是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生活贫困且无法从犯罪分子处获得应有的赔偿。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并不是国家代替犯罪人承担民事责任，也不是作为对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赔偿义务的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而是国家对特定范围的被害人给予的一种经济救助。
二、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加拿大刑事法律制度略谈 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英语和法语是其国家语言。加拿大的法律以英国普通法和成文法为基础。法院制度主要仿效英国司法制度，省府和联邦政府共同参与办理法院司法系统。各省将法院体系按两个级别划分：省法院和高级法院，高级法院又分为审判级法院和上诉级法院。联邦法院也分为审判级法院和上诉法院，其管辖范围与省级法院不同，国家最高法院审理省及联邦上诉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其裁决是终局的。就刑事犯罪而言，犯罪被视做是对全社会的侵犯，因此启动刑事程序是国家而非个人。 加拿大的刑事犯罪分为简单判罪犯罪和可指控犯罪，属于哪种犯罪由皇家检控官来决定。一个被诉简单犯罪的人将由法院法官审理，审判程序一般简化，刑期较短。皇家检控官指控的案件是更严重的案件，绝大多数案件被告人可选择由省法院法官，高级法院法官或高级法院法官和陪审团来审理。如果是作为可指控犯罪起诉，首先要有一个预备庭审。这一期间，法官检查案件决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进行审理程序。如果法官认定没有足够证据，案件将被驳回，否则，将要安排一个完整的庭审。 一、司法独立性
加拿大刑事案件查处首先由警察进行，没有单独的检查系统，皇家检控官接受警察移送的案件，决定是否可以起诉。皇家检控官是女王的执行官，其办公室设在法院内。皇家检控官的职责是使法官100%相信被指控人有罪，无其他理由，举证标准是100%的，排除合理怀疑，在评判刑事案件时，法官对证据不能有任何怀疑。这与民事案件标准不同，民事案件中法官可以对证据有一定怀疑，只要证明有可能是即可。法官在听取皇家检控官和辩护律师的意见后，决定被指控人是否有罪。加拿大刑事案件有90%事先通过辩诉交易解决了，只有10%的案件经过庭审。而在这些案件中，绝大部分是由法官审判，只有少部分会有陪审团参加。陪审团一般由12人组成，随机选择，其作用是基于皇家检控官和辩护律师提出的事实、证据作出各自评判，给法官提出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法官无权推翻陪审团的有罪或无罪意见。加拿大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何种情况可用或不用陪审团，被起诉人可以提出要求有陪审团，但大部分情况被起诉人不希望有陪审团，因为大多数情况陪审团会评判有罪。其原因是法官和陪审团的评判标准不同，法官是基于法律评判，陪审团则有感情等其他因素影响其评判，陪审团很多时候认为法律是错误的。 要想成为皇家检控官或辩护律师首先要拿到一个学位，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一)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观察马加爵案看到我国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因罪犯无力赔偿致使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恢复的现实问题，由此提出了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议，分析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概念，在世界范围的发展状况和法理基础，并提出了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原则、对象范围和机构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国家补偿制度概念发展、法理基础构想 一、问题的提出 “马加爵一案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度喧嚣的民怨和世人对其杀人动机的猜测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归于平静。昆明中院在一审时，四位被害人的亲属共同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诉讼，要求高达八十一万之多的民事赔偿则令人深思。法庭上，马加爵喃喃地说：‘我应该赔偿，可是我的个人财产只有一台二手电脑。’实际上，不但马加爵个人两手空空，其家里也是一贫如洗。”1因此，被害人家属提出的八十一万的赔偿请求无可避免的将落空，而法院的判决也成了不可能兑现的法律白条。这种因为犯罪人死亡、逃逸或穷困无力支付刑事赔偿款致使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家属得不到赔偿的情况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比比皆是，而被害人以及被害人家属因此生活陷入困顿的情况也不少见，甚至有些被害人因此而走向报复社会、犯罪的道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同时，这种法律白条的出现也严重影响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和法治的实现。因此，在被害人或者其家属无法从犯罪人那里得到充足赔偿可能
导致生活困顿时，如何对其进行救助呢？从世界范围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弥补和最大限度的恢复被害人及其家属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已成为我国亟待建立的制度。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概念 （一）刑事损害弥补的方式： 刑事损害弥补一般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冤狱赔偿，即国家司机对于宣告无罪而一度被扣留、逮捕、受到刑事处理者的赔偿；第二种是犯罪人赔偿因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第三种国家对被害人及其家属受到犯罪行为损害但得不到犯罪人赔偿部分的补偿；第四是社会对被害人及其亲属受到犯罪行为损害的补偿。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刑事损害的第三种方式。（二）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概念的争议： 虽然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探讨已近一个世纪，而这项制度的正式确立也已有四十多年，但学界对其的理解仍存在明显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被害人补偿，又称刑事损害补偿。当被害人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取得或赔偿极度不足时，由国家在经济上予以资助的法律制度。2 2、被害补偿是指对那些因受犯罪侵害而遭受物质或精神损害的，但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损害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受害家属，国家通过法律程序，给予其一定的损害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3 3、犯罪补偿则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因国家司法机关没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保护,被害人的研究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随着诉讼学的发展,刑事被害人学迅速兴起.在我国,虽然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增加了被害人的较多诉讼权利,但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仍不完善.本文旨从现状及问题去分析解决方案.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权利现状权利保障对策 一、我国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权利现状 我国在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赋予了被害人刑事诉讼当事 人的法律地位及一系列诉讼权利。这是顺应国家潮流所表现出的重大 发展。具体表现在第82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新刑诉法对被 害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1、控告权。对被 害人的报案或控告列出专款加以规定；2、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 3、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者案件处理发表建议权； 4、对比起诉决定的申诉权； 5、直接起诉权； 6、参加法庭审理权； 7、申请提出诉讼权； 8、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被害人对于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案件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向法院或者检察院机关申诉的权利； 9、委托诉讼代理人权。这是新诉讼法增加的以明确规定被害人该权利的法律依据；10、申请回避权。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员回避。这一条是被害人当事人地位被立法承认后增加的诉讼权利，其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有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上诉提到的规定在相当大程度上调整了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之间的平衡，但是由于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在司法时间当中却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有的案件中被害人是当做证人来参与诉讼的，更有甚者，有的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的进程毫不知情。还有例如本来是为了解决被害人“告状无门”问题而建立的“公诉转自诉”制度，由于被害人无强制取证手段、无相应侦查技术而在实践中名存实亡。另外还有被害人不服裁判的救济权、被害人补偿权利等将重点论述。 二、主要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1、被害人不服裁判的救济权问题。 被害人的救济权分为上诉权和申诉权。关于被害人是否应享有上诉权，持两派观点。我认为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大多从实体方面的实践意义角度所主张，值得支持。还有被害人作为当事人，不仅有监督的积极动因，而且作为犯罪事件的亲身经历和利益受判决影响着，最有条件干瘦判决是否公正。对审判权的监督不仅不会削弱审判权的权威性，而且会增强审判权的内在说服力。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制约法官的恣意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持否定态度者多从被害人上诉权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冲突角度论述。这就涉及到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解和应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设立主要在于保障两审终审制的实现。受审判权被动性的限制，二审程序的启动有赖于一审程序中的控辩双方，检察机关的抗辩理由限制，实际行使不多。被害人没有上诉权，如果被告人有加刑顾虑，那二审程序的启动将是极为困难的。这就表明，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无损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当然应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3) 第二，更多地考虑了被害人的需求。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被害人所能获得的正义往往只有“同态复仇”的心理慰藉，而被害人所受的利益损失和心理创伤则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和救治。与之相比。刑事和解制度将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恢复也纳进了“正义”的范畴，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更为全面、细致的保护。在角色设定上，被害人也从被动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的主体。具体来说，就是从一个被动等待正义降临的客体转变为一个通过自身行为主动追求正义结果的主体。这种角色的转变使受害人能够积极主动地往寻求一种符合自身利益的“正义”。而不是强加的正义、迟来的正义。 第三。对社会而言，刑事和解制度为其寻求一种更为有益的“正义”。国家追诉主义诞生以来，社会在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就沦为旁观者的角色。国家追诉的实现。在彰显“正义”的同时，往往也给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伤害。与之相比，恢复正义理论则要求社会在“恢复正义”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使社会对正义的理解和追求得以体现。在“正义”的结果题目上，刑事和解制度要求修复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创伤。对同样被犯罪行为所伤害的社会而言，这种“恢复正义”更符合社会的利益需求。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以为，刑事和解所追求的是这样一种正
义，它要求实现一种“无害的正义”：使犯罪人真心悔罪。回回社会：使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伤害得到弥补，并通过与犯罪人的和解，实现一种有别于“同态复仇”的心理平衡：对社会而言，被犯罪行为破坏的那一部分社会关系因和解行为而得到恢复，也防止了犯罪人对向自身施加痛苦的社会的敌视和受害人因自身利益被忽视而产生的不满。与传统刑事司法意义上的“正义”相比，在犯罪人、受害人和社会三者的利益关系上，这种新的“正义”不会产生传统“正义”所带来的利益共损的局面，也更有利于社会的***。“当规范使得各种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这是一种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转变。三、刑事和解制度模式及公道性分析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模式设计 西方各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没有纳进到正式的诉讼程序之中，而是作为一种由中立调解人主持的非诉讼程序而存在。但是，刑事和解过程中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各国刑事立法均普遍予以认可，且作为刑事裁量的重要依据被广泛运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诉讼阶段，同时也成为稍微犯罪发生之后、刑事程序启动前的由社区负责的纠纷解决机制。 基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和社会状况，各国在司法实践中采用了不同的刑事和解模式。回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社区调停模式(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被逮捕以前由社区进行调解)；转处模式(在罪犯被逮捕后起诉前由和解中介机构进行调解)：替换模式(由司法职员在量刑和执行中适用，替换监禁刑)：司法模式(适用于一切罪犯，进步了犯罪人的责任)。前三种模式主要的区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刑事诉讼法 １９９６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并对被害人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这些权利包括：（１）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２）控告权；（３）不立案异议权；（４）知悉鉴定结论及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５）审查起诉时被听取意见权；（６）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及直接起诉权；（７）参与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权利；（８）申请抗诉权；（９）物质赔偿请求权；（１０）合法财产返还权。 从上述权利种类的列举来看，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范围是较为广泛的。从司法实践来看，仍存在权利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实际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为此，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体系刻不容缓。除了落实法律现有规定外，还应当制定被害人保护的单行法律以及修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笔者认为，应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营造良好氛围，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刑事案件被害人虽然只是社会的一个小群体，但也是一个弱势群体，被害人，特别是被害女性往往容易被忽视或受到歧视，保护这部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显得尤为重要。全社会都应该注重和思考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良策，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特点，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氛围。 1、强化法制和道德教育。一是要通过“五、五”普法教育，提
高被害人依法维权的的法律意识；二是针对女性这一容易受到侵害的特殊群体，抓道德教育，树道德新风。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不断提高广大女性的道德自律意识和道德修养，完善人格意识，自觉抵制“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树立正确的美与丑、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评价。 2、强化社会组织、部门的职能，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义不容辞，但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化解矛盾、调处纠纷的重要作用，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各部门和基层组织要象抓其它工作一样，抓好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深入地接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如何有效地保护好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安定因素，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长期争论，而不能一蹴而就的热门话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形成合力；另一方面需要广大司法工作者不断探索和研究，破解这一难题，并最终形成司法保护、政府救济和社会救助三位一体的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 从立法上完善保护性规定 1、被害人应当享有更多的知情权 知情是被害人参与诉讼的前提，我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享有知情权，使其获取诉讼信息、侦查信息、案件处理信息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各诉讼阶段负有告知被害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思考 [摘要] 国家补偿是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民事救济的方式之一,但现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立法与理论上、在司法实践在都存在不少问题。当前,我国对刑事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明确适用对象、条件及范围。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 有犯罪就有被害,有被害就有救济。然而,众多被害人民事部分的赔偿很难到位。他们在遭受心灵与肉体伤害的同时,还要独自承担犯罪人加害于他们的经济恶果,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刑事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实际赔偿时,就需要寻求其他渠道对被害人加以补偿,国家补偿应是其中之一。当我国具备了实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现实基础后,根据我国的国情及经济状况,应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适用对象、条件及范围。 一、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缺陷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对那些因犯罪行为侵害而遭受物质损害,且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损害赔偿,并因此陷入严重生活困境的被害人及其家属,由国家通过法定程序给予其一定的物质补偿的方式,以及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对象、范围、数量、原则、机构及程序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目前没有制定国家补偿制度和社会救助方面的法律,关于罪犯的赔偿,在我国也没有单行法律,仅有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78条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和《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然而仅有的两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由于规定过于简单,在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差,同时该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立法与理论上的缺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将法律所规定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纳入同一诉讼轨道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现行法律上的冲突。 1.赔偿范围上的法律冲突。对于侵权行为造成他人物质损失的,侵权行为人应当给予赔偿,这是我国《民法通则》早已明确规定的,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民法
浅析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 [摘要]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直接关系着其权利的保护状况和损害的弥补程度，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刑事诉讼架构的平衡，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也是保护公民人权的必然要求。由于我国在刑事被害人保护方面存在缺陷，如何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显得至关重要。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权利缺位；国家补偿 在传统的法学理论体系中，刑事被害人只是诉讼学的概念。在古代弹劾式诉讼制度中，刑事被害人拥有独立的起诉权；之后由于纠问制诉讼制度的取代，国家追诉原则产生，检察机关行使控诉职能，取代被害人成为当事人。被害人的这种诉讼地位，不能充分反映其惩罚犯罪、要求补偿的愿望，不足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也应运而生。 一、刑事被害人保护的内涵 刑事被害人又叫犯罪被害人，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作为犯罪人对立面因而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使其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1]刑事被害人是犯罪案件的当事人，他的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与诉讼结局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在法律实施中的不足 刑事被害人作为相对弱势群体，理应得到保护。然而，我国刑事被害人在法律中的规定以及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却无法体现对其加强保护，无法使其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一）纠问制诉讼制度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缺位并受到限制[2] 在纠问制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取代刑事被害人的地位，成为诉讼的当事人。虽然我国现行刑诉法将被害人的地位提升为当事人，并将被害人陈述作为法定证据形式，但实际上却没有配套的规定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理应享有对整个案件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但事实上被害人的自诉权和直接起诉权受诉讼成本的制约却很难行使，以致无法通过诉讼谋取公正的权利。 其次，公诉转自诉的情形存在缺陷。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诉转自诉情形，愿意是保护被害人，但是因被害人的弱势地位，其无法迅速有效搜集证据，由于证据不足，法院往往说服其撤诉或者裁定不起诉，进而无法及时保护其合法权益。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关键词: 刑事和解;恢复正义;报应正义 内容提要: 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解说,其中恢复正义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基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 刑事和解(Victim - Offender Medition) ,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① 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 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系统所否定、排斥的命运。而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则是一种早已有之、正当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之一,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政策,对犯罪者而言则主要作为刑罚替代手段存在。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此种制度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刑事和解与“私了”有着本质的差异,它是当事人在社会代表主持下的依法“公了”。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就刑事和解制度的源流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但有关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本土化问题,则无人论及。笔者拟就此两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西方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的解说,迄今最全面的是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构架的考察》一文中所提出的“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2〕我国有学者在考察了上述理论之后认为,三种理论分别是从社会本位、被害人与犯罪人本位等多重视角对刑事和解进行的充分论证。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而非国家本位是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在刑事和解的法律移植过程中,上述价值冲突是让人困惑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契约论之下,包括刑罚权在内的国家权力本身就来源于人民的让渡。刑罚权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就是公共秩序,在于对刑事冲突的彻底解决;维护这一利益的路径选择可以是多样的,既然刑事冲突本身就是存在于犯罪者与被害人之间、而不是国家与犯罪者之间,那么, 刑事和解当然能够实现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3〕按此观点,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范围内的刑事冲突解决机制而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通过刑事和解这种契约形式达成相互的谅解、同情和经济赔偿,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被害人损害恢复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刑事契约是刑事和解最本质的所在。笔者认为,从个人本位与刑事契约的角度来解构刑事和解的理论本源无疑具有合理化成分,这种解释具有浓重的自然法理论色彩。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正义理论进行刑事法范围内的具体解说,或许是理解刑事和解的另一个重要入口。有鉴于此,笔者将在对“平衡理论”、“叙说理论”进行概要介绍的基础上,详细述评西方恢复正义理论的具体构架,并以笔者的理解,对刑事和解的基本价值进行解说。 (一) 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 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 以被害人在任何情况下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的合理期待的相对朴素的观念为前提。当先天的平等和公正的游戏规则被加害人破坏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成本最小的策略技术来恢复过去的平衡。至于选择哪种方式来恢复平衡,决取于该种方式的功能及被害人的预期成本。从平衡与恢复二者的关系看,被害人都有一个成本收益的计算方式,有时,这种计算只是个非常短暂的瞬间。被害人通常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方式。通常,如果一种平衡———恢复的成本越
|贵州事业单位考试网 贵州事业单位考试辅导课程汇总： https://www.doczj.com/doc/0314998340.html,/guizhou/train/ 一、判断题 1.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和故意杀人、强*、放火、爆炸、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2.没收财产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分期缴纳。╳ 3.判处死缓的，在二年的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且有立功表现的，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 4.在执行期间，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一至二天，参加劳动的，应当酌量发给报酬。√ 5.对于犯罪分子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6.死缓是我国刑罚中主刑的一种。╳ 7.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如果未犯新罪，考验期满，视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 8.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和累犯不适用缓刑。√ 9.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比照共同犯罪论处。╳ 10.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的区别在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否发生了预期的犯罪结果。╳ 11.首要分子肯定是主犯，主犯不一定是首要分子。√ 12.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 13.犯罪的追溯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14.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15.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 16.假释考验期内没有犯罪，就认为原判刑罚已执行完毕。√ 17.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刑法的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及刑法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补充的规定。╳ 18.我国现行刑法是(本文来源于贵州学习网https://www.doczj.com/doc/0314998340.html,]在1997年修订的。√ 19减轻处罚是由司法机关根据刑法的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20.犯罪后自首又有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21.刑法是有关犯罪和刑事责任的法律。╳ 22.只有犯罪结果发生在我国领域内才适用我国刑法。╳ 23.刑法的属人管辖是指外国人在外国对中国国家或中国公民犯罪，中国刑法有
关于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有关情况的 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 （2012年9月25日） 各位记者： 大家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向大家通报近年来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有关情况。 一、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是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依据我国法律，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主要是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依法赔偿。但现实中，刑事案件尤其是造成被害人伤亡的案件中，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的情况大量存在，导致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依法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权益难以实现，生活陷入困境。 为切实维护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2004年以来，一些地方法院率先探索和尝试对刑事被害人开展救助。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项工作也高度重视，于2006年成立专题调研组，就建立刑事被
害人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制度建设涉及的重点问题展开调研，积极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改革动议。2008年，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吁下，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纳入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部署，并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央政法委员会领导、协调下，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结合前期调研成果，研究提出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救助对象范围及标准、救助资金保障与管理、救助的审批与发放等基本问题作了原则规定，并要求各地据此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因地制宜地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为确保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积极、稳妥、有序开展，意见明确了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由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统筹安排，并要求各地在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自行确定具体救助对象范围、标准的同时，重点保障因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导致严重伤残甚至死亡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救助需求，救助数额以案件管辖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一般在36个月的总额之内，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提高。 截至目前，已有20个省、市、自治区和130余个地、市出台了具体实施的专门文件，形成了一定的工作机制。宁夏回族自治区、江苏省无锡市还出台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地方性法规。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2011年，全国法院向刑事被害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制度设计 杨金顺* 自1996年以来的刑事诉讼司法改革，一直朝着维护被告人权益、加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方向迈进，但这种诉讼模式仍然是以“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而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一直是“被司法遗忘的角落”。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着眼于修复因犯罪行为而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使得如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的命题进入了法学家和司法工作者的视野，其中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环境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各级法院要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对各级检察机关提出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机制”的工作要求，标志着这项制度正式进入司法实践阶段，但笔者认为，要求承担司法职责的法院、检察院承担救助者的角色，绝非长久之计，制定一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由国家承担救助责任，把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化、程序化，才是明智的选择。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现实迫切性及立法选择 （一）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现状 罪刑责相适应是刑法基本原则，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理应由被告人承担，但是大多数犯罪行为人犯罪后无力赔偿，因此，相当比例的被害人及其亲属得到法院的民事赔偿判决后，面临的是无法执行的“法律白条”。青岛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该院5年来有2300余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判决，有80％以上的赔偿无法执行①。较为典型案例还有北京艾绪强劫杀的哥并驾车杀人案、广州南方医院博导卿三华被抢劫杀害案、马加爵杀人案、邱兴华杀人案等等。 从目前司法实践看，刑事司法的轻刑化与被害人补偿制度有着最直接的关系②。随着我国“少杀慎杀”“严格控制死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全面深入实行，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后，死刑数量近年大幅下降。这一刑事政策的实施与民众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被害人家属难以 *作者单位：省院公诉三处。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给予遭受特定犯罪行为侵害,损失达到一定程度,并且没有获得赔偿或者赔偿不够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一定经济补偿的法律制度。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但可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和欠缺,缓解社会矛盾,体现国家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也是公平正义终极价值目标得以实现的途径。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两大原则:救济原则和有限原则。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20XX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均在400万起以上,其中,大量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如哈尔滨市中级法院20XX年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77件,被害人获得赔偿69件,赔偿率为%;20XX年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83件,被害人获得赔偿80件,赔偿率为%。这种情况使那些因犯罪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严重身心损害的被害人及其抚养和赡养的家庭成员产生心理上的巨大失衡。被害人由此就案件事实、性质、情节的认定向案件承办人提出诸多超出法律的要求,甚至纠缠上访、围阻司法部门、党政机关,严重干扰了案件正常的审查起诉和审判,影响了社会安定。在哈尔滨市,刑事被害人及亲属缠诉、上访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因没有实际获得赔偿的占90%以上。被害人或其亲属过激的言行、失衡的心理来源于法律规定的缺失,实质上是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因此,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但可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和欠缺,缓解社会矛盾,体现国家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而且可以使失衡的天平回归平衡,重新找回缺失的公正,有利于公平正义终极价值目标的完善,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依据 自新西兰率先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后,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社会福利发达的国家相继建立此项制度。其立法的主要依据有:(一)国家责任论。国家负有为公民提供安定的生活环境、防止刑事犯罪发生的责任。如果公民的权益遭受犯罪的侵害,说明国家对公民权益保护不力,理应对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公民具有受国家补偿的正当权利。(二)社会契约论。确保公民财产及人身安全的责任,源于公民与政府间自然缔结的社
刑事和解制度之探析 [摘要]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许多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开始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办案方式即“刑事和解”，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正是考虑到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新《刑事诉讼法》将其纳入并作为一种特别程序予以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实践探索及其价值的认可，并希望通过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对其具体操作予以规范。然而，如何使之在实践中更加完善是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刑事和解；和谐社会；瑕疵；补救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价值理念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协议之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或诉讼制度。[1]刑事和解起源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以恢复性司法原则为理论基础，其目的就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和解制度作为罪犯与被害人沟通的桥梁，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呢？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John R·Gehm）在其《刑事和解方案，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了三个理论基础，即“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2]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被害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该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3]因此，基于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刑事和解的应有之义有三：一是被害人精神的抚慰和物质的补偿；二是加害人重罪减轻，轻罪免于监禁的实际得利；三是司法资源的节约。 然而，刑事和解也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在它积极价值的对应一面，客观存在着由其性质所决定的一些负面作用。德国学者伯恩特·许乃曼认为，刑事和解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刑事和解可能会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事前即可知悉犯罪后果，而在权衡之后定是否采取行动。如果当行为人预计可以通过赔偿来逃避刑罚，则可能更积极主动地实施犯罪。（2）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平等原则。相对于属于社会底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4]的确，“赔钱减刑”会削弱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导致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比没钱人轻的现象，会助长一些人“有恃无恐”的骄纵心态，从而蔑视法律，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性。但仅仅根据刑事和解的上述消极作用来否定其积极价值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总体上，刑事和解在司法体
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芜湖市三山区人民检察院积极发挥检察职能，认真学习贯彻高检院“立检为公、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精神，围绕三项重点工作，把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作为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消除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切入点之一，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截止2011年9月，三山区院已对 22起刑事案件中22名被害人实施了救助，发放救助资金4万余元。 该院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主要是在刑事被害人家庭生活、医疗救治陷入严重困境时启动。重点救助的对象为两类人：一是无法及时获得加害人的赔偿、工伤赔偿、保险赔付，因医疗救治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陷入严重困境的；二是刑事被害人因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致死的，因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而陷入严重困境的被赡养人、被扶养人、被抚养人。该救助机制因解决的是被害人的实际困难而不是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因此，重大财产损失、精神损害赔偿不在专项资金救助之列。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虽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当事人的经济问题，但在刑事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赔偿的情况下，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活动，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开展，三山区院精心布局，统筹安排，一是设立救助基金，彻底解决困扰刑事被害人救助最关键的资金问题。针对各地司法机关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中存在的资金保障难题，该院
检察长多次与财政部门沟通，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将救助基金列入本级财政部门专项预算，实行单独管理、核算，实施专款专用。二是确定专人负责，统一受理、审查、报批以及发放救助款项工作。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与各项检察业务相融合，实行专人牵头、多方位联动的模式，公诉部门通过“诉前走访”、案卷审查等方式了解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经济状况，负责对存在困境的刑事被害人提出救助意见。控申部门利用“举报宣传周”、“信访专员”、检察长下巡访等方式深入社区、村居，宣传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开通刑事被害人救助绿色通道。家住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的村民郭某，丈夫在2009年底的一场交通肇事案中死亡，儿子也受重伤，因需治疗而欠下巨额债务。肇事者本人也属特困户，且属无证无照驾驶机动车，也无法得到保险赔偿，郭某一家人的生活面临严重困难。该院承办检察官了解到郭某的困境后，帮助其向院里提出了救助申请，缓解了生活压力。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应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因犯罪遭受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途径获得赔偿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制度，也称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起源于汉谟拉比法典，后为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所吸收。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可以缓和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因犯罪行为得不到“复仇”和“求偿”而对加害人和社会的仇恨心理，从而避免“以暴制暴”再次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对因犯罪行为而得不到加害人的赔偿而陷入极度生活困难的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进行经济救助，同时体现了弱者救助理念和国家保护其公民的国家责任理念。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我国要在刑事诉讼中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应坚持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一、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所谓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是指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在没有通过法律救济途径（一般是指刑事附带民事审判途径）要求加害人赔偿，并就加害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
权申请国家补偿。也就是，如果加害人有责任有能力赔偿，则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无权再要求国家补偿。因为，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直接的侵权主体是加害人，是加害人直接的犯罪行为所致，按照“行为责任理论”理应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国家补偿虽体现了一种国家责任，但更多的则是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国家并不是直接的侵权责任主体。因此，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申请国家补偿前必须先行要求加害人实际承担加害赔偿责任。否则，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放弃对加害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在对加害人的财产没有实际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权申请国家补偿。 二、国家适当补偿原则。所谓国家适当补偿原则，是指国家对受害人的补偿是“救急不救贫”，是帮助生活困难的人（这里是指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走出生活的极度困境，一般以达到当地的最低生活底线为标准。 三、补偿有限原则。 一是补偿数额有限。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国家承担的只是一种国家救助补偿责任，体现的是对弱者的救助理念，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责任。因此，国家对受害人的补偿金额应坚持有限原则，并且国家补偿金额和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实际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金额之和，一般以达到当地的最低生活水平为准。
在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一直强调的都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对于被害人的权利往往并不重视。在法律规定上，刑事被害人享有知情权、参与权、作证的权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利、平等参加庭审的权利。 一、知情权 1、立案阶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 据此，如果群众受到了人身或者财产侵害，向公检法机关报案以后，公检法机关决定不立案的，报案人或者控告人有权知道不立案的理由，且有申请复议的权利。另外，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
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2、侦查阶段 在侦查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中也赋予了刑事案件被害人知情权，《公安机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后，应当在三日以内告知原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以及案件移送机关。"《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作为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后的侦查阶段，对案件有知情权，如果案件被撤销了，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案件的受害人。另外，鉴定意见作为刑事案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证据，被害人对其也有知情权，如果认为鉴定意见有悖于事实和法律，可以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 3、审查起诉阶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 在审查起诉阶段，如果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则应当将不起诉的结果告诉受害人，被害人有向上一级检察院提起申诉的权利，也可以不经过检察院，直接向人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现状及立法改进 [摘要]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保障被害人人权的重要举措，也是维护法律权威与司法公信力的迫切要求。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开展了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试点工作，一些省份的地、市已制定专门的救助实施办法，救助工作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效果。然而，现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正面临着统一立法缺位、救助力量与形式单一、救助范围偏窄、救助机构与操作规范各行其是、资金保障缺失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完善立法着手，明确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律地位、原则要求和操作规范，通过科学设计救助条件，丰富并完善救助方式，构建国家财政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资金保障机制，为刑事被害人救助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立法现状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设立，反映了国家在预防和惩治犯罪、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上的责任与义务，在刑事案件不能告破，或者赔偿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国家应当依据法律对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给予经济补偿。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助于全面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消除被害人对犯罪人的仇恨及对社会的不满心理，抚慰被害人及其家属受到的精神损伤，尽可能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可以说，这一制度的构建是现代法治文明和司法公平正义实现的重要标志，对于加强社会转型期公民人权的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发展演进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立，遵循中央指导、地方试点的方针，在地方探索、试验的基础上，逐步总结制度建设经验，并适时转化为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2004年，山东淄博市率先出台并实施了《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同年，山东青岛市施行《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难救济金管理办法》，到2006年，刑事被害人救助试点工作正式在全国开展。 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本土探索阶段，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分别在刑事起诉、刑事审判以及案件执行的过程中，积极尝试建立特困当事人案件的救助办法，采取经济救济、解决生活困难，帮助获取社会化救济、提供执行救助等方式，对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实施救助。2007年1月，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重大论题。2007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刑事申诉检察工作要点》中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机制”。 经过多个地方的试点与摸索，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2009年3月9日，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标志着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即将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