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语境下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兼论检察环节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构建
郭军
摘要：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司法救助制度的重要部分，是落实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是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犯罪被害结果严重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保障被害人诉讼参与、关注被害人物质损失、抚慰被害人心灵创伤、促进被告人主动赔偿并以司法救助基金为补充的救助机制的应有之义，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立，表明法律关注的内容更加人性化，这是一种司法进步。
一、刑事被害人、刑事被害人救助及其意义
刑事被害人救助是指国家、社会或者公民个人对一定范围内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且又无法通过犯罪分子获得损害赔偿的特困被害人及其赡养人、抚养人和扶养人，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物质或者非物质弥补的方式。有关犯罪被害人救助的原则、对象、条件、机构及救助程序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就被称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实现人权保障和控制犯罪。我国司法实践中所说的保障人权，基本上局限于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而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则相对较弱。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其身心遭受痛苦，甚至为了维护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可能会再次遭受伤害。国家对其进行经济补偿，将会使被害人心理上得到恢复，对国家的司法制度产生认同，防止他们向犯罪人转化。因而当被害人不能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足够赔偿时，通过确立被害人刑事补偿制度,在经济上补偿被害人损失,才能真正体现对陷入困境的被害人的关怀,从制度上真正保证每一个被害人的人权，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平衡。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改善和保障社会民生。目前，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刑事被害人人数众多，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无法得到加害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赔偿，导致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依法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权利不能实现，生活、医疗陷入困境的情况比较普遍。建立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制度帮助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导致重伤或死亡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摆脱生活困境，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具体体现，对于保障人权，改善民生，彰显人文关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条例的出台毫无疑问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契约的目的并非是选择建立某一特殊的制度或进入某一特定的社会，而是选择确立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即正义原则。他的理论反映了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一种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在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地位的愿望。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正是通过保护被害人这一最少受惠者群体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考虑，减轻被害人的痛苦是国家应负的人道主义责任。从而有利于强化国家责任和保护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对处于生活、医疗困境的被害人予以救助，可以避免被害人为获取赔偿而与加害人"私了"，从而依法保护被害人与司法机关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事求是地揭发、控诉犯罪行为，配合司法机关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正如日本著名的犯罪学家大谷实所认为的，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是通过确保国民对刑事司法的信赖以防止犯罪，从而为维持社会秩序作出贡献的制度。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目前涉法涉诉上访案件中，被害人申诉上访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在犯罪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害人未得到任何赔偿的案件中，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得不到帮助，就可能走上上访之路，久访不息，甚至对社会进行报复，导致矛盾激化。这些矛盾倘若不加以化解，必将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危及社会和谐稳定。消除这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因素、减轻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痛苦、保护被害人的权
益,是国家的重要义务和道义责任。建立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制度，通过对被害人进行适当的经济补偿，帮助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解决生活、医疗困难，从而可以达到消除矛盾和冲突，控制犯罪，减少涉法涉诉上访、化解矛盾纠纷的目的。
二、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现状及认识误区
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现状
我国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面临着赔偿难的问题。一方面，刑事案件可能无法破案，或法院判决嫌疑人无罪，使赔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后可能遇到"执行难"，无法得到赔偿。就连张君、马加爵、邱兴华等震惊全国的特大恶性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亲属都未能得到赔偿。"因加害人无力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都成为了'空判'。"
我国每年刑事立案数在400万件以上，被害人群体庞大。但由于大量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或有的刑事案件发生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查获犯罪嫌疑人，或因证据原因无法认定责任者，导致被害人及其亲属难以得到有效的赔偿。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长期受"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价值观的影响，导致在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上过于强调对国家公益的保护，而忽视对个人私益的维护。因此，刑事司法活动把对被告人行为的定罪处罚视为终极目标，在国家侦查、起诉和追究犯罪者时，被害人只能扮演控告者或证人的角色，而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经济困境更不是刑事司法机关所关注的重点，在这种国家本位观的主导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自然没有产生的余地和存在的空间。
我国的刑事犯罪人员及其家属普遍存在"以刑代罚"的观念，认为"人都抓起来关进去了，还要赔偿？"，对被害人的赔偿要求存在抵触情绪，使被害人难以得到赔偿。这就体现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对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先行救助，保障其生存权利，这也符合法律的原理和法律的精神。国家补偿制度存在较大缺失。
在多地开展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试点工作中，有的地区是由公检法联合救助，有的地区是由民政部门来做，各有各的做法，资金来源也不统一，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认识误区
四个方面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影响了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开展：一，重视被告人人权保护而忽视被害人合法权益；二，对信访工作重视接访而忽视源头治理；三，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是社会责任，而非国家责任；四，执行难问题是否包括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三、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三方关系的重构
公平正义不仅仅为刑法的首要价值，而且"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实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8]而在被害人救助理论框架下，对于被害人的关注乃是正义回归的要求。长期以来，"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是一种违反国家法的行为,犯罪人所造成的损害是针对国家的损害,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也主要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因此刑罚是犯罪人为其犯罪所应当承受的负担或付出的代价。一旦犯罪出现,国家将按照罪行法定的原则课以惩罚,一旦服刑结束,犯罪人则得以回归社会。"[9]如此"国家--犯罪人"的单向度思维模式忽略了"国家--被害人"之间关系的考察，如果将危害承受的主体限于国家或者抽象的社会关系,就难以摆脱"国家-犯罪人"的二元结构模式，此有失公平正义之嫌，实质上，犯罪的危害对象既包括国家法益，也包括个体法益,既包括有形的物理伤害,也包括无形的精神伤害,由此，"国家-被害人"纬度的针
对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才有建立的逻辑起点，而也"正是正义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之上。......正义所关注的是法律规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增进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方面的价值。从最为广泛的和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讲，正义的关注点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群体的秩序或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适合于实现基本的目标。如果我们并不试图给出一个全面的定义，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指出，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续文明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10]公平正义视野下的犯罪论和刑罚论，被害人是不容忽略的，只有国家给予被害人以救助，才能真正实现正义的法治。诚然，"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的意愿乃是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和普遍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个要素，正义就不可能在社会中盛兴。"[11]"然而，很明显，仅仅培养一种公正待人和关心他人的精神态度，其本身并不足以使正义处于支配地位。推行正义的善意，还必须通过旨在实现正义社会的目标的实际措施和制度性手段来加以实施。"[12]由此，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尤为迫切。
人权保障乃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传统的权力本位与现代"以人为本"的刑事司法理念的矛盾与交融过程中，权利始终都无法避免权力的烙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微妙就在于前者是后者的让度，前者是为后者之保障，而后者制约前者的同时又不得不遵从前者。刑事司法中，在"国家--犯罪人"的二元模式下，犯罪人面对国家处于弱势，应予保护，但是在此框架下，犯罪人的权利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国家会及时保障，被害人的地位遭受冷落时，被害人的权利却难以保障，而"在刑法的体系性分析框架中,为什么应该引入被害人视角,或者说引入被害人视角的正当性根据何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传统的分析框架认定,犯罪侵害的主要不是具体个体的权益,而是国家的权威与法秩序。为恢复法秩序所遭受的侵犯,国家需要借助对犯罪人的惩罚来证成自身的权威。故而,国家需要垄断对犯罪的处理权,被害人则被定位为协助国家指控的证人。然而,这种将被害人客体化的做法显然缺乏基本的正当性。如果说犯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是现代刑法对个体自由命题的重要贡献,是适用'国家--个体'二元范式处理国家与犯罪人之间关系的结果,那么,在被害人问题实际上同样涉及其作为主体的自由如何被尊重与实践的问题时,不适用'国家--个体'二元范式来处理国家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毫无根据。毕竟,被害人是冲突(犯罪)的一方当事人,是直接遭受犯罪侵害的具体对象。在被害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并不重合的情况下,国家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硬生生地将被害人吸附在自己身上,只能被视为是一场悲剧。"[13]在人权保障的视野中，犯罪人和被害人的权益均应受到合理的保障，不能顾此失彼，应予均衡保障，刑事法中亦是如此，如果单纯的认为刑事法是犯罪人的人权保障法，那么将会置法律的天平以失衡的状态，不仅不符合人权本身的基本价值内涵，而且有违法律所持正义的基本要求，即法律乃是为实现"所有人的公正"而设置的。因而，为达到对被害人以人权均衡保障之待遇，实现刑法的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之价值目标，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实为必要。
四、检察环节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构建
构建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几点建议
建立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的立法经验，但又不照抄他国现成立法，应着眼于中国国情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笔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构建，应着重解决下列几个问题：
4.1确立基本指导原则
救助原则：如果在国家层面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需遵循四大原则。一是及时性，有些刑事被害人在案发初期就需要得到救助，以解决医疗、生活困难；二是适当性，以帮助被害人脱离基本生存困境为原则；三是公开性，救助的范围、条件、对象等要公开，确保救助工
作公正、有序；四是一次性，对被害人只救助一次，救助金一次性发放，之后生活仍困难的，应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4.1.1应急救难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扣押被告人的财产"。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种法律机制明显不足以构成对被害人的保护。[6]因此，对一些明显的侵害行为，司法机关可先行采取措施，强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给被害人先行赔偿一定数额的损失。
4.1.2"先赔后补，以赔为主"的原则。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置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但实践中附带民事判决是否能够执行，往往是一个未知数，许多附带民事判决成为"法律白条"。即只有当被害人不能获得加害人的赔偿或者其他途径的救助时，国家才有给予补偿的责任。这里所指的不能获得加害人的赔偿，包括案件没有侦破、加害人因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无罪释放、加害人无经济赔偿能力等情形。对于能够通过其他救济、捐助、保险、追偿等途径获得赔偿、补偿或救助的被害人，则不应纳入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范围，以避免双重补偿。
4.2细化适用条件，使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效运作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效运作的前提之一，在于合理划定需要补偿的刑事被害人的范围。并非所有的刑事被害人都需要得到国家补偿。原则上，补偿的对象范围应限于那些因因加害行为而遭受人身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致使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实践中，应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判断被害人是否需要得到补偿。但有下列限制条件：一是被害人没有责任或者过错较小，如果对加害行为的发生，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可不予补偿。二是被害人无法从加害人或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赔偿或救助。这样有利于把有限的补偿资金用在那些急需救助而又受害严重的被害人身上。如果被害人在得到补偿金后，又因同一损失获得赔偿或者其他途径的补偿时，则被害人应返还原先已经获得的全部或部分补偿金。[7]
4.3明确进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资金来源1985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正对待因刑事和滥用权力而受害的被害人的基本原则宣言》第13条提出应当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基金的做法，在适当情况下，还应为此目的设立其他基金，包括受害者本国无法为受害者所遭受伤害提供补偿的情况。[8]作为发展中国家，制约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费"不足。笔者认为，大体可采取这样的思路：以国家财政预算作为主要来源，具体可在对犯罪人判处的罚金、罪犯在服刑期间获得的劳动收入以及法院收取的诉讼费中提取一定比例，同时积极募集社会捐助，资金应保证专款专用。
4.4明确补偿标准关于补偿的具体标准，各国规定不同，但多数国家都规定了最高限额。我国亦应根据国情，在立法上设置补偿金额的最高限额。国家补偿不同于民事赔偿，复原功能是民事赔偿的主要功能，故民事赔偿着重于对损害的填补，赔偿金额的确定应以被害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为限；而国家补偿只是国家救助的一种形式，不可能弥补被害人的全部损失，补偿金额的确定应以足以帮助被害人摆脱生活困境为原则。
五、我国检察机关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法律实践
1、被告人在救助制度的发展完善可与刑事和解的改革探索相结合，并考虑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纳入立法。
2、长远而言，应有条件、分阶段过渡到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3、被害人制度的完善涉及司法权配置
4、救助基金筹措
5、社会保障体制等难题
四、开展刑事被害人检察救助制度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提高认识，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机制保障、经费保障
要牢固树立保障被害人权益的观念。司法实践中，部分刑事被害人在遭到人身和财产侵害后，常得不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赔偿，陷入穷困、生活无着，进而诱发涉法涉诉信访或恶性报复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检察机关必须从化解矛盾纠纷、减少涉法涉诉上访、推进民生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深刻认识到检察环节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是现代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的应为之举，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进一步增强了开展此项工作的主动性和紧迫感。对刑事案件被害人实施救助的规定主要内容应包括该项工作总体要求，基本原则，救助的对象、范围、标准、基本程序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和资金保障。要及时向地方党委、人大、政法委汇报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重要意义，努力争取政府部门支持。力争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列入财政预算，实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为救助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证。
积极实践，推进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有序开展、规范开展
要突出救助对象的特定性。一般来说，应当在刑事案件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缺乏赔偿能力，致被害人或受其赡养、抚养、扶养的直系亲属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可申请专项救助。要突出救助手段的补充性。把救助作为刑事被害人"求偿不能"、"求助无路"的情况下的一种最后手段，以解决刑事被害人基本生活方面的困难。要规定救助资金数额上限，特殊情况需要增加数额的，必须从严审批，且刑事被害人救助专项资金一般不重复救助同一案件同一当事人。要突出救助程序的规范性。救助程序包括申请、确认、决定和给付等步骤。笔者认为，需要实施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案件，须由案件当事人本人向检察院控申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或由公诉部门提出救助意见，由控申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形成书面报告，填写《刑事被害人救助专项资金申请书》，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实施救助以及救助数额，以有效防止暗箱操作和权力滥用，实现救助实体与程序的公正。
多策并举，注重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手段延伸、效果延伸
检察机关要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作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式，在有效缓解刑事被害人因刑事犯罪造成经济生活困难的同时，还将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与民政救助、法律援助、就业帮扶、医疗救助、精神疏导等多项措施衔接，帮助救助对象排忧解难，增强其自救能力，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对于被救助后仍面临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努力协调多种途径解决其生活困难；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条件的，纳入低保、五保范围；对身为未成年人的救助对象，在缓解其精神压力的同时，加强心理救助，努力抚慰其心灵的创伤。
总之，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提供了物质经济保障，中外法律文化的融合也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经费来源和补偿的对象、条件、范围和限制以及补偿的程序等问题，应尽快通过立法作出系统、明确的规定，使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轨道。
五、检察环节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构想
（一）检察救助的原则
救助原则应包括公开原则，即制度、程序及资金的管理应公开,救助的范围、条件、对象等要公开，确保救助工作公正、有序；及时性原则，即救助程序不能过于繁杂，程序的设计和运行要科学、高效，作出决定的周期不能太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救助；申请原则，只有在刑事损害赔偿无法实现或基本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才能依被害人的申请提起。一般情况下不应当主动提出救助；一次性原则，即只对被害人救助一次，救助金一次性发放，之后生活仍困难的，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有条件取得补偿原则,即对被害人的救助只能解决其紧急生活困难，不能作为其生存或生活的方式。
（二）检察救助的范围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具有补偿性质的，更多的应考虑人身伤害类犯罪的刑事被害人，救助范围主要是因抢劫、杀人、强奸、故意伤害等重大侵犯人身权利犯罪，造成刑事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残疾，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又很难按程序进行或得到执行，被害人家庭失去正常收入来源且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线，严重影响被害人家庭正常生活的案件。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被害人：1.因存疑不捕而通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所涉及的被害人；2.因不构成犯罪而不批准逮捕案件所涉及的被害人；3.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所涉及的被害人；4.对那些有可能获得正式司法救济的被害人，但当前因犯罪陷入特别困难，如生活严重困难或严重伤病无钱治疗等，需要在检察环节上进行临时救助的。
（三）检察救助的对象
救助对象的确定，总体应为由于严重暴力犯罪而受到严重侵害的自然人及其遗属。该自然人应为具有中国国籍或在中国有住所。遗属只限于依靠被害人的收入而维持生计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被害人生前的法定抚养对象。检察救助具体可以考虑对以下几种情形的刑事被害人给予救助：1.刑事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失去正常收入来源或者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被害人家庭有被害人供养的在校就读子女，因被害导致其生活特别困难的；3.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
4.被害人家庭有被害人供养的残疾人的。
（四）检察救助的管理机构
国家刑事被害人救助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具体的司法机关，检察院、法院、公安只是代表国家承担具体的职能工作，因此，检察机关在实施刑事被害人救助时应处理好与公安、法院救助和救助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可在中央政法委内设立专门的国家救助委员会，来统筹协调各地、各司法机关的国家救助工作。对于被害人提出的救助申请，原则上在哪个诉讼环节终结，就由该环节的司法机关审查后作出是否确认及怎样发放的救助决定。政法委内设立的国家救助委员会的职责：一是负责协调各个环节司法机关与救助相关的事宜；二是对不服不予确认的救助决定进行复议（复议结果即为终局结果）；三是对救助资金的来源与发放进行管理。
（五）检察救助的程序
检察救助程序一般应具备以下几个环节：1.申请。对于符合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条件的，可以由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被害人或其亲属向检察机关提出救助申请时，应提交以下证明材料：一是申请人基本情况及救助的原因、理由；二是申请人申请数额及相关凭证、依据；三是公安机关出具的申请人身份证明、户籍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四是户籍地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有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经济状况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济的证明；五是司法机关对于刑事案件所出具的有相关法律文书；六是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2.审查、决定。在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后，检察机关刑事救助办公室（可由控申、侦监、公诉部门组成）对申请人提出的救助申请以及相关证明材料在一定期限内进行审查、核实。审查、核实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间接寻访、信函取证等方式进行。3.决定。检察机关经审查核实，对符合条件的作出救助决定，不符合条件的应作出不予救助的决定并说明理由。检察机关将救助决定或不予救助的决定直接通知申请人。申请人不服不予救助决定的可向属地国家救助委员会申请复议一次，复议结果为终局结果。4.支付。申请人持有效证件及检察机关刑事救助办公室作出的救助决定到当地国家救助委员会领取救助金。救助金由当地国家救助委员会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申请人。
加拿大刑事法律制度略谈 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英语和法语是其国家语言。加拿大的法律以英国普通法和成文法为基础。法院制度主要仿效英国司法制度，省府和联邦政府共同参与办理法院司法系统。各省将法院体系按两个级别划分：省法院和高级法院，高级法院又分为审判级法院和上诉级法院。联邦法院也分为审判级法院和上诉法院，其管辖范围与省级法院不同，国家最高法院审理省及联邦上诉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其裁决是终局的。就刑事犯罪而言，犯罪被视做是对全社会的侵犯，因此启动刑事程序是国家而非个人。 加拿大的刑事犯罪分为简单判罪犯罪和可指控犯罪，属于哪种犯罪由皇家检控官来决定。一个被诉简单犯罪的人将由法院法官审理，审判程序一般简化，刑期较短。皇家检控官指控的案件是更严重的案件，绝大多数案件被告人可选择由省法院法官，高级法院法官或高级法院法官和陪审团来审理。如果是作为可指控犯罪起诉，首先要有一个预备庭审。这一期间，法官检查案件决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进行审理程序。如果法官认定没有足够证据，案件将被驳回，否则，将要安排一个完整的庭审。 一、司法独立性
加拿大刑事案件查处首先由警察进行，没有单独的检查系统，皇家检控官接受警察移送的案件，决定是否可以起诉。皇家检控官是女王的执行官，其办公室设在法院内。皇家检控官的职责是使法官100%相信被指控人有罪，无其他理由，举证标准是100%的，排除合理怀疑，在评判刑事案件时，法官对证据不能有任何怀疑。这与民事案件标准不同，民事案件中法官可以对证据有一定怀疑，只要证明有可能是即可。法官在听取皇家检控官和辩护律师的意见后，决定被指控人是否有罪。加拿大刑事案件有90%事先通过辩诉交易解决了，只有10%的案件经过庭审。而在这些案件中，绝大部分是由法官审判，只有少部分会有陪审团参加。陪审团一般由12人组成，随机选择，其作用是基于皇家检控官和辩护律师提出的事实、证据作出各自评判，给法官提出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法官无权推翻陪审团的有罪或无罪意见。加拿大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何种情况可用或不用陪审团，被起诉人可以提出要求有陪审团，但大部分情况被起诉人不希望有陪审团，因为大多数情况陪审团会评判有罪。其原因是法官和陪审团的评判标准不同，法官是基于法律评判，陪审团则有感情等其他因素影响其评判，陪审团很多时候认为法律是错误的。 要想成为皇家检控官或辩护律师首先要拿到一个学位，
地大《法律基础》（三） 第三章刑事法律制度 一、[案情] 被告人马某，男，36岁，某运输公司大卡车司机。马某与同车队同事段某积怨颇深，某日清晨，马某溜进车队停车场，将段某开的大卡车的刹车装置破坏，企图制造行车事故，陷害段某。当日上午，段某去某厂拉货物，途中发现刹车失灵，多亏路面较宽，未造成交通事故。 [问题] 马某的行为构成什么罪?如何处罚? [分析] 破坏交通工具罪，是指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已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本罪的构成特征如下：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 2．本罪的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对法定的五种交通工具实施破坏足以使其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1)行为人破坏的须是正在使用中的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等交通工具。“正在使用”，包括正在行驶和准备行驶的待用状态。(2)行为人的破坏行为足以使上述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足以”，是指破坏程度应能够影响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或飞行，如果破坏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不被排除，交通工具就有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对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的认定，应结合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一是交通工具是否正在营运使用之中；二是实施破坏所采用的手段；三是所破坏的交通工具的部位是否是重要和关键的部位。 3．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4．本罪在主观上是故意。 [结论] 本案中，马某主观上出于直接故意，客观上故意破坏正在使用中的卡车的刹车装置，足以使汽车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其行为已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应依法惩处。 二、[案情] 被告人张某，男，41岁，某厂汽车司机。1997年12月21日晚，张某酒后开车，在开往城郊自己家的途中，张某将一骑自行车的妇女撞成重伤。张某下车看到被害人血肉模糊，心中十分害怕，当即开车返回厂中没有回家。被害人因未得及时救治，失血过多死亡。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一)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观察马加爵案看到我国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因罪犯无力赔偿致使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恢复的现实问题，由此提出了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议，分析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概念，在世界范围的发展状况和法理基础，并提出了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原则、对象范围和机构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国家补偿制度概念发展、法理基础构想 一、问题的提出 “马加爵一案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度喧嚣的民怨和世人对其杀人动机的猜测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归于平静。昆明中院在一审时，四位被害人的亲属共同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诉讼，要求高达八十一万之多的民事赔偿则令人深思。法庭上，马加爵喃喃地说：‘我应该赔偿，可是我的个人财产只有一台二手电脑。’实际上，不但马加爵个人两手空空，其家里也是一贫如洗。”1因此，被害人家属提出的八十一万的赔偿请求无可避免的将落空，而法院的判决也成了不可能兑现的法律白条。这种因为犯罪人死亡、逃逸或穷困无力支付刑事赔偿款致使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家属得不到赔偿的情况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比比皆是，而被害人以及被害人家属因此生活陷入困顿的情况也不少见，甚至有些被害人因此而走向报复社会、犯罪的道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同时，这种法律白条的出现也严重影响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和法治的实现。因此，在被害人或者其家属无法从犯罪人那里得到充足赔偿可能
导致生活困顿时，如何对其进行救助呢？从世界范围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弥补和最大限度的恢复被害人及其家属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已成为我国亟待建立的制度。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概念 （一）刑事损害弥补的方式： 刑事损害弥补一般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冤狱赔偿，即国家司机对于宣告无罪而一度被扣留、逮捕、受到刑事处理者的赔偿；第二种是犯罪人赔偿因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第三种国家对被害人及其家属受到犯罪行为损害但得不到犯罪人赔偿部分的补偿；第四是社会对被害人及其亲属受到犯罪行为损害的补偿。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刑事损害的第三种方式。（二）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概念的争议： 虽然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探讨已近一个世纪，而这项制度的正式确立也已有四十多年，但学界对其的理解仍存在明显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被害人补偿，又称刑事损害补偿。当被害人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取得或赔偿极度不足时，由国家在经济上予以资助的法律制度。2 2、被害补偿是指对那些因受犯罪侵害而遭受物质或精神损害的，但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损害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受害家属，国家通过法律程序，给予其一定的损害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3 3、犯罪补偿则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因国家司法机关没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保护,被害人的研究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随着诉讼学的发展,刑事被害人学迅速兴起.在我国,虽然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增加了被害人的较多诉讼权利,但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仍不完善.本文旨从现状及问题去分析解决方案.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权利现状权利保障对策 一、我国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权利现状 我国在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赋予了被害人刑事诉讼当事 人的法律地位及一系列诉讼权利。这是顺应国家潮流所表现出的重大 发展。具体表现在第82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新刑诉法对被 害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1、控告权。对被 害人的报案或控告列出专款加以规定；2、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 3、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者案件处理发表建议权； 4、对比起诉决定的申诉权； 5、直接起诉权； 6、参加法庭审理权； 7、申请提出诉讼权； 8、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被害人对于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案件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向法院或者检察院机关申诉的权利； 9、委托诉讼代理人权。这是新诉讼法增加的以明确规定被害人该权利的法律依据；10、申请回避权。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员回避。这一条是被害人当事人地位被立法承认后增加的诉讼权利，其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有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上诉提到的规定在相当大程度上调整了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之间的平衡，但是由于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在司法时间当中却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有的案件中被害人是当做证人来参与诉讼的，更有甚者，有的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的进程毫不知情。还有例如本来是为了解决被害人“告状无门”问题而建立的“公诉转自诉”制度，由于被害人无强制取证手段、无相应侦查技术而在实践中名存实亡。另外还有被害人不服裁判的救济权、被害人补偿权利等将重点论述。 二、主要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1、被害人不服裁判的救济权问题。 被害人的救济权分为上诉权和申诉权。关于被害人是否应享有上诉权，持两派观点。我认为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大多从实体方面的实践意义角度所主张，值得支持。还有被害人作为当事人，不仅有监督的积极动因，而且作为犯罪事件的亲身经历和利益受判决影响着，最有条件干瘦判决是否公正。对审判权的监督不仅不会削弱审判权的权威性，而且会增强审判权的内在说服力。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制约法官的恣意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持否定态度者多从被害人上诉权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冲突角度论述。这就涉及到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解和应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设立主要在于保障两审终审制的实现。受审判权被动性的限制，二审程序的启动有赖于一审程序中的控辩双方，检察机关的抗辩理由限制，实际行使不多。被害人没有上诉权，如果被告人有加刑顾虑，那二审程序的启动将是极为困难的。这就表明，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无损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当然应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主要问题(一) 一、问题的提出 1996年3月16日，中国立法机构对颁行于“文革”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作出了大规模的修改。伴随着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施行，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作为这次改革的主要成果，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一定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1] 如果对1996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作一简要回顾的话，那么，中国立法机构为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所作的努力之大还是令人赞叹的。例如，为防止法官在审判前对案件形成先入为主的预断，避免法庭审判流于形式，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发挥控辩双方在证据调查和事实发现方面的作用，立法机构对刑事审判方式作出了大幅度的改革，引入了源于英美的对抗式审判模式。2]又如，为增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立法机构改革了刑事辩护制度，使辩护律师有机会在侦查阶段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且使那些无力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范围得到了扩大。再如，为维护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有效地约束检警机构的强制性侦查权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拘留、逮捕的条件作出了改革，建立了财产保释制度，使得“收容审查”措施得到废止。当然，新的刑事诉讼法还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对一审法院严重违反诉讼程
序的行为规定了消极的法律后果…… 然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不久，由于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即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对该法律作出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此后，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独立的解释，制定了各自的执行规则。于是，一些旨在应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变通之策”大行其道，大量体现刑事法治理念的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被架空和闲置。刑事诉讼法的施行逐渐出现了危机，刑事司法改革也开始陷入困境。199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情况组织了一次“执法大检查”，就社会各界非议颇多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辩护律师权益保障以及刑罚执行中的实体变更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全面的调研活动。在这次“执法大检查”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以“通知”、“批复”等方式，对纠正和制止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问题提出一些行政化的要求。与此同时，鉴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证据规则极为简单，根本不足以发挥维持控辩双方公平游戏的作用，而法官在证据适用上又存在着普遍的混乱现象，因此，中国立法机构在法学界的支持下，开始了制定刑事证据法的努力。一时间，诸如沉默权、证据展示、证人出庭作证、非法证据排除之类规则的确立，又成为人们所致力实现的改革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表明，立法机构在审判方式、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相对于整个刑事司法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刑事诉讼法 １９９６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并对被害人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这些权利包括：（１）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２）控告权；（３）不立案异议权；（４）知悉鉴定结论及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５）审查起诉时被听取意见权；（６）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及直接起诉权；（７）参与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权利；（８）申请抗诉权；（９）物质赔偿请求权；（１０）合法财产返还权。 从上述权利种类的列举来看，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范围是较为广泛的。从司法实践来看，仍存在权利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实际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为此，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体系刻不容缓。除了落实法律现有规定外，还应当制定被害人保护的单行法律以及修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笔者认为，应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营造良好氛围，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刑事案件被害人虽然只是社会的一个小群体，但也是一个弱势群体，被害人，特别是被害女性往往容易被忽视或受到歧视，保护这部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显得尤为重要。全社会都应该注重和思考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良策，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特点，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氛围。 1、强化法制和道德教育。一是要通过“五、五”普法教育，提
高被害人依法维权的的法律意识；二是针对女性这一容易受到侵害的特殊群体，抓道德教育，树道德新风。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不断提高广大女性的道德自律意识和道德修养，完善人格意识，自觉抵制“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树立正确的美与丑、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评价。 2、强化社会组织、部门的职能，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义不容辞，但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化解矛盾、调处纠纷的重要作用，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各部门和基层组织要象抓其它工作一样，抓好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深入地接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如何有效地保护好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安定因素，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长期争论，而不能一蹴而就的热门话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形成合力；另一方面需要广大司法工作者不断探索和研究，破解这一难题，并最终形成司法保护、政府救济和社会救助三位一体的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 从立法上完善保护性规定 1、被害人应当享有更多的知情权 知情是被害人参与诉讼的前提，我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享有知情权，使其获取诉讼信息、侦查信息、案件处理信息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各诉讼阶段负有告知被害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思考 [摘要] 国家补偿是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民事救济的方式之一,但现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立法与理论上、在司法实践在都存在不少问题。当前,我国对刑事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明确适用对象、条件及范围。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 有犯罪就有被害,有被害就有救济。然而,众多被害人民事部分的赔偿很难到位。他们在遭受心灵与肉体伤害的同时,还要独自承担犯罪人加害于他们的经济恶果,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刑事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实际赔偿时,就需要寻求其他渠道对被害人加以补偿,国家补偿应是其中之一。当我国具备了实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现实基础后,根据我国的国情及经济状况,应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适用对象、条件及范围。 一、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缺陷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对那些因犯罪行为侵害而遭受物质损害,且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损害赔偿,并因此陷入严重生活困境的被害人及其家属,由国家通过法定程序给予其一定的物质补偿的方式,以及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对象、范围、数量、原则、机构及程序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目前没有制定国家补偿制度和社会救助方面的法律,关于罪犯的赔偿,在我国也没有单行法律,仅有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78条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和《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然而仅有的两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由于规定过于简单,在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差,同时该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立法与理论上的缺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将法律所规定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纳入同一诉讼轨道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现行法律上的冲突。 1.赔偿范围上的法律冲突。对于侵权行为造成他人物质损失的,侵权行为人应当给予赔偿,这是我国《民法通则》早已明确规定的,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民法
浅析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 [摘要]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直接关系着其权利的保护状况和损害的弥补程度，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刑事诉讼架构的平衡，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也是保护公民人权的必然要求。由于我国在刑事被害人保护方面存在缺陷，如何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显得至关重要。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权利缺位；国家补偿 在传统的法学理论体系中，刑事被害人只是诉讼学的概念。在古代弹劾式诉讼制度中，刑事被害人拥有独立的起诉权；之后由于纠问制诉讼制度的取代，国家追诉原则产生，检察机关行使控诉职能，取代被害人成为当事人。被害人的这种诉讼地位，不能充分反映其惩罚犯罪、要求补偿的愿望，不足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也应运而生。 一、刑事被害人保护的内涵 刑事被害人又叫犯罪被害人，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作为犯罪人对立面因而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使其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1]刑事被害人是犯罪案件的当事人，他的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与诉讼结局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在法律实施中的不足 刑事被害人作为相对弱势群体，理应得到保护。然而，我国刑事被害人在法律中的规定以及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却无法体现对其加强保护，无法使其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一）纠问制诉讼制度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缺位并受到限制[2] 在纠问制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取代刑事被害人的地位，成为诉讼的当事人。虽然我国现行刑诉法将被害人的地位提升为当事人，并将被害人陈述作为法定证据形式，但实际上却没有配套的规定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理应享有对整个案件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但事实上被害人的自诉权和直接起诉权受诉讼成本的制约却很难行使，以致无法通过诉讼谋取公正的权利。 其次，公诉转自诉的情形存在缺陷。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诉转自诉情形，愿意是保护被害人，但是因被害人的弱势地位，其无法迅速有效搜集证据，由于证据不足，法院往往说服其撤诉或者裁定不起诉，进而无法及时保护其合法权益。
|贵州事业单位考试网 贵州事业单位考试辅导课程汇总： https://www.doczj.com/doc/803431101.html,/guizhou/train/ 一、判断题 1.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和故意杀人、强*、放火、爆炸、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2.没收财产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分期缴纳。╳ 3.判处死缓的，在二年的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且有立功表现的，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 4.在执行期间，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一至二天，参加劳动的，应当酌量发给报酬。√ 5.对于犯罪分子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6.死缓是我国刑罚中主刑的一种。╳ 7.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如果未犯新罪，考验期满，视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 8.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和累犯不适用缓刑。√ 9.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比照共同犯罪论处。╳ 10.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的区别在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否发生了预期的犯罪结果。╳ 11.首要分子肯定是主犯，主犯不一定是首要分子。√ 12.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 13.犯罪的追溯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14.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15.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 16.假释考验期内没有犯罪，就认为原判刑罚已执行完毕。√ 17.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刑法的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及刑法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补充的规定。╳ 18.我国现行刑法是(本文来源于贵州学习网https://www.doczj.com/doc/803431101.html,]在1997年修订的。√ 19减轻处罚是由司法机关根据刑法的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20.犯罪后自首又有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21.刑法是有关犯罪和刑事责任的法律。╳ 22.只有犯罪结果发生在我国领域内才适用我国刑法。╳ 23.刑法的属人管辖是指外国人在外国对中国国家或中国公民犯罪，中国刑法有
关于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有关情况的 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 （2012年9月25日） 各位记者： 大家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向大家通报近年来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有关情况。 一、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是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依据我国法律，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主要是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依法赔偿。但现实中，刑事案件尤其是造成被害人伤亡的案件中，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的情况大量存在，导致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依法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权益难以实现，生活陷入困境。 为切实维护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2004年以来，一些地方法院率先探索和尝试对刑事被害人开展救助。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项工作也高度重视，于2006年成立专题调研组，就建立刑事被
害人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制度建设涉及的重点问题展开调研，积极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改革动议。2008年，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吁下，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纳入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部署，并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央政法委员会领导、协调下，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结合前期调研成果，研究提出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救助对象范围及标准、救助资金保障与管理、救助的审批与发放等基本问题作了原则规定，并要求各地据此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因地制宜地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为确保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积极、稳妥、有序开展，意见明确了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由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统筹安排，并要求各地在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自行确定具体救助对象范围、标准的同时，重点保障因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导致严重伤残甚至死亡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救助需求，救助数额以案件管辖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一般在36个月的总额之内，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提高。 截至目前，已有20个省、市、自治区和130余个地、市出台了具体实施的专门文件，形成了一定的工作机制。宁夏回族自治区、江苏省无锡市还出台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地方性法规。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2011年，全国法院向刑事被害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制度设计 杨金顺* 自1996年以来的刑事诉讼司法改革，一直朝着维护被告人权益、加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方向迈进，但这种诉讼模式仍然是以“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而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一直是“被司法遗忘的角落”。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着眼于修复因犯罪行为而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使得如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的命题进入了法学家和司法工作者的视野，其中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环境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各级法院要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对各级检察机关提出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机制”的工作要求，标志着这项制度正式进入司法实践阶段，但笔者认为，要求承担司法职责的法院、检察院承担救助者的角色，绝非长久之计，制定一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由国家承担救助责任，把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化、程序化，才是明智的选择。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现实迫切性及立法选择 （一）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现状 罪刑责相适应是刑法基本原则，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理应由被告人承担，但是大多数犯罪行为人犯罪后无力赔偿，因此，相当比例的被害人及其亲属得到法院的民事赔偿判决后，面临的是无法执行的“法律白条”。青岛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该院5年来有2300余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判决，有80％以上的赔偿无法执行①。较为典型案例还有北京艾绪强劫杀的哥并驾车杀人案、广州南方医院博导卿三华被抢劫杀害案、马加爵杀人案、邱兴华杀人案等等。 从目前司法实践看，刑事司法的轻刑化与被害人补偿制度有着最直接的关系②。随着我国“少杀慎杀”“严格控制死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全面深入实行，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后，死刑数量近年大幅下降。这一刑事政策的实施与民众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被害人家属难以 *作者单位：省院公诉三处。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浅析 根据我国国情和未成年人犯罪现状,为了减少、遏止未成年人犯罪,应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综合治理,完善未成年人立法,全社会都要关心和教育青少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个方面必须紧密配合,注重加强对青少年的理想、道德、纪律和法制教育。 一、完善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体法规 1、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立法现状及缺陷 (1目前,我国没有独立的少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以及程序规定与成年人犯罪一起置于统一的刑事法律下,仅是在个别法条中对未成年人做了些特殊规定。而我国现行《刑法》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条款较少,只有第17条和第49条,内容也过于单薄,不成体系。致使现实生活中缺少适应法律的依据。 (2刑法的具体条文上,存在缺陷,生涩难以理解,并容易产生歧义。如《刑法》总则中的第17条,第二款规定的14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的8种罪,是指8种具体的犯罪还是抽象的犯罪行为,表述的不明确,导致实践中适应起来出现问题. (3关于未成年人能否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问题。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公民,不适用死刑。但对无期徒刑却没有明确规定,也就等于对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是默认的态度。 (4非刑罚处罚方式过于单一。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主要有以下5种: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 2、刑事立法完善 (1根据对未成年人罪犯保护和区别对待的精神,我国应在
适时出台未成年人刑法,和与之相应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系统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罪名以及审判方式和规则等。或者在现行刑法中,专门设立一章未成年人犯罪,系统的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以及相关的处罚方式。 (2具体法律条文的完善。《刑法》第17条第2款的完善。《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该条款规定的8种犯罪,到底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还是指具体罪名,这个条文没有说清楚,理论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3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罪犯不得适用无期徒刑,以切实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无期徒刑作为严厉程度仅次于死刑的刑种,笔者认为不适应于未成年罪犯。这既是正确贯彻我国刑法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和法律原则的需要,也是基于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贯彻有关国际公约的需要.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采取以教育和挽救为主、以惩罚为辅的方针,尽量对其做出宽大处理,这是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我们应坚持并发扬下去。 (4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非刑罚的处罚方法是针对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人,以及根据其犯罪的罪行虽可处以刑罚,但因其人身危险性较小,从教育、感化、挽救出发,对其放弃刑罚处罚而采取的宽松的处分方式。对未成年罪犯,其目的主要是教育改造而非单纯的惩罚报应。因此,现代国家大多淡化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观念,而代之以保安处分和教育处分等非刑罚处理措施。 二、家庭预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人走向社会化过程的起点。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家庭可以说是“第一道防线”。 “子不教,父之过”,孩子能否成材和家长有很大关系,孩子身上能依稀看到家长的影子。大多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都与家庭环境有关。家长的言谈举止、文化素养以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给予遭受特定犯罪行为侵害,损失达到一定程度,并且没有获得赔偿或者赔偿不够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一定经济补偿的法律制度。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但可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和欠缺,缓解社会矛盾,体现国家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也是公平正义终极价值目标得以实现的途径。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两大原则:救济原则和有限原则。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20XX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均在400万起以上,其中,大量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如哈尔滨市中级法院20XX年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77件,被害人获得赔偿69件,赔偿率为%;20XX年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83件,被害人获得赔偿80件,赔偿率为%。这种情况使那些因犯罪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严重身心损害的被害人及其抚养和赡养的家庭成员产生心理上的巨大失衡。被害人由此就案件事实、性质、情节的认定向案件承办人提出诸多超出法律的要求,甚至纠缠上访、围阻司法部门、党政机关,严重干扰了案件正常的审查起诉和审判,影响了社会安定。在哈尔滨市,刑事被害人及亲属缠诉、上访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因没有实际获得赔偿的占90%以上。被害人或其亲属过激的言行、失衡的心理来源于法律规定的缺失,实质上是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因此,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但可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和欠缺,缓解社会矛盾,体现国家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而且可以使失衡的天平回归平衡,重新找回缺失的公正,有利于公平正义终极价值目标的完善,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依据 自新西兰率先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后,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社会福利发达的国家相继建立此项制度。其立法的主要依据有:(一)国家责任论。国家负有为公民提供安定的生活环境、防止刑事犯罪发生的责任。如果公民的权益遭受犯罪的侵害,说明国家对公民权益保护不力,理应对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公民具有受国家补偿的正当权利。(二)社会契约论。确保公民财产及人身安全的责任,源于公民与政府间自然缔结的社
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芜湖市三山区人民检察院积极发挥检察职能，认真学习贯彻高检院“立检为公、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精神，围绕三项重点工作，把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作为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消除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切入点之一，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截止2011年9月，三山区院已对 22起刑事案件中22名被害人实施了救助，发放救助资金4万余元。 该院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主要是在刑事被害人家庭生活、医疗救治陷入严重困境时启动。重点救助的对象为两类人：一是无法及时获得加害人的赔偿、工伤赔偿、保险赔付，因医疗救治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陷入严重困境的；二是刑事被害人因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致死的，因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而陷入严重困境的被赡养人、被扶养人、被抚养人。该救助机制因解决的是被害人的实际困难而不是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因此，重大财产损失、精神损害赔偿不在专项资金救助之列。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虽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当事人的经济问题，但在刑事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赔偿的情况下，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活动，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开展，三山区院精心布局，统筹安排，一是设立救助基金，彻底解决困扰刑事被害人救助最关键的资金问题。针对各地司法机关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中存在的资金保障难题，该院
检察长多次与财政部门沟通，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将救助基金列入本级财政部门专项预算，实行单独管理、核算，实施专款专用。二是确定专人负责，统一受理、审查、报批以及发放救助款项工作。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与各项检察业务相融合，实行专人牵头、多方位联动的模式，公诉部门通过“诉前走访”、案卷审查等方式了解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经济状况，负责对存在困境的刑事被害人提出救助意见。控申部门利用“举报宣传周”、“信访专员”、检察长下巡访等方式深入社区、村居，宣传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开通刑事被害人救助绿色通道。家住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的村民郭某，丈夫在2009年底的一场交通肇事案中死亡，儿子也受重伤，因需治疗而欠下巨额债务。肇事者本人也属特困户，且属无证无照驾驶机动车，也无法得到保险赔偿，郭某一家人的生活面临严重困难。该院承办检察官了解到郭某的困境后，帮助其向院里提出了救助申请，缓解了生活压力。
何谓刑法体系？这是首先应明确的问题。对此，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体系是由刑法典、单行刑事法律、附属刑法三大部分组成的体系，是一个以刑法典为核心的庞大的体系；（注：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另一种观点认为，刑法体系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单行刑事法律、其他刑事规范组成的；（注：金凯、章道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明教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再一种观点认为，刑法体系是指刑法的各种渊源及其相互关系。（注：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如何看待这三种观点呢？笔者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先明确何为概念。所谓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9月修订第3版，第404页。）可见，概念应反映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而刑法体系的本质特征在于“体系”。所谓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注：《辞海》（修订稿）词语分册（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0页。）据此，举凡体系都有如下特征：一是由若干事物构成；二是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三是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各事物的简单相加和机械凑合。据此特征来衡量上述有关刑法体系的三种概念，就会发现，第一种观点有两点不足：一是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即以体系来定义刑法体系；二是只是表明了刑法体系的组成要素，但没有显示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二种观点除了具有第一种观点的第二点不足外，还没有说明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三种观点虽然注意到了刑法体系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却没有表明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故此，上述三种概念都不准确。 笔者认为，所谓刑法体系，是指刑法各种渊源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它有三个特征：第一，刑法体系是由各种刑法渊源构成的。目前，这些渊源即是指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刑法典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经过系统整理或重新创制按照一定体系集中规定的刑事法律文件；单行刑法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独立于刑法典之外的、规定某一种或某一类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刑事法律文件；附属刑法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民事、行政、经济等非刑事法律中所包含的修改或补充刑法典的有关犯罪和刑事责任的条款。第二，各种渊源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第三，刑法体系是各种渊源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刑法体系与刑法学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刑法学体系是指由各种刑法理论而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既依照刑法体系，又不限于刑法体系，而是按照刑法理论的内在联系，照顾到叙述的方便而排列起来的。一国刑法体系的范围一般是本国的全部现行法，而一国刑法学体系的范围却可以包括古今中外一切刑法、刑法思想以及国际刑法、比较刑法等等。 刑法体系与刑法体例不同。“所谓刑法体例，是指刑法的外部表现形式，即刑法的渊源。”（注：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改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这实际上只相当于是刑法体系的组成要素的统称，其含义比刑法体系窄得多。 刑法体系与刑法的外部体例也不同。按有关论著的表述，刑法的外部体例是指刑法的外在表现形式，如唐朝的律、令、格、敕、例；现今的刑法典、单行刑事法律和附属刑法条款，等等。（注：赵国强：《刑事立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57、258页。）而刑法体系的组成要素虽然也是刑法典、单行刑事法律和附属刑法，但它更强调是由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应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因犯罪遭受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途径获得赔偿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制度，也称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起源于汉谟拉比法典，后为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所吸收。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可以缓和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因犯罪行为得不到“复仇”和“求偿”而对加害人和社会的仇恨心理，从而避免“以暴制暴”再次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对因犯罪行为而得不到加害人的赔偿而陷入极度生活困难的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进行经济救助，同时体现了弱者救助理念和国家保护其公民的国家责任理念。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我国要在刑事诉讼中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应坚持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一、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所谓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是指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在没有通过法律救济途径（一般是指刑事附带民事审判途径）要求加害人赔偿，并就加害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
权申请国家补偿。也就是，如果加害人有责任有能力赔偿，则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无权再要求国家补偿。因为，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直接的侵权主体是加害人，是加害人直接的犯罪行为所致，按照“行为责任理论”理应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国家补偿虽体现了一种国家责任，但更多的则是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国家并不是直接的侵权责任主体。因此，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申请国家补偿前必须先行要求加害人实际承担加害赔偿责任。否则，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放弃对加害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在对加害人的财产没有实际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权申请国家补偿。 二、国家适当补偿原则。所谓国家适当补偿原则，是指国家对受害人的补偿是“救急不救贫”，是帮助生活困难的人（这里是指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走出生活的极度困境，一般以达到当地的最低生活底线为标准。 三、补偿有限原则。 一是补偿数额有限。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国家承担的只是一种国家救助补偿责任，体现的是对弱者的救助理念，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责任。因此，国家对受害人的补偿金额应坚持有限原则，并且国家补偿金额和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实际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金额之和，一般以达到当地的最低生活水平为准。
在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一直强调的都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对于被害人的权利往往并不重视。在法律规定上，刑事被害人享有知情权、参与权、作证的权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利、平等参加庭审的权利。 一、知情权 1、立案阶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 据此，如果群众受到了人身或者财产侵害，向公检法机关报案以后，公检法机关决定不立案的，报案人或者控告人有权知道不立案的理由，且有申请复议的权利。另外，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
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2、侦查阶段 在侦查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中也赋予了刑事案件被害人知情权，《公安机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后，应当在三日以内告知原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以及案件移送机关。"《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作为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后的侦查阶段，对案件有知情权，如果案件被撤销了，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案件的受害人。另外，鉴定意见作为刑事案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证据，被害人对其也有知情权，如果认为鉴定意见有悖于事实和法律，可以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 3、审查起诉阶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 在审查起诉阶段，如果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则应当将不起诉的结果告诉受害人，被害人有向上一级检察院提起申诉的权利，也可以不经过检察院，直接向人